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 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回头看看1995 年大陆的经济形势，对于思考1996 年的经济形势，不无裨益。1995 年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2%（计划为8%～9%），粮食产量约4 660 亿公斤，增加200多亿公斤，进出口总额2800 亿美元，增长18.6%，北京直接投资380亿美元，城市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银行储蓄存款余额增加8 100 亿元，将近3 万亿元，社会零售价格上升14.8%（计划15%）。应该说，整个经济的形势是相当不错的，多项指标符合或接近计划的规定。
但是，经济生活是复杂的，充满着矛盾，特别是各个方面的利益不同，必定会对当前大陆的经济形势存有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依笔者了解，不同的看法可概括为以下几种：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看法不同。中央政府从宏观的或者说总体的角度，自1993 年7 月实施紧缩政策以来，把经济工作的着重点放在平抑通货膨胀，降低价格上涨幅度上。为此，着力于压缩和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银行贷款和货币发行、社会集团购买力，紧缩财政开支，这是为了紧缩需求，抑制需求拉动价格上涨。中央政府这样做，是因为，从1993 年以来，价格形势甚猛，不平抑将会造成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加剧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产生社会效益，1994 年中央政府原定使社会零售价格降至10%左右，不仅未实现，反而上升至21.7%，来实现对公众的许诺。因此，1995 年、1996 年集中一切努力，运用一切手段压抑通货膨胀，当1995 年社会零售价格上涨幅度降至14.8%，实现了计划投标（15%）时，中央政府是宽慰的。地方政府虽然也关心价格的上涨，但它们更关心本地方经济的增长，因为，如果经济增长过慢，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就不好解决，特别是就业、改善基础设施等问题很难解决，地方财政会遇到巨大困难。须知，全国大约有一半左右的县级财政有赤字，不少地方对公务人员、学校教师等等不能按时发工资。因此，地方政府不希望紧缩，更不愿长期紧缩，无论是东部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内陆地区，都感到日子不好过，希望改变紧缩政策，或者至少对本地区应该放松。
（2）中央政府与企业的看法不同。中央政府的看法正如上述。在中央政府看来，价格上涨仍居高位，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上不能放松，甚至提出整个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1996～2000 年）都要实行适度从紧的政策。可是，许多企业已经承受不了，已经二年半以上的紧缩了。企业普通叫苦：资金太紧张、市场状况不好，8000 多亿元的“三角债”更使原本短缺的资金更加短缺。国有企业最为困难，已经有4 成以上亏损，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比1994 年增加，大多数企业的利润率下降，企业的经营状况恶化。已经有相当一批企业处于开工不足或者停产状态，职工不能按期领到工资，现在无法领到足额工资，医疗费无法报销，失业率上升。各地不断有职工因生活困难而请愿、上访、静坐。紧缩的时间越长，企业的困难会越大。
（3）银行与各工业部门的看法不同。实行紧缩政策，银行任务艰巨，必须把住货币投放和贷款的闸门，政府下了死命令：哪个银行突破贷款规模，行长要承担责任！因此，对银行来说，控制货币发行和贷款数额的计划投标完成得越好，成绩越大。1995 年净投放现金600 亿元，比1994 年少投放820 多亿元，国家银行各项存款增加9375.8 亿元，增长31.8%，贷款增加9340 亿元，其中国家银行增加贷款6387 亿元，控制在计划投标（6400 亿元）以内。可是各工业部门则普遍认为资金太紧，许多地方的银行出现存差（即存款大于贷款），包括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以往是贷差（贷款大于存款）也变成为存差。各工业部门认为，虽然银行新投放了现金，贷款总额也有增加，但是，如果考虑到经济的规模扩大了，经济的市场化在发展，价格迅速上涨，货币流通速度减慢，三角债滞缓了资金的周转，市场状况不佳引起企业产成品库存增加等等，多投放的现金和贷款已经被抵消了。而银行则认为，企业叫喊资金不足，不是资金少了，而是企业把活动资金贷款挪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企业经营不好，生产了许多没有销路的产品，占用了资金，企业的亏损也“吃”掉了一部分资金。
（4）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看法不同。农产品供给不足，是近两三年食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食品价格上涨在全部社会零售价格上涨中约占6 成左右。为了鼓励农民增加农产品生产，政府不得不一再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粮食收购价1994 年提高46.6%，1995 年进一步提高），但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又引起其零售价的上涨，为此政府又必须平抑食品价格的上涨，以压低整体价格的涨幅。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当然高兴，但食品和其他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的零售价上涨，城市居民则有抱怨。而农民在高兴农产品价提高的同时，又抱怨农业生产资料（化肥、农药等）价格大幅上涨。这里又遇到了工业与农业的利益的矛盾。
还有其他方面的不同看法，这里不述。上述各方面的看法不同，反映了在实行紧缩中各方面的利益得失不同、立场不同。这是在实行紧缩中政府所遇到的各种两难选择。如何处理好这种两难选择，是政府很费思考的。政府在紧缩中处理好两难选择，是一种艺术，需要找到这种两难选择的最佳结合点，掌握好紧缩的力度，并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
1996 年2 月7 日于北京飞往深圳的途中
本文应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之约而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