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李中堂呼吁教改
同治十三年的台海危机给大清国敲响了警钟。
日本，一个同样是东亚国家的蕞尔岛邦，仅仅只是进行了十年不到的维新，现在居然就敢于挑衅大清王朝，甚至图谋占领台湾。这件事情对清廷刺激很大。其直接结果就是促生了海防大筹议的展开。
根据最直观的理解，这次危机被定义为一次“海防”危机。所以相关讨论也是在“海防”的题目下发起的。
虽然已有上谕决定在高层内部来一次海防大讨论。但在李鸿章看来，“窃料奏议即多，仍是空话。农部及外省一毛不拔，必亦一事无成也。”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正如李鸿章写给其兄李瀚章的信中所言，“若弟不畅所欲言，各督抚未必尽知，未必敢说。”于是也才有了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的《筹议海防折》。
在这份奏折里，李鸿章不仅说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观点，更本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用数千年未有之大转变应对的态度，提出了深度改革的建议。
李鸿章指出，洋枪洋炮的引进，铁甲舰的购买，新式海防要塞的构筑，都只是应急之举，而非根本之图。关键的桎梏还是在于：“人才之难得（教育有问题——笔者注），经费之难筹（经济有问题——笔者注），畛域之难化（政治体系有问题——笔者注），故习之难除（文化导向有问题——笔者注）。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所以“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其中，人才养成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所在。
在这份奏折的“附单”中，李鸿章郑重提出：“臣更有陈者，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回顾历史，“洋人入中国已三十余年，驻京已十余年，以兵胁我，殆无虚岁”。可是国家依然严重缺乏“练达兵略，精通洋法”的人才，原因就在于普遍性的“不学”，而“下不学”又起源于“上不教”。核心障碍就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形式都已经高度不合时宜。关于这一点，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的春天，在和恭亲王的通信中，李鸿章就感慨大清国里文则时文小楷，武则弓马刀箭，前者“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后者“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长期以往，“人才何由而出”？如此下去，“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故而要进行教育改革，科举的形式不必断然废除，但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以及隐藏在内应与方法背后的对“人才”的界定，一定要改。改的方法就是在科举中增设洋务专科，再与遣派留学生，地方上设立西学机构相结合，“凡格致（物理）、测算（数学、几何学）、舆图（地理）、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的学科，都应列入。如此积以时日，20年后当可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
似乎是为了加强说服力度，激起同僚们的奋发之心，在同一天上呈的《筹议铁甲兼请遣使片》中，李鸿章又以日本为参照系，指出该国：“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更堪忧虑的是：“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幸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闲隙，恐仍狡焉思逞。”
李鸿章的发言在大清国官僚体系内迅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只不过争论的焦点既不在海防也不在教改，而在于李鸿章是不是汉奸。
在那些夜郎自大又甘做井底之蛙的官员们看来，李鸿章主张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西洋内容，这就是要“以夷变夏”，是比物质层面的卖国贼更可怕的文化汉奸。结果就是群起而攻之。虽然这种围攻不能影响李鸿章个人的地位，但却已经足以打消掉中央政权进行教育改革的勇气与底气。
