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格局的变化与联大驱蒋
国民党败退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国政府”的覆亡。按照常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已失去了代表整个中国的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因此，中国在联合国大会的代表权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台湾国民党政权。
1949年11月15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否认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的合法地位。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现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业已获得了决定性的全国胜利，国民党反动残余政府业已基本灭亡，不复再有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资格。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否认目前正在出席联合国大会之所谓‘中国国民政府’派遣的蒋廷黻所领导的代表团的合法地位，认为他们已经不能代表中国，并也无权代表中国人民在联合国组织中发言。”同日，周恩来还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立即取消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此后，周恩来多次致电联合国，要求联合国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并接纳新中国的代表。
中国政府的这些要求，得到了苏联等国家的支持。但是，由于美国顽固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支持国民党政权，因此，中国政府要求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愿望未能实现，国民党政权一直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力量出现了新的组合。
第一，战后一直企图称霸全球的美国的地位发生了动摇，苏联的经济、军事实力迅速增长，形成了与美国对抗、争夺世界霸权的态势；西欧各国医治好了战争创伤，各自的力量都有了很快的发展，并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又称“西欧共同市场”或“欧洲共同市场”，1958年1月正式成立），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集团；日本的经济实力也增长很快，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苏联，并增强了对美国的独立性。
第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联推行强权政治，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号施令，这种霸权主义的做法受到中国的尖锐批评。在60年代初，中苏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战。为了向中国施加压力，苏联片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取消援助，给中国造成了重大损失；60年代后期，苏联进一步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中国则针锋相对，也在中苏边境屯驻大量兵力；到60年代末，中苏边境发生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中苏关系公开破裂，两国之间到了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的边缘；与此同时，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大家长”地位也发生了动摇，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号施令的做法逐渐行不通。
中苏关系的破裂和边境冲突的发生，使美国看到了中苏之间矛盾的尖锐性，也认识到改善中美关系，利用中国制约苏联是可能的。
第三，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世界上发生了第二次非殖民地高潮，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纷纷独立，世界殖民主义体系进一步瓦解。大量新独立的国家进入了联合国，使联合国内第三世界国家的数量激增。联合国的成员国由原来的50多个增加到100多个，其中许多新成员国是亚洲和非洲新独立的国家，这使帝国主义势力控制联合国大会的状况开始发生变化。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艰苦的奋斗，迅速发展壮大，冲破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封锁，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64年1月，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是西方大国，此举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自行研制并试爆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使世界不能再漠视新中国的存在。
第五，越南战争对美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不断扩大越南战争。越南人民在中国等国家的支持下，对美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美国虽然在越南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仍然损失惨重，获胜的希望十分渺茫。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越南战争严重地削弱了美国的国力，拖了美国经济的后腿，也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因而引起美国人民的反对。从1964年开始，小规模的反战运动在美国的大学中时有发生，到1968年，反战示威游行遍及美国各地。8月，芝加哥的示威者和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造成流血事件。1970年5月，为了抗议美军入侵柬埔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学生总罢课爆发，10多万学生涌入华盛顿进行抗议。日益广泛的反战运动对美国政府形成了强大的压力，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如何结束越南战争的问题，因而需要与中国打交道。
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政府不断地调整其对华政策。1961年，美国民主党人肯尼迪当选为总统。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美国政府开始试图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即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但台湾当局不退出。1961年，美国提出了新的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个重要问题，需要获得联合国2/3以上的票数，才能通过。美国企图依靠这个办法，继续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
1969年1月，共和党人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开始改变对华政策，与中国接触。此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使美国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越来越困难。1970年，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席位问题时，有51票赞成接纳中国的提案，49票反对，赞成的票数首次超过了半数。1971年9月12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会上，美、日等国仍想按“双重代表权”方案为台湾保留一个席位，但有关提案被否决。10月25日，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的提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席位已经恢复，邀请中国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
