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间的老人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1945年4月的时候，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折磨得疲倦不堪的人们都已看到了战争结束的曙光，轴心国集团仅存的德、日已大难临头，而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则胜利在望。
杜鲁门继任后的工作除了完成旧金山会议以外，再就是与盟国共同协作，结束二战，制定战后对外政策，决定战争转向和平时的国内经济政策，他至此初显才能，“小试牛刀”。
杜鲁门十分关心战争进程，4月13日11点钟，他就同军事领袖作首次会见。在座的有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还有巴尼·杰尔斯空军中将、总统参谋长威廉·李海上将以及史汀生等人。杜鲁门首先表示了对他们卓越军事才能的尊敬，接着询问了战争情况。他们的报告简明中肯，说明了盟军顺利的进展情况和大致的军事布置。杜鲁门认为他作为全国武装力量的首长，亟需对部队说一些话，希望就此向盟国保证，美国会毫不退缩地继续努力。
会后，他专门与李海将军作了会谈。希望得到军事方面的支持。中午过后不久，他会见了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首领，包括众议院议长和参众两院各党的领袖。他希望安排一次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在会上他将陈述继续履行罗斯福政策的决心。他强调，要求两党都继续支持把战争进行下去，也是重要的。与会的议员们大多赞同他的意见。
杜鲁门最后忧心忡忡地说：“我真正关心的，一方面是战争形势，另一方面是即将来临的和平问题。我们的胜利已迫在眉睫了，但是继胜利而来的形势究竟如何，则还不清楚。”战争形势似乎已十分明朗，但战后形势如何呢？
杜鲁门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与苏联的合作问题。在从1944年1月到1945年初这段时间内，苏联红军的足迹踏遍中欧：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芬兰等均被苏联解放。而且斯大林在许多国家内帮助成立了共产党为首的人民民主政府，这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沉重打击。杜鲁门对这种情况极为担心，恰好旧金山会议要讨论波兰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于是杜鲁门就导演了反对波兰支持阿根廷那一幕闹剧。
为了与俄国打交道，杜鲁门专门召见了俄国事务专家哈里·霍普金斯。杜鲁门从他那里获得了苏联一贯的政策走向和对斯大林的初步印象——“一个坦率、粗鲁、固执的俄国民族主义者”。杜鲁门还热情地挽留霍普金斯，希望他不要在5月份退休。这时，李海将军带来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电报，希望英美苏三国首脑发美一个联合声明，因为盟军部队已迅速接近德国的首都柏林，胜利指日可待了。杜鲁门高兴地同意了这一行动。
英国是美国坚定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盟友，为了对德国进行一次决定性打击，摧毁它残存的战争工业，杜鲁门曾建议，按照罗斯福的指示对德使用无人驾驶的旧轰炸机进行遥控轰炸，但丘吉尔有些犹豫，害怕英国受到德国的反报复。杜鲁门同参谋部重新检查了这个计划，最后复电：“我以为这个关于使用满载炸药的战时使用过度的飞机的计划，目前在欧洲可不予实行。”丘吉尔对此深感满意。
4月16日，作完第一次国会咨文的当天，杜鲁门一家从需要维修的白宫住处搬进了布莱尔大厦。战争的胜利似乎已不成问题，但国务卿在晚上递交的一份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份报告介绍了世界粮食的紧张情况，而且棉花、羊毛、煤也很匮乏。杜鲁门认为：“战争的结束会加深已经紧张的粮食情况。由于被解放国家内部的混乱，在旧金山达成的任何计划，即使不致失败，也会受到严重的损害。”考虑到这种情况，他决定通知军事当局、检查并缩减他们的粮食和物资需求的计划，以便增加对这些地区的供应。
4月17日，杜鲁门签署了修正通过的“租借法案”，把这个法案第三次延长。这个法案在参议院讨论时，曾受到孤立主义者们的强烈攻击。但杜鲁门是这个法案的拥护者，他认为对于在战争中遭受严重损失的国家而言，租借法案所提供的条件对于它们的复兴是极其重要的。对于目前的国内工业能力，杜鲁门很有信心。他坚信一旦欧洲战争结束，甚至在美国开始缩减其总生产时，对太平洋的供应也是能够增加的。
