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党“十大”的召开，“党务革新”的推行
1.国民党“十大”的召开
自50年代初，国民党的“改造”之后，台湾曾一度呈现“政治上相对稳定，经济上相对繁荣”的局面。但国民党的政治体制依然是大陆时期的延续，军事戒严和特务控制是其统治台湾的重要手段；上层权力机构僵化、老化现象日益严重。到60年代末期，台湾的内政、“外交”渐露颓败的迹象。台湾广大民众对当局的专制、独裁及腐败政风颇为不满，党外势力的参政意识普遍增强，要求“政治革新”的呼声愈来愈强烈；台湾“外交”也面临危机。
为了缓和矛盾，扭转局势，1969年3月29日至4月9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主持了大会并致开幕词。在开幕式上，严家淦、蒋经国、谷正纲等25人被推为主席团成员。会议听取了黄国书作的立法工作报告、谢冠生作的司法工作报告、杨亮功作的考试工作报告、李嗣聪作的监察工作报告、罗友伦作的“金马前线”防卫建设报告。
会议的主要内容有四方面：①加强国民党的建设。会议重新修订了国民党章程和政纲，通过了《现阶段党的建设案》、《中国国民党政纲案》、《中国国民党党章修正案》。在修订的党章中，删除了国民党中央设置副总裁的条例，增加了设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若干人的条文。在党的建设案中，要求“以党的革新，带动政治的革新与社会的革新”。②加强台湾的建设。③主张“光复大陆”。④“革新政治”。会议通过了《政治革新要项案》，内容包括刷新政风、厉行法制、健全机构、改进人事和加强研究发展五部分。主张革除因循守旧之积习，严惩贪污腐化，维护司法威信，简化机关办事手续等。“革新政治”是会议的重要内容。
会议选举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总裁，蒋经国等99人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酆景福等5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宋美龄等153人为中央评议委员，孙科等11人为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4月1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严家淦、蒋经国、谷正纲、张其昀、黄少谷、周至柔、黄杰、袁守谦、倪文亚、郑彦棻、胡健中、谢东闵、陈大庆、郭澄、郭骥、高魁元、蒋彦士、阎振兴、孙运璇、李国鼎、林挺生21人为中央常委，任命张宝树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秦孝仪、谢然之、薛人仰为副秘书长。
这次会议对国民党摆脱困境，实行“革新保台”方针，进而实现权力核心的交替，起了一定的作用。
2.国民党的“党务革新”
国民党“十大”后，国民党开始考虑“政治革新”的问题，而“党务革新”作为“政治革新”的重要内容，首先被提到日程上来。
1972年3月6～10日，国民党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开始对国民党实行“党务革新”。会上，蒋介石提出了“党务工作”的重点是彻底“革新组织工作”；全面“改革基层党务”；制定各项任务、任期，研究发展责任制度。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党务革新”运动的开始。
十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严家淦关于推荐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的提案。
“党务革新”的基本内容是：①强化国民党的“领导功能”；②扩大国民党的“社会基础”；③加强党对“党员的领导”；④革除官僚主义作风；⑤发展组织，征收党员；⑥调整组织机构，使之提高工作效率。
根据上述要求，国民党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1）改造国民党中央党部。
根据国民党十届三中全会修订的《中央委员会组织条例》，按照精简机构、集中事权，延揽人才、扩大号召，加强青年与海外工作，加强设计与执行之结合的原则，对国民党中央党部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改建。新建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不再按照任务，而是按照业务分类编组，将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所属的“组”、“会”等机构改为1个处、7个工作会和4个委员会，即：秘书处；组织工作会、社会工作会、大陆工作会、海外工作会、文化工作会、青年工作会、妇女工作会；财务委员会、党史委员会、考核纪律委员会、政策委员会。这次改建使原属中常会的部分权力下放到中央党部，改变了原来的组织程序，带有“分工负责”的含义。新成立的工作会也获得了更多的独立决定权，单位主管的职权范围也相应扩大。
（2）对国民党的组织系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整个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中央党部、地方党部、军队党部、产业党部、职业党部、知识青年党部、海外党部、“敌后”党部、机关党部等系统。中央党部直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属执行机构；地方党部由省、县、市、区党部组成；军队党部由军队内部的党部组成；产业党部由各生产企业党部组成；职业党部由铁路、公路、邮电、海员等党部组成；知识青年党部由大学、专科学校党部组成；海外党部由海外华侨党部组成；“敌后”党部由潜伏在大陆的特工人员组成；机关党部由国民党中央党政直属机关党部组成。
（3）采取措施，强化党组织的功能。
在调整组织机构的过程中，国民党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强化党组织的功能：
第一，推行新人新政。即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吸收到国民党党务系统权力结构中，增加国民党党务系统的“新鲜血液”，使之不断年轻化。
第二，实行党政分工。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着重政策的研拟制定”，以及对从政党员执行政策的监督、考核，避免党组织承担应由政府或者可以由政府负责的工作。
第三，强调党务与学术相结合。即吸收学有专长的学者参与党务工作。
第四，推行本土化政策，吸收更多的台籍人士进入国民党党务系统，并担任较高的职务。
第五，实行任期制度。
（4）从思想上进行反共的精神建设。
国民党的“党务革新”，除主要集中于新旧人事更替、党务机构调整和基层党组织整顿的组织建设外，还进行精神建设，要提高党员的革命气质和革命情操。
国民党的这次“党务革新”，是国民党为实现自救而对党的自身体制进行大幅度调整的改革运动。这次改革使蒋经国的一批骨干人物担任各党部的要职，奠定了蒋氏父子权力交接的基础。人们将这次党务革新称之为“国民党第二次改造”。
3.“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获得台湾社会对国民党统治地位的认同，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国民党开始进行“中央民意代表增选和补选”的工作。