在联合国大会表决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前，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见大势已去，率代表团离开了会场，退出联合国。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声称台湾退出联合国，使台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驱逐台湾是撕毁联合国宪章的非法行为。10月26日，蒋介石就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称联合国向暴力屈服，将成为罪恶的渊薮；表示台湾对大陆行使主权不受干扰，命运操之在己。10月28日，中国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及评议委员会临时全会在台北召开。大会主要讨论退出联合国后台湾的内外形势，制定各项“因应措施”。蒋介石主持大会并作了发言，勉励全体国民党员要“团结奋斗，庄敬自强，不为一时变局所摇撼，加速推动复兴基地建设”。
（二）尼克松访华与中美建交
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实际上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其在亚洲的外交政策。其背景除了上述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之外，还与其在越南战场的失败有关。美国于1965年起扩大对越战争，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遭到越南人民的顽强抵抗，使美国损失惨重，深陷于战争泥潭，因而引起美国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美国的亚洲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受到各方面的尖锐批评，要求打开与中国关系大门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国支援越南抗美）。1965年2月，美国远东事务副国务卿格林表示，希望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得到改善。同年，美国拒绝了以“国防部长”身份访美的蒋经国提出的关于派台湾军队赴越参战的建议。1966年4月，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远东和太平洋小组会上概括了对华政策“十要点”，虽继续声称承担对台湾的义务，支持台湾的防御及其在联合国的席位，但同时也表示美国愿意在贸易、学术等领域扩大与中国大陆的“非官方来往”，在华沙保持“和北京的直接外交联系”，“无意进攻中国大陆”等。1967年，尼克松开始考虑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他在当年10月的《外交事务》刊物上发表了题为《越南之后的亚洲》的文章，阐明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指出美国不能永远使中共被隔离在国际社会之外。
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通过多种渠道开始改善美中关系，并表示愿意到中国访问。
1969年4月，尼克松请法国向中国领导人转达美国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根据法国总统戴高乐的指示，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于5月初向中国方面转达了尼克松的信息。
1969年8月，尼克松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要求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一个信息：美国对结束中国的“孤立状态”感兴趣。
此后不久，尼克松在访问罗马尼亚时，又请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转达美国愿意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愿望。齐奥塞斯库答应把美国的意向转达给中国领导人，并将把中国的反应告诉美国。
1969年9月，尼克松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表示，美国愿与中共领袖谈判。
这一时期，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取消美国人到中国大陆旅行的限制；允许美商海外分公司经由第三国和大陆进行非战略性物资的贸易；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等。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相应调整对台政策。1969年12月24日，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第七舰队舰艇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已由定期改为不定期。1970年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投票通过，在军事援外法案中将原供台湾购买飞机用的5450万美元经费予以删除。4月，台湾“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访美，美国要员在接待中未再提台湾当局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亦未按惯例发表公报。
在这次访美过程中，蒋经国4月24日中午去布拉萨大酒店，参加远东美国协会为他举行的午宴。有几十个“台独”分子，手持要求“台湾独立”的标语向蒋经国示威。12时10分，蒋经国在严密的护送下到来。当他下车走近酒店的正门时，突然从正门两侧闪出两个刺客，其中一个冲过警卫，在蒋经国身后掏出手枪就要射击，此时的蒋经国随着扇形转动门进入门内，正在有效射程内。就在刺客扣动扳机的一刹那，美方一名警卫抓住刺客手腕向上一托，同时两名台方警卫挺身相挡，推了蒋经国一把，只听“砰”的一声枪响，子弹从蒋经国身边上方飞过，射入墙壁。刺客当即被抓。这两名刺客是台湾青年，系“台独联盟”的狂热分子，一名叫黄文雄，另一名叫郑自才。他们行刺的目的，是为制造“台湾独立”服务。蒋经国将自己当时所戴的贵重手表赠与美方警卫，以谢救命之恩。台方两名警卫钟湖滨、温哈熊后来分别被提拔为中视公司总经理和联勤总司令。
中国方面对于美国方面发出的种种信号，适时地作出了反应。1969年7月，中国释放了2名被扣押的美国人。12月，中国又释放了另外2名被扣押的美国人。1970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埃德加·斯诺时，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他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表示愿意跟尼克松谈，“他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也行。”
1971年3～4月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美国和中国都派队参加了这次比赛。在比赛过程中，中美两国的运动员进行了友好的交往，美国运动员表示愿意到中国来访问。在得知美国运动员愿意到中国访问的信息后，毛泽东亲自指示：应该给美国乒乓球队发出邀请。在周恩来的筹划下，中国于4月7日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了访华邀请。这实际上是中国为恢复中美关系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4月14日，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
美国乒乓球队的中国之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多年来美国第一个民间代表团访问北京，它也标志着禁止美国记者访华限制的结束（因为随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的有一些美国记者）。
“乒乓外交”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改善中美关系的进程。
1971年7月2日，中国方面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表示，欢迎尼克松访问中国。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接触，双方都在努力改善双边关系。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奉尼克松总统之命，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秘密访问中国，同周恩来总理就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事宜进行了会谈，双方达成《公告》。《公告》说：“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7月15日，中美两国发表了《公告》，公布了基辛格访华情况，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
1971年10月，基辛格再次访华。在访华期间，基辛格多次与周恩来进行会谈，双方交换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商谈了尼克松访华的一些具体问题，为尼克松访华做好准备。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一行抵达北京，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国领导人到机场迎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
