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移师山东再占先机
旅顺的攻取，令日本军政当局一片欢腾，在山县有朋看来，下一步就是登陆山海关，直捣北京。但这个建议却被老谋深算的伊藤博文在12月4日否决了。
伊藤指出，若日军此举成功，结果就是中国将陷入无政府状态。清国将出现大片的政治真空，而日本却无力填补。结果天下大乱，西洋列强为了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必将出兵干涉。而日本却找不到陪钱的对象。另外，冬天就要到了，寒区作战，困难太大。倒不如在辽东转攻为守，将进攻的包袱甩给清军。日本则将攻击区南移，先攻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再继续南下攻略台湾。从而光荣而实惠地结束这场战争。
最终，大本营于12月15日正式决定，暂时取消直隶作战计划。改由第二军第二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佐久间马太）和国内的第六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黑木为桢），合编成总兵力34000人的“山东作战军”（辖步兵第三、四、十一、十二旅团，骑兵第二、六大队，工兵第一、二、六大队），在联合舰队的全力配合下，于山东东部的荣成湾登陆，取大迂回姿态，从陆路背击攻略威海，封锁直隶湾，全歼北洋舰队！
大清国又在干什么呢？
旅顺失守后，中枢才慌了神，又开始找替罪羊。于是，李鸿章被革职留任，摘去顶戴，以示薄惩。甚至连作战最力的徐邦道也被“褫职”。十二月初，湘系重臣两江总督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月底，湘系另一重臣，云贵总督王文韶被任命为“帮办北洋事务大臣”。至此李鸿章已等于被降级为天津城防司令，同时兼管威海卫那支苟延残喘又注定麻烦不断的海军。
旅顺失守后，威海卫就成了北洋水师最后的栖身之所。作为李鸿章重点经营的国防工程之一，威海卫的海防工事可谓固若金汤。但仍有两大缺陷：
一为威港不具备旅顺口的全面修舰能力，正如马吉芬回忆的那样：“威海卫除适于小修理的设备而外，修理舰船的船坞、船厂却完全没有。而旅顺则与此相反，不仅设有修理军舰的工厂和机器，而且各种必需品储备充足。”
二为威港对海防御虽坚，但对陆地的后路防御却很薄弱。关于这一点，早在威海建港之初，负责海防炮台修筑的德籍顾问汉纳根就已指出：虽然很多岸防炮可以圆周环射，但由于威海背山立港，事实上后方存在着大片射击死角。所以汉纳根建议，再筹一笔款项，于威海港后方加修一批陆防工事，这才算是一个完整的要塞。
但因为财政拮据，威海卫的陆防要塞建设被迫暂时搁置。等到若干年后，这个话题被重新说起时，竟成了对李鸿章的有力攻击。在一些人看来，威海卫的防御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大空挡，分明就是李鸿章与汉纳根里外勾结，故意祸国的结果。一句话：汉纳根是洋坏蛋，李鸿章是土汉奸。
可谩骂终究无法替代现实中的枪炮子弹。威海卫的防守到底如何措置，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反而很少有人提及。
从旅顺口失守的惨痛教训看，这一次日军一定不会从海上作正面进攻。他们一定还是在某个远离威海的地方登陆，再从陆路取远势包抄，一举背击拿下军港，控制海防炮台，再陆海合力致北洋水师于死地。
日本人已经失去了两次聚歼北洋水师的机会（一次在黄海，一次在旅顺口），这一次在威海卫，日本人还会让北洋水师再跑第三次吗？
李鸿章又一次看得很清楚：“倭如犯威，必以陆队由后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牵制我师。”更令李担忧的还有：威海防御工事本身的缺陷与山东守备的空虚。
关于前一个问题，丁汝昌的策略是：加强炮台后路的临时工事修筑，“以麻袋装土堆积避弹，以辅各台未筑后墙之缺”，并多布地雷，多挖战壕，多筑长墙。关键则“全恃后路游击，有兵以防抄袭。”可是，让李鸿章郁闷的是，后路何来大支游击？这就引出了后一个问题。
中枢以为日军下一步行动必是北取奉天，再打通锦州走廊，叩关山海，同时登陆大沽，两路会师北京。故不顾李鸿章的分析，于天津至奉天一线置精兵220营，10万余人，另有8营正在驰拔途中。而日军即将闪击的山东，则仅41营不到，为两万余人。其中16营兵力负责从威海到烟台90公里战线的防御。其中除泰靖、精健两营外，全为新募兵。最搞笑的是烟台河防营，缺编达五分之二，武器是长矛。操练时鼓手击鼓，士兵则随鼓点舞动长矛，宛若京剧排练。而日军即将登陆的荣成湾仅5个河防营1400名守军，同样全无战斗力。而作为日军此次山东作战目的地的威海卫，也不过10营兵力。其中淮军老将戴宗骞绥军4营驻北帮炮台，分统总兵刘超佩（李鸿章的妻侄女婿）率4营驻南帮炮台，记名总兵张文宣（李鸿章的外甥）率两营守刘公岛。
更出人意料的是，虽然日本大本营已作出北守南攻的决定。但山县有朋却不甘寂寞，违令继续进攻。这令大本营甚感吃惊，按理明治应当立即撤山县的职。但考虑到山县毕竟是号称“日本陆军之父”的元老级人物，又性情刚然，万一剖腹自杀以示抗议怎么办？天皇与伊藤一商量，遂决定由天皇“温存”的以“召山县回国养病”为由，将这个刺头变相调回，同时另派野津道贯为新任指挥官。
12月8日，天皇的侍从武官中村觉中佐亲临安东，向山县宣读了天皇的诏书：“朕不见卿久矣。今又闻卿身染疾病，不胜轸念。朕更欲亲闻卿述敌军之全部情况，卿宜迅速还朝奏之。”整个过程运作良好，山县“平安”回国，天皇与伊藤一口气没松完，前线又传惊人消息：第一军仍在进攻！
原来野津道贯与山县有朋一样不甘寂寞。这下天皇与伊藤没办法了。没想到歪打正着，第一军在辽东的进攻，震撼日本大本营的同时，也在深深震惊着清国君臣。因为这个攻势将清廷战前关于“日军不耐苦寒”，“战事入冬就有转机”的幻想打成了碎片，同时也更坚定了清廷继续将奉天作为日军主攻方向的判断。12月13日海城失守，清廷大为震恐，遂将山东半岛战斗力最强的章高元部8营淮军北运营口，投入奉天战区。对威海卫而言，这无异于釜底抽薪。
而日军对威海卫的远征却不仅要在海上投入整支联合舰队，更要在陆上投送约3万人的兵力。海堵陆攻，一举拿下威海卫，全歼北洋水师，彻底敲烂大清国的海防门户。
荣成湾：日军登陆
在听到日军即将登陆的消息后，威海卫的陆海军之间关于如何迎战，却起了纠纷。
