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苏联的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推上了历史的舞台，表演代表正义的“三巨头”。他们的联系十分频繁，但成为决定重大事件的“三巨头”会议更是闻名遐迩。德黑兰、雅尔塔都因此而著名。杜鲁门代替了罗斯福当了总统，但他却远没有“巨头”的声名。也许，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因为两个巨头的先后缺失有些缺乏光彩，不过，对于杜鲁门本人，这是他最好的学习机会：他第一次参加国际首脑会议，第一次会见斯大林、丘吉尔，他将与英国苏联共同解决战后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杜鲁门刚刚当上总统，心里就开始盘算着与苏联、英国首脑的会晤。在欧洲战事的末尾阶段，他始终与两国首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有关问题紧急磋商。
1954年5月4日，杜鲁门召见霍普金斯，准备派他去苏联。5月19日，他电告斯大林将派霍普金斯和驻苏大使哈里曼与他进行会谈。临行前，杜鲁门叮嘱他的特使转告斯大林，美国不会拒绝严格履行它所承担的一切义务，也希望苏联履行它的义务。第二天晚上，他召见了约瑟夫·戴维斯，希望他去伦敦，并致电丘吉尔。5月23日，杜鲁门宣布了关于他的特使分别前往莫斯科和伦敦的消息。
从5月26日到29日，戴维斯大使在棋盘别墅和唐宁街10号同丘吉尔进行了私人会谈。丘吉尔迫切地想知道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的具体日期，并表明了他将代表的立场。26日，霍普金斯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到6月7日，他们会谈了好几次。第一个问题就是三国首脑会见的事。斯大林答复，他将在杜鲁门所愿意的任何时候进行会晤，并且说，柏林的郊区，做为这样一次会议的地点是适宜的。杜鲁门指示霍普金斯，可以在柏林地区会晤，7月15日是较为合适的日期。最后，三国首脑同意于7月15日在波茨坦郊区的巴培尔斯堡会晤。
杜鲁门准备波茨坦会议的行动很早就开始了。首先就是重新组阁，更换一些内阁成员，以保证出访间国内政治经济机器正常运转。
在杜鲁门任职初期，曾希望内阁全体留任，因为他不想给别人一个错误的看法，即他想改变罗斯福总统的政策。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和平的局势占主导地位，改组领导层的时机成熟了。一些罗斯福的旧臣因主人的离去而准备辞职，有的甚至早在那之前就想离开了。
杜鲁门接受的第一个辞呈是邮政总长弗兰克·沃克的。他将于6月30日退休，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纳根接替他的职务。沃克在罗斯福时代就要求辞职，但没能找到合适的人接替他，汉纳根作过一段税务兼地方行政长官，并且与杜鲁门关系很密切。另外三个变动是：弗朗西斯·比德耳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任命汤姆·克拉克接任，路易斯·施魏伦巴赫替佩金斯女士任劳工部长，克林顿·安德森接替克劳德·威卡德任农业部长。6月底和7月初，内阁发生了第五次和第六次变动：任命詹姆斯·贝尔纳斯继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为国务卿，任命弗雷德·文森代替小亨利·摩根索任财政部长，斯退丁纽斯作了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而摩根索因为总统不允许他去波茨坦会议而辞职。
到7月中旬，曾在杜鲁门刚上任时任职的内阁成员中只有四人留了下来。他们是：商业部长华莱士，内务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海军部长詹姆士·福尔斯特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这次政府的改组，杜鲁门认为是顺利的、必要的。他认为内阁好比是总统任命的董事会，帮助他贯彻执行政府的政策，内阁成员应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改组后的政府较好地体现了这种意愿，使杜鲁门的地位更巩固了。
