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欧洲人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讨论可以分为两个场景，其一是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上古史的描述，他们的描述贯穿着特定的意图，采用特定的叙述方式，是他们应对中国传教区难题的结果之一；其二是欧洲本土知识分子的讨论，他们的讨论以耶稣会士提供的中国知识为基础，但讨论的目的和方向与耶稣会士有重大区别，从属于当时欧洲社会的问题和意识。就性质而言，这两个场景中的讨论有一定差异性和独立性。但它们也有明显的关联性，不仅是耶稣会士宣传中国上古史与欧洲本土讨论中国上古史在时间上前后衔接，更因为耶稣会士所描述的中国上古史是欧洲本土发生论战的直接起因，耶稣会士的言论成为欧洲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论据。而且，耶稣会士毕竟与同时代欧洲人有类似的文化意识和思想观念，他们对中国上古史也有类似于欧洲同胞的认识和考虑，所以17世纪末期以来，在华耶稣会士一方面继续着眼于传教区的整体利益而维护着一个中国上古史形象，一方面也直接参与欧洲环境下的论战，使两个场景在因果联系之外又有一些重叠关系。鉴于此，本书需要分别叙述这两个讨论场景各自的由来和特点，它们一个是后来论战的资料基础，一个是论战发生发展的土壤，在此之上才能描绘之后的论战情形，论战是此前两个相对独立场景的交叉，也是它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不可避免的汇合与碰撞。与之相应，本书的三编依次介绍耶稣会士如何刻画中国上古史、欧洲的知识和思想背景以及中国上古史论战。当然，在华耶稣会士的主要作用仍表现在提供材料，他们参与欧洲本土的论战时相当被动，决定论战发展与结局的是那些从未到过中国的欧洲人。
16世纪欧洲人自海路入叩中国，这是此后200年中国与欧洲发生文化接触与碰撞的大背景；16世纪的宗教改革促成耶稣会成立，这是耶稣会士成为这200年间中西文化主要媒介的大前提。耶稣会士梯山航海东来，中国文化长风破浪西去，来去之间架起一座风格独特的文化传播之桥，构成本书所有叙述的起点。
第一节 欧洲人海外扩张
欧洲人抵达中国海岸线是14世纪以来以葡萄牙人为首的欧洲海外扩张运动一个辉煌成果。始于14世纪的航海探险以寻找东方为直接目标，而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则是促使他们寻找东方的最强烈动机。经济、政治、宗教数重目的在海外探险伊始就夹缠在一起，随着技术条件进步帮助航海之梦成真，这些复杂关系也随风帆起落而四处播撒，并成为耶稣会士持麾下亚洲、长驱入中国的动力和依恃，也对后来耶稣会士的活动特点形成某种规约和影响。
远航是经济动机驱使的结果。导致14世纪初欧洲开始商业革命的诸多原因中，有两点与我们关心的海上扩张直接相关，即对远东产品的需求大增和意大利城市取得地中海贸易的垄断。这两点显然构成欧洲市场的矛盾，对受已到东方贸易利润与东方消费品诱惑的欧洲各国来说，整个欧洲的地中海贸易都被意大利人垄断，这实在令其他国家既羡且恨。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扬帆，目的就是寻求一条不受意大利人控制的通往东方之路，以在东方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减轻购买织物和香料的高额负担。
