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急先锋登场
宫古岛贡船事件的消息在明治五年七月十四日（1872年8月18日）传到了鹿儿岛，该地参事大山纲良力主兴师问罪。驻鹿儿岛的熊本镇鹿儿岛分营营长、陆军少校桦山资纪在接到通知后，立即亲自出发上报镇台。他于七月二十五日离开兵营，在二十七日下午三时二十分抵达镇台。由于当时熊本镇台的司令官到广岛分营出差，桦山资纪在与相关留守军官商议后，决定由镇台汇报司令官，他则不去广岛，而是亲自前往东京，直接向陆军卿汇报。
显然，在桦山的眼中，这是大事件。他不顾酷暑，在二十七日当天晚十时离开镇台，十二时经过植木。二十八日下午六时三十五分经过久留米，连夜前进，二十九日下午七时到达小仓，投宿于住吉屋等待船只。三十日正午十二时乘船离开小仓，下午二时抵达马关，再次因等船儿顺带稍事歇息。八月一日晨七时乘船，九时十五分出发。八月三日到浪花，等船两天，五日下午三时到便船，六日上午五时出发，七时抵达神户港，下午四时从该港出发，八日下午一时抵达横滨，五时出港，七时进入品海湾，登陆后入住村田屋。桦山如此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当时，顶着酷暑，急行军般14天，终于到了东京。那么，桦山资纪如此急如星火，究竟是要干什么呢？
这个谜底很快就被揭开了。
八月九日，稍事休整的桦山首先拜访了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随后于上午十时抵达陆军省，拜见了西乡隆盛那位小十六岁的弟弟西乡从道陆军少辅。为方便工作，他又从村田屋搬到桥区一石桥三河屋居住。而拜见的内容是一样的：陈述此次事件，并主张借机出兵攻略台湾！
十三日，桦山资纪再次拜见西乡隆盛，建议派出台湾生番探险队，对台湾进行详细调查，为出兵作准备。对这一建议，西乡隆盛大表支持。稍后，大山参事派出的汇报官员才到达东京。桦山与之协商后，向陆军省递交了“探险台湾生番意见书”。
此后，桦山又对外务卿福岛种臣、新式陆军创始人山县有朋等数十名朝野要员进行了游说，并多次拜见西乡兄弟。
大约也就在此时，日本当局开始在琉球问题上打擦边球，摸起大清国的底牌来。
就在明治五年，明治天皇亲政，强招琉球派使到东京朝贺。十月四日，琉球王子及三司官来到日本。十六日，当他们谒见日本天皇时，被闪电般告知：琉球已被正式册封为日本藩属，等同本土诸侯。国王尚泰列为华族，并在东京赐府第令其居住。三十日又宣布：琉球事务由外务府管理。
对琉球而言，这无疑是晴天霹雳。而日本更关注清国的反应。在看到清国没有反应后，日本军政高层的胆子更大了。
明治六年（1873年，同治十二年），天皇宣布琉球等同本土府县，事务由内务府管理，并废除国王。结果，大清国还是没反应。日本军政高层激动了。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征台派的微妙变化。
美国大使加剧中日冲突
正如柳原前光曾经提到的那样，早在日本使节赴华之初，欧美列强便担心中日会否结成东方同盟，共同对付西洋列强。美国驻东京公使德朗尤其害怕出现一个以中日联盟为核心的远东阵线，进而搞对内互通有无、对外排斥欧美商业集团的封闭市场。所以他在1871年7月6日呈递国务院的文件中主张：“日本与中国有所不同，我们应欢迎日本成为一个盟友。当与中国有冲突时，文明诸国应视日本为一伙伴。”
今天的读者不免会觉得这位德朗先生多少有些神经质，中国怎么可能和日本结盟呢？但在当年，却并非全无可能。首先，在日本方面便存在着呼吁和清国结盟的舆论声音。甚至有人声称：“今日之日本，求唇齿之邦于宇内，舍满清殆无有也。”（会泽泊语）所以当年的美国国务院对德朗的担忧也是深以为然，国务卿费雪在8月24日亲自指示：“应把握所有可能机会，设法诱导日本尽可能地远离中国，而与其他强权势力在商业与社会上结合。”
德朗接到这个通知后，即于11月15日诘问日本外务省，中日条约是否不同于日本和西方各国签订的条约。日本答以并无不同。
待到前述《中日修好条规》出台，其第二条声称：
两国既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
此文一经公布，果然成为一大外交话题。说起来，《中美条约》第一款说的就是“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大清国与美利坚可算不上“一衣带水”，更称不上“同文之国”，可不也就这样白纸黑字地写下来了嘛。何以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写了类似的话反而成了一大外交话题呢？问题正出在双方的“一衣带水”与“同文同种”，从而造成了西洋列强的猜忌。而当时的日本军政当局正谋求“脱亚入欧”、“文明开化”，适当地借助清国制衡欧美则可，但如被认为是所谓东方集团的一部分，则大违日本的根本利益导向与价值观认同。