杜鲁门在国内杜绝“后患”后，准备去波茨坦了。这次短短的旅行可谓兴师动众。阁员、大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白宫官员、陆海空三军、财政部和便衣警察，所有这些人都要分别作出安排，在会议期间，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把白宫移到了波茨坦。总统总是难以单独行动的，早有便衣警察看了所有路线、所有将坐的车辆和将进入的邸宅。
6月6日，杜鲁门离开白宫，坐汽车到联合车站，接着坐火车到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兹城，在那里，他要乘美国舰队的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前往欧洲。选择军舰作为交通工具，一是安全方面的原因，二是通讯的方便，在军舰上，他可以和华盛顿保持不断的联系，以处理政府的事务，又可以和伦敦、莫斯科保持接触，随时协调立场。
出于明显的安全考虑，杜鲁门出发时没发表公开声明。7月7日早上近6点，包括总统、53名助手、顾问和新闻记者的代表团登上“奥古斯塔号”巡洋舰，舰上官兵给予总统通常的海军侍从仪仗队和“夹道的管乐队”的欢迎。杜鲁门住在舰上的海军司令办公室，又叫“旗乡”。1小时后，舰驶出海港，同行的有“费拉德尔非亚号”重型巡洋舰，它将负责护送代表团到欧洲的往返使命。到达公海后，杜鲁门在甲板上观看了“奥古斯塔号”的放船演习。杜鲁门在巡洋舰上过得很舒适，这里有乐队、电影，还有一些体育设施。每天他都同随行的重要成员讨论美国在波茨坦会议上的态度。杜鲁门认为他此行的目的是尽快地使俄国参加对日作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战后的关系问题，防止另一次世界性的浩劫。
在航行的第四天，随团记者首次公开发表消息报道，并以很快的速度传到华盛顿。新闻秘书罗斯试图在杜鲁门到达波茨坦之前封锁住他的消息，但他失败了。在当晚之前，关于杜鲁门之行的消息已从华盛顿泄漏，专栏作家用无线电广播出去了。于是，封锁在军舰上的白宫记者们发出的消息已没有必要了。
7月14日，杜鲁门的舰队进入了英吉利海峡，受到了英国皇家舰队的轻量级巡洋舰“伯明翰”号和六艘驱逐舰的迎接，他们沿英吉利南部海岸行驶，驶过了多维尔海峡之后靠岸行驶，以观赏著名的“白崖“的秀丽景色。进入北海后，英国舰队向自己的停泊地驶去。杜鲁门在船上提心吊胆地过了最后一晚，因为这时舰队正行驶在北海中由轴心国和盟军设下的布雷区。
7月15日上午10点，两艘美国巡洋舰驶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杜鲁门结束了9天的海上生活，航程3387海里。在众人的夹道欢迎中，杜鲁门又赶往机场，他检阅了一个由400名军人组成的卫队，然后登上“圣牛号”坐机，其他两架C-54型飞机着总统的随员，一起飞往柏林。三个半小时后，到达多加机场，那里距巴培尔斯堡10英里。杜鲁门在机场受到史汀生、葛罗米柯等人的迎接，检阅完仪仗队后，他驱车赶往在巴培尔斯堡的寓所。
巴培尔斯堡坐落在柏林东南大约12英里，在柏林和波茨坦之间，沿着蜿蜒的特尔托运河和格里列梯湖有茂密的林区，此城是德国有名的避暑胜地，也是战前德国有名的电影城。杜鲁门等人住在凯泽大街二号，是一幢三层灰泥的邸宅，这座建筑物漆的是黄色，在湖的右侧，有三排树木和灌木林环绕着，形成一个十分美丽的花园，直抵湖畔。杜鲁门的重要随员也跟着下榻在这里，每天处理紧急事务，因此这里被称为“小白宫”。
7月16日早晨，丘吉尔前来拜访，这是双方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双方略谈了在即将到来的会议上的议程问题，对主要问题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时的丘吉尔并不轻松，就在7月5日，英国进行了普选，他能否继续作首相还前途未卜，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以首相身分出席首脑会议了。