到了14世纪中叶，情况略有变化，这时开辟与贵金属和热带产品生产中心的新通道不再只是个别欧洲国家的需要，而成为整个欧洲的重要贸易问题。迅速扩张到亚洲中部的伊斯兰世界封锁了商人和传教士在埃及、小亚细亚和里海经常通行的道路，奥斯曼政权则直逼达达尼尔海峡，与此同时，穆斯林占领了西班牙半岛很大一部分土地，严重妨碍任何试图超出欧洲地理范围的扩张活动。这一切都成为令欧洲人恐慌的威胁，也直接导致旧有的东西陆地贸易陷入萎缩和间断。但欧洲对东方贸易的依赖和渴望却并未因此衰退，反因求之不得而朝思暮想，因此开辟新的通路成为全欧洲当务之急，而经水路或陆路穿过非洲到达印度洋被认为是发展贸易的最佳选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地理位置赋予它们天然优势去充当发现使命的急先锋。
精神动力对于基督教世界的人去远航也不可或缺。欧洲自来就有远征传统，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浸透了基督教，也是扩张的天然动力。东方在早期频频入侵欧洲也助长了强大起来的基督教世界的好战，有关遥远的东方有一位约翰牧师统治着一块信仰基督教的土地的传说在中世纪人中流传不衰，更激励欧洲人想与东方这位约翰牧师联合攻击伊斯兰教徒。海外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传统的继续。海外探险之所以从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人开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伊斯兰教在伊比利亚人眼里是一个传统的、永远存在的敌人，半岛大部分地区曾在穆斯林统治之下，基督徒为收回土地进行过长期的艰苦斗争，直到15世纪，控制北非海岸的穆斯林仍令对岸的伊比利亚人寝食难安，所以有人总结说：“其他欧洲人参加十字军远征是凭一时高兴，而虔诚、爱国的伊比利亚人则认为，进行反伊斯兰教的斗争是不可动摇的、必须履行的责任——是宗教义务和爱国需要的结合”。
此外，中世纪晚期出现一种可以统称为“发现的神秘主义”的新精神倾向，这正是一种足以鼓舞人们去面对汹涌的大西洋和大洋以外未知世界的强有力因素。这些新的精神导向包括：宗教要尊重人和自然界，在异教徒中热情争取新信徒，爱好旅行。从这种新精神中得益的不只是文艺复兴所代表的基督教世界的艺术，也有与征服海洋息息相关的地理科学。
使航海活动最终付诸实行的是以航海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实现扩张和统一全人类的野心，其关键是解决一系列航海方面的技术问题，如船舶的建造，研究大洋和物理状况，船只的定位技术，对地球体积的认识，以及在地图上准确标定新发现的陆地的技术等。地球是圆形的思想和存在地球对跖点的思想直到14世纪末都只被一小部分精英所承认，但到15世纪中叶，许多人已有跨洋航行的想法，并确信从西方不只一个点出发都可实现。
14世纪上半叶流行于葡萄牙的四本历书对葡萄牙航海科学的形成有很大作用，如推算星体位置的规则和城市坐标表，对小时数、黄道、经纬度的定义，推算不固定的宗教节日和了解新月方法的规则，这些后来都融入航海著作中。13-14世纪葡萄牙人将航海科学与天文学知识相结合，使曾经分别活跃于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指南针和星盘共同成为大西洋航海家们远航的重要依恃，昂贵的星盘很快被结构简单、造价低廉的象限仪取代，著名的如六分仪。葡萄牙人得以利用地平纬度航行，发展出一套精确测定纬度的原则，再加上研究海洋动力，航海家能够确定适合的航线并绘制导航图和地图。
船只也很重要。葡萄牙人在14世纪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加以改造，制出三桅帆船，其基本特点是轻巧精致，适于逆风航行，诞生之后便长期充任沿海探险的专用船。在三桅帆船的帮助下，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接连完成绕行几内亚湾、考察巴西海岸、折过好望角、横渡大西洋和穿越麦哲伦海峡进而环绕全球的航海壮举。
