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活动往往采取个人或组织两种形式。通过组织在各个领域实行社会控制，实乃谋求社会稳定和秩序的主要且极为有效的途径。本文试从组织角度，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宗教问题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作一个初步分析。
一、宗教发展的社会背景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超大社会。这一“超大”特征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农村社会上。如何建立有效的组织体系，以稳定超大的农村社会，进而保持社会整体的稳定，这是中国历代政府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传统的中国社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政权”、“族权”和“神权”、“夫权”四种权力支配系统的交互作用。而在农村社会，在县治以下则缺乏正式的政府机构，对农村社会的管理主要通过家庭和宗族即地方势力来进行。农村的政治稳定即是“建立在家庭和宗族稳定这种特殊的形式之上”。这种稳定实质上就是“家庭社会的结构平衡”。正如韦伯所称，中国社会乃是“家庭式结构的社会”。这种原本坚实的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对于现代化的大潮却显得极其的脆弱，无异于“一盘散沙”。当“现代化势力所形成的个人主义膨胀时期一旦到来，各种控制机制就将十分脆弱。在家庭和宗族的背景之外，控制和协调的替代基础依然很薄弱。当家庭的约束力被冲破或失去意义时，个人主义就乘虚而入，变得盛行起来。”这个时期终于在1905年后到来了。随着科举制度的结束，随着官员的任命主要不是依据其科试成绩，农村的显要人士也就对上级政府基本上不负什么责任了。他们堕落成了无法无天的“地头蛇”，横行乡里。同时，“与地方实力派相勾结的黑社会和军人组织”等无助于在广泛基础上实现社会整合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这种地方政治退化、权能衰败的混乱现象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统治的整个时期。然而直至此时，宗教及其权力象征——神权在农村社会仍然存在着、并发挥着作用。一方面是“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也即本色本土化的宗教组织及其权力；另一方面，是西方传入的基督教也开始深入民间，本世纪30年代蒋介石甚至把江西省黎川县给基督新教作实验区，企图利用宗教重建社会秩序。
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此后，传统社会“两层化的政治制度”得到根本性改变，国家政权深入到了农村基层（乡镇一级）；通过土地改革、婚姻改革、镇压反革命和集体化等社会改造运动，迅速地削弱了宗教组织，取缔了神权，同时也削弱并打击了封建宗族、秘密会社等传统组织，建立起了新的广泛的组织体系，从而成功地将广大农民吸纳进来，促成并维护了农村社会的新秩序。
但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到来，工、农、商、学、兵统成一个“大公社”，公社成了农村杜会的基本单位，通过按行政指令推行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社合一体制，对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实行全面的协调和控制。此时，宗教由被削弱、冲击转为被取缔、打击，它不得作为一种组织状态而存在。这种按“乌托邦”式幻想和计划经济原则，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组织结构，使农村广大居民处于被组织状态，其后果显而易见。其一，权力过分集中，一体化地推行政治、军事化管理，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实行超强度控制。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但同时却严重束缚了基层的主动性和活力，消弥了人的个性，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组织控制和管理的成本增加，效率下降；其二，组织单元和结构过分单一，分化程度低，各层次缺少利益的独立性，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缺乏职能分化的机制。在这种组织结构下，一旦控制放松，各种组织很难通过相互协调的组织过程改善社会整体协调的能力和效率，而往往陷于混乱。后果之一在人民公社时期就逐步充分地显露出来，尤其在“文革”晚期以严重毁坏农村社会生产力为表征。后果之二，在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后就迅速地暴露无遗。因此应该说，政社合一的组织体制实际上是对组织现代化的倒退，其自身实际上内含了必然走向改革的逻辑。