日本政府的底牌德朗大使并不清楚，正因为不清楚，所以才越来越担心中日同盟的出现。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得知了琉球漂流民事件，他更知道日本正在谋求将琉球“内化”，并不断声称琉球在日本的主权范围之内。于是，这位德朗大使敏感地意识到，这次事件或可成为瓦解中日联盟的关键转机！
没想到，机会居然主动送上门来。
原来，在北京谈判的柳原前光通过“京报”看到了闽浙总督上奏清朝的有关琉球漂流民遇害事件的报告，当时便意识到是个机会，乃于1872年5月转报时任日本外务卿的福岛种臣说：“琉球人在清国领土台湾被杀害，为鹿儿岛县参考。”并附送该报为参考资料。但并没有引起外务省的充分注意。7月，柳原与英国上海领事会谈时，对方趁机挑唆，称如果是欧美国家遭遇如此事件，即刻就会派遣军舰前往，追求责任并索取赔偿金。柳原更觉机不可失，乃于8月回国后再次向外务省建言，终于引起日本外务省的高度重视。
受此影响，福岛种臣于9月23日约见德朗，讨论台湾问题。
在这次会晤中，德朗提出了三种策略供福岛参考：
第一，是否要立即派遣问罪之师？如按此案行动，等于将生番杀人劫货等同于海盗船事件。
第二，是否要与土著交涉，以订立今后之管理方式，以保障日本人及琉球人抵达时不再被施暴？如按此案行动，等于将此问题当做一法律问题解决。
第三，若承认生番问题属于国家统治权问题，是否要向清政府交涉要求处置？如按此案行动，等于承认中国对台湾生番的主权。
对于这三个提案，福岛并未表态，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德朗带来的大量关于台湾的图文资料，尤其对于番汉界线的存在极感兴趣，并向德朗试探性地询问：“图中……记号界外是清国管辖之地吗？”德朗答道：“虽然是清国管辖，但其政府指令不行，故无法保护人民。”德朗认为，与其与清国交涉，不如直接和番民交涉。并指出了在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之处。
福岛对此不置可否，转而大言不惭地声称，早在荷兰占据台湾之前，台湾就是日本的一部分了，“称之为高砂岛就是一例”。又问德朗：“台湾为我瞩望之地，贵国意见如何？”德朗立即表示：“美国向不占有他国土地，但我友邦如占他国土地而大力进行殖民事业，则符合美国利益。”德朗甚至称：“若贵国派舰船到台湾，我方军舰有该处之海岸地图等，虽然能力有限，但愿为帮忙。”还表示美国驻北京公使可以帮助日本办理外交手续，“万事尽力协助。如拿定主意，请及时告知。”
对此表态，福岛自然是喜出望外，便也顺势提出自己的三个构想：“第一，请清国政府处罚杀害琉球人之土著，若不能则，采取第二案，即希望清国与日本戮力处罚土著。如此案也不能行，则采取第三案，即不通过清政府，由日本单方面出兵台湾问罪。”福岛虽然表示了三者的次第关系，只有前一个无法实行时才能进入下一个方案，但他接着又说：“我方有可能采取第三方案。”即不经过清政府，直接派出问罪之师。并声称哪怕只是普通的策略，也应该派出一万名士兵去台湾。
10月16日，福岛又约见德朗，询问美国1867年出兵台湾的经验，并索取美国海军所有的台湾地图和相关资料。
对德朗而言，这可真是福音。他意识到，此举将有效破坏清日同盟的出现。问题是，资料何在？没想到，很快就来了献地图的美国张松。
“美国张松”献地图
这位“美国张松”不是别人，正是时任美国驻厦门领事的李让礼。
这位李让礼本是法国名门之后，出生于1830年8月26日，巴黎大学毕业，后因与美籍女子结婚而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还以义勇兵身份参加了南北战争。战后以武转文，于1866年12月当上了美国驻厦门领事。就在他到任的第二年的3月，发生了14名美国海难漂流民在台湾被生番所杀的“罗妹号事件”。
根据中美《天津条约》第十三款规定，美国船只在中国洋面遭风触礁搁浅，遇盗致有损坏受害者，地方官一经查知，即应设法保护，并加抚恤。“罗妹号事件”发生后，美方反应不一。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态度较为客观中肯，他一方面认为地方官反应迟钝，行动不力，负有责任。但又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帮助中国完善内部组织，并扩大官府在台湾岛内的有效施政范围，逐步消弭生番的祸害。但美国驻港领事阿伦则向国务院建议出兵占领台湾。
李让礼的立场与后者相同。他在4月1日得到消息后，一面与中国官府交涉，一面于4月11日亲乘亚士休洛号前往台湾活动。并进而鼓动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柏尔出兵台湾。李让礼诡称，中国官府在台湾的控制地只有西部沿岸、琅峤以及东北部的苏澳等地，其余东部及东南部，全为生番居住地。柏尔遂决定率领哈德福号与怀俄明号征讨台湾生番。
