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
“译文”不被世俗所牵连拖累，不因外物矫饰失真；对他人不苛求，对众情不违逆；希望天下安宁以保全人民的性命；别人和自己的养生条件都能基本满足就够了。以这种观点来表白自己的心意。
什么最难？稍有成就便不知自己姓什名谁，不把自个当老百姓者最忌讳。社会需要安宁，需要平常百姓家家和睦相处，为此则需要寡情少欲，少些攀比较劲的情况出现。其实，吃饭只为活命，何必争得你死我活呢？
有道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权势钱财没有一样不是身外之物，因为这些东西既可以得到，也可以失去。人跟人都是一样的，只有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这样说来，哪怕你权势通天、腰缠万贯，说到底你也是普通人一个。那么，永远把自己当成普通人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人生在世，生来平等。造物主并没有让谁光彩照人，名气压人；也没有让谁低三下四，可怜巴巴。成功了，做出了大事业，有了大名声，还是人；没有做出大事业，默默无闻，也依然是造物主的可爱儿女。这样看来，追求名声常常使有些人失去人的天然美好的本性，将纯洁变成芜杂，把天然扭曲为造作，名声的坏处因此就显而易见了。品格修养极好的人就是能把名不当一回事，恢复初生婴儿那种自然、单纯的状态。这就是圣人无名。
不要自己看高自己，别拿自己不当普通人。
1958年7月12日，刘少奇同志结束了在天津的视察，准备乘车去济南。按照规定，国家领导人出行都要组织专列，至少要加挂包车。可刘少奇坚决不同意保卫人员和铁路部门的安排，他说：“我不坐专列，也不要挂包车，买一个硬席座位就行了，和群众坐在一起还可以顺便了解情况。”同志们只好为他买了普通列车的硬席客票。
当天傍晚，随着一声汽笛长鸣，通往济南的客车缓缓开出了天津站。夏日的车厢像个大蒸笼，又闷又热，还夹杂着刺鼻的汗味。旅客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这炎炎夏夜，在这普通的硬席车厢里，会坐着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刘少奇。
这时，一位女列车员提着水壶为旅客送水来了，她走到车厢的中间，发现一位穿着白衬衣和灰布裤子、头发花白的旅客，正忙着从旅行包里取杯子，女列车员忙接过杯子，热情地说：“同志，我这儿有开水。”说着，她倒了一杯水，小心地递给了那位年长的旅客。突然，她的目光停在了刘少奇的脸上，这是一张多么熟悉而又亲切的面庞啊！她惊喜地喊了起来：“您，您不是刘委员长吗？”
刘少奇笑着同列车员握手说：“你好！你辛苦了！我搭你们的车，到济南去。”这一下，整个车厢都沸腾了。兴奋万分的旅客们“忽”地围了上来，纷纷向刘少奇握手问候。一群中学生围上来，刘少奇十分高兴地与他们谈了起来，问他们家在哪儿？学习怎样？毕业后打算干什么？听了同学们五花八门的理想，刘少奇笑着说：“你们正当年轻，要做一个好学生，好青年。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经常参加劳动，比如，农忙时到农村帮助社员收割、插秧。你们会不会插秧？喏，就这样……”说着，他站起身来，弯下腰给同学们做起了插秧的示范动作。车厢里充满了欢笑声。
夜深了，刘少奇忘记了疲劳，又和江西省都昌县农业考察团的同志们愉快地谈了起来，了解情况。团员们见刘少奇那么平易近人，就敞开胸怀，表示要把学习到的好经验带回去，克服困难，大搞技术革新，改造旧的农机具。刘少奇鼓励大家说：“对，你们不要怕困难，有了困难就要克服，不会就学。”“农业就不能单独搞一门，要多种多样地全面发展。”
列车过村越河，在广阔的原野上奔驰，欢声笑语也一路飞扬，洒向静静的夜空。夜里1点30分，列车缓缓驶进了济南车站。刘少奇站起身来，笑着对大家说：“好吧，我到站了，你们可以休息了。再见！”
旅客们怀着一一惜别的心情，把刘少奇送下了车。
列车再次开动了，旅客们久久地回味着幸福的时刻，也永远地怀念着平易近人、勤政为民的少奇同志。
能做到超然物外，淡忘功名，心灵无所困扰，行为悠然自在，人活着也就真正实现自由逍遥了。按照这个道理，庄子认为宋荣子这个人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位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人。
当全社会都称赞他时，他既不沾沾自喜，也不欢欣鼓舞；当众人一致责难时，他也不慌张、不沮丧。
对那些有才能胜任一定官职，做事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甚至有的还可以当一国之君，并取得老百姓信任，但又自视甚高、洋洋得意的人，宋荣子很看不起。
他认为这样的人像燕雀一样无知。
