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结束后，一位名叫约翰·哈狄根的老警探找到卡雷，说他去过埃迪·德拉帕兹家，埃迪一口咬定他星期三晚上根本就是在自己家里呆着，哪儿都没去，而且，还有不止一个人证明。
老约翰是20区警察分署出了名的“套供”能手，无论多么难缠的嫌疑人，他都有本事从他嘴里套出话来。也不知约翰具体跟卡雷施了什么招儿，反正，一小时后，警方通知二位公诉人，卡雷要求重新录像。
说实话，伊莉莎白并不欢迎这条消息，她甚至已经开始怀疑整个案子的可信度。在第一次录像之前，卡雷给过提审他的警察们两套相互抵触的供词。录像的过程中，卡雷的说法亦常有出尔反尔之处。这些颠三倒四乱七八糟的东西今后拿到了法庭上，你让陪审团相信他的哪一个版本？伊莉莎白喜欢那种清清爽爽的案子，每个被告都只有一套自白，一次录像。但是看来，这次是做不到了。
也许是察觉出了女检察官脸上的疑惑，约翰·哈狄根又加一句，说卡雷准备“全招了”。
尽管有老约翰的这句话垫着底，伊莉莎白对卡雷在第二次录像时的表现仍多少有些感到吃惊。用后来一位记者的评论，小伙子简直就是在“自己作贱自己”。
卡雷说，他踢了“醉鬼”安东尼奥两脚，在水库边上又踢了约翰·路林，“然后，”卡雷甚至没有语气上的停顿，“就是强奸。我们从，从公园，从，从草地，从水库到了草地……”
谁是“我们”？伊莉莎白问。
卡雷又列了一遍他早些时候提到的那几个“强奸者”的名字，不过这一次，加上了余瑟夫。
“我们跟着她跑。她回头看一眼莱蒙德，加快了步子……史棣汶跑到前面堵住她的路……我们几个人七手八脚连推带搡，把她弄到了下面。”伊莉莎白很希望卡雷说他们把她劫持到了“树林子里”，但是卡雷只说是“下面”。
卡雷还是不肯承认他强奸了她，只讲“摸了她的大腿”，一面伸出右手在空气中来回比划，做“摸”的动作。“我不能光是站在那里袖手旁观，对不对？”卡雷解释说，“你和他们一道出门，他们做什么，你也总得跟着做点什么才成，所以我不能光站在旁边看着。”但是只有史棣汶、凯文和莱蒙德强奸了“那女人”，他和余瑟夫只是摸了摸。
两位公诉人仍然希望卡雷讲一讲特丽莎脸上和头上的伤是怎么造成的。“那女人不经打，”卡雷说，“史棣汶只给了她一拳，砰！她就闭上眼睛，好半天睁不开。他就趁着那会儿撕开了她的裤子……她睁开眼来……她一下子就火了……史棣汶用刀割破她的裤子，所以她很火。然后她就开始抓，那叫什么名字来着？凯文。她大声喊‘救命！’。余瑟夫赶紧伸手捂她的嘴，因为他的手掌比我们的都大……余瑟夫叫我：‘卡雷，按住她的腿，按住了。’因为她拼命地踢，拼命地踹……一脚踹到凯文的胸口，凯文也火了，照她的脸就是一拳。他们有一半人打她的肚子，一半人打她的腿。”卡雷到最后还是没有说出“石头”或“砖块”。
打完了，卡雷说他感觉很不好。“我可以想象人家是怎样强奸女人的。假如我要强奸一个女人，我就强奸她，而不会揍她，我不会那么做。把人家揍得鼻青脸肿，浑身上下哪儿哪儿全是血，再强奸她？我才不会那么做呢。”
卡雷停了停，又说，“所以，我们看着她，我感觉很不好。这是我第一次在大街上掺和女人的事。这是我第一次强奸。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今后也不会做。”
后来，卡雷这一句与上下文全无呼应的“这是我第一次强奸”就成了公诉方和媒体最经常的引语。
卡雷说，他当时觉得“那女人”可能活不成了。
“你们是想，她要是死了，就不会有人认出你们来？”伊莉莎白问。
“史棣汶打算杀了她，他们打算杀了她，所以她就不会认出我们了。余瑟夫说：‘别杀她，别杀她，你们强奸她就已经够恶劣了。留她一条命，哥儿们。’”
