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 逝（节选）
——涓生的手记
鲁 迅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顺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但是，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我憎恶那不像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的儿子，我憎恶那太像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
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经当面骂过我。
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她在她叔子的家里大约并未受气；我的心宁帖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海里的记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但也终于没有换，现在是连这一张也不知那里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帖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邪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澈，坚强得多。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于她能算什么东西呢？
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岂但现在，那时的事后便已模胡，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过表示的态度，排列过措辞的先后，以及倘或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仅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但也还仿佛记得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没有知道她怎样说或是没有说。
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
这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但我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旧课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电影的一闪。但我又知道，她一定要看见，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然而她并不觉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为可笑，甚而至于可鄙的，她也毫不以为可笑。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爱我，是这样地热烈，这样地纯真。
去年的暮春是最为幸福，也是最为忙碌的时光。我的心平静下去了，但又有别一部分和身体一同忙碌起来。我们这时才在路上同行，也到过几回公园，最多的是寻住所。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托辞拒绝，小半是我们以为不相宜。起先我们选择得很苛酷，——也非苛酷，因为看去大抵不像是我们的安身之所；后来，便只要他们能相容了。看了二十多处，这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是吉兆胡同一所小屋里的两间南屋；主人是一个小官，然而倒是明白人，自住着正屋和厢房。他只有夫人和一个不到周岁的女孩子，雇一个乡下的女工，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极其安闲幽静的。
我们的家具很简单，但已经用去了我的筹来的款子的大半；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我拦阻她，还是定要卖，我也就不再坚持下去了；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
和她的叔子，她早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然而这倒很清静。每日办公散后，虽然已近黄昏，车夫又一定走得这样慢，但究竟还有二人相对的时候。我们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是放怀而亲密的交谈，后来又是沉默。大家低头沉思着，却并未想着什么事。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子君也逐日活泼起来。但她并不爱花，我在庙会时买来的两盆小草花，四天不浇，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没有照顾一切的闲暇。然而她爱动物，也许是从官太太那里传染的罢，不一月，我们的眷属便骤然加得很多，四只小油鸡，在小院子里和房主人的十多只在一同走。但她们却认识鸡的相貌，各知道那一只是自家的。还有一只花白的叭儿狗，从庙会买来，记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却给它另起了一个，叫作阿随。我就叫它阿随，但我不喜欢这名字。
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我和子君说起这，她也领会地点点头。
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呵！
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我们在会馆里时，还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
子君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我们常说，我们总还得雇一个女工。
这就使我也一样地不快活，傍晚回来，常见她包藏着不快活的颜色，尤其使我不乐的是她要装作勉强的笑容。幸而探听出来了，也还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斗，导火线便是两家的小油鸡。但又何必硬不告诉我呢？人总该有一个独立的家庭。这样的处所，是不能居住的。
我的路也铸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钞，钞，钞些公文和信件；在家里是和她相对或帮她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我的学会了煮饭，就在这时候。
但我的食品却比在会馆里时好得多了。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然而她于此却倾注着全力；对于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来算作分甘共苦。况且她又这样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
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我曾经忠告她：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地操劳。她只看了我一眼，不开口，神色却似乎有点凄然；我也只好不开口。然而她还是这样地操劳。
我所豫期的打击果然到来。双十节的前一晚，我呆坐着，她在洗碗。听到打门声，我去开门时，是局里的信差，交给我一张油印的纸条。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灯下去一看，果然，印着的就是：奉局长谕史涓生着毋庸到局办事秘书处启十月九号。
这在会馆里时，我就早已料到了；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的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到现在才发生效验，已经要算是很晚的了。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因为我早就决定，可以给别人去钞写，或者教读，或者虽然费力，也还可以译点书，况且《自由之友》的总编辑便是见过几次的熟人，两月前还通过信。但我的心却跳跃着。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
“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她说。
她的话没有说完；不知怎地，那声音在我听去却只是浮浮的；灯光也觉得格外黯淡。人们真是可笑的动物，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我们先是默默地相视，逐渐商量起来，终于决定将现有的钱竭力节省，一面登“小广告”去寻求钞写和教读，一面写信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说明我目下的遭遇，请他收用我的译本，给我帮一点艰辛时候的忙。
“说做，就做罢！来开一条新的路！”
我立刻转身向了书案，推开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子君便送过那黯淡的灯来。我先拟广告；其次是选定可译的书，迁移以来未曾翻阅过，每本的头上都满漫着灰尘了；最后才写信。
我很费踌蹰，不知道怎样措辞好，当停笔凝思的时候，转眼去一瞥她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又很见得凄然。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她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但也并不是今夜才开始的。我的心因此更缭乱，忽然有安宁的生活的影像——会馆里的破屋的寂静，在眼前一闪，刚刚想定睛凝视，却又看见了昏暗的灯光。
许久之后，信也写成了，是一封颇长的信；很觉得疲劳，仿佛近来自己也较为怯弱了。于是我们决定，广告和发信，就在明日一同实行。大家不约而同地伸直了腰肢，在无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坚忍崛强的精神，还看见从新萌芽起来的将来的希望。
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动。
小广告是一时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但译书也不是容易事，先前看过，以为已经懂得的，一动手，却疑难百出了，进行得很慢。然而我决计努力地做，一本半新的字典，不到半月，边上便有了一大片乌黑的指痕，这就证明着我的工作的切实。《自由之友》的总编辑曾经说过，他的刊物是决不会埋没好稿子的。
可惜的是我没有一间静室，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帖了，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但是这自然还只能怨我自己无力置一间书斋。然而又加以阿随，加以油鸡们。加以油鸡们又大起来了，更容易成为两家争吵的引线。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
使她明白了我的作工不能受规定的吃饭的束缚，就费去五星期。她明白之后，大约很不高兴罢，可是没有说。我的工作果然从此较为迅速地进行，不久就共译了五万言，只要润色一回，便可以和做好的两篇小品，一同寄给《自由之友》去。只是吃饭却依然给我苦恼。菜冷，是无妨的，然而竟不够；有时连饭也不够，虽然我因为终日坐在家里用脑，饭量已经比先前要减少得多。这是先去喂了阿随了，有时还并那近来连自己也轻易不吃的羊肉。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
于是吃我残饭的便只有油鸡们。这是我积久才看出来的，但同时也如赫胥黎的论定“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一般，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
后来，经多次的抗争和催逼，油鸡们也逐渐成为肴馔，我们和阿随都享用了十多日的鲜肥；可是其实都很瘦，因为它们早已每日只能得到几粒高粱了。从此便清静得多。只有子君很颓唐，似乎常觉得凄苦和无聊，至于不大愿意开口。我想，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呵！
但是阿随也将留不住了。我们已经不能再希望从什么地方会有来信，子君也早没有一点食物可以引它打拱或直立起来。冬季又逼近得这么快，火炉就要成为很大的问题；它的食量，在我们其实早是一个极易觉得的很重的负担。于是连它也留不住了。
倘使插了草标到庙市去出卖，也许能得几文钱罢，然而我们都不能，也不愿这样做。终于是用包袱蒙着头，由我带到西郊去放掉了，还要追上来，便推在一个并不很深的土坑里。
我一回寓，觉得又清静得多多了；但子君的凄惨的神色，却使我很吃惊。那是没有见过的神色，自然是为阿随。但又何至于此呢？我还没有说起推在土坑里的事。
到夜间，在她的凄惨的神色中，加上冰冷的分子了。
“奇怪。——子君，你怎么今天这样儿了？”我忍不住问。
“什么？”她连看也不看我。
“你的脸色……”
“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
我终于从她言动上看出，她大概已经认定我是一个忍心的人。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
我拣了一个机会，将这些道理暗示她；她领会似的点头。然而看她后来的情形，她是没有懂，或者是并不相信的。
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哪里去呢？大道上，公园里，虽然没有冰冷的神情，冷风究竟也刺得人皮肤欲裂。我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
