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如果从来是很多人才能创这么多外汇，现在连供货点带港口一共五十来人就创下了，那么这不成比例的五十人是什么人？如果从来万事要请示请示、研究研究才能进行，现在运用市场机制、经济规律创造了高效益，那么这里恐怕总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如果从来个人首先是服从而不是创造，现在看不到孙超唯唯诺诺，只看到公司像滚雪球似的发展，那么这里边总有什么邪门歪道？
其实，在民间商业还没有纳入正册的时候，怕是也不能走小门小道，只能多叩门多跑道。
吴继宽常在舒兰、绥化、吉林、长春、秦皇岛、哈尔滨等地来回奔波，催款，要款，调款，送款，催货，要车皮，等等。我在吉林省舒兰县找到他的前两个白天和一个夜晚，他没睡过。日程是：早上坐火车，下午两点到哈尔滨。当晚在哈尔滨坐十点多的火车，半夜十二点到绥化。凌晨三点半又赶往绥化站，坐凌晨四点的火车，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四十分到五常县。从五常县坐十二点半的火车，下午两点半到舒兰。
吴继宽人称大老吴。其实是大而不老，只是公司年轻人多，年近四十就“老”了。
大老吴常穿一身运动服。爱好：除了体育，还是体育。只是投奔孙超公司后，常“住”火车，形单影只。终于寻到一位能形影相随的伴侣——录音机。从此不再问津体育，只爱音乐了。
人称录音机是大老吴的第二夫人。录音机娇小的身躯上严严实实地包裹着红条绒。陪伴“夫人”的有排得像队列似的十盒录音带。至于那四个一排、四个一排像子弹带似的干电池，更是随时准备为“夫人”提供服务。
所有这一切都装在一只与大老吴同甘共苦的白色背兜里。商业情势千变万化，大老吴只能说走就走，买张站票就上火车。有没有座位不在上车前的考虑之列。但是上了火车自然要考虑怎么能坐一会儿。他打开录音机，“夫人”那甜甜的歌唱使一只只耳朵竖起来了，一个个脑袋伸过来了。啊，大叔，您也爱听音乐？您往里挤一挤？咱坐着一块儿听吧。啊，大哥，您坐累了吧？让我坐一会儿。来，您先听听音乐。
到底什么是爱情？
到底什么是爱情？
“夫人”如痴如醉地唱着。是的，到底什么是爱情？大老吴连春节都回不了安庆。终于回去了，他的第一夫人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依然抱着“第二夫人”，而且让“第二夫人”在他怀里轻柔地唱着。惯了，离不开了。
第一夫人气得拎起“第二夫人”就砸。
完了。
没完。咬咬牙再买一台。
但是有一次他再怎么咬牙也补偿不了损失了。他在绥化到哈尔滨的火车上丢了二十万元的信汇自带。因为当时是卖方市场，要现金买现货。他用羽绒衣包着长裤，怎么裤兜里的钱还能叫人偷走呢？唉，火车挤，挤火车！也许早晚得发生这么一起事！
他一到哈尔滨就到铁路派出所报案。他汗如雨下。讲，讲不出了；写，写不下了。派出所的人没法让他讲清情况，只好一个劲儿叫他喝水压惊。当然也立即通知了绥化派出所和银行，两周后总算了了此案，大老吴重新搞了二十万元的信汇自带。
这叫过的什么生活！
他们和火车、候车室、站台前世有缘？半夜里也常常上站台发货数垛，检查装货的车皮有没有污染。零下四十来度的天气，大老吴他们，一人套上一件旧军大衣，自称东北土八路、东北游击队。东北二十四名外贸人员，简直是特种部队。他们吐一口唾沫都好像子弹一样坚硬——吐出来就成冰粒。
他们也常常去北京办事。几个年轻的“东北游击队”去了多少次北京了，速去速回，连天安门、长城都没去过。上次去北京，想拖延一天再回东北。孙超说话了：“今天就回东北吧。”
