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是赵匡胤发动的夺取后周政权的军事政变。后周世宗柴荣死后，年仅7岁的周恭帝继位，无法管理政事，国家政局开始动荡不安。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即后周二禁军统帅，掌握着后周的军事大权。公元960年春，他令人谎报北汉和辽会师夹攻，并奉命带兵北上。大军行至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在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和谋士赵普的共同策划下，授意将士将黄袍强加于赵匡胤身上，欢呼万岁，拥立他为皇帝。正月初四，赵匡胤回师京城，部下强迫周恭帝禅位，赵匡胤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
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在军事上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赵匡胤非常清楚，自五代以来，朝代的更替基本上是随着军权的得失而转移，为了防止“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类的事件重演，他就必须设法解除高级将领的兵权。
赵匡胤在即位第二年（961年）的秋天，在宫中专门宴请石守信等高级将领，劝他们不如多积金帛，独自享乐，放弃兵权。到地方上广置良田美宅，自己既可以享乐一生，又可以使军臣相安。这些将领们明白了赵匡胤此举的目的，于是纷纷上表称病，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太祖欣然同意，罢免了他们的军职。不久，太祖以同样的方法罢免了各藩镇的节度使。这样，禁军与藩镇的兵权都集中到了赵匡胤手里。
澶渊之盟
北宋前期，辽的力量逐渐强大。辽军常到黄河流域扰乱或掳掠。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军对宋朝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萧太后率2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达澶州北城（今河南濮阳），矛头直指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当时东京与澶州仅一河之隔，情势非常危急，朝廷上下手足无措。宰相寇准极力劝说真宗御驾亲征。十一月，宋真宗来到澶州城，极大地鼓舞了宋军的士气，他们把几千个前来攻城的辽兵杀得落花流水。在随后的战斗中，他们又射死了辽军先锋萧挞览，狠狠打击了辽军嚣张的气焰。辽军士气低落，寇准力主乘势进军，收复失地。但宋真宗不敢与辽军决战，于是宋辽进行议和。宋真宗派曹利用赴辽营谈判，条件是不准割地，岁币（北宋政府每年给辽、西夏的钱财等物）“百万之下皆可许”。寇准觉得岁币数太多，就对曹利用说：“不得过30万，过30万，我斩了你。”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辽国皇帝称宋朝皇帝为兄；宋每年向辽进贡20万匹绸缎和10万两银子；双方各守现有疆界，不得相互侵犯，并互不接纳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随后，辽军将军队撤了回去后，宋真宗也班师回京。
宋真宗不顾爱国将领的反对，为了一时的苟安，屈服投降，签订了协议。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升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调回京都，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起主持朝政。当时，北宋王朝的统治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积贫积弱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管理层内部黑暗腐败，且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在军事上将帅分离，战斗力大减；百姓的赋税沉重，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同时，国家财政人不敷出，一些少数民族乘虚而入。国家内忧外患，处境艰难。宋仁宗心急如焚，多次召见范仲淹等人，希望以改革扭转国家的危局。范仲淹总结了从政28年的经验教训和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针对当时“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敌（指辽夏）骄盛，寇盗（指农民起义）横炽”的现象，向宋仁宗呈上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轻徭役”。以整顿吏治、选拔贤能、发展生产、巩固国防等措施缓和社会矛盾，稳定阶级统治。宋仁宗十分赞同，于是，命范仲淹主持了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大批冗官滥吏被革职除名，同时，提拔起用了大批精明能干的官员，官府办事效能大大提高，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新政大受称赞。但同时，范仲淹的改革措施也限制了大官僚和大地主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于是，这些人集结在一起，掀起了一大股反对新政的浪潮。使宋仁宗不免有些恐慌，对执行新政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庆历四年（1044年），宋仁宗下诏废止改革，解除范仲淹的职务，并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主张革新的人士也都相继被逐出京城。仅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新政随之宣告失败。
