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问一个美国人或英国商人，最妨碍他人生享受的是什么，他一定会说：“人生的斗争。”他说这话时是很真诚的，而且他也确实这样认为。这话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并且是在非常重要的意义上，就大错而特错了。当然，人生的斗争的确是有的。如果运气不好，我们当中谁都可能遇到。例如，这种斗争就曾发生在康拉德笔下的主人公福尔克身上。在一条弃船上的水手中，福尔克是持有火器的两人之一，而他们除了吃掉那些赤手空拳者外，已无别的东西可以充饥。当这两人把能够平分的人肉吃完以后，一场真正的人生斗争开始了。福尔克取得了胜利，但他以后只好奉行素食主义了。然而商人所说的“人生斗争”，与此根本不是一回事。那是他们随意使用的一个字眼，目的是让某些区区小事显得重要。请问，在他们那个阶层中，他们所认识的人有几个是饿死的？再请问，他们的朋友破产之后会面临什么情境？众所周知，在物质享受方面，一个破产的商人要比一个从未富裕的人优越得多。因此，大家所说的人生斗争，实际上是成功的斗争。人们进行这种斗争时所害怕的并非第二天没有早饭吃，而是不能胜过邻人。
令人十分费解的是，似乎很少有谁意识到他们并非被某种器械紧抓着而无法逃避，他们所以始终骑在那辆从前罚囚犯踩踏的踏车上，只是因为他们从未发现那踏车并不能使他们前进一步。当然，我所指的是那些处于较高阶层的人，他们已有很好的收入，足够维持生活。在他们看来，靠收入生活是可耻的，就好像临阵脱逃似的，但是当你问到他们的工作对公共事业有何助益时，他们必定感到茫然，只好用那些陈词滥调为紧张的生活做一番宣传。
假定某人有一所漂亮的房子，一个迷人的妻子和几个可爱的孩子，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他的生活。清晨，当家人还在梦乡时，他就从床上爬起来，急匆匆地奔向办公室。在那里，他的职务要求他摆出一副大经理的气派。他挺着下巴，说话很果断，显得既精明又持重，给所有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有办公室里的勤杂工除外。他口授信稿，用电话与各种重要人物交谈，研究市场行情，随后和那些与他做买卖或有望与他做买卖的人共进午餐。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下午继续进行。他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刚好赶上梳洗更衣后去聚餐的时间。在餐桌上，他和其他几个同样疲惫的男人不得不假装感到有女人陪伴的乐趣，因为这些女人还小，有机会使自己更疲惫。天晓得几个小时之后这个可怜的男人才能逃脱。最后他终于睡下了，紧张的神经总算松弛了若干钟头。
这样生活的男人具有百米赛跑时的心理，但这种竞赛的唯一终点是坟墓，因为百米赛跑所需要的专心，他总会显得过分。对于自己的儿女，他能知道些什么？平日他在办公室；星期日他在高尔夫球场。对于自己的妻子，他又能知道些什么？当他早上离开她时，她还在熟睡。整个晚上他和她都忙于交际，无法进行亲密的交谈。他大概也没有十分看重的朋友，虽然他对不少人都显得非常友好。关于春季和收获期，他只知道能够影响市场的这一面；他也许去过欧洲，但却是用极端厌恶的眼光去观察的。书本于他是堆废物，音乐使他眉头紧皱。他变得一年比一年孤独；他的注意力越发集中，他事业以外的生活愈加枯燥。在欧洲，我见过这种男人于中年后期与妻子、女儿在一起。显然是她们说服这个可怜的家伙相信他该休假了，同时也该给女儿们一个游览欧洲大陆的机会了。喜出望外的母女围绕着他，要他注意每一件能够打动她们的新东西。这位极度疲惫且极度烦闷的一家之长却在想着办公室里或棒球场上的事情。那些女流之辈终于对他绝望了，于是断言男性都是庸人。她们从未想到他是她们贪得无厌的牺牲品；的确，情况也并不完全如此，就像欧洲人对印度自焚殉夫的寡妇的看法并不十分准确一样。大概十分之九的寡妇都是自愿殉夫者，她们乐于为了光荣和如此规定的宗教信仰而自焚。这位商人的信仰和光荣是赚大钱；因此，他也和印度的寡妇一样，心甘情愿受折磨。