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上海公报》采取各自表述的方式申明了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中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的基本立场是：“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上海公报》指出，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双方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上海公报》否定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提出了在诸多领域发展中美之间相互联系的必要性，从而为发展中美关系奠定了基础，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献。
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中美两国继续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磋商和交换意见。1973年2月22日，中美双方发表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的原则和双方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对一年来中美关系的进展表示满意，决定相互在对方首都建立“联络处”。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辞职，但中美关系仍向前发展。8月9日，福特就任美国总统，他表示将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10月28日，福特签署已由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关于《终止总统使用美军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权力》的法案，废除了美国国会于1955年1月通过的“台湾决议案”。1975年5月，美国驻台湾的最后一批总计18架F-4鬼怪式战斗机和450名地勤人员全部撤离。1976年5月，美国决定撤回其派驻金门、马祖的5名军事顾问。
1977年1月，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开始研究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1977年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1978年7月，中国外长黄华开始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会谈。12月14日，邓小平副总理两次会见伍德科克，双方就建交公报和各自声明达成协议。12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①《联合公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①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②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③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第三方面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④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⑤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1978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就中美建交发表声明，指出：“自1979年1月1日起，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美利坚合众国类似的承认。美国从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即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还声明，在4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美国深信，台湾人民将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美国深信，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将有助于美国人民的福利，有助于对美国有重大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亚洲的稳定，并有助于全世界的和平。”
12月16日，中国政府也就中美建交发表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两国关系的长期不正常状态。这是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曾经是阻碍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根据《上海公报》，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这个问题在中美两国之间得到了解决，从而使中美两国人民热切期望的关系正常化得以实现。至于解决台湾归回祖国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声明还说，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良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应美国政府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将于1979年1月份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发展，台湾当局异常紧张。1971年7月16日，台湾“行政院长”严家淦就尼克松宣布访华一事发表声明，对尼克松访华“深感诧异”，认为尼克松访华是为“共产扩张”铺路，要求尼克松取消此行。他还表示台湾当局庄敬自强、不气馁、不沮丧。台湾驻美国“大使”沈剑虹就尼克松计划访华一事向美国国务院递交抗议书，并希望尼克松“改变其访问中国大陆的心意”。7月19日，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国大陆的问题，认为尼克松此行是迁就现实力量的平衡，促成越南战争的结束，争取明年连任总统，实行制苏战略，以达到分化共产世界的目的。对此台湾“斗志不斗气，坚定反共的信心与决心，不动摇、不妥协、自强自立”。②1978年12月16日，在中美发表建交联合公报的当天，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同时，蒋经国就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发表声明，指责美国“背信毁约”，“严重损害”台湾的“权益”，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晚上，蒋经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三项紧急措施：①军、警、宪、特进入全面戒备状态；②保持经济稳定；③停止民意代表选举。
1978年12月27日，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率代表团抵达台湾，与台湾当局就中美建交后建立新的台美关系进行谈判。这次谈判，从1978年12月27日到1979年1月分别在台北和华盛顿举行。台湾当局的首席代表先是蒋彦士，后为杨西昆；美国政府的首席代表是克里斯托弗。双方首轮谈判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12月27日，当克里斯托弗一行抵达台北松山军用机场时，遭到番茄、鸡蛋、泥巴的袭击。美国政府指责这“是一场显然受到蒋经国总统怂恿的肆无忌惮的公众示威”，并威胁要撤回代表团，终止谈判。在台湾当局作出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保证后，谈判继续进行。
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围绕着台美今后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台湾代表坚持台美的“官方关系”，蒋彦士声明，美国必须承认台湾的“国家地位”，双方之间的条约继续有效，给予台湾安全上的保证。美国则依照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坚持台美非官方的关系。双方没有达成协议。12月29日，在美国代表团返回美国前，蒋经国在同克里斯托弗谈话时提出了台美关系五原则：①保持不变；②事实基础；③安全保障；④妥定法律；⑤“政府”关系。同时，他再次向美国提出抗议。
1978年12月29日，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离开美国返回台湾。12月31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同日，台湾当局驻美“使馆”降旗闭馆，美国驻台“使馆”也降旗，并摘下馆牌。台湾当局就中美建交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同美国“断交”。
1979年1月，台美在华盛顿举行第二轮谈判。美方表示在中美互派大使的3月1日以前如未能建立台美对等的非官方关系，双方关系即告结束。台湾首席代表、“外交部次长”杨西昆力争在未来关系上具有台美“联络处”性质，但始终未能获得美国同意。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台湾在美国设立“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作为对等机构，美国也同意在台设立“美国在台协会”。台美非官方关系从此确立。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月26日，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和最后一批军事人员全部撤离台湾。至此，中美关系基本实现正常化，美台“外交关系”结束。