丁汝昌主张集中兵力，依托威海卫要塞，作坚城之守。负责陆路防守的戴宗骞却主张先发制人，歼敌于滩头。双方越争越激烈，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
今日看来，丁汝昌的方案虽说保守，却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首先，由于制海权的丢失。从烟台到胶州，日军处处可能登陆，也处处可能虚晃一枪假登陆。反之，清军在这些地段之间缺乏铁路连贯，主力部队一旦集结于一个地区，就很难短期内再转移到另一个地点。姑且不说日军可能声东击西，就算是挫败了日军的第一次登陆企图，万一日军利用海军优势，转移到另一个地点进行二次登陆，直捣威海空城，难道让海军把定、镇二远开上岸当战车用不成？
其次，实际上清军也很难挫败日军的登陆企图。因为戴宗骞能派出的部队只有两营。而且根本不具备压制日军舰炮的支援火力。
可丁汝昌与戴宗骞之间的矛盾却并未结束。
相对于日本联合舰队，丁汝昌最担心的其实是清军自己的南帮炮台上的重炮。这些重炮对防御海上攻击价值很大，但在后路射界有限的情况下，却很难对陆路攻击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万一炮台为日军所占，旋转炮口，轰击港内的北洋水师，对我方的威害却很大。所以丁汝昌建议，最好是乘日军尚未攻取炮台，提前将几个对港内军舰威胁最大的炮台上的火炮拆卸，以免资敌。
不料这个建议又遭到戴宗骞的坚决反对。在他看来，未战而先拆己方火炮，必导致军心涣散。丁情急之下，只好命水兵自行上岸登台，将火炮钢底钢圈卸走。戴宗骞知情后大为震怒，在他的坚决反对下，卸走的钢底钢圈又送了回去。
十二月二十六日（1月21日），李鸿章听说日本“欲趁和议未定，于除日元旦攻我懈怠，夺我炮台，毁我战舰”，匆忙指示威海卫的“水陆将士昼夜严备，切勿寻常例过年。”而日军的第一梯队其实已经于前一天——十二月二十五日（1月20日）的凌晨五时三十分，开始登陆山东的荣成湾了。
之所以选择荣成湾为登陆地点，是因为：
首先，荣成湾与威海卫的距离不远不近。从“不远”的角度讲，正好不超出当时日军的后勤供给范围；从“不近”的角度讲，清军两点（荣成与威海）间因无铁路而难以兼顾，日军遂可以从虚处下手，取远势包抄，逐个击破，背击威海。
其次，早在1888年，日本海军大尉关文炳就曾奉参谋本部之命，到山东半岛进行过七十多天的秘密军事侦查，发现荣成湾是大部队登陆的理想地点。他指出：“荣成湾位于山东半岛成山角之西南，西距威海卫水路约三十海里。湾口面向西南，宽约四海里，水深四至五。中国人称之为‘养鱼池水口’。本湾甚浅，湾口宽阔，并非好锚地。但此处能避北风、西风，底为泥沙，适于受锚，平时为渔船停泊之地。故无论遇到何等强烈之西北风天气，舰船亦可安全锚泊。况且，本湾位于直隶海峡外侧之偏僻海隅，一旦清国与外国发生海战，即成为军事重地。故欲攻占威海卫，必先取此湾以为基地。”“从荣成湾到威海卫距离不过17里（注：此处为日里，约合67公里），先在荣成湾备好远征陆军由陆路前进，拊威海卫之背，舰队由正面进逼，以击威海卫诸炮台，海陆配合，前后夹击，使彼腹背受敌，进退失据。此余设想攻占威海卫之最易方法也。”但同时他也指出：“此间道路高洼不平，且狭窄弯曲，行旅为之却步，行军必更困难。……如此道路，能否派遣陆军，因不在其职，甚难确言。故此事应由本省与陆军省议商，派遣负责之陆军将校勘察之，则能否行军即有所了然，于将来釆取何等方略必大有裨益。”
如此充分的准备前提下，日军的登陆可谓顺利异常。
满天飞雪中，日军于下午七时，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荣成县城。守城的河防营却早已逃光。
24日，日军已完全巩固滩头阵地，并向纵深扩张战果。戴宗骞派出的两营抗登陆的绥军却还在行军途中。
威海的命运也就在这漫天飞雪中被决定了。
威海卫：龙旗飘落
日军即将合围，大清国里却还是攻守不定。1月23日，朝廷指示丁汝昌：“闻敌人载兵者皆系商船，而以兵船护之，若将‘定远’等船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断其后路，此亦救急之一策。”同一天，李鸿章也发来指示，命丁汝昌严守威海，不得离港，“如违令出战，虽胜亦罪。”
只是苦了丁汝昌左右为难，还要被后人一次次地指摘坐失良机。事实上，当时丁汝昌是进退皆难逃一败。因为伊东祐亨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为北洋水师准备了多个陷阱。
为了这一战，伊东祐亨再次整编了联合舰队。全部战舰被编为五队：松岛、千代田、桥立、严岛四舰为本队；吉野、高千穗、浪速、秋津洲四舰为第一游击队；扶桑、比睿、金刚、高雄四舰为第二游击队；大和、武藏、天龙、海门、葛城五舰为第三游击队；筑紫、爱宕、摩耶、大岛、鸟海五舰为第四游击队。相模丸、西京丸、江户丸、伊势丸、共代田丸、万国丸为海军运输队。此外，16艘鱼雷艇也被分成三队，随同作战。
同时日军还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四十多页的《联合舰队作战大方略》。该计划包括了《护送陆军登陆荣成湾计划》、《鱼雷艇队运动计划》、《诱出和击毁敌舰计划》三部分。在这个计划书中，日军针对登陆期间、登陆之后，北洋水师所可能采取的多种行动（出战、坚守、外逃）分别制定了详密的应对方案。其中，日军最希望发生的，是北洋水师或出于主动或被日军引诱，离开威海卫，在远离中方岸防炮群火力支援的地方与联合舰队决战。
在这种情况下，丁汝昌最终按照李鸿章的意思选择死守，虽然消极，却是当时那种没有办法的环境下一种较佳的选择，虽然北洋水师难逃一劫，但日军也注定要付出相对最沉重的代价。
正月初五（1月30日），日本海、陆军对威海发起了第一轮联合攻击。激战从1月30日一直打到2月3日。日陆军猛攻南帮炮台。作为南帮炮台制高点的摩天岭炮台之战尤其惨烈。双方血腥拉锯，三进三出。“清军大旗倒了三回，硬是竖起了三回”。直至守军全部阵亡于惨烈的肉搏战，日军始控制炮台。
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得意洋洋地登上炮台，合影留念。却不料北洋水师的重炮已将他锁定。一阵炮火之后，大寺与随军记者远藤飞云中弹毙命。
丁汝昌最担心的龙庙嘴炮台和威海卫最大的炮台皂埠嘴炮台，亦于同日失守。总结当日的苦战，清军死伤800余人，有“将校五人，士卒五十一人”被俘。日军除大寺安纯及远藤飞云外，死伤226人，其中包括步兵大尉三上德治以下军官5人。
