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马克思
入话篇
1985年11月，我获得一个可靠的情报：3日上午，孙超和港商丘英中在深圳北国风味大酒楼的402房间。我急急地走进402，但是屋里已经只剩丘英中一个人了。
孙超呢？我无望地看着那两张空空的单人床。一张单人床上好像扔着一团毛巾被，不，我是说毛巾被下好像团着一个人。人小得都快没了。这小得快没了的人突地坐了起来。是他！
他一下就醒过来了。我是说：一下！孙超特有的风采一下就回到他的脸上。连个过渡都没有。大概拍成慢镜头都看不出什么过程。脸依然是精瘦的，只有眼睛是胖的。
眼睛自然是肿的。夜晚不睡，只靠凌晨或谈判间隙的零星睡眠法，愣把他那张具有古希腊雕塑美的脸给糟蹋了。他要为他每天熬夜吞进的尼古丁付出代价的。
孙超向我走来，几步之间人已经长高了，气度不凡。只是他不知道该跟我说些什么。我到了，他只好见，如是而已。
他实在不像一个常规的公司总经理。更何况他搞民间外贸，他在国外和香港有稳固的业务往来的客商就有一百六十多家。
其中一个客商，便是香港太利物产公司经理丘英中。1984年5月，一列慢车从合肥开往上海，硬座车厢挤得像上下班时的公共汽车。车厢过道里，孙超和丘英中背靠背席地而坐。一人啃着一条鸡腿。这是安庆邮电局干部孙超第一次做出口生意。外贸行情时涨时落，一个时间差就可能把一个企业抛上或掷下。孙、丘二人买了站票就上了这趟长达二十四小时的慢车。
这个1984年5月还坐在慢车过道里前途未卜的孙超，到1985年底创汇就超过一千万美元。
到1986年2月，世界四大粮商之一的美国大陆谷物有限公司通过一位港商终于见到了来去无踪的孙超。为了这难得的一面，美方给了这位港商一万五千港币的酬金。
我在1985年底的《十月》杂志上发表了报告文学《经济和人》。其中有两章写孙超公司。标题就叫《孙超现象》。
写经济改革的报告文学，有时就像打擦边球：既要为改革呐喊，写出改革之艰辛，又希望别因此而给所写的搞改革的人物招来更大的灾难。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出什么事。
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出什么事。
我想，应该放下心来了。
可我没有想到，一位有相当权力的人看了《经济和人》以后，说：老子要是不把孙超搞倒，誓不为人。
风险篇
其实，并没有一个孙超公司。
孙超原是一个二十四级干部，常有越级动脑子的“越轨行为”，不合相安无事的传统价值观。安庆邮电局抽他出来专门去安排局系统的待业青年。从此孙超倒可以自由安排自己动脑子的天地了。
创新意识往往来自与众不同的人。
1983年5月，孙超带着一批待业青年办起了公司。仅仅三年，该公司在安庆、北京、天津、哈尔滨、合肥、武汉、广州、深圳、香港等地，生出了十三个分公司、六个工厂、车队和二十一个商店。更不用说分布在东北的二百多个发货点。公司全称：安庆市供销服务总公司。这个公司，既没有国家的投资，也没有单位的集资，是一文不名的孙超干起来的。公司是孙超的。公司是一个有充分自主权的经济法人。所以他们称之为孙超公司。
但——是——
外商和港商为什么这么愿意和孙超做生意？
孙超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搞到这么多的货源，打开这么多的关卡？
这两个问题，可能给孙超公司带来两种结果——宣传或是传讯。
我急急地走向孙超的北京分公司——华安电子技术开发公司。1986年初春的寒气，逼得我整个身子直往羽绒衣里缩。早上八点来钟我走进“华安”。孙超呢？他不是五点半就从沈阳赶到北京了吗？这不，桌上有一张扔掉的沈阳站的站台票。又是上车补票站到北京的。哦，他正背对着我站在屋角的煤炉旁烤手呢。