农村改革后，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相应地，农村社区的内部安排得到重新组合，新的社会和经济群体开始出现，农村居民逐步走向自组织状态。首先，恢复并凸现了社会初级群体——家庭的地位与功能。农村2亿个家庭“重新成为组织生产的单位”。同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在1983～1984年间完成了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变革，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村新体制。这些年来，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农业产业化、社会化和农村工业化、城市化逐渐汇成大潮，齐涌而来，交相呼应，致使社会分化步伐大大加快，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大大提高。当前农村社会的组织结构，除了国家权力的整合性组织（乡镇政权）外，主要还有共产党、共青团和妇联等基层组织，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业、公司、专业协会、合作社等经济性组织，以及一些教育和文化性组织。最富意义的是，其一，出现了大量的自组织，如由群众自觉自愿组织起来的个体、私营、合股与集体的企业和公司、专业协会；其二，村民委员会等村级组织正向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转型；其三，组织之间的关系随着职能分化而越来越清晰、合理。
然而，改革在促进原有组织逐步转型、新组织大量出现的同时，也使农民返回其自身的资源，并允许或无法控制传统的组织形式重新复活、并发挥作用。特别是在改革初期，随着政社合一体制的松动与瓦解，各种正规组织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了严重的不适应性，其旧有的缺陷得到充分表露。就此而言，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组织结构正处在转型中的过渡阶段。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在这个阶段，存在着一个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先赋性整合”、以政治和行政权力为基础的“行政性整合”、“契约性整合”以及其他整合形式“共存的局面”。当然，具体到某一地区，这种“共存的局面”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当前农村社会，除了前述的各种社会组织外，还有宗族、宗教组织，以及各类秘密性的兄弟会、团伙甚至黑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大凡在拾遗补缺中获取了一定的资源与功能，但在正规组织软弱涣散的农村社区，它们的势力与影响却要大得多，甚至成为左右当地秩序的主要力量。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宗教组织，就是在这一宏观社会背景中抬头的。在社会组织结构转型的这一背景下，加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推行与落实，一度受到压抑、冲击甚至被取消的宗教组织，经过一段较短时期的恢复后，很快就得到迅猛发展。
二、宗教发展的现状及其趋势
1976年以来，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在农村社会得到很大发展，这不仅表现在质上，也表现在量上。这十几年成了“宗教发展的黄金时期”。主要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
1.宗教革新成果得到巩固和发展。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的根本变革，宗教摆脱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控制利用，逐渐还原为自己的本来面目——个人私事，成为一部分群众的思想信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以贯彻落实。在此新形势下，宗教界着力巩固和发展革新成果，推进教会事业。如基督新教，提出在巩固和发展“三自”运动的基础上，从自办教会发展为办好教会，即治好、养好和传好教会；进行新的神学构建，提出“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等思想观念，使信徒的“好行为”成为中国基督新教的特色。
2.宗教日益世俗化。世俗化是当前农村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按理，世俗化是对神圣化的背离。然而实际上，世俗化过程在造成对宗教背逆的压力的同时，也为宗教发展带来了双重的“激素”。一是相当部分社会成员面对突如其来、来势凶猛的世俗化大潮，感到惊慌、孤独、痛苦……为了建筑新的精神家园，他们反世俗化而遁入神殿；二是宗教本身也走向世俗化。这既指宗教神学日益关心现世今生，把对神的关怀变成对人的关怀，教会日益参与到实际生活中去，也指农村相当部分传教人员以世俗的、实利主义的方式传教并发展信徒，农村大量的信徒也往往怀着“获取好的收成、驱病排灾、合家幸福”等美好期望而信仰宗教。
3.宗教活动全面走向公开化。改革开放15年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落实，已经深入人心，加之教会内部革新成果的巩固和发展，对中国农村宗教发展的走向与社会对宗教的观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广大信教的群众一改过去那种隐迹藏行、心有余悸的宗教生活方式，而以前所未有的坦然感公开过宗教生活。即使是不愿接受政府宗教事务管理和当地教会管理而从事“地下”活动的信徒，其活动近年来也开始转向公开，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