这位商人若要过得快乐一些，他必须首先改变他的信仰。只要他不仅渴望成功，而且真心相信追求成功是男人的责任，凡背道而驰者都是可怜虫，那么他就会始终过于紧张、过于烦闷，永远快乐不了。现以投资这种简单的事情为例。许多美国人宁可要八厘利息的冒险投资，而不愿要四厘利息的保险投资。结果常有金钱上的损失，以及接连不断的担忧和烦恼。至于我，我渴望从金钱中得到的东西，乃是没有风险的安逸。但典型的现代人所希望于金钱的，则是让它带来更多的金钱，以期摆排场、添光彩、赛过目前和他不相上下的人。美国的社会等级是不固定的，总在变化之中。因此，各种势利的情感较之社会等级固定的地方更为活跃，虽然金钱本身也许并不足以使人伟大，但是没有金钱却很难变得伟大。另外，赚钱是衡量智能的公认标准。能赚大钱的人便是智者，否则便是蠢货。没有人愿意被视为蠢货。因此当行情不稳时，人们便会产生年轻人应考时的感觉。
商人的顾虑中常有担心破产的成分，这种担心虽不合理，但却是真切的。我认为这一点应当得到承认。阿诺德·本涅特笔下的克莱汉格虽然十分富有，但他总是担心自己死在济贫院里。我深信那些在儿时曾饱尝贫穷之苦的人，心中老是害怕他们的孩子会遭受同样的苦难，以致觉得即使拥有几百万的家产也难于抵御这种灾祸。这种恐惧在第一代人身上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大可能影响那些从未尝过赤贫滋味的人。总之，对贫穷的恐惧是这一问题中较为次要且较为特殊的因素。
归根结底，这种烦恼乃是由于这一原因，即过分重视竞争的成功，以致把它当作快乐的主要来源。我承认，成功的感觉使人容易领受生活的乐趣。例如，年轻时始终默默无闻的画家一旦受人赏识，可能要快乐得多。我也不否认，金钱在一定限度内很能增加快乐；但我认为超过了一定限度，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深信，成功只是快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为了得到这一部分而去牺牲其他部分，那代价就太高了。
这种烦恼起源于商界盛行的那种人生哲学。的确，在欧洲还存在着其他有声望的团体。在某些国家，有贵族阶层；在所有国家，有学者的职业；除少数小国家，陆海军也备受尊重。诚然，一个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成功中总含有竞争的成分，但与此同时，受尊敬的东西不仅是成功，而且是成功所赖以实现的卓越。一个科学家也许能赚钱，也许不能赚钱，但他能赚钱绝不比他不能赚钱更受尊敬。没有人会因发现一个杰出将领的贫穷而惊讶；的确，这种情形中的贫穷，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光荣。因此，在欧洲，纯粹为了金钱的竞争仅限于某些团体，并且这些团体未必就是最有影响或最受尊敬的。在美国，情况就不一样了。机关工作人员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太小了，毫无影响可言。至于学者的职业，没有一个外行能说出一个医生是否真正懂得很多医学，或者一个律师是否真正懂得很多法律，因此，根据从他们的生活水准上推测出的收入来判断他们的本事，要容易得多。至于教授，他们不过是商人雇用的工作人员，因此不如在古老的国度里受人尊敬。这一切所造成的结果是，在美国，专家仿效商人，并且无法像在欧洲那样形成一个独立的团体。因此，在整个上层社会里，任何东西都不能缓和那种纯粹的金钱之争。
美国的男孩子从很小就觉得金钱上的成功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因此决不愿意为任何没有经济价值的教育劳神。教育过去一直被认为主要是用来培养享受能力的——我所指的享受，乃是那种从未受过教育的人所无法领略的较为微妙的享受。在18世纪，能够鉴赏文学、绘画和音乐，算是“绅士”的特征之一。我们今天也许不能赞同他们的感受，但那感受至少是真实的。今日的富人有时不无教养，但往往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类型。在后一种情形中，他从不读书。如果他为提高声誉而建造一座画廊，他会把选画之事完全托付给专家。他从画中得到的欢乐并非观赏之乐，而是对其他富人不能占有它们颇感得意。至于音乐，如果他碰巧是犹太人，他也许会有真正的欣赏；否则，他对音乐会像对别的艺术一样无知。其结果是，他不知如何支配他的闲暇。随着他越来越富，挣钱也变得越来越容易，以致最后他连五分钟的时光都不知该怎样消磨。可见，成功给这个可怜人带来的是不知所措。只要把成功本身作为人生的目标，这种情形就不可避免。如果一个人不事先懂得如何应付成功，那么成功的实现必会令他饱受烦闷的折磨。