当远航不再是梦想而航行的技术也日益娴熟之后，首先自然在经济方面产生难以估价的后果，局限在狭隘范围内的地中海贸易扩展为世界性的事业，欧洲市场的商业额和消费品种类大量增长，来自其他大陆的贵金属也大大充实欧洲的府库。此外还产生重要的政治后果。海外航行给葡萄牙人带来财富和声望，号召力已经式微的教会由此又看到通过对世俗君主提供政治支持来维护甚至扩大其统治权的希望，15世纪中叶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扩张使教会的这种需要愈加迫切。另一方面，1452-1455年间葡萄牙人往返几内亚的船只一再遭到主要来自西班牙人的袭击，提醒葡萄牙人去寻求有力的保护措施。于是，葡萄牙和教会一拍即合，合作经营海外发现事业，海外保教权应运而生。
“保教权”是天主教传教事业上的一种优惠特权，教会在发展的初期因召集信徒帮助修建各种宗教设施而赐予他们各种特权作为回报，但这种特权到中世纪晚期在欧洲本土已经衰落。随着葡萄牙航海探险而在海外复兴的“保教权”可以说是欧洲国家瓜分世界的代名词，且很长时间里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平分秋色的标志。海外保教权之确立首先应归结为欧洲国家基于宗教精神的统一体认识，“当欧洲开始扩张时，欧洲各国彼此心照不宣地采用了一种便利的原则，即基督教国家有权把野蛮人和异教徒的土地占为己有而无须顾及有关的诸土著民族。还有一种至少得到葡萄牙和西班牙承认的原则是，罗马教皇有权分配任何不为基督教统治者所拥有的地区的世俗专有权”。
教会在15世纪中期颁发一系列敕谕，未加限制地赐予葡萄牙征服的权利。15世纪末，西班牙插手海外发现事业，也采取拉拢罗马教会的策略，教皇又颁发许多对西班牙表示让步的敕谕。从此葡西两国围绕保教权陷入长期争执，最终在1494年6月7日签署《托尔德西拉斯条约》，规定以经线或其他方式，在佛得角群岛（Cape Vade Islands）西面370里格处，划出一条从南极到北极的直线，线以东已找到的和将找到的一切都属于葡萄牙，线以西的则属于西班牙，由此初步确定各自的海外势力范围。《条约》签定之时，西班牙坚信哥伦布所到达的是真正的印度，故一度以为自己占了上风；葡萄牙则通过多年远航而知道绕过非洲是抵达印度的正途，但有意秘而不宣。1497-1499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洋航线抵达印度，于是葡萄牙在以前的教皇敕谕和《条约》庇护下实施其东方政策指日可待，上了当的西班牙国王只能忍气吞声。然而麦哲伦的远征军1521年绕过南美自太平洋航线抵达印尼的马鲁古群岛（Moluccas），这使西班牙眼前发亮，亦使葡西两国围绕《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再起争执。两国君主自1521年到1529年为确定各自在太平洋进行殖民统治的界线进行了艰苦谈判，约定以《托尔德西拉斯条约》中子午线之假设的反子午线的投影在太平洋上形成一条半圆形分界线，且西班牙最终被迫同意将马鲁古群岛划入葡萄牙势力范围，通过1529年缔结的《萨拉戈萨条约》明文规定。从此，教皇赋予两国的特权经由这两份条约加以明确和落实，葡萄牙和西班牙瓜分世界的格局就此奠定，并有效地持续了100多年，此后发生的中欧间一切交往正是在葡西两国保教权的格局上渐次展开。
达伽马成功抵达印度之后，葡萄牙人立刻着手建立自己的东方殖民帝国。1505年3月葡萄牙向印度派出第一任总督，1557年在澳门建立基地则是葡萄牙在远东一系列占领和建点的终点，这50年是葡萄牙东方帝国的膨胀时期。