战火随之烧向北帮炮台。初六激战一日，各台守军相继溃散。戴宗骞直接指挥的一营绥军，又闹起了内讧。只有北山嘴炮台尚有学生炮勇200余人在坚守。
在丁汝昌看来，大势已去，空有这根独木又有何用？在丁的命令下，戴宗骞与学生炮勇被撤往刘公岛。海军则旋转舰炮，将炮台与弹药库摧毁，以免资敌。当晚，戴宗骞吞金自杀于刘公岛。
夜色苍茫中，历史留给北洋水师的时间已经不多。
由于南帮炮台的失守，日军利用中方未及破坏的火炮转攻北洋水师，中方诸舰只好退往西口避炮，日军鱼雷艇遂得以将东口防雷艇工事拆除，利用夜暗发起偷袭，北洋水师的日子愈发难过。
更不幸的是，皂埠嘴炮台里的6门克虏伯炮未能损坏。这对北洋水师威胁太大了！
6门炮必须毁掉！
艰难的任务，交给了定远号的炮长李升，和陆军帮带洪占魁。
中午一时二十分，日军兵分两路，直扑炮位，炮台的另一面，乘坐鱼雷艇上岸的25名敢死队员也在飞奔向同一个目标。
海军的火力压制，有效延缓了日军的步伐。敢死队也才得以抢先数分钟冲入炮位，在每一门炮上安置炸药，引燃后立即撤退。当第一批日军冲入炮台时，等待他们的是一声巨响。而此时敢死队员还未完全登上鱼雷艇。
尸块、石块、武器碎块从天而降。亲自断后的两名队长：李升和洪占魁，非常不幸地长眠在他们亲手引发的巨爆中。同时牺牲的还有15名敢死队员。但他们已成功完成任务。北洋水师因他们而又延长了月余的残命。
但日军不会就此罢休，日军从旅顺紧急运来维修海防炮的零部件，抢修被破坏的清军火炮，同时将熟悉海防炮性能的海军炮手调上陆地，从清军放弃的炮台上炮击北洋水师。到2月2日，龙庙嘴炮台的两门240毫米炮和1门150毫米炮、鹿角嘴炮台的4门240毫米炮、皂埠嘴的1门240毫米炮先后修复完毕。丁汝昌也只有扼腕长叹：“炮资敌，我杀我！”
2月3日，日海军发起第二轮猛攻。
2月5日凌晨四时，日海军派出十艘鱼雷艇偷袭，定远中雷搁浅，至此两巨舰皆成搁浅的鲸鱼，再无逃生可能。
5日天亮后，日海军发起第三轮猛攻。
6日凌晨二时四十五分，日海军派出七号、十一号、十三号、二十三号和小鹰号鱼雷艇发起了第二次鱼雷偷袭。中方鉴于上次的惨痛教训，入夜后就以探照灯不停照射江面，以求及早发现来袭日艇。不料探照灯打得太高，未能及时发现小巧的日本鱼雷艇，反而暴露了自己的位置。结果，来远、威远、（差船）宝筏惨遭击沉。当天下午，日海军趁机又发动了第四轮猛攻。
不能成功，只有成仁。
丁汝昌决定在2月7日这天与日军决战。他的计划是，先利用战舰与刘公岛、日岛的炮台与日本舰队交战，然后乘乱派出北洋水师的全部13艘鱼雷艇，向日军发起自杀性进攻。然后北洋水师的剩余战舰倾巢而出，与日军作最后一搏。
巧合的是，日军同样选择了2月7日这一天，对北洋水师发起第五轮攻击。鉴于刘公岛与日岛炮台对日军的重大威胁，伊东决定此次进攻兵分两路，以第二、三、四游击队攻打日岛，本队和第一游击队攻击刘公岛。先拔掉这两颗钉子，再全力围歼北洋水师。
结果，7日的早晨，日军率先发起了进攻。北洋水师依托两岛炮台，死抗日军进攻。激战从七时二十二分一直打到八时半，日军攻击受挫，多艘战舰受损。丁汝昌一声令下，中方13艘鱼雷艇鱼贯而出，直扑日舰。
决战就在眼前。
日军震惊了。
但更震惊的事情随之发生。
中方的鱼雷艇出港后并未继续杀向日军，而是突然转头向西，顺着海岸线，跑了！
悲壮的决战就这样成了一场滑稽的闹剧。
滑稽之后是尴尬，尴尬之后是失落。
所有13艘鱼雷艇，以及追随逃跑的飞霆（用于递信、拖带的辅助小火轮）、利顺（辅助拖轮）两艘小船，或为日军追及击沉，或于逃跑中搁浅，最后无一艘幸免。
2月7日的闹剧，不仅断送了丁汝昌的决战计划，更从士气上埋葬了北洋水师。
2月8日，兵勇成群结队去见丁，“哀求生路”。丁许以“若十七日（2月11日）救兵不到，届时自有生路。”
为什么说十七日呢？原来，十二月二十七日，廷旨已同意将北上的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所部5营转用于山东战场。次日，李鸿章与刘坤一又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将徐州镇总兵陈凤楼军马队5营，和皖南镇总兵李占椿步队15营，用于解威海之围。据李秉衡的电报，这些援军将于20天后抵达威海，那一天就是正月十七。
2月9日，不依不挠的伊东又发起了第六轮猛攻。靖远不幸中炮搁浅，丁汝昌想与舰同沉，不料却被亲兵强行救走。真是想死也难。
10日凌晨4时，天降大雪。日军四艘鱼雷艇乘机发起了第三轮鱼雷夜袭，但这一次日军未取得任何战果。上午10时许，伊东发起了第七轮攻击。
炮声中，丁汝昌自定的最后期限十七日（11日）终于到了。他并未等到援军。相反，却收到了一个更令他沮丧的消息：山东巡抚李秉衡已弃烟台，走莱州。事实上，陈凤楼的5营马队早在1月22日就到了潍县，却又在四天后被中枢转调往天津。李占椿的步队前锋3营刚入山东诸城境内就发生了哗变，带兵官被杀，士兵四散，后续部队也迟疑不进。至于丁槐所部5营则如沉海之石，没了讯息。
就在丁汝昌决战不成的2月7日，刘含芳收到了一封李鸿章发来命他转丁汝昌的电报。内云：“水师苦战无援，昼夜焦系。前拟觅人往探，有回报否？如能通密信，令丁同马格禄（新聘用的英籍帮办副提督——笔者注）等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但可保铁舰，余船或损或沉，不至赉资，正合上意，必不至干咎，望速图之！”
刘含芳立即派出三名信使，分路发送，费尽曲折始于11日晚送交丁汝昌的手中。
在丁汝昌看来，这无疑就是舰队的死亡宣判书——定、镇二远皆已丧失机动能力，如何远遁吴淞口？
绝望中，刘公岛已到最后关头。医护人员借口自己不属海军提督管辖，纷纷离岛，留下伤病员无人护理，凄惨无比。
岛上商绅劝丁降，陆军残兵劝丁降，水军兵勇劝丁降，1月20日，伊东佑亨也致书丁汝昌，宏篇大论地劝降。
历史留给丁汝昌的退路也就只剩下了一条：死。
临死前，丁汝昌想用鱼雷轰沉镇远，以免资敌。不料水兵哭倒一片，纷纷恳求丁不要炸沉镇远。后者害怕这样做会激怒日本人，引发新一场旅顺大屠杀。丁汝昌坚持又发了一次命令，但依然无人动手。
天色渐暗，丁汝昌的心已死。夜色中，炮声又起，那是日军的又一轮夜袭。坏消息随之传来：康济中炮受伤。
更“壮观”的场面随之出现，“水陆兵、民万余人哀求活命”。出路只有一条：由丁提督下令停止抵抗。
在震天动地的哭声中，丁汝昌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正月十八日（2月12日）晨十时许，元宵佳节刚过三天之后，丁汝昌仰药自尽。