教育改革走不动，李鸿章只好退而求其次。
1874年的台海危机不仅在地缘战略上揭示了日本的威胁，还在技术层面暴露了大清国的反应迟钝，既然如此，从技术革新入手，也是一条改革之路。正如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的附单中指出的那样，“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如果能像西洋列强那样，“有电线通报，经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于无事”。可是，大清国全部没有，以这次台海危机而言，“臣与沈葆桢协商调兵，月余而始定。及调轮船分起装运，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业经定议矣。”假设日后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恐怕大清国的反应还是“缓不及事”。
故而，仅从国防安全的寻求，就有大建电报、铁路的必要。而电报、铁路不仅有军事价值，还有益于经济发展。铁路的一个直接功效就在于可以更便捷地将山西的煤炭资源外运。而当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风潮大起，煤铁复合体型经济大力发展的时候，故而煤炭资源的开发非常重要。同时，火车的动力来自于煤，建铁路本身需要钢铁业的大力支持，而钢铁业又对军事力量影响深远。故而修建电报、铁路线，开采煤铁矿，刺激经济发展，加强海防，改善国防环境就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一点突破，全盘皆活。
就这样，李鸿章又与大清国的电报与铁路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
最初的转机发生在同治十三年的十二月。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二（1875年1月9日），53岁的李鸿章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也即首席大学士。在明清两朝，大学士在政治权力架构中的法理地位并不高。说白了，就是皇上的一群高等秘书。但放在明清两朝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框架下，皇帝的鸡毛尚能当令箭，何况秘书与秘书长？所以大学士在现实政治中的地位又是绝对的位尊权重，往往在军国大计上发挥重要的影响。李鸿章出任首席大学士，无疑向人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从此之后，李中堂不仅仍将是地方督抚的龙头，同时他将更接近大清国的权力运作核心。
就在李鸿章官运亨通的三天之后，刚刚亲政不到两年的同治皇帝暴崩于养心殿，年仅十九岁。
葬礼期间，李鸿章三次陛见皇太后，大谈他的煤矿、铁厂、电报、铁路、海防筹备、教育改革来。
今天的读者一定会觉得，李鸿章选择的是一个再糟糕不过的机会。西太后刚死了儿子，哪有心思听他唠叨这些事情。
可是，不要忘了，西太后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相对于母亲这个角色，她首先是一个女政治家，一个权利欲极强的女政治家。
不错，同治是他的亲儿子。但却是一个非常不听话，个性极强的亲儿子。当这个儿子已经长大，并且亲政时，太后再想垂帘听政，那就不可能了。可现在不同了。同治的死，等于给了慈禧一个权力复活的机会。在她的努力坚持下，她妹子与醇亲王仅四岁的幼子载湉，被立为新帝（即光绪帝），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
在这权力交替的重大关头，朝中重臣与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至关重要。李鸿章坐镇直隶，身兼北洋通商大臣、协办大学士，无疑是西太后笼络的重点对象。李鸿章此时与之商讨新政推行，正是一个大好时机。
果然，在向李鸿章展示了作为一个母亲的悲伤后，慈禧同时又向李鸿章展现了一个女政治家出色的判断。她决定，大力支持李鸿章的自强大业。
小皇帝死了。李鸿章的事业与官运反而都有了转机，历史就是这样奇妙。
马嘉理事件
晚清历史不仅奇妙，更充满着凶险。事实证明，李鸿章的官运确实有了转机。但他的事业却遭遇了暗礁。
就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正月十六，英国驻华公使馆翻译官马嘉理（时年29岁）及4名中国随从在云南腾越厅境内“探险”被杀。仅比光绪帝登基早三四天。