伊莉莎白的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谁强迫你改变供词？”
“没有，没有。我自己想了想，想我说过的那些谎话。所有的……所有的警察都找到我，他们质问我，骂我，揍我。我自己想了想……我应该讲实话，这样也许早就回家了。但是我没有讲实话，我说了谎。从现在起，我应该面对现实。”
后来在法庭上，被告方律师就卡雷·崴斯这段逻辑混乱、自相矛盾、且有多处与事实不符的供词做足了文章。
大都会医院的特护病房里，特丽莎·梅黎仍处于深度昏迷，仍然命在旦夕。自从媒体传出了罗伯特·库尔兹大夫的话，说“中央公园跑步者”遭到袭击后失血达80%，不少合乎血型的纽约市民纷纷到医院自愿献血，所罗门兄弟投资银行也请来医务工作者组成了自己的献血站，接受公司内部职工们的捐献。
4月20日，第一个赶到纽约的受害者亲属是特丽莎32岁的哥哥斯蒂文，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做劳工法律师。特丽莎的父亲杰克，一位已退休的原某大公司市场部主任，和母亲简妮也于当天下午从老家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飞过来。最后抵达的是梅黎家的大儿子，35岁的比尔，他供职于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地区检察长办公室。
特丽莎裹在层层叠叠的纱布里，身上插满了各式管子和针头：帮助呼吸的，帮助进食的，帮助排泄的，以及监测心率、血压、体温等等的。特丽莎的脸依然青紫泛肿，“就像罩上了一副好莱坞鬼怪片的面具，几乎完全没有人类的特征”。和见过“中央公园跑步者”的其他人一样，她的父母家人也很难相信特丽莎居然还活着，很难相信躺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他们曾经那么熟悉的至亲骨肉。
医院会议室里，库尔兹大夫向家属们讲解了病人的情况和医生们的方案，这位医学博士还是不能肯定他和他的同事们是否有足够的把握将特丽莎从死神手里夺回来，他说：“我们安排医护人员8小时轮班，全天候守护，直到……”库尔兹大夫停下来，没敢把这句话讲完。
4月21日，所罗门兄弟投资银行总裁乔恩·H·盖弗路德亲自签发了一则给全体员工的通知：
兹定于明天，4月22日，星期六，晚6点整，在5街和90道交界处的天国安息教堂举行为特丽莎·伊琳·梅黎的康复祈祷仪式。
请带蜡烛。
银行决定，负责梅黎家人们在纽约滞留期间的全部花费，并报销特丽莎医疗费用中保险公司不予支付的部分，总裁办公室还将每天在公司内部发布从医院获得的关于特丽莎状况的文告。
4月25日，住在“肖梅勃格广场”的四名本案嫌疑人家属来到大都会医院门前，加入到为“中央公园跑步者”祝福祈祷的数百市民中。他们享受到的唯一“特殊待遇”是，医院工作人员同意将他们带来的四束鲜花送进特丽莎的病房。
从第二天，4月26日，星期三开始，曼哈顿地区大陪审团陆续下达了数份起诉书，分别指控余瑟夫·索兰、凯文·理查逊、莱蒙德·桑塔那、史棣汶·卢培斯、安特隆·麦克瑞、卡雷·崴斯、迈克·勃里司科和杰梅恩·鲁宾逊等八人强奸、骚扰、抢劫、故意伤害、聚众滋事，以及谋杀未遂、抢劫未遂等等等等。
4月27日，据所罗门投资银行发布的内部消息，那天，医生决定撤去病人的氧气管，结果发现特丽莎·梅黎还是不能自己呼吸。一年后，罗伯特·库尔兹博士在法庭上作证时说，那是唯一的一次，他感觉“想哭”。
5月1日，特丽莎“终于走出了黑暗”。她勉强睁开双眼，但显然还没有恢复知觉和意识。
5月3日，所罗门兄弟投资银行总裁办公室的文告中说：