7月17日，斯大林到达巴培尔斯堡。第二天，他到“小白宫”拜访杜鲁门，并应主人邀请共进午餐。杜鲁门感到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见是愉快的，因为他很有幽默感，极有礼貌。
经过与英、苏首脑的短的接触，杜鲁门大致了解了各方的主要立场观点，为会议的举行做了进一步的准备。
当天下午，波茨坦会议的开幕式在波茨坦塞西林宫举行，塞西林宫曾是前皇太子威廉的行宫。这是一座二层楼四边带耳房的褐色石房子，战争期间德国人和苏联人都把它作过医院。这时，为三国首脑各准备了单独的一套房间，而每一个代表团都有一间休息室和一个办公室。会议室是一个大房间，房间一端的尽头是凉台，近房间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圆桌，环绕桌子有三国政府代表团各主要代表的椅子。
5点10分，波茨坦会议正式宣布开始。斯大林主持会议时提议杜鲁门总统为大会主席，丘吉尔表示同意，杜鲁门接受了这一提议并致谢。接着由杜鲁门主持会议。
第一次会议是起草准备在日后会议上详细讨论的议事日程的项目。杜鲁门声明他已有了具体提案提交大会，第一个提案就是成立一个外长会议。他在说明原因时指出：“我们从上一次大战后的凡尔赛会议所吸取的经验是，如果事后没有准备，就不能使一个正式的和会成功。”他提议由英、苏、中、法、美五国外长组成外长会议，因为这五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斯大林同意这个办法，但他不了解为何中国要参加外长会议讨论欧洲和平问题。杜鲁门告诉他这个问题可由外长讨论后汇报上来。
杜鲁门的第二个提案是有关在初期阶段对德国的管制问题。他说明美国认为管制委员会应当立即开始执行职务，并指出了指导管制委员会的基本原则：摧毁德国现存的全部武装和一切可供军事生产的工业；取缔一切纳粹政党和纳粹机构，重建德国正常的法律和民众生活；审判一切战争罪犯；对德国经济实行管制。
第二提案被交于外长会议讨论后，杜鲁门马上宣读了一个声明，这才涉及到美苏矛盾的痛处。他首先提及了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对履行宣言中的义务取得一致意见。首先，三同盟国政府应同意必须立即改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现政府；第二，改组这些政府，要使用一切必要的方法，使其包括一切重要民主人士的代表；第三，三国政府应考虑如何很好地协助这些临时政府举行自由的、不受限制的选举。
杜鲁门最后一个提案是盟国对意大利政策的修改，由于意大利已加入对日战争，这是允许意大利加入联合国的时机。他提出：“三国政府对意大利的政策的目的是希望他早日获得政治独立和经济恢复，最后使意大利人民有选择他们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最后，他再次感谢被指定担任主席，他将对斯大林和丘吉尔将提出的任何提案表示欢迎，并希望他能够获得与罗斯福总统生前一样的友谊和善意。
在这次会议上，丘吉尔建议把简单问题直接交给外长会议讨论，并要求在议事日程中增加波兰问题。这显然是与杜鲁门事先商量好的。斯大林提出的问题比较多，一是德国商船和军舰的分配，二是赔偿问题，三是联合国宪章下俄国托管权问题，四是与轴心国的附庸国的关系，五是西班牙佛朗哥政权问题，六是丹吉尔问题，七是叙利亚与黎巴嫩问题，八是波兰问题，包括波兰西部边界的决定与伦敦流亡政府的解散问题。
整个会议的气氛都很和谐，但就在休会前关于中国的问题打破了这种平静。斯大林反对中国参加波茨坦会议，他认为把中国带到会议上去是使事情复杂化，他怀疑，“使世界那一边的国家参加这个会议是否明智，而这个国家在击败欧洲的敌人时，是没有什么贡献的”。杜鲁门则认为因为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并且在太平洋战场上是最重要的盟国，所以它应参加这次会议，并且会议讨论的战后和平问题也包括远东太平洋地区。丘吉尔见情况不妙，就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他认为在开会期间，对日战争可能结束，那时中国可以参加世界和会。杜鲁门只好让步，不反对在对日战争结束前中国不参加会议。
