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厌烦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因素，远未受到应有的注意。我相信，它曾是各个历史时代中重要的动力之一，在今日则尤其如此。厌烦似乎是人类独有的情绪。诚然，笼子中的动物总是无精打采，踱来踱去，呵欠连天，但在自然状态中，我不相信它们会有类似厌烦的感觉。大部分时间里它们都在搜索敌人或食物，或同时搜索二者；它们有时交配，有时则设法取暖。但即使当它们不快乐时，我也不认为它们会厌烦。类人猿也许在这方面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与我们相似，但我从未和它们一起生活过，所以也就无从验证了。厌烦的要素之一，是将现状与想象中的更惬意的情境进行对比。人的才能无法充分发挥，也是厌烦的要素之一。我想，从要你性命的敌人那里逃跑虽然是不愉快的，但肯定不会令人厌烦。一个人将被处死时，断不会感到厌烦，除非他有超人的勇气。同样，谁也不会在上议院作初次演说时打呵欠，只有已故的德文希尔公爵除外，他曾因此受到同僚们的敬重。厌烦的本质是渴望发生事情，并不非得是愉快的事情，只要那事情能使厌烦者感到这一天与那一天不同就行。总之，厌烦的反面不是愉快，而是兴奋。
兴奋的欲望于人类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男性。我想，这种欲望在狩猎时期要比其他时期更容易满足。狩猎是令人兴奋的，搏斗是令人兴奋的，求偶是令人兴奋的。一个野蛮人会设法奸污一个身旁有丈夫睡着的女人，虽然他知道那丈夫一旦醒来，他便要送命。我猜想这种情形不会令人厌烦。但是随着农业时代的到来，生活开始变得单调乏味了，当然，贵族不在此列，他们至今仍停留在狩猎时期。我们听到过很多关于机器管理如何乏味的说法，但我认为采用旧式耕作法的农业至少同样乏味。的确，与多数慈善家的意见相反，我认为机械时代极大地减少了世人的厌烦。以雇佣劳动者而论，上班时间是不孤独的，夜晚又可在各种娱乐中度过，而这在旧式的乡村中是不可能的。再看看中下层社会的生活变化。过去吃完晚饭，当妻子和女儿把一切都收拾妥后，大家便围坐在一起，共同度过所谓的“快乐的家庭时光”：一家之长酣然入睡，妻子忙于编织，女儿们则暗自伤心，情愿一死或者到廷巴克图去（马里城市——译注）。她们既不准看书，也不准离开房间，因为从理论上说，那是父亲和她们谈话的时间，而谈话必然是大家共乐的事情。倘若运气，她们终将出嫁，并有机会使她们的子女像她们那样熬受一个郁闷的青春。倘若不运气，她们便会成为老处女，也许会最终成为形容枯槁的淑女——其命运和野蛮人赏给他们的受害者的命运一样可怕。回想一百年前的社会时，我们必会在精神上感受到烦闷的重压，并且越往前追溯，就越感到烦闷。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中古时代村落里的冬季的乏味。人们既不能读，也不能写，天黑以后只有蜡烛带来一线光明，炉灶里冒出的浓烟充满了那唯一不至冷得筋骨瑟缩的房间。村里的路几乎无法通行，所以村民们难得看见其他村里的人。“捉巫师”的游戏是消磨冬夜的唯一方法，促成这种游戏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烦闷谅必是其中之一。
我们虽不像祖先那样烦闷，但我们更害怕烦闷。我们开始懂得，更确切地说是相信，烦闷并不是人类自然命数的一部分，而是可以避免的，方法是热烈地追求刺激。现代少女们大都自己谋生。因为这能使她们在晚上寻求刺激，逃避当年祖母们不得不忍受的“快乐的家庭时光”。凡能住在城里的人都住在城里；凡不能住在城里的人都有汽车，至少有摩托车，以便把他们载往电影院。当然，他们家里都有收音机。男女青年相互见面要比过去容易多了，简·奥斯汀笔下的女主人公在整部小说里所渴望的刺激，现在连每个女仆都有望每周至少经历一次。随着我们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我们对于刺激的追求也变得越发强烈。那些有能力追求刺激的人日夜不停地到处奔波，娱乐、跳舞和饮酒始终伴随着他们。然而由于某种原因，他们总是希望在一个新地方得到更多的享受。