途中柏尔挑选了181名精锐水兵组成了登陆部队，配属5门榴弹炮，120支步枪，以及充足的弹药和足够4天用量的口粮与饮水。
6月13日上午八点半，两舰抵达台湾南部海域。九点，在哈德福号舰长柏乐内的指挥下，登陆开始。当地生番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逐步将美军引入密林地带。美军在恶劣的天气和地形中艰难跋涉，到下午两点便自动丧失继续前进的力量。就在此时，生番利用密林掩护对美军展开火枪狙击。警戒部队的指挥官麦肯基（哈德福号副舰长）当场阵亡。美军根本找不到敌人所在，只有顶着酷暑狼狈撤退到滩头。随后感觉到在滩头过夜也是很危险的，只有再撤回到舰上。为了挽回颜面，美军准备火烧当地的密林，但因为季节原因，火一直没有烧起来，最后只有无功而返。
这次行动的失败令柏尔意识到，台湾生番问题的解决成本太高，最好的方法还是帮助中国官方逐步向南扩大控制力，并以大陆移民逐步取代沿海地区的生番。
根据这个方针，美国又转而与台湾地方官府接触。李让礼参与了当地官府组织的南征，趁机搜集了大量情报。并借势与当地的原住民进行了直接接触，最后达成了救助美国漂流民的四点协定：
一、生番对杀害罗妹号船员一事表示悔过，美方不予深究。
二、嗣后船员遇风漂至该处登岸，生番妥为救护，移交琅峤地方转送。
三、船只人员如拟友善登陆生番地方，应举红旗为号。
四、生番地区不得设立灯台。但可于熟番区域择地设立。
当琉球漂流民被杀事件发生后，李让礼又于1872年2月29日抵台，先后赴打狗、枋寮、射寮等地打探消息。地方官员以礼相待，并告知此次事件中没有欧美人受伤，表示此前并没有保障琉球人的条文，故而不负责任。李让礼在确认没有美国人遇难后，顺道再次搜集了台湾地区的大量情报后准备回国接受新的任命。
当李途经日本回国时，便成了德朗与福岛的及时雨了。
洋高参谋划偷袭台湾
1872年10月12日，李让礼辞去厦门领事职务准备回国接受新职。一周后，李让礼抵达日本。福岛不惜屈尊降贵，带着日本外务省的美籍顾问史密斯从东京跑到横滨，于10月24日拜会了李让礼。
李让礼一看有机可乘，便取消回国机会，给福岛上了一堂扫盲课。
为了呼应福岛关于日本对台湾主权的谬论，李让礼居然以他曾经在台湾见到过日本刀剑为根据，响应福岛的歪论。福岛慌忙回应道：“昔日日本人巡行台湾东方时，汉人尚未来到此地。”李让礼立即回应：“确实如此，最初日本人渡航到印度附近时，曾经巡行该处。”并妄称：“大陆与台湾虽然距离近，但汉人并未能前去。日本虽然距离远，却在史籍上可见曾航渡到此。汉人发现台湾是在1400年，而日本则在此以前就来过此地。此事应该强调。事实上清国并未领有台湾，荷兰人占领之后，后来才交给清政府的。”福岛便再次提到“高砂国”的问题，并说：“高砂大概是因为沙地多才如此命名的。”李让礼说：“原来如此。后来汉人耕作，沙地就少了。只有河口才有沙地。”
如此这般一番互相呼应之后，二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李让礼对日本外务卿居然如此缺乏对台湾的了解深感“震惊”。而福岛也对李让礼的“渊博”和情报之珍贵而深感震惊，特地设盛大宴会款待，并说他与李是“相见犹恨半日之晚”。
10月25日，李让礼与福岛再次会晤，地点转移到东京。同时在场的还有德朗和史密斯。李让礼表示日方这次应该与清方交涉在台湾建设灯塔，但美国对台湾绝无领土追求，如日本欲占领台湾，可与中方交涉，直接在该地建设炮台。
对于李让礼的言外之意，福岛深有领会，于是，在10月27日，福岛与李让礼单独会晤。李让礼坦言台湾防务虚弱，日军只需2000人便足以占领全岛。但也指出后期的占领成本会很高，应予以注意。又说清廷屡以化外之地推卸责任，则正好说明该地主权归属不明，日本如欲占领，自己愿意全力相助。
对于李让礼的举动，德朗大开绿灯，他在给国务院的汇报中称，此举将有效破坏可能出现的中朝日联盟，而且，将台湾“置于一个同情西方诸国的国旗下，藉以消除对各国的商务危害，并弭平日本内部的动乱或内战的危机，可以增进美国在日本的利益”。不仅美国，“西欧各国的（驻日）代表的真正政策”，也是“要使日本远离中国和朝鲜宫廷而与西欧各国结盟”。
显然，德朗还很不了解日本的真实面目。而日本则乐得顺水推舟，至少很乐于接受像李让礼这样的国际友人。福岛向李让礼承诺，将任命李为日本外务省的高级官员，聘为特别顾问，日后如对台湾展开远征，李亦将作为将军之一于役，如征台成功，则任命李为大日本国第一任台湾总督，代表日本行使行政权，并按照美国驻日公使的标准，给以洋银一万二千元的高额年薪。