最后，杜鲁门提议会议应早一个小时开始，以讨论更多的事情，丘吉尔和斯大林同意，于是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杜鲁门通过这次会议，认识到作为会议主席将面临因利益冲突而发生的许多问题。斯大林愿意为俄国争取黑海海峡，丘吉尔则要加强对地中海的控制。他感到他正在对付两个具有完全不同性格、态度和背景的人。丘吉尔善于雄辩，有流利的口才；斯大林讨厌冗长的演讲，他会很快地把争论化为权力的问题。至于美国，杜鲁门所要争取的是对全球的控制，要领导一个符合自己原则的国际政治秩序。
第一次会议散会后，美、英代表团被邀请到俄国代表团的“无忧宫”参加大型宴会。第二天，杜鲁门回访了丘吉尔和斯大林。下午4点，回到塞西林宫开第二次会议。
丘吉尔首先发言，提出了记者与会议的关系问题，他抱怨说，有许多报界代表聚集在这个保卫得很严密的正在举行会议的堡垒外面。斯大林也大声喊道：“谁放他们进来的？”杜鲁门认为无需由他们三个亲自接待记者，而是由各国的新闻官向记者们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入场。盟军还在太平洋上作战，欧洲有许多棘手的问题正待解决，因此不能在报上公开发表有关会议进行的报道。
接着，三国首脑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美国对成立外长会议提案的新草案。它规定会议的成员为和敌人已签订投降条约的国家这为中国日后在对日战争结束后参加会议打开了通路。第二，关于“德国”的界定。斯大林认为：“德国是指战后已改变了的德国，奥地利不是德国的一部分。”而杜鲁门认为应指1937年的德国，斯大林马上问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是否在内，杜鲁门回答他所谓的“德国”是以1937年存在的《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德国”作为根据。这样，在《慕尼黑协定》中划给德国的苏台德地区不在讨论内。斯大林同意了这种划定。第三，波兰问题。这是一个已经争论了很久的问题，问题出在苏联扶植的卢布林政府和英国支持的伦敦流亡政府身上，哪一个应该掌权，或怎样将两方协调到一起。杜鲁门重复了他那句老掉牙的话：“应该照雅尔塔协定所保证的那样去做。”实际上，这也就是站在了英国一边。因为这个问题僵持不下，杜鲁门只好又把皮球抛回给外长会议，让他们继续讨论波兰问题。
6点钟，第二次会议急匆匆地结束了。
波茨坦会议前面两次集会给人以和睦、乐观、协调的印象，三国首脑似乎十分融洽。然而，随着实质问题的提出，涉及到了各国实在的利益，谈判桌成了战场，唇枪舌剑，风云乍起。7月19日，第三次会议。外长会议提出四项议程：（一）处理德国舰队问题。杜鲁门强调，应首先分清什么是赔偿、什么是战利品，商船应列入赔偿，此事最后应提交赔偿委员会。斯大林认为，军队在战争期间所得到的战争物资就是战利品，但商船属于战利品还是赔偿物，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丘吉尔建议尽量地毁灭德国的潜水艇，剩下的可以平分，至于其他军舰，如果在会议上能达成共同的协议，亦可平分。杜鲁门同意把德国的商船和舰队由三国平分，但希望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再执行，应该利用它们为对日作战的胜利和援助欧洲服务。至于最终的处理，他说：“当对日战争结束后，美国将出售商船与军舰。”丘吉尔最后建议这个问题在会议结束时作决定。（二）西班牙问题。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是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得到政权的，并曾向丘吉尔建议联合反苏。丘吉尔、斯大林和杜鲁门都不喜欢这个政权。但杜鲁门不愿意插手在西班牙发动另一次战争以推翻佛朗哥，他认为应由西班牙人自己解决问题。斯大林坚持要求三国与西班牙断交，丘吉尔不同意。讨论来，讨论去，形成了拉锯战的局面，杜鲁门忙出来打圆场，建议搁置这个问题，转向别的问题，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三）南斯拉夫问题的讨论。