杀人者一说是当地土匪，一说是山区野人，一说是当地仇外官员雇佣的杀手，至今未有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案发后地方官先是隐瞒不报，继而又坚称杀人者是当地野人，未及时进行调查取证工作。这就使大清国在外交上处于一个极被动的状态。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机大肆恐吓，扬言若中方不能作出令英方满意的答复，英方就将采取“自由行动”。
到此地步，清廷也只有门牙打掉往肚里咽，一口咬定系野人所为，地方官主要负失职的责任。并希望以赔款和增开温州、北海两处通商口岸为代价，息事宁人。英方却不甘心就此了局，坚绝驳回中方的开价，并直斥中方审案“如儿戏”。
威妥玛道：“总署诸人如同小孩子，说来说去，总是空谈，一味说从容商办，定是一件不办。一到总署，必定吃饭，总署大臣陪坐，好象饮食就是外交上的头等大事。大臣一个看一个，新大臣看老大臣，老大臣看恭亲王，恭亲王一发言，大臣便轰然响应。”
可问题无法解决。如此你来我往，争论一拖就是一年有半。其间英国公使甚至一度扬言要下旗离京，让兵舰来解决问题。直到光绪二年（1876年）的六月八日，才又有了转机。
这一天，清廷下谕旨，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往烟台与英使会商。薛福成写就《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上呈李鸿章，提出“以拒为迎”的谈判方针，主张对英国的无理要求不应迁就，应一面备战，一面将滇案本末遍告各国使臣，力争外交解决。
本着这个方针，李鸿章在烟台将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匈）八国公使召集到一起开会，巧妙地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制衡英国，在让英国产生受挫的同时，再作出适当的让步，终于让英国知难而退，转而寻求与中方协商解决问题。
七月二十六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英国签署了《中英烟台条约》，清廷除向滇案中死难的英国人付抚恤金20万两，增开三个通商口岸外，还要另派道歉使臣于十月十八日由上海启行往英国正式致歉。
对大清国而言，这是又一个惨痛的教训。正如曾纪泽对西太后所说的那样：“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云南马嘉理一事。”
难题在于由谁作代表去英国道歉。
在当时的大清国有一个顽固的群体，他们通过科举进入官僚系统，死抱着老一套不放，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外不参与洋务，内不参与新政，反而专门攻击搞洋务、办新政的人与事，他们自命为清流，而将洋务—新政派称为“浊流”。他们高唱“尊王攘夷”的高调，“反稍谈外交、识敌情者，咸斥之为汉奸大佞，痛诋之不遗余力。”
正是这个激进而又幼稚的清流派，在晚清重大外交决策上起到了严重的干扰作用。
在这个主流风潮下，大多数人是避“洋务”尤恐不及，何况这次是去给洋鬼子道歉？更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这次的“道歉特使”道完歉后并不完事，而是就此做大清国的第一位常驻外国使节。后人说：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里程碑。当时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住在可怕的蛮夷之国，那就是去父母之邦，就是“二鬼子”。
但必须有人去。
谁去？郭嵩焘去。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的金兰之交，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可是，他要去，他的湖南老乡们却不让他去。在后者看来，郭嵩焘不顾舆论的反对，“坚持”去当道歉特使，只能用一句话解释：想当官想疯了。一夜之间，郭嵩焘成了“官迷”与“二鬼子”的代名词。而骂他最狠的，正是他的老家——湖南。
认识他的人，争相与之划清界限。不认识他的人。更是不遗地余力攻击。以至出现了湖南人“耻与为伍”的局面。一副很有名的对联也就诞生在这时。上联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下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里的“鬼”，特指洋鬼子。
当年在湖南省会长沙参加乡试的考生们，也是爱国不甘人后。自发组织了声讨大会。群情激奋中，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在郭嵩焘出资重修的唐代古刹上林禅寺中，藏有洋人！