同日，就在杜鲁门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后的几个钟头。他头一次踏进绝密的白宫地图室。这个地图室是他从罗斯福总统那儿继承下来的，它位于白宫的底层，正对门厅电梯的对面。地图室里挂着一幅世界地图和比例尺很大的欧洲和亚洲地图。这里每天都汇集着最新的战争情报，因此地图上标明了世界上一切主要军事力量分布的位置和每天最新的战线情况。
这天晚上，杜鲁门向盟国在全世界的武装部队发表演说。他引用林肯的一句话作为结束：“上帝要我们寻求正义，在正义事业中，我们要坚定，让我们为完成我们肩负的责任而努力奋斗！”
4月18日早晨，杜鲁门会见了以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托为首的共和党领导人，谈了关于对战争所采取的态度问题。接着，他又接见预算局长哈罗德·史密斯。史密斯提出预算牵涉到国家的最高政策问题，因此总统应该适当地行使权力，杜鲁门表示接受。由于看到欧洲胜利日的日益临近，杜鲁门和史密斯讨论了1946年预算上的一些变动，杜鲁门要求预算局准备好变动了的预算表册，以便及早送交国会预算委员会审查，并建议史密斯与军方进行一下讨论。
第二天上午，杜鲁门召集副总统麦克拉、参院多数党领袖巴克莱、议长萨姆·雷朋和众院多数党领袖约翰·麦考马克，进行新的“四巨头”会议。杜鲁门向他们提供了战争和外交战线方面的最新消息并概述了欧洲战争临近结束、有必要修改联邦预算法案的问题。然后，11点半时，杜鲁门与马歇尔将军检查了欧洲战线迅速进展的情况。他们讨论了一件拟在英、美、苏三国军队在德会师后发表的文告草稿，并将文稿拍给丘吉尔。
4月20日早晨，财政部长摩根索向杜鲁门报告了关于战争费用开支以及财政部目前工作的情况。摩根索谈到，本财政年度的预算收入还不到预算支出的一半；并且国内的漏税行为、黑市活动猖獗。杜鲁门深知美国财源非常窘迫，这不仅是直接的战费，也由于其他国家正大量地向美国求援，但他本人也自觉无可奈何。
同一天，杜鲁门任命查理斯·罗斯为新的新闻和广播秘书。查理斯在1901年在独立城高级中学毕业时是杜鲁门的同学，后来在《圣路易信使报》工作。当他们把任命的消息告诉他们从前在独立城的老师提尼·布朗女士时，她显得格外高兴，大声说道：“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一时间，这段轶闻被传为佳话。
4月21日，杜鲁门在地图室中得到消息：德军在各个战线上的抵抗都在崩溃。来自瑞士的谣言说，希特勒已经离开柏林。杜鲁门望着地图上各路盟军的进军箭头都齐齐地指向柏林，不禁想到，毫无疑问，欧洲战事的结束已指日可待了，只剩下太平洋战场的日本人在顽抗了。4月22日晚上8点30分，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接见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讨论了波兰问题后，杜鲁门提出了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尽快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上已经达成过协议，但苏联因为全力反攻德国而拖延下来。莫洛托夫称：不管在其他战场上发生了什么，只要能够做到，苏联一定会尽快地加入太平洋战争。杜鲁门对此表示赞赏。但整个会谈因双方意见分歧而显得索然无味。
4月24日，杜鲁门正在办公室阅读紧急情报，美国驻英大使魏南特紧急电告他，丘吉尔首相要与他通过远洋电话进行交谈。德国盖世太保的头子亨利希·希姆莱已通过瑞典政府提出西线德军投降的建议。
杜鲁门马上命人叫来李海海军上将、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赫尔将军和帕克上校，希望他们注意自己和丘吉尔的对话。一会儿，电话接通了，这是杜鲁门同丘吉尔第一次在电话中谈话。双方互致问候后，丘吉尔提到了希姆莱的建议，杜鲁门问：“他要怎样投降呢：是指所有的挪威、丹麦，意大利和荷兰？”丘吉尔说只包括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并且布姆莱决心不向东线的苏联投降。杜鲁门马上回答：“我认为应该强迫他向三国的政府投降，苏联、你们和美国。零星的投降，我认为根本不应该加以考虑。”丘吉尔也同意，“除非德国无条件地向三大国投降，否则英王陛下的政府也先不考虑。”接着，二人讨论了对俄的态度问题和瑞典在这次投降中的立场。他们一致同意马上将希姆莱建议和美英立场转告斯大林，并约定于6月1日举行两人的首次会谈。