葡萄牙人在东方的统治根据所设机构不同可分为几种形式：1）葡萄牙人在内拥有绝对主权的真正的殖民地，只有果阿（Goa）、莫桑比克、马六甲和第乌（Diu）属于此列；2）主权属于当地土著人国王，而他们是葡王的盟友或纳贡人，葡萄牙人在这些地方或修建要塞，或设置葡萄牙人居民点，或设普通商站，或设普通的长官署，波斯湾到印度海岸一带的多数地区是这种情况；3）完全从属于当地所在国统治者意志而主权彻底独立于葡萄牙王权之外的殖民地，如其在东南亚一带和中国宁波至澳门一线的据点，在这些地方只有长官署或商行。显然，统治形式的多样性和统治地区高度分散给总督行使权力带来困难，葡萄牙中央政府实在不具备足够力量来控制这个涵盖大半个地球的殖民帝国。组成葡萄牙亚洲帝国的实际只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少数岛屿和沿海据点，葡萄牙人虽凭借它们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却也因此而无力深入内陆谋求更稳固的发展。事实上自1550年代开始，总督的管辖范围很少超出果阿的印度斯坦沿岸。此外，葡萄牙人在外洋航线上从来没能实现完全垄断的目标，在整个16世纪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始终成功地与葡萄牙人竞争，17世纪其他欧洲国家纷至沓来更是难以阻挡。
西班牙人的注意力更多在美洲大陆而非亚洲，原因之一是保教权将他们隔绝在印度洋和亚洲之外，自身的武力又不足以突破葡萄牙人在亚洲的防线，他们曾几次从美洲穿过太平洋试图染指亚洲，却都被驻扎那里的葡萄牙人击败。另一个原因是，西班牙人在美洲获得的白银的价值与东方的香料不相上下，因此暂时收敛对亚洲的渴望。但西班牙人毕竟对亚洲念念不忘，最终于1565年在菲律宾群岛中部偏南的宿务（Cebu）小岛上建立据点，1571年攻占吕宋首镇马尼拉，并即刻开始将马尼拉殖民化，也着手实施以马尼拉为据点向四面开展贸易的设想。菲律宾群岛成为16-18世纪西班牙在亚洲的唯一据点。
葡萄牙在中世纪末期的地理发现及征服活动对基督教向全世界扩张起了巨大影响，也加速了西方文明的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都是继葡萄牙之后才觉醒。当葡萄牙维持自己的东方帝国已感吃力，而西班牙还没来得及借菲律宾在亚洲大展宏图时，荷兰、法国、英国等更有近代色彩的西北欧国家便已涌入它们那被保教权庇护的领地。荷兰人1619年在印尼的爪洼岛（Java）建巴达维亚城（Batavia），标志着欧洲人在远东的经营进入由“东印度公司”掌握的崭新时代。这些西北欧国家强大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迅速盖过了渐呈老态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但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帝国并未就此土崩瓦解，从传教士的活动中依然可见“保教权”的威力，而耶稣会士在远东的活动与葡萄牙尤其关系密切。耶稣会士长期以葡萄牙保教权的效忠者身份、随葡萄牙商船的航线进驻葡萄牙人的殖民领地，并进而来到中国。只是17世纪末开始，路易十四努力为法国获取新的保教权，派遣从属法国保教权的耶稣会士赴亚洲和中国，方扰乱耶稣会士与葡萄牙的亲密关系，也使耶稣会士内部的民族、国家之争暴露出来。
第二节 耶稣会白手起家
耶稣会士（Jesuits）是晚明前清中西交往中的主角，也是本书所述故事的重要角色。耶稣会的海外渗透能力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天主教宗教修会中首屈一指，其兴起与扩张又同伊比利亚国家的地理扩张及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会的变化互通声气，他们曾借葡萄牙殖民者之势在美洲和印度扎根成长，进而又为殖民者所不能为之事——进入中国。
一、基本特征