这还了得！
于是乎，众愤青振臂直前，浩浩荡荡，直杀上林禅寺。一番大搜之后，自然不可能找到什么洋人。找不到的结果就是一把大火，千年古刹，化为墟丘。
但他们还是觉得不过瘾，于是又有人提出建议：开除郭嵩焘的湖南省籍！而且要继续火烧郭家楼。
如果不是当地官府奉命对郭家楼进行了紧急戒严，郭家楼也难逃付诸一炬的结果。
无畏的无知者们造成的风狂雨横中，西太后发话了：“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什么。”
李鸿章等洋务精英同样想方设法地替郭嵩焘排除障碍。于是也才有了后面一段“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的往事。
七万里之行
光绪二年（1876）十月十七日（12月2日）晚，郭嵩焘一行15人乘英国邮轮Travancore号出洋。
关于这次航行，英国人是作了精心安排的。大清国不是最爱说什么“天朝上国”，说什么“地大物产博”吗？现在大英帝国要让这位“天朝上国”的大使亲眼看到日不落帝国的风采，让他在十万里之内，处处可见到大英国的国旗与军舰，处处可听到大英国的语言与国歌。
英国人的目的是炫耀国力，但客观上却让郭嵩焘大开眼界，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华夷世界观。
抵达英国后，郭嵩焘依靠其智慧与优雅，为“滇案”划上了一个和平解决的圆满句号，同时也为日后中国对外常驻使节的工作，开启了一个成功的先例。然后，郭大使就开始如饥似渴地了解并尝试着理解西洋文明。
这一尝试不打紧，郭大使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西洋文明与中国以往遭遇的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西洋世界同样有着上千年的文明史，需要中华去理解，去学习。所以郭嵩焘反对用“夷狄”来称呼“西洋”。
他看到，其教化“规条整齐严肃，而所见宏远，犹得古人陶养人才之遗意”，其城市“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殆无复加矣。”“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
他经过对西方议会的深入了解，看到“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自始设立议政院，即分同、异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于是两党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问难酬答，直输其情，无有隐讳，积之久而亦习为风俗。……西洋一隅为天地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
何以会如此？
为了解开这个谜，他列席旁听了英国下议院的辩论，认真研究了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终于认识到：
“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教也。”“推原其立国之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议院——笔者注）有绍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市长——笔者注）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人才学问相继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因而剂之以平。”国家大事“皆百姓任之，而取裁于议政院，其国家与人民，交相维系，并心一力。……要之，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西洋立国有本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耳。”
他还积极参加各种科普讲座，并参观访问洋人的学校、工厂、博物馆甚至监狱。他慨叹西方的国民教育“皆中国士大夫所未闻见也。”他震惊于西洋“知识就是力量”的雄奇，他还在反思何以洋人能在监狱中也讲人权。
“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牛顿——笔者注）开之，此英国实学（科学——笔者注）之源也。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富强，推求本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