那里无须买票；阅书室里又装着两个铁火炉。纵使不过是烧着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炉，但单是看见装着它，精神上也就总觉得有些温暖。书却无可看：旧的陈腐，新的是几乎没有的。
好在我到那里去也并非为看书。另外时常还有几个人，多则十余人，都是单薄衣裳，正如我，各人看各人的书，作为取暖的口实。这于我尤为合式。道路上容易遇见熟人，得到轻蔑的一瞥，但此地却决无那样的横祸，因为他们是永远围在别的铁炉旁，或者靠在自家的白炉边的。
那里虽然没有书给我看，却还有安闲容得我想。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毕
——选自鲁迅《呐喊·徬徨》，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拔贡清代科举考试制度：在规定的年限（原定六年，后改为十二年）选拔“文行计优”的秀才，保送到京师，贡入国子监，称为“拔贡”。是贡生的一种。
《伤逝》是鲁迅唯一的一篇爱情题材小说。五四时期不少作家把讴歌男女青年反封建、争取自由恋爱作为爱情小说的主要表现内容。鲁迅却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涓生与子君结合以后的遭际以及他们的悲剧结局上，揭示出“个性解放”、“爱情至上”等思想虽然成为青年冲破封建罗网、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精神支柱，但它不能引导青年获得真正的解放。这是《伤逝》比当时同类题材作品思想更深刻的地方。小说塑造了具有民主思想、敢于反抗封建势力和世俗偏见、追求自由恋爱、最终幻灭失败的五四青年形象，他们试图通过个人奋斗寻求新路，最终依然彷徨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痛苦之中。作品通过这对恋人的悲剧，对黑暗社会、封建势力予以了猛烈抨击。黑暗社会剥夺了叛逆青年生存的权利，即使子君无奈回家，封建势力继续对她施以“威严”、“冷眼”，最终吞噬掉她的生命，从而提出了“社会解放是婚姻自由和妇女解放的前提”的深刻见解，体现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
《伤逝》采用“手记”体式，以主人公内心独白的形式诉说爱情悲剧和内心深处的“悔恨和悲哀”。如泣如诉、直抒胸臆的内心剖析，散文诗般的语言，使小说浸染着浓郁的抒情色彩。作品将叙事、写景、抒情融于一体，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生动，感情表达真切细腻。
沉 沦（节选）
郁达夫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著名作品有《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银灰色的死》等。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是现代文学史上创造社的代表作家，也是现代著名作家。1913年曾随兄留学日本。1920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创作了处女作《银灰色的死》。1921年6月，他与郭沫若在日本发起成立创造社。1921年10月，郁达夫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集。1922年回国，主编《创造季刊》，开始正式的文学创作生涯。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主要以小说和散文的成就最高。主要小说代表作品有：《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薄奠》和《迟桂花》等。散文集有《郁达夫散文集》、《屐痕处处》、《闲书》。1937年参加抗日，1945年被日本宪兵杀害于印尼的苏门答腊岛。
一
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
天气一天一天的清凉起来，他的学校开学之后，已经快半个月了。那一天正是9月的22日。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古常新的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拂上面来。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一本六寸长的Wordsworth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声两声的远吠声。悠悠扬扬的传到他耳膜上来。他眼睛离开了书，同做梦似的向有犬吠声的地方看去，但看见了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屋瓦上，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Oh，you serene gossamer！You beautiful gossamer！”这样的叫了一声，他的眼睛里就涌出了两行清泪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息索的一响，道傍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梦境打破了，他回转头来一看，那枝小草还是颠摇不已，一阵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温微微的哼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的说：“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这样的说了一遍，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好像有万千哀怨，横亘在胸中，一口说不出来的样子。含了一双清泪，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里的书上去。
Behold her，single in the field，
You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listen！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 flowing with the sound。
看了这一节之后，他又忽然翻过一张来，脱头脱脑的看到那第三节去。
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
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
For old，unhappy，far-off things，And battle long ago：
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
Familiar matter of today？
Some natural sorrow，loss，or pain，
That has been，and may be again？
这也是他近来的一种习惯，看书的时候，并没有次序的。几百页的大书，更可不必说了，就是几十页的小册子，如爱美生的《自然论》（Emerson’s《On Nature》），沙罗的《逍遥游》（Thoreau’s《Ex-cursion》）之类，也没有完完全全从头至尾的读完一篇过。当他起初翻开一册书来看的时候，读了四行五行或一页二页，他每被那一本书感动，恨不得要一口气把那一本书吞下肚子里去的样子，到读了三页四页之后，他又生起一种怜惜的心来，他心里似乎说：“像这样的奇书，不应该一口气就把它念完，要留着细细儿的咀嚼才好。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后，我的热望也就不得不消灭，那时候我就没有好望，没有梦想了，怎么使得呢？”
他的脑里虽然有这样的想头，其实他的心里早有一些儿厌倦起来，到了这时候，他总把那本书收过一边，不再看下去。过几天或者过几个钟头之后，他又用了满腔的热忱，同初读那一本书的时候一样的，去读另外的书去；几日前或者几点钟前那样的感动他的那一本书，就不得不被他遗忘了。
放大了声音把渭迟渥斯的那两节诗读了一遍之后，他忽然想把这一首诗用中国文翻译出来。
“孤寂的高原刈稻者”他想想看，《The solitary Highland reaper》诗题只有如此的译法。
“你看那个女孩儿，她只一个人在田里，你看那边的那个高原的女孩儿，她只一个人冷清清地！
她一边刈稻，一边在那儿唱着不已；
她忽儿停了，忽而又过去了，轻盈体态，风光细腻！
她一个人，刈了，又重把稻儿捆起，她唱的山歌，颇有些儿悲凉的情味；
听呀听呀！这幽谷深深，全充满了她的歌唱的清音。
有人能说否，她唱的究是什么？
或者她那万千的痴话
是唱着前代的哀歌，或者是前朝的战事，千兵万马；
或者是些坊间的俗曲
便是目前的家常闲说？
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必然的丧苦，自然的悲楚。
这些事虽是过去的回思，将来想亦必有人指诉。”
他一口气译了出来之后，忽又觉得无聊起来，便自嘲自骂的说：“这算是什么东西呀，岂不同教会里的赞美歌一样的乏味么？英国诗是英国诗，中国诗是中国诗，又何必译来对去呢！”这样的说了一句，他不知不觉便微微儿的笑了起来。向四边一看，太阳已经打斜了；大平原的彼岸，西边的地平线上，有一座高山，浮在那里，饱受了一天残照，山的周围酝酿成一层朦朦胧胧的岚气，反射出一种紫不紫红不红的颜色来。
他正在那里出神呆看的时候，哼的咳嗽了一声，他的背后忽然来了一个农夫。回头一看，他就把他脸上的笑容装改了一副忧郁的面色，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见的样子。
二
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
他觉得学校里的教科书，味同嚼蜡，毫无半点生趣。天气清朗的时候，他每捧了一本爱读的文学书，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贪那孤寂的深味去。在万籁俱寂的瞬间，在天水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虫鱼，看看白云碧落，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有时在山中遇着一个农夫，他便把自己当作了Zaratustra，把Zaratustra所说的话，也在心里对那农夫讲了。他的Megalomania也同他的Hypochondria成了正比例，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他竟有接连四五天不上学校去听讲的时候。
有时候到学校里去，他每觉得众人都在那里凝视他的样子。他避来避去想避他的同学，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像怀了恶意，射在他的背脊上面。
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看看他的同学，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的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只有他一个人身体虽然坐在讲堂里头，心思却同飞云逝电一般，在那里作无边无际的空想。
好容易下课的钟声响了！先生退去之后，他的同学说笑的说笑，谈天的谈天，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在那里作乐；只有他一个人锁了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兀的不作一声。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闲话，然而他的同学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寻欢乐去，一见了他那一副愁容，没有一个不抱头奔散的，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学了。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一到了悲愤的时候，他总这样的想的，然而到了安静之后，他又不得不嘲骂自家说：“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他的同学中的好事者，有时候也有人来向他说笑的，他心里虽然非常感激，想同那一个人谈几句知心的话，然而口中总说不出什么话来；所以有几个解他的意的人，也不得不同他疏远了。
他的同学日本人在那里欢笑的时候，他总疑他们是在那里笑他，他就一霎时的红起脸来。他们在那里谈天的时候，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又忽然红起脸来，以为他们是在那里讲他。他同他同学中间的距离，一天一天的远背起来，他的同学都以为他是爱孤独的人，所以谁也不敢来近他的身。
有一天放课之后，他挟了书包，回到他的旅馆里来，有三个日本学生系同他同路的。将要到他寄寓的旅馆的时候，前面忽然来了两个穿红裙的女学生。在这一区市外的地方，从没有女学生看见的，所以他一见了这两个女子，呼吸就紧缩起来。他们四个人同那两个女子擦过的时候，他的三个日本人的同学都问她们说，“你们上哪儿去？”
那两个女学生就作起娇声来回答说：“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三个日本学生都高笑起来，好像是很得意的样子；只有他一个人似乎是他自家同她们讲了话似的，害了羞，匆匆跑回旅馆里来。进了他自家的房，把书包用力的向席上一丢，他就在席上躺下了。他的胸前还在那里乱跳，用了一只手枕着头，一只手按着胸口，他便自嘲自骂的说：
“你这卑怯者！”
“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后悔？”
“既要后悔，何以当时你又没有那样的胆量？不同她们去讲一句话。”
“Oh，coward，coward！”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刚才那两个女学生的眼波来了。那两双活泼泼的眼睛！