杜鲁门和丘吉尔互道“晚安”后结束了长谈。杜鲁门马上给斯大林发报，首先说明希姆莱对英美的建议，接着阐明自己的观点，最后请他马上给予答复。
4月25日，美国和苏联的先遣部队在柏林以南的易北河畔的托尔高会师，杜鲁门与斯大林互相致电祝贺。
4月26日，杜鲁门同预算局长史密斯举行第二次会议。由于前线上的进展，有必要对国内外的政策和担负从速重新进行审查和重新估计。杜鲁门曾指示史密斯为各种战时机构，如：战时人力委员会、战时情报局、战时生产局、民防署和海运委员会等制定预算，但现在他改变了主意，认为如果能缩小其中一些机构或大大精简甚至取消一些，都是可以的。战时增设的这些机构臃肿庞大，运转不灵，而且马上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杜鲁门还提出了改组劳工部的问题，把分散于各个战时机构的关于人力的职权集中在劳工部，由劳工部长统一管理。接着，他对史密斯抱怨说住宅情况是一团糟。而且住宅问题将在和平计划中占重要地位。杜鲁门提醒史密斯注意：在计划和平的时候，不应当忽视一项重要事实，那就是，即使欧洲取得了胜利，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大规划战争还没取得胜利。政府各部门和各战时机构中，过早地使士气涣散是很有害的。所以，在削减战时机构的预算时，必须考虑职员失业、机构效率降低等后果。杜鲁门建议逐步缩减预算，并事先与机构负责人商量。另外，像物价管制局、战时石油管理局等机关是不应有变动的。而“失业补偿金”和“老年补助金”是完全不同的，当战时生产转变为和平时期生产时，这些款项要增加。杜鲁门一再强调要注意战后民生和经济的问题。他同时对史密斯关于给红十字会拨款的计划给予否决，他相信：“如果我们给红十字会拨款，那我们就不得不对其他私人团体拨款，而且这类性质的拨款有可能缩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计划。”
最后，他们又谈到拟定的租借法案的拨款。史密斯建议款额比上年度稍少一些，因为国会中反租借法案的人越来越多，孤立主义集团开始明目张胆地采用各种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租借法案原来是要借给盟国以武器和必要的物资，以补充它们战时生产不足。然而，由于对物资包括什么东西有着广泛的解释，某些物资变成了民用品，或用于恢复工业的东西，因此这便成了批评者的目标之一。杜鲁门清楚地知道把租借法案的款项用于战后恢复工作将在参议院遭遇到许多困难。于是他建议，处理恢复问题的较好的办法是扩大进出口银行，以便得到资金进行恢复工作，并鼓励多多利用国际银行。他还提到了新成立的联合国的作用。
杜鲁门这次与预算局长的长时间会谈，确定了美国战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他在与史密斯告别时，提醒他，与情报机关搞好关系，注意租借法案并强调进一步精确估计预算的重要性。
4月27日，在科尔内·霍季斯将军指挥下的英美军队和伊凡·科涅夫元帅领导的乌克兰红军在易北河会师，期待中的三国会师终于实现了，德国被切成两段，盟军开始向柏林进军。
杜鲁门对事情进一步发展感到十分高兴，他与英苏首脑同时发表了早就准备好的声明。并马上会见了马歇尔、李海等军事将领。
4月29日，意大利的德军同意了盟军的条件，签订了投降协议书，美国基斯柯将军参加了签字仪式。投降条件规定在5月2日中午停止敌对行动，投降也包括德国所指挥的意大利法西斯师团。意大利的战争结束了，杜鲁门打电报向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和该战区的美国最高司令官马克·克拉克将军祝贺。他同时警告还在垂死挣扎的德国人和日本人，只有无条件投降才能免于毁灭。
5月1日，德国广播电台宣布了希特勒死亡的消息，杜鲁门接到报告，说希特勒是自杀身亡的，他感到很振奋。同时，盟军从4月27日开始的柏林之战已近尾声，苏军的红旗马上要插到德国总理府的楼顶上了。面对刚刚过去的作为总统的十来天，杜鲁门感觉似乎“已经活了几辈子了”。因为这几天里集中发生了那么多的重大事件，他不断地经受着快速决断的工作压力。现在，希特勒完了，胜利也终于来到了。
从5月2日开始，各线德军纷纷向盟军投降。5月4日，荷兰、德国西北部和丹麦的全部德军都向蒙哥马利投降了，敌对行动于5月5日上午8时停止。5月6日，艾森豪威尔向杜鲁门建议：宣布5月9日为胜利日，同时说明在这条战线上战斗已大部停止，敌对行动将于5月8——9日午夜后一分钟全部停止。杜鲁门与丘吉尔、斯大林协调后决定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正式公告将在5月8日华盛顿时间上午9时发表。