4.宗教信徒持续高速增长。改革以来，中国现有的世界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都有较大的发展，现有各类信教群众约1亿人。在各宗教的发展中，尤以基督新教的发展引人注目。基督新教自1807年传入中国，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全国只有70万余教徒。建国后随着教会的本色化、民族化，信徒得到特别快的发展，1982年发展到300万人，1987年增至400余万人，1994年达到650万人这是目前官方的统计数字，另据教会人士估计已近千万人。再以江西省的情况为例，基督新教信徒在解放初期有18211人，至“文革”前夕降至6355人，1979年初只有2492人，此后开始大步恢复，进入持续高速发展时期：1982年发展到66514人，1989年至107176人，1994年达到23万余人。基督新教不仅在汉族农村地区发展很快，也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快速发展，如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中，基督新教已取代原始宗教，成为全民族信仰的宗教。
5.信教群众的宗教热情高涨。据笔者对江西省农村的调查，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教会有极强的依赖性，进寺庙教堂的频率较高。信徒的宗教生活一般由教会统一组织。基督新教信徒每周至少一次到教堂或聚会点过宗教生活，相当部分还在两次以上，风雨无阻；二是捐献款物的积极性较高。对教会的大型活动，如修建寺庙等，信徒往往热烈响应、迅速完成。平常的捐献也都能尽力而为，如江西省铅山县一基督新教聚会点，1993、1994年信徒年人均奉献在10元以上，考虑到信徒多是全家信教，故而每户年均奉献在50元左右，这对当地农户来说是笔可观的支出；三是宗教信念较强烈。如信仰基督新教的群众，大凡都坚信上帝存在及其神力，相信灵魂不灭，相信天堂与地狱。
从上可见，经过改革以来十多年“黄金时期”的发展，宗教已成为一支拥有相当数量群众的社会组织。不仅如此，而且由于宗教日益走向世俗化、公开化，加上信教群众宗教热情的高涨，宗教实际上已成为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发展的“列车”既然已经义无反顾地开动，那么，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宗教组织壮大这一前景将是可以预料的，尽管它的发展必将走上相对平稳健康之路。具体地说，一是信仰素质将呈上升趋势。目前农村信教群众中，“老弱病残多、妇女多、文化程度低者多”的现象仍是主流，其中相当部分是因为听了“廉价的恩典”而入教的，缺乏必要的信仰素质。然而由于文化教育的发展，加上教会已普遍开始注意从“文化青年”中发展教徒，信徒的素质结构将有所改善。随着教会牧养工作的加强，特别是神学装备的加强，信徒的信仰素质也将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二是组织程度将有所提高。这些年来，由于信徒增长过快，以及政府宗教管理和爱国宗教组织自身管理在思想、经验、政策等方面的准备不足，以致各地教会程度不一地存在一些组织松散、管理混乱等现象，在管理力量薄弱的农村边远地区尤其严重。这类问题随着对宗教依法管理各项措施的落实，将会有所好转；三是发展速度将转入平稳状态。在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一条件下，由于广大农村还有着较浓厚的宗教信仰的思想基础，特别是由于宗教信仰传统的扩散力，以及教会自身的努力等因素的作用，宗教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仍将持续发展。然而，随着宗教活动将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管理，以及教会对信仰工作的重视，将有助于克服目前一些农村地区存在的“乱设点、乱传教、乱发展信徒”等现象。随着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进步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将得到较强的整合，这将从客观上不利于“神圣化”空间的延伸。这些都将使宗教走上平稳发展之轨，从而使宗教组织成为中国农村教会中的一支越来越大的社会力量。
三、宗教组织的特殊牲
宗教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思想信仰，同时又是一种由众多信徒组成的教会实体、社会组织。宗教一经形成就必然对社会发挥着自己的影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中国农村社会中，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其组织功能既复杂又特殊。宗教组织所谓“特殊”’，一方面，它虽然已成为“正规组织”至今不少同志仍视宗教为非正规组织，这不恰当。但是，与农村的国家政权组织、党群组织以及村民自治等正规组织相比，却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正规组织都是社会世俗性组织，直接参与、组织社会事务，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有义务和责任全面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某些新经济组织如外商投资企业情况有些例外），有的甚至直接或间接地行使着社会公共权力，因而它们一般都发挥正向的社会整合功能。而宗教组织毕竟在意识形态上有所区别，因而其社会整合功能就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对此，后面我们还将作出说明。