那两双眼睛里，确有惊喜的意思含在里头。然而再仔细想了一想，他又忽然叫起来说：“呆人呆人！她们虽有意思，与你有什么相干？她们所送的秋波，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么？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说到这里，他那火热的颊上忽然滚了几颗冰冷的眼泪下来。他是伤心到极点了。这一天晚上，他记的日记说：“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到日本来倒也罢了，我何苦又要进这该死的高等学校。他们留了五个月学回去的人，岂不在那里享荣华安乐么？这五六年的岁月，教我怎么能挨得过去。受尽了千辛万苦，积了十数年的学识，我回国去，难道定能比他们来胡闹的留学生更强么？”
“人生百岁，年少的时候，只有七八年的光景，这最纯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这无情的岛国里虚度过去，可怜我今年已经是二十一了。”
“槁木的二十一岁！”
“死灰的二十一岁！”
“我真还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三
他的故乡，是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去杭州水程不过八九十里。这一条江水，发源安徽，贯流全浙，江形曲折，风景常新，唐朝有一个诗人赞这条江水说“一川如画”。他十四岁的时候，请了一位先生写了这四个字，贴在他的书斋里，因为他的书斋的小窗，是朝着江面的。虽则这书斋结构不大，然而风雨晦明，春秋朝夕的风景，也还抵得过滕王高阁。在这小小的书斋里过了十几个春秋，他才跟了他的哥哥到日本来留学。
他三岁的时候就丧了父亲，那时候他家里困苦得不堪。好容易他长兄在日本W大学卒了业，回到北京，考了一个进士，分发在法部当差，不上两年，武昌的革命起来了。那时候他已在县立小学堂卒了业，正在那里换来换去的换中学堂。他家里的人都怪他无恒性，说他的心思太活；然而依他自己讲来，他以为他一个人同别的学生不同，不能按部就班的同他们同在一处求学的。所以他进了K府中学之后，不上半年又忽然转了H府中学来；在H府中学住了三个月，革命就起来了。H府中学停学之后，他依旧只能回到那小小的书斋里来。第二年的春天，正是他十七岁的时候，他就进了大学的预科。这大学是在杭州城外，本来是美国长老会捐钱创办的，所以学校里浸润了一种专制的弊风，学生的自由，几乎被压缩得同针眼儿一般的小。礼拜三的晚上有什么祈祷会，礼拜日非但不准出去游玩，并且在家里看别的书也不准的，除了唱赞美诗祈祷之外，只许看新旧约书。每天早晨从九点钟到九点二十分，定要去做礼拜，不去做礼拜，就要扣分数记过。他虽然非常爱那学校近傍的山水景物，然而他的心里，总有些反抗的意思，因为他是一个爱自由的人，对那些迷信的管束，怎么也不甘心服从。住不上半年，那大学里的厨子，托了校长的势，竟打起学生来。学生中间有几个不服的，便去告诉校长，校长反说学生不是。他看看这些情形，实在是太无道理了，就立刻去告了退，仍复回家，到那小小的书斋里去，那时候已经是六月初了。
在家里住了三个多月，秋风吹到富春江上，两岸的绿树，就快凋落的时候，他又坐了帆船，下富春江，上杭州去。却好那时候石牌楼的W中学正在那里招插班生，他进去见了校长M氏，把他的经历说给了M氏夫妻听，M氏就许他插入最高的班里去。这W中学原来也是一个教会学校，校长M氏，也是一个糊涂的美国宣教师；他看看这学校的内容倒比H大学不如了。与一位很卑鄙的教务长——原来这一位先生就是H大学的卒业生——闹了一场，第二年的春天，他就出来了。出了W中学，他看看杭州的学校，都不能如他的意，所以他就打算不再进别的学校去。
正是这个时候，他的长兄也在北京被人排斥了。原来他的长兄为人正直得很，在部里办事，铁面无私，并且比一般部内的人物又多了一些学识，所以部内上下，都忌惮他。有一天某次长的私人，来问他要一个位置，他执意不肯，因此次长就同他闹起意见来，过了几天他就辞了部里的职，改到司法界去做司法官去了。他的二兄那时候正在绍兴军队里作军官，这一位二兄军人习气颇深，挥金如土，专喜结交侠少。他们弟兄三人，到这时候都不能如意之所为，所以那一小市镇里的闲人都说他们的风水破了。
他回家之后，便镇日镇夜的蛰居在他那小小的书斋里。他父祖及他长兄所藏的书籍，就作了他的良师益友。他的日记上面，一天一天的记起诗来。有时候他也用了华丽的文章做起小说来，小说里就把他自己当作了一个多情的勇士，把他邻近的一家寡妇的两个女儿，当作了贵族的苗裔，把他故乡的风物，全编作了田园的情景；有兴的时候，他还把他自家的小说，用单纯的外国文翻释起来；他的幻想，愈演愈大了，他的忧郁病的根苗，大约也就在这时候培养成功的。在家里住了半年，到了七月中旬，他接到他长兄的来信说：
“院内近有派予赴日本考察司法事务之意，予已许院长以东行，大约此事不日可见命令。渡日之先，拟返里小住。三弟居家，断非上策，此次当偕伊赴日本也。”他接到了这一封信之后，心中日日盼他长兄南来，到了九月下旬，他的兄嫂才自北京到家。住了一月，他就同他的长兄长嫂同到日本去了。
到了日本之后，他的Dreams of the romantic age尚未醒悟，模模糊糊的过了半载，他就考入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这正是他19岁的秋天。
第一高等学校将开学的时候，他的长兄接到了院长的命令，要他回去。他的长兄就把他寄托在一家日本人的家里，几天之后，他的长兄长嫂和他的新生的侄女儿就回国去了。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里有一班预备班，是为中国学生特设的。在这预科里预备一年，卒业之后，才能入各地高等学校的正科，与日本学生同学。他考入预科的时候，本来填的是文科，后来将在预科卒业的时候，他的长兄定要他改到医科去，他当时亦没有什么主见，就听了他长兄的话把文科改了。
预科卒业之后，他听说N市的高等学校是最新的，并且N市是日本产美人的地方，所以他就要求到N市的高等学校去。
——选自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郁达夫的为人为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大家中算得上是极具个性的。《沉沦》一篇作于一九二一年，是郁达夫最早期的小说之一。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留学日本的青年，他渴望着身心的自由和爱情，但因为他是“弱国子民”，在日本备受轻侮和嘲弄。他向往自强而又无力自救，只能以病态的方式表达苦闷，最终不能自拔而沉海自杀。在《沉沦》的叙述中有大胆的自我心理暴露和情欲描写，曾引起过众多非议，但《沉沦》的发表却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爱，这奠定了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
成仿吾认为《沉沦》的主人公是一个社会的失败者，主人公“对于爱的缺乏是最灵敏的，孤独的一生与枯槁的生活，也使爱的缺乏异常明显，也使他对爱的要求异常强烈”。他长期生活在失败感中，而且不堪苦闷，难忍孤独，于是他转而寻求爱情，试图通过爱情，通过心灵的沟通与理解获得安慰，从而摆脱苦闷与孤独。但因民族的差异而产生了“弱国子民”的自卑心态，加上本身性格的自卑、怯弱，使之受尽了轻视和欺凌，并最终导致爱情失败。我们可以说，“他”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是社会的失败者。对社会的失望，加上青春期的苦恼，“他”从没有直接作出反抗行动，而是转向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并投身于大自然以躲避自认为卑污恶浊的社会。
总的来说，《沉沦》描写的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这种苦闷来源于生的意识与现实的冲突、理想与社会的冲突。重点在于揭示五四时期，中国青年在解决人的社会性、自然性矛盾上所遇到的困惑和苦闷。人们不满足于现实也不肯遁于空虚，就在现实中寻求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
寒 夜（节选）
巴 金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汉族。代表作有《激流三步曲》：《家》、《春》、《秋》；《爱情三步曲》：《雾》、《雨》、《电》；散文集《随想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出生于四川成都。1923年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到上海、南京求学。1927—1928年旅居巴黎，创作并出版了他的处女作《灭亡》。回国后又陆续出版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寒夜》、《憩园》等作品。其代表作《家》，通过对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生活内幕的生动描绘，深刻暴露了封建末世的黑暗与腐朽，控诉了旧礼教、旧势力的罪恶，歌颂知识青年的觉醒及对封建势力的斗争。除小说外，巴金还有《生之忏悔》、《旅途随笔》、《静夜的悲剧》等十多个散文集。他的散文多描写自然风光和人生世态，洋溢着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热情，意境清新，语言流畅。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金文集》十四卷。
紧急警报发出后快半点钟了，天空里隐隐约约地响着飞机的声音，街上很静，没有一点亮光。他从银行铁门前石级上站起来，走到人行道上，举起头看天空。天色灰黑，像一块褪色的黑布，除了对面高耸的大楼的浓影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呆呆地把头抬了好一会儿，他并没有专心听什么，也没有专心看什么，他这样做，好像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时间仿佛故意跟他作对，走得特别慢，不仅慢，他甚至觉得它已经停止进行了。夜的寒气却渐渐地透过他那件单薄的夹袍，他的身子忽然微微抖了一下。这时他才埋下他的头。他痛苦地吐了一口气。他低声对自己说：“我不能再这样做！”
“那么你要怎样呢？你有胆量么？你这个老好人！”马上就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反问道。他吃了一惊，掉头往左右一看，他立刻就知道这是他自己在讲话。他气恼地再说：
“为什么没有胆量呢？难道我就永远是个老好人吗？”
他不由自主地向四周看了看，并没有人在他的身边，不会有谁反驳他。远远地闪起一道手电的白光，像一个熟朋友眼睛的一瞬，他忽然感到一点暖意。但是亮光马上灭了。在他的周围仍然是那并不十分浓的黑暗。寒气不住地刺他的背脊。他打了一个冷噤。他搓着手在人行道上走了两步，又走了几步。一个黑影从他的身边溜过去了。他忽然警觉地回头去看，仍旧只看到那不很浓密的黑暗。他也不知道他的眼光在找寻什么。手电光又亮了，这次离他比较近，而且接连亮了几次。拿手电的人愈来愈近，终于走过他的身边不见了。那个人穿着灰色大衣，身材不高，是一个极平常的人，他在大街上随处都可以见到。这时他的眼光更不会去注意那张脸，何况又看不清楚。但是他的眼睛仍然朝那个人消失的方向望着。他在望什么呢？他自己还是不知道。但是他忽然站定了。
飞机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他这一刻才想起先前听到那种声音的事。他注意地听了听。但是他接着又想，也许今晚上根本就没有响过飞机的声音。“我在做梦罢，”他想道，他不仅想并且顺口说了出来。“那么我现在可以回去了，”他马上接下去想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脚已经朝着回家的路上动了。他不知不觉地走出这一条街。他继续慢慢地走着。他的思想被一张理不清的网裹住了。
“我卖掉五封云片糕、两个蛋糕，就是这点儿生意！”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墙角发出来。他侧过脸去，看见一团黑影蹲在那儿。
“我今晚上还没有开张。如今真不比往年间，好些洞子都不让我们进去了。在早我哪个洞子不去？”另一个比较年轻的声音接着说。
“今晚上不晓得炸哪儿，是不是又炸成都，这们（么）久还不解除警报。”前一个似乎没有听明白同伴的话，却自语似地慢慢说，好像他一边说一边在思索似的。
“昨天打三更才解除，今晚上怕要更晚些。”另一个接腔道。
这是两个小贩的极不重要的谈话。可是他忽然吃了一惊。昨天晚上……打三更……为什么那个不认识的人要来提醒他！
昨天晚上，打三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解除了警报，他跟着众人离开防空洞走回家去。
昨天那个时候，他不止是一个人，他的三十四岁的妻子，他的十三岁的小孩，他的五十三岁的母亲同他在一起。他们有说有笑地走回家，至少在表面上他们是有说有笑的。
可是以后呢？他问他自己。
他们回到家里，儿子刚睡下来，他和妻谈着闲话，他因为这天吃晚饭时有人给妻送来一封信，便向妻问起这件事情，想不到惹怒了她。她跟他吵起来。他发急了，嘴更不听他指挥，话说得更笨拙。他心里很想让步，但是想到他母亲就睡在隔壁，他又不得不顾全自己的面子。他们夫妇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吵，他母亲带着他儿子睡在另一间更小的屋里。他们争吵的时候他母亲房门紧闭着，从那里面始终没有发出来什么声音。其实他们吵的时间也很短，最多不过十分钟，他妻子就冲出房去了。他以为她会回来。起初他赌气不理睬，后来他又跑下楼去找她，他不仅走出了大门，并且还走了两三条街，可是他连一个女人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更不用说她。虽说是在战时首都的中心区，到这时候街上也只有寥寥几个行人，街两旁的商店都已关上铺门，两三家小吃店里电灯倒燃得雪亮，并且有四五成的顾客。他去什么地方去找她呢？这么大的山城他走一晚都走不完！每条街上都可以有她，每条街上都可以没有她。那么他究竟在哪里找得到她呢？
