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1月，尼采收到了他平生出版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悲剧的诞生》。
早在尼采24岁时，他就受到了李奇尔教授的赏识而荣任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言学教授之职，这时尼采可以说已是一个优越的古典语言学者了，他在巴塞尔大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对古籍产生了大量的新奇而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的综合，成为了《悲剧的诞生》的主要内容。在这本书中，尼采通过对古典语言的研究得出了别开生面的崭新结论，他充满激情地指出，只有在美感现象中，生命和世界才显得有价值。在《悲剧的诞生》中，美感价值成了该书所认可的唯一价值。而这种美感价值也成了他日后对生命加以肯定和礼赞的思想根柢。
尼采在这部光辉的著作中，着重探讨了生命意义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只有靠艺术才能拯救生命，也只有艺术才能赋予生命的一种审美的意义。为此，他提出了两个观念，一个是阿波罗（Apoollo，又译为日神和太阳神），另一个是戴奥尼索士（Dionysus，又译为酒神）。尼采通过对古典文献学的研究，他提出了前人所未有的新见解，他以为所有的希腊艺术都是由阿波罗和戴奥尼索士这两种精神的互相激荡而产生的。所谓阿波罗和戴奥尼索士只是希腊人在艺术上所崇拜的两个神，尼采认为在日神阿波罗的恬静幽美光彩四射之中，希腊人形形色色地梦幻被唤醒了，于是他们发挥出自己的想象，形成了种种艺术冲动，并在造型艺术上取得了特有的成就。这里，尼采把阿波罗当作了人的梦幻世界产生的源泉，他以为正是阿波罗神支配了人们内在梦幻世界的美丽形象，在冷酷的现实世界上，涂上了一层美学的面纱，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形式与美的世界而戴奥尼索士则是酒神，它是生命之流的象征，它会冲破一切障碍，排除一切限制，它代表了奔放的生命活力。在酒神戴奥尼索士的庄典中，人们互相簇拥着，载歌载舞，沉醉狂欢。酒神使人的情绪激昂兴奋，在激奋的情怀中，人的个体意识开始解体，并产生了一种宇宙中“大我”的体验，人因此感到已超脱了人生，从痛苦和毁灭中获得了悲剧性的快感。酒神戴奥尼索士的典型的艺术形态，就是悲剧和音乐。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将阿波罗和戴奥尼索士作为平等的两个神祗来看待。他认为阿波罗精神表现出一种静态的美，这种美把苍苍茫茫的宇宙化成理性上的清明世界，并借其梦幻的驰骋，而后又以生命中之无限生命力贯穿于静性的世界之中，把平面的结构贯穿而成立体的结构。这种生命的律动，从希腊宗教上的戴奥尼索士暗示出来，并通过狂醉的酒神，贯注于理性的世界中，形成了音乐和歌舞的冲动。
尼采大胆地宣称，希腊文化的最高成就，就是阿波罗艺术（史诗、雕刻、绘画）和戴奥尼索士艺术（音乐、舞蹈）的结合。这两种精神相互冲激而产生了深邃沉厚的悲剧，希腊文化最高的智慧就表现于它的悲剧之上。
这种悲剧的最高形式是人羊神（人体羊头神）的合唱，在合唱中，大家共同踩着舞步，手舞足蹈，用一种音乐的节拍，来渲泄心中的感情。这种人羊神的合唱，是由戴奥尼索士的狂醉勾起了阿波罗的幻想，进而把潜伏在生命里层的活力激发出来，让狂热的情绪克服生活的困苦的忧患，产生出创造的冲动，这就是希腊悲剧精神的所在。
在这里，尼采对于希腊文化提出了一种崭新的见解，他在自传中说希腊人不是悲观主义者，悲剧确切地证明，在这点上叔本华是错误的……在这本书上（《悲剧的诞生》），有两个特殊的发现：第一，在希腊文化中把握了戴奥尼索士现象第一次对于这现象提供了一个心理上的分析，以此视为一切希腊艺术的基础。第二个发现是对于苏格拉底思想的解释在这里他第一次把苏格拉底认定是希腊文化衰落的关键，视为颓废的典型。在这里面，尼采对叔本华和柏拉图等人都进行了批判。尽管尼采受叔本华影响很大，但在这个阶段，他已开始对叔本华的悲观厌世思想进行了摒除。通过对古希腊古典悲剧的分析，尼采认为希腊人洞察了人生的惊险可怖，但是他们并不背离人生，相反，而是面向人生。希腊人借助于日神和酒神精神，对世界予以了肯定。艺术振救了希腊人，通过艺术，希腊人重新获得了生命的意义。他并且进一步描述说：“希腊人创造了许多神祗，以显示他们对于生命的肯定，透过阿波罗之美的动力，渐渐地从原始的恐怖，发展出奥林匹斯众神的喜悦统治，犹如玫瑰花从荆棘丛中萌芽一样。不然，一个如此过度敏感，如此情绪激动，如此深受苦难的民族，怎能忍受人生呢？那显示人生完满，并保存存在价值的艺术冲动，产生了奥林匹斯世界，这世界实为反映希腊意志的一个变形镜。”通过对希腊悲剧精神的这种赞美，尼采对生命予以了热情的肯定，他不像叔本华那样，视生命的根本为毫无意义和目的的盲目意志，尼采对生命采取了一种乐观主义和积极奋斗的态度，他并不否认人生的孤独、困难与痛苦，但他因为人能够将自己置身于历史舞台而感到了由衷的喜悦。他竭力借艺术来肯定人生，认为人生是一种悲剧，但也是一种美，人生的意义就在这悲剧的美感中。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还集中抨击了苏格拉底的科学主义的人生态度，同时对基督教也进行了攻击。尼采发现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那就是从前的哲学史都以为希腊哲学盛期是由苏格拉底而柏拉图再到亚里斯多德的时代。尼采以为这是一个十分荒谬的观点，他认为希腊哲学的高峰时期只属于前期，因为希腊后期的哲学只是在象牙塔上制造概念，这不是真正的哲学。在尼采看来，真正的哲学是应该从健康的精神上发泄出来的。