另一方面，与宗族、秘密团体和黑社会等非正规组织相比，宗教组织也有着根本性区别。在社会功能的性质与方向上，非正规组织一般都具有反社会性质，尤其是与社会整体目标相冲突，而宗教组织则可能正向、也可能负向；在社会功能的深度和广度上，宗教组织更非各种非正规组织所能比，其功能更为特殊。具体表现为：
1.宗教的生存环境更优良，组织发展和功能发挥更具合法性和持久性。在中国，宗教不仅享有法律、政策的保护，具有合法性；而且由于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并已得到社会日益广泛的宽容，因而其存在也必然具有长期性。而宗族、秘密团体与黑社会组织则不能，它们已是被排斥或打击的对象，这一点在今后仍将如此。尤其是秘密团体和黑社会组织，它们在社会大众中是不受欢迎、甚至是深恶痛绝的。即使宗族在当前农村仍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社会的发展已经在破坏、销毁其生存基础。从另一方面看，宗教组织因具“合法性”的一面，如果对之引导或发挥不当，“合法性”就可能更具有一种欺骗性——而这也是各种非正规组织所不及的。
2.宗教以信仰为纽带，内控力更大，号召力和战斗力更强。宗教组织与宗族等非正规组织一样，都有着自己的组织目标、组织利益和组织意识。然而，在“组织意识”上，宗教以信仰为特点，有着成熟的理论体系，实行对信徒整个思想和灵魂的“浸洗”、内化，影响至深，因而具有十分强烈的凝聚力。马克思称其为“精神鸦片”，实为至理。历史上一些宗教历尽大难而不灭，生命力非常强盛，原因正在于此，并非因什么“主的伟大”。秘密团伙和黑社会组织尽管都有着各自独特的组织意识，然而，与宗教信仰相比，无异以平原之高比于泰山之巅。宗族尽管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然而与宗教信仰相比，也要略逊一筹。因此，宗教更具有号召力。显然，这同时也表明，宗教更可能具有煽动性。
3.宗教的群众性更广泛，其活动与影响更具扩散性和联动性。在中国农村，各大宗教都具有跨地区、跨阶层的特点，有着广泛的群众性，因而其影响面十分广阔，甚至能跨省际扩散。这也是宗教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宗族活动尽管联络华宗，但其活动范围一般都有限，局限于较小的社区之中，其影响面只是局部性的，较易于控制。秘密团伙和黑社会组织，也多以地域性为主，尽管它们有极大的流动性，走一线害一片，但因其缺乏群众基础，其组织规模有限，影响面往往也是地方性的，相对而言，也易于控制和打击。
4.宗教问题还往往与民族问题、国际问题相联系，其影响力更为深层化、复杂化。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少数民族中往往是全民信教，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同时，宗教问题还涉及国际关系，尤其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一些国外反动势力一直将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作为对中国进行分裂和破坏阴谋的突破口，这更增加了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如果我们在处理宗教问题上出现失误，就特别容易被敌对势力利用，利用宗教感情蒙骗群众，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因此，在当代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宗教组织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组织。随着宗教组织的发展，它在中国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能否妥善引导将至关重大。
四、宗教的功能评估与前瞻
（一）在中国农村社会中，宗教做到了与现实社会相适应、相协调，成为了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古往今来，宗教与社会相协调一直是一个难题。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在与意大利学者贝恰的对话中，也为此所困惑。本来，“宗教的教义与信条的不妥协性同现实生活中的协调与协作是两回事。可是，盘踞在人的生命中的愚蠢把两者混同起来，生命的邪念产生了不择手段的斗争。”“以致……引起对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们的憎恨和轻蔑；甚至在同一个宗教中，由于教义解释或仪式化礼节的微小的差异，引起了比对其他宗教的教徒更大的憎恨；不，有时还会引起比对其他生物更大的轻视生命的行动。”因此，他们呼吁“人的革命的宗教”，使人们走向相互理解与相互尊重的道路。