总之，“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
相反，中国官僚闭目塞听，“高谈阔论，而虚骄以自大。”“一闻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诟诃则喜”。开明者也多只知引进军事技术，却未看清“兵者末也”，“各种创制”才是“立国之本”，如果没有制度的转变，没有采矿、制造、医学、教育、司法等方面的发展，只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结果就是“殚千金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
郭嵩焘甚至认为，中国智识人奉为理想盛世的“三代”，从政治层面讲，也不如当今的西洋。因为“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已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更何论自秦汉以降，“竭天下以奉一人”，“恣睢之欲逞，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于是乎穷”。你连德治也没了，人家却法治日修，此消彼长，“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
为了补课，年近花甲的郭嵩焘开始学习外语。他甚至还托人弄来英国小学生与中学生的课本，细加研究。在他的大力建议下，经李鸿章推动，大清国向英国派出了海军留学生。郭嵩焘的公使馆也就成了这些年轻人学习之余的天堂。
但是郭大人却丝毫没有觉察到，黑手已向他伸来。
灾祸就在身边。
驻英副使刘锡鸿向万里之外的北京打了郭嵩焘的小报告。
原来，传统中国并无国旗、国歌之说，大清国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国旗、国歌。但海通之后，和外国人打交道多了，不能没有。总理衙门遂以三角黄龙旗为代国旗。可按当时的国际惯例：各国国旗多为长方形，且树黄旗是有危重病人希望别船医生救助的信号，因此郭嵩焘早在出洋途中就指出，中国国旗用尖角、黄色“太为失考”，希望“存此以备他日考定旗式之一助”。
他不会料到，自己在光绪二年的一番议论，会成为刘锡鸿光绪四年打小报告的资本。在刘看来，这就是“欲擅改大清国黄龙旗，有违逆之心”。盖“查一朝旗式定自开创之天子，郭嵩焘何人，乃敢以考定为言？所谓他日系指何日？”这话说得够狠，潜台词就是郭嵩焘有改朝换代之心！但刘锡鸿不满的事情还远不止于此呢。
巴西国主访英，郭大使遇于外交场合，起身行礼，可谓正常至极。可刘副使偏又看不惯：“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对洋人不论尊卑之道，大失国体。”
甚至郭大使出席音乐会，“学洋人听歌剧手捧节目单；不谙外语，亦学洋人以指击案以表赞赏”；参观外国炮台，“披洋人衣”，“顾盼自得，不以为耻”。统统成了大罪状。连郭大使教老婆学外语也成了大罪过。因为此举“败坏闺教，不成体统”。
而郭嵩焘“败坏闺教”的“劣迹”尚不止于此。1878年5月19日，郭嵩焘为了提高大清国的知名度，兼改善中国形象，特以其如夫人梁氏（原配已去世）的名义，举办了一个茶会。当天，德、俄、奥、意、丹、荷、土、葡、日、海地等国驻英使节及其夫人、随员，并英国名流、富商、公爵、学者，共计790余人到会，盛况空前，《泰晤士报》也于次日作了热烈的报导。此事同样令刘副使大为窝火，认为有失中华礼教。
最让刘副使义愤填膺的还在于，明明是大清国将郭某人养大，花钱送出国，可你郭某人却整天夸洋人这好那好，说咱大清国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是何居心？分明就是：不分内外，诋毁时政。不知国恩，反怀怨妄。搞不好：有私通洋人之嫌！
刘副使的小报告打得的确厉害。但再厉害的人也有漏算的时候。光绪四年的刘锡鸿就没想到，他的小报告要是让李鸿章看了，会引发什么后果。
后果来得很快。
5月初，刘锡鸿打了小报告。6月初，刘就收到了北京方面的最新指示，将他由英国调往德国。
毫无疑问，这是李鸿章的手段。
可是，李中堂能换刘副使的工作岗位，却堵不住天下无知之辈的大嘴。
事情越闹越大，终有摊牌的一天。李鸿章无疑是坚决支持郭大使的，不仅支持，话还说得特巧妙。他说，郭嵩焘虽有很多缺点，但毕竟“品学兼优”。刘锡鸿虽说政治思想可靠，但毕竟“性情暴戾，义气用事，历练太浅”。两相较之，大清国要想长治久安，还是要靠郭嵩焘这样的人物。
同时，李鸿章又规劝郭嵩焘。不就是小报告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大清国里什么最好当？官最好当！问题是当好官难。国家都成这个样子了，咱们再袖手旁观，奈天下苍生何？所以骂就骂了吧。所谓“耐烦忍辱，镇静处之”，“以后此等文字，可以不作”，但事情不能不干。大家忍辱负重，把事情干成了，国家大局自然转出一个新的局面。