所谓“中央民意代表”，是指台湾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第一届“国民大会”是在大陆召开的，原定“国大代表”总额为3045人，“立法委员”为759人，“监察委员”为180人。1949年随国民党退台的“国大代表”为1080人，“立法委员”为545人，“监察委员”为104人。到台湾后，这些人实际上已成为终身制，失去了“代表”的意义，成为一个特权阶层。
到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大陆时期选举出的“民意代表”由于身老病死，人数渐减。因此，增选补选“中央民意代表”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国民党中央于1969年1月制定了《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立法原则》。同年3月，国民党又制定了《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7月，台湾“行政院”又公布了实施细则。
1969年12月20日，在台北市及台湾省6县、市同时投票选举增补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仅限于台湾省及台北市）。选举结果，共选出“国大代表”15人，“立法委员”11人，“监察委员”2人。1972年12月23日再次选举，选出“国大代表”53人，“立法委员”36人，后来又选出“监察委员”7人。
1972年选出的“中央民意代表”与1969年选出的代表相比，有比较大的特点：①有2/3的当选人均为名不见经传的冷门人物；②当选人的平均年龄降低；③当选人文化程度提高，有近2/3的当选人有大专学历。这些特点表明，台湾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已成为不可低估的力量，已逐步进入国民党权力阶层。
（二）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蒋经国时代”的到来
1972年2月20日至3月25日，台湾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台北举行。蒋介石致开幕词及闭幕词。大会听取了严家淦作的“施政报告”、周书楷作的“外交报告”、张继作的“交通报告”、叶翔作的“大陆情势报告”、孙运璇作的“经济报告”、罗云严作的“教育报告”。会议通过了谷正纲提出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正案，修正案提出，在继续维持原“国大代表”的权力的同时，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定期选举，并授权“总统”决定选举办法。会议期间，正值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会议就此发表声明，称“戡乱反共国策绝不改变”，并对尼克松访华表示遗憾。
会议选举蒋介石为“总统”，严家淦为“副总统”，蒋经国被提名为“行政院长”。
1972年5月26日，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6月1日正式就职。自此之后，蒋经国任蒋介石“总统”的“行政院长”2年10个月。严家淦继任“总统”后，仍由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3年45天）。台湾人将这一时期称为“蒋院长时代”。现在人们认为，“蒋经国时代”是从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开始的。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突发性心脏病于23时50分去世，享年89岁。4月6日，台湾当局发表了蒋介石的遗嘱。遗嘱由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秦孝仪记录，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共同签署。遗嘱说：“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开展政治作战，反攻复国大业今朝日新日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及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唯愿愈益坚此万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庆勇，毋忘毋息。”
4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会议作出两项决定：第一，决定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第二，驳回蒋经国关于“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的辞呈，支持其继续留任。4月6日，严家淦宣誓就任“总统”。
4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将蒋介石灵柩暂厝慈湖，待“光复”后奉安大陆。
4月28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决定：①保留《党章》“总裁”一章，以表示对蒋介石的“纪念和尊敬”；②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总揽党务；③推举蒋经国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蒋介石病故后，严家淦虽然依法继任“总统”，但实权控制在蒋经国手里。在党务系统上，蒋经国掌权，李焕是他的得力助手；在军事系统上，蒋经国曾任国防部副部长、部长，有他的班底，加上政工系统的控制，军队效忠于蒋经国；情治系统也是蒋经国的势力范围。
（三）蒋经国的行政改组“新风”
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后，即提出“革新保台”的方针，开始推行“新政”。其“新政”的内容为：
第一，实行“政治革新”，推行“新人新政”。蒋经国上任后，首先对“行政院”进行大改组，一反过去老官员轮流坐庄的旧制，大量起用新人。一方面吸收大批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才，以取代行政系统的所谓“资深人员”；另一方面，提出“往下扎根，向上发展”的口号，起用大批亲蒋的台籍官僚，并选拔“青年才俊”到上层权力机构任职。在蒋经国内阁中，徐庆钟任“行政院副院长”，叶公超、连震东、俞国华、李连春、周书楷、郭澄、李登辉为“政务委员”，林金生为“内政部长”，陈大庆为“国防部长”，李国鼎为“财政部长”，蒋彦士为“教育部长”，王任远为“司法部长”，孙运璇为“经济部长”，高玉树为“交通部长”，沈昌焕为“外交部长”。其中连震东、徐庆钟、李连春、高玉树、林金生、李登辉6人均为台湾籍人士。李国鼎、李登辉、孙运璇、蒋彦士等皆属技术型官僚。台湾省主席谢东闵也是台籍人。蒋经国内阁成员年龄较轻，平均61.8岁。