宗教复兴是与地理大发现并举的15-16世纪欧洲的重要变化，包括北欧的新教革命和南欧的天主教会改革，天主教会受新教革命刺激而进行的革新与耶稣会发迹直接相关。天主教会在1545-1563年间召开特兰托公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旨在纠正教会的腐败行径并加强教皇的集权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抛弃教条而有所创新，重要举措之一是调整宗教修会的义务使之焕发新活力，并鼓励成立新修会。中世纪的隐修会以脱离尘世为目标，革新的各修会则都倾向于在俗世中履行宗教义务，新诞生的修会更是以寻求将冥思生活与世俗活跃生活融为一体的宗教生活方式为最高目标。结果，各修会热心于各种慈善事业，大力投入教育事业，并在欧洲新教徒和海外异教徒中积极开展传教事业。在1500年之后涌现的过着这种新形式宗教生活的诸多修会中，最著名且成员最多的是嘉布遣修会（Capuchins）、耶稣会（Societ of Jesus）和女修会乌尔苏拉会（Ursulines），耶稣会格外醒目，在欧洲的教育事业中它与从事女童教育的乌尔苏拉会分掌乾坤，在我们关注的海外传教事业中其成就一度独步天下。
耶稣会的创始人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534年便在巴黎集合六位志同道合者，确立过团体生活的意愿和目标，并订立了后来耶稣会的两大基本宗旨——海外传教和效忠教皇。但他们直到1539年才考虑成立一个修会，并于次年依照教皇保罗三世的敕谕建立了耶稣会。耶稣会的宗旨和方针中有一些与传统宗教修会显著不同的特点：1）不以修道院而“以天下为家”。罗耀拉提倡耶稣会士成为“在行动中冥思”的人，应当在工作中、在整个世界中“找到”上帝。因此神职是他们宗教生活的基本因素，耶稣会士应时刻准备投身于传教团。与此相应，耶稣会士的祈祷时间比较灵活，也抛开斋戒等苦行活动，以使他们的神职工作更具弹性。2）受戒者要发神圣誓愿效忠教皇。这使他们的传教任务受教宗裁定，使修会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和教皇紧密联系。3）采取连队化组织结构，教阶分明，由总会长（general）实行集权控制，禁止成员担任教廷的高级职务。这种结构保证修会与世俗政权、政治人物、教会人员分离而免受其操纵，且教皇明文规定他们不必服从地区主教管辖，从法律上保障耶稣会独立运转。
耶稣会士一向因其博学而受人尊敬，这与他们所受的严格训练分不开。成为一名耶稣会士首先要申请并通过基本素质考核而成为见习修士（novices）。两年见习修行期后进入待受神职者（scholastics）阶段，花3-5年研修文学和哲学，同时不断进行简单的宣誓，此后还要在特定的教廷职务上帮忙2-3年，通常是在中学任教。接着进入为期四年的神学研究阶段，结束时正式发“三绝”誓愿（绝财、禁欲、服从），方成为耶稣会正式成员。若要成为耶稣会神父，则还需获取资格特别宣誓效忠教皇。长达11-14年的教育和训练过程使耶稣会士中涌现许多在各领域处于学术前沿的学者，在哲学和语言研究、尤其是神学方面都有卓越贡献，也在科学方面受过良好教育，并注重文学、伦理学等世俗学问。这是后来耶稣会士能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和汉学先驱的重要条件。
耶稣会的教育活动也有广泛社会影响。天主教革新之后出现的新宗教修会都大幅度转向教育领域，除进行教义指导和开办神学院之外，还创办初级和中级学校，而耶稣会和乌尔苏拉会分别控制了男女教育的大规模学校网络，耶稣会学校为当时的欧洲提供了最好的教育。当罗耀拉1556年去世时，耶稣会大致有1000名成员，分布在33所学院，下属100所住院。16、17世纪时，耶稣会在欧洲的天主教地区形成一个以各学院为据点的网络，16世纪末已拥有各级学校245所。18世纪中期，耶稣会成员达到顶峰，有22，589人并形成一个分布在欧洲天主教地区、亚洲和美洲的有800多所教育机构的网络。