可郭大使看来，事情要干，但话也要说，这不是争个人的荣辱，而是求国家与民族的启蒙！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大众不启蒙，智识阶层也不启蒙，单靠几个天才舍却名声拼老命，以数人敌列国，实在是可暂不可久。普通大众就不要说了，假设一个国家的知识阶层都普遍搞不清楚当其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需求，却又愚昧无知、虚骄自大，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少数先知先觉者再忍辱负重，最后事情还是办不成。
既然中堂精于实务，那就让郭某人去发自强的新声好了。
于是，郭选择了主动上书，要求撤差回国。
郭大使已经受够了大清国的官场。他要无官一身轻的去走他的启蒙之路。
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七日（1878年8月25日），曾纪泽被任命为新的驻英法两国钦差大臣。九月初四，曾纪泽离京。十月初，曾纪泽由上海出洋，踏上了郭大使的旧途。
1879年1月4日，曾纪泽抵达巴黎。1月24日，郭嵩焘向各界人士辞行。
1月31日，郭嵩焘离开伦敦，渡英吉利海峡，登陆欧洲大陆。然后横穿法兰西，经马赛港告别欧洲。3月26日，在国人的一片骂声中，郭大使回到了吴淞口。
最后还是李鸿章理解他，说了一句：“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还派出火轮船迎接，并一路送他回乡。
可谁又料到，这一番好意，会给郭大人带来更大的麻烦呢？
当火轮船驶入湖南省境的时候，竟引发沿途民众的群其戒严，封锁水道。说：湖南地界，断不容洋物践踏。就这样，郭嵩焘只好弃船上岸，陆路回家。而沿途早已贴满了声讨他“勾结洋人”的公告。长沙、尊化的官民更团结一致，拒绝他入城。原因很简单：我湖南但有英雄豪杰，没你这种不要脸的汉奸老乡。
郭大人再次付之一笑。城，可以不进，家，你们总不能再不让我回了吧？
就这样，当年在一片骂声中离家的郭嵩焘，又在骂声一片中回了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3年的蛰居生活。
郭大人的晚年是凄凉的。可凄凉中仍不时发出一声声超越时代的狮子吼。虽然到头来听众还是那么几个人，可他还是要吼，哪怕一声声的警世钟，最后只留下荒原上一声声的空荡回声，他也要吼。因为夫子早已有行在先：知其不可而为之。
然奈天下苍生何？
从郭嵩焘的故乡、号称英雄倍出的湖南，到公认经济发达、“得西洋风气之先”的江浙，前任大使举目四望，又看到了什么呢？
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劫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
相反：
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
事实上，早在1859年，就有来华英国人发现，广州姑娘的穿戴衣着欧化入时：“我在街上散步，看见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颏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我觉得广州姑娘的欧化癖是引人注目的。”
但这些人终究还是排外的，而且排得近乎疯狂，那么排的又是些什么“外”呢？原来：
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劼刚（曾纪泽——笔者注）以家讳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雍遏，无能上达久矣，而用其鸱张无识之气，鼓动游民，以求以逞，官吏又从而导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嚣张无识者为之也。
所以《伦敦竹枝词》（1888年）才嘲笑他们：堪笑今人爱出洋，出洋最易变心肠。未知防海筹边策，且效高冠短褐装。
对立如此尖锐，他笔下那些人怎么能不恨他入骨？真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了。可他们能毁郭某人的书版，却终究砍不下“二鬼子”的脑袋，原因何在？因为有李鸿章的庇护。
纵然到了垂暮之年，国事日艰，郭嵩焘还能在自己小像的背后，孤寂可又充满自信地写下：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历史讲到这里，郭嵩焘与李鸿章两人的异同，也就跃然纸上了。