王安石变法
1068年，年轻有为的神宗即位，决心要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而此时的北宋，阶级矛盾、社会矛盾都越来越尖锐，少数民族的政权也逐步加强了攻势，封建统治亟亟可危，变法势在必行。神宗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早有耳闻，于是，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将王安石从江宁调回京都，并提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熙宁三年又将其提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相），主持变法事宜。
王安石看到国家内忧外患，社会矛盾重重，大胆提出“天变不足畏、祖法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引起了当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保守派的猛烈抨击。他们崇尚“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王安石的思想主张是大逆不道。王安石据理力争，与反对派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最终赢得了神宗的支持，开始了持续16年之久的熙丰变法运动。
为了富国强兵，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王安石的变法始终围绕着“理财”和“整军”两大主题。理财富国方面主要推行了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一方面限制了豪强的高利贷盘剥和大商人操纵和控制市场的局面，一方面使得农民能够专心生产，大大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整军强兵上主要是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使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北宋的边防力量。
王安石的一系列变法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到元丰年间，不仅改变了原来积贫积弱的现象，还使得府库充盈。而在军事防御上，在熙宁年间就收复了唐朝中期以后就失守的旧疆域，使2000多里的领土重新回归中国。
尽管王安石的变法于国于民都受益匪浅，但却触动了一大批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连两宫太后都与反对派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变法。如此强大的压力，让神宗有些犹豫。一天，他问王安石说：“有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舆论，不守祖规。你看该怎么办呢？”王安石坦然道：“圣上用心打理朝政，就是防止天变；圣上早已征询意见，就是照顾舆论；至于祖规，本就应顺应时代。”但神宗依旧犹豫不决，再加上熙宁七年（1074年），河北闹大旱，反对派势力硬说是王安石把天下搞乱了，使得新政迭遭阻碍，困难重重。王安石气愤之余，上书辞职。次年，神宗又召王安石回京当宰相，但没几个月，天上出现了彗星，又被反对派说成是不吉利的预兆，趁机攻击新法。1076年，王安石再次奏请告老还乡，回江宁府。
1086年，神宗去世，不满10岁的哲宗即位，以高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得势。新法在不到一年内几乎全部废除，变法宣告失败。同年，王安石也在无限的忧愤中与世长辞，黄泉冥道唯叹息而已。
“教主道君皇帝”
宋代皇帝，大多信佛，唯真宗赵恒与徽宗赵佶迷道。赵恒在位时，没有一年没有关于道教宫观之事，赵佶与赵恒相比，则显得更为痴迷。公元1113年九月，赵估赐号方士，王老志号洞微先生，王仔昔号通妙先生。之后，又诏求道教仙经于天下。赵估对道教的崇奉已趋狂热。迷信道士，厚待道徒。公元1114年正月，置道阶26级，赐号先生、处士等。秩比中大夫至将仕郎。公元1116年正月，徐知常推举方士林灵素入朝，赵估置林灵素号通真达灵先生。在自己出生地福宁殿东建玉清神霄宫，铸神霄九鼎。林灵索在宫中聚道士讲道，赵佶在旁设帐听讲。赵估乃自称“朕乃上帝元子，为神霄帝君”，诏令道令院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十二月，又加林灵素号通真达灵元妙先生，另一道士张虚白为通元冲妙先生。其官秩相当于中大夫，出入词引，以至于与诸王争道，京城人称为“道家两府”。
赵估在位，道教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公元1116年闰正月，赵佶采纳林灵素的建议，依科举制度设立道学，自元士至志士凡13品。每年考士，道士做道官，允许一般士人参加。又听从蔡京之言，汇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编为“道史”，诏令各地都修建道观。公元1118年八月，赵佶还御颁《御注道德经》，又诏太学、辟雍各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2员。公元1118年十月，又置道官26等，道职8等，道士皆领取俸禄。每一道观可得上千顷田地。凡设大斋，往往费钱数万贯。