这样，杜鲁门任总统还不到四个星期，德国就投降了。5月8日，在白宫的总统办公室，杜鲁门向美国人民宣布，欧洲的战争结束了。“自由的旗帜已在全欧洲飘扬”。在声明的另一部分，他提醒日本人，盟军有能力把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战斗力量投入太平洋战场上去。在随后的向全国发表的广播演说中，杜鲁门号召美国人坚持战时精神，“直到赢得最后胜利”。
在按时召开旧金山会议、促使联合国按期建立之后，杜鲁门又完成了他的第二项工作——结束了欧洲战事。
胜利的太阳照耀着欧洲大陆的时候，盟国首脑们开始关注另一个问题，即占领德国问题。在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等首脑会议上，英、美、苏一致同意彻底击毁德国法西斯的基础，在战后军事占领德国，但当这一时刻真的到来时，在具体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出现了。
早在战争结束前，丘吉尔就通过电报与杜鲁门讨论美英占领区问题，他把已解放地区分为“战术地区“和“战领区”，并充分准备坚持占领区。他强调要建立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在东德和西德之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其主要目的是尽量缩小苏联在占领区获得的利益。杜鲁门对此没有作出答复。
当盟军最后推进到德国境内时，杜鲁门才意识到需要和英国、苏联交换一下意见，重新确定1945年1月在欧洲咨询委员会上三国曾达成的协议。因为美军进入德境后，不可能使他们刚好在原来划定的界线上会师，并且已越过了界线，军队需要按新的占领计划重新布署。
杜鲁门同军事顾问们商量之后，给丘吉尔发报：“德国的抵抗即将停止，因此，美、英和苏联对它们的部队将来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占领地区问题有必要决定一种有秩序的步骤。”他进一步建议，为避免混乱，每一个司令官当他认为他已准备好去占领他应占领的地区的任何部分，而该地区仍为其他盟国的军队占领时，即应通知他本国的政府，说明他已准备占领该区，有关国家应征得其他两国同意，以便发出必要的指令，立即撤出该地区，由指定占领国的军队去占领。他最后说：“当然，我们有必要立即就我们占领奥地利的地区达成协议。”
4月底的时候，杜鲁门从一份前总统的备忘录中看到了罗斯福总统为美国军队在进入德国后如何对待德国所发的训令，他还设立了一个由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和对外经济管理局组成的委员会，专门开展研究工作。杜鲁门要求此委员会的成员陆军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就整个问题作一个书面汇报，并与委员会进行研究。汇报指出：罗斯福想委派一位文官出任驻德高级专员，同意让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将在美军占领的德国地区的军政府长官，并兼任德国管制委员会中的美国代表。至少在初期将不委派一位文官任专员。
麦克洛伊的报告指出，德国迫切需要粮食、燃料和运输工具。“欧洲中部正处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总崩溃中，其波及范围之广除罗马帝国的崩溃外，在历史上是无与比拟的。”“在这种动荡与崩溃、残酷与混乱的气氛中，我们必须同苏联人搞出一套确实可行的关系……需要总统的支持，从政府机构和民间抽调所需的有才能、有声望和有魄力的人。”
麦克洛伊还向杜鲁门汇报了他与法国流亡政府首脑戴高乐将军的会谈。杜鲁门基本上沿袭了罗斯福备忘录中美国军队占领德日的方针。
5月初，丘吉尔又给杜鲁门通电，就各国在德国的实际占领区问题提出异议。杜鲁门发现美国军队已越过了规定的军事分区线，但是他认为：“我看不出有什么正当的理由来怀疑我们所定的十分明确的协定，也看不出干涉成功的军事行动有什么好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严格地遵守我们的协定，并尽最大的努力使俄国人也执行这个协定。”他还趁机指出，现在在苏联占领区的军队是美国军队，并再次说明任何撤退到各个占领区的协定都要经三大国的同意。同日，他电告斯大林，希望遵守已达成的协议，直到5月2日，斯大林才复电表示同意。
这时出现了美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维也纳政府上的争执，于是杜鲁门在5月9日给丘吉尔通电，同意召开三国首脑的共同会议。