但是，耶稣会最根本的目标是赢回天主教会在欧洲失去的土地并去经营新发现的土地，军队化的组织、彻底的献身精神、培养有能力和博学的成员，都是服务于这一根本目标，此外还有一项很有效的辅助政策——投合上层口味。他们的宗旨要求绝对效忠教皇并直接服从教皇，这使罗马能够放心接受他们作为对抗新教和传播信仰的代理人。耶稣会集中化的跨国组织和不断扩展的豁免权使他们能够高效地执行代理任务，“教皇通过授予耶稣会士这些与其过去的教规相悖的过分特权，不仅仅是希望借此给耶稣会士以反对不虔诚者的强大武器，而且，尤其是希望把他们当作在教会内部、针对教会，维护自己绝对权力的贴身卫士”。
耶稣会以及同受教宗青睐的嘉布遣修会加强了罗马的力量，但也影响了教会结构：教皇日渐卷入修会事务，进而想集中控制各类修会；新修会的成员投身牧师使命，导致修会成员与主教管辖的世俗神职人员之间为争权夺利而敌对冲突；宗教修会的特权常常突破教区职责，如耶稣会拥有与异教徒和解的广泛权力。这种种矛盾在欧洲不同地区引发不同程度的冲突，并延伸到海外传教区。
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民族政权日渐兴起并逐步强大，因此耶稣会士投合上层不只意味着对罗马负责，还要面对各国君主。当罗马教会与世俗君主之间为权利之争而摩擦不断时，耶稣会士却能左右逢源、进退有余，这是其一贯灵活原则的成功体现，反过来也是其事业蓬勃开展的重要支柱。耶稣会早在1521-1559年间就成为葡萄牙最有权势的修会，并维持到18世纪中叶。17世纪，耶稣会终于在西班牙上层阶级和宫廷中赢得极大势力，并且波及整个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统治范围。1598年巴伐利亚（Bavaris）的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继承菲利普二世统治哈布斯堡王朝领地，马克西米连与其父威廉公爵都认识到要大量依赖受过良好教育且虔敬的牧师来推进臣民们的宗教生活，而耶稣会和嘉布遣修会的国际性特点很投合该王朝的跨国界性质及其天主教信条中的帝国主义特征，因此直到18世纪末期之前，哈布斯堡王朝都是耶稣会和嘉布遣会的坚实支持者和慷慨赞助人。耶稣会1551年开始立足法国，但长期遭受各方敌视，17世纪中期随着路易十四即位（1643-1715）始飞黄腾达，被城市和宫廷广泛接纳。
耶稣会能够获得教会和君主的支持，根本原因是他们在对抗新教徒、争取海外异教徒方面有一致的需求。除此之外的关键原因是，耶稣会士通过各种具体行为直接支持教会和政府，以赢得他们的信任。把君主看作教皇的世俗代理人，使自己成为君主们的最坚强支柱，并使君主们服从教皇，这是耶稣会士屡试不爽的策略。
二、灵活传教
宗教复兴与地理扩张共同引发传教运动的繁兴，而且差不多两百年间都完全是由罗马天主教开展传教活动。这首先因为长期以来支持传教的世俗君主都是热切的天主教徒，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王及法王路易十四。还因为天主教会拥有庞大、热忱和经验丰富的传教士代理机构，先有以传教区为首要目标的、成员众多的托钵修会（Mendicants）——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奥古斯丁会（Augustinian Order）和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后又增加了活力四射的耶稣会。而耶稣会士自一开始就在传教问题上有着不同于其他修会的创新意识。
天主教传教团的活动总是紧随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发现与进驻之后，随着这两国殖民路线经过，传教士的身影也散布埃塞俄比亚、印度海岸、加拿大森林、密西西比河谷、西印度群岛、南美大陆以及远东诸地。美洲的第一批传教士为1500年到来的方济各会士，此后以方济各会士为主的传教力量受西班牙政府的专门支持在西属美洲蓬勃发展。葡萄牙1510年占据果阿，方济各会士便在1517年来到印度传教，并且自1525年开始追随葡萄牙人的香料路线东进印尼群岛开辟传教区。菲律宾群岛则是西班牙的保教权范围，1595年马尼拉成为大主教辖区，除耶稣会以外的其他几个修会都在此有一席之地。