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和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给台湾当局以沉重打击，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这是它“迁台以来遭受的最大挫折”。从此，台湾当局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急剧下降，日益陷于孤立。联大驱蒋后一年之内，相继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断交”，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中日两国政府于29日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交。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日华和平条约》（即1952年4月签订的《日蒋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到1973年2月，仍和台湾维持“外交关系”的仅剩下39个国家和地区，到70年代末减少为22个，后来进一步减少。台湾当局在国际组织窃取的代表权也大部为大陆取代。台湾在国际上的处境日益困难。
（三）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制定
美国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的同时，又不愿意放弃在台湾的利益。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就与台湾建立了在非官方形式下的各种实质性关系。
1979年1月，美国总统卡特提出了《与台湾关系法》法案，经国会修改后，3月由国会正式通过，4月10日经卡特签署后正式成为美国法律。
《与台湾关系法》共18条，内容涉及美国对台政策及其执行、双方互设机构、贸易、投资等。该法明确规定，美国的对台政策是：①“保持并促进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以及同中国大陆人民和西太平洋地区所有其他人民之间的广泛、密切和友好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美国认为台湾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符合美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并为国际上所关切；“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样的期望；美国“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以及“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
《与台湾关系法》表明，美国虽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实质上仍把台湾当作一个国家来对待。该法是以美国国内法的形式对中国内政进行的粗暴干涉。
《与台湾关系法》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1979年3月16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约见美国驻华大使，就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与台湾关系法》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黄华外长指出：“中美建交时，美方明确承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同时，美方还承认，解决台湾归回祖国问题，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可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关于美台关系的立法议案，却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实质上是企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未来关系具有官方性质。对此，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同意。如果这些立法议案按照目前的措施获得最后通过，并经签署生效，这对中美两国所建立的新关系是很有害的。”4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见由丘奇率领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访华团时指出，我们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不满意。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表示要保护台湾，说这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一旦台湾有事，美国还要干预。因此，这个法案损害了中美正常化的政治基础。②4月28日，中国政府就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并经卡特总统签署成为美国法律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照会，指出：“中国政府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如果美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不恪守建交时达成的协议，而怀有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这只会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对中美任何一方都不会带来好处。”
7月6日，美国驻华使馆复函中国外交部，对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进行辩护。复函说：“美国已认真考虑了中国4月28日的来照。我们同意，中美关系正常化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毫无疑问，美国将遵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的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各项谅解。”“美台关系法中某些部分继续引起中国政府的关切，我们对此表示遗憾。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必须调整我国的法律，以容许维持同台湾人民的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这正是美台关系法所做的事。”“国会最后通过的美台关系法并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符合政府的意愿。然而，它为总统提供了充分的酌情处理的权力，使总统得以完全按照符合正常化的方式来执行这项法律。总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签署了该法案，使之成法律的。”复函还对《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些条款进行了解释，说：“4月28日来照表明，对美台关系的某些条款仍存在若干误解。该法并不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而且事实上提到同台湾当局的政府间关系已告结束。它对美国的法律作了必要的调整，已使美国人民能在非官方的基础上保持同台湾人民的文化、商务和其他关系。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在该法中没有任何一处与以上事实相矛盾。关于条约和协定，该法只是把我们在谈判关系正常化时说过的话付诸实施，这句话就是：除了《共同防御条约》外，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各项条约和协定在作出取代性的安排以前将继续有效。这种安排现在正在审议之中。”“该法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所表示的期望也是同我们去年12月15日的声明相一致的，即美国：‘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提到人权的地方反映了美国时常申明的要在世界各地区维护和促进人权的政策。该法根本没有使美国承诺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军事行动。”“中美两国已经长时间地讨论过向台湾出售军备的问题。美国过去和现在的立场是，在《防御条约》于1979年12月31日期满后，我们将向台湾出售经过仔细挑选的、数量有限的防御性武器。当然，我们了解你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与台湾关系法》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留下了一些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