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六两章里将针对《中华帝国全志》有关伏羲至大禹10位帝王的介绍进行分析，辨明其依据，并总结所介绍事迹的特点。通过所叙述内容来判断资料来源，仅根据杜赫德讲了什么事或提到什么人，有时还不足以判断，因为有些内容存在于多种文献；又考虑到耶稣会士介绍中国历史时往往存在编译特点，因此可以从某段话的叙述方式辨出与哪部文献记载最相符。鉴于这两个原因，下文不惮烦将杜赫德的原话逐句译出照录，仅在极个别地方省略他的评论和插入的近代事迹；针对他的某句或某段话，从前文不断提到的几部编年史中择叙述最相近的与之对应，若某书有同类内容但能看出叙述方式差异较大或不及杜赫德详细，则不列入。在分析过每位帝王之后，都对杜赫德可能依据的参考书加以总结。这样，行文至末，或许能判断出杜赫德的主要参考书。为简洁一些，某些书名会以省略语出现：《竹书》——《今本竹书纪年》，《世纪》——《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外纪》——《通鉴外纪》，《大纪》——《皇王大纪》，《前编》——《通鉴前编》，《续编》——《通鉴续编》，御批本——康熙御批《通鉴前编》，《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第一节伏羲可以看出，杜赫德介绍伏羲其实就以御批《通鉴前编》为蓝本。有些内容虽然别的书也提到，但《通鉴续编》和御批《前编》的记述与杜赫德最为相符。在这两部书中，有些内容是《续编》独有而御批《前编》也继承，还有些内容则完全是御批《前编》所独有。我们来看看这几点独特之处：
A。《续编》和御批本特有：
（1）六位龙师的名号。《续编》以前的书中都无完整介绍。《路史》仅提飞龙氏、潜龙氏，其余皆用本名。《通志》接近得多，但大庭、阴康亦未言其龙号，且六人的顺序与杜赫德不同。龙师名号最早似见于《三坟书》，其中列飞龙氏、潜龙氏、降龙氏、水龙氏、火龙氏，后人概又附会损益。
（2）伏羲定同姓不婚之制。其他各文献只说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无一提到伏羲定同姓不婚之制。《礼记·曲礼》言“娶妻不娶同姓”，但《礼记》总陈虞、夏、商、周之礼，此处未说这是何时之礼，也未说明是否从更古时代延续下来。《太平御览·礼仪部》引《礼记外传》：“夏殷五世之后则通婚姻，周公制礼，百世不通，所以别禽兽也”，是说同姓不婚始于周。惟有《路史》将此制度的诞生提前，但也只推于黄帝，伶伦造律后黄帝吹律“定氏族，氏定而系之姓，庶姓别于上而戚殚于下，婚姻不可以通，所以崇伦类、远禽兽也”。
B。御批《前编》独有：
（1）对龙马形状的介绍。康熙引孔安国而叙，但不言是孔安国何作。
（2）琴的形状。各编年史中对琴的形状都无太多叙述，一些专门的琴书中才有，如《太平御览·乐部》引《琴操》：“伏羲作琴……上圆下方，法天地”。又引《琴书》：“伏羲氏……削桐为琴……上圆而敛，象天也，下方相平，法地”。康熙称引自《世本》，但《世本》在宋以后已佚，可能也是转引。晚清张澍所辑《世本》中关于伏羲之琴形制的一条反而是取自康熙的“音释”，所以还无法知道康熙此条究竟是否出自《世本》。
总之，这些为《续编》或御批本独有的内容不是出自纬书，就是源于一些冷僻作品，而耶稣会士不可能茫茫书海去翻查片言只语。
杜赫德的叙述大体是忠实于原书的翻译，所以有助于确定他的参考书，但个别地方也会有误差，误差的原因不一而足，文中以加方括号的数字标示，让我们依次分析：