16世纪后半叶，来自马尼拉的方济各会士、多明我会士数次想渗透缅甸、柬埔寨、暹罗等东南亚国家，但均不理想。耶稣会是后起之秀，由于它与葡萄牙王室的坚固联盟，它的海外传教工作更是随葡萄牙的视线而转移。葡萄牙直到1549年才在划归其保教权范围内的巴西设立总督，同年耶稣会士随总督来到巴西。葡萄牙人在发现时代之初就涉足非洲，但对它的兴趣却在东印度和巴西之后，类似的，耶稣会士到17世纪中叶才在刚果驻扎。在亚洲，耶稣会士也步葡萄牙人后尘，沿印度——马来群岛——日本——澳门一线挺进。耶稣会士终16世纪都不甚注意东南亚，这也与当时葡萄牙人在这一带没有据点有关。
传教士跟随殖民者前进，这为他们进入某一地区带来便利，但也给传教工作深入巩固造成困难。15世纪，葡萄牙保教权建立的基础是传教与殖民帝国主义的联合，这是欧洲主义一种特别的、危险的类型，这种欧洲主义在16世纪成为海外传教区的通则。但欧洲主义作为一种传教方法只能在具备特定条件的地方取得成功，即欧洲政治力量建立起统治地位并能调动它所能掌握的全部力量来支持文化渗透的地方。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具备，这一体系就会失败。比如欧洲主义在印度就遭遇到一种高层次的丰富的文化。16世纪末，一些传教士开始认识到欧洲主义的错误，首先是新涌现的耶稣会士。
耶稣会有一些适合创新的条件。首先是这修会很年轻而勇于冒险。另外，圣依纳爵·罗耀拉为耶稣会奠定不惮于开风气之先的精神，他制定的章程没有给他未来的追随者硬性规定传教方法，倒是坚决反对成员固守某种特殊的习惯，还规定耶稣会士要学习他们所居住国家的语言。罗耀拉的精神对耶稣会士后来的适应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542年5月6日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抵达果阿，改变了以殖民者军事征服为先导的强制归化模式，倡导通过教育说服和平传教。沙勿略也率先认识到印度居民在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方面的多样性，坚持对不同群体采用不同手段，以耐心教育为基础。沙勿略的和平传教方法在1556年之前一直为印度耶稣会士们所遵守并取得良好效果，但他的耐心教育策略由于葡萄牙的强大影响和成员间的意见分歧而没有立刻被接受。1559-1569年领导耶稣会士印度传教区的夸德罗斯（Anton de Quadros）在仿效耶稣会欧洲管理模式规范印度传教区方面有重大成就，但他上任伊始便配合印度总督在果阿及其周边推行的强制性集体归化政策，支持葡萄牙人要求归化者“葡萄牙化”的做法，结果是增加了传教区的归化者人数，但却不能巩固。
1575年，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来到印度领导传教区，到他1606年于澳门逝世，这32年里以积极倡导适应亚洲先进文化著称。他在印度、马六甲、澳门、日本各传教区视察后，认为耶稣会士肩负的双重任务——负责葡萄牙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和在当地居民中传播福音——中，当以赢得本地人改宗基督为首要目标。他同沙勿略一样认识到亚洲各地居民千差百异，但他比沙勿略更明确地坚持耶稣会士应以学习当地语言为首要任务。范礼安与沙勿略同样相信，传教区的未来在日本和中国而非印度，为此极为关注远东的文化，视学习语言为赢得日本和中国精英分子的最佳方式，提倡在日本和中国培养本地神职人员，率先在日本推行“适应”政策，并在居住澳门之时考虑通过让基督徒适应中国以渗透中国。罗明坚（Michele Pompilius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o Ricci）在澳门时就开始努力学习中文，并以此为契机终于进入中国本土，这正是遵照范礼安的指示而为，因此可以说范礼安是适应政策的真正创始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传教区的创始人。适应政策经利玛窦完善并在中国实施，取得明显成效后反馈到印度，17世纪后半叶才有人仿效而在印度实施本土化，也取得突出效果，此后又扩展到其他耶稣会士传教区。但这一切后来都因为礼仪之争而夭折。