“我们想明天走。”小“游击队员”说。是的，他们想，想天安门……
“明天走怎么行？”孙超说。
今天有今天的事。
明天有明天的事。
耽搁一天都不行？玩一次都不行？
孙超无数次地跑哈尔滨，他去过一次太阳岛吗？上街玩过一次吗？
大老吴带着几个年轻的“游击队员”坐上当晚的137次火车北上了。
大老吴哭笑不得地想着孙超刚才那句话：“你得有个思想准备，下次你还是不能回家过年。”还得在舒兰过春节？春节的舒兰食堂停业，商店关门，大老吴又得饼干复饼干地度日了。
不过，孙超自己已三年没回家过春节了。第四年怕是更回不去。
可大老吴怎么能不惦着自己那家。房子外边撑着柱子，谨防房屋倒塌。房子里边一地脸盆，常备不懈地准备接纳漏雨。第一夫人的户口本来有机会从湖北迁到安庆的。可那时大老吴回不了家。机会过了，户口丢了。
“回不了安庆，这是孙超在我们公司搞的传染病！我们这种公司要站住脚，得靠公司的每一个人。创业啊！”
思想是体制的产物。
大老吴从北京回到吉林，立即去找舒兰县供销社主任马玉书：“孙超要我确保发货，我只好找你确保供货。”
“你没看见我上火了？前几天让你给逼的！我工作了三十几年，还没人能逼我上火呢！”
大老吴递过孙超追着打来的电报：“孙超的‘最高指示’又来了，怎么办？”
大老吴嘴甜脾气大。急得没办法了，一屁股坐下来，啪地打开了录音机。
怎么办？
孙超公司在东北星罗棋布的供货点中，保住或复活些许个绥化、舒兰，供货量是远远不够的。孙超第一次搞大豆出口，从签约到货物出国，前后只用了两个月，而且比合同还提前了七天。此后次次履约。所以外商争购孙超的大豆。马来西亚循循贸易私人有限公司经理黄耀信说：“与孙超签约，我们回国后可放心睡觉，所以在中国我只买孙超大豆。”但是这次，公司因为货源堵死，不能对外履约，继3月损失一百七十万美元后，4月损失二百一十五万美元。两月共失去三百八十五万美元。
5月、6月、7月的出口任务怎么办？
公司一个叫黄述林的小伙子，自告奋勇只身前往内蒙古一带去开辟新的货源基地。
我跟踪追寻黄述林。
讷河车站。驴车、马车、大轿车。嗯？这驴车就是此地的TAXI？“四角钱一个人！”好，上，两头小驴嘚儿嘚儿走着。左边的马车撞来。右边的马车撞来。我乘坐的小驴车倾过来，斜过去。乘客们骂骂咧咧的并不惊怕，惊怕的倒不骂骂咧咧，譬如我。后边一只大马头几乎顶着我们的驴车。这马车后边又顶着一辆大破轿车。大轿车的周围也是车。天知道这些车是怎么找到各自的位置的。
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
讷河全县总共只有两辆小轿车。一辆是菲亚特126P这种玩具车似的小车。所以菲亚特的司机恐怕比县长更有知名度。从黑龙江的讷河到内蒙古的莫力达瓦旗，中间只隔一个渡口。黄述林只身横跨两省搞货源。
黄述林不在讷河？那么，先钻进菲亚特直驶渡口。我记不得车开了多远。三十公里？只记得公路两旁全是大豆。菲亚特一路开过去，只见豆不见人。孙超大豆！孙超大豆！
终于开到渡口。前面是卡车、马车、浮桥，后面是滚滚烟尘，烟尘滚滚。
过了浮桥便进入内蒙古。这里是大起大落随时可能翻车的泥路和太有棱角太具个性的石块路。我爬上一辆蹦蹦跳跳的三轮机动车。车上还有两位当地女人。车在一尺高一尺低的泥水路上惊心动魄地蹦跳。我的身子时时从车座（硬木条）上弹起，活像在进行蹦床比赛。时刻准备跳车，只是既已把自己交付于这车，也只好与它共存亡了。又一个大颠，我跳跃而下，莫名其妙地想起马克思说的“销售是商品惊险的跳跃”。那两个当地女人习惯成自然地稳坐车上，款款地说：“没事的。”
