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今天，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社会发展到今天，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全局观念上，需要确立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的生产目的、社会目的，必须以遵守、顺应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为前提、为依据。舍此，人类将从根本上失去家园，失去生存的空间。如果人类的生产活动竟是以破坏甚至毁灭自然的生态环境和违背自然的发展规律为代价，那么人类的这种生产活动无异于慢性自杀，无异于自取灭亡。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自然的生态价值、审美价值凸显，我们不能再执迷于对自然的“征服”、“统治”而应转向对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进理想关系的追求。这就需要从可持续发展，从审美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中，自然不再是被征服、被索取的对象，而应成为欣赏与热爱的对象。自然有生命，有情感，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需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中国古代的儒家早已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境界。正如人与人的关系一样，只有把他人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主体，而不是当作异己的客体和利用对象，才能通过交往、对话、理解、沟通来建立自由、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样，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要建立在平等和谐的基础上。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体，在“人一自然”这个完整的系统中，双方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一方的生存不能以过分损害另一方为代价，如果过分损害对方以至消灭对方，那么自己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如果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忽略了自然对人的影响，把自然视为纯粹被动的、机械的存在，那么也终将损害到人类自身的利益。此外，在这个统一体中，自然及其规律是人的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人类的能动性在于能动地认识自然及其规律，并按照这种规律的要求改造自然和自身。正如马克思说过：“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人类的实践活动既按外在客观事物的尺度，又按内在需要的尺度进行选择。人对于自然也是如此，将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与主体的需要和目的统一起来，这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原则，也是人类实践活动最基本的前提和出发点，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统筹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就是强调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这既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也是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所需。而人类社会活动的轴心，始终是，也只能是在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用人的创造性劳动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也是它的实践意义。
确立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我们在以后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中都要以此为出发点，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生态环境优美，人际关系和谐，人的生活就充满诗情画意，就可以体验到人生的乐趣与自由，这不仅是人生存发展所必须的，同时也是人内在的精神享受和审美需求所不可或缺的。
（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观念
人类社会是在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失衡，再到新的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不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最终归宿。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不断深化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并形成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观。
在原始社会，人们以采集狩猎为生，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为了生存，聚居在自然条件优越、天然食物丰富的区域，形成了利用原始技术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人与自然处于原始和谐状态。
在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较原始社会有很大提高，产生了以耕种与驯养技术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形成了基本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以及以大家庭和村落为主的社会组织形式。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出现了过度开垦与砍伐等现象。但从总体上看，人们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仍旧有限，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能够基本保持相对和谐。
在工业社会，人们占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大大提高，活动范围已经从地球表层拓展到外层空间及地球深部。工业社会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人们已经不再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是不断追求更为丰富的物质与精神享受。大量开发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导致自然资源的急剧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紧张状态。一旦人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超过自然承载能力、污染排放超过环境容量，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综观整个社会发展史，每一时期人们对于自然的态度都不一样，对自然持不同的态度必然产生不同的文化观。
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文化观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世界环境理念吸收的结果。4000年前的夏朝，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3000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的时间；2000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动物，等等。远古时代，人们还凭借简单的知识，产生了一些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认识。《周易》中即有“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表述；《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更把“自然”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老子》“道法自然”的“道”，是指按照自然规律独立运行，而宇宙万物皆有超越人主观意志的运行规律。佛家提出“佛性”为万物之本原，宇宙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本质乃是佛性的统一，佛性的统一则意味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
西方文艺复兴使人从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同时也形成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论自然观。工业社会初期，几乎所有的学者和政治家都没有注意到自然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日趋严重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迫使人们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之相关的研究也应运而生。
20世纪中叶以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认识，深刻揭示了工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冲突，对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等理念提出了挑战。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用触目惊心的案例、生动的语言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与环境产生的危害，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标志着当代环境文化的兴起。1972年，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组成的民间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尽管其中的观点有些片面和悲观，但是提出自然界资源供给与环境容量无法满足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的观点，警示了人们。同年，联合国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声明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自然的义务。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系统阐明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与实现途径，标志着环境文化的理念开始成为人类共识。
20世纪末期，一系列环境方面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和国际公约的问世，标志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102个国家首脑与会，共同签署了五个重要文件，《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l世纪议程》为两个纲领性文件。会议通过了《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有153个国家及欧洲共同体正式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明确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是人类共同的行动纲领。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执行计划》和《约翰内斯堡政治宣言》，确定发展仍是人类共同的主题，进一步提出了经济、社会、环境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以及水、能源、健康、农业和生物多样性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五大优先领域。上世纪后期，国际科技界组织实施了许多大型科技计划，各国政府纷纷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相应的行动计划，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逐渐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行动。以《人与生物圈计划》、《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等为代表的全球性科技计划，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发达国家在加强控制污染排放的同时，近年来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以期建立资源高效利用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如1996年德国实施了《物质闭路循环与废物管理法》，2000年日本实施了《促进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基本法》。
几十年的时间，环境文化已经演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人类和平发展的共同选择。可以说，中国的环境文化是对世界环境文化的借鉴和吸收。近年来，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观广泛渗透到经济、科技、法律、伦理以及政治领域，预示着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文明已经从传统工业文明逐步转向生态工业文明，并将以自然法则为依据改革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心环保事业，上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就指出，要“合理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造福人民”。其精神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搞好工业污染防治，造福子孙后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新时期我国环境与发展问题予以高度的关注。继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之后，党中央、国务院于1984年初又正式决定把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又一项战略任务、基本国策。两项基本国策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认识进入更深的层次。这种认识集中反映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提供的国家报告中。报告认为，经济发展为人类自身生存和进步所必需，也是保护和改善地球环境的物质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必须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作基础。各国的经济发展不能脱离环境的承受能力，应该实行保护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目的是让子孙后代在内的全人类在美好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同时不能因为经济发展带来某些环境问题而因噎废食，消极地保护环境而放弃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各自的具体国情来寻求环境与经济同步、协调、持续的发展。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不发达是环境退化的根本原因，出路在于保持适度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增强保护环境并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的能力。有必要按照公平原则讨论国际环境合作，建立一个有利于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这种认识为国际社会充分肯定，并在1992年联合国与发展大会关于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点文献《21世纪议程》中加以体现。大会要求世界各国参照《议程》，根据本国国情制定和实施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政府率先响应，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勾画了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宏伟蓝图，成为指导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指南。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宣布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项重大战略，并于“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予以体现。
我国还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如2003年堪称中国的环保法律年，4部意义重大的环保法律法规先后颁布实施，即200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7月1日实施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9月1日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10月1日实施的《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这些法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逐步向纵深推进。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做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五个统筹”，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不仅为我们指明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途径，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根据我们国情，采取相应对策，坚决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要十分重视资源和环境问题，十分重视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我们不能走一些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认真地探索和实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
从党的十六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不仅引起了环境保护力度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局”，更催生了各种环境文化观念的变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不赞成单纯为了经济增长而牺牲环境的容量和能力，也不赞成单纯为了保持环境而不敢能动地开发自然资源。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调节和控制，达到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时，也能相应地将环境能力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为此，一些地区在构造“循环经济”、“生态补偿制度”、“工业生态园”、“全过程无害化控制”、“绿色化学体系”等，其根本目的都在于维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我们必须深入理解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充分认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建立健全政策法规，鼓励公众广泛参与，把我国建设成为经济发达、社会进步、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国家。这无疑将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
（三）以人为本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