这里，斯大林和丘吉尔又产生了争执，因为没有南斯拉夫代表到会，所以双方同意邀请一个南代表团。但是请苏联支持的铁托政府还是英国扶植的苏巴塞奇政府？两个人又开始喋喋不休地争吵。杜鲁门对两个人都感到厌烦，他生气地说：“我是以一个美国代表的身分出席会议讨论世界大事的，我并不来这里设警察法庭，来审理一件解决了的事或终究将为联合国所解决的事。”“如果不接触到主要问题，我就要收拾行李回国了！”他建议延期讨论南斯拉夫问题，其他人也只好作罢了。（四）英国和美国在罗马尼亚的油田装备问题。斯大林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情”，而丘吉尔和杜鲁门则指责苏联乘乱占有了他们的一些设备，并要求赔偿。最后，这个问题被扔给外长会议去处理。第三次会议结束了。
开完第三次会议的那个晚上，杜鲁门在“小白宫“举行了国宴，招待英、苏政府代表团，在席间，他还表演了钢琴独奏，是他所喜爱的巴德列夫斯基的C小调小步舞曲。当然，这次活动有助于促进来到柏林的各国领导人的友好气氛，但终究掩盖不住各国的巨大矛盾冲突。7月20日，杜鲁门到柏林美军管制区委员会的司令部，参加美国国旗正式悬挂的典礼仪式，他作了即席演说，希望战士们继续为维持和平而战。典礼结束后，他立即前往塞西林宫，参加艰苦的第四次会议。
会场上火药味儿很浓。首先讨论的是意大利问题，杜鲁门坚持美国最初的提案，要求意大利承担一系列简单的义务，代替投降条件，使它在和约准备期间，可以不受占领的限制。斯大林马上表态：原则上不反对杜鲁门总统的建议，但要求德国的其他附庸国——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受到同样待遇。很明显，这些国家已在苏联独自控制下，它不希望西方再插手进来。杜鲁门不愿让苏联计划得逞，便解释说，意大利是第一个投降的，应优先考虑它。这时丘吉尔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他不愿意放弃意大利的投降条件，他害怕英国将失掉投降条件下的权利。实际上，英国最担心的是得不到在地中海的优先权，从而失去它的海上优势。丘吉尔刚刚喘了一口气，斯大林又义愤填膺地开始了他的讲演，讲述他对德国的附属国的态度。他作了本次会议最长的一次发言，杜鲁门听得头都发胀了。最后，杜鲁门只好表态说，通过各国政府的协商，会达成满意的协定的，赶快进入下一个问题的讨论。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对奥地利的维也纳进行分区占领的事。这时没什么争议，很快就结束了讨论。杜鲁门很高兴能马上回巴培尔斯堡了。
7月21日，第五次会议，烽烟再起。在波兰问题上，美苏又针锋相对。先是讨论简单的波兰国外资产问题，斯大林作出让步，波兰新政府将继承旧政府的资产和债务。接着，波兰西部边界问题。这个问题很明显，苏联要把波兰作为自己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缓冲地区，而西方并不希望波兰被拉入社会主义阵营。杜鲁门老生常谈地说要遵守雅尔塔协议，而斯大林和丘吉尔则滔滔不绝地辩论着。杜鲁门十分不耐烦，只好打断他们，说：“波兰人应否占领德国的一部分土地的问题，不能在这里解决。”在这个问题上会议明显地陷入了僵局，于是休会。
7月22日，三国首脑仍不厌其烦，在第六次会议的开始又讨论波兰这个“该死的问题”。斯大林在重申前面的观点后，解释说雅尔塔协议的真正涵义是必须采纳波兰政府的意见来解决西部边境问题。于是杜鲁门提出邀请波兰代表团到会，参加外长会议以寻求事件的解决。
然后，大家讨论托管制度。因为旧金山会议已有了原则性的规定，这里只讨论个别问题，如意大利殖民地和朝鲜。又是丘吉尔和斯大林唱了主角，丘吉尔不想放弃已占领的意大利的殖民地，斯大林不放弃与土耳其的协议，以获得对黑海通道的优势。面对两个殖民大国，杜鲁门什么也没说，他需要回去深入研究应支持哪一方才能使美国得到最大的好处。
第二天，第七次会议。这天的议程涉及四个争议颇多的地区：土耳其、哥尼斯堡，叙利亚和黎巴嫩（当时为一个国家）、伊朗。在土耳其，中心矛盾是黑海海峡问题。杜鲁门总统认为：过去200年内的一切战争都源于自黑海至波罗的海和自法国的东部边界至俄国的西部边界这一片区域内，而本次会议及将来的和平会议应设法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他宣称，作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方案，应把丹麦的基尔运河、把自北海至黑海的莱茵河——多瑙河水道，以及黑海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都作为所有国家客运和货运通航的自由水道，只征收管理和保养这些水道所必需的费用。这实际上为美国在世界的海岸上畅行无阻提供了条件。苏、英原则上同意这一精神。