从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到70年代末，国民党统治机构几经调整，人事多次更迭，基本上完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第一代国民党人向以蒋经国为首的第二代国民党人的权力转移。到70年代后期，与蒋介石同辈的国民党“元老”大多去世，还活着的张群、何应钦、顾祝同等人，全是担任“资政”、“战略顾问”一类名誉职务，实际上起不到多少作用。
这一时期，围绕在蒋经国身边执掌实权的主要是四部分人：
第一部分是抗战时期，蒋经国担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赣南）督察专员及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等职期间培养的一批部属和学生，如王升、李焕等。
王升（1915—2006），1915年10月生于江西龙南县，原名王建楷，字化行，从军时用名王升。他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校三分校第十六期，后来进入蒋经国创办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干部训练班”（简称“江西青干班”）受训，毕业后一直在蒋经国手下任职，长期从事政工、情报工作。1960年，王升任国民党“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副主任，1975年任“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成为蒋经国控制军队的主要助手。1979年12月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王升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80年主持“刘少康办公室”，被认为是台湾的军界强人之一。1983年被排除出权力决策中心，出任驻巴拉圭“大使”。1992年返回台湾后，他致力于传统文化事业，坚决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1992年，他就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同年5月筹组“促进中国学术研究基金会”，任董事长。1993年8月，被聘为中国国民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评议委员。2006年10月5日，王升因病去世。
李焕（1917—），号锡俊，湖北武汉人。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1938年受训于赣南青年干校第一期，195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深造，获教育硕士学位。返台后，长期从事“救国团”及国民党党务工作，兼任台湾农业学院、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教授。1963年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副主任，负责“救国团”实际领导工作。1967年兼任国民党中央第一组主任，后来调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1970年接任“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主政后，先后于1972年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会主任，1973年兼“救国团”主任，1975年兼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身兼三职，总揽国民党甄拔、组训人才大权。1986年，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常委，并任“十二人革新小组”成员。1987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全盘主持党务工作，参与第二次“政治革新”规划设计。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李焕支持李登辉顺利完成接班步骤。在国民党“十三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李焕得票率名列榜首。1989年6月出任“行政院长”，反对“台独”，主张中国统一，逐步扩展海峡两岸各项交流，与李登辉发生冲突，导致“二李交恶”。
1990年春，李焕与郝柏村等结成“非主流派”，支持林洋港、蒋纬国参选正、副“总统”，以抗衡李登辉。6月，“非主流派”被李登辉分化，郝柏村组阁，李焕遂交出“行政院长”职务，转任“总统府资政”。后来，李焕担任过“国是会议”国民党党内召集人、国民党中央宪政改革策划小组成员、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职务。
2002年4月，李焕应大陆宋庆龄基金会的邀请率领台湾孔孟学会文教访问团一行到大陆访问，参观了北京、山东、上海、湖北、广东等地方。
第二部分是一些追随蒋家多年，或在蒋氏“官邸”任职，或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贴身人员，或是蒋家亲戚。他们与蒋家关系密切，成为蒋经国的主要幕僚和帮手，如黄少谷、沈昌焕、俞国华、宋时选等。
黄少谷（1901—1996），1901年7月生于湖南省南县麻河口镇，早年就读于长沙妙高峰中学、明德中学，192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任《世界日报》编辑、总编辑。1927年在李大钊的引荐下，赴西安冯玉祥西北军任职，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处长、中将秘书长。1931年起，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1934年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国际经济关系。1937年偕夫人侯淑方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任湖南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郴县县长、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专员、国防最高委员会处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三厅厅长、副部长、《扫荡报》社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立法委员”。1949年，他随国民党退居台湾，历任总裁办公室秘书主任、“行政院秘书长”、“副院长”、“外交部长”、“驻西班牙大使”、“总统府国策顾问”、“资政”、“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司法院长”等职。