我想，你们大家都会为来自大都会医院特丽莎·梅黎的医生们的最新报告（今天下午3点发布）感到欣喜：“我们高兴地宣布，由于自昨天开始出现的转机，我们于今日成功地撤除了病人的呼吸管道。现在，她已经能够说出一到两个单字，能够从纸板上认出自己的名字以及‘Yes’和‘No’。当有人告诉她一位正在病房里的护士经常跑步锻炼时，病人回答‘我也是（me too）’。尽管她的大脑功能尚远未恢复正常，但病人已完全脱离了‘深度昏迷期’。尽管她的体温仍偏低，但总体上讲，情况已较两天前有了显著的好转。”
6月7日，特丽莎离开大都会医院，转入康涅狄格州的盖洛德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据说不少办案人员，包括伊莉莎白等曾到医院看望过她，但特丽莎“完全想不起4月19日晚上发生的事”，她对那天的记忆只到下午5点左右。特丽莎甚至不记得她和派迪·嘉利特关于上她家看音响的那番交谈和约定。
法庭很快为被告们指派了各自的公设辩护律师，也有一些私营的律师事务所自愿提供免费服务。10月5日，杰梅恩·鲁宾逊的律师伊里欧特·库克率先向公诉方提出调停。
15岁的杰梅恩被指控抢劫、骚扰、故意伤害和聚众滋事，为他定罪的主要事实来自莱蒙德的供状：“大金牙”如何死命殴打约翰·路林，被人拉开了又冲回去，想“把那人给活活打死”。没有人提到他曾到过强奸现场。但在另一方面，伊里欧特认为，杰梅恩被起诉的罪名项项属实，几乎没有什么可辩护的余地，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必输的案子”。如果罪行成立，杰梅恩将被判处3年半至10年有期徒刑。
伊里欧特拿出的方案是，杰梅恩向法庭承认“有罪”，并协助公诉方调查，作为公诉方的证人出庭作证，以换取较轻的处罚。公诉方对此欣然接受，因为说实话，伊莉莎白和亚瑟感兴趣的只是本案中的强奸部分，而且双方律师都知道，新闻界和民众感兴趣的也只是本案中的强奸部分。
不过，公诉方也十分狡猾，他们附加了一个条件：杰梅恩必须“自愿”提供他的血液样品进行DNA化验（根据宪法，每个人都有权拒绝这样做），假如结果显示杰梅恩参与了强奸，则双方达成的所有调停协议作废。
更狡猾的是，在化验结果出来以前，公诉方和警方紧锣密鼓无休无止地找杰梅恩“面谈”，他们要求小伙子“完全坦白，通力合作”，光承认自己的罪行还不够，还必须交代其余七名被告的所作所为，以及其他尚未被捕者的所作所为。他们要求小伙子在公诉方需要时随传随到，让他出庭多少次就得出庭多少次。如果这一切将使杰梅恩在哈伦东区无颜见人，无地自容，甚至处于危险的境地，对不起，那是你杰梅恩自己的事。
某下午，两位公诉人带着杰梅恩去了一趟中央公园，用伊里欧特的说法：“让小伙子当了三个多小时的导游。”从“撒野之夜”孩子们的入口处110道开始，循着他们当时的路线一一走来。一路上，杰梅恩指指点点：这儿是我们围攻“醉汉”安东尼奥的灌木丛；那儿是我们围追堵截骑自行车夫妇的小路；余瑟夫在那一片球场拣到一根铁管；我们为了摆脱警车的追逐而钻过这个围墙上的洞，围墙的另一面就是水库；还有谁谁谁躲在这棵大树后面等着袭击跑步的人，后来又将人事不省的约翰·路林扔进了那片树林子里……
根据杰梅恩提供的新情况，警方依法逮捕了托尼·蒙托夫和奥兰多·伊斯可巴，将本案被告的人数增加到了10名。和杰梅恩一样，托尼和奥兰多也不曾到过强奸现场。
后来，杰梅恩·鲁宾逊被判刑一年，但不记入档案。意即，他没有官方的犯罪记录；意即，他长大以后可以告诉他的雇主，他从来没有犯过法。
在本案正式开庭之前，托尼·蒙托夫、奥兰多·伊斯可巴和迈克·勃里司科等三人也先后与公诉方达成了类似的调停协议。