那皱巴巴的、久不洗熨的西服。西服里边是件一看就是妻子温暖的手编织的老式毛衣。不过衬衫的领子又一望便知是没有妻子照管的男人的衣领。一身可怜的装束，满脸缺觉的黄色，却丝毫没有失败者的晦气。
我想和孙超说话。可是“华安”的经理汤士祥一直在窗旁接长途。孙超到哪里，公司各地的电话就跟到哪里。更何况现在是非常时期。清晨已经来了十几个长途：大连、肇东、舒兰、香港、赤峰……汤士祥还是没法撂下话筒。
话筒长在汤士祥手上了？“哪里？我要几个长途！加急的！”“你是延吉吗？”“塘沽吗？苏传树上新港宾馆了？房间号多少？”“喂，账号已经给了，钱明天上午汇出！”“大豆油的色泽、折光指数、比重都要一级的。”“长春吗？是我。车皮已经发了？还要落实十个车皮！”“沈阳吗？今天早晨已经从合肥拨一百二十万人民币给你们进货了。”
孙超接过一个长途：“不管你们要多少价，货我都要！你们要不给货，我就要坐牢了！”
我的心咚地跌落了下来。
因为孙超描绘的不是一种想象，而是一个可能的事实。
事实是，几位检查人员在2月7日就对孙超公司的哈尔滨办事处说了：孙超已经被隔离审查了。你们为什么要给孙超干？孙超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你们要是不讲，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孙超公司东北方面的一个个供货点、运输单位都被告知孙超怎么怎么了。谁还敢给孙超发货？谁还敢给孙超发车皮？根据出口合同，公司应该在3月份装船出口大豆五千吨，豆粕五千吨，创汇一百七十万美元。安徽省粮油进出口公司和商检局到塘沽港一查，发现货物严重缺额，气得狠狠训斥公司：你们不执行合同，不对外商履约，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是的，损害国家声誉、国家利益，理应负法律责任。
两个法律责任，一起向孙超压来。
孙超的观点，搞商品经济，应该不找市长找市场。但是现在经济行为得不到应有的独立性，受制于政治杠杆。经济行为政治化。孙超无奈地给安庆市委书记和市长写信：“两年来用汗水和辛苦感动了的上帝们——几十家粮油公司，特别是铁路局的横向联系、合作出口关系，眼看就这样结束了，而且是不明不白地被结束了。3月份两船货不能装运，我省要少收入一百七十万美元。4月份要出口两万吨，5月份要出口两万吨。如果照此查下去……
“我只求给我两个月的机会完成外贸任务，那么爱怎么审也好，关也好。”
孙超被关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3月23日、24日这两天，孙超公司南北方面的客户，就有七十来人拥向“华安”。孙超到底还在不在？孙超要是给抓了，你们公司用什么钱来付货款？哦，孙超在这里！没被隔离？
检查人员在哈尔滨宣布孙超“被隔离”的那个2月7日，安庆市领导正在鼓励孙超大胆工作，稳步发展呢。
2月7日那天，孙超怎么会想到他这头被鼓励，那头被“隔离”呢？
一方面是经济行为政治化，一方面是错误的行政干预不用承担时间损失、经济损失、心灵损失、健康损失、名誉损失。
“可我还要做人。”孙超痛苦地说。对于他，生命诚可贵，信誉价更高。他这就回东北去搞货源，否则用什么来履约啊？！
可是，那里人家要是把你隔离了呢？
“我一定要去！我只寻求支持，不寻求保护。我对各分公司说了，每个人都不要寻求保护。我孙超保护不了你们，你们也保护不了孙超。我如果经不起二十年的检查，就不叫孙超了。”
