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十多年来积极推动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希望能解决“填鸭”制度的问题。但是，这些政策改革为教育环境带来了更多的挑战。这十多年来，一共有4位负责人先后就任，各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案。1994年，郭为藩先生推出师资培育多元化管道，目的是要让更多非师范体系毕业的大学生能加入老师的行列，以丰富基础教育。于是，全台湾80余所大学开始广设教育学程，大幅增加了合格教师的数量。
1996年，“一纲多本”的方案推翻了过去教科书统一编纂的做法，改为教科书审订制，并自2002年全面实施。“一纲多本”的原意是为了提供多元化的教学内容，避免过去因教材统一而使老师倾向填鸭式教学的问题，那造成学生一味追求标准答案，缺乏思考。同时，教育主管部门也希望引进市场机制，通过出版社之间的竞争来提升教科书的质量。
为因应这个政策，民间出版商推出了24种审订版教科书，其中以翰林、康轩、南一为三大主流版本。然而，厂商并未因竞争而改善教科书质量，反而竞相模仿。造成版本间内容差异不大，只是章节内容与编排顺序略有不同。这些教科书的设计主要在于符合老师的教学方式，而非学生的学习需求。
“一纲多本”政策推行后，反而增加了学生学习上的困扰。因为不知道基测会考哪一个版本的教科书，学生只好每一个版本都研读。这样不只增加了学生学习上的负担，也增加了家长经济上的负荷。如果学生转校，更要面临衔接不同版本教科书的压力，使得学生更难调适。
2000年曾志朗推动了“九年一贯”的教育方案，衔接小学与中学课程。此政策的目的是使学生结合各科目间的知识，强化以能力为导向的课程。在重新设计课程时，希望将知识统整入生活中，结合个人发展、社会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等三大层面；并将教学分为七大领域：语文、数学、自然、社会、艺术、健康与体育以及综合教学。九年一贯的政策是希望通过协同学习来改正各科分立的缺点，让学校能更自主地规划课程。
但是，这项政策并未考虑到积习已久的考试思维。老师大多已经习惯用逼迫的方式让学生背书，启发式教学对老师来说是陌生的。教科书虽然标榜能力培养，但课本内容还是教条与背诵，学力评鉴的方式仍是纸笔测验。虽然学科被并到“领域”，但是实质内容却没有太大的变化。有些学程还被往前挤压，例如语文由小五提前到小三、由小三提前到小一，这使得小学生在同一时间内要面临极大的学习压力。
老师的调适也是一大挑战。师范院校教育学程仍然分科培养师资，对统合教育很陌生。因此，当这群老师到了学校，遇上升学业绩的压力，也只能将大部分的学习时间挪用来练习考试。
接着，林清江执掌教育主管部门后，开始研拟“多元入学”方案，由2001年开始实施。这项方案将入学管道分为甄试入学、申请入学与登记分发入学。这是为了改善过去“一试定终身”的问题。在此方案下，学生可以考两次基测。第一次基测成绩配合个人表现用来申请甄试入学；第二次基测成绩用于登记分发入学。在升学主义深植人心的情况下，学生并没有时间去发展自己的才艺。有些学校更压缩正常教学时间，将三年课程于两年内授毕，以便为学生争取更多复习时间来准备五月份的第一次基测。
在升学主义挂帅的环境下，补习班蓬勃发展，10年之间成长了3倍。家长认为补习班老师能更有系统地整理教材讲义，授课也比较清晰。名师补习班门庭若市，学生必须连夜排队才注得到册。这些补习班各有所长，例如刘毅与徐薇补习班专攻英文，赫哲补习班则专于数学。但是这些补习班的教学，还是以考试为主，是训练答题，并非教育。补习教育，成了台湾重要的助学机制。
阶梯公司早期以出版英文教材为起点，由颜尚武创立。随后，阶梯争取到了英语、日语教材的代理，例如BBC、朗文、芝麻街与N HK等，并以直销模式将其教材销售到各级学校，做为语言学习的辅助教材。之后，阶梯进入数字学习领域，在北京成立研发中心，将教材数字化。
趁互联网兴起之际，阶梯成立了“阶梯数字学院”，将现有数字版语言教材转为网络教材，并扩大北京研发中心编制至700人，以便加快产品推出速度。此外，阶梯看准小学、初中、高中的升学市场，重新包装产品，建构一套网络学习系统。不过整个营销的重心是以中学基测为主，向上下延伸。
这套数字学习系统完成后，阶梯将其命名为“聪明家庭”（Smart Family），一共涵盖三个年龄层：0～8岁，7～18岁以及16岁以上。第一类别（0～8岁）的数字课程包含幼儿用小百科全书，也将一些得奖彩绘故事书转变为动画，如，中国经典故事、生活寓言故事等。
第二类别（7～18岁）课程主轴是针对九年一贯的中小学学生。此外，英文是中小学生一般最感头痛的科目。学生普遍对英文老师口音不准确、教学呆板与责骂态度感到失望，因此失去了学习英文的兴趣。阶梯设计了一套人工智能的英文学习系统，为初中程度的学生设计了一套名为Anita的拟人化角色。