范礼安不仅强调传教士适应当地文化，也致力于沟通中西文化。他要求传教士撰写真实的汇报与文章发往欧洲，并利用自己在罗马教廷的影响促使欧洲方面自1581年开始编发印度传教士的年度书简，而与后文论述关系重大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也就渊源于此。范礼安同时努力向东亚介绍西方和基督教文化，导致耶稣会士在澳门和日本开办印刷所，这也是后来在华耶稣会士积极印发中文宣教手册的先声。
范礼安的又一创造性举措是，在日本传教区全盛时期鼓励成员积极参与日本贸易，以获得维持日本传教区的足够经费。后来随着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从日本扩展到中国，他们的商业活动范围也相应扩大。
耶稣会比起几个托钵修会，无论是资历，还是进入海外传教区的时间，都是小字辈。但论影响力，它无论在美洲还是在东方都后来居上。1549年耶稣会士随同葡萄牙殖民者来到巴西后，便成为葡属美洲居统治地位的宗教修会。他们为印第安人建立保留地，既保护印第安人免受殖民者侵害也保证有效地实现基督化。1560年代耶稣会士首次到达西属美洲，也实行保留地政策，并建立针对各阶层印第安人的各类学校，截止1767年耶稣会士被逐出西属美洲，已有8万多印第安人被安置在30多个保留地或城镇。总之，耶稣会士在美洲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庞大管理网络。
耶稣会士在东方也很快取得领袖地位。综合来看16世纪亚洲的传教区，被葡萄牙保教权牢牢控制的果阿自然是耶稣会的大本营，远亚（further Asia）的传教区则分属三个管理中心，马六甲和澳门是葡萄牙人的贸易基地同时被耶稣会士统治，西班牙在远东的前哨马尼拉则处在多个宗教修会的影响之下。这时的中国、日本和交趾支那对各方势力都略显遥远而又充满吸引力。但耶稣会士棋高一着，最终实现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无法实现的目标——深入日本和中国。耶稣会士的这一切成就当然与葡萄牙的全力支持有关，但也与他们的灵活传教政策密不可分。适应当地文化和以经商辅助传教活动，这已经是为人之所不敢。身为从葡萄牙政府大大受益的修会，他们还有一项大胆的创新举动——“抛弃”殖民者而独立行动。整个16世纪，传教士都是在葡西两国保教权的庇护下进行努力，传教计划与两国政府有明显政治关联，这保证他们成功地在世界各地打下传教基础，却也使传教士的活动完全听命于殖民者的日程而制约了传教工作深入。有这些前车之鉴，耶稣会士在马鲁古群岛和日本不再紧随葡萄牙贸易帝国的活动路线而开辟自己的传教区。在远离葡萄牙战舰支持的地方也同样不受葡萄牙人干涉，这使他们得以摸索并实行“适应”的传教方法，结果耶稣会士到16世纪末已在远东赢得比葡萄牙的贸易帝国大得多的范围，甚至进入了葡萄牙商人梦寐以求的中国本土。
耶稣会士的创新精神为他们赢得了声誉和传教区，但他们的离经叛道被其他修会成员所诟病，他们的巨大成功也招来嫉妒，他们想要垄断远东传教区的野心则引起众人怨怼，于是，在他们成功的道路上，敌视也在播种。耶稣会士的创造力在中国传教区得到最充分地发挥，他们具有创新性的传教政策是他们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因，也是他们遭受礼仪之争这场不幸的根源，同样是他们为欧洲人灌输一种特定“中国形象”的来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