同时，尼采还在该书中指出，从中世纪100多年以来，人们都只以为希腊文化唯一的精神是阿波罗精神，以为希腊文化只是阿波罗理性之光的发射。其实这也是错误的。以此为依据，尼采进一步指出不仅当时的德国人不了解希腊精神，而且希腊人也误解了他们自己，尼采以苏格拉底作为典型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尼采认为苏格拉底没有悲剧精神，并且毫不了解古希腊的诗歌，只知道荷马叙事诗上平易浅显的庸俗理论，而荷马史诗中的悲剧英雄则被苏格拉底化成了平淡无奇的俗人。尼采痛惜地认为，苏格拉底之后，不仅哲学衰落了，艺术也渐趋暗淡了，很多作品中的原始悲剧精神，已趋近于平凡而没有激动人心的艺术魅力了。而且，希腊作品在苏格拉底之后，热情与火焰被冻结住了，变成了有光而无热的僵硬形态，充满活力的酒神戴奥尼索士的精神也消失了，只剩下太阳神阿波罗的精神在勉强支撑着，从此，具有创造活力的希腊开天辟地的精神便跟着丧失殆尽了。尼采对希腊文化的衰退充满了同情，他把这笔帐都记在了苏格拉底身上，称苏格拉底时代在哲学上是一个平庸的非理性的时代，在艺术上则是表现得非常浅薄的喜剧。这种浅薄的喜剧“剥夺了音乐中伟大的戴奥尼索士意义”。
可以说对苏格拉底的批判和对酒神戴奥尼索士的肯定和追念，成了《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同时这种批判与肯定也成了贯穿尼采整个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突出的主线。由酒神戴奥尼索士意志，其后发展成了尼采超人动力的“冲创意志”，由戴奥尼索士精神，而后发展成了尼采后来所反复强调的“战斗精神”。而戴奥尼索士现象，则成了后来尼采批判基督教文化的病态和近代文化庸俗性的基本动力。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虽然没有提及基督教，但是对基督教却是表现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在尼采的自传中，提到《悲剧的诞生》时，他明白地说：“全书的特色是对基督教表现出了一种深沉的敌意的缄默，基督教既非阿波罗式的，也非戴奥尼索士式的；它否定一切审美价值而这正是《悲剧的诞生》一书所唯一肯定的价值。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它是虚无主义的，可是在酒神戴奥尼索士的象征中，却是达到了最大的肯定。”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对世界所作的审美解释，与基督教论点正好相反，他认为所谓上帝的绝对真理，是将所有的艺术都丢弃在虚伪的领域之中了。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基督教的价值系统，不仅是反对艺术的，而且还包含着对“生命的极端仇视”。它是“一种病入膏肓、阴郁、疲惫以及生物由于缺乏阳光而变得苍白的现象”。可以说《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经过长期的思索后，对基督教作出的初步的进攻。尽管这种进攻的火药味没有后期的著作中那么大，但是尼采毕竟在思想探索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除以上所述之外，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还对整个西方的近代文化表露了不满的情绪。他认为：“西方文化的每一个时期，即使表面上看来是属于原则性而值得称赞的，但当它和希腊的典型比较时，就失去了光彩和生命。”他批评整个西方近代世界是在亚历山大文化的笼罩之下，在对眼前的各项事物作着十分平庸化而且毫无价值的颂扬。他把整个西方文化看成了一个毫无生机衰老的沙漠，他渴望把古希腊的戴奥尼索士精神注入西方的文化肌体，使之再生。在对西方文化精神进行批评的同时，他对德国的文化更是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他满怀激情地期望：“在现代文化荒芜的废墟上，能透过音乐艺术的神奇而看到德国精神恢复活力和净化的一线希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尼采发表《悲剧的诞生》的一个动机就是，他感到德国人在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方面已趋于枯竭，他忧虑德国文化和希腊文化之间的联系太薄弱了。实际上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当时德国的许多大学里，很多人对希腊文化都严重疏忽而不去做严肃的研究，他们不仅放弃了希腊人的理想，而且有时还完全曲解了所有古典研究的真正意义。后来，尼采在回顾《悲剧的诞生》一书的写作过程时曾说他对当时的所谓有“德国精神”是“持着一种无望和无情的观点”，认为德国精神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缺乏希腊精神的。