在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除了在弗伦斯堡的邓尼茨海军大将——他自称为德国的代理最高统治者——下边的一个集团外，德国没有其他任何政府，而这个所谓的“邓尼茨政府”也没有得到美、英苏的承认。他们这时关心的是如何“公平”、有效地分区占领德国，包括如何从中得到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这时，在奥地利，苏联帮助建立了“临时政府”，美国、英国、法国以苏联没与他们商量为借口，提出抗议，杜鲁门重申美国对于维也纳分区占领的立场：“将大维也纳城划分为几个小的区域，从而使我们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便利的设备。在德国和奥地利，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设立管理机构，并部署各盟国军队撤回到它们各自的区域。在奥地利，这个任务根本没完成。但是在德国，占领和统治的筹备工作已经由欧洲咨询委员会完成，只待苏联的同意，每个区域机构的细则就可以公布。”
5月11日丘吉尔致电杜鲁门，仍要求美军继续驻扎在他们所达到的最前线，虽然他对各国占领地区表示同意，但他认为在同苏联的关于波兰和其他问题未得到满意解决前，盟国不应从它们当前的位置撤退。杜鲁门回电表示“无能为力”。首先，美国应遵守与苏联的协议，其次，美国国内舆论普遍认为除送往急需支援的太平洋战场的军队外，其余士兵应当回家。5月22日，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批准了欧洲咨询委员会所起草的关于战败德国的正式宣言，四国的军事司令官将于柏林会见，在宣言上签字，并留在那里制订管制委员会机构的细则。
6月4日，丘吉尔再次劝告美国军队不应撤退到指定的占领区去，并预见东西方冲突的形势。但杜鲁门仍告知他，美国决定从6月21日起从苏占区撤退美国的军队，在电报中，杜鲁门解释了原因：“在盟国军队从俄国地区撤退以前，盟国管制委员会不能开始工作。”“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行动拖延到7月的会议，将极不利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6月14日，丘吉尔答复，同意杜鲁门的作法，英国军队也将在6月21日撤离。实际的撤离从7月1日开始。
杜鲁门原指望建立包括三个强国和法国在内的德国联合政府，进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在柏林有一个中央政府，他也将这个计划考虑进了即将召开的三国首脑会议的议程中。然而，事与愿违，分区占领德国最后导致的是‘冷战’阵营的两个前锋——东德和西德的“兄弟之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成果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二战后的东欧，在苏联的影响下纷纷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在中国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也迅速壮大，向腐朽的蒋家王朝冲击。面临社会主义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膨胀，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杜鲁门总统采取了一系列压制政策。同时，国内对“租借法案”的态度日趋强硬，纷纷要求废除，杜鲁门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波兰是介于苏联和德国之间的中欧大国，历史上曾被俄国伙同普鲁士、奥地利进行了三次瓜分。在二战的揭幕战中，波兰被德国的“闪电战”所击垮；在苏联反攻过程中，波兰获得解放并成立了苏联支持的卢布林政府。鉴于波兰在中欧的重要战略地位，杜鲁门坚决反对波兰的新生政权，他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时大动肝火，要求在波兰成立多方联合政府。他多次致电斯大林，指责他在华沙问题上的“不公正”。在他任职初期，无论是在联合国问题上。还是在占领区问题上，波兰问题始终是他用来威胁苏联的一个借口。同样地，在捷克斯洛伐克、在南斯拉夫、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杜鲁门关注着社会主义政权的发展。
1945年4月27日，丘吉尔电告杜鲁门，要在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解放军到达的里雅斯特和威尼萨——朱里亚地区之前抢占该地区。杜鲁门回电说：“我已同意授权亚历山大将军来完成我们在的里雅斯特和从前在意大利统治下的其他地区的任务，我了解这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