此前，他曾屡屡于战事激烈时，“挺身外立，以求解脱”，可惜日本人的炮弹却就是打他不中。命也？运也？奈何，奈何。
就这样，丁提督未能满足一些后人对悲壮的期待。他自己也清楚，这么一死，也不会换来中央对自己的原谅。但至少，他这一死，已将天大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他至少，已用自己的一死，换来了那万余军民的生路。因为他一死，也就等于宣告了抵抗的结束。
同时选择自杀殉国的尚有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镇远代理管带杨用霖，李鸿章的外甥记名提督张文宣。张文宣临死前还遗书一封给李鸿章，说：
此次战事有守一月而不支者，有守数月而不支者，有守半年不支而至死不屈者。相座当付泰西各国观战武员评其得失勇怯，不能以成败论。
其中，“有守半年不支而至死不屈者”，指的无疑就是威海卫。
丁提督死后，诸将与洋员密议不发丧，进而盗用了丁的符印，并以丁的名义发出了北洋水师向联合舰队的投降书。他们更要在漫长的岁月里伪造另一个虚假的死亡时间，他们要让世人相信，丁是在投降后才自杀的。
这样一来，丁汝昌的自杀就不是力屈后的殉国，而成了投降后的谢罪——换来的是活人们的平安。
正月二十三日（2月17日）的刘公岛是悲戚的。一个新的海上强国从此崛起，一个老大帝国的现代海军则在此陨落。
下午一时，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10舰，同时降下大清国的龙旗，升起日本的海军旭日旗。只有康济号练习船上，仍然飘扬着孤零零的龙旗——这是伊东特别的优待，他特许康济运送中方殉国的英雄们返回他们的故土。
一字排开的七副棺柩中，分别躺着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戴宗骞、张文宣，以及半岛海战时阵亡的济远大副沈奉昌，和阵亡于威海保卫战的广丙大副黄祖莲。
但最终康济运走的却只有六副棺柩。因为张文宣的亲兵们死活不让康济运走他们的总兵。他们坚信，日本人此举必是个阴谋，半路上肯定出事。于是，他们坚持架走了张文宣的灵柩，另乘一艘小船，孤零零的离开了威海卫。细雨蒙蒙中，一支年轻的海军被划上一个凄凉的句号。
可丁汝昌的故事却远未结束。
光绪盛怒之下，发了严旨。丁汝昌虽死，罪不能赦免。职务、荣衔被褫夺，家产籍没。尸体不许下葬，棺材外还要再套上铁锁，置于故里村头示众。儿孙为之受冤蒙耻，流离多年。而同时自杀的张文宣则因为是自杀殉国而得到了清廷的从优议恤，得以提督阵亡例赐恤，特谥武毅公，赐白银800两，世袭骑都尉加一品云骑尉世职。直到1910年，丁汝昌的冤案才得以昭雪，大清国的气运也已走到尽头。
明争暗斗总无术
就在11月17日日军开始向旅顺发起最后的进攻，“东方直布罗陀”危在旦夕之时，清廷又想起了和谈。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奉命赴津，与李鸿章密议和谈之事。李鸿章也只有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向张耐心地分析：当此日本连战皆捷，举国若狂之时派大员东渡议和，必为日所轻。不若本着“投石问路”、“举重若轻”的思路，先派一洋员赴日，试探“彼中情伪”。对此，张荫桓完全赞同。人选也很快确定，那就是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德国人）。两天后（19日），清廷特授德璀琳以头品顶戴，命他带着李鸿章给伊藤博文的照会去日本，作和谈试探。当此军事大转折的关头，日本自然不会让和谈阻挡他们获取果实的步伐。于是，日本以李之照会非国书，德璀琳亦非中国大员为名，拒绝接受。
现在，大清国最后底线就是希望谈判能在中国境内进行。但这最后的底线终于也破灭了。日本人坚持在战时大本营的所在地广岛谈判。很显然，大清国已成了板上之肉，釜底游鱼。
1895年1月14日，也就是日军在荣城湾大举登陆的前五天，在李鸿章的奏请下，清廷正式任命户部侍郎、前驻美公使张萌桓，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不料又一次为日本以“全权不足”为由据之门外。
原来，日本已决意利用此次战胜机会，从中国获取巨额赔款。并割取部分领土。前者已无悬念，只是后者，他们尚不清楚清国的反应如何。所以就像围棋中的试应手一样。日本也在战略上试中方的应手。所谓以“全权不足”拒张、邵二使，可谓一试。2月17日的电文又是一试。是电称：“中国另派大臣，除允偿兵费，朝鲜自主外。若无商议土地及与日本日后定立办理交涉能力以画押之全权，即无庸派其前来。”最后，日本人干脆以广岛为军事重镇为由，强行驱逐大清代表。他们显然已不愿再提及这样一个事实：正是他们选择了广岛作为谈判地点。
2月17日，伴随着刘公岛的失守与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清廷对日本的第一试作出了回应。他们致电日本，称李鸿章中堂已被任命为全权大臣。并同时将敕书底稿一并附上。
对日本人而言，谁当全权大臣根本不是关键所在。关键是：到底有无割地之权。
两天后，日本人发出了第三试。他们致电清廷说：“希望中国政府确言，能否保证按照本月17日日本政府电示之条件派遣其全权大臣。”
26日，清廷作出了答复：“李鸿章被任命为头等全权大臣。凡日本在本月十七日来电中所欲商各节，李氏均带有执行此等任务之全权。”
从外交上讲，此举无异于主动将己方底牌翻给日本人看，亦无异于明明白白地告诉日本：大清国是何其急迫地需要和平，急迫到李鸿章尚未离开北洋，他的上司已等于同意了日本人的割地请求。而此后谈判期间，日本人所有的强硬立场，可谓皆发端于这封电报。
既然要李鸿章去当全权大臣，再弄个“带罪之身”就不合适了。于是，发出的处分收回了，拿走的翎顶与黄马褂也又都赏还了，更给了个“头等全权大臣”的新头衔。只是这个“全权大臣”，当得委实窝囊。遥想当年，天津定约之时，李是何其的意气风发。今天强弱业已易势，可谈判的对手还是李与伊藤，真是情何以堪。
事实上，早在正月二十四（2月18日），李已明言：自己去谈判可以，但若割地，“鸿虽死不能画诺”。四天后，李应召至京，与军机大臣同时被光绪召见于乾清宫。李明言：“割地之说，不敢据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翁表示：若果能不割地，只赔款，再多户部也会努力。但军机大臣孙毓汶与徐用仪则担心，若不割地。怕日人不与和谈。