阶梯原始构想是找补习班名师来录像，编制九年一贯课程教材。但是补习班老师多有专属的数字课程，不愿意参与阶梯的课程录像计划。阶梯便转向动画设计，试图整合市面上主要版本教科书的内容，将每项课程分为：引起学习动机的“小剧场”、以动画方式快速复习课程的“小教室”、以交互式游戏复习课程的“小考验”与模拟基测的“小评量”。
这四个学习流程还可以让学生选择南一、翰林、康轩三个版本的教科书分别练习。严格说来，阶梯并没有真正“整合”各版本教科书，只是以动画的形式来呈现三个不同版本的教材。
第三类别（16岁以上）课程是针对高中生，教材设计与九年一贯大同小异，并且增加了高一至高三的课程录像，由阶梯自己找师资来录制。但是，这些课程并不受会员青睐，主要是因为高中会根据学校老师上课偏好来采用教学版本，难有一致性。最后，阶梯只保留大陆的高中全科课程，但因为教材内容并不完整，仅做宣传之用。
因此，阶梯便将语言学习作为主打方案。阶梯与探索频道签约，由探索频道提供教学影片单元，供老师当作上课辅助教材，供学生课外进修之用，以增加学习的趣味性。阶梯还制作“游戏馆”与“漫画馆”，让学生在学习之余得以休闲。
阶梯总共约推出130种课程，希望通过直销部门销售。以高二、高三学生为核心客户，以数字课程协助他们顺利应付基础测验。其他延伸数字课程则是“附赠”，让家中其他成员也可以享用。阶梯希望藉此协助高中生克服青涩的学习历程，让学习更具启发性、寓教于乐。阶梯也希望，学校大量采用动画作为辅助教材后，老师会有更多时间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或将时间用来开发新教材。
虽然阶梯的新商业模式颇具创意，由销售实体教材变成提供动画课程，然后整合为网络教育台，并转化为数字学院（教育机构），每月也才收费3980元新台币。但是，阶梯高估了学生对于启发式教学的期望，也低估了机构对老师教学行为的影响。
老师并没有动力去采用阶梯的教材，因为他们要赶进度、出考卷，还要应付许多行政工作。采用阶梯的教材会占用他们宝贵的时间。此外，老师还担心被指控与厂商勾结，向学生榨取金钱。因为现行采用的教科书及测验卷，已经向同学收取了不少费用。例如，若一间学校采用康轩的教科书，通常就会搭配购买康轩的参考书及测验卷。如果老师再采用别家教材，恐怕在家长会上会受到老师与厂商勾结的质疑。
出考卷是老师最大的痛点。老师除了要评量所采用版本的教材，还要顾及其他版本，不能叫学生买测验卷，却又没时间自己出。阶梯曾经试着向出版社购买版权，希望建立一个跨版本的题库，但是提案却没有被出版商接受，因为各家厂商都担心自己的垄断地位被动摇。
此外，多数家长与学生的思维仍多以应试为主，与考试无关的学习通常不会受到关注。阶梯打出的全方位130种的课程、寓教于乐的动画教材对家长与学生来说是反效果。家长认为只要九年一贯课程学好就行，认为阶梯需要降价。
学生更难接受阶梯的数字教材；高中生已经习惯背诵的学习方式，要他们马上改变学习方式是不易的。阶梯的教材要求高度的主动求学态度与积极的探索精神。要学生自主规划主题，然后善用130种课程去研究与探索。在台湾，这个理想过于崇高，执行上必然困难重重。
阶梯也尝试找非补习班师资来录制教学课程，但是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合格的师资。毕竟，补习班已经做得很成熟了，阶梯在短期内是无法达到补习班在线课程的完备性的，而且临时上阵的老师面对镜头时也不够有说服力。
从2000年到2002年间，阶梯只招收到约400名会员，公司面临巨大的经营危机。阶梯所面临的不只是营销问题，更是机构给予的挑战。它缺乏合法性，很难将教材销售到各个校园。阶梯本身的定位也很模糊。对学生家长来说，它既像补习班，又像教材出版商。依照目前的学习模式，阶梯的教材似乎是多余的，只会增加学生的负荷。此外，多数家长因工作忙碌，较少有时间关注小孩的学业，所以将小孩送到补习班，每月要多花2000～5000元新台币在小孩补习上，已经没有剩余的资源可以投入。
阶梯想与补教名师合作，却得不到正面回应；想与出版商合作，又被视为劲敌。阶梯的教务处有一群“流浪师资”，因非师范大学出身，进不了公立学校教书。他们对教改问题颇有看法，是阶梯数字学院的智库。面对这些机构阻力，阶梯开始重新设计课程与配套服务。
阶梯先将130台课程聚焦到3台：动画教学台、在线家教台与智能评量台，其他127台还是一起“附赠”给会员。三个课程依照学习前、中、后阶段而设计；上课前要预习，使用动画教学台；上课中要听课、与老师互动，使用在线家教台；下课后要复习，使用智能评量台。但是，学生不一定要依此顺序来使用系统。例如，学生可以先做评估，了解考试会出哪些题型，再回去看动画课程，然后不懂的地方再到在线家教问老师。推出后，这3台课程在2003至2006年间造成轰动，会员数一直攀升到4万多名，阶梯也成为数字学习产业龙头。这个傲人的成绩，阶梯究竟是如何取得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