不错，他究竟在哪里找得到她呢？他昨天晚上这样问过自己。今天晚上，就在现在他也这样问着自己。为什么还要问呢？她今天不是派人送来一封信吗？可是信上就只有短短的几句话，措辞冷淡，并且只告诉他，她现在住在朋友家里，她请他把她随身用的东西交给送信人带去。他照样做了。他回了她一封更短更冷淡的信。他没有提到他跑出去追她的事，也不说请她回家的话。他母亲站在他的身边看他写信，她始终不曾提说什么。关于他妻子“出走”的事（他在思想上用了“出走”两个字），他母亲除了在吃早饭的时候用着怜惜的语调问过他几句外，就没有再说话，她只是皱着双眉，轻轻摇着头。这个五十三岁的女人，平素多忧虑，身体不太好，头发已经灰白了。她爱儿子，爱孙儿，却不喜欢媳妇。因此她对媳妇的“出走”，虽说替她儿子难过，可是她暗中高兴。儿子还不知道母亲的这种心理，他等着她给他出主意，只要她说一句话，他就会另外写一封热情的信，恳切地要求他妻子回来。他很想写那样的一封信，可是他并没有写。他很想求他妻子回家，可是他却在信里表示他妻子回来不回来，他并不关心。信和箱子都被人带走了，可是他同他妻子中间的隔阂也就增加了一层。这以后，他如果不改变态度写信到他妻子服务的地方去（他不愿意到那里去找她），他们两个人就更难和解了。所以他到这时候还是问着那一句老问话，还是找不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说不定小宣会给我帮忙，”他忽然想道，他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也只有一分钟。以后他又对自己说：“没有用，她并不关心小宣，小宣也不关心她。他们中间好像没有多大的感情似的。”的确小宣一清早就回到学校去了。这个孩子临走并没有问起妈，好像知道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似的。无论如何，向父亲告别的时候，小宣应该问一句关于妈的话。可是小宣并没有问！
他在失望中，忍不住怨愤地叫道：“我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呵！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我！各人只顾自己。谁都不肯让步！”这只是他心里的叫声。只有他一个人听见。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忽然以为他嚷出什么了，连忙掉头向四周看。四周黑黑的，静静的，他已经把那两个小贩丢在后面了。
“我站在这里干什么呢？”这次他说出来了，声音也不低。这时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自己”两个字上面，所以他会这样发问。这句问话把他自己惊醒了。他接着就在想象中回答道：“我不是在躲警报吗？——是的，我是在躲警报。——我冷，我在散步。——我在想我跟树生吵架的事。——我想找她回来——”他马上又问（仍然在思想上）：“她会回来吗？我们连面都见不到，我怎么能够叫她回家呢？”
没有人答话。他自己又在想象中回答：“妈说她自己会回来的。妈说她一定会回来的。”接着：“妈显得很镇静，好像一点也不关心她。妈怎么知道她一定会回来呢？为什么不劝我去找她呢？”接着：“妈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妈趁着我出去的时候到那里去了呢？说不定现在她们两个在一块儿躲警报。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在警报解除后慢慢走回家去，就可以看见她们在家里有说有笑地等着我。——我对她先讲什么话呢？”他踌躇着，“随便讲两句她高兴听的话，以后话就会多起来了。”
他想到这里，脸上浮出了笑容。他觉得心上的重压一下子就完全去掉了。他感到一阵轻松。他的脚步也就加快了些。他走到街口，又转回来。
“看，两个红球了！快解除了罢？”这不是他的声音，讲话的是旁边两个小贩中的一个，他们的谈话一直没有中断，可是他早已不去注意他们了，虽然他几次走过他们的身边。他连忙抬起头去看斜对面银行顶楼上的警报台，两个灯笼红亮亮地挂在球竿上。他周围沉静的空气被一阵人声搅动了。
“我应该比她们先回去，我应该在大门口接她们！”他忽然兴奋地对自己说。他又看了球竿一眼。“我现在就回去，警报马上就会解除的。”他不再迟疑，拔步往回家的路上走了。
街道开始醒转来，连他那不注意的眼睛也看得见它的活动。虽然那一片墨黑的夜网仍然罩在街上，可是许多道手电光已经突破了这张大网。于是在一个街角，有人点燃了电石灯，那是一个卖“嘉定怪味鸡”的摊子，一个伙计正忙着收拾桌面，另一个在发火，桌子前聚集了一些人，似乎都是被明亮的灯光招引来的。他侧过头朝那里看了两眼，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看那个地方。他又往前面走了。
他大约又走了半条街的光景。眼前突然一亮，两旁的电灯重燃了。几个小孩拍手欢叫着。他觉得心里一阵畅快。“一个梦！一场噩梦！现在过去了！”他放心地想着。他加快了他的脚步。
不久他到了家。大门开着。圆圆的门灯发射出暗红光。住在二楼的某商店的方经理站在门前同他那个大肚皮的妻子讲话。厨子和老妈子不断地穿过弹簧门，进进出出。“今晚上一定又是炸成都。”方经理跟他打了招呼以后，应酬地说了这一句。他勉强应了一声，就匆匆地走进里面，经过狭长的过道，上了楼，他一口气奔到三楼。借着廊上昏黄的电灯光，他看见他的房门仍然锁着。“还早！”他想道，三楼的廊上只有他一个人。“他们都没有回来。”他在房门前站了一会儿。有人上来了。这是住在他隔壁的公务员张先生，手里还抱着两岁的男孩。孩子已经睡着了。那个人温和地对他笑了笑，问了一句：“老太太还没有回来？”他不想详细回答，只说了一句：“我先回来。”那个人也不再发问，就走到自己的房门口去。接着张太太也上来了。她穿的那件褪色的黑呢大衣，不但样式旧，而且呢子也磨光了。永远是那张温顺的瘦脸，苍白色，额上还有几条皱纹，嘴唇干而泛白。五官很端正，这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人，现在看起来，还是不难看。她一路喘着气，看见他站在那儿，向他打个招呼，就一直走到她丈夫的身边。她俯下头去开锁，她小声同她丈夫说话。门开了，两个人亲密地走了进去。他目送着他们。他用羡慕的眼光看他们。
然后他收回眼光，看看自己的房门，看看楼梯口。他并没有看出什么来。“怎么还不回来？”他想，他着急起来了。其实他忘记了他母亲往常出去躲警报，总是比别人回家晚一点，她身体不太好，走路慢，出去时匆匆忙忙，回来时从从容容，回到家里照例要倒在他房间里那把藤躺椅上休息十来分钟。他妻子有时同他母亲在一块儿。有时却同他在一块儿。可是现在呢……
他决定下楼到外面去迎接他母亲，他渴望能早见到她，不，他还希望他妻子同他母亲一块儿回来。
他转身跑下楼去。他一直跑到门口。他朝街的两头一望，他看不清楚他母亲是不是在那些行人中间。有两个女人远远地走过来，其实并不远，就在那家冷酒馆前面。高的像他妻子，也是穿着青呢大衣；矮的像他母亲，穿一件黑色棉袍。一定是她们！他露出笑脸，向着她们走去。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但是快要挨近了，他才发觉那两个人是一男一女，被他误认作母亲的人却是一个老头儿。不知道怎样，他竟然会把那个男人看作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他的眼睛会错得这样可笑！
“我不应该这样看错的，”他停住脚失望地责备自己道。“并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
“我太激动了，这不好，等会儿看见她们会不会又把话讲错。——不，我恐怕讲不出话来。不，我也许不至于在她面前讲不出话。我并没有对不起她的地方。不，我怕我会高兴得发慌。——为什么要发慌？我真没有用！”
他这样地在自己心里说了许多话。他跟自己争论，还是得不出一个结论。他又回到大门口。他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宣。”他抬起头。他母亲正站在他的面前。
“妈！”他忍不住惊喜地叫了一声。但是他的喜色很快地消失了。接着他又说：“怎么你一个人——”以后的话他咽在肚里去了。
“你还以为她会回来吗？”他母亲摇摇头低声答道，她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他。
“那么她没有回来过？”他惊疑地问。
“她回来？我看她还是不回来的好，”她瞅了他一眼，含了一点轻蔑的意思说。“你为什么自己不去找她？”她刚说了这句责备的话，立刻就注意到他脸上痛苦的表情，她的心软了，便换了语调说：“她会回来的，你不要着急。夫妻间吵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还是回屋里去罢。”
他跟着她走进里面去。他们都埋着头，不作声。他让她提着那个相当沉重的布袋，一直走到楼梯口，他才从她的手里接过它来。
他们开了锁，进了房间，屋子里这晚上显得比往日空阔，凌乱。电灯光也比往常更带昏黄色。一股寒气扑上他的脸来，寒气中还夹杂着煤臭和别的窒息人的臭气。他忍不住呛咳了两三声。他把布袋放到小方桌上去。他母亲走进她的房里去了。他一个人站在方桌前，茫然望着白粉壁，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思想像飞絮似地到处飘。他母亲在内房唤他，对他讲话，他也没有听见。她后来出来看他。
“怎么你还不休息？”她诧异地问道。“你今天也够累了。”她走到他的身边来。
“哦……我不累。”他说，好像从梦里醒过来似的。他用茫然的眼光看了她一眼。
“你不睡？你明天早晨还要去办公。”她关心地说。
“是，我要去办公。”他呆呆地小声说。
“那么你应该睡了。”她又说。
“妈，你先睡罢，我就会睡的。”他说，可是他皱着眉头。
他母亲站在原处，默默地望了他一会儿，她想说话，动了动嘴，却又没有说出什么来。他还是不动。她又站了几分钟，忽然低声叹了两口气，就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他还是站在方桌前。他好像不知道他母亲已经去了似的。他在想，在想。他的思想跑得快。他的思想很乱。然后它们全聚在一个地方，纠缠在一起，解不开，他越是努力要解，越是解不开。他觉得脑子里好像被人塞进了一块石头一样，他支持不住了。他踉跄地走到床前，力竭地倒下去。他没有关电灯，也没有盖被，就沉沉地睡去了。
——选自巴金《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巴金的《寒夜》是一篇平民的史诗，是战争年代普通知识分子苦难生活的真实图景，是发自小人物内心的真实愤慨。主人公汪文宣是一个小单位的职员，生活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谨小慎微地维持着自己的生计。他深爱着他的母亲和妻子，然而又无力调和她们之间的矛盾。最后，他的妻子随其单位领导陈主任飞往兰州，自己则由于肺病和精神崩溃死在抗战胜利的庆祝声中。这里，我们看不出汪文宣改造社会的理想，更看不到他反抗“黑暗社会”的正义和勇气，他的痛苦、他的牺牲都根源于这日复一日的家庭纷争中。这也是普天下所有孱弱的小人物所面临的可悲的命运，他们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原因，犹如置身寒夜，如履薄冰，到最后仍难逃劫数。
在《寒夜》中，婆媳冲突成为悲歌的主旋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旧的秩序已解体，新的规范尚未确立。婆媳之间的冲突既有着文化上的冲突，也有着冲破伦理层次上的情感上的争执。汪母是旧社会营垒中成熟的女性，汪妻曾树生是“五四”后成长起来的新青年，她们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层面上的冲突是必然的。汪母嫌弃曾树生“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看不起她当“花瓶”，出去跳舞，更以自己是花轿接来的而感到优越。她说：“你是他的姘头，哪个不晓得？我问你，你哪天跟他结的婚，哪个做的媒人？”媳妇的回答一方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婆婆的悲哀，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自己的新观念：“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婆婆心中理想的媳妇就是对自己对儿子百般温顺的贤妻良母，而曾却是有着完全独立意识的自觉追求幸福的新女性。在人类日新月异的变化的时空中，新与旧、古与今、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文化冲突便无可避免。巴金曾在《复活》的扉页上写道：“生活本身就是悲剧。”对生命现象的这一把握，助成执意探寻现实出路的他，既写与旧制度抗争的强者和斗士，又真实地刻画了含辛茹苦的实在人生衍出的人性之悲。在汪母与汪妻的冲突中，她们双方各有一方面的辩护理由，无论站在谁的角度上都是合理的。汪母的内心是痛苦的，因为其人性中自然情感的宣泄永远得不到满足。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曾树生在这个家中又得到什么呢？是现实的满足，还是未来的希望？她本着自己的个性去同汪母争执，可得到的永远是汪文宣病恹恹的愁容，疲乏及悲叹的声音，这是一个有着正常人性情感需求的女性所容忍的吗？那么，我们又能为她的争执说些什么呢？不可否认，汪家成员尽管都不失为“好人”，但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缺陷的，这个像玻璃杯一样大小和脆弱的家庭，承担了千年伦理沉滓和时下浮薄空气的双重离散力。“《寒夜》是一篇平民的史诗，是战争年代普通知识分子苦难生活的真实图景，是发自小人物内心的真实感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从整部小说来看，小说的主人公汪文宣是一个小单位的职员，生活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谨小慎微地维持着自己的生计。他深爱着他的母亲和妻子，然而又无力调和她们之间的矛盾。最后，他的妻子随其单位领导陈主任飞往兰州，自己则由于肺病和精神的崩溃死在抗战胜利的庆祝声中。在整部小说中，我们看不出汪文宣改造社会的理想，更看不到他反抗“黑暗社会”的正义和勇气，他的痛苦、他的牺牲，都根源于这日复一日的家庭纷争中，这是普天下所有孱弱的小人物所面临的可悲的命运，他们由于自身的孱弱，整个人生犹如置身寒夜，如履薄冰，到最后仍难逃劫数。
本篇节选的是小说的开头，抗战背景下，人们生活艰难，在警报的恐惧之中，在萧条的经济情形下，人们生存下去的唯一动力也许就是亲人们之间的相濡以沫吧。然而，主人公汪文宣对亲人们的这种感情感到了绝望。主人公一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就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夜的寒气却渐渐地透过他那件单薄的夹袍，他的身子忽然微微抖了一下。这时他才埋下他的头。他痛苦地吐了一口气。他低声对自己说：‘我不能再这样做！’”。透过凄凉的环境描写，随着主人公汪文宣自怨自艾的叹息声，我们仿佛走进了他的内心，感受到了他的孱弱与可怜。他的愿望是那样的卑微而现实，仅仅是一个完整的和睦的家庭。可是妻子是那样的不依不饶，母亲又是那样的固执己见，一个极为细小的正常的家庭矛盾，在他看来却无力控制，不知所终。他想找回因生气离家出走的妻子，可是又不能不照顾到自己母亲的面子。他左右为难，不知所措，想借助儿子小宣的力量挽回局面，可是小宣对此无动于衷，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在幻觉中找到心灵存在的温暖，小说中出现的大量人物心理描写有力地揭示了主人公汪文宣的内心世界，给读者以深深的震撼。巴金曾在《复活》的扉页上写道：“生活本身就是悲剧。”对生命现象的这一把握，助成执意探寻现实出路的他，既写与旧制度抗争的强者和斗士，又真实地刻画了含辛茹苦的实在人生衍出的人性之悲。我们从这曲小人物的悲歌中，看到了固有的人性之悲，看到了小人物难以逾越的精神困境，也让我们汲取了把握自身的力量。
