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一个年份，两件大事
大清国光绪二十一年，西历1895年。在太平洋的两岸，各发生了一件注定将为一代又一代史家反复提及的大事。
在太平洋的西岸，《马关条约》尘埃落定。
在太平洋的东岸，美利坚的GDP总值第一次超越大清国，跃居世界第一位。
前者标志着李鸿章时代的终结，更标志着中国丧失一次宝贵的现代化机遇，同时，伴随着台湾的丢失与巨额赔款，大清国成为一个地缘残疾国，日本却由小东洋初步具备了大日本帝国的形态——东北亚权力格局彻底改写。
后者则标志着全球权力转移的新趋势。
两个GDP世界第一，含金量却完全不同。大清国的GDP世界第一，是一个纯粹的量的累积，而这个量本身又大有问题。
首先，大清国是一个标准的农业文明国，它创造的财富带有严重的闭锁性，往往GDP的大部分就地产生又就地被消耗，无法集中为生产性资本，也无法转换成现代军事实力。
其次，大清国又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君主专制国。没有现代化的管理，又缺乏独立的检察机构，腐败已成为普遍现象，大量社会财富被不清不楚地消耗，而官僚系统的统计数据却多不可信。
所以，大清国的GDP世界第一，转换不出生产力的世界第一，转换不出人民生活水平的世界第一，更转换不出战斗力的世界第一。
而美国则不同。
从疆域上讲，美国与大清国不相上下。但与大清国不同的是，美国是一个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庞然大物。这样一来，它所聚集的财富与能量就太惊人了。想一想英吉利与低地国家，再看一看法兰西与德意志，我们就该明白，美国的崛起不同一般。第一次，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化大陆国。一个早在1850年就拥有了15000公里铁路，雄踞世界第一宝座的大陆国。原有的地缘格局，因之而土崩瓦解。
今天回头望去，不能不说美国是一个异数。
新霸主的崛起
诚如斯蒂芬·沃尔特所言：“周边国家带来的威胁大于相距遥远的国家的威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家更可能为了对付周边国家而不是相距遥远的国家而选择结成同盟。”所以欧洲列强相互制衡，东亚中英俄法日五强博弈。它们就是这样在相互制约中维持出和平。在这种体系里，“拿破仑”是所有人的公敌。原则是一句话：绝不允许出现超级大国。
而美国是如此的幸运，它是罕有的“离岸性”（offshore）大国——远离欧亚大陆的边界。英、日离岸但太小，中、俄很大但不离岸。美国两样全有。它的两翼是大洋，北面是富而不强的加拿大，南面是弱而好战的墨西哥。所有这一切，为美国提供了这个世界上空前优越的安全性。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美国人几乎不用考虑国家安全。因为在非核时代，只有一种国家可以威胁美国，那就是同时兼备陆海双强的超级大国。但在当时，这样的国家根本没有。英国是海强，但陆军太袖珍。法德俄是陆强，可却没有将地面力量投送到北美的海洋支援。
更主要的，冷静回顾一下过去3000年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主要的大国与文明几乎全分布在亚欧大陆上。而美国拜“离岸性”所赐，远离这一战场，既避免了大量战争威胁，也减少了很多威胁别人的机会。所以美国力量的壮大很少引发欧亚大陆上各强国的注意。相反，它们之间却往往因为一些风声鹤唳而剑拔弩张。最终能制衡美国的只有它的邻国，但墨西哥不能，加拿大根本不想。大家不要忘记，直到21世纪初，加拿大依然没有自已独立的国家战略。最初，它依辅于大英帝国，后来又依辅于北约，今天则渐渐依辅于北美安全体系。这样安于当镙丝钉的邻居，比之日、俄，真是美妙万千倍不止。
在这个近乎试验场的空间内，美国在政治上逐渐形成了19世纪最为完善、稳固的民主宪政制度。在经济上则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一举反超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霸主大英帝国。至于战略与军事层面，美国确实没有产生俾斯麦这样的战略巨星，也没有率先发明参谋本部制度，但最终美国却超越了俾斯麦与参谋本部制度。
俾斯麦的战略确实高明，但这个高明的战略完全建立在俾斯麦个人的天赋与独特经历之中，别人无法模仿，甚至无法学习。相应的，当时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中，也都是只有国际关系史，而没有国际关系学。所以人亡政息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美国的幸运在于，得益于“离岸性”的庇护和主持国政者的稳健作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那些深刻困扰俾斯麦的战略难题，美国根本无需面对。等到美国深深卷入国际事务之中，必须面对此类难题时，美国的知识精英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在20世纪，正是在美国，率先出现了现代高等教育中的一个新学科：国际政治学。从此之后，外交战略人才可以经过教育培训产生。同时得益于美国开放的社会结构与完善的政治制度，美国不仅可以吸纳全球人才以为己用，而且可以实现政界精英、军界精英和民间战略学者之间高度灵活性的互相合作与身份转换。这样就使美国能够以无数无名之“俾斯麦”成一“巨型俾斯麦”，而又避免了人亡政息的悲剧。