靖康之变
宋徽宗时期，原本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开始兴起。1115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称帝，建立了金国。当时，宋朝北方的辽国已江河日下，逐渐走向了衰落，宋朝乘机联合金国攻辽。但是，宋朝长期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所以在宋、金联合击辽的过程中，主要依靠金军强有力的作战能力获得胜利，而宋朝的军队则显得缺乏战斗力。因此，1126年，金国灭辽后，便决定向宋朝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强大的金国军队很快打到了宋朝京城开封。宋徽宗对此非常恐慌，赶忙退位，让太子赵桓继位，自己则逃到南方的镇江去了。宋钦宗即位，年号“靖康”。抗战派李纲主持开封事务，得到军民的支持，士气一时十分旺盛，金兵败退。
金兵北撤后，宋朝统治者以为万事大吉，又过起了醉生梦死的生活。金军在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后，再次南侵，这时。控制朝政的是主和派，他们根本不组织力量进行抵抗，一心只想求和。没过多久，开封陷落，宋徽宗与宋钦宗皆被俘。靖康二年（1127）正月，金军将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宗贵戚等3000人全都带往北方。当时的开封城中几乎被席卷一空，北宋王朝也从此灭亡。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
长翅帽
长翅帽是宋朝大小官员戴的帽子，其发明者是宋太祖赵匡胤。他当上皇帝后，对当年一起闯天下的同僚很不放心。特别讨厌文武大臣在朝堂中交头接耳，评论朝政。一天，赵匡胤上早朝，在听取某个大臣奏章时，发现两侧有不少官员窃窃私语，很不礼貌。赵匡胤非常生气，但不露声色。退朝后，他经过仔细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好的对策，于是便传旨属官在幞头纱帽后面分别加上长翅。长翅用铁片、竹篾做骨架。一顶帽子两边铁翅各穿出一尺多（以后越来越长）。这种帽子除了朝堂和官场正式活动时须戴上，一般场合是不戴的，因为戴上它，在街上行走非常不便。戴上它，官员要并排坐着谈就困难了，只能面对面交谈。从此大臣上朝，也就很难排列在一起交头接耳，影响朝堂严肃性了。
赵匡胤
公元927年2月，赵匡胤出生在今河北涿县的一个官宦世家。祖父赵敬，历任营、蓟、涿三州刺史；父亲赵弘殷任后唐铁骑第一军指挥使。
949年，22岁的赵匡胤离开家，投到枢密使郭威手下任职，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959年正月，后周世宗柴荣去世，年仅7岁的太子柴宗训继位。小皇上没有政治威信，更无法掌控局势。于是，赵匡胤抓住时机，与赵普、石首信等策划了“陈桥兵变”。
960年正月，北汉联合契丹，即辽，共同南犯。赵匡胤奉命抵抗。军队驻扎在距汴京北20里的陈桥，赵匡胤的手下在这里发动了“陈桥兵变”，赵匡胤顺利夺取了皇权，改国号为宋，史称北宋，赵匡胤即宋太祖。
赵匡胤深知自己得天下是靠的“陈桥兵变”，因此，他害怕黄袍加身的故事会再次上演。于是，在一次宴会上，宋太祖利用巧计，使大将主动交出手中的兵权，历史上将此次事件称为“杯酒释兵权”。之后，他还将禁军中的统兵权与发兵权相分离，将大权完全控制在皇帝手中。他又削弱宰相的行政权、兵权和财政权，国内政权稳固之后。宋太祖就开始着眼整个中国。他针对北强南弱的特点。为避免与强大的辽国争雄，与宰相赵普商议，采用“先南后北”的战略。
宋太祖统一天下，不仅靠武力，更靠攻心。无论是对百姓还是对敌人，都是一样仁爱。他每次领兵打仗。都再三叮咛要安民而不要掳掠，反对滥杀无辜，安定和统一是他战争唯一的目的。宋太祖的宽仁厚爱。使他赢得了百姓和一大批义士的拥护，为他统一全国创造了良好的“人和”条件。最终用了13年的时间，统一了除北汉外的所有地区，基本上使中国恢复了完整的版图。
976年，宋太祖于万岁殿暴死，其死因至今不明。
包拯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生于999年。天圣五年（1027年），29岁的包拯进士及第，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县）县令，但父母年岁已高，不愿离开故土，他便立刻辞官回家，陪伴父母直到双亲去世，守孝期满，才又重入仕途，先后出任天长县知县、端州知州、监察御史、龙腾阁直学士（包拯又称包龙图即由此而来），以及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开封知府等。在他的任职期间，不畏权贵、刚正不阿、执法严明、廉洁奉公，备受百姓景仰，被称为“包青天”。
包拯一生为官清廉，洁身自好。康定元年（1040年），他曾出任端州知州。当地生产一种砚台，叫端砚，这种砚台石质坚实细润，发墨不损毫，书写流利生辉，为上贡精品，每年要向朝廷进贡。当地的很多官吏都趁这个机会向百姓征收高出定额好多倍的贡品，而包拯到任后，严格按照数额定做。从不多收一块，甚至到他离任时，自己都没有一块端砚。百姓的负担一下轻了许多，生活也有了很大转机。到后来，他虽然垒官至副宰相，但其衣食住行与百姓无二，他还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孙后代要光明磊落。不要贪图百姓的钱财。