这一连串许诺惊得李让礼喜不自禁，也不待华盛顿定调，便迫不及待地一纸辞呈，向国务院辞去了驻厦门领事职务，于12月28日接受天皇亲自颁发的敕令，当上了所谓的大日本国的外务省二等官。不仅身份改变，连名字也改成了李仙得（有时也被中文记作李善得与李仙德）。后来他索性娶了个日本老婆，正式入了日本国籍，摇身一变，就由法裔美国人变成了美裔日本人。
这位李“善得”确实善得，他当仁不让，毫不客气地摇起羽毛扇来，一口气提出了六个备忘录。
第一个备忘录《着手台湾番地之论并附密论》，从历史说到国际法，连郑成功的日本血统也被拿来做证，反复论证日本出兵的合理性。在策略上，李高参则建议日本应在采取军事行动前，向清方多做外交示好，并标举亚洲联合抵御西洋列强入侵的旗号，让清廷相信，日本出兵台湾是中日亲善的表现，日本代中国管理生番，开垦土地，是在帮助中国经营台湾，使之不落入西洋列强之手。
第二备忘录《论经营管理台湾全岛》则指出，第一备忘录中提及的外交建议（日本代清管理台湾）必然会遭到清总理衙门的严词拒绝。这样，日本就可以向世界宣称是中国不要“和平”。为了加强这个地位，日本不应在总理衙门第一次拒绝后就出兵，而应当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与中国作外交接触，向中方反复阐明：一、日本政府关切中国政府一直未能妥善经营之台湾东部和南部地区，随时会被西方国家夺取。二、日本士兵较之中国士兵有更丰富的山地战经验，更加适合承担讨伐高山族的任务。三、鉴于文化上的相似性，日本代中国管理台湾，显然有利于阻止其他国家或种族来掠夺台湾。
待到中方一再拒绝，日本便可以出兵了。出兵规模以8000人为度，先进占基隆东方200英里的宫古岛，同时以铁甲舰到台湾海峡游弋示威。然后以4400人的部队占领澎湖列岛，切断两岸联系，1500人占鸡笼，1000人加派炮舰占领淡水。如此就可以轻易占领台湾——因为岛上驻军非常不具备战斗力，只要大陆地区的援军不至或不能至，日本控制了各要点城镇，就可以宣布台湾是日本的了。
第三备忘录《论教化野蛮统治》，则介绍了台湾东南部的地理和高山族情况，并建议了适合登陆的地点。
第四备忘录《关于外国人处分土蛮的思想及谋划澎湖的远期战略》，以英国的殖民扩张为例，强调日本应加速控制台湾。因为台湾是伸向大陆的手掌，日本人有了这只手就可以进入大陆，失去了这只手就将成为一个残废国家。他还创造了一个“东亚文明月弯”的名词，认为日本、朝鲜半岛、琉球群岛与台湾组成的半月形地区，在日本领导下将成为整个亚洲的繁荣保障。他甚至乐观地认为，当时西洋列强正和清廷围绕大使觐见清帝的礼节问题争执不休，一旦决裂，清廷必然无法守住台湾，则很有可能主动将该岛转交给日本。日本则应抓住机会和中国交涉，如能获得台湾，英国也不会反对。
第五备忘录《全权公使应对清国之策》，则又举美国夺取佛罗里达和收购路易斯安那的例子，鼓动征台。他认为应当对遣华使团和征台陆海军成员进行系统地组织和训练。他还根据其所掌握的只鳞片爪的史料，妄言官方资料和地方志中都没有记载过台湾东部与南部地区的官员名字，可以作为中国从未且无意管辖相关地区的证据。
第六备忘录则讨论了日本赴华全权公使与清廷的周旋策略。
最阴毒的一招在于第五备忘录的结尾，李高参认为，日本在向中国派出外交使团的同时，征台陆海军就应该做好准备，甚至在赴华谈判使节出访之前，日本海陆军便应该做好准备，视谈判进程随时采取行动。如果清廷同意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军便立即出动，迅速接收，以免夜长梦多。而如果清廷拒绝割台，“则此兵可充维护国权之用”——所谓“维护国权”，显然指的就是对华用兵了。如此枪声共外交落幕齐鸣，打中国一个措手不及。闹了半天，后来日本人搞珍珠港偷袭，老祖师爷还是美国人自己。
多重使命的使节团
对于西洋高参的建议，福岛种臣深以为然。不仅多按其规划行事，还现学现卖地教育起了日本军人。据外务少丞郑永宁在《福岛大使适清概略》中记载，当时：
……闻海陆军之士凭空偶语，有不待朝命，自谋讨伐生蕃者，福岛忧之。乃劝谕曰：“壮志义气，无非为我君。然若不名正言顺进行征讨，则等同寇尔。幸勿暴虎冯河。种臣谋之，有虑者有三：外国窥伺台湾久矣，一也；清政府仅治其半，而自谓全有，二也；生蕃野性好胜，视死如归，乃其三也。种臣愿借外务之权除此三虑，而后专恃诸君之力，取此地位我有，永镇皇国之南门。”此辈听之，过激之气始平。
显然，这些说辞和先外交后动武的构思，都是李高参的高论。有意思的是，同为西洋高参的史密斯却坐了冷板凳。其原因很简单，因为作为国际法专家的史密斯从严格的国际法的角度驳斥了李让礼的谬论，认为台湾的主权归属是毋庸置疑的，就算日本历史上曾经拥有过台湾，也不能作为出兵的理由，因为近二百年来日本早已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在解决琉球问题时，台湾问题才可以被顺带利用一下。
对于史密斯的建议，福岛自然不以为然。而外交场上的另一个新变化，则为福岛的图谋提供了极好的突破口。