但是，在1986年初春倒下的，难道都是经不起检查的？安庆市领导支持孙超，而孙超依然难以抵御寒风的侵袭，怕是初春那乍暖还寒的气候所致了。
孙超公司因其民间性质，没有体制的保障，只有猜忌的压力。公司从一开办就充满了风险：被封门，被查账，公民孙超被传讯，直至这次孙超“被隔离”……没有退路就会逼出生路。没有风险精神也不成其为企业家。意志稍一脆弱，神经稍欠健全，那早就倒下了。
没倒下，就还要干。只有用工作、用业绩去获得生存的实感和社会的确认。
各地客户3月23日踏破华安公司的时候，他们可想不到就在前一天，3月22日，在北京饭店2051房间，华安公司和日本富士公司正静静地签订协议。日方特约“华安”为富士电脑、电器在中国的销售维修中心。
“你们公司发展得慢一些吧！”我对汤士祥说。人家已经认为生意做得越大，问题就越多。何况华安公司乃至孙超公司本身，能存活吗？
“只要不把我们公司搞掉，我们就要发展！如果我们失败了，也可以给政策提供依据。不过，不能在我们手上失败！”汤士祥身子笔挺着，一头冲天硬发也笔挺着。
他已经把华安公司的人全派到各地去搞货了，原因是货源紧缺。不过还有一个没有说出的原因。孙超在东北跑，各分公司和供货点的电话都打到华安。孙超没被隔离吧？货源还没搞到吗？华安的电话铃一天二十四小时地连续响。越是夜深，铃声越大，响警报似的。声声都在提醒人们：公司面临危机！这种日以继夜的神经战，动摇军心！不如干脆把人全派走，汤士祥独守华安。
晚上他也穿着西服背心、系着领带和衣而睡。因为经常是凌晨才能睡，睡下了也得时时跳起来去接各地的长途。好在这种倒下就着、跳起就醒的弹性睡眠法，是孙超公司的基本功。
自然摧残身体。我刚认识汤士祥的时候，正看到他在奔跑。他穿着厚重的大衣却能跑得飞快，好像双脚一直在离地二尺的空中奔跑，并不曾着地似的，跑出了三十多岁的年龄优势。
现在汤士祥依然有一股勃勃之生气，但是脸又黑又白，那眼黑都发白了。瘦骨嶙嶙的双颊好像抹上了两块灰。一张精灵的脸变得灰蒙蒙、雾蒙蒙的。看上去就像一把榨干油的骨头。
公司危难之际，谁越是出头，就越是可能首当其冲地倒霉。汤士祥的人事关系还在安庆邮电局。如果这次公司给搞垮了，那他就得被局里开除。岂止开除。压在孙超公司头上的法律责任总得有人来承担。孙超已经“在劫难逃”，汤士祥又把头伸了出来。
“没事。”他笑着，坦然地。他一直反对有个人金钱欲的人搞商业——容易出事。他安庆家里至今还是几间农舍和一台二十五元的收音机。其他什么机也没有。“我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想有！”
“没事。”他又笑着。不希望给别人带来不安。只认为自己应该承受一切。因为公司是他们用生命拼出来的，因为公司给了他们新的生命。
汤士祥的右肩明显地比左肩高。从小挑稻子挑出来的。后来他跟着孙超办公司，进货时他一人挑八台电视机上四楼，小伙子们哪个还敢偷闲？汤士祥戏称他带的这帮小伙子是“劳改队”。
三年困难时期，他家附近的几棵柏树上，都吊死过人。饿死不如吊死。1967年6月，十六岁的他走进上海市文化广场参加一个学生们的万人大会。另一派突然往里边冲。踩死人了！踩死人了！他爬上两三人高的围墙，又顺着围墙外一根电线杆滑下来，双脚一着地，就见电线杆上贴着一张纸，号召走红军走过的路。报名去！二十一省市的二十一名学生从第一次党代会的会址出发，去走红军走过的路。走了一年。一块饼干四人分着吃。
50年代的共产热和60年代的朝圣热，同样有不能计数的屈死者在作注释。
有多少愚昧就没有了多少自由。
直至1983年孙超办公司，汤士祥才获得了创造的自由。1983年9月，他只身在常州提取公司购买的第一批货。独立的、自由的工作就是幸福。他把落地收音机一台台地提上卡车，大概人比收音机轻，结果是收音机把他拉了下来。傍晚他睁开了眼睛。医院？怎么在医院里？流了一缸子血？头上缝了好多针？