在参谋本部制度建设领域，德国的参谋本部制度是有其固有缺陷性的。由于德国地处中欧，缺少海岸线，所以德国的武装力量近乎纯陆军，结果直到二战期间，德国也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三军总参谋部。
日本效法德国最为成功，但也只是效法成功。直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的海陆军还是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不仅如此，在日本，参谋本部逐渐成了激进势力的大本营。由于日本宪法的固有缺陷，日本陆海军直接听命于天皇，结果就与政府形成了不正常的平行关系，并最终将日本拖入军国主义的深渊。以甲午战争为例，天皇组建了战时大本营，身为国务总理的伊藤博文却未被列入名单。因为军人认为开战后无需文职官员插手，如果插手既是外行干扰内行，更是破坏天皇统帅权的完整性。只是因为伊藤个人的独特地位、资历，及其人脉（尤其是和明治天皇之间的高度亲密关系），伊藤才最终以特邀嘉宾的形式列席其间，并多次校正军人们的无知做法。但是，伊藤不常有，而战争常有，这就为日本武人乱政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德、日的问题在美国都不存在。美国以参谋长联席会议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以其完善的宪政民主制度和国防部长文官制度有效地抑制了后者。
所以说美国是一个异数。
首先，在美国之前，民主国家全是小国，甚至一度有人称赞“只有小的才是美的”。美国的崛起打破了这一谬论。
其次，美国之前，陆强与海强是截然两分的。马汉也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既是陆强又是海强，这位被很多后人迷信为海权至圣先师的学者，在写这话时却不会料到，他的国家马上就会成为这样的双强，日后更要成为陆海空三强，乃至陆海空天电五强。美国的崛起不能用单纯的海权或陆权来阐释，它开启的是一条综合性强权之路。美国将英国揭示的海权崛起的历史经验，与德国开启的陆权复兴的时代风潮，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通过一连串的扩张，将大陆国的美利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世界岛”。开启了一道由陆而海，由富而强，以强促富的新强权之路。
再次，无论美国的力量如何膨胀，只要“离岸性”仍在发挥作有，美国就不会引发像当年的拿破仑与后来的希特勒所引发的那种集体反制行动。所有这一切，铸就了美国新时代霸主的地位。1895年的那个GDP超越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最终获得20世纪全球性主导地位的国家，不是英法，不是中俄，也不是德日，而是这个美国。貌似不可思议，实则势所必然。
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甲午、日俄两场战争中获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两个对手都存在严重的内部问题，而且都无法全面动员与日本一战。关于这一点，二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修《大本营陆军部》时，亦不讳言。一旦当日本遭遇美国这个对手时，日本本土狭小，缺乏战略纵深，人口有限，资源匮乏，激进思潮横行干扰理性战略筹划的弱点立时暴露无遗。
只是对李鸿章的时代而言，还要再等五十年，所有这一切才能水落石出。但敏感的观察家，应该已经能听到新的地缘带断裂产生的历史之音。
历史多情，它要让李鸿章亲耳听到这个声音。历史又残酷，它要让李鸿章在自己的母国跌落到五千年来最低谷的前夜，亲耳听到这个声音。
联俄迷梦一场空
《马关条约》刚刚签订，李鸿章就开始向光绪呼吁变法：“敌焰方张，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混耋，实无能力。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
条约签订三个月后，李鸿章在给著名的儒家基督徒李提摩太口译的名著《泰西新史揽要》作的序言中，再发惊人之语：
我邦自炎农唐虞以前，以天下为公；赢秦而降，以天下为私。以天下为公则民主之，以天下为私则君主之。夏后传子，汤武征诛，则由公而私始矣。而通道四海亦肇端于此矣。天欲与中国以大一统之势浸淫二千余年，至我大清，海禁大开，而中外之气始畅行而无隔阂，此剖判未有之奇，圣贤莫测之理，郁泻勃然而大发，非常于今日，殆将复中国为公天下之局。
在这里，李鸿章将夏朝之前的中国说成是天下为公，诚然有些过于尊古情怀，但他敢说秦之后是天下为私，是君主而非民主，并说西力东渐是一个超越人身体验之上的大历史机遇，是要让中国恢复天下为公的传统，这却不免让后人和时人一起震惊。