众臣退出后又往传心殿续议，李鸿章再次强调：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
但不割地就要再战，清廷却已无心力再战。
二月初八（3月4日），李正式领受了全权敕书。内云：特授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同商议，便宜行事，定立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
十八日（3月14日），李鸿章带着养子李经方，乘德国轮船离开了他坐镇26年的天津。驶向他宿命中的终点：日本。与他同行的还有3名2品顶戴参赞：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两名美国顾问：前美国国务卿科士达，前美国副领事毕德格。另：日文翻译罗庚龄、卢永铭。再算上医生、文案、武弁、管厨、厨子、茶房、打杂、轿班、剃头匠等，共计135人。至于谈判地点，则改在了靠近伊藤博文故乡长门的马关春帆楼。
两天后，日本大本营决定成立“征清大总督府”，以参谋总长小松彰仁亲王为大总督，率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野战卫生长官石黑忠惠，野战监督长官野田豁通及将校数十人，进驻旅顺，对中方施压。
对于这次谈判的艰巨性，李鸿章早有心理准备，但有一件事，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他与北京的外交联络密码早已为日本破译！
说起来要追溯到1894年的6月22日。就在这一天，日本外交机构向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递交了所谓的“第一次绝交书”，表达了日本绝不从朝鲜撤军的强硬立场。不同寻常的是，这份日方送出的外交文书居然以汉文写成。汪凤藻忽略了这个非常关键的细节，竟然以密码而非明码的形式将之全文拍发北京。结果就是，日本谍报系统通过截获电码，照本逆推，轻易破译了大清国外交系统的密码。此后直到“高升号事件”后汪凤藻被召回，中方的外交函电始终处于日本的全面掌握之中。现在，李鸿章前来日本谈判，还是要用这套密码，结果就是日方继续占尽先机，窥尽中方底牌。
正式谈判还没开始，李鸿章就大落了下风。不仅在明争上失了先机，在暗斗上也吃了大亏。
二十三日（19日），李鸿章一行抵达日本马关。次日午后二点半钟，中日双方全权大臣齐聚于马关春帆楼，开始第一次会议。
这次会谈争论的核心是停战问题。李认为，双方既已和谈，理当同时终止军事行动，等待和谈结果。但在伊藤看来，中方已无力再战，日方却尚有余勇。如果在和谈期间出现了有利战机，日军难道坐失不成？所以他是既要和谈，“文明”地敲诈大清国，同时却又不放弃军事行动的自由权。但第一次会谈就把话说得这么绝，只怕不利于日后的敲诈。伊藤遂故作沉思状，片刻，答曰：“此事明日作复。”伊藤既不愿表态，处于弱势的李也无办法，只好转而言其他：
“亚细亚洲，我中东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瀛）有益也。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不轻启衅。我中（国）东（瀛）既在同洲，亦当效法欧洲。如我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也。”又云：“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异，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谈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类似的言论还将在日后的会谈中频频出现。在陆奥宗光看来，李鸿章之所以“不断表示羡慕我国的改革进步，赞美伊藤总理的功绩，又论东西两岸的形势以戒兄弟阋墙而招外侮，主张中日同盟，不外讽示迅速完成媾和的必要。他所谈论的虽然只是今日东方政界人士的老生常谈，但是他如此高谈阔论，其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讽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尽管他是狡猾，却也令人可爱，可以说到底不愧为中国当代的一个人物。”
无奈强弱之形相去太甚，日本人又论力不论理。李鸿章再巧舌如簧也已无法挽回局面。果不其然，次日午后两点半，第二次会谈一开始，伊藤就抛出了重磅炸弹。
伊藤说，停战可以，但中方要先应允如下条件方可：日本军队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并该地之城垒；上列各地之清国军队，将一切军器、军需品交与日本军队，日本军务官管理天津、山海关之铁路，休战期内清国负担日本国之军事费用。若以上条件不生异议，即可提出实行停战之日期期限，日清两军之经界线及其他细目。
条件如此苛刻，李鸿章大吃一惊。要知道，清廷之所以急于停战，正是害怕以上三处落入日军之手。现在日本却要以此作为停战之交换条件，岂非太过刻薄？
李鸿章当即驳斥：“现在日军并未至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处，何以所拟停战条款内，竞欲占据？”
伊藤答：“凡议停战，两国应均沾利益。华军以停战为有益，故我军应据三处为质。”
李又问：“三处华兵甚多，日军往据，彼将何往？”
伊答：“任往何处。两军惟须先定相距之界。”
李云：“两军相近，易生衅端，天津衙门甚多，官又将何为？”
伊藤遂直言：这些都是细节，可以日后细谈。关键是大方向，你们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
李亦直言：“虽然为细目，亦须问明。且所关甚重要，话不可不先说。”
伊藤说：既如此，那就请中堂拟清细目，咱们再谈好了。
李遂转而又打起西洋牌：“天津系通商口岸，日本亦将管辖否？”
伊：“可暂归日本管理。”
李：“日兵到津，将住何处？”。
伊：“俟华兵退出，即在华兵营盘。如不敷，可添盖兵房。”
李：“如此，岂非久踞乎？”
伊：“视停战之久暂而定。”
李：“停战之期谁定？”
伊：“两面互商，但不能过久。”
李：“所据不久，三处何必让出？且三处皆系险要之地，若停战期满，议和不成，则日军先已据此，岂非反客为主？”
伊再次强调：“停战期满，和议已成，当即退出。”