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军队已实施了有效的占领，正在和法国协商，因为这儿曾是法国的殖民地，美苏没有什么意见。在伊朗，问题也不复杂。美军已占领了那里，苏军也有一部分在那儿。丘吉尔希望双方都撤出，杜鲁门和斯大林同意。
7月24日，杜鲁门在军事将领陪同下到了英国总部，检查对日战争下一阶段的军事部署。英美两国参谋长向他们提交了联席会议的最后报告，报告中目标是尽可能早地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同一天下午，英、美、苏三国联合参谋部进行了唯一的一次会议，讨论远东战局。
下午，第八次首脑会议。争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斯大林要求美、英承认苏联军队占领过的德国附庸国家新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杜鲁门马上表示反对，并斥责这些政府为“苏联的傀儡”，他要求按照美国所说的“民主方式“来改组这些政府。丘吉尔马上帮助杜鲁门，指责苏联把在布加勒斯特的英国代表团隔离起来，不准他们自由调查。杜鲁门马上附和，美国的代表团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有同等遭遇。斯大林立即严辞加以反驳。双方你来我往，可谓“棋逢对手”。杜鲁门看争吵永无止境，就忙把话题转到了黑海海峡上。斯大林不大愿意让各国在那儿拥有相同的权力，便拉出苏伊士运河与英国周旋。杜鲁门看问题又要陷入僵局，便停止了讨论。他很生气地宣布，这个会议必须在10天之内结束，而且必须准备好一个公报，因为美国国内还有好多事在等着他办。其他两人也有同感。在简单地谈了一下维也纳建议后，会议又休止了。
7月25日，温斯顿·丘吉尔必须离开波茨坦，回国参加大选，于是在早晨开了第九次会议。在塞西林宫的庭院中拍了几张照片后，开始正式会谈。又是波兰问题，这次谈的是波兰从占领区驱赶德国居民的问题，杜鲁门认为不应容忍这样的事，而斯大林表示理解。在谈了一点德国工业生产的事后，大家为丘吉尔送行，希望他还能回到会议上。于是，斯大林宣告休会，等英国代表团自英国回来后再开。
在英国代表离会后，杜鲁门开始兑现对中国的承诺。他来波茨坦时曾带着一份号召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的草案，要与丘吉尔商谈，成为中、美、英三国首脑们的联合公告。丘吉尔接到草案后马上加以研究。斯大林当然不参加公告，因为苏联同日本仍保持着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但杜鲁门私下和他谈了这事，希望得到谅解。他又和丘吉尔联合致电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指示他从速取得蒋介石的赞同，要蒋介石应邀发布这项公告，并把中国列为发起的政府之一。在丘吉尔回国之前，他转告杜鲁门，他对公告的措词表示赞同，并同意由杜鲁门自行处理发布这项文件。
电报在7月25日晚8点半到达重庆，赫尔利把它马上递交外长宋子文。电报译毕后，便由赫尔利专程赶到黄山，亲自呈递给蒋介石。蒋介石赞同这份公告，但要求将自己的签名提到丘吉尔前面，以显示他的声誉之高。
7月26日晚9时，杜鲁门从柏林发出了这项联合公告。公告敦促日本迅速无条件地投降。这就是后来被称作“波茨坦公告”的最后通牒。
7月26日，杜鲁门一早便乘飞机到法兰克福，慰问驻那里的美军士兵。这天，他收到了丘吉尔在伦敦发出的邀请电，请他在会后赴英访问。第二天，英国人仍没有回来。杜鲁门抓紧时间与助手会谈，制定策略。