[1]原书称伏羲有圣德而名“太昊”，这不止是《续编》一家之言，其他史书普遍如此，但杜赫德从未提过“太昊”之名，却加入中国人对皇帝的通称“天子”。“天子”之名实是后出，《尚书》尚且称“帝”不称“天子”，对伏羲自然更不会称“天子”。最早论“天子”恐怕是纬书，如《尚书纬》、《易纬》。耶稣会士了解不到这么多，但以后人眼光，称伏羲为“天子”当然没什么不妥，所以本着自己最熟悉的东西今为古用。但还有一种可能，《路史》在关于伏羲身世的注释中引《说文》称：“古之神圣人，母必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耶稣会士或许据《路史》而称伏羲为“天子”。
[2]关于八卦的介绍，原文中有关书契的内容（主要是其功能，记事、表达义理）被张冠李戴归于八卦，同时附加了从别处获得的知识。这或许能说明当时有耶稣会士对《易经》感兴趣而又对其渊源一知半解。中国史家通常认为，文王始撰卦辞以明吉凶之义，说伏羲只言其画卦，不言伏羲的卦有法律意义和预知吉凶。
[3]关于伏羲的官员们，杜赫德文中省略了许多，不言五官，上下相变为一相，七佐职只有四佐职。但我们发现他在东、西、南、北、左、右、下七佐职中省去左、右、下三人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昊英、朱襄、阴康这三人已经在六龙师之列。或者倒可据此推测耶稣会士是仔细读了这一段的。
第二节 神农
神农事迹的确切依据不及伏羲那么一目了然，因为好几部文献有类似记载。暂时放下表中第一段，看三、四、五、六诸段，发现在《外纪》、《通志》、《路史》、《续编》及御批本中，惟有《续编》和御批本每次都出现（在神农部分，御批本在《续编》之外没什么发挥），如果据此还不足以断定是以《续编》或御批《前编》为参照，那么还可以在这些相似的叙述中寻找一些细节来加强判断。首先，神农尝百草写《方书》一节，杜赫德在最后有“被奉为医药之宗和医药之王”一句，中文文献惟有《续编》缀了一句“而医道立矣”，由神农兴医道而引申其为医宗药王也还讲得通。其次，神农之法与立市场一节，杜赫德所表达的“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外纪》中没有，《路史》虽然有，但《路史》关于法与市的叙述在行文中相隔遥远，而且太详细，耶稣会士的叙述不像是通过对《路史》的节略而得到。第三，关于夙沙之乱，杜赫德说“无一人不愿服从神农温和公正的统治”，《外纪》的“莫不听从”显然不及《续编》的“莫不从其化也”更接近杜赫德的意思，《路史》叙述夙沙叛乱的言辞也大同小异，但重大区别是将此叛乱归于帝魁之时，因此不能列入。第四，神农之死，杜赫德说“死在茶乡”，《路史》虽说“崩，葬长沙茶乡”，但对崩于何处不言，因此还是《续编》和御批本“崩于长沙之茶乡”更贴切。
但耶稣会士在神农这部分虽以御批《前编》为主要依据，却似乎还参考了其他文献。比如第一段谈到人口多而食物不够，《续编》和《外纪》都没有这点，而且都在谈过尝百草之后才说因此得名神农。《通志》在艺五谷之后就提“神农”之号，却又没有说人口增多。《大纪》虽言生齿日繁，但整段叙述与杜赫德并不相近。事实上只有《白虎通》与杜赫德最相符，《白虎通》耶稣会士自然不大可能看，但《古今图书集成》成于雍正四年，就时间而言《中华帝国全志》还是可以借鉴，然而实际可行性有多大却不能说。既然关于神农的其他内容都依据御批《前编》，这一部分按理也该参照，或许是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一些来自其他渠道的内容，可以是文献，也可以是某位士人的解释。