那些不得不挣钱谋生的人，在上班时间里肯定会有某种厌烦感，但是那些富到无需工作的人，也把过上全无烦恼的生活当作自己的理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我决不会加以非议，但恐怕像别的理想一样，它也远比那些理想主义者所设想的难于实现。总之，明朝的厌烦程度与今晚的欢愉程度恰成正比。况且将来还有中年，或许还有老年。人们20岁时会认为到30岁时生活便会完结。我已经58岁了，能够不再持有这种观念。像消耗经济资本那样消耗生命资本，也许是不明智的。也许厌烦中的某些成分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避免烦恼的愿望是天生的；的确，任何人遇到机会都会表现出这种愿望。当野蛮人初次从白人那里尝到酒的滋味时，他们发现自己终于能够逃避那由来已久的烦闷了，除非政府干涉，他们会狂饮至死。战争、屠杀和迫害都已成了逃避烦闷的方法；甚至与邻居吵架也比无所事事要好过些。厌烦是道德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人类的罪恶至少有一半起源于害怕苦闷。
然而，我们也不应把厌烦看得一无是处。厌烦有两种，一种是有价值的，一种是无价值的。有价值的那种始因于麻醉不足，而无价值的那种则是由于缺少有生气的活动。我不是说麻醉不能在生活中起到任何良好的作用。例如，一个明智的医生有时会使用麻醉剂，而且我认为这种时候会比赞成禁用者所想象得要多。但渴望麻醉决不是一件可以听任自然冲动为所欲为的事情。一个习惯于麻醉的人在缺少麻醉时所感到的厌烦，只有时间可以消除。适用于麻醉的说法在一定范围内也适用于各种刺激。过分充满刺激的生活是使人筋疲力尽的生活，它需要不断加强刺激来使你亢奋，而这种亢奋后来会被视为快乐的要素。一个习惯于过度刺激的人，就像是一个极有胡椒瘾的人，谁都抗不住的胡椒量，于他甚至连辣味儿都没有。有一部分厌烦是与逃避过分兴奋密切相关的，因为过分兴奋不但损害健康，而且会使快感变得迟钝，亢奋代替了感官上的极大满足，聪明代替了智慧，粗俗的举动代替了美。我并不想把对刺激的指责推向极端。一定数量的刺激是有益的，但是像几乎所有的事物一样，问题在于量上的刺激太少会导致病态的渴望；刺激太多会使人筋疲力尽。因此，忍受厌烦的能力对于快乐的人生至关重要，是应该教给青年的许多东西之一。
所有伟大的著作都含有枯燥的部分，所有伟大的人生都含有乏味的努力。假定《旧约全书》作为一部新的手稿被初次送到一个现代出版家手里，他对此稿的批评不难想象。例如，他会对那位家族宗谱学者说：“我亲爱的先生，这一章不够生动。你不能指望那一大串人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要知道，这些人的情况，你写得太少了。我承认，故事开始部分的文笔不错，所以最初给我的印象很好，但是你太急于把整个故事全盘托出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等你把全书压缩到合理的篇幅时，再拿给我吧。”这位现代出版家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现代读者对烦闷的恐惧。对于孔子的经典著作、《古兰经》、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一切销路极广的圣书，他也会说出同样的话。不仅是圣书，所有出色的小说也都含有枯燥的章节。一部从头至尾都是闪光语言的小说，肯定成不了杰作。除了少数重大时刻外，伟人们的人生也是平淡无奇的。苏格拉底能够经常享受盛宴，并且当毒药在肚子里发作时，他仍然从交谈中得到很大的满足，但他的生活大都是与妻子一起安静地度过的，只是下午散一次步，路上或能遇到几个朋友。据说康德一生从未走出家乡十英里以外。达尔文周游世界之后，剩下的时光都是在自己家里度过的。马克思鼓动了几次革命之后，决计在大英博物馆度过他的余生。从整体上看，宁静的生活是伟大的特征，而他们的快乐也决不是外人以为刺激的那种。一切伟大的成就都离不开持之以恒的劳动，其专注与艰苦的程度，使人没有余力去从事疯狂的娱乐，这当然不包括假日里用以恢复体力的那种娱乐，其中登山运动或可成为最好的例证。