值得欣慰的是，这一世界性的难题，在当今中国得到了较为完满的解答。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各种宗教能够和睦共处。在一个地方，甚至一个村，信仰各不相同的宗教徒，不仅能相互尊重，相互共处，还能跟大量的不信仰任何宗教的群众互容。应该说，十几年来中国能保持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良好局面，也有全国宗教界的一份功劳。当前，绝大多数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广泛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努力奋斗。具体地说，宗教与社会相协调主要表现为：
1.宗教通过发挥其特有的协调和整合功能，有力地增强了社会团结。在当今急速发展和变动中的社会，对相当部分社会成员来说，人虽更自由了，却又“更无法确定自己”，丧失了个人的认同特征，失去了社会共存感和归属感，导致“个人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宗教则为他们提供了所需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给他们带来安慰，使他们得到寄托。依此，宗教将一些社会成员吸收、组织起来，通过组织的行为制约，帮助信徒化解心中的情结，促使社会的基本准则和价值为信徒所接受，从而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
2.宗教通过发挥宗教伦理的功能，积极地改善社会风气。宗教不是道德，但它辅助和提倡道德。经过革新后的宗教，已普遍注意完善和弘扬“弃恶从善”、“遵纪守法”等积极的宗教戒律。如，有的地方教会举办精神文明见体证会、尊老礼拜、姐妹礼拜等活动，引导广大信徒改变一些落后习俗，遵纪守法，爱国爱教。这也是一些教徒聚居的地方刑事犯罪较少、社会风气良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3.宗教还提倡社会服务，积极引导信徒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不但信徒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教会将这种服务推广至全社会，修桥补路，扶困解难，照顾老弱病残等。有的地方教会还开展“生产爱公物”等活动，促使信徒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信徒在工作岗位上作出贡献的很多，有的还得到各级政府的表彰。
（二）当前宗教对农村社会政治稳定提出了挑战，展望未来，这一挑战将愈加严峻当前从总体上看，中国农村宗教方面的情况是好的，宗教与社会是相适应的，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对宗教与社会的相协调构成强烈威胁，已在局部范围内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从近些年一些地方发生的情况看，问题主要有：一是“乱设活动点、乱传教、乱发展信徒”。如，乱建寺庙，私设活动点；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传教、宣传有神论，跨地区传教，搞宗教串联、交通聚会；违反教规，简化程序，滥收信徒，有的甚至以“赶鬼驱病”等方式发展信徒，并鼓动不信教群众，特别是鼓动党团员、干部以及18岁以下青少年信教，侵犯公民的信教自由权利；二是利用宗教进行迷信活动，违法乱纪，影响社会治安。如，搞宗教治病，骗钱害人；利用宗教奸淫妇女；三是以信仰“自由”、“服神管不服人管”等种种理由，搞宗派活动，拒不接受爱国宗教组织的管理，拒不接受政府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四是违反宗教与政治相分离、宗教与学校相分离原则，公然干预、干扰当地基层社会事务的管理，干扰学校教育、社会公共教育、科学文化宣传和他人婚姻自由，有的公然与我基层政权分庭抗礼；五是利用宗教煽动信教群众闹事，围攻当地党政组织，个别的甚至搞民族分裂活动；六是搞异端邪说，谣言惑众，有的甚至成立反动宗教组织（如“呼喊派”）。
瑕不掩瑜。应当承认，在当今世界宗教纷争层出不穷的环境下，中国的宗教工作能取得现在这样的局面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今后这种局面还能否向更好的方面发展？笔者认为，照当前的形势发展下去，这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实现的。因为，一方面，仍然有着保证宗教与社会相协调的政治基础和必要条件。多年来，在中国宗教能与社会相适应，关键是做到了“存信仰之异、求政治之同”。正如丁光训先生所说，在“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中，国家的繁荣被放在第一位”，“把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放在次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在中国人们尽管在信仰上有差异，但大家都是中国人，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振兴中华民族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对这个政治基础，人们的认识，特别是宗教界的认识已越来越一致。