又如关于神农教人用海水煮盐，显然搞错了，因为凡谈到煮盐的都说夙沙氏首先煮海为盐，如《世本》、《唐韵》、《皇王大纪》、《路史》，《世本》是汉以前的文献，后来的文献大略也都是依据它。但尽管出现讹误，仍可由此判断耶稣会士参阅了《续编》和御批本以外的文献，因为这两部作品都未提到夙沙煮盐。
第三节 黄帝
杜赫德书中有关黄帝的内容大体仍以御批《前编》为主要参考，但在某些地方与此书表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在另一些地方则显然是参考了其他书。为了说明杜赫德与御批《前编》的关系，我们将表中内容分为如下几类综述：御批本独有，御批本最切近，不易区分，御批本没有。
A。御批本独有。（1）指南车构造。杜赫德所介绍的指南车，其关键点是车上有一只类似罗盘的盘子，但中国大多文献（包括历朝正史）介绍指南车时偏重车的构造，并说指示方位的功能是由车上所刻木仙人完成的，对于木仙人的工作原理却鲜有涉及，只有御批本附带提到“或曰，车上用子午盘针以定四方”，这恐怕就成为杜赫德上述说法的依据。但杜赫德对这只盘子的具体描述，如刻有鼠和马，来源尚不明，也许是耶稣会士根据当时见到的罗盘而比附。（2）容成造盖天与调历。此事虽非御批本专利，但杜赫德提到天体仪用来代表天体运行轨道，而只有《续编》及御批本说“作盖天以象周天之形”，且御批本“音释”解释盖天为天体仪。但此处略有疑问的是，杜赫德称容成发现北极星和北斗星（环绕北极星的诸星大概就是指北斗星），然而只有《皇王大纪》中提到北斗星，会不会是耶稣会士将“以斗杓建寅”一句理解为首度发现北斗星呢？（3）隶首定数。杜赫德在此说隶首发明一种计算方法，只有御批本确切地将“数”释为“九章算法”，其他地方并无解释。（4）冕的形制。冕后仰前俯及其长宽之数，仅见御批本“音释”。（5）制作管乐器。尽管中国文献中的“鼓吹”指“鼓吹之乐”，非指乐器，但既有管乐，就有相应乐器，长笛、横笛、风琴之属，想是根据当代的乐器而写，这点引申倒不过分。重要的是，惟有御批本解释鼓吹为管熏之乐，对外国人来说，解释是相当重要的，否则他们怎么知道鼓吹、铙、角、灵鞞、神钲到底是什么。正是因为御批本将“角”释为吹器，耶稣会士才会认为这就是号。至于龙鸣之角、雷霆之鼓，显然为御批本特有。（6）作舟楫。其他文献只谈到舟车，惟《续编》和御批本同时谈到楫。
B。御批本最切近。（1）第一段关于榆罔暴虐至黄帝即位的总述，尽管《外纪》和《路史》也都有介绍，但将这段话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看出是对《续编》或御批本的翻译，《外纪》与《路史》都没有这样紧凑的叙述，有关事件的顺序也不尽相同。（2）作指南车。在这段话里，蚩尤的贪厌与黄帝征伐之并造指南车是作为整体出现的，符合这种叙述的只有《续编》和御批本，《外纪》没有描述蚩尤贪厌的表现。《路史》有生动描述，但在《路史》中，蚩尤为害与黄帝征伐并不是连为一体叙述，而且两者的顺序正好相反。另外，杜赫德提到指南车有4个方位点，《路史》对指南车的具体情况没有任何介绍。（3）隶首定度。其他文献若谈到隶首作数，或不加解释，如《外纪》、《续编》；或只说律、度、量、衡生于律，如《路史》。《大纪》算明确一些，但也仅止于说“（黄钟）长九寸，实秬黍其中，容秬黍一千二十五，是故度起于黄钟之长”，与御批本的“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相比，谁与杜赫德相似十分明白。