杜鲁门小心翼翼地同铁托联系，希望他不被苏联拉入社会主义的行列。他在4月30日的一份电报中说：“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希望避免把美国的部队用来和南斯拉夫人作战，或者被用来在巴尔干政治舞台上进行斗争。”但铁托没有听从美国的意旨，他率军进入伊松卓河整个东部地区，设立行政机构，阻止亚历山大的盟军建立政府，最后，斯洛文尼亚政府在的里雅斯特宣告成立。
5月11日，杜鲁门感到铁托的攻势过于凌厉，他占领的里雅斯特地区是中欧广大地区的一个重要咽喉，比其他领土问题影响更深远。于是他与丘吉尔紧急磋商，准备威胁南斯拉夫接受盟军战区司令官的指挥。5月13日，他又与丘吉尔联名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施加影响，并保证除非首先受到攻击，否则美、英军队不会主动进攻铁托，然而苏联并未理睬。
南斯拉夫的军队继续按他们的占领计划推进，5月17日，亚历山大给艾森豪威尔去信，说明形势已恶化到必须使用武力的地步了。杜鲁门闻迅后立即调动一切可调动的部队，进行武力威胁，同时又要求斯大林给予支持。但是，这两个措施未取得任何效果，杜鲁门只好把它拖到即将举行的三国首脑会议中去。6月9日，铁托终于同意达成一项协议，把威尼萨—朱里亚划为两个军事占领区，由盟军和南斯拉夫军队分区占领。
当时的中国政府被把持在蒋介石手里，他不但对外代表着中国政府，而且还担任着中国战区的盟军司令。在抗战初期他就遵照美国的“指导”，“以空间换时间”，致使大片国土沦陷；在整个抗战进行期间，他也一味地依靠美英的外援。宋子文作为当时的外交部长曾几次访问美国，杜鲁门在接见他的时候也表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在4月19日的会谈中，他允诺帮助蒋介石平息通货膨胀，增运黄金。
杜鲁门对华态度的最初想法体现在1945年4月26日的一份备忘记中，首先，他利用中国作为与苏联、英国进行政治交往的筹码。他希望苏联可以在中国东北和外蒙古有特殊权利，而英国可以在香港和西藏上捞到好处，并促使中国在东亚地区不能“称霸”。第二，他希望在经济上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给予蒋介石政府以一切可行的经济、财政和技术的援助。并要求立即与中国进行谈判，订立一项广泛的、现代的通商条约。第三，在军事上全力支持蒋介石政，一方面力求加强中国进行战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一方面着手改组、训练和装备一部分随同国民党军队。这样，能组织强大的力量在驱逐日本人的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又能促进“中国的统一”。鉴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内战的可能性，以及与苏俄的复杂关系，杜鲁门决定暂不帮助蒋介石发展现代化、有效的军事组织。
1945年5月14日，杜鲁门再次会见宋子文，宋要求拨付允诺的两亿美元黄金，杜鲁门表示同意。但他私下认为中国所需的是进行紧急的财政上和经济上的改革，用出卖黄金的办法消除通货膨胀已被证明是无效的。6月9日，杜鲁门会见宋子文时谈到了中国领土的问题，说明美国对中国领土并没有任何野心，但提醒他注意苏联的动机。宋子文要求美国支持中国废除一切殖民地时代的旧制度，而杜鲁门则把话题转到了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的问题上，并安慰宋子文说，美国不会作损害中国利益的事。
宋子文十分感激美国的帮助，但他不知道，正是这种帮助使中国陷入了内战的深渊，杜鲁门的黄金没有支撑住蒋家王朝腐朽的上层建筑。
欧洲战事结束后的美国国内问题也日益复杂了。德国投降以前的10天中，杜鲁门不断地和各阁员和三军参谋长谈话，研究哪些部队和物资供应送往远东。同时保持足够多的占领欧洲的部队，以维持被打败的国土上的法律和秩序。也为了防止再有希特勒之流煽起疯狂的民族主义火焰。但国内的反战厌战情绪高涨起来，要求军队复员；同时，杜鲁门还面临着怎样有条不紊地把一个以军需为基础的经济转为民用经济，把在战争中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予以安置的重要任务。
因为美国远离欧亚战场，它的本土未遭受任何破坏，而且它在战争初期与各国的贸易使它大发战争财，所以当时美国的工业力量是十分雄厚的，但其中军需生产厂占相当大比重，民用生产企业数量较少。于是战后主要食品的供应越来越不足，糖的供应已经削减到原来分配定量的75%。而另一方面，往国外输出粮食的要求却越来越多，杜鲁门感到了20多年来的第一次产品匮乏，因为“所有剩余产品都消耗完了”。