安庆人黄述林把自己移栽到这里，移栽到驴车、马车、蹦蹦车的世界里，把大豆变成商品直销国外，实在是一种惊险的跳跃了。
我离开讷河到达绥化后，收到黄述林打来的电报，大意是因为电话不通，他在讷河时和我联系不上。我到讷河时他去了哈尔滨，他赶到讷河时我又离去了。
这里的电话业如同这里驴车TAXI的水平。所以黄述林打长途给公司，必须提供准确的信息，公司也得在电话中当场处理信息，当场拍板，不可能来回打长途商量来商量去的。
没有依附感的企业产生没有依附感的人。精神现象是物质现象的折光。5月，黄述林一个人一次就发出八千吨孙超大豆。
思乡篇
黑龙江绥化市。
一到绥化车站，我觉得好像走进了一个破车拍卖行。这是从哪儿收罗来的这么多的破旧小车？据说大都是从南方搞来的，车主都是私人，大都是农民。这天半夜，我坐在一辆农民开的小车里，开开停停——司机下车用手把摇车，好像在摇辘轳打井水似的。汽车缓缓地驶着，农村速度？一会儿车又慢慢停将下来，我真怕这汽车像气球似的慢慢地瘪了。
“你买这辆车花了多少钱？”我问司机。
“一万零八百元。你是哪儿人？”
“怎么？”
“皮毛不对。不是东北虎。”
绥化有这么多农民能花这么多钱买小车，真正的都是些东北虎了。即使汽车有时会像气球那么泄气。终究也比没有车强多了，终究也带着一定的力度，把商品经济的观念碾进这个北方偏远的小城。
孙超公司常驻绥化的三个安庆小伙子，住在绥化北方旅馆的两间小屋里。每间屋子有两张顶天立地的单人床，墙上有一条“通栏”大裂缝。旅馆外是一片泥泞坑洼的黑土地，农民开的破车每每陷进去而不能自拔。
1985年11月，二十四岁的李大奎由广州分公司调往绥化。这里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只有需要：公司需要不断开辟供货点，个人需要全方位地开掘自身潜力。
穿着T恤的李大奎直奔广州白云机场。飞机降落到哈尔滨机场时，但见一派北国风光。满街的羽绒服中，这个光着胳臂敞着脖子的李大奎不啻是外星人了。外星人要想在北国获得生态平衡，照样也得加衣服。他来到一家商场，从衬衣、毛衣买到大衣，一下子武装到牙齿。
绥化人常说今天是三十六度、三十七度、三十八度，那是指零下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度。李大奎带着二十一岁的陈荣和十八岁的张军落脚在东北的黑土地上，一看就知道是南方移植来的品种——皮毛不对。
三个烫头，三身浅西服，三条瘦腿裤，三双高跟鞋。老大李大奎显得有力度，常常叉开双臂双手插进裤兜里。老二陈荣有一张瘦削苍白的欧化脸。老三张军有一张宽阔喷红的喜笑脸。二十来岁的小伙，在绥化能圈得住吗？绥化有舞厅。跳舞去吧？不去。旅馆附近有电影院，看电影吗？哪有工夫。公司压在他们身上的发货量，压得他们成天就知道找货源，找车皮。再不就是吃着北方旅馆的酸菜、饼子、老豆角，和公司通长途。我看到他们常用的中国地图册里夹着很多压得平平整整的烟盒纸。这种小儿把戏，准是张军干的。啊，是陈荣？那么床边那只鸽子是谁养的？是我。张军坦白：有时太寂寞了。
“苦倒是不怕。我们‘劳改’过三个月才出来的。”他们笑着，自然是指在汤士祥的手下过了劳动关的。
“就是想家。”
“只要有货发，就不怎么想家。”
“哪怕两三个月能让我们回一次安庆，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山清水秀菜嫩鱼鲜的安庆啊！
“东北游击队”的小伙子们都企望找一个安庆姑娘，婚后妻子可以代替自己在家照顾父母——自己是公司的人了，天知道什么时候能回一次安庆！可是，李大奎在安庆的女朋友吹了。因为他老是回不了安庆。第二个女朋友又吹了，还是因为他不回安庆！谈恋爱谈恋爱，谈了才能恋爱。没时间谈就无从恋起爱来。