（4）嫘祖养蚕。除《续编》和御批本外，还有《路史》谈到此事，其原话是：“命西陵氏劝蚕稼月，大火而浴种，夫人副祎而躬桑，乃献茧丝，遂称织维之功，因之广织以给郊庙之服”，虽然也包含了养蚕、纺丝、制衣这几件事，但杜赫德那种直截了当的说法只有与《续编》和御批本才匹配。（5）丈量全国，定管理区划。需要注意的是，杜赫德在这段内容里搀杂了后世的制度，即井田制，我们必须暂时忽略这点来讨论。关于井、邻、朋、里、邑、都、师、州的划分，很多文献都是沿袭《外纪》，因此表达上也十分接近。但杜赫德所说“建为城镇”，《外纪》没有，而《续编》及御批本独有“匠营国邑”，与“建为城镇”倒有几分相似。至于杜赫德说1步=5尺，怀疑也是挪用了后世标准，也许就是他所处的时代，因为所见只有《大纪》提到步与亩的量，但也与杜赫德不同，而《大纪》中的管理区划自成一家，与杜赫德相差更远。至于杜赫德说“三井为Ho ki”，按理应该是三井为朋，“Ho ki”不知是不是“伙计”的对译，“伙计”与“朋”意义还算接近，这里想必是一处错误，但这错误的确有些奇怪。（6）死于荆山之阳。大多文献只谈黄帝葬于桥山。除《续编》和御批本外，还有《路史》说黄帝死于荆山之阳：“采首山之铜，铸三鼎于荆山之阳……鼎成死焉”。不过《路史》的叙述太繁复些，杜赫德简明扼要的一句“死于荆山之侧”更像是继承《续编》和御批本“崩于荆山之阳”的明了。（7）对黄帝的赞誉。御批本其实也参考了《大纪》，但《大纪》的叙述终不如御批本贴切，“道”这个字，耶稣会士通常用“Law”来表示。
C。不易区分。（1）黄帝的特异禀赋。《五帝本纪》中的描写成为后世的共同参照。（2）平定国家大事等等。关于征伐天下和国家疆域，各文献都有类似描述，但“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仅见于《通志》、《续编》和御批本，而且只有它们对这些事有如此紧凑的叙述。《通志》所说“制法度，正名百物”比较像是杜赫德“致力于为人民造福，提供他所能想到的各种便利”所想表达的意思，当然杜赫德这句话很可能并无确切来源，而是编译者针对后文黄帝所有的贡献所总结的起首语。（3）立六相。《续编》和御批本本来就引用《外纪》。（4）大挠制甲子。《外纪》同《续编》、御批本的叙述很相似，区别只是《外纪》没有完全列出所有干支，而只以“甲乙”和“子丑”来代称。但若以此来断定杜赫德一定依据《续编》或御批本则比较勉强，因为干支系统对在华耶稣会士已算常识性知识，文中加了一些《外纪》和《续编》都没提的内容，如干支组合60年不重复，就说明这一点。（5）伶伦造律。这部分内容《外纪》、《大纪》、《路史》、《续编》和御批本都有类似介绍，而《外纪》与《续编》及御批本最接近，可以说《续编》又是本于《外纪》。（6）荣猨铸钟。《路史》和《续编》及御批本有类似叙述，只是《路史》的描述长一些。但这里耶稣会士的理解发生偏差，十二月筒并非代表12月，而是代表12律，铸钟的目的仍是定音，而不关历法。（7）广宫室，建合宫。《路史》、《续编》和御批本相似。（8）制货币。《路史》、《续编》及御批本相似，杜赫德所称的“规则”可以说是指三部文献都有的“轻重之法”，但考虑他说“财富迅速增长”，如果不是想象增饰之语，倒比较符合《路史》所说“致五法而布之天下，故财用自是作”。（9）医学贡献。《路史》除了多几句话，与《续编》和御批本没什么差别，《续编》也许是参考《路史》。（10）以师兵为营。《外纪》、《续编》和御批本完全一样。