很快，李鸿章又有事做了，西太后让他公款环游地球。
这一行，前后190天，行程9万里。表面上清廷是让李鸿章考察各国情势，实际上是给了他一个秘密外交使命：联俄制日。
所谓联俄制日就是与俄国签订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性质的密约。
虽然李的几位幕僚，如薛福成、严复、黄遵宪均早就指出，中国的根本威胁在俄罗斯。但是李鸿章还是承担了联俄制日的外交使命。结果是灾难性的。俄国口口声声叫喊的日本威胁只是个幌子，它的真实意图在于攥取东北筑路权，改善沿海州的孤立地位，并谋求辽东半岛上的海军基地。
李鸿章天真地认为联俄可保20年太平，不料却引狼入室，将整个东北拱手让出，更沦为日俄角力的战场——正因为中俄的接近，逼迫英国加大扶植日本的力度。琅威理当初的预言至此可谓彻底逆转：不是中英联手对抗必将出现的日俄同盟，而是英日结盟对抗中俄不可思议的结合。日本终于借此东风奠定其世界五强之一的地位。
用下围棋比喻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以来的政治生涯，他的起手势很是高远，但很快就受到了各种盘外因素的制约，先是在序盘战中被强制在老定式的框架内行棋，坐失良机。接着在中盘战斗中，被迫在极其不利也极不情愿的情势下进行第一次大战。只是靠了一连串的巧妙腾挪和好运气才避免了崩盘。但紧接着就在更加不利的情势下，被迫展开第二场激战，这一次终于彻底战败。但直到这时，李本人尚未主动走出致命性的败招，于是接着依然还能继续收官。但就在最终失败的前夕，忽然犯下了致命失误，全盘皆输，实在让人费解。
有人说，这是一种赌徒心态。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不如孤注一掷、出奇求胜。
有人说，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对李的刺激实在太大，使之决意压制日本，而不计代价。
又有人说，联俄制日是西太后与张之洞以及全体重臣达成一致的国策，李鸿章只是执行而已。
最后还有人说，李鸿章的内心深处其实是非常恐惧俄国的，既然打不过他，不如与他合伙。
众说纷纭中，回头看去，1896年周游世界的李鸿章，唯一能够经受时光检验的美妙回忆，莫过于他对美国的顺途访问。
美国之行
8月28日，李鸿章乘“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美国纽约。为迎接李鸿章的到来，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到纽约，第二天便会见了李鸿章。
在这之前，李与美国打过无数次交道。但两脚扎实地站在彼国的土地上，则无疑又是一种全新的感触。这是一次奇妙的邂逅。一个落难的老英雄，和一个即将诞生的新帝国。一双古老文明的眼睛，去看一群充满创新力的国体。
中堂老矣，目力早已衰退。马关的遇刺，更加剧了这种衰退，但在1896年的8月28日，中堂的眼睛似乎获得了一个回光返照的真切。
那一天的欢迎仪式是热烈的。热烈到被《纽约时报》称为“史无前例的礼遇”。
港口，迎宾彩船与几十艘装饰一新的白色军舰列阵相迎，当“圣·路易斯”从舰队前驶过时，舰队发出19响礼炮。
码头，200多名第六骑兵旅的骑兵，穿着带穗带的蓝制服，戴着饰黄羽的盔帽，迎接李鸿章登岸。
助理国务卿诺克赫尔，与李鸿章的老朋友——美国东部陆军司令卢杰将军一起来到码头迎接“东方的俾斯麦”。身穿礼服，佩着绶带的卢杰将军更是率着部下一路迎上了“圣·路易斯”号。
20层的高楼，李鸿章确是见所未见，但更吸引他眼球的，还是楼上楼下的人们，似乎这里的人民有无穷的精力，他们冲李鸿章拼命挥动着中美两国的国旗，又唱又跳又叫。
不成体统乎？可爱异常乎？
李鸿章看美国人，美国人同样在看李鸿章。
美国记者说：
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据说：那天参加欢迎仪式的公民超过了50万。
8月30日，李鸿章来到了他的老朋友格兰特的墓前，“这位贵宾的举动非常令人感动，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
9月2日上午九时许，李鸿章干了又一件很超前的事情。他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12名记者的专访。其间谈到了李鸿章一贯关注的教育问题：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翻译插话：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停顿一会儿）：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由于美国国会两院在1892年通过了加州民主党人托马斯·格利制定的《格利法》，歧视在美华人，严重侵犯了华工的正当权益，故而这个问题也成为这次问答中的一个重要且敏感的话题：
记者：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鸿章：我知道，你们又将进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利法》的言论，我只是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