但庄子认为像宋荣子这样还不够。他——宋荣子只明白什么是我需要的，什么是身外之物，只清楚地辨别了关于光荣和耻辱的界限，如此而已。宋荣子这个人还是有一个大毛病：瞎操心，管闲事。还没有达到逍遥自在的境界。这里庄子谈宋荣子的情况，道理说得有点玄。人是人的世界，人生世上怎么能不为旁人的事有所思，有所想，有所评价呢？
这是一个方面。但为了保持自己平静、自然的心态，有时人们也确实需要一种无己、无功、无名的心态。庄子这样说，从一方面看，肯定很有道理。因为对身外的名声、事件、功利的关注，都是从一己入开始的，这当然有私欲在其中。
把庄子这种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人生境界，放到我们现实的人生拼搏中，深刻的道理不说，在为人立身上，实在是一种知进知退、达观透彻的处世艺术。
丹麦的政治平民化和公民平等化即使在欧洲也是突出的。这里的官员没有我们一些官员常见的特权和优越感。当地华人介绍，无论多高的官员，家中也无佣人，包括削土豆皮、做饭这样的活都是自己干。哥本哈根是欧洲有名的自行车城，大街的专用自行车道上，骑车的人们络绎不绝。令人吃惊的是，政府的部长们也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他们头上戴着针织帽，手上戴着厚手套，车筐里放着文件包。国会大厦、最高法院和中央政府的门外，都停放着一大片自行车，不怎么像森严的国家机关，倒像我们国内的一所中学。据丹麦人介绍，在国家机关，不管是一般公务员还是高级领导，都是没有公车坐。丹麦官员的平民化确实让人叹为观止。何以如此？首先，在这里的各级官员都是选举产生，谁当镇长，本镇的百姓选举，依此类推。你如摆谱做老爷，马上就得下台。
好摆官架的人不妨学学丹麦的官员做派。
特别是对那些有大名利、高地位的人来说，越是把自己作为普通人来处世，其影响就越不普通，俗话说：“大者无形”、“大有若无”。真正的伟大往往弥漫于普通之中，是无边无界，看不见摸不着的。
海瑞做了朝廷的督抚大员，官大名声大，他的家乡一带有人假借他的名义放债买田。海瑞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给琼州府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说：“我自从出来做事，一直没有回过海南。我自己的薪俸刚刚够维持自家人的生活，并没有一文多余钱可以用来放债买田。我老家只有祖上留下的10多亩薄田，每年收获1石2斗左右的粮食，这些年来并没有增加一亩一分。今后，凡是有打着我的旗号放债买田的人，一律作为冒名处理，请您严加惩处，不必留情，并请您把此事转告海南各州县。”
海瑞的应天巡抚仅仅做了八九个月的时间，就为当时的朝廷和地方的权贵们所不容，不得不去职还乡。
万历十二年，明神宗朱翊钧决心再次起用海瑞，他任命海瑞为南京吏部右侍郎。这一年，海瑞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过了16年清苦的闲居生活后再度出任高官，他的俭朴之风有增无减。这位新上任的南京吏部长官穿着破旧的衣裳，坐着一只小船，既没随从，更无仪仗，沿途几千里，走了几个月，竟没有一个地方官员知道他是谁。一到南京上任，和他当年初任南平县学教谕时一样，第一件事情就是张贴告示，禁止吏部和各衙门的任何官吏向他送礼，并把已经送来的礼金礼物退还原主。然后，着手革除衙门中的种种积弊。两年后，万历十五年的10月，刚刚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海瑞病死在任上，这年，他已整整64岁。临去世的前3天，衙门里派人给他送去的柴火银子多出了6钱，他还专门让人如数退还。弥留之际，他也没有向身边的人交待过一句私人的事情。
海瑞死后，由于没有直系亲属在身边，丧事都由南京都御史王用汲负责料理。王用汲带着御史们整理海瑞的遗物时，发现他的私人财产只有俸银10多两，做官服、被褥用的绸缎两匹、麻布一匹。这点财产连当时一般的穷书生都不如。看到这位坎坷一生、多灾多难的宦海老人如此清寒，王用汲忍不住哭出声来，在场的御史们没有一个不伤心下泪的。大家商议了一下，每人凑了一些钱，才为海瑞办了丧事。
海瑞的丧事虽然办得不豪华，但隆重的场面却是任何一个封建官吏去世都比不上的。举丧的那天，南京城里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大街小巷搭满了市民们自动聚集起来祭奠的灵棚，悲痛的声音笼罩着整个南京城。当载运遗体的灵船过江时，长江两岸穿着白衣赶来送行的队伍竟连绵100余里。作为封建历史人物，海瑞至今还被我们许多人所熟知，正说明他的影响之深。
先贤已逝，风范长存。从先贤、伟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他们严于律己、平易随和的品格，更应学习他们崇高的做人境界和达观的行为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