丘吉尔终于没有回到会议上来，他们的保守党在竞选中惨败给工党。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上台，7月28日，他随同新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来到了波茨坦。他们首先拜会了杜鲁门，互相沟通一下情况。
当晚10点，三国首脑开了第一次夜间会议。也是第十次会议。斯大林首先代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个有条件投降的建议书，杜鲁门不屑一顾，他同时对日本人不考虑“波茨坦公告”感到气愤。接下来的辩论是围绕意大利问题展开的，主要焦点是它对盟国的赔偿问题。同样，讨论得不可开交，又是不欢而散。
当杜鲁门回到住处时，国内传来好消息，参议院以89票对2票批准了联合国宪章。这是杜鲁门外交事业的一个胜利，表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一次失败。他立即给新闻界写声明，深深地感谢参议院，“它们行动实际上促进了世界和平事业”。
第二天，斯大林因病不能开会了，于是会议延期。这天，莫洛托夫外长拜访杜鲁门，表明美苏矛盾的两个焦点是波兰问题和德国赔偿问题，他相信这两个问题解决后，整个波茨坦会议就可以结束了。杜鲁门对这两个问题给予了答复：一，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建议书，“沿波罗的海以东一线，经过史温曼德到斯德丁以西至奥得河，再从该区沿奥得河到尼斯河东段合流处，又沿尼斯河东段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前德国领土，包括本次会议所获致的一部分东普鲁士地区和前但泽自由市地区，将统归波兰管辖，上述领土不应视为苏联在德占领区内的一部分。”二，俄国可获得德国赔偿总数的50%。
最后，莫洛托夫提出了对日作战的近因问题。他希望英美正式提出请求苏联参战的要求，并且在对日作战前，苏中要签订一项协议。杜鲁门对后一个建议感到很突然，在送走苏联人后，他急忙与英国人进行了会谈，商量对策。
杜鲁门认为太平洋战场的胜利是指日可待的，没有苏联人也可以。苏联在这时参战，是表明他们才是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这一点很清楚。他不想让俄国分享英美在亚洲长期艰苦作战的胜利果实，这对美国战后在亚洲的地位也不利。但英国人和他的顾问们都希望苏联尽快参战，加速日本人的灭亡。杜鲁门最后作了让步，同意邀请苏联参战。
第十一次会议在7月31日进行，关于德国赔款、波兰边界的讨论还算顺利，也许大家都太厌倦了。
第十二次会议在8月1日下午召开，这是杜鲁门留在波茨坦的最后一天。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德国黄金和国外资产问题，德国战犯的名单，引起了一些小的争论。在审查了会议的各个委员会所同意的各项问题之后，只剩下最后的公告和议定书留待最后一次会议解决了。最后一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在晚上10点40分举行。会议主要是敲定议定书和公告。议定书将是各国最后的妥协，因此在文字推敲上发生了冗长而无聊的辩论。杜鲁门又一次显示出烦躁，他对辩论不感兴趣。议定书最终得到了三国首脑的同意，而公告问题却又一次争议起来，直到凌晨，公告草案得到批准。杜鲁门建议这个拖沓的会议该结束了，于是，1945年8月2日凌晨3点钟，波茨坦会议正式闭幕。
几小时后，杜鲁门到达加多航空站，开始回国旅程。在归国途中，他在英国的朴利茅斯港登上“奥古斯塔号”军舰，并同英王乔治六世在英国“荣誉号”军舰上进行了会谈。他谢绝了延长在英国的访问的邀请，也拒绝了丹麦、挪威和法国的邀请，马不停蹄地奔回美国。
波茨坦会议，是解决欧洲战后秩序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杜鲁门作为总统以来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正式表演。会上他与斯大林的争端，已暴露了美苏日后争霸世界的端倪。杜鲁门在这次会议上虽然大都扮演着中立者的角色，实际上他一直在争取对苏联的遏制，对欧洲的控制权。通过波茨坦这块小小的舞杜鲁门传·88·台，杜鲁门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