D。御批本没有。（1）苍颉书史。《续编》和御批本都未提到苍颉，提到苍颉为史官的有《外纪》、《通志》和《大纪》，其中《大纪》明确史官职责“左史记言，右史记动”，与杜赫德可能较接近。（2）制杵臼等等。在若干编年史中，只有《大纪》谈到黄帝作杵臼、釜灶、甑，也即杜赫德所说的脱粒器、炉灶和水壶，且《大纪》所说粥与饭、烹与庖，也是杜赫德“以不同方法调制的米”一句所指。当然，这些内容抛开《大纪》还可从如下来源获得：《太平御览·器物部》引《古史考》：黄帝始作甑；又引《世本》：雍父[宋衷注：黄帝名也]作舂杵臼。《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引《汲冢周书》：黄帝始蒸谷为饭。黄帝始烹谷为粥。但是，我们一贯认为耶稣会士不会费这么大劲从各处搜集这几个字。而且耶稣会士关心的是黄帝的事迹，会去寻找对黄帝的集中描述，却不会突然想知道杵臼是谁制造、粥饭是谁发明，然后去寻找答案。鉴于此，这段内容的来源看来非《大纪》莫属。（3）制棺椁。此事仅《大纪》和《路史》提到。此外，A类内容中曾提到容成发现北斗星的内容恐怕也与《大纪》有关。这样，我们看到《续编》和御批本没有提的三部分内容，《大纪》中却都有，其中（2）为《大纪》独有，（1）（3）两部分虽有文献与《大纪》共有，但这些文献或提到（1），或提到（3），没有同时符合的。综合来看，这三部分都来自《大纪》的可能性最大。通过对D类内容的分析，可知黄帝事迹除主要参考御批本之外，还依据了其他资料。那么再回头看C类不易区分来源的10点内容，这些内容《续编》和御批本都具备，且它们的叙述或与《外纪》类似，或与《路史》类似，个别处与《通志》和《大纪》类似，近似程度还很高，如果孤立看这些内容，的确不能断定耶稣会士到底参考了御批本还是其他。但我们应把它们与前文提出的一定参考御批本和一定参考《大纪》的内容结合起来考虑。首先，在C类10点中，《大纪》只出现在伶伦造律一处，既然已经得出《大纪》也是耶稣会士的参考，那么在此的确难断到底是依据御批本还是《大纪》。然而除此之外的其他9点内容仍然可以断为依据御批本，因为既然一部御批《前编》已经包含A、B、C三类内容，耶稣会士应该不会舍简求繁，去综合多部书的内容。尤其是同样为多书共有的B类内容已经参考了御批本，那没有理由对C类内容又舍御批本而求其他。至于这部分内容《续编》为何与《外纪》等书如此类似，非常容易理解，《续编》是后成之书，祖述前人内容乃至词句都正常不过，何况《外纪》、《通志》、《路史》也都颇有影响。总之，可以说《中华帝国全志》中关于黄帝的事迹以御批《前编》为主要参考，同时采用了《皇王大纪》中部分内容。
但杜赫德的介绍中还有部分内容与诸编年史都不吻合，分析起来，或者是混淆事件和理解不清，或者是将后世人们熟悉的内容挪入黄帝时代，这些属于错误，并不影响上面对资料来源的判断结果。这些错误在上表中用加方括号的数字表示，以下依次来看：
[1]即位时年仅12岁。诸书惟有《路史》明确提到黄帝即位时的年纪，但所言是“37岁”，与杜赫德相去甚远。耶稣会士大概是根据黄帝在位时间和年寿计算出来，大多史书说黄帝在位100年，年寿则有110岁和111岁两种说法，《续编》和御批本就采111岁说，如此，则可推出黄帝即位时年12岁。但在位百年、卒年110/111岁之说原出《帝王世纪》，而《帝王世纪》先说黄帝“受国于有熊”，在位百年似乎是指从为有熊国君开始。《今本竹书》则更明确黄帝元年是自为有熊国君算起，“元年，帝即位居有熊”。为有熊国君是在蚩尤产乱、榆罔被废之前，杜赫德所说的即位则是在这两事以后即天子位，所以，此处是耶稣会士理解不清而发生的一处混淆。