菜 园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他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代表作品有：《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等。由于他创作风格的独特，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炯之、甲辰等，出生于湖南凤凰县镇篁城。中国现代著名作家，1924年开始发表作品。沈从文主要靠自学成才，后经人推荐，于1928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等校执教。20世纪30年代因发表了一系列“湘西”生活题材的作品而出名，后执编于天津《大公报》。抗战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从事考古研究，在中国古代服装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沈从文创作的作品有80多部，主要以小说、散文为主。著名的中长篇作品有《边城》、《长河》等，散文有《湘行散记》、《湘西》和《从文自传》等。沈从文在艺术创作上有自己的独特个性。他的散文成就很高，不仅文字、语言优美抒情，而且直接表现了他自己的灵魂与情思。
玉家菜园出白菜，因为种子特别，本地任何种菜人所种的都没有那种大卷心。这原因从姓上可以明白，玉姓原本是旗人，菜是当年从北京带来的菜。北京白菜素来著名。辛亥革命以前，来城候补的是玉太爷，单名讳琛，当年来这小城时带了家眷，也带了白菜种子。大致当时种来也只是为自己吃。谁知太爷一死，不久革命军推翻了清室，清宗室平时在国内势力一时失尽，顿呈衰败景象。各处地方都有流落的旗人，贫穷窘迫，无以为生，玉家却在无意中得白菜救了一家人的灾难。玉家靠卖菜过日子，从此玉家菜园在本县成为人人皆知的地方了。
主人玉太太，年纪五十岁，年轻时节应当是美人，所以到老来还可以从余剩风姿相见一二。这太太有一个儿子是白脸长身的好少年，年纪二十一，在家中读过书，认字知礼，还有点世家风范。虽本地新兴绅士阶级，因切齿过去旗人的行为，极看不起旗人，如今又是卖菜佣儿子，很少同这家少主人来往；但这人家的儿子，总仍然有和平常菜贩儿子两样处。虽在当地得不到人亲近，却依然受人相当尊敬。
玉家菜园园地发展后，母子两双手已不大济事，因此另外雇得有人。主人设计每到秋深便令长工在园中挖个长窖，冬天来雪后白菜全入窖，由于处理得法，从此一年四季城中人都有大白菜吃。菜园二十亩地，除了白菜还种了不少其他蔬菜，善于经营的主人，使本城人一年任何时节都可得到极好的蔬菜，特别是几种难得的蔬菜。也便因此，收入数目不小。十年来，因祸得福，渐渐成为小康之家了。
仿佛因为种族不同，很少同人往来的玉家母子，由旁人看来，除知道这人卖菜有钱以外，其余一概茫然。
夏天薄暮，这个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的、富于林下风度的中年妇人，穿件白色细麻布旧式大袖衣服，拿把宫扇，朴素不华的在菜园外小溪边站立纳凉。侍立在身边的是穿白绸短衣裤的年轻男子。两人常常沉默着半天不说话，听柳上晚蝉拖长了声音飞去，或者听溪水声音。溪水绕菜园折向东去，水清见底，常有小虾、小鱼，鱼小到除了看玩就无用处。那时节，鱼大致也在休息了。
动风时，晚风中必混有素馨兰花香和茉莉花香。菜园中原有不少花木的。在微风中掠鬓，向天空柳枝空处数点初现的星，做母亲的想着古人的诗歌，可想不起谁曾写下形容晚天如落霞孤鹜一类好诗句。又总觉得有人写过这样恰如其境的好诗，便笑着问那个男子，是不是能在这样情境中想出两句好诗。
“这景象，古今相同。对它得到一种彻悟，一种启示，应当写出几句好诗的。”“这话好像古人说过了，记不起这个人。”“我也这样想。是谢灵运，是王维，不能记得，我真上年纪了。”“母亲，你试作七绝一首，我和。”“那么，想想吧。”做母亲的于是当真就想下去，低吟了半天，总像是没有文字能解释当前这一种境界。一面是文字生疏已久，一面是情境相协，所谓超于言语，正如佛法，只能心印默契，不可言传，所以笑了。她说：“这不行，哪里还会做诗！”稍过，又问：“少琛，你呢？”男子笑着说：“这天气是连说话也觉得可惜的天气，做诗等于糟蹋好风光。”听到这样话的母亲莞尔而笑，过了桥，影子消失在白围墙竹林子后不见了。不过在这样晚凉天气下，母子两人走到菜园去，看工人做瓜架子，督促舀水，谈论到秋来的菜种、萝卜的市价，也是很平常的事。他们有时还到园中去看菜秧，亲自动手挖泥浇水。一切不做作处，较之斗方诗人在瓜棚下坐一点钟便拟赋五言八韵田家乐，偶一出城就夸奖独木桥认为美不可言，虚伪真实，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
冬天时，玉家白菜上了市，全城人都吃玉家白菜。在吃白菜时节，有想到这卖菜人家居情形的，赞美了白菜，总同时也就赞美了这人家母子。一切人所知有限，但所知的一点点便仿佛使人极其倾心。这城中也如别的城市一样，城中所住蠢人比聪明人多十来倍，所以竟有那种人，说出非常离奇不经的话，说是每一株白菜，皆经主人的手抚手摸，所以才能够如此肥茁，这原因是有根有柢的。从这样话语中，也仍然可以看出城中人如何怀着一种对于这家人生活的企羡。
做母亲的还善于把白菜制成各样干菜，根、叶、心各用不同方法制作成各种不同味道。少年人则对于这一类知识，远不及其对于笔记小说知识丰富。但他一天所做的事，经营菜园的时间却比看书写字时间多。年轻人，心地洁白如鸽子毛，需要工作，需要游戏，所以菜园不是使他厌倦的地方。他不能同人锱铢必较的算账，单是这缺点，也就使这人变成更可爱的人了。
他不因为认识了字就不做工，也不因为有了钱就增加骄傲。对于本地人凡有过从的，不拘是小贩他也能平等相待。他应当属于知识阶级，却并不觉得在做人意义上，自己有特别尊重读书人必要。他自己对人诚实，他所要求于人的也是诚实。他把诚实这一件事看做人生美德，这种品性同趣味却全出之于母亲的陶冶。
日子到了应当使这年轻人定婚的时候了，这男子尚无媳妇。本城的风气，已到了大部分男女自相悦爱才好结婚，然而来到玉家菜园的仍有不少老媒人。这些媒人完全因为一种职业的善心，成天张府、王府各处走动，只愿意事情成就，自己从中得一点点钱财谢礼。因太想成全他人，说谎自然也就成为才艺之一种。眼见用了各样谎话都等于白费以后，这些媒人才死了心，不再上玉家菜园。
然而因为媒人的撺掇从旁鼓动，以及另一因缘，认识过玉家青年人，愿意作玉家媳妇私心窃许的，本城女人却很多很多。二十二岁的生日，做母亲的为儿子备了一桌特别酒菜，到晚来两人对坐饮酒。窗外就是菜园，时正十二月，大雪刚过，园中一白无际。已经砍下还未落窖的白菜，全成堆的堆在园中，白雪盖满，正像一座座大坟。还有尚未收取的菜，如小雪人，成队成排站立雪中。母子二人喝了一些酒，谈论到今年大雪同蔬菜，萝卜、白菜，都须大雪始能将味道转浓，把窗推开了。
窗开以后，园中一切都收入眼底。
天色将暮，园中静静的。雪已不落了，也没有风。上半日在菜畦觅食的黑老鸹，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母亲说：
“今年这雪真好！”“今年刚十二月初，这雪不知还有多少次落呢。”“这样雪落下人不冷，到这里算是稀奇事。北京这样一点点雪，可就太平常了。”“北京听说完全不同了。”“这地方近十年也变得好厉害！”这样说话的母亲，想起二十年来在本地方住下经过的人事变迁，她于是喝了一口酒。“你今天满二十二岁，太爷过世十八年，民国反正十五年，不单是天下变得不同，就是我们家中，也变得真可怕。我今年五十，人也老了。总算把你教养成人，玉家不至于绝了香火。你爹若在世，就太好了。”在儿子印象中只记得父亲是一个手持“京八寸”人物。那时吸纸烟真有格，到如今，连做工的人也买“美丽牌”，不用火镰同烟杆了。这一段长长的日子中，母亲的辛苦从家中任何一事都可知其一二。如今儿子已成人了，二十二岁，命好应有了孙子可抱。听说“母亲也老了”这类话的少琛，不知如何，忽想起一件心事来了。他蓄了许久的意思今天才有机会说出，他说他想过北京。北京方面他有一个舅父，宣统未出宫以前，还在宫中做小管事，如今听说在旗章胡同开铺子，卖冰、卖西洋点心，生意不恶。
听说儿子要到北京去，做母亲的似乎稍稍吃了一惊。这惊讶是儿子料得到的。正因为不愿意使母亲惊讶，所以直到最近才说出来。然而她也挂念着那胞兄的。
“你去看看你三舅，还是做别的事？”“我想读点书。”“我们这人家还读什么书？世界天天变，我真怕。”“那我们俩去！”“这里放得下吗？”“我去三个月又回来，也说不定。”“要去，三年五年也去了。我不妨碍你，你希望走走就走走，只是书不读也不怎么要紧。做人不一定要多少书本知识，像我们这种人，知识多，也是灾难！”这妇人这样慨乎其言的说后，就要儿子喝一杯，问他预备过了年再去，还是到北京过年。儿子说赶考，还是年前走好，且趁路上清静，也极难得。
母亲虽然同意远行，却认为事情不必那么匆忙，因此到后儿子决定过了正月十五，再离开母亲身边。把话说过，回到今天雪上来了。母亲记起忘了的一桩事情，她要他送一坛酒给做工人，因为今天不是平常的日子。
不久过年了。
过了年，随着不久就到了少琛动身日子了。信早已写给北京的舅父，于是坐了省河小轮，到长沙市坐车，转武汉，再换火车，到了北京。
时间过了三年。在这三年中，玉家菜园还是玉家菜园，但渐渐的，城中便知道玉家少主人在北京大学读书，成了极其出名的事。其中经过自然一言难尽，琐碎到不能记述。然而在本城，玉家白菜还是十分出色。在家中一方面稍稍不同了的，是做儿子的常常寄报纸回来，寄新书回来，做母亲的一面仍然管理菜园的事务，兼喂养一群白色母鸡，自己每天无事时，便抓碎玉米喂鸡，和鸡雏玩，一面读从北京寄来的书报杂志。母亲虽然有了五十岁，一切书报煽起二十岁的年青学生情感的种种，母亲有时也不免有了些幻梦。
地方一切新的变故甚多，随同革命，北伐……于是许多壮年都在这个过程中死到野外，无人收尸因而烂去了。也成长了一些英雄和志士仁人，也培养了许多新官旧官……于是地方的党部工会成立了……于是“马日事变”，年轻人被杀死了，工会解散，党部换了人……于是从报章上消息，知道北京改成了北平。北京改了北平，北方已平定，仿佛真命天子出世，天下就快太平了。在北平地方的儿子，还是常常有信来，寄书报则稍稍少了一点。
在本城的母亲，每月寄六十块钱去，同时写信总在告给身体保重以外，顺便问问有没有那种合意的女子可以订婚。母亲是老一代人，年纪渐老，自然对于这些事也更见得关心。三年来母亲还是同样的不失林下风度。因儿子的缘故，多知了许多时事，然而一切外形，属于美德的，没有一种失去，且因一种方便，两个工人得到主人的帮助，都接亲了。母亲把这类事告给儿子时，儿子来信说这样做很对。
儿子也来过信，说母亲不妨到北平看看，把菜园交给工人。虽说菜园的事也不一定放不下手，但不知如何，这老年人总不曾打量过北行的事。
当这母亲接到了儿子的一封信，说本学期终了可以回家来住一月时，欢喜极了。来信时还只是四月，从四月起做母亲的就在家中为儿子准备一切。凡是这老年人想到可以使儿子愉快的事统统计划到了。一到了七月，就成天盼望远行人的归来。又派人往较远的去接他，又花了不少钱为他添办了一些东西，如迎新娘子那么期待儿子的归来。儿子如期回来了。更出乎意外叫人惊喜的，同时还真的有一个新媳妇回来。这事情直到进了家门母亲才知道。一面还在心中作小小埋怨，一面把“新客”让到自己的住房中去，做母亲的似乎人年轻了十岁。见到脸目略显憔悴的儿子，把新媳妇指点给两对工人夫妇，说“这是我们的朋友”时，母亲欢喜得话说不出。儿子回家的消息不久就传遍了本城，美丽的媳妇也不久就为本城人全知道了。因为地方小，从北平方面回来的人不多，虽然绅士们的过从仍然缺少，但渐渐有绅士们的儿子到玉家菜园中的事了。还有本地教育局，在一次集会中，也把这家从北平回来的男子和媳妇请去开会了。还有那种对未来有所倾心的年轻人，从别的事情上知道了玉家儿子的姓名，因为一种倾慕，特邀集了三五同好来奉访的事了。
从母亲方面看来，儿子的外表还完全如未出门以前，儿子已慢慢是个把生活插到社会中去的人了。许多事情还仿佛天真烂漫，凡是一切往日的好处完全还保留在身上，所有新获得的知识，却融入了生活里，找不出所谓痕迹。媳妇则除了像是过分美丽不适宜于做媳妇，住到这小城市值得忧心以外，简直没有疵点可寻。
时间仍然是热天，在门外溪边小立，听水听蝉，或在瓜棚豆畦间谈话，看天上晚霞，五年前母子两人过的日子如今多了一人，这一家某种情形仍然仿佛和这地方人是两种世界。生活中多与本城人发生一点关系，不过是徒增注意及这一家情形的人谈论到时一点企羡而已。
因为媳妇特别爱菊花，今年回家，准备看过菊花，再回北平，所以做母亲的特别令工人留出一块地种菊花，各处寻觅佳种，督促工人整理菊秧，母子们自己也动动手。
已近八月的一天，吃过了饭，母子们同在园中看菊苗，儿子穿一件短衣，把袖子卷到肘弯以上，用手代铲，两手全是泥。
母亲见一对年轻人在菊圃边料理菊花，便做着一种无害于事极其合理的祖母的幻梦。一面同母亲说北平栽培菊花的，如何使用他种蒿草干本接枝，开花如斗的事情，一面便同蹲在面前美丽到任何时见及皆不免出惊的夫人，用目光作无言的爱抚。忽然县里有人来说，有点事情，请两个年轻人去谈一谈。来人连洗手的暇裕也没有留给主人，把一对年轻人就“请”去了。从此一去，便不再回家了。做母亲的当时纵稍稍吃惊，也仍然没有想到此后事情。
第二天，做母亲的已病倒在床，原来儿子同媳妇，已和三个因其他缘故而得着同样灾难的青年人，陈尸到教场的一隅了。
第三天，由一些粗手脚汉子为把那五具尸身一起抬到郊外荒地，抛在业已在早一天掘就、因夜雨积有泥水的大坑里，胡乱加上一点土，略不回顾的扛了绳杠到衙门去领赏，尽其慢慢腐烂去了。
做母亲的为这种意外不幸晕去数次，却并没有死去。儿子虽如此死了，办理善后，罚款，具结，取保，她还有许多事情得做。三天后大街上和城门边才贴出告示，才使她同本城人同时知道儿子原来是共产党。仿佛还亏得衙门中人因为想到要白菜吃，才把老的留下来，也没有把菜园产业充公。这样打量着而苦笑的老年人，不应当就死去，还得经营菜园才行。她于是仍然卖菜，活下来了。
秋天来时菊花开遍了一地。
主人对花无语，无可记述。
玉家菜园或者终有一天会改作玉家花园，因为园中菊花多而且好，有地方绅士和新贵强借作宴客的地方了。
骤然憔悴如七十岁的女主人，每天坐在园里空坪中喂鸡，一面回想一些无用处的旧事。
玉家菜园从此简直成了玉家花园。内战不兴，天下太平，到秋天来，地方有势力的绅士在园中宴客，吃的是园中出的蔬菜，喝着好酒，同赏菊花。因为赏菊，大家在兴头中必赋诗，有祝主人有功国家，多福多寿，比之于古人某某典雅切题的好诗，有把本园主人写作卖菜媪对于旧事加以感叹的好诗。地方绅士有一种习惯，多会做点诗，自以为好的必题壁，或花钱找石匠来镌石，预备嵌墙中作纪念。名士伟人，相聚一堂，人人尽欢而散，扶醉归去。各人回到家中，一定还有机会作和“五柳先生”猜拳照杯的梦。玉家菜园改称玉家花园，是主人在儿子死去三年后的事。这妇人沉默寂寞的活了三年。到儿子生日那一天，天落大雪，想这样活下去日子已够了，春天同秋天不用再来了，把一点家产全分派给几个工人，忽然用一根丝绦套在颈子上，便缢死了。
一九二九年夏作