第二天，一辆满载着落地收音机的大卡车从常州驶向安庆。押车人：一个医院正在“追捕”的头上缠满绷带的病人。
1986年1月12日拂晓，汤士祥驱车急急地从北京进发天津。因为突然的事故，公司有一千吨货还在路上，可是12日中午十二点如果不能把货装上船，就要罚款五十一万美元。汤士祥清晨六点多赶到天津土产公司有关人员的家里。明明初次相见也顾不上不好意思了。人家也没货。头天刚有五千吨大豆装船吗。“有货。”汤士祥说。因为孙超公司塘沽分公司的人已经“打进”仓库摸了底。
跟汤士祥一路去天津的小伙子，到上午十一点还在问：“货呢？”
“你甭管！我没时间说话！”
上午十一点半，一溜百十辆装了六七百吨大豆的汽车驶向塘沽港。
跟天津方面借的大豆刚装上船两百吨，孙超公司那一千吨赶到了，接上了。
当晚九点，孙超给北京打来长途：“怎么样了？”
“没事。”这是汤士祥的口头语。他不会再讲解决问题的过程。孙超也不会问，无暇问也无须问，都是寻常事了。民间企业命中注定就是风险企业。
凌晨三点半，孙超又来长途：“小汤，你怎么睡啦？”
“都三点半了，我还不睡啊？”
那是1月份的事了。如今孙超处于“被隔离”的境遇。孙超公司的人再精干，又怎么面对4月、5月出口四万吨的任务呢？！
货呢？！
3月26日，我和汤士祥走进西交民巷50号。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讨论会进入第二天。三百来位有鼻子有脸的人物。省里的、北京的政府官员和经济界专家、权威童大林、于光远、杜子端、马洪、苏桦、杨海波、刘源张相继作精彩发言。
汤士祥发言了，代表孙超公司。他的脸比前两天愈加灰蒙蒙的。会前大剂量地吞药，会上那嘶哑的嗓子才大致能把声音输出。
“他是哪方面的专家？”有人在嘁喳。安徽口音。
孙超公司五十来个外贸人员从开始做出口生意以来，二十一个月里创的外汇，相当于安徽省地方进出口公司同期创汇总额的四点六倍。资金问题早已突出地成为我国现代化的一个制约因素。像这样一个创汇单位，像这样的投入产出比，即使不认为是安徽的骄傲，至少在全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改革中占了一席之地吧？有没有发言权？
“还是请北京的专家们先讲话！”我身后有人嚷了一嗓子，又是那个安徽口音。
北京的专家不是已经讲了不少了？会议本来开得很好。只是为什么安徽的发展战略讨论会不让安徽自己的同胞讲话？
汤士祥嘶哑的嗓子发不出声音，失去了抗争能力。
会场井然有序。
小人物的随意被剥夺发言权乃至其他种种权利，是封建古国的遗风，见怪不怪了。
剥夺经营权利的风险几度向孙超公司袭来了。不过这一个回合的升级，使孙超公司难有招架之功。
等着孙超的，是两个法律责任。
苦斗篇
面对生存危机，孙超公司的做法是：你查你的，我干我的。我不能阻止你查，你也不能阻止我干。
公司主管东北的舒兰、绥化、吉林等供货点的吴继宽，不能眼看检查人员驾到，眼看他那些点再受损失。不是要查吗？好，我送上门给你们查。
哈尔滨办事处。吴继宽坐在检查人员面前。
——听说你们要找我？
——我们正要去。
——不用去了。我这不送上门来了。
——你怎么到孙超公司来的？
——孙超在安庆大街小巷贴了招聘书。我是应聘来的。
——你跟孙超是什么关系？
——你跟你们领导是什么关系，我和孙超就是什么关系。
——你态度这么硬，你是什么人？
——我是中国人。
不过这是一种还不太被人认识、不太被人承认的新型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