[2]黄帝与蚩尤三战。各文献都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与蚩尤之战，则都只说战于涿鹿之野。如果说因为蚩尤僭号炎帝，故阪泉之战也可认为是与蚩尤战，这能否成立呢？事实上，由于各文献中阪泉三战与涿鹿之战都同时提到，所以此炎帝应该不是指蚩尤，所以耶稣会士又发生混淆。
[3]耶稣会士将黄帝披山通道认为是利于贸易之举，这大概是基于写书时之欧洲经验的附会，中国帝王修大道从来首先着眼于军事国防需要，便利贸易不过是附带产生的实际效果。
[4]耶稣会士从隶首定数引申出隶首发明算盘，“数”被康熙释为算数，因此认为隶首发明了计算方法不算歪曲，但以此算法为珠算法，恐怕就是将后世常见之物摊派于古人。当然，康熙将算数又引申为“九章算法”，这本身也是附会。
[5]荣猨铸钟代表12月，这在上文C类内容第（6）点已经说明是误解。
[6]黄帝袍服的颜色是玄衣黄裳，以像天地，杜赫德说是蓝色与黄色，也许是耶稣会士无法理解玄色如何能象征天色而擅自改为蓝色吧。
[7]黄帝在河上修桥，出处不明，即使《古今图书集成》也没提供有关该信息的线索。
[8]黄帝广宫室、建合宫，以师兵为营，所说三事都正确，但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将“迁徙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理解为黄帝的生活常态，这就成了一种文学加工，因为史书中谈到此事是在立国之初征伐天下时，是一种战争中的临时生活。
[9]井田制，在B类第（5）点已经谈到。黄帝所设井与春秋的井田制并非一回事，八家土地中间的确有一口井供八家使用，而不是王田，这又是将后世制度移入前代。同时杜赫德在这里谈到的步的长度量、亩的面积量，恐怕也是依据明清时的度量。
[10]黄帝葬于山东省。各史书载，黄帝葬于桥山。御批本“音释”称：“按《一统志》，桥山在延安府中部”，则桥山在陕西。《路史》则称桥山为上郡阳周之桥山，当在涿鹿一带，又按《清史稿·地理志一》以涿鹿山和桥山同在宣化府保安州一带，照此则桥山在清代的直隶。《清史稿·地理志七》又记山西平阳府也有桥山。无论陕西、直隶还是山西，总之不会是山东，大概是传写错误。
第四节 少昊、颛顼、帝喾和挚
从少昊到帝挚的4位帝王，几乎不能肯定耶稣会士究竟祖述何书，因为杜赫德提到的事件中，绝大多数都有两部甚至更多作品有很类似的叙述，同时代的书没什么分歧，后出的书对前人论述继承多而发挥少。面对这么大的相似性，我们试着采取一个可行的分析之法。首先来看有哪些内容为某部书独有，或与某部书的叙述最贴近，这样的内容不多，但还是能筛选出几项。
（1）少昊即位时有凤凰至，中国人说凤凰遇明君才出现。少昊即位有凤凰之瑞，论者颇多，《今本竹书》、《路史》、《续编》和御批本也都有，但“王者德盛则至”却是御批本独有之辞。
（2）少昊有五子，其中四位有特殊品德。《大纪》与《通志》只提到重、该、修、熙四子，应该先被排除。《路史》提到六子，《续编》及御批本提到七子，按理也不符。但注意到《续编》和御批本比《路史》多出一个不才子穷奇，且穷奇是与重、该、修、熙连着提到，那么耶稣会士所指的五子可能是重、该、修、熙与穷奇，《续编》及御批本中的另两子倍伐与般或因出现的位置与另五子稍有距离而被遗漏或忽略。般制弓矢，也算有特殊才能，如果第五子是指般，不该只说四人有殊德，而倍伐与般在《路史》与《续编》中都是作为一体提到的，如果有其一，不应不及其二。相反，如果与重、该、修、熙并提的这第五子是穷奇，那么耶稣会士强调其中四人有殊德也就有道理，因为穷奇是“不才子”。这样看来，耶稣会士应该是依御批本而述，只是不够准确。