《悲剧的延生》一书出版后，引出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有的人理解，有的人极力反对。尼采在巴塞尔大学的许多同事对尼采出了这样一本荒诞的书表示出了冰冷冷的沉默，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寄予厚望而且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竟然写出了这样一本全然不合古典语言学学术传统的著作，他们对此感到惊讶和失望，连他的恩师李奇尔教授也没有对他表示理解。在《悲剧的诞生》发表后，尼采曾给自己的老师李奇尔去信说：“我觉得您一生中，若遇到过什么充满希望的东西的话，也许就是这本书了，尽管有些人会受到打击，但是这部书是我们古典问题研究的希望，也是德国的骄傲。”尽管李奇尔教授没有当面批评尼采的这些语言，但是他在日记中评价尼采时说，尼采已是一个“自大狂”了。
《悲剧的诞生》发表后不到四个月，尼采在普夫达高等学校的同窗，以后成为德国文献界巨擘的青年学者维拉莫维奇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将来的文献学》，猛烈地攻击《悲剧的诞生》，对尼采在该书中的哲学观点和语言学知识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以此来捍卫古典语言学的传统。但是尼采对这个攻击并不戒意，他没有给予答复，而是委托朋友洛德出面进行反击。几个月后，好友洛德发表了一个小册子，反驳了维拉莫维奇对尼采著作《悲剧的诞生》所进行的攻击。
尽管尼采十分自信，但是学术界对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这部著作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由于学术界对这部书的排斥，以致尼采的学术威信一下子从天上落到了地下。一时间，他的学生们纷纷离开他。这一年的冬天，他吃惊地发现没有一个专攻古典文献学的学生选修他开设的关于古希腊诗人荷马的研讨班和讲座课。
在尼采的少数支持者中，瓦格纳是最热烈的一个。由于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把他的朋友瓦格纳偶像化了，甚至神圣化了，所以瓦格纳夫妇对《悲剧的诞生》是以感谢和感动之情热烈欢迎的。同时，以瓦格纳为中心的音乐家、诗人、学者们，即所谓瓦格纳的同党们也对这本书鼓掌响应。瓦格纳在《悲剧的诞生》刚发表时，就立即给尼采写信说：“我还不曾读过比你的书更精彩的东西，亲爱的朋友，书中的一切都好极了。”
《悲剧的诞生》所引起的学术界的猛烈批评和恩师李奇尔的冷漠，曾一度使尼采的内心非常难过，但是瓦格纳等人的支持又使尼采充满了自信心。他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坚持走自己的路。
1872年二三月间，尼采不顾学术界对他的冷漠，他在巴塞尔大学的《论我们的文化设施的前途》为题作了五次学术报告，他集中火力进一步批判了现代文化。在报告中，尼采认为，德国政府只是在表面上关心提高文化水平，但是实际上是想降低教育水准。教育在国家手中会成为一个有力的武器。他认为现代国家并不想改善国民的文化素质，相反只是想让人民训服恭顺、满足现状，只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科技人员而不需要让他们掌握一般的人类文化。因此，尼采不相信普及教育能够解决民族文化的问题，相反他认为科学分工正在毁灭文化。他说，新闻学是一种传播知识、淡化知识的手段，真正的哲学家应当使学生接触了解希腊文化，还要反对“庸俗文化”，尼采在这些报告中还批评说，德国人使用母语的能力太低，学校提倡的是书生气而不是真正的文化。
在所有这些报告中，尼采都主张德国的教育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否则它将发展到自我潜力无法发掘和蒙昧之中去。同时，他对当时的学术界进行了批评，指出他们具有各自职业的狭隘性。
尼采的这些报告吸引了不少人，每次听众都没少于300人，瓦格纳夫妇和其他许多贵宾都出席过他的报告会。这给尼采的心灵带来了安慰。
也就是这个时候，巴塞尔大学再次提高了尼采的薪金，他的年俸从3500瑞士法郎提高到了4000瑞士法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