李大奎不能永远不谈恋爱。但是李大奎好像永远也回不了安庆。
这不，安庆来电：“奶奶病危速回。”大奎当然急着想回去。孙超来电报了：“困难我深理解。你对公司贡献甚大，不可半途而废。一周内不可离。我今已加急电汇三十万货款至绥。”
孙超又来电报：“情势特急！大豆船已泊塘沽港。饼碎船即抵秦皇岛。你必保粕及饼碎发货。发出货必即电告我。”
公司正值危难之际，大奎能忍心走吗？1985年秋，孙超在广州得知母亲去世，不是照样赶到深圳北国风味大酒店去谈判吗？深圳公司的人不是谁都不知道孙超刚刚失去了母亲吗？那时公司又不像现在这么危急，只不过孙超一直具有危机感。
危机感越强，越是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对于孙超公司，惟一能争取的就是机会。
李大奎不回安庆了。
在东北供货点大片大片地被堵死的时候，绥化这个点坚持了发货。李大奎他们在这里做的大宗出口生意，使他们成为受当地人欢迎的大老板。没有人看不起这三个没有官职的年轻人。商品经济认钱不认权。
钱本身，既非阳性也非阴性更无阶级性。
而认权，是封建社会的特性。
从认权跃向认钱，是社会价值观的革命性变化。
他们那三双高跟鞋自信地走着，咚、咚地敲击着沉闷的黑土地，咚、咚地印证了对自我的确认。
我在北方旅馆的那个晚上，一会儿来一个电报：“货发多少，请来电”、“见报速发货”。更有一个接一个的长途：北京、哈尔滨、舒兰……北方旅馆这间有着“通栏”大裂缝和顶天立地的单人床的小屋，活像一个前沿作战指挥部。
思乡归思乡，打仗归打仗。
突然，就像炮击间隙似的，屋里是一种陌生的静悄悄。没有电报也没有电话的静悄悄。我回头看看他们，嗯？大老板的精神哪里去了？他们并排坐着，叹息着：“我们也见不到孙超！”
他们的眼神直直的，穿过墙上那条大裂缝，莫测地望着不可知的远方。安庆？
大老板们显了原形：原来都是些可怜见的孩子。
一个孙超公司，牵动多少思乡情。孩子想大人，丈夫思妻子。我在偶然间看到一封妻子的信。
亲爱的：
收到你的信，我真想哭。为你的思想苦情，为我的孤独寂寞。别人无论分别多久，也有归来相互厮守的日子。可你却归期杳杳，为了那倒霉的差事奔波不止。你那差事毕竟不是国营企业，不过是政府的义子。不受社会的冷遇便是幸事了。你说是为了创业顾不得家庭？但你要反问，你付出的代价值得吗？各个单位的工资改革基本完成，而你们公司还没多大动静。你们单位毕竟是民间组织。额外的谈不上，本分的保不住。最好找个退路。
思念伴着怨气滋长。我本来决心不写信了，苦苦你。但我又忍不住怕你伤心。可是像这样长期下去我实在忍受不了，我泄气了。
这封信是写给谁的？苏传树？哦，孙超公司“东北游击队”（包括内蒙古、哈尔滨、舒兰、长春等办事处）的总指挥。
苏传树，一看就知道有五十来岁了。后来才知年方四十二，是东北的风硬，把他的脸吹出了一道道皱纹？是一年要干几年的事，所以每过一年就要老上几岁？
初次相见，苏传树就献宝似的给我看一张全家福的照片。他踏遍东北，身边却一直带着两个笨重的相本和妻子、女儿的照片，简直是负重行军。“你看我那两个小宝贝！”他说。我看着相片上的两个孩子，八岁，十二岁，也叫小宝贝？也许，苏传树三年前来公司后极少再见到孩子，他心目中的孩子便一直是三年前的形象！
更令人魂牵梦萦的自然是妻的形象。原先，妻就是妻。苏传树到公司后，长年不在安庆，两人的情书每每十天一往返——在结婚十来年后，开始恋爱了。
妻对他说了：孙超唬你，你又唬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