如此反复辩难，李终难占上风，最后迫不得已，只好先将停战一事搁置，问伊藤可否绕过停战直接和谈。
这正是伊藤等待已久的答案，他又怎会拒绝呢？
于是李又问日方和谈的价码为何。伊藤却已不愿多说。他表示：等中方正式撤回停战要求，或拿出新的停战条款后，再说不迟。
谈判桌上，李鸿章未能占到便宜。战场上的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正是在这一天，日军登陆澎湖东炮台，二十九日即占领全岛。
三天后，北京方面终于作出让步：中方主动撤回停战要求，双方直接进行终战和谈。也就在这天下午三点，双方展开了第三轮谈判。
中方首先诵读了关于主动撤回停战要求的节略，并将详文亲送伊藤。一番寒暄后，伊藤忽然不怀好意地问到了台湾人易不易于治理。这令李鸿章大为震惊。他立即答道：“台湾系潮州漳泉客民迁往，最为强悍。”
伊又问：“台湾尚有生番？”
李警惕地回答：“生番居十之六，余皆客民。贵大臣提及台湾，想遂有往踞之心，不愿停战者因此？”
伊藤（微笑）：“决非如此。”
李：“贵国倘占台湾，英国将不甘心，前所言恐损他国权利，正指此耳。奈何？”
伊藤：“英国乃守局外中立，无任何置喙之理由。”
李：“英国固守局外中立，然此事与其利害攸关耳。”
伊藤（边笑边说）：“利害攸关者非英园也，岂非贵国乎？”
李：“否。以台湾近香港。”
伊藤：“近香港何妨？我只进攻敌对之国。”
李：“闻英国除我国之外，不欲他国盘踞台湾。”
伊藤（微笑）：“岂止台湾而已！不论贵国版图内之何地，我倘欲割取之，何国能出面拒绝？”
李遂坚称：“台湾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
但硬话的背后，却正是无奈与恐惧。
纵观春帆楼的三次和议。谈判的流程始终牢牢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军事上伺机攻略台湾，同时在谈判桌上一点点掀翻底牌，然后狮子大张口地将苛刻的议和条款强加在大清国身上。但伊藤也好，陆奥也好，明治天皇也好，都不会料到，二十八日当天和谈结束后的一起突发事件，会彻底打破平静的谈判流程！
李鸿章遇刺了！
价值一亿两的愤青一枪
原来，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大多数日本人早就将李鸿章锁定为大清国的抗日中坚。所以日军攻略旅顺口后，在练习射击时，才用一个身上写着“李中堂”三个大字的草人作靶。现在李鸿章来马关议和，更令日本的民间激进势力忿怒。在他们看来，大日本帝国皇军连战皆捷，却迟迟不能签订有利的终战条约，关键就在于李鸿章的作梗。
于是，在二十八日（3月24日）的谈判结束后，一个名叫小山丰太郎的激进分子（二十六岁，无业），对返回寓馆途中的李鸿章扣动了扳机。
子弹从相距五尺处射出，由于李的眼镜带得较低，子弹是先击碎镜片再打中李的左颧，深入左目下。
当是时，李鸿章“惟仿佛见一人将手枪来距舆前数尺，忽闻枪声，即觉左颧痛甚。以手抚之，知左目下受伤流血，遂以手帕拭之，血流袍服殆遍。自料必死，幸心神镇定不乱，惟晕眩难支。”
待李鸿章被抬回住处，已是血满袍服。医官们迅速制定了医救方案。方案一：立即取出子弹。方案二：在不取出子弹的情况下治疗。若采取前者，“子出则疤愈”，但头部手术风险太大，就算成功，“尚须静养多日，尤不能稍劳心力。”李慨然选择了后者：“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我宁死，无割！”
次日醒来，李看着血衣说：“此血所以报国也！”命令左右收好，他日带回国内，既明耻复警示后人。
李鸿章遇刺的消息一经传出，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像李鸿章这种世界知名的政治家，以七十三岁高龄赴日本谈判，本身就很易于引发同情，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不幸事件，就更易于引发同情了。果不其然。一夜之间，世界舆论纷纷指责日本人的“野蛮”，并同情李与大清国的“可怜”。
这下可急坏了日本政府。一时间，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亲来“慰问”。天皇接到报告后，也特派侍从武官中村大佐为特使，偕石黑忠惠、佐藤进两军医总监同赴马关，“慰问李病”。皇后“赐与御制的绷带，并派护士二名前去侍养”。来自日本民间的慰问品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涌来。
三月初五（3月30日），日本山口地方法院以预谋杀人未遂罪判处小山丰太郎无期徒刑。山口县知事及巡捕长则受到了革职的处分。同一天，中方期待已久的《中日停战协定》签订。内容共六款：
第一款，大清帝国、大日本帝国政府，现允中日两国所有在奉天、直隶、山东地方水陆各军，均确照以下所定停战条款—律办理。
第二款，两国军队应遵该约暂行停战者，各自须驻守现在屯扎地方，停战期内不得互为前进。
第三款，中日两国现约，在停战期内，所有两国前敌兵队，无论或攻或守，各不加增前进，并不添派援兵及加一切战斗之力，惟两国如有分派布置新兵，非遣往前敌助战者，不在此款之内。
第四款，海上转运兵勇军需，所有战时禁物，仍按战时公例，随时由敌船查捕。
第五款，两国政府于此约签订之后，限二十一日期内，确照此项停战条约办理，惟两国军队驻扎处所有电线不通之处，各自设法从速知照，两国前敌各将领于得信后，亦可彼此互相知照，立即停战。
第六款，此项停战条款，约明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即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中午十二点钟届满，彼此无须知会。如期内和议决裂，此项停战之约亦即中止。
三月初七（4月1日），头裹纱布的李鸿章终于看到了日本提出的和约底稿，其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
二、中国将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国；
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三亿两；