——选自林乐齐选编的《沈从文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小说《菜园》是沈从文1929年写的一片短篇小说，情节一如他的诸多小说一般清浅，而风格仍然是充溢着那种写意似的抒情韵致。但是从这篇小说里，我们却可以从清浅的文字中窥出深远的思考，这种思考和当时世界有关，有着某种美学意味。小说讲了一个沉婉而带着凄美的故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沈从文仍然把这个故事的发生烙刻在自己独特的叙述经验之中，把自己惯用的某种隐在冲突加入了这个小说，这一冲突便是“自然”和“文明”的冲突。他把这种带着浓厚的个人境遇性的冲突贯穿他的多部作品，从而建构了现代文学研究者所谓的“湘西世界”。在这篇小说中，这仍然是沈从文无法释怀的“背景音乐”，但是这一回，“文明”的象征是所谓的“北京”，而“玉家菜园”则成为了“自然”的象征。我们可以看到，玉家母子的“旗人”身份在这种对峙下自然具有“隐语”的味道。作者写道：“辛亥革命以前，来城候补的玉大爷，单名讳琛。当年来这小城时带了家眷，也带了白菜种子……各处地方都有流落的旗人，贫穷窘迫，无以为生，玉家却在无意中得白菜救了一家人的灾难。”这其中，玉家的困窘来源于他们的“旗人”身份，而借以得救的是长于自然的白菜。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这种设计隐含着某种“隐喻”的意味，显示出了沈从文在无心编排故事情节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融会了自己以自然来拯救“文明病”的小小寄寓。而命运却是如此的捉弄人，玉家最后的败亡仍然和“北京”有关。北京给他带来了知识、机遇和革命，最终却是死亡，象征着繁华和知识文明的北京最终成为家庭完结的宿命根源，这样的结束又和开头形成了一个巧妙的循环，这种“循环结构”所揭示的某种宿命性和他最后造成的悲剧结果，隐含着沈从文赞美和批判的惯常主旨。
封 锁
张爱玲（1921—1995），笔名梁京，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海派作家。作品有：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中篇小说《倾城之恋》、长篇小说《半生缘》、《赤地之恋》等。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
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却开始奔跑，在街的左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们奔到左面。商店一律地沙啦啦拉上铁门。女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叫道：“让我们进来一会儿！我这儿有孩子哪，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
电车里的人相当镇静。他们有座位可坐，虽然设备简陋一点，和多数乘客的家里的情形比较起来，还是略胜一筹。街上渐渐地也安静下来，并不是绝对的寂静，但是人声逐渐渺茫，像睡梦里所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窸窣声。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
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静过——大白天里！一个乞丐趁着鸦雀无声的时候，提高了喉咙唱将起来：“阿有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做做好事救救我可怜人哇？阿有老爷太太……”然而他不久就停了下来，被这不经见的沉寂吓噤住了。
还有一个较有勇气的山东乞丐，毅然打破了这静默。他的嗓子浑圆嘹亮：“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悠久的歌，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音乐性的节奏传染上了开电车的。开电车的也是山东人。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抱着胳膊，向车门上一靠，跟着唱了起来：“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
电车里，一部分的乘客下去了。剩下的一群中，零零落落也有人说句把话。靠近门口的几个公事房里回来的人继续谈讲下去。一个人撒喇一声抖开了扇子，下了结论道：“总而言之，他别的毛病没有，就吃亏在不会做人。”另一个鼻子里哼了一声，冷笑道：“说他不会做人，他把上头敷衍得挺好的呢！”
一对长得颇像兄妹的中年夫妇把手吊在皮圈上，双双站在电车的正中，她突然叫道：“当心别把裤子弄脏了！”他吃了一惊，抬起他的手，手里拎着一包熏鱼。他小心翼翼使那油汪汪的纸口袋与他的西装裤子维持二寸远的距离。他太太兀自絮叨道：“现在干洗是什么价钱？做一条裤子是什么价钱？”
坐在角落里的吕宗桢，华茂银行的会计师，看见了那熏鱼，就联想到他夫人托他在银行附近一家面食摊子上买的菠菜包子。女人就是这样！弯弯扭扭最难找的小胡同里买来的包子必定是价廉物美的！她一点也不为他着想——一个齐齐整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人，抱着报纸里的热腾腾的包子满街跑，实在是不像话！然而无论如何，假使这封锁延长下去，耽误了他的晚饭，至少这包子可以派用场。他看了看手表，才四点半。该是心理作用罢？他已经觉得饿了。他轻轻揭开报纸的一角，向里面张了一张。一个个雪白的，喷出淡淡的麻油气味。一部分的报纸粘住了包子，他谨慎地把报纸撕了下来，包子上印了铅字，字都是反的，像镜子里映出来的，然而他有这耐心，低下头去逐个认了出来：“讣告……申请……华股动态……隆重登场候教……”都是得用的字眼儿，不知道为什么转载到包子上，就带点开玩笑性质。也许因为“吃”是太严重的一件事了，相形之下，其他的一切都成了笑话。吕宗桢看着也觉得不顺眼，可是他并没有笑，他是一个老实人。他从包子上的文章看到报上的文章，把半页旧报纸读完了，若是翻过来看，包子就得跌出来，只得罢了。他在这里看报，全车的人都学了样，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
只有吕宗桢对面坐着的一个老头子，手心里骨碌碌骨碌碌搓着两只油光水滑的核桃，有板有眼的小动作代替了思想。
他剃着光头，红黄皮色，满脸浮油，打着皱，整个的头像一个核桃。他的脑子就像核桃仁，甜的，滋润的，可是没有多大意思。
老头子右首坐着吴翠远，看上去像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但是还没有结婚。她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她携着一把蓝白格子小遮阳伞。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
然而她实在没有过分触目的危险。她长得不难看，可是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弛的，没有轮廓。连她自己的母亲也形容不出她是长脸还是圆脸。
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大学毕了业后，翠远就在母校服务，担任英文助教。她现在打算利用封锁的时间改改卷子。翻开了第一篇，是一个男生做的，大声疾呼抨击都市的罪恶，充满了正义感的愤怒，用不很合文法的，吃吃艾艾的句子，骂着“红嘴唇的卖淫妇……大世界……下等舞场与酒吧间。”翠远略略沉吟了一会，就找出红铅笔来批了一个“A”字。若在平时，批了也就批了，可是今天她有太多的考虑的时间，她不由地要质问自己，为什么她给了他这么好的分数：不问倒也罢了，一问，她竟涨红了脸。她突然明白了：因为这学生是胆敢这么毫无顾忌地对她说这些话的唯一的一个男子。
他拿她当做一个见多识广的人看待；他拿她当做一个男人，一个心腹。他看得起她。翠远在学校里老是觉得谁都看不起她——从校长起，教授、学生、校役……学生们尤其愤慨得厉害：“申大越来越糟了！一天不如一天！用中国人教英文，照说，已经是不应当，何况是没有出过洋的中国人！”翠远在学校里受气，在家里也受气。吴家是一个新式的，带着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家里竭力鼓励女儿用功读书，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了顶儿尖儿上——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在大学里教书！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然而家长渐渐对她失掉了兴趣，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
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翠远不快乐。
生命像圣经，从希伯莱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那未免有点隔膜。
翠远搁下了那本卷子，双手捧着脸。太阳滚热地晒在她背脊上。
隔壁坐着个奶妈，怀里躺着小孩，孩子的脚底心紧紧抵在翠远的腿上。小小的老虎头红鞋包着柔软而坚硬的脚……
这至少是真的。
电车里，一位医科学生拿出一本图画簿，孜孜修改一张人体骨骼的简图。其他的乘客以为他在那里速写他对面盹着的那个人。大家闲着没事干，一个一个聚拢来，三三两两，撑着腰，背着手，围绕着他，看他写生。拎着熏鱼的丈夫向他妻子低声道：“我就看不惯现在兴的这些立体派，印象派！”他妻子附耳道：“你的裤子！”
那医科学生细细填写每一根骨头，神经，筋络的名字。有一个公事房里回来的人将折扇半掩着脸，悄悄向他的同事解释道：“中国画的影响。现在的西洋画也时兴题字了，倒真是‘东风西渐’！”
宗桢没凑热闹，孤零零地坐在原处。他决定他是饿了。
大家都走开了，他正好从容地吃他的菠菜包子，偏偏他一抬头，瞥见了三等车厢里有他一个亲戚，是他太太的姨表妹的儿子。他恨透了这董培芝。培芝是一个胸怀大志的清寒子弟，一心只想娶个略具资产的小姐。吕宗桢的大女儿今年方才十三岁，已经被培芝睃在眼里，心里打着如意算盘，脚步儿越发走得勤了。吕宗桢一眼望见了这年青人，暗暗叫声不好，只怕培芝看见了他，要利用这绝好的机会向他进攻。若是在封锁期间和这董培芝困在一间屋子里，这情形一定是不堪设想！
他匆匆收拾起公事皮包和包子，一阵风奔到对面一排座位上，坐了下来。现在他恰巧被隔壁的吴翠远挡住了，他表侄绝对不能够看见他。翠远回过头来，微微瞪了他一眼。糟了！这女人准是以为他无缘无故换了一个座位，不怀好意。他认得出那被调戏的女人的脸谱——脸板得纹丝不动，眼睛里没有笑意，嘴角也没有笑意，连鼻洼里都没有笑意，然而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一点颤巍巍的微笑，随时可以散布开来。觉得自己太可爱了的人，是熬不住要笑的。
该死，董培芝毕竟看见了他，向头等车厢走过来了，满卑地，老远地就躬着腰，红喷喷的长长的面颊，含有僧尼气息的灰布长衫——一个吃苦耐劳，守身如玉的青年，最合理想的乘龙快婿。宗桢迅疾地决定将计就计，顺水推舟，伸出一只手臂来搁在翠远背后的窗台上，不声不响宣布了他的调情的计划。他知道他这么一来，并不能吓退了董培芝，因为培芝眼中的他素来是一个无恶不作的老年人。由培芝看来，过了三十岁的人都是老年人，老年人都是一肚子的坏。培芝今天亲眼看见他这样下流，少不得一五一十要去报告给他太太听——气气他太太也好！谁叫她给他弄上这么一个表侄！气，活该气！
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
他向她低声笑道：“这封锁，几时完哪？真讨厌！”翠远吃了一惊，掉过头来，看见了他搁在她身后的那只胳膊，整个身子就僵了一僵，宗桢无论如何不能容许他自己抽回那只胳膊。他的表侄正在那里双眼灼灼望着他，脸上带着点会心的微笑。如果他夹忙里跟他表侄对一对眼光，也许那小子会怯怯地低下头去——处女风韵的窘态；也许那小子会向他挤一挤眼睛——谁知道？
他咬一咬牙，重新向翠远进攻。他道：“您也觉着闷罢？我们说两句话，总没有什么要紧！我们——我们谈谈！”他不由自主的，声音里带着哀恳的调子。翠远重新吃了一惊，又掉回头来看了他一眼。他现在记得了，他瞧见她上车的——非常戏剧化的一刹那，但是那戏剧效果是碰巧得到的，并不能归功于她。他低声道：“你知道么？我看见你上车，前头的玻璃上贴的广告，撕破了一块，从这破的地方我看见你的侧面，就只一点下巴。”是乃络维奶粉的广告，画着一个胖孩子，孩子的耳朵底下突然出现了这女人的下巴，仔细想起来是有点吓人的。“后来你低下头去从皮包里拿钱，我才看见你的眼睛，眉毛，头发。”拆开来一部分一部分地看，她未尝没有她的一种风韵。
翠远笑了。看不出这人倒也会花言巧语——以为他是个靠得住的生意人模样！她又看了他一眼。太阳光红红地晒穿他鼻尖下的软骨。他搁在报纸包上的那只手，从袖口里出来，黄色的，敏感的——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她背过脸去，细声道：“这种话，少说些罢！”
宗桢道：“嗯？”他早忘了他说了些什么。他眼睛盯着他表侄的背影——那知趣的青年觉得他在这儿是多余的，他不愿得罪了表叔，以后他们还要见面呢，大家都是快刀斩不断的好亲戚；他竟退回三等车厢去了。董培芝一走，宗桢立刻将他的手臂收回，谈吐也正经起来。他搭讪着望了一望她膝上摊着的练习簿，道：“申光大学……您在申光读书！”
他以为她这么年青？她还是一个学生？她笑了，没做声。
宗桢道：“我是华济毕业的。华济。”她颈子上有一粒小小的棕色的痣，像指甲刻的印子。宗桢下意识地用右手捻了一捻左手的指甲，咳嗽了一声，接下去问道：“您读的是哪一科？”
翠远注意到他的手臂不在那儿了，以为他态度的转变是由于她端凝的人格，潜移默化所致。这么一想，倒不能不答话了，便道：“文科。您呢？”宗桢道：“商科。”他忽然觉得他们的对话，道学气太浓了一点，便道：“当初在学校里的时候，忙着运动，出了学校，又忙着混饭吃。书，简直没念多少！”翠远道：“你公事忙么？”宗桢道：“忙得没头没脑。早上乘电车上公事房去，下午又乘电车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去，为什么来！我对于我的工作一点也不感到兴趣。说是为了挣钱罢，也不知道是为谁挣的！”翠远道：“谁都有点家累。”
宗桢道：“你不知道——我家里——咳，别提了！”翠远暗道：“来了！他太太一点都不同情他！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似乎都是急切需要别的女人的同情。”宗桢迟疑了一会，方才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说道：“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