（3）颛顼制意图直观的天体仪并计算一些天体运动。只有《大纪》提到颛顼制浑仪象天之运行，并验天之盈升虚降。当然，其他还有一些文献提到颛顼制浑仪，如《太平御览·天部二》引《刘氏历正问》：“说云颛顼造浑仪，黄帝为盖天，皆以天象盖也”。《隋书·天文上》：“晋侍中刘智云：‘颛顼造浑仪，黄帝为盖天。’然此二器，皆古之所制，但传说义者，失其用耳。昔者圣王正历明时，作圆盖以图列宿。……盖图已定，仰观虽明，而未可正昏明，分昼夜，故作浑仪，以象天体”。但显然，《太平御览》所言泛泛，《隋书》虽然比较详细，但从“二十四史”中查找这样一条信息，对当时的耶稣会士来说不啻大海捞针，实际上不可行。
（4）颛顼之死、子孙、帝喾之立。除《续编》及御批本外，还有《路史》同时提到颛顼葬濮阳，有多子（9人），及各子的繁衍情况。但是，《路史》不以帝喾为少昊之后，他认为帝喾之祖是少昊的兄弟，并说颛顼死后其长子先立，因不久而崩，方由帝喾继立，这种不同于主流的意见在耶稣会士的叙述中反映不出，所以此处还应参照御批本为是。
（5）帝喾诸妃与诸子。耶稣会士说帝喾开一夫多妻制先河，其实从黄帝起就这样，但耶稣会士为何要从帝喾算起呢？笔者推测他们在一种主观动机的作用下，有意利用了某部文献中关于帝喾之妃的叙述方式。杜赫德叙述中使用的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妃子这样的表达，而中国文献对三代以前帝妃的通常表达是元妃和次妃，除元妃外其她都是次妃，不列班序，惟有《续编》和御批本对帝喾之妃使用了元妃、次妃、三妃、四妃的表达，与杜赫德完全吻合。而且可以设想，正因为在这里明确出现了序数词，才使耶稣会士有理由故意忽略其他帝王，只将帝喾作为一夫多妻的始作俑者。在这个问题上玩文字游戏对耶稣会士并非无聊之举，比如艾儒略在《口铎日抄》中为证明舜没有奉行多妻制，硬将《尚书·尧典》中“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的“二女”解作“第二女”。
（6）少昊改革谷物度量法。严格说来，这一点在哪里都不见。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各文献都提到的五雉正度量，一种是《路史》中除五雉正度量之外另有“民事既正，乃法度量”一句，这两句话都可能被耶稣会士单独提出并引申。如果是后一种可能，则《路史》将成为此处的唯一依据。
在以上6点中，第（6）点存疑，第（3）点为《大纪》独有，第（1）、（2）、（4）、（5）点则最可能依据御批《前编》，这与前文分析黄帝时得出的以御批本为主要参考，并辅以《皇王大纪》是相符的。现在再来看那些多书共有且难分彼此的内容。
（1）少昊的官员及其职责，见《大纪》、《通志》、《路史》、《续编》及御批本。
（2）少昊得名来由，见《外纪》、《大纪》、《路史》、《续编》及御批本。
（3）少昊立建鼓、制浮磐，作《大渊》，见《路史》、《续编》及御批本。
（4）少昊长寿，见《路史》、《续编》及御批本。
（5）颛顼有才而即位，见《通志》、《大纪》、《路史》、《续编》及御批本。
（6）颛顼用少昊四子，见《路史》、《续编》及御批本。
（7）颛顼绝地天通，见《外纪》、《通志》、《路史》、《续编》及御批本。
（8）颛顼作历，五星聚合等，见《外纪》、《通志》、《路史》、《续编》及御批本。
（9）对帝喾的赞颂，见《五帝本纪》、《通志》、《续编》及御批本，《大纪》与这几书相比独缺“修身而天下服”一句，杜赫德却偏提到“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大纪》被排除。