如前所述，中日双方围绕着友好条约第二条问题争论不休，就在这时，清廷又因为外国使节觐见清帝的礼节问题而和欧美列强产生纠纷。后者一再于渤海湾进行联合海军武力炫耀，清廷也在大沽一带频繁进行军事调动，似乎是千钧一发的形势。日本认为可以转向这个问题与列强共进退，同时伺机以台湾事件探寻中方口风。所以福岛种臣的这次来华，首先是和中方正式换约，其次则是参与觐见问题的争论，同时顺带寻找“解决”台湾事件与琉球问题的突破口。
福岛在赴华前曾面见日皇，坦言此行目的在于“欲制列国觊觎台湾之野心，欲收生番之地于版图，欲得土地于清朝，欲收中国之民心”，并大言不惭地说：“此数者，非臣不能任”。
就这样，1873年2月28日，福岛受命为全权大臣来华，同行的还有那位西洋高参李仙得。桦山资纪也终于等来了一展身手的机会。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当桦山在明治五年九月十五日赴陆军省陈述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事宜的建议后，终于在十月八日接到了通知，称“有要事，明九日十时参朝”。第二天，他便领受了派赴“清国台湾视察”的指令。但是，由于同行的外交官——福建领事井田让辞职，新任迟迟不能任命，使桦山难以迅速成行。在等待的期间，日本政府决定自明治五年十一月废止太阴历，该行太阳历，于是，明知五年（1872年）的十一月三日就成了明治六年的元旦，也就是西历1873年的1月1日。
直到明治六年（1873年）的2月20日，桦山才得搭乘福岛来华的公车出发。他离开东京后的第一站是横滨。21日下午三点桦山登上“纽约”号，五时出港离开横滨。经神户到长崎与驻清公使柳原前光等外交官会合。同时，被任命为换约特使的福岛种臣则乘坐军舰赴清。
3月8日上午八点，先行一步的桦山率先抵达上海。他在上海约见了当地日本留学生黑冈勇之丞、福岛九成、成富清风等人，听取有关情报，并传达了福岛所下达的搜集台湾情报的命令。3月10日，桦山与黑冈、福岛、成富及诚岛谦藏共五人，一起视察了当地清军的布防虚实，此后又对当地官场的腐败混乱做了细致的观察和记录。其中，诚岛在华五年，熟习汉语，精通中国情势，是资深谍报人员。随后桦山于3月下旬和黑冈一起赴武汉，观察长江口清军水师的训练情况，发现清军水师军纪涣散、炮术疏松。
3月31日，福岛种臣、李仙得一行抵达上海。
4月4日，桦山一行返回上海，由桦山亲自向福岛递交了《汉口视察报告书》。然后，福岛于4月8日和桦山同船离开上海前往天津。
4月20日，福岛一行抵达天津。4月30日，他在山西公馆会见李鸿章，交换了条约。整个过程极其亲善友好，而风暴的潜流却已在涌动之中。
桦山抵达天津后首先详察了大沽的设防情形。抵达北京后，又至周边及长城地区考察。桦山一方面对清军的缺乏训练、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高表示关注，一方面则垂涎于中国土地之广袤。他在5月5日抵达北京当天的日记中就写到：“耕地广阔，令人惊叹。”而就在他忙于四处刺探的时候，福岛也已经在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为日本争得了新的分数。
被曲解的非正式晤谈
福岛一行在5月7日抵达北京，6月27日便派柳原前光至总理衙门，交涉所谓的“台湾事件”。
接待柳原的是任职于总理衙门的毛昶熙与董恂两位大臣。
这一年的清王朝可真是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同治九年末，陕甘回乱与西南苗乱尚未平息，新疆阿古柏叛军又起，连陷达坂、吐鲁番、乌鲁木齐。次年，俄罗斯借口新疆已成无政府状态，遂出兵占据中俄边境伊犁九城，虎视眈眈。到同治十年，直隶又遭遇七十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直隶总督李鸿章负命筹款赈济，指挥抢险，并从事于灾后的水利工程兴建及灾区重建工作，忙的真是焦头烂额。而鉴于中俄关系的吃紧，李鸿章又要负命筹备直隶海防，拱卫京师，同时还要分兵守备外蒙古。而渤海湾内，则是为了觐见礼节问题而不断示威的列强军舰。现在，又冒出个日本，要给大清国属国的琉球人讨说法，在毛、董两位大臣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的讨厌！
在中国官员看来，中国一个省的居民与中国的一个藩属国发生了矛盾，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日本人来插手。但日本却死缠烂打，就是不松口。坚持认为自己有权替琉球出头，并诡称被害者中有日本人。柳原前光甚至对清总理衙门说：“贵国台湾之地……贵国所施治者仅及该岛之半，其东部土番之地，贵国全未行使政权，番人仍保持独立状态。前年冬我国人民漂流至该地，遭其掠杀，故我国政府将遣使问罪。”