论见识，李鸿章逊郭嵩焘一筹。所以他要反复研读郭嵩焘的信函、奏稿、文章。可若论在大清国里办事的能力，郭嵩焘又何尝不逊李合肥一筹？所以，郭嵩焘的很多构想，最终又注定要由李鸿章来实现。
两个人都知道“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也都尝过“一虎难敌群狼”的尴尬。但最终两人却分别走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战场。
作为一个觉醒了的士大夫，郭嵩焘何尝不想“学而时习之”，既“立言”、“立德”又“立功”。可他的思维实在走得太远，以致同侪豪杰也被他远远甩在了后面，一般人就更不必说了。面对十字街头的滚滚浊流，他又总忍不住发出超越时代的狮子吼。这就注定了他最终要以一个“孤独的启蒙者”的身份载入史册。
李鸿章不同。他也会发惊人之言，可总不忘了限定在一个尚能让同侪保持基本冷静的范畴内。最明显的一点，他最喜欢讲“变法”，尤其爱谈教育改革、经济转型与军事现代化，但却绝不会像后来的郭嵩焘那样，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清国，就倡议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他总是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形势的变化，权利的转移。施展手段，将怀有各种不同动机的人皆为己所用，调动尽可能多的资源，去办成一件又一件具体的实事。
明白了这一点，就应该知道，二人都是英雄，纵然有时也互相点一下对方的失策与短处，那也不失英雄之间的交流。到头来，相互之间终究还是相惜的。所以郭才说李“于西学求之至勒，行之至力，诚有见于立国之深谋至计，而其处置洋务亦即能深中窃要。”反之，李也说郭“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的号）为最。”
伊犁危机
在左宗棠的领导下，清军经三年血战，终于在光绪四年初平定了新疆叛军。最后的麻烦在于伊犁地区。该地农业发达，矿藏丰富，控制着进入南疆与中亚的要津，可谓兵家必争之地，不幸却仍为俄军盘踞。
欲战，西征军已成强弩之末，军饷也无从筹措。欲和，偏偏派去圣彼得堡谈判的外交特使崇厚不甚了解现代外交，甚至连伊犁的地图都没看，就急于签约。结果在谈判中损失惨重。
群情激愤中，崇厚被抓进了监狱，清流党齐声主战。左宗棠为自己打了口棺材，表示不成功就成仁。清廷则紧急召见朝野重臣、宿将入京，齐议和战大计。
对于中方的举措，俄国人自然不会保持缄默。光绪五年冬，两艘俄国铁甲舰肆无忌惮的冲到了中国沿海，做武装示威，更扬言要大举海陆军，攻入渤海湾。结果引发大清国从北洋到南洋相继戒严告警。
当然，危机中也有镇静的人，也有不怕铁甲舰的人，那就是清廷倚为重臣的湘军老将彭玉麟。此公长江水师出身，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屡立奇功，可谓大清国的传奇将军。可事实证明，彭大将军虽然很懂长江水师，但却完全不懂现代海军。他竟然提议：火攻铁甲舰。
结果，不等李鸿章反对，和老彭同属湘系的刘坤一先开了口：时非三国，帅非孔明，地非赤壁。火攻之策，怕是难行吧？
话又说回来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时英国的军舰可是地道的木质风帆战舰，当时清军的火攻都从未有一次奏效，何况现在对方已经升级到铁甲舰的级别？
这倒应了一句话：无知者无畏。可是日本人同样无畏但却有知，于是大清国麻烦。至于现实中的危机则仍要李鸿章来化解。
李鸿章深知，有些话，外国人说一句，胜中国人自己说一万句。为什么呢？这倒不是说在当年就已经出现了普遍的崇洋媚外情绪，而是因为在当年的大清国，政治忌禁多，很多话，中国人自己根本就没法子说，而外国人不仅能说，而且说了还更有震撼力。
光绪六年（1880年）夏，伊犁危机渐至高潮。在李鸿章的建议下，当年的常胜军指挥，李鸿章的老朋友，英国军官戈登应邀来华参赞军机。在与李鸿章老友重逢的快叙后，戈登进京。他坦言：中国不应为所谓的“体面”而以国运作赌注，陷入与俄国的无望战争中。他指出，中国欲取胜，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迁都西安；二、准备长期抗战至少十年；三、放弃满人的统治权。
总之，中国的首都应远离海岸线；陆军的发展应优于海军；中国应大力发展游击战，以规避西方人擅长的阵地战、闪击战、扫荡战与战略包围。“今天中国人出现在它前面，明天出现在后面，后天在左面……直至敌人疲于奔命，直至敌方战士与长官发生矛盾，直至三军为疾病所累。”
最后，他还没忘记表示：如果中俄不幸真发生战争，面对俄国的攻击，他将毫不犹豫地为大清而战。为了减少母国外交上的麻烦，他甚至已作好辞去英国国籍的准备。
如果以上的言论已够刺耳，下面发生的事情就多少有些“危言耸听”了，在一次与李鸿章的私下会谈中，戈登竟劝李“取（清廷）而代之。”对此，李只有一笑置之。
但至少李鸿章的目的已经达到。