这种认同感将仍然在今后的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而且，由于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对依法管理宗教工作已越来越重视，宗教活动将逐步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这对今后宗教活动的健康发展将是一个有力保证；另一方面，在宗教方面也不存在出大乱子的基础。纵观世界上的宗教纷争、民族冲突，其背后往往都有政治力量在较量。而且，由宗教纷争导致政局动荡、倾覆的背后，实际上也与政府权威的失落有关。近的，如菲律宾天主教徒推翻马科斯政权，实由其政权极度腐败所致。远的，如基督信徒在中世纪西欧的胜利，也是如此，正如马文等人所深刻揭示的那样：在罗马帝国后期，当罗马国家及其组织机构和制度衰退之时，在“政治权能退化、经济生活萧条、学术文化衰微”的这样一个“垂死的世界”，教会却是“一个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有机组织”，充当了一个“信仰统一、使社会文明的代理人”，从而成了“唯一能够重建文明生活的机构”。在中国，则不存在这些情况，既不可能出现与中国共产党抗衡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出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权权能退化、以致全面危机的情况。应该说，励精图治的中国共产党，只要一如既往地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反腐败），它将始终是一个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有机组织。若此，则中国农村及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能获得根本性保障。
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当前和今后，宗教方面足以影响农村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还是存在的，而且，如若处置不当，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可以说，今后的形势将是严峻的，绝不可懈以待之。
在宗教方面大量的矛盾将始终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宗教方面的矛盾，形式上相对容易从非对抗性转化为对抗性，性质上相对容易从是非问题转化为敌我问题。这有两个条件，一是敌对势力的促成，二是我们的失误造成。“敌对势力的促成”，除了国内宗教方面极少数反动分子的煽动外，更主要的是国际敌对势力的渗透。近年来，国际敌对势力在对“经济制裁”、挑起动乱等措施屡试不爽之后，尤其是在苏东演变给他们以“兴奋”和“希望”之后，更加处心积虑地利用宗教和民族问题，频频向中国展开“人权攻势”、施加压力，1990年以来已连续五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发起攻击中国的议案。同时，在香港以及海外，也有一些所谓“对华事奉”的机构，试图在中国重圆其旧梦，重建他们的传教中心，重新把中国教会控制起来，“竭力在中国基督徒中培养分裂情绪”。“美国之音”一副台长，就直言不讳地宣称其使命就是要“复苏铁幕后面的民族情绪，煽起宗教狂热”。可以预见，今后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和民族）问题向中国进行渗透和破坏，必将呈变本加厉之态。这对中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然而，矛盾能否转化，除了外因的影响，主要还是内因的作用。只要中国能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在宗教工作方面不出现大的失误，宗教方面也就不会出大问题，以至于影响中国农村及整个社会的稳定。这里，关键要做到两点：一是把宗教工作做好。要按照“坚决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全面做好宗教工作；同时，宗教方面也要努力克服自身的不足，注意消除不良因素。如基督新教在中国已进入“后宗派时期”，但是神学上狭隘的排他性、独尊论，仍有一定市场，这不仅会影响教内团结，挑起教派纠纷（如1995年3月江西上饶地区就发生一起基督新教数百人游行，冲击佛教寺庙的事件），而且会导致教会的自我孤立、与社会的疏远甚至对抗。所谓“基督教不以建立其自身之祭坛为满足，必进而毁灭异教之祭坛”，实在要不得。再如，一些地方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有些信徒，正滋长着独立于政府宗教管理、力主积极干预社会和行政事务的倾向，一旦遇到什么问题，这种倾向就易于为极少数宗教敌对分子所煽动和利用。在国民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这极容易引发重大的群体性事件，对社会政治稳定造成不良影响。二是注意经济与社会、政治发展的协调性。这是做好宗教工作的固本之道。正所谓“功夫在诗外”。经济与社会、政治的全面协调发展，有助于防止和克服社会的异质位和非均衡性膨胀，而造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基础、高度整合性的均衡发展的现代社会。这对确保社会矛盾和冲突（包括宗教方面的矛盾）限于可控范围而不致漫延、爆炸，十分重要。显然，要做好这些工作，对中国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