毛昶熙等人实在禁不住日本人的缠绕，于是说出如是一番话来：“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这就是日后史书中常常提及的，著名的“总理衙门大臣失言事件”。
但是，所谓“失言”，更多的只是日本的片面解释。
首先，在当时这只是一次非正式谈话，双方并未作现场谈话记录。当时也没有录音设备，单凭日本单方面日后的说辞，显然有疑问。
其次，日本外交官将“化外”等同于“主权之外”，认为既然台湾生番在中国主权之外，则日本将代琉球申冤。显然，这又是一个故意的混淆概念。而且在对话中出现了“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日本会承认北海道或北海道的部分地区在主权之外吗？他敢质疑美国的印第安人问题吗？
最后，多少有些讽刺的，早在“罗妹号事件”发生时，台湾地方官府就曾经以“台地生番……不隶版图，为王化所不及”来敷衍美国人。反倒是把版图误解为疆域、王化误解为主权的李让礼指出：“两百年来，中国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由西岸以至东岸，逐步扩张。事实上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已成为台湾官府的专卖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严行惩治。所谓生番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实在没有根据。”
但是，日本正是拿着这个失言稻草，当了他们出兵台湾的法理令箭。当柳原带回这个令箭，并被福岛单方面解释为日本可以在台湾自由行动时，桦山资纪对此大加赞赏，认为是“柳原公使的英断，是副岛大使的面子”，并称即将展开的行动是“自丰公（丰臣秀吉）征韩以来的一大快事”。并大呼机不可失，所谓觐见清帝的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展开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其得意忘形的姿态可见一斑。
6月23日，桦山与高屋（海军少佐）、儿玉利国（海军大尉）、成富、水野五人离开北京，7月3日抵达上海，因等船而滞留两周，继而于17日离开上海。其中高屋、水野回国，桦山、儿玉、成富以及在上海加入的诚岛四人则赶往台湾。
因为要在福州换船，一行人于20日进入马尾港，并在这里再次因等船而滞留30多天，桦山一行不愿浪费时间空等，便化装成商人或雅士，四处搜集情报、测绘精密地图。当地清朝官员已有人意识到山雨欲来，可惜未能识破桦山一行的真实身份，其中一名叫陈锡的通商官员还特来向这些日本“商人”探寻口风，问日本是否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桦山则狡猾地顺水推舟道：“这不是我辈商人所能知道的。”而在日记中，桦山则作出如下总结：
福建省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水相望。福州和厦门是最重要之地，与台湾是唇齿相辅之关系，可以说，有福建才有台湾，有台湾才有福建。福建是重要之地，需要注意。由于台湾没有安全的停泊地，将厦门作为台湾物产的集散港，无论从贸易上还是从国防上，将来都是大有作为之港。
古人说“得陇望蜀”，现在桦山还没有看到“陇”，就已经开始先“望蜀”了。
万里激波暂未鸣
8月23日，桦山一行终于登陆淡水。
在淡水，桦山遇到了英国领事馆的馆员贝德尔森。这位老贝对日本人相当亲善，此前，在台湾从事情报工作的水野遵和黑冈勇之丞便是住在他的家中。这次桦山一行又得到他的多方关照，他还在夜宴时拿出台湾地图，结合英国的考察报告，给桦山一行上了一堂扫盲课，令这帮人大感受益匪浅。
鉴于此前在香港留学的水野遵（后出任日据时代台湾总督府民政局长）于2月间接到福岛的通知后，于4月至5月下旬考察了台北地区，此时仅有苏澳等东部沿海地区是侦察空白。桦山于9月离开淡水，往基隆、苏澳等地考察，历时43天。
本来，按照桦山在北京的原计划，在考察结束后他将先返回本土汇报。但是由于沿途多次因等船浪费时间，桦山取消了回国计划，决定在岛上等待远征军的到来——因为按照当初的约定，远征行动将在10月底展开。桦山在苏澳与当地番民头目置酒欢饮分别之际，还赋了一首汉诗：“蓄山郁苍呼无声，仰天空想别袖情。月上东洋照台岛，唯闻万里激波声。”
但是，桦山期待的激波声并未立即传来。