清廷虽然没有对戈登的意见作出书面反应，但行动胜于一切。就在这个躁热的夏天，中俄和谈重新启动。谈判地点还是圣彼得堡，只不过中方代表换成了曾纪泽。
英国人说：曾袭候此行实无异于虎口抢食。
但曾袭侯创造了外交奇迹。谈判从光绪六年的夏天一直谈到光绪七年的夏天。最终中方以和平手段收回了伊犁以南特克斯（Tekes）河一带之地。当然，也付出了代价：900万卢布（约500万两）的补偿款再加准许愿入俄籍的伊犁人迁入俄境。
在理想主义者眼中，如此“收复”可谓丢人。但从现实主义的视角，考之当日中俄实力对比，再想一想俄国的扩张传统，想一想当时“中、日琉球一案未了，中、法越南之争已起。美国又有排斥华工之事，清廷苦于招架”，则又无异一大外交胜利。
吞并琉球：日本的第三次落井下石
西洋列强忙，东洋的准列强也没闲着。趁前述机会，日本乘机彻底“解决”了琉球“悬案”。
明治八年（1875年）7月，日本政府强迫琉球正式断绝与清政府的传统关系，内容包括：
一、停止对清国的朝贡；
二、禁止接受清国册封；
三、撤销福州的琉球馆；
四、移琉球国王入东京；
五、琉球从是年起用明治年号，施行日本刑法，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明治十年（1877年），日本公然阻止琉球入贡中国。
明治十二年（1879年），天皇废琉球王室，改琉球国为冲绳县。
李鸿章本希望他能利用西洋世界的内部张力，互相制衡，为大清国的“自强运动”争得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现在看来、西洋世界确实未让他失望。但东洋的挑战却着实令他大感头痛。
李鸿章请周游世界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调停琉球争端，结果却是引出日本人空前苛刻的条约。他们坚持由日本永久占据琉球中北部的73个岛屿，而将南部的两个荒岛割给中国。为此中国应：一、给予日本贸易特权与特许权，尤其是最惠国条款；二、永不再提琉球宗室的复国问题。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条约，总署却准备接受！不仅总署准备答应，左宗棠与张之洞也准备答应。前者主张将日本归还的两岛还给琉球，使之复国，既实现了中方兴灭国继绝世的理想，又为台湾找到了屏障，可谓一举两得。后者则强调了伊犁危机，主张“和日制俄”，故力主与日妥协。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在清流健将陈宝琛看来，以“最惠国”待遇换来两个孤岛，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折本买卖。同时，从天朝的视角讲，为两个小岛而放弃对“琉球宗室立国”的承诺，无异于自毁国际形象。
对此李鸿章表示支持。
事实上，直到最后一刻，李鸿章从不把琉球75岛当回事。因为他不会料到30多年后一个新兵种——空军的产生将从根本上改变该岛链的战略价值。他更不会料到70年后会出现联合国，以及更后来的“专有海洋经济区”，还有石油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这些都是任何战略家所难以预先知道的。所以他才说：“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且亦无谓。”但他还是不惜冒中日关系破裂的危险坚决反对这个条约，原因无他。只因他已从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落井下石，与得势不让人的霸道中，看到了一个中国的严重外患源。如果说在过往，李中堂还只是泛泛地谈日本的近与西洋的远，那么现在李鸿章已可以负责任地说，日本就是中国后300年内的头号地缘战略大敌！李鸿章说，“琉球既为所废，朝鲜有厝火积薪之势，西洋各国又将环视而起，自不能不借箸代筹。”
所以他反对分割琉球的提案。可总署的疑问也随之产生：既不同意又无力干预，难道中国就这样一无所得地失去琉球吗？
对此，李鸿章的策略是：既不签约也不承认。即采取“搁置”方案。一直“搁置”到中国在软权力与硬权力均再次强盛之日，再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李鸿章与清流派的一致反对下，总署也改变了态度，坚决反对该分岛条约，转而采取搁置立场。
当年的李鸿章已率先认清了一个事实：“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可惜大清国始终未能制订出一套缜密的国家战略，更不要说有步骤地加以推行、落实了。而日本相反。大清国的达官贵胄们也只有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糊里糊涂中手忙脚乱地去草草应付日本人的连环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