翠远皱着眉毛望着他，表示充分了解。宗桢道：“我简直不懂我为什么天天到了时候就回家去。回到哪儿去？实际上我是无家可归的。”他褪下眼镜来，迎着亮，用手绢拭去上面的水渍，道：“咳！混着也就混下去了，不能想——就是不能想！”近视眼的人当众摘下眼镜子，翠远觉得有点秽亵，仿佛当众脱衣服似的，不成体统。宗桢继续说道：“你——你不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翠远道：“那么，你当初……”宗桢道：“当初我也反对来着。她是我母亲给订下的。
我自然是愿意让我自己拣，可是……她从前非常的美……我那时又年青……年青的人，你知道……”翠远点点头。
宗桢道：“她后来变成了这么样的一个人——连我母亲都跟她闹翻了，倒过来怪我不该娶了她！她……她那脾气——她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翠远不禁微笑道：“你仿佛非常看重那一纸文凭！其实，女子教育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她不知道为什么她说出这句话来，伤了她自己的心。宗桢道：“当然哪，你可以在旁边说风凉话，因为你是受过上等教育的。你不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他顿住了口，上气不接下气，刚戴上了眼镜子，又褪下来擦镜片。翠远道：“你说得太过分了一点罢？”宗桢手里捏着眼镜，艰难地做了一个手势道：“你不知道她是——”翠远忙道：“我知道，我知道。”她知道他们夫妇不和，决不能单怪他太太，他自己也是一个思想简单的人。他需要一个原谅他，包涵他的女人。
街上一阵乱，轰隆轰隆来了两辆卡车，载满了兵。翠远与宗桢同时探头出去张望；出其不意地，两人的面庞异常接近。在极短的距离内，任何人的脸都和寻常不同，像银幕上特写镜头一般的紧张。宗桢和翠远突然觉得他们俩还是第一次见面。在宗桢的眼中，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
他看着她，她红了脸，她一脸红，让他看见了，他显然是很愉快。她的脸就越发红了。宗桢没有想到他能够使一个女人脸红，使她微笑，使她背过脸去，使她掉过头来。在这里，他是一个男子。平时，他是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市民。可是对于这个不知道他的底细的女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
他们恋爱着了。他告诉她许多话，关于他们银行里，谁跟他最好，谁跟他面和心不和，家里怎样闹口舌，他的秘密的悲哀，他读书时代的志愿……无休无歇的话，可是她并不嫌烦。恋爱着的男子向来是喜欢说，恋爱着的女人向来是喜欢听。恋爱着的女人破例地不大爱说话，因为下意识地她知道：男人彻底地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
宗桢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你不要她，她就悄悄地飘散了。她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她什么都懂，什么都宽宥你。你说真话，她为你心酸；你说假话，她微笑着，仿佛说：
“瞧你这张嘴！”
宗桢沉默了一会，忽然说道：“我打算重新结婚。”翠远连忙做出惊慌的神气，叫道：“你要离婚？那……恐怕不行罢？”
宗桢道：“我不能够离婚。我得顾全孩子们的幸福。我大女儿今年十三岁了，才考进了中学，成绩很不错。”翠远暗道：
“这跟当前的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她冷冷地道：“哦，你打算娶妾。”宗桢道：“我预备将她当妻子看待。我——我会替她安排好的。我不会让她为难。”翠远道：“可是，如果她是个好人家的女孩子，只怕她未见得肯罢？种种法律上的麻烦……”宗桢叹了口气道：“是的。你这话对。我没有这权利。
我根本不该起这种念头……我年纪也太大了。我已经三十五了。”翠远缓缓地道：“其实，照现在的眼光看来，那倒也不算大。”宗桢默然。半晌方说道：“你……几岁？”翠远低下头去道：“二十五。”宗桢顿了一顿，又道：“你是自由的么？”翠远不答。宗桢道：“你不是自由的。即使你答应了，你的家里人也不会答应的，是不是……是不是？”
翠远抿紧了嘴唇。她家里的人——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她恨他们！他们哄够了她。他们要她找个有钱的女婿，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
车上的人又渐渐多了起来，外面许是有了“封锁行将开放”的谣言，乘客一个一个上来，坐下，宗桢与翠远给他们挤得紧紧的，坐近一点，再坐近一点。
宗桢与翠远奇怪他们刚才怎么这样的糊涂，就想不到自动地坐近一点，宗桢觉得她太快乐了，不能不抗议。他用苦楚的声音向她说：“不行！这不行！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你是上等人，你受过这样好的教育……我——我又没有多少钱，我不能坑了你的一生！”可不是，还是钱的问题。他的话有理。翠远想道：“完了。”以后她多半是会嫁人的，可是她的丈夫决不会像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一股的可爱——封锁中的电车上的人……一切再也不会像这样自然。再也不会……呵，这个人，这么笨！这么笨！她只要他的生命中的一部分，谁也不希罕的一部分。他白糟蹋了他自己的幸福。那么愚蠢的浪费！她哭了，可是那不是斯斯文文的，淑女式的哭。她简直把她的眼泪唾到他脸上。他是个好人——世界上的好人又多了一个！
向他解释有什么用？如果一个女人必须倚仗着她的言语来打动一个男人，她也就太可怜了。
宗桢一急，竟说不出话来，连连用手去摇撼她手里的阳伞。她不理他。他又去摇撼她的手，道：“我说——我说——这儿有人哪！别！别这样！等会儿我们在电话上仔细谈。你告诉我你的电话。”翠远不答。他逼着问道：“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一个电话号码。”翠远飞快地说了一遍道：“七五三六九。”
宗桢道：“七五三六九？”她又不做声了。宗桢嘴里喃喃重复着：“七五三六九，”伸手在上下的口袋里掏摸自来水笔，越忙越摸不着。翠远皮包里有红铅笔，但是她有意地不拿出来。
她的电话号码，他理该记得。记不得，他是不爱她，他们也就用不着往下谈了。
封锁开放了。“叮玲玲玲玲玲”摇着铃，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时间与空间。
一阵欢呼的风刮过这大城市。电车当当当往前开了。宗桢突然站起身来，挤到人丛中，不见了。翠远偏过头去，只做不理会。他走了。对于她，他等于死了。电车加足了速力前进，黄昏的人行道上，卖臭豆腐干的歇下了担子，一个人捧着文王神卦的匣子，闭着眼霍霍地摇。一个大个子的金发女人，背上背着大草帽，露出大牙齿来向一个意大利水兵一笑，说了句玩笑话。翠远的眼睛看到了他们，他们就活了，只活那么一刹那。车往前当当地跑，他们一个个的死去了。
翠远烦恼地合上了眼。他如果打电话给她，她一定管不住她自己的声音，对他分外的热烈，因为他是一个死去了又活过来的人。
电车里点上了灯，她一睁眼望见他遥遥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她震了一震——原来他并没有下车去！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开电车的放声唱道：“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啊可……”一个缝穷婆子慌里慌张掠过车头，横穿过马路。开电车的大喝道：“猪猡！”
吕宗桢到家正赶上吃晚饭。他一面吃一面阅读他女儿的成绩报告单，刚寄来的。他还记得电车上那一回事，可是翠远的脸已经有点模糊——那是天生使人忘记的脸。他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可是他自己的话他记得很清楚——温柔地：“你——几岁？”慷慨激昂地：“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
饭后，他接过热手巾，擦着脸，踱到卧室里来，扭开了电灯。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么？在思想着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上，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
一九四三年八月
——选自张爱玲《张爱玲全集》，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悯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简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封锁》写于1943年8月，当时的大上海，仍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统治之下。作品以四十年代初的旧上海为背景，叙述了在非常时期因故被封锁了的电车车厢内，一群“软弱的凡人”的“通常的人生回声”。他们在突然脱离了习惯的生活轨道后，一时无事可做，百无聊赖，上演了一幅人生百态图。其中，有两个在日常生活中不失为“好人”形象的男女，竟然在这极短的时间内产生了自然而然的爱情。当封锁开放后，他们又都恢复了惯常的生活状态，乖乖地像乌壳虫似地躲回“巢里”去了。
《封锁》在结构上以短而精的篇幅，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用最平淡的生活表现了最不寻常的灵魂撞击用最常见的故事展露了真实挣扎的欲望渴求用最常规的场合舒展了人性最不平静的性别探索用最普通的人物凝聚了最易触发的悲欢离别。整个故事都浓缩在短短的“封锁”期间。另外，在表现手法上，作品采用了一个整体的象征，把人生的真实处境比作是一种无形的封锁，因故产生的有形的封锁使人性解除了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形的封锁，有形的封锁的开放反而使人回到了无形的更大的封锁之中。作者两次使用电车车铃来暗示封锁中的环境是超现实的，是一种“真空状态”，使封锁之后的电车车厢这一环境获得了超越自身的新的意义。
正红旗下（节选）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著名作家，曾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
假若我姑母和我大姐的婆母现在还活着，我相信她们还会时常争辩：到底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我的母亲是因生我而昏迷过去了呢，还是她受了煤气。
幸而这两位老太太都遵循着自然规律，到时候就被亲友们护送到坟地里去；要不然，不论我庆祝自己的花甲之喜，还是古稀大寿，我心中都不会十分平安。是呀，假若大姐婆婆的说法十分正确，我便根本不存在啊！
似乎有声明一下的必要：我生的迟了些，而大姐又出阁早了些，所以我一出世，大姐已有了婆婆，而且是一位有比金刚石还坚硬的成见的婆婆。是，她的成见是那么深，我简直不敢叫她看见我。只要她一眼看到我，她便立刻把屋门和窗子都打开，往外散放煤气！
还要声明一下：这并不是为来个对比，贬低大姐婆婆，以便高抬我的姑母。那用不着。说真的，姑母对于我的存在与否，并不十分关心；要不然，到后来，她的烟袋锅子为什么常常敲在我的头上，便有些费解了。是呀，我长着一个脑袋，不是一块破砖头！
尽管如此，姑母可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我大姐的婆婆进行激辩。按照她的说法，我的母亲是因为生我，失血过多，而昏了过去的。据我后来调查，姑母的说法颇为正确，因为自从她中年孀居以后，就搬到我家来住，不可能不掌握些第一手的消息与资料。我的啼哭，吵得她不能安眠。那么，我一定不会是一股煤气！
我也调查清楚：自从姑母搬到我家来，虽然各过各的日子，她可是以大姑子的名义支使我的母亲给她沏茶灌水，擦桌子扫地，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她的确应该心安理得，我也不便给她造谣：想想看，在那年月，一位大姑子而不欺负兄弟媳妇，还怎么算作大姑子呢？
在我降生前后，母亲当然不可能照常伺候大姑子，这就难怪在我还没落草儿，姑母便对我不大满意了。不过，不管她多么自私，我可也不能不多少地感激她：假若不是她肯和大姐婆婆力战，甚至于混战，我的生日与时辰也许会发生些混乱，其说不一了。我舍不得那个良辰吉日！
那的确是良辰吉日！就是到后来，姑母在敲了我三烟锅子之后，她也不能不稍加考虑，应否继续努力。她不能不想想，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
在那年代，北京在没有月色的夜间，实在黑的可怕。大街上没有电灯，小胡同里也没有个亮儿，人们晚间出去若不打着灯笼，就会越走越怕，越怕越慌，迷失在黑暗里，找不着家。有时候，他们会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一直转一夜。按照那时代的说法，这叫作“鬼打墙”。
可是，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全北京的男女，千真万确，没有一个遇上“鬼打墙”的！当然，那一晚上，在这儿或那儿，也有饿死的、冻死的，和被杀死的。但是，这都与鬼毫无关系。鬼，不管多么顽强的鬼，在那一晚上都在家里休息，不敢出来，也就无从给夜行客打一堵墙，欣赏他们来回转圈圈了。
大街上有多少卖糖瓜与关东糖的呀！天一黑，他们便点上灯笼，把摊子或车子照得亮堂堂的。天越黑，他们吆喝的越起劲，洪亮而急切。过了定更，大家就差不多祭完了灶王，糖还卖给谁去呢！就凭这一片卖糖的声音，那么洪亮，那么急切，胆子最大的鬼也不敢轻易出来，更甭说那些胆子不大的了——据说，鬼也有胆量很小很小的。
再听吧，从五六点钟起，已有稀疏的爆竹声。到了酉时左右（就是我降生的伟大时辰），连铺户带人家一齐放起鞭炮，不用说鬼，就连黑、黄、大、小的狗都吓得躲在屋里打哆嗦。花炮的光亮冲破了黑暗的天空，一闪一闪，能够使人看见远处的树梢儿。每家院子里都亮那么一阵：把灶王像请到院中来，燃起高香与柏枝，灶王就急忙吃点关东糖，化为灰烬，飞上天宫。
灶王爷上了天，我却落了地。这不能不叫姑母思索思索：“这小子的来历不小哇！说不定，灶王爷身旁的小童儿因为贪吃糖果，没来得及上天，就留在这里了呢！”这么一想，姑母对我就不能不在讨厌之中，还有那么一点点敬意！
灶王对我姑母的态度如何，我至今还没探听清楚。我可是的确知道，姑母对灶王的态度并不十分严肃。她的屋里并没有灶王龛。她只在我母亲在我们屋里给灶王与财神上了三炷香之后，才搭讪着过来，可有可无地向神像打个问心。假若我恰巧在那里，她必狠狠地瞪我一眼；她认准了我是灶王的小童儿转世，在那儿监视她呢！