11月14日，特丽莎·梅黎从盖洛德医院出院，两周后回到所罗门兄弟投资银行上班，不久即被提拔为银行副总裁。尽管她每天只能工作4到6小时，而且需要根据身体状况随时休息，尽管她因为那只受伤的眼睛而无法阅读文件，尽管她有时连同事的姓名都想不起来，但特丽莎拿着副总裁的高薪，享受着银行替她支付的全额医疗保险，并有权使用专为高级主管们配备的健身房等设施。
1989年11月28日，公诉方交给被告律师们一份联邦调查局关于本案的DNA报告。
12月2日，纽约最大的黑人报纸《阿姆斯特丹新闻》刊登一篇署名J·然格巴·布朗的头版头条报道，通栏大标题为《中央公园受害者的精液化验指向其男友》。报道说，联邦调查局设在弗吉尼亚州堪迪科的法医实验室应用一项“可鉴别体液中遗传指纹”的新技术，分别化验了所有被控“强奸罪”的本案被告向警方提供的血液样品，其结果皆与从受害人“波拉·哈里森”、即特丽莎、身上和衣服上提取的精液不符。同时送检的还有受害人的“某男友”，以及三名涉嫌本案、但警方几乎可以肯定与强奸无关的嫌疑人的样品。其中，特丽莎在被害之夜穿的黑色紧身裤上的一块精液斑迹的DNA图谱与“某男友”的相匹配，其余取自子宫颈（阴道）和直肠口（肛门）的两处样品，因与泥水混合后被严重稀释，DNA谱值极微弱，无法进行比较。
文章作者然格巴就此走访了免费为卡雷担当辩护律师的民权活动家柯林·摩尔，柯林认为，从这些DNA证据“可以推断，受害人和她的男友因在公园里‘野合’而导致了暴力流血事件”。柯林说，被告们可能在无意中看见了那对情侣，或与他们发生冲突，“现在却被无端指控强奸”。
这一所谓的“男友作案论”很快在黑人和南美族裔中得到了响应，他们本来就怀疑“那些少数民族少年们”的供状是由“腐败的、带有种族歧视偏见的司法系统捏造出来的”。如今的DNA试验结果显示出根本就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本案中的指控。
然而，大多数纽约市民，主要是白人，却宁愿相信警方和公诉方，因为在六名被控“强奸”的被告中，已经有四人当着摄像镜头承认了这一点。对此，另一方针锋相对地反驳道，史棣汶实际上并没有承认强奸，卡雷多次翻供，余瑟夫干脆拒绝录像。就连一些法学界人士也产生了怀疑：警方对数名嫌疑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端”，是否真的泥沙俱下，殃及了无辜？
1990年2月，被告方的律师们联名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关于将本案被告分庭审理的动议》，其法律依据为宪法修正案第六款，被控告者有权与指控他的证人在法庭上当面对质。从庭审实践的观点，就是说，被告有权通过其律师当着陪审团的面对那些证人们交叉取证。然而，当证人也是同案犯时，如若将所有被告人作为联合被告同时送上法庭，以其被告之身份，其中指控同伙的证人们便可以拒绝出庭作证，因为宪法修正案第五款允许被告人保持沉默。如此一来，在本案的例子中，公诉方便可以将他们拍摄的那些录像作为“一面之词”呈交法庭，而不必担心遭到对方的质疑。
和著名的《蒙然达权利书》一样，关于被告人的这一项权利也是有名目的，叫做“布鲁顿法则（Bruton Ruling）”。1968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关于布鲁顿案的裁决中指出，不得将同案被告人在法庭以外的供述等作为针对另一被告之证词提交法庭。
公诉人亚瑟·克莱蒙兹在回复被告方的辩护状中向法官提出，公诉方可以通过剪辑那些录像资料，以消除各被告供述中的“布鲁顿冲突“，或将其降至最低。为增强说服力，亚瑟在文中列举了三宗发生在纽约地区的类似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