1947年以后，黄少谷当选为国民党历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1988年7月被聘为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1993年8月任国民党第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黄少谷晚年思乡之情愈切。1992年以后开始捐资家乡教育事业，共捐款上千万元，新建了南县麻河口方谷学校，设立了方谷奖学基金会，“方谷”是取黄少谷、侯淑方夫妇姓名的最后一个字合成的，表达了老人对家乡人民的一片心意。1996年10月16日，黄少谷在台北病逝，享年95岁。临终之前，他给儿孙留下遗嘱：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希望百年之后，能够归葬于父母坟旁，眠于故土。
沈昌焕（1913—1998），字揆一，1913年10月16日出生于江苏省吴县。1933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1935年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赴美留学，1937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历任蒋介石英文秘书，“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外交部”政务次长，驻西班牙“大使”、“外交部长”，驻梵蒂冈“大使”，驻泰国“大使”。沈昌焕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常委，1972年蒋经国组阁后，他再度出任“外交部长”，是参与对外关系决策的主要人物之一。后来，历任“外交部”顾问、“总统府”国策顾问、“总统府”秘书长。1988年离职后被聘为“总统府”资政。1995年任大陆工作指导小组指导委员。1998年7月2日病逝。
俞国华（1914—2000），1914年1月10日生于浙江奉化，曾在上海光华大学、北平清华大学等校读书，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7月任职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开始了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日子。
1944年，俞国华奉派赴美国进修，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修国际财政金融，1946年转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1947年赴美国出任华盛顿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副执行董事，1951年1月，任国际货币基金会副执行董事。
1955年，俞国华返台从政，在财政金融方面大展才华，对推动台湾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67年12月，任“中华民国财政部长”，1969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69年6月，任“中央银行”总裁，兼任国际货币基金理事及亚洲开发银行理事。1970年6月，兼任中国国民党文化经济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72年5月，任国民党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77年12月，任“‘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整体经济决策及规划各项发展计划。1978年7月，蒋经国以俞国华在“财政部长”任内改革税制，为九年义务教育提供财政后盾，卓有成绩；其后，任“中央银行”总裁兼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期间，主持经济金融政策，协助完成“十大建设”，使经济快速增长，兼保有物价稳定，特授予俞国华一等“景星勋章”，以酬其功绩。1979年12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4年6月，出任“行政院长”。1989年5月，俞国华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任“总统府”资政。1991年12月，担任“中华民国国家统一促进会”首任理事长，1996年，任中国国民党副主席。2000年9月因肺炎住院，10月4日病逝。
第三部分是60年代中期以后，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蒋介石、蒋经国起用的一批经济、科技专家，如孙运璇、蒋彦士、李国鼎等。
孙运璇（1913—2006），1913年生于山东蓬莱，1934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1940年任甘肃天水电厂工程处主任。1942年赴美国，在田纳西州河流开发局工作。1946年返回台湾，任台湾电力公司机电处处长兼总工程师、总经理。1964年应世界银行聘请赴尼日利亚，任该国电力公司总经理3年。1967年返回台湾任“交通部长”，1969年任“经济部长”，1978年蒋经国当政，孙运璇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他因推行台湾“十大建设”，带动经济起飞，受到了台湾社会的普遍尊敬。1984年因脑溢血而偏瘫退职。后来，被聘为“总统府”资政，曾任“海基会”名誉董事长。
1969年起担任国民党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一中全会至十二届四中全会任国民党中央常委。1993年8月被聘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并当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2006年2月15日因病逝世。
蒋彦士（1915—1998），1915年2月生于浙江杭州，1936年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后来赴美留学。1940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农学硕士学位，1942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6年获美国圣约翰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曾任金陵大学教授。到台湾后，历任台湾“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秘书长、“国家安全会议”科学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行政院”秘书长、“外交部”部长、“总统府”秘书长、“教育部”部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是中国国民党第十、十一届中央常委。1998年7月2日，因病逝世。