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在开封病逝，临死前叫家人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他的《戒廉承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千百年来，包拯的名字已经成为了清官的代名词，其铁面无私的不朽形象也为世代所敬重和景仰。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吉州原属庐陵郡）。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卒谥“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欧阳修幼年丧父，在母亲的教导下读书。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也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嘉韦占二年（1057）二月，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嘉祐五年（1060），拜枢密副使。此后相继任参知政事、刑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表请求外任，未获批准。此后两三年间，多次请辞，都未获准。熙宁三年（1070），授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同年，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致仕。居颍州（今属安徽省）。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在颍州家中辞逝。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另外，欧阳修的诗歌、赋也都很有特色，但成就均不及散文。著名的作品有：散文《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秋声赋》，诗歌《食糟民》、《答杨子静祈雨长句》、《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等。
司马光
司马光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司马池曾官至天章阁待制。司马光从小家教很严。
20岁时。司马光参加会试，中进士甲第，第二年被任命为华州判官，从此走上了仕途。后来，由于父母相继去世，便回家服丧。25岁时，再入仕途，任滑县县令。宋仁宗嘉佑二年（1058年），38岁的司马光再次进京任职，不到3年的时间，就被提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指正君臣的过错。
然而，这位博学多才的史学家却偏于保守。他曾于嘉佑七年（1062年）七月向仁宗上书长达5000余言的《论财利疏》，以驳斥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并坚决反对变法，而只主张改良。公元1068年，年轻的神宗即位，渴望北宋能够国富兵强，还认为“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因此，对王安石的主张极为赞赏，遂决定让王安石主持变法。
司马光感觉自己再在朝廷呆下去，也难有作为，于是于熙宁三年（1070年）主动上书辞职，决定远离政事，专心著述。之后，司马光六任闲职，避居洛阳15年，集中精力组织人员编撰《资治通鉴》。
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撰写完成，全书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共1362年，294卷，《目录》、《考异》各30卷。司马光先写好提纲，然后由助手编撰材料，修成“长编”，最后由司马光定稿。从宋英宗治平二年开始，至宋神宗元丰七年成书（即从1065～1084年），前后历时达19年。
元丰八年（1086年）闰二月，神宗病逝，10岁的哲宗登基，一向反对变法的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政治形势大变。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保守偏颇的思想得以大肆施展，为相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将神宗时施行了16年的新法一概废除。
司马光将新法全盘否定，确实大有偏激之嫌。然而，一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又给他增添了无数光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其中采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又将原来史料中的盘根错节加以剔除，使读者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历史的风云变幻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
交子
宋真宗时期，在四川出现了代替金属货币的纸币，这种纸币称为“交子”。它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自唐中期以后，四川的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北宋初期，在四川成都地区仍流行铁钱。铁钱有大、小两种，大铁钱每贯重20多斤，小铁钱每贯也有6斤多，携带起来极不方便，影响了商业发展。宋真宗时，在政府的许可下，成都16家富户共同印制纸制的“交子”，代替铁钱在市场上流通，作为现钱使用，使用交子的人可以向交子铺兑换现钱。后来，交子改南官办，流行渐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