四、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增开顺天府、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为通商口岸，日本国臣民运进中国各口货物减税，免除厘金，并得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
内容的苛刻可谓空前，并限期四天答复。日方唯一的让步就是看在李鸿章吃了一枪的份上，将3亿两的赔款减去1亿两。
既然一枪可以减去1亿两，那你们干脆再打老夫两枪好了。
日本人当然不会再打李鸿章两枪。于是双方只有沉默，尴尬的沉默。
三月十一日（4月5日），日方的最后答复期限已到，可清廷的进一步指示却没到。李鸿章也只有再次一力承担，向日本递交了他的第一份外交说帖：《大清帝国大皇帝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复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全权办理大臣所拟和约底稿说帖》。
在这份说帖中李鸿章首先重申了自己的枪伤未愈，“设此说帖内回复之语，有不周不备之处，实因伤疾未愈，力不从心。尚祈贵大臣原谅。数日之后，必能一一详覆也。”然后他从四个方面回复了日本的提案。这四个方面分别是：
一、朝鲜自主问题；二、让地问题；三、兵费问题；四、通商权利问题。
关于第一点，显然已经没有了争论的余地，也不再有争论的价值，所以包括小标题在内，李鸿章一共只用了59个字就结束了这一话题。但接下来的三个话题就不免要李中堂大费一番口舌了。
关于割地问题，李鸿章认为，应当超越一时的战争胜败，从两大民族长久的和平着眼，始有真正的和平。回想开战之初，贵国公使不是已经向各国声明了吗？“我与中国打仗，所争者朝鲜自主而已，非贪中国之土地也。”和谈之初，贵国又说，此次和谈的目的在于“俾两国及其居民杜绝将来纷纭之端”。可现在贵国所采取的行动却恰恰是背道而驰，“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今日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我辈既为两国全权大臣，不能不为彼此臣民深谋远虑。自应立一永远和好、互相援助之约，以保东方大局。中日系紧邻之国，史册、文字、艺事、商务，一一相同，何必结此仇衅？国家所有之地，皆列代相传数千年数百年无价之基业，一旦令其割弃，其臣民势必饮恨含冤，日思报复。”东亚大局也就不可再问了。
不错，现在日本强而中国弱。但强弱之势是变动不定的。若日本真“徒恃其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适来外人之攘夺尔。”
至于赔款，“现查日本所索兵费数目，必非中国现在财力能偿。现如将内地赋税加增，百姓必至相率为乱。盖国家屈志求和，百姓已引为深耻。如复横征暴敛，贫民岂能相安？如将洋关之税加增，而现在未届修约之期，各国何能应允？且一时纵可修约，必待各国众谋佥同，方能开办，亦属缓不济急。至商借洋债一节，亦必以新关税款为质。……且和局已成之后，中国必须办理善后事宜，在在需款。……故非请日本将拟索兵费之数大加删减不可。日本所索赔款，既名为兵费，似即指此次用兵之费而言，其迄今所费详细数目，未睹官中簿籍，虽非外人所能周知，然较之日本所索之数恐不及其小半。”“且日本此次用兵，既已得胜，所得中国兵船军械军需，折价为数甚巨，自应从拟赔兵费中化出扣除。且限年赔费，复行计息，更属过重不公，亦难照办。……尚望贵大臣详细思之。”
最后，关于“通商权利”，李鸿章特别强调了一点：“中国如准洋商在华造土货，势必尽夺小民生计，于华商所设制造厂所极有妨碍，国家自不能不出力保护。”更可怕的还在于如果中国以此等利益准予日本，各国皆援一体均沾之例，则必将对中国的民族企业造成灾难性打击。总之，“此事关系中国经久章程，各国公共之事，不能因一时战争遽行更改也。”
在逐条陈述中方意见之后，李鸿章又追加了一个额外进言：
本大臣尚有一言，效其忠告，惟贵大臣恕而听之。本大臣回溯服官中外，近五十年，现在自顾晚景无多，致君泽民之事，恐终于此次之和局。所以极盼约章一切妥善，毫无流弊。两国政府从此永固邦交，民生从此互相亲睦，以副本大臣无穷之愿望。今和局将次议成，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故宜遵循天理，以近今各国大臣深谋远虑之心为师法，而保两国民人之利益福泽，方能克尽全权大臣之职分。日本国势现在已甚强盛。而人才众多，尤为方兴未艾。今日赔款数目，或多或少；今日思得兵力所到之地，以增幅员，或广或狭，皆属无关紧要。至于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远雠仇，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本大臣为中国头等全权大臣，自能代中国决计，与日本全权办理大臣订一周密完善永远和睦之约章，俾将来嫌隙无从而生，衅端无从而起。如此和局订约者，不但不遭后人之唾骂，亦且与有光荣。庶东方两大国百姓，日后永远和睦，彼此相安，福泽绵长，实基于此，望贵大臣熟思而图利之。
读完这份说帖，陆奥宗光也忍不住赞叹其“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都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而一向风度翩翩的伊藤博文读后却忍不住动了肝火，他认为：“如果不先加以彻底的反驳，使其迷梦觉醒，恍然悔悟，则对方终不能了解现在彼我之地位，将续作痴言哀诉，徒使谈判延长。苟我不指出其论点的谬误，可能使局外第三者发生日本虽胜于力而屈于理的怀疑。”
春帆楼上，城下之盟
苦熬中，李鸿章终于等来了北京的最新指示：来电首先训斥了李鸿章的办理不力，但接着又让李鸿章见机行事，自作决定。并暗示日本人的条件虽然苛刻，但若此时不签约，只怕连这一亿两的回旋也将失去。其潜台词就是，条约要签，黑锅则由李鸿章来背。
读完电报，李鸿章沉默了。沉默后，他将电报丢到了一边。他还要与日本人再争，因为：争回一分有一分之益。可是他哪里知道，他与北京的密电码早为日本破译。他又哪里知道，当他大演苦肉计时，日本人唱的却是一出空城计！
事实上，日本为了这场战争，已花掉两个半年度的财政收入，剑虽利，钱已空。正如英国驻日本公使楚恩迟给外交大臣金伯利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