李国鼎（1910—2001），1910年1月28日生于南京，1926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数学系，旋即转入物理系，1930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在大陆改名南京大学）物理系。1934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物理研究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国鼎返回国内，任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技正，并参加防空照测部队及战时钢铁生产工作。1948年，李国鼎去了台湾，任台湾造船公司协理，1951年任台湾造船公司总经理。1953年，被任命为台湾经济安定委员会委员，1958年任台湾“美援运用委员会”秘书长。从60年代中期以后，任台湾“经济部长”、中国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财政部长”、“总统府”资政等职。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常委。由于他在科技方面的贡献，人们称其为“台湾科技之父”。2001年5月31日，因病逝世。
第四部分是被提拔进入国民党上层权力机构的台籍官僚，如谢东闵、徐庆钟、林洋港、李登辉、林金生等。
谢东闵（1908—2001），1908年1月25日生于台湾省彰化，后到上海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1925年转入广州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职于《广西日报》和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1945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台湾光复后，历任第一届高雄县长、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副处长、台湾省政府教育厅副厅长、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院长、台湾《新生报》董事长。1952至1973年间兼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副主任。1953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1963年任台湾省议会议长，1972年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78年当选为“副总统”。2001年4月8日，因病逝世。
徐庆钟（1907—1996），1907年7月19日生于台北，祖籍广东省蕉岭县，曾祖父在乾隆年间由广东迁居台北。徐庆钟1931年毕业于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前身）农学部。毕业后从事农作物研究。1945年获台北帝国大学农学博士学位。后来担任台湾大学教授、系主任，台湾省政府农林厅厅长。196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1966年任“内政部”部长，1972年任“行政院”副院长，1981年任“总统府”资政，是中国国民党第十、十一届中央常委。1996年病逝。
林洋港（1927—），1927年6月10日生于台湾省南投县，195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毕业后历任南投县政府、台湾省政府秘书，中国国民党南投县、云林县党部主任委员，南投县长，台湾省政府建设厅厅长。1976年任台北市长，1978年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81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内政部长”，1984年任“行政院”副院长，1987年任“司法院”院长，1996任“总统府”资政，是中国国民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常委，1993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2005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林金生（1916—2001），1916年8月4日生于台湾嘉义县，台北高等学校文科、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革命实践研究院”和“国防研究院”结业。
1945年任云林县政府自治指导员兼社会课长，1947年任台南县东石区区长，1951年任嘉义县长，1954年任国民党云林县党部主任委员，1957年任云林县长，1964年任澄清湖工业水厂厂长，1966年任台湾省政府委员，1967年任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书记长，1968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一组副主任，1969年任中国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1970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1972年任“内政部长”，1976年任“交通部长”，1981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83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考核纪律委员会主任，1984年任“考试院”副院长，1990年9月获连任。1996年5月被聘为“总统府”资政，是中国国民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常委。
上述四部分人构成了蒋经国主政后的基本班底，这些人在党、政、财经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实行“行政革新”，加强政府功能。蒋经国上任后的第一天，即指示“行政院”，要深入民间基层解决问题；对不合适的法令、规章尽快修正、废止，以提高工作效率。他还提出了“平凡、平淡、平实”六字工作方针。
1972年6月8日，在“行政院”院会上，蒋经国提出了十项革新行政、整饬政风的措施：①节约开支，停建一切办公楼、厅；②公共工程开工、竣工不举行仪式，只发公告即可；③各级主管出国考察与参加会议，必须精密计划，并以精通外语为主要依据；④各级主管视察工作一律轻装简行，不搞排场，不准扰民，禁绝一切招待；⑤除特殊规定外，一切官员不许摆宴、开招待会，谢绝一切应酬；⑥公教人员婚丧、喜庆不准滥发喜帖、讣告；⑦公职人员不许入夜总会、舞厅、歌厅、酒吧、酒家等特殊营业场所，如有违反，严加惩处；⑧各级首长谢绝剪彩、揭幕之类邀请；⑨注重公教人员福利，但不准乱发加班费、出差费；⑩人人负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不准推诿，开小会、短会，不开无准备之会。
在推行“十大革新”的同时，蒋经国还大力推行“廉能政治”，采取一系列措施严肃纲纪，惩治贪污腐化。
1974年2月26日，蒋经国在“立法院”作施政报告时，提出要做到经费、人事、奖励、意见四大公开。同时，为了改变行政风气，他提出了对公务人员的十项要求：①守法；②一心为民；③接近民众；④为民众省钱；⑤不怕麻烦；⑥不搞锦上添花；⑦说实话、做实事；⑧对人客气；⑨不贪外财；⑩大公无私。
蒋经国的“行政革新”刷新了政风，提高了工作效率，对维护国民党的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