说到这里，就很难不提一提我的大姐婆婆对神佛的态度。她的气派很大。在她的堂屋里，正中是挂着黄围子的佛桌，桌上的雕花大佛龛几乎高及顶棚，里面供着红脸长髯的关公。到春节，关公面前摆着五碗小塔似的蜜供、五碗红月饼，还有一堂干鲜果品。财神、灶王，和张仙（就是“打出天狗去，引进子孙来”的那位神仙）的神龛都安置在两旁，倒好像她的“一家之主”不是灶王，而是关公。赶到这位老太太对丈夫或儿子示威的时候，她的气派是那么大，以至把神佛都骂在里边，毫不留情！“你们这群！”她会指着所有的神像说：“你们这群！吃着我的蜜供、鲜苹果，可不管我的事，什么东西！”
可是，姑母居然敢和这位连神佛都敢骂的老太太分庭抗礼，针锋相对地争辩，实在令人不能不暗伸大指！不管我怎么不喜爱姑母，当她与大姐婆婆作战的时候，我总是站在她这一边的。
经过客观的分析，我从大姐婆婆身上实在找不到一点可爱的地方。是呀，直到如今，我每一想起什么“虚张声势”、“瞎唬事”等等，也就不期然而然地想起大姐的婆婆来。我首先想起她的眼睛。那是一双何等毫无道理的眼睛啊！见到人，不管她是要表示欢迎，还是马上冲杀，她的眼总是瞪着。她大概是想用二目圆睁表达某种感情，在别人看来却空空洞洞，莫名其妙。她的两腮多肉，永远阴郁地下垂，像两个装着什么毒气的口袋似的。在咳嗽与说话的时候，她的嗓子与口腔便是一部自制的扩音机。她总以为只要声若洪钟，就必有说服力。她什么也不大懂，特别是不懂怎么过日子。可是，她会瞪眼与放炮，于是她就懂了一切。
虽然我也忘不了姑母的烟袋锅子（特别是那里面还有燃透了的兰花烟的），可是从全面看来，她就比大姐的婆婆多着一些风趣。从模样上说，姑母长得相当秀气，两腮并不像装着毒气的口袋。她的眼睛，在风平浪静的时候，黑白分明，非常的有神。不幸，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一阵风暴。风暴一来，她的有神的眼睛就变成有鬼，寒光四射，冷气逼人！不过，让咱们还是别老想她的眼睛吧。她爱玩梭儿胡。每逢赢那么三两吊钱的时候，她还会低声地哼几句二黄。据说：她的丈夫，我的姑父，是一位唱戏的！在那个改良的……哎呀，我忘了一件大事！
你看，我只顾了交待我降生的月、日、时，可忘了说是哪一年！那是有名的戊戌年啊！戊戌政变！
说也奇怪，在那么大讲维新与改良的年月，姑母每逢听到“行头”、“拿份儿”等等有关戏曲的名词，便立刻把话岔开。只有逢年过节，喝过两盅玫瑰露酒之后，她才透露一句：“唱戏的也不下贱啊！”尽管如此，大家可是都没听她说过：我姑父的艺名叫什么，他是唱小生还是老旦。
大家也都怀疑，我姑父是不是个旗人。假若他是旗人，他可能是位耗财买脸的京戏票友儿。可是，玩票是出风头的事，姑母为什么不敢公开承认呢？他也许真是个职业的伶人吧？可又不大对头：那年月，尽管酝酿着革新与政变，堂堂的旗人而去以唱戏为业，不是有开除旗籍的危险么？那么，姑父是汉人？也不对呀！他要是汉人，怎么在他死后，我姑母每月去领好几份儿钱粮呢？
直到如今，我还弄不清楚这段历史。姑父是唱戏的不是，关系并不大。我总想不通：凭什么姑母，一位寡妇，而且是爱用烟锅子敲我的脑袋的寡妇，应当吃几份儿饷银呢？我的父亲是堂堂正正的旗兵，负着保卫皇城的重任，每月不过才领三两银子，里面还每每搀着两小块假的；为什么姑父，一位唱小生或老旦的，还可能是汉人，会立下那么大的军功，给我姑母留下几份儿钱粮呢？看起来呀，这必定在什么地方有些错误！
不管是皇上的，还是别人的错儿吧，反正姑母的日子过得怪舒服。她收入的多，开销的少——白住我们的房子，又有弟媳妇作义务女仆。她是我们小胡同里的“财主”。
恐怕呀，这就是她敢跟大姐的婆婆顶嘴抬杠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姐的婆婆口口声声地说：父亲是子爵，丈夫是佐领，儿子是骁骑校。这都不假；可是，她的箱子底儿上并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有她的胖脸为证，她爱吃。这并不是说，她有钱才要吃好的。不！没钱，她会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她不但自己爱赊，而且颇看不起不敢赊，不喜欢赊的亲友。虽然没有明说，她大概可是这么想：不赊东西，白作旗人！
我说她“爱”吃，而没说她“讲究”吃。她只爱吃鸡鸭鱼肉，而不会欣赏什么山珍海味。不过，她可也有讲究的一面：到十冬腊月，她要买两条丰台暖洞子生产的碧绿的、尖上还带着一点黄花的王瓜，摆在关公面前；到春夏之交，她要买些用小蒲包装着的，头一批成熟的十三陵大樱桃，陈列在供桌上。这些，可只是为显示她的气派与排场。当她真想吃的时候，她会买些冒充樱桃的“山豆子”，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既便宜又过瘾。不管怎么说吧，她经常拉下亏空，而且是债多了不愁，满不在乎。
对债主子们，她的眼瞪得特别圆，特别大；嗓音也特别洪亮，激昂慷慨地交代：“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儿庄稼！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你着什么急呢！”
这几句豪迈有力的话语，不难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清兵入关时候的威风，因而往往足以把债主子打退四十里。不幸，有时候这些话并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她也会瞪着眼笑那么一两下，叫债主子吓一大跳；她的笑，说实话，并不比哭更体面一些。她的刚柔相济，令人啼笑皆非。
她打扮起来的时候总使大家都感到遗憾。可是，气派与身分有关，她还非打扮不可。该穿亮纱，她万不能穿实地纱；该戴翡翠簪子，决不能戴金的。于是，她的几十套单、夹、棉、皮，纱衣服，与冬夏的各色首饰，就都循环地出入当铺，当了这件赎那件，博得当铺的好评。据看见过阎王奶奶的人说：当阎王奶奶打扮起来的时候，就和盛装的大姐婆婆相差无几。
因此，直到今天，我还摸不清她的丈夫怎么会还那么快活。在我幼年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很可爱的人。是，他不但快活，而且可爱！除了他也爱花钱，几乎没有任何缺点。我首先记住了他的咳嗽，一种清亮而有腔有调的咳嗽，叫人一听便能猜到他至小是四品官儿。他的衣服非常整洁，而且带着樟脑的香味，有人说这是因为刚由当铺拿出来，不知正确与否。
无论冬夏，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里面是两只红颏，两只蓝靛颏儿。他不养别的鸟，红、蓝颏儿雅俗共赏，恰合佐领的身份。只有一次，他用半年的俸禄换了一只雪白的麻雀。不幸，在白麻雀的声誉刚刚传遍九城的大茶馆之际，也不知怎么就病故了，所以他后来即使看见一只雪白的老鸦也不再动心。
在冬天，他特别受我的欢迎：在他的怀里，至少藏着三个蝈蝈葫芦，每个都有摆在古玩铺里去的资格。我并不大注意葫芦。使我兴奋的是它们鱼面装着的嫩绿蝈蝈，时时轻脆地鸣叫，仿佛夏天忽然从哪里回到北京。
在我的天真的眼中，他不是来探亲家，而是和我来玩耍。他一讲起养鸟、养蝈蝈与蛐蛐的经验，便忘了时间，以至我母亲不管怎样为难，也得给他预备饭食。他也非常天真。母亲一暗示留他吃饭，他便咳嗽一阵，有腔有调，有板有眼，而后又哈哈地笑几声才说：“亲家太太，我还真有点饿了呢！千万别麻烦，到天泰轩叫一个干炸小丸子、一卖木樨肉、一中碗酸辣汤，多加胡椒面和香菜，就行啦！就这么办吧！”
这么一办，我母亲的眼圈儿就分外湿润那么一两天！不应酬吧，怕女儿受气；应酬吧，钱在哪儿呢？那年月走亲戚，用今天的话来说，可真不简单！
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看，不要说红、蓝颏儿们怎么养，怎么蹓，怎么“押”，在换羽毛的季节怎么加意饲养，就是那四个鸟笼子的制造方法，也够讲半天的。不要说鸟笼子，就连笼里的小磁食罐，小磁水池，以及清除鸟粪的小竹铲，都是那么考究，谁也不敢说它们不是艺术作品！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
他还会唱呢！有的王爷会唱须生，有的贝勒会唱《金钱豹》，有的满族官员由票友而变为京剧名演员……。戏曲和曲艺成为满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不但爱去听，而且喜欢自己粉墨登场。他们也创作，大量地创作，岔曲、快书、鼓词等等。我的亲家爹也当然不甘落后。遗憾的是他没有足够的财力去组成自己的票社，以便亲友家庆祝孩子满月，或老太太的生日，去车马自备、清茶恭候地唱那么一天或一夜，耗财买脸，傲里夺尊，誉满九城。他只能加入别人组织的票社，随时去消遣消遣。他会唱几段联珠快书。他的演技并不很高，可是人缘很好，每逢献技都博得亲友们热烈喝彩。美中不足，他走票的时候，若遇上他的夫人也盛装在场，他就不由地想起阎王奶奶来，而忘了词儿。这样丢了脸之后，他回到家来可也不闹气，因为夫妻们大吵大闹会喊哑了他的嗓子。倒是大姐的婆婆先发制人，把日子不好过，债务越来越多，统统归罪于他爱玩票，不务正业，闹得没结没完。他一声也不出，只等到她喘气的时候，他才用口学着三弦的声音，给她弹个过门儿：“登根儿哩登登”。艺术的熏陶使他在痛苦中还能够找出自慰的办法，所以他快活——不过据他的夫人说，这是没皮没脸，没羞没臊！
他们夫妇谁对谁不对，我自幼到而今一直还没有弄清楚。那么，书归正传，还说我的生日吧。
在我降生的时候，父亲正在皇城的什么角落值班。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自古为然。姑母是寡妇，母亲与二姐也是妇女；我虽是男的，可还不堪重任。全家竟自没有人主持祭灶大典！姑母发了好几阵脾气。她在三天前就在英兰斋满汉饽饽铺买了几块真正的关东糖。所谓真正的关东糖者就是块儿小而比石头还硬，放在口中若不把门牙崩碎，就把它粘掉的那一种，不是摊子上卖的那种又泡又松，见热气就容易化了的低级货。她还买了一斤什锦南糖。这些，她都用小缸盆扣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不叫灶王爷与一切的人知道。她准备在大家祭完灶王，偷偷地拿出一部分，安安顿顿地躺在被窝里独自享受，即使粘掉一半个门牙，也没人晓得。可是，这个计划必须在祭灶之后执行，以免叫灶王看见，招致神谴。哼！全家居然没有一个男人！她的怒气不打一处来。我二姐是个忠厚老实的姑娘，空有一片好心，而没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姑母越发脾气，二姐心里越慌，只含着眼泪，不住地叫：“姑姑！姑姑！”
幸而大姐及时地来到。大姐是个极漂亮的小媳妇：眉清目秀，小长脸，尖尖的下颏像个白莲花瓣似的。不管是穿上大红缎子的氅衣，还是蓝布旗袍，不管是梳着两把头，还是挽着旗髻，她总是那么俏皮利落，令人心旷神怡。她的不宽的腰板总挺得很直，亭亭玉立；在请蹲安的时候，直起直落，稳重而飘洒。只有在发笑的时候，她的腰才弯下一点去，仿佛喘不过气来，笑得那么天真可怜。亲戚、朋友，没有不喜爱她的，包括着我的姑母。只有大姐的婆婆认为她既不俊美，也不伶俐，并且时常讥诮：你爸爸不过是三两银子的马甲！
大姐婆婆的气派是那么大，讲究是那么多，对女仆的要求自然不能不极其严格。她总以为女仆都理当以身殉职，进门就累死。自从娶了儿媳妇，她干脆不再用女仆，而把一个小媳妇当作十个女仆使用。大姐的两把头往往好几天不敢拆散，就那么带着那小牌楼似的家伙睡觉。梳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万一婆婆已经起床，大声地咳嗽着，而大姐还没梳好了头，过去请安，便是一行大罪！大姐须在天还没亮就起来，上街给婆婆去买热油条和马蹄儿烧饼。大姐年轻，贪睡。可是，出阁之后，她练会把自己惊醒。醒了，她便轻轻地开开屋门，看看天上的三星。假若还太早，她便回到炕上，穿好衣服，坐着打盹，不敢再躺下，以免睡熟了误事。全家的饭食、活计、茶水、清洁卫生，全由大姐独自包办。她越努力，婆婆越给她添活儿，加紧训练。婆婆的手，除了往口中送饮食，不轻易动一动。手越不动，眼与嘴就越活跃，她一看见儿媳妇的影子就下好几道紧急命令。
——选自老舍《老舍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老舍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创作带有自传性的小说，《正红旗下》属于其最为成熟的作品之列，在艺术造诣上几乎超过了他以前的任何小说。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小说只写了十一章便不得不终止，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莫大的遗憾。但是从已完成的篇章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出老舍在这部作品中的追求：即以自传为线索，表现社会风习与历史的变迁，尤其与他过去的写作不同的是，他在这部作品中对本民族的历史——清末旗人的生活习气作了出色的表现。对这一目的来说，自传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进入历史与审视民族风习的视角。老舍一方面又回到他以前创作的审视国民性的角度，另一方面，在不违背时代共名的前提下，他以个人所见所闻的民族风习及其变迁为叙述的中心，与本民族的历史保持一种亲熟的反省态度。这种态度与《茶馆》类似，是采取了一种把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思想主题化入对日常生活的描绘之中的叙事策略，从而由时代共名走向对民族民间风习的诗意描绘。
作为一部小说的人物兼叙述者，他是一个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雨沧桑、具有批判能力的人物。他叙述本民族的社会风习与历史变迁时，带有一种亲熟而又有善意的讽刺的态度，在亲切形象的描绘中也伴随着冷静的对民族性的批判与反省。由此出发，老舍对民族风习的表现才有了真正的深度与艺术魅力。老舍胜过以后的所谓“京味小说”作家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怀旧的风俗描写，而是在其中寄托着深刻而沉痛的对民族性的反省与批判，正是这种感情使他不至于落入油滑的泥坑。
这部小说的语言艺术也很值得称道。老舍把理性的反思融入形象的描绘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含蓄的讽刺笔调，特别适合小说所要表现的民族风习与反思国民性的需要。如书中对定大爷的描写：“他的字写得很有力量，只是偶然地缺少一笔两笔，或多了一撇……他没学会满文，也没学好汉文，可是自信只要一使劲，马上就都学会，于是暂且不忙着使劲……他自居为新式的旗人，既有文化，又宽宏大量。他甚至同情康、梁的维新主张与变法。他的心地良善，只要有人肯叫‘大爷’，他就肯赏银子。”这种概括性的描绘很有力度，既起到了简洁地介绍人物的作用，又融评价于描绘之中，非常耐人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