（日本）已经看到了长期占领敌国大片领土的危险性和不利因素，意识到持久战在资源方面给本国造成严重负担。“尽管日本人强作欢乐，但该国的财政形势正日益变得严峻，所有情况都证实今后几个月内这方面的压力将更加严重。问题不在于管理，而在于是否还能满足如此庞大的驻海外部队的巨额开支。去年12月29日，日本银行发行了总额为280万元的有息纸币，12月31日又发行了120万元。有些人认为，这种特殊纸币的发行将会加速货币流通，从而具有提高股票价格的作用，但是商业界对此表示怀疑。日本银行有在非常情况下发行这种钞票的特权，现在之所以运用这一特权，肯定是迫于存在强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在今后的两个月内，人民还必须向政府交纳大约3000万元的土地税和第二次战争贷款，如果中国不迅速接受条件，则完全可以预言，日本将在本年底前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
诚然，大清国并不具备与日本打一场全盘持久战的软、硬实力基础。但至少只要大家一齐努力，损失还是可以比现实中降的更低的。但可惜，没有先进的情报机构，缺乏拥有现代智识的智囊团，就靠一个七旬老翁，单枪匹马，去和日本人拼抢，又如何挽回颓势呢？至于英国人，自然更不会主动给李鸿章提醒，因为他们还需要日本帮他们抗衡俄国这个巨怪。
所以日本人最怕大清国以此为借口，撤回全权大臣，并争取二三西洋列强的同情，在他们的调停下，重新洗牌。可是，北京的电报扫除了一切疑虑。于是，伊藤一扫前几日的谦恭，又说起硬话来：若贵国再不签约，敝大臣一声令下，60艘运兵船，就将满载大军，在小松山亲王的指挥下，直捣北京！
留给李鸿章的只有无望中的挣扎。
据陆奥宗光回忆，直到签字前的最后一刻，李鸿章仍在不断哀求，哀求日本无论如何，将那两亿两的赔款再减一些。
五千万？再减五千万，为两国长久之友好？
两千万？再减两千万，为日后的和平共处？
最后，李鸿章甚至哀求伊藤，无论多少，哪怕只是象征性的，就再减一点吧。就算，就算是老夫此次回国的旅费了。
在陆奥看来：“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也许这就是他所谓的，争得一分是一分吧。
但终于，一分也争不回来。
三月二十三日（4月19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它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议订专条》三款及《另约》三款。《讲和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给日本；
三、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八次交完，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
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
五、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等等。
《另约》则规定：
一、遵和约第八款所订暂为驻守威海卫之日本国军队，应不越一旅团之多，所有暂行驻守需费，中国自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每一周年届满，贴交四分之一，库平银五十万两。
二、在威海卫应将刘公岛及威海卫口湾沿岸，照日本国里法五里以内地方，约合中国四十里以内，为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区。
三、在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地，凡有犯关涉军务之罪，均归日本国军务官审断办理。
此外，还签订了《停战展期另款》二款：
第一款，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订约停战，从此约签定日起，得更展二十一日。
第二款，此约所订停战，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八日，夜十二点钟届满，彼此无须知照，如在期内，两帝国政府无论彼此不允批准和约，无庸告知，即将此约作为废止。
双方约定5月8日在烟台正式互换批准书。而正式的谈判则早在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前两天就已结束。伊藤兴奋地提醒李，当年天津谈判也是在阳历的4月15日结束的：“亦可谓奇矣！”
木然中，李鸿章也只有生硬而尴尬地应一声：实属奇也。
更奇的还在于，后人忽然发现，当年李鸿章少年入京之时，就已预写下了一生的自传。
那是一首非常著名的述志之作：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野鸥。
笑指芦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
所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说的不正是他少年的功业之心和非常之志吗？
所谓“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说的不正是他从东南到华北，千里转战，得封肃毅伯的事迹吗？
所谓“定须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野鸥”，不正是他走在时代前列，任劳任怨，一生追赶世界先进行列的缩影吗？
所谓“笑指卢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不正是写他此刻在日本一生功业的扫地吗？（注：瀛洲在当时有多重含义，其中一个是对日本的艺术化称呼）
奇哉？不奇哉？
也必到此时，李鸿章始彻底认输：
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纸片为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在这政治老人的认输中，大清国的自强运动彻底失败。中国也随之失掉了一次宝贵的现代化转型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