竞争的心理习惯很容易侵入本不属于它的领域，现以读书为例。读书有两种动机：一种是欣赏；另一种是炫耀。在美国，女人们每月读（或似乎读）几本书已蔚然成风；有的全读，有的读第一章，有的只读书评，但大家的案头都摆着那几本书。然而她们并不读古代的名著。读书俱乐部没有一个月曾选中《哈姆雷特》或《李尔王》。也从没有一个月需要了解但丁。因此，她们的读物全是现代作品，当然，其中很少或根本没有名著。这也是竞争的后果，不过这也许并不完全坏，因为若听任这些女士自行其是，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非但不会读名著，还会读些比她们的文学指导者所代选的还要糟糕的书。
现代生活中如此重视竞争，实在与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有关，就像奥古斯都统治下的拉丁文学全盛时期之后的罗马帝国中的情形一样。现在的男人和女人似乎都不能感受到那种更需要智力的乐趣。例如，那种曾在18世纪的法国沙龙中达到炉火纯青的一般谈话艺术，直到40年前还是充满生机的传统。那是一种非常美妙的艺术，为了某些转瞬即逝的话题，它能使人体最高级的官能活跃起来。但是现在谁还会关心如此悠闲的事情呢？50年前或100年前，高雅的文学知识在文化人中间是极普遍的，而现在则仅限于少数教授了。各种较为典雅恬静的娱乐都被放弃。今年春天，曾有几个美国学生陪我在校园附近的一片树林里散步，那里长满各种俏丽娇艳的野花，但我的向导中竟没有一个人叫得出它们的名字。这种知识有什么用呢？它又不能增加收入。
此种弊端不单在个人身上，所以个人也不能在他自己单独的情形中加以避免。该弊端源于那个众所公认的人生哲学，即认为人生就是搏斗，就是竞争，而尊敬只能属于胜利者。这种观念使得人们不惜牺牲理性和才智而去过分培养意志。也许我们这么说是本末倒置。清教徒似的道德家在现代总是强调意志，虽然他们最初重视的是信仰。也许清教徒时代曾造就出一种人，他们的意志发展过度，而理性和才智却先天不足，所以这种人就采取了最适合其本性的竞争哲学。无论情形究竟如何，这些要权势不要智慧的现代恐龙与他们的史前原型毫无二致，但他们的惊人成功使得他们到处被人模仿：他们已成为各地白人的榜样，这情形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可能还要加强。然而只要想到史前的恐龙最后并未胜利，那些不合时尚的人便能得到安慰；它们互相残杀，结果是聪明的旁观者继承了它们的王国。现代的恐龙们也在互相残杀。平均而论，他们之中每对夫妇所生的子女不到两个；他们对于人生的兴趣并不足以使他们渴望生男育女。在这一点上，他们从他们清教徒似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那个过分狂热的哲学，显然并不适合这个世界。那些因人生观以致厌烦到不愿生孩子的人，在生物学上已被判处死刑。要不了很久，他们一定会被更快乐更舒畅的人所取代。
被视为人生主体的竞争，太残酷，太执著，它使肌肉过于紧张，意志过于坚强，若作为人生的基础，很难持续一两代。一段时间之后，竞争定会造成精神疲劳、各种逃逸现象，以及与工作同样紧张同样困难的寻欢作乐（因为松弛已不可能），最后是因不育而归于灭亡。受竞争哲学毒害的，不只是工作；闲暇所受的毒害也不逊色。那种能够恢复疲劳的恬静的闲暇已变得令人生厌。持续不断的加速度不可遏制，其结局自然是停滞与崩溃。医治的办法是，遵循保持生活平衡的观念，不拒绝健全而恬静的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