10月16日桦山回到淡水后，因仍未等到出兵消息，先伪装成商人刺探消息，继而于11月3日，和贝德尔森等“友好人士”“惜别”后赴厦门，再转赴打狗、安平、台南等地侦察。而此前伪装成画师秘访了台湾的福岛九成则于9月回国作了汇报，并在12月5日向岩仓具视递交出兵建议白皮书。第二天，儿玉、成富也返回国内，并在12月17日得到大久保利通的召见。
成富清风在作为调查报告的“台湾地方觉书”中指出，“台湾岛位于琉球番之西南，实吾皇国之门户也。如果该门户不能坚守，出则无法控制西南各国，入则无法捍卫皇国。昔者九州边境之民，据此岛西窥闽粤，南通吕宋，及西南各岛屿，故欲将国威向外宣扬。占据此岛始可指挥西南各国。盖欧美各国之船舶，来往亚洲者，无不经过此一门户，而经过者必垂涎欲滴。如今该地唯三分之一属于清朝，而岛上欧美居民却不少，且皆在觊觎台湾，卧榻之侧，岂容鼾睡！”这里，他所说的曾经占据台湾的“昔者九州边境之民”不是别个，正是明朝之倭寇。在当时中国的史料里也提到倭寇经常逃亡台湾设置根据地。后来连横著《台湾通史》也提到当时的日本“政乱民穷，萨摩、肥前诸国之氓，相聚为盗，驾八幡船侵掠中国沿海，深入闽浙，而以台湾为往来之地。”（顺便多说一句，后来清廷编修《明史》时粗枝大叶，仅凭前述明朝关于倭寇的史料便将台湾的基隆地区误记为位于台湾北部的“鸡笼国”，并称此国为“日本所属”，列入《外国列传》，成为后来日本宣传台湾主权归属未定的一个所谓“中方历史依据”，迄今仍为某些日本右翼人士及台湾极端亲日分子紧抓不放）而他所谓“该地唯三分之一属于清朝”则显然是故意将清朝的有限开发及直接管辖范围与主权范围相混淆。但他所提到的欧美列强觊觎台湾却不是虚传，在1867和1868年间，英美在台湾屡屡挑起事端，并大玩“炮舰外交”。可惜当时国人多意识不到危险，总以为台湾的问题是很遥远的事务，也看不清其对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长远影响。反而是这位日本人害怕本国侵台落后，得出了如下建议：“（侵台行动）展缓一日则失一日之良机，唯仰乞尽速决定开辟台湾之议。”
次年1月，儿玉向海军卿胜安房正式提出了征台建议书。
可是，此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与桦山进京之时已经是大不相同了。虽然这些少壮派军官磨刀霍霍，西乡等大老深表支持，但最终有权拍板干与不干的，却是当时把持政坛枢纽的大久保利通。
缓急之争与十月政变
明治四年十一月，日本政府组建了规模惊人的外交使节团出访欧美，学习富国强兵之道，并幻想以外交手段废止不平等条约。这个使节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副使，包括五十余名官员、五十余名留学生，由横滨出海，游历了美、英、德、法、意、俄、比、荷、奥、丹、西、葡、瑞士、瑞典等国，参加了维也纳的外国博览会，亲耳聆听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教诲。可谓受益匪浅。但日本内政也因之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波折。
本来这次出访活动是大隈重信倡议举行的，按照大隈的本意，他自己肯定是要参加这个使节团的，而木户孝允与大久保利通则留在国内整顿内务，但出乎意料的是，木户与大久保对出访的事情极其热心，多方奔走活动，最后居然形成了木户与大久保出访，作为倡议者的大隈却被留下的情势，这就使得激进派暂时在国内政局中占得了上风。而激进派一旦意识到这个机会，也会刻意加大这个趋势，据大隈重信回忆：“处理萨长的倾轧和解决官吏安置的冲突极为棘手，且要清除阻碍各项改革和革新的弊端。因此，尽量把那些有碍于此的人派出去，即采取所谓‘阎王不在，小鬼当家’的办法，以在此期间进行全面的改革和整顿。总之，要尽快地和尽量多地派出一些人。于是，派出了将近一百人。”而根据原计划，是仅准备派出二十余人的。至于出访时间，本来也只安排了六个月，但实际上却延长为一年零九个月，就是在这漫长的一年零九个月内，日本政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明治六年（1873年）初，由于日本单方面将釜山的草梁倭馆改为大日本公馆，一时使本就复杂的日朝关系极其激化。面对朝鲜方面的剧烈反应，西乡隆盛大感亢奋，他利用大久保等稳健派要员出访欧美的机会，逼迫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任命自己为内定遣韩公使，专职交涉韩人侮辱日本事件。西乡甚至对自己的心腹表示，如果自己此行被杀，则正可以使日本有口实对韩国采取军事行动。西乡还进一步表示自己将“戴乌纱帽、着文官服”，不带武士刀前往赴任，以加大自己被杀的戏剧性后果，和朝鲜的责任性。
同年5月，大久保从欧洲回国，以暂不参政表示了对西乡的蛮干路线的抗议。8月，西乡被内定为大使，西乡得意地表示：“已无梗阻之忧，人生之乐事在此。”第二天大久保就离开了东京外游，9月岩仓回国后，大久保才返回东京，岩仓也以休假方式软对抗。10月14、15日召开的阁议上，西乡派态度强硬。反对派则一口气说出七大理由反对：