在李鸿章看来：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
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限于搞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了起来。你们不像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
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最后甚至还说到了媒体本身的发展：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采访结束后，美国人说：坦诚，谦虚。
9月3日，李鸿章又会见了美国基督教教会领袖，就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和“孔子之道与耶稣之道”的异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离开纽约后，李鸿章又去了费城。在那里他参观了独立厅与自由钟，接着又从费城到达华盛顿，参观了国会山和国家图书馆。
9月5日，李鸿章一行离开华盛顿前往英属加拿大——鉴于当时美国依然对华工态度恶劣，李鸿章拒绝从美国西部回国。这是他对美国最后也是唯一的抗议。
陆沉的新时代
告别了美国的热烈，李鸿章又回到了一潭死水的大清国。在这里，没有人向他咨询，也没有人与他交流。相对于李鸿章的所见所闻，朝廷更激动于清俄密约的签订成功。而李鸿章得到的，是一个总理衙门行走的冷板凳。
闲极无聊中，李鸿章来到圆明园故址，面对那风化在遗忘之海里的断壁残垣，久久无语。但就是这么一件事，又被言官揪住不放，扣上了一个“擅游圆明园”的大帽子，罚俸禄一年！
未几，变法大潮席卷京师。面对新旧两派的激烈争论，李鸿章的处境是尴尬的。
变法的人骂他见识浅陋，只知枪炮子药，是反动派的代表。可反对变法的人也骂他，说他崇洋媚外，好以利禄驱人，实为康党靠山！
尴尬中，李鸿章问要尽废六部的康有为，六部都废了，那么过往的“则例”是否也要全盘抛弃呢？
康说：当然要抛弃。因为今天是一个多国并立的新时代，而不再是传统的大一统世界。我们的法律与官制都是大一统的历史产物，已经不能再适应现实了！
事后，李喟叹：“康有为，吾不如也。废立制艺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矣。”
可是当李鸿章拿着3000两银子，要加入强学会时，却被拒之门外。因为维新少壮派们嫌弃李鸿章名声太坏，还是划清界限为上。
再后来，变法失败，人头乱滚，康、梁外逃日本。国内西太后大兴文字之狱，以变法为雷池，大搞政治株连。西太后甚至问李鸿章：有人检举你也是康党，你作何解释啊？
一向以圆滑著称的李鸿章，这次竟在人人避“康”字不及的环境下，冲西太后喊了一声“臣实是康党”！并说：关于废立之事，臣不发表意见。但是六部确实该废。如果说老制度能让中国富强，中国早就富强了，还会等到今天吗？如果主张制度变革的人都被指为康党，那么臣无处可逃，只有也承认自己是康党了。
西太后拿他没辙，干脆让李去当两广总督，远离权力中心，又保留了一张外交上的王牌。
与此同时，李鸿章给康、梁送去活动经费。并三次托伊藤博文等日本政界熟人给康、梁传话，以“韬光养晦”相勉励，让他们精研西学，静待时机，以图“东山再举”。
可是，李鸿章、康有为、大清国都没有等来这再举的一天。
李鸿章无法阻止西太后不宣而战地袭击列强驻华使馆，也无法阻止西太后随后闹剧般地对全球列强的不点名集体宣战，更无法阻止其中八个应战国家进入北京城。他的两位老部将——罗荣光与聂士成进行了军事上的玉碎抵抗。密集的火力排射下，坚守大沽的罗荣光选择与炮台同碎。在天津郊外顽强阻击联军的聂士成，则在弹尽粮绝之际，拒绝了联军的劝降，穿上他的黄马褂，戴上所有的勋章，骑上战马，手挥军刀，冲向联军的阵地。那是老淮军南征北战几十年最后的一曲挽歌。
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清王朝两次丢失了自己的首都。同样是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西太后在连续四场战争中（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犯了同一个错误。远在南方的李鸿章则又一次在兵败如山倒的时刻，临危受命，孤身北上，靠外交手段去挽军事上惨败的狂澜。
码头上，南中国的官员们列队恭送李大人北上善后。闷热的船舱里，寂静中，竟有人清晰地听到了四个字：舍我其谁。
不知道这是悲壮，还是悲哀。
这是大清国的悲哀，是李鸿章的悲壮。
只可惜这悲壮从不被允许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发挥出来。毋宁说，在环游世界的1896年，相对于发挥余热的壮志，七十四岁的李鸿章，是怀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心情离开美国的。
在他的眼前，是一块即将陆沉的古老土地，和一群早已按捺不住的工业强盗。而在他的身后，却是一块貌似与世无争的大陆，与一轮即将升起的骄阳。
这就是那个并不遥远的年代，被遗忘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