（10）颛顼之乐器与乐，见《外纪》、《通志》、《路史》。所谓“歌颂天空、大地和四季美丽的音乐”，大概是指《六英》，因为《礼记正义·乐记》关于古帝王之乐的“正义”条称：“曰《六英》者，宋均注云：‘为六合之英华’”，《汉书·礼乐志》注释：“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时人之始。华始，万物英华之始也。以为乐名，如《六英》也’”。《路史》独书为《五英》。
（11）帝挚之政，见《通志》、《续编》及御批本。其他文献提到尧代挚的另一种解释——挚崩而尧立，如《大纪》：“挚袭位，未久而殂”。《外纪》和《通志》都同时提到两种说法，但《外纪》似乎倾向于采用挚崩的说法，《通志》则倾向于挚被废的说法。《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则说挚“政软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致禅”以上11点，惟有第（10）点中《续编》和御批本与杜赫德的叙述无法相合，我们暂时放下，来看其余10点中各文献的出现次数。《续编》及御批本在这10点内容里都占有一席之地，出现频率最高。根据前文一再使用的“从易”这一常规原则，有理由认为耶稣会士在这些地方也都取用了综合性较强的御批本。但是否参考过其他几部书，却不能轻下断语，至少从第（10）点内容看，还参考过《外纪》、《通志》和《路史》中的一部。
与介绍黄帝时类似，杜赫德在这部分也出现了一些因各种原因造成的不准确叙述，同样用方括号中的数字标出。[1]少昊以袍服上绘不同鸟来区分官员品秩，这是将后世的文武官员服饰附会于少昊，少昊的“以鸟纪官”是用鸟的名字来命名一种官职。[2]少昊改革谷物度量法，这一点恐怕有引申成分，不十分准确，上文已经分析过。[3]颛顼考验过颛顼四子后给他们更高的职位，此说比较含糊，没有哪部文献提到四位王子在勾芒、蓐收、玄冥之外还任更高官职，也许杜赫德是指世袭之说而言。[4]颛顼时的五星聚合，所有文献都说发生于营室，杜赫德则说发生于Che星，若按音译，只有“舍”接近，但“舍”是泛指星次，指某星之所在，史书中谈五星聚合常有“从而聚于一舍”或“从x星而聚于一舍”之语，因此可能是误将“舍”当作一个具体的星宿。[5]挚嗣立的原因是帝喾的器重。多数文献并未提到挚嗣立的原因，《路史》解释说乃因挚为长子，耶稣会士在这里大概是发挥想象了。以上5点，虽然能判断杜赫德叙述错误，但由于所涉及的事件普遍出现于各种文献，所以无法藉此进一步确定其参考资料。
此外，杜赫德还提到一些来自后世的补充内容，如中国人描述凤凰的样子像只毛色缤纷的鹰，诸侯的任命与职责，一位中国天文学家说颛顼时的五星聚合并非真正的五星聚合，雍正时一次四星聚合被有意当成五星聚合，中国官员的鸟兽服饰与意义。五星聚合在后面还会提到。
归纳对伏羲至帝挚7位帝王的分析，我们发现耶稣会士的参考文献在逐渐复杂，伏羲、神农时代完全依照御批《前编》；但从黄帝开始，就在个别地方引入其他文献，可以断定的有《皇王大纪》；在颛顼这里，则在御批《前编》之外又须加入《外纪》、《通志》或《路史》中的一部；到帝喾也出现了御批《前编》和《皇王大纪》之外的文献。不过，以御批《前编》为基本参照，这一点贯穿自伏羲到帝挚的叙述，而这也同我们已知道的，杜赫德曾吸收巴多明所译御批《前编》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