第一，（自天皇）亲政以来，百度更革，士民失业者多，或误会命令，或怀疑增税，稍有变动，则不免流血。这个时候征韩，只怕外不能平，内却先要乱。
第二，财政赤字问题严重，若对外战争，陷于旷日持久，自不能不加重赋敛。赋敛加重，民怨即生，纸币即须多发。纸币增发，物价即涨，外债不能不举。外债一举，则偿还无术。
第三，日本现在正处于制度变革的关键时刻，谋国富，图兵强，收效均当在数年之后。现在征韩，百事势须终止，前功尽弃。
第四，对外贸易存在进口超过出口的问题，此时对外开战，“使壮丁役于外，老弱困于内”，国内经济只能更糟，何况还要自外国购置船舰兵器，必将陷入“上下困顿”的局面。
第五，外国可虞者，首推俄国，彼有南进之意，为天下所熟知，今若与朝鲜交兵，是不啻鹬蚌相争，予俄国以渔翁之利。
第六，次于俄国者为英国。我国负英国之债已多，若不能偿还之，彼必以此为口实，干预我内政，沦我而为印度之续。
第七，我国与各国所订之条约，不能获得对等之地位。如英法两国悍然驻兵于我地，视我如属国，然我不以此为耻，反责朝鲜之无礼，是忍大而不忍小，察远而不察近者也。
虽然理论充分，三条实美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但西乡仍固执己见，并利用自己在军界的巨大影响力，强迫同僚接受征韩论。激烈的争论中，三条实美“病”倒了。西乡仍不屈不挠地坚持急征朝鲜。双方暂时呈僵持局面。
10月19日，经宫廷政治的运作，由天皇宣布岩仓代因“病”递交辞呈的三条实美主政，并指示：“整理国政，培养民力，以期成功于永远。”这才打破了力量平衡。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三条和岩仓虽然都是缓征派的支持者，但是，前者意志不够坚强，难以对抗咄咄逼人的西乡隆盛。而岩仓则不然，西乡隆盛跑到他家中大吵大叫，岩仓也不为所动，而是还以大吵大叫。他和大久保互相支持，终于将西乡一派压制了下去。这就是日本史中所谓的“十月政变”。
10月23日，西乡隆盛辞去所有职务。带了一名随从、一名仆役，身披蓑衣，手拿猎枪，一副当代源义经的姿态离开了东京，先是到木下川越后屋的别墅，吟诗作赋、临池垂钓了三天，接着便回了鹿儿岛。他于明治七年六月设立私人学校，麾下聚集了15000人的私人武装，成为当时日本国内一支极其特殊的力量。
对当时的日本政坛而言，西乡的辞职带来了很大的震荡。就在他引退的第二天（24日），作为核心追随者的板垣、江藤还有刚从中国返回的福岛也递交了辞呈并被批准。其中福岛放弃了他一直参与的征台之议，转而支持征韩。同为陆军少将的桐野利秋与蓧原国干也跟着辞职，并追随西乡去了鹿儿岛。村田新八则从欧洲赶回递交了辞呈。闹到最后，每天都有数百名萨摩与土佐藩出身的军官纷纷或称病辞职或请求除名，然后络绎西行，像朝圣一样投奔西乡隆盛。桐野利秋甚至决定组织一场针对岩仓具视等要员的暗杀活动，只是因为遭到西乡的严厉斥责，才没有立即付诸实施。但是，后来（明治七年一月）还是发生了岩仓遭刺事件，虽然岩仓命大，身中数刀而未死，但已经隐约可见后来日本少壮激进派的身影。
回头再看台湾的桦山资纪。他结束台南考察后，于12月6日离开台湾赴香港，再到上海。这才得知国内已经暂时放弃了征韩论，内治派占上风，西乡隆盛等要员下野。虽然西乡从道给桦山来信并捎带口信，希望他能“暂时回国”，可桦山还是决定不回日本，而是再赴台湾。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下的那样，此时的桦山虽然对当局的决策深感惋惜，但却绝不会就此罢手，他认为：“好不容易在台湾经营可以就绪之际，却发生了几近绝望之感的情事。然而余等之目的与决心绝不会因此而沮丧，反倒是愈益强势地达成目标。”他先是在上海和陆军派往中国的益满邦介、美代清元等7名侦察员接上了头，于12月26日乘坐日本军舰“春日”号（舰长井上馨）离开上海，经香港、广东、澳门、汕头，一路搜罗情报，最后在1874年的3月2日抵达澎湖，3月9日登陆打狗，开始对台湾南部地区作更详细的考察。
让桦山喜出望外的是，在4月22日，他与水野遵在淡水意外遇到了久不相见的儿玉利国，还有陆军中尉田中纲常、中尉池田德四郎及成富清风等人。原来，这帮人准备以怀柔原住民的方式，策动台东的奇莱平原“独立”，然后展开日本殖民活动，将之建设成一个基地，并伺机占领整个南澳平原。
对于这个行动，桦山不用说是非常支持，但双方虽约定一起行动，可很快他们就又分道扬镳了，因为日本国内的政局又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大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