1945年5月1日，杜鲁门召请物价管制局局长切斯特·鲍尔斯来白宫商讨定量分配问题。鲍尔斯抱怨说国会的批评和有些地方对定量分配的抗拒已使得他难于继续工作，许多手下的官员已经辞职。杜鲁门分析认为，物价管制局的压力主要来自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效劳的院外人士；在争取胜利的时候，人民和国会都不会反对物价管制局。同日，杜鲁门发布了一个公告，高度评价了物价管制局的工作成绩，强调了它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号召人民支持它的工作。“这不但是为了保持国内的经济平衡，而且也补充了我们盟国的极其枯竭的资源和供应品”。
然而，许多工人不能忍受这种恶劣的生活条件，起来罢工。联合煤矿工人领袖约翰·路易斯领导了最大的一次罢工，他义正严辞地向政府提出了改善矿工福利等要求。杜鲁门对这次罢工极其恼火，因为这些矿区生产的煤对二战时物资的生产和国内消费是十分重要的。于是，他采取了强硬措施，责令内政部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接收了所有生产作业已中断或有中断危险的煤矿，由政府经营私人企业，迫使原来工作的人继续工作。
5月3日，杜鲁门行使总统否决权，否决了国会通过的一项关于延缓农业人服兵役的决议。他认为，在战争期间每一个公民都有为自己国家服兵役的义务。而实际上，1945年5月的时侯，正是欧洲和拉美等刚从法西斯魔爪下解放出来的国家正需要粮食援助的时刻，而美国也正是他们最主要的援助国。
杜鲁门的另一个着眼点是政府机构的改革。他认为目前职权重复，推卸责任以及混乱和浪费盛行。应该改组政府行政部门，以增加工作效率。他计划建立一个职权划分完全明确的政府体系；即：把责任交给那些遴选派定的各个部门和首长，而总统的政策方针是他们办事的依据和限制。他提议建立福利部，主管不断扩大的公共福利事业。
但是，杜鲁门很快就在权力下放问题上得到了第一次不愉快的教训。
5月8日，对外经济管理局局长利欧·克劳利和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个关于“租借法案”的重要文件，是由罗斯福批准的，但没签字。其主要内容是授权对外经济管理局和国务院在德国投降时采取联合行动削减租借物资供应量。杜鲁门认为很好，不假思索地签了字，谁知一下招致了大麻烦。
克劳利按命令去做，下令禁止把一切物资运往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甚至要求某些船员中途开回美国港口卸货。英国遭受的打击最大，对欧洲胜利后美国援助的减少感到不安。它要求继续执行租借法案，理由是1944年9月14日魁北克会议上英美两国首脑已达成了战后美国援助英国的协议。于是，1945年5月下旬，英国两次致电杜鲁门，要求遵守协议，恢复租借法案。苏联也感到十分愤慨，它认为这是针对它的行动，斯大林在给杜鲁门的信中谴责了美国的行为，并以南斯拉夫、波兰问题相威胁。同时，国内的反应也十分激烈。5月31日，他收到了5个国会议员的联合署名的一封信，指责他废除租借法案造成的影响。6月初，李海将军报告说国务院和陆军方面都希望给予欧洲租借法案的援助，特别是供法国驻扎在德国的军队使用。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杜鲁门只得恢复了租借法案，但他坚持苏联只有参加对日作战才能得到巨额援助，而那些没得到美国援助的，可以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得到帮助。
虽然杜鲁国恢复了租借法案，但他并不认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他认为，为了应付欧洲战后的需要，美国必须推行一个各方面相互配合得很好的政策，而不是力图靠租借法案的办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在考虑一个欧洲复兴的计划，这与战时的租借法案完全是两回事，由此可见，后来的“杜鲁门主义”不是凭空而来的。
杜鲁门对租借法案有着高度的评价：“它是天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伟大成绩。毫无疑问，租借法案高达420亿美元的花费拯救了许多美国人的生命。通过租借法案装备起来的每一个俄国、英国、加拿大的士兵，当他们投入战斗时，会大大减少美国青年在争取胜利中所面临的危险。我们无法回收这笔款，但我们所拯救的许多人今天还活着，美国也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