忍受单调生活的能力，应当从小培养。现代父母在这方面真该大受谴责。他们供给子女的消极娱乐实在太多，如电影、美食之类，他们不懂得平淡的生活对于儿童的重要性，当然，偶尔娱乐一下也是无可非议的。孩子的娱乐应当主要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从他们周围的环境中获得。那种刺激性的且不包括身体运动的娱乐，如看戏，应当少之又少。刺激其实是一种麻醉剂，人们对于它的需求会越发强烈，并且身体在兴奋时的消极也是违反本能的。若让孩子像幼芽那样在同一块土地上自生自长，他们将会获得极好的发育。过多的旅行，过于繁杂的印象对孩子是不利的，因为这会使他们长大以后不能忍受那种易出成果的单调生活。我并不是说单调本身有何优点；我只是说某些美好的东西少了某种程度的单调是不可能的。现以华兹华斯的名诗《序曲》为例。凡读过这首诗的人必会意识到，一个老于世故的城市青年决不可能领会华兹华斯在思想与情感上所具有的价值。青年人若抱有某种严肃且富有建设性的目的，那么一旦需要，他们便能心甘情愿地忍受众多烦恼。但若过着一种心烦意乱、放荡不羁的生活，那么青年人的头脑中就难以形成富有建设性的目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思想上所注重的是眼前的娱乐，而不是未来的成就。有鉴于此，不能忍受烦闷的一代必将是无所作为的一代，他们过分脱离缓慢的自然过程，各种有生机的冲动就像瓶中的插花那样逐渐枯萎。
我不喜欢神秘玄虚的语言，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不靠那种多诗情而少科学的句子来表明我的意思。无论我们作何想法，我们总是大地之子。我们的生活是大地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从大地上获取养料，与动植物毫无二致。大地生活的节奏是缓慢的；对它来说，秋冬与春夏一样必需，休息与运动同等重要。对于人类，尤其是孩子，与大地生活的涨落起伏保持接触是至关重要的。人体经过了漫长岁月，已与这个节奏合拍，宗教在复活节里也多少含有这种意义。我曾见过一个始终住在伦敦城里的两岁男孩初次带往田野踏青。当时还是冬季，土地潮湿而泥泞。在成人眼里，此景毫无快乐可言，但那男孩却表现出奇特的狂喜。他跪在潮湿的地上，脸蛋紧贴着草皮，嘴里断续发出快乐的呼喊。他所感到的喜悦是原始的、单纯的、巨大的。他所满足的这种官能上的需要是非常强烈的，凡在这方面得不到满足者，很难成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许多娱乐活动都缺少这种与大地接触的成分，其中赌博或可成为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娱乐一旦停止，人们立刻便会感到无聊和不满，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但究竟少的是什么，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这种娱乐决不会带来可称之为欢愉的东西。另一方面，凡能使我们接触大地生活的娱乐，其本身就有令人深感满足的东西。当这种娱乐停止时，它们带来的欢愉并不随之消失，尽管欢愉的程度也许不及更为刺激的娱乐强烈。我所说的这种区别适用于一切娱乐，无论是最原始的抑或最文明的。我刚才说到的那个两岁的男孩，表现出与大地生活融合的最原始的形式。在较高级的形式中，同样的情形可在诗歌里看到。莎士比亚的抒情诗所以美妙绝伦，就因为它们充满了和那两岁男孩拥抱青草时所感到的同样的欢乐。诸如“听，听，那云雀”之类的诗句，就是那种体现在两岁儿童断续叫喊声中的情感的文明表达。我们再来看看爱情和单纯的性吸引之间的区别。爱情能使我们的整个生命焕然一新，就像久旱之后的雨水对于植物那样。没有爱情的性行为全无这种作用。短暂的欢娱一旦结束，剩下的只是疲倦、厌恶和生活空虚之感。爱情是大地生活的一部分；没有爱情的性行为则不然。
现代都市居民所感到的特殊厌烦，与脱离大地生活密切相关。它使人们的生活变得紧张、无聊和枯燥，有如沙漠中的旅行。尽管以下说法也许显得荒谬，但在那些富到能够自我选择生活方式的人中间，那种难以忍受的厌烦确应归咎于惧怕厌烦。为了逃避那种富有建设性的厌烦，他们反而陷入另一种远为不幸的厌烦。快乐的生活必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静谧的生活，因为惟有在静谧的气氛中，真正的快乐才能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