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同时代的作家朋友，一次在谈及我们的生活道路时，曾满怀深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以鲁迅为旗手的五四新文化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我们都是鲁迅麾下的一个兵。他这话十分中肯，他这话正道出了我的心声。
怎能不是这样呢？在我的心目中，也不止在我一个人的心目中，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巨人，一位是毛泽东，一位就是鲁迅。我的革命生涯和文学艺术生涯，正是在这两位巨人的伟大思想引导下，一步一步过来的；我的生命里，有由他们的思想转化而来的光和热。
虽然由于我生长在中国北方的偏乡僻壤，新文化的劲风透过那封闭的深沟高垒，吹进我们那小乡镇的高等小学的校园时，鲁迅先生已经与世长辞，但由于那时，我正处在人生道路的转折关头，因而，伟大鲁迅的思想文化遗产，便成为浇铸我的人生观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源泉。
那时节，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城镇里，为革命文化的春风打开窗户的，是一位新来乍到的年轻校长谢子钦先生。从他授课的课堂上，我头一次听到鲁迅这个光辉的名字，我头一次领到一份油印的鲁迅的文章《一点比喻》。这是谢先生选来给我们作为课文来讲授的。他用激昂而雄辩的调子向我们传播鲁迅的思想，他教我们牢记鲁迅先生对青年的关怀和教导：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要做一只温顺浑噩的胡羊，而要时刻警惕和识别那些脖子上挂着知识阶级徽章的小铃铎的两条腿山羊把你领进屠宰场。他教我们要像鲁迅先生教导的那样，脱出牧豕奴所造的猪圈，奔突于莽林荒野之中，长上短剑般的坚实而锐利的牙齿，用以对付那些正在围猎我们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官僚买办地主军阀以及一切汉奸走狗。他教我们要像鲁迅先生教导的那样，在豪猪们统治的世界里，也要长满一身尖利的刺，用以对付那些浑身带刺的豪猪们，免得那些像豪猪似的绅士老爷们为了取暖而毫无顾忌地从四面八方向你挤，将你任意刺伤。
在我们那像死水一潭的小乡镇，鲁迅先生的思想像一块巨石似的掀起千重浪。在我们那温顺而麻木的心灵里，鲁迅先生的话，像一只振聋发聩的巨钟，激起了千回百转的响应。
那时节，我们的祖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动地而来，华北大地正在日寇的轧轧的坦克履带下震荡，一个“亡国的胡羊”的命运正在等待着我们。那时节，黑暗的中国，劳苦大众也久在地主、买办、官僚、军阀的压榨下，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
鲁迅先生的话，给我们以莫大的教益。我们逐渐觉醒了，我们鄙弃了那些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先生们，我们看穿了那些满脸伪善、满身刺的绅士们。我们不安顺了，用短剑般坚实锐利的牙齿武装自己，用利箭般的尖刺武装自己了。我们走出家庭，冲出校园，奔突于莽林荒野，追随着中国共产党，革命造反了。
我就是这样走上革命的征途，开始了自己真正的人生。我投身革命行列，自然首先是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对我的影响和召引，但鲁迅先生的著作对我思想上的启迪，其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可以说，我的每一步都有着鲁迅先生的影响。就说为革命工作吧，在参加革命后，我选择了做文艺工作，绝不是为了消遣，也绝不是为了表现自我，而是为了革命斗争。这也是从鲁迅先生那儿得到的教诲。
就一般情况而言，像文学艺术这样一种广阔的社会现象，是绝不应该笼统地把它规定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的；但对于一个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职业的党员文艺工作者来说，我却是从来都把我的工作视为党的工作的一部分的。我认为我做文艺工作就是在为党工作，是党的革命事业的分工。
还是谢子钦先生，他在给我们讲授鲁迅先生的文章时，先向我们介绍了鲁迅先生早年走上文学工作的经历。他说，鲁迅先生留学日本，原是学医的，后来在幻灯片上看到日本军人在砍一个中国人的头，而有许多中国人却围在那儿看热闹，这件事对鲁迅先生震动很大。他想到，医疗人们的心灵比医疗人们的躯体更重要。于是他放弃了医学而从事文学，从事疗救人们思想和精神的工作。关于鲁迅先生在《呐喊》序言中所讲述的这个故事，现今是人人皆知的故事了，可是在我们那时候，在那个罐头盒式的长期封闭着的小乡镇，对于我们那班十几岁的少年来说，它该是多么新奇。用现今人们的话说，我们从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故事中，初步懂得了文学的重要作用，懂得了文学有着如此伟大的社会效果。对于爱好幻想的少年们来说，不管将来会去从事什么职业，在当时，那种也想自己长大成人之后，同样去从事疗救人们心灵的文学工作的幻想，便很自然地在我幼小的心田里萌生，这对我后来从事文学工作，起了播种作用。往后，经历多了，读书也多了，作为革命文学师表的鲁迅先生的风骨，鲁迅先生的教诲，也就更加深入地刻印在我的心里，而鲁迅先生有关文学为革命所利用、文学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的论述，则一直是我所遵循的信条。
他说：“文学是战斗的！”
他说：“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
他说：“美国的辛克莱说：‘一切文艺是宣传’。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做宝贝，用大字印出过；而严肃的批评家又说他是‘浅薄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也浅薄――相信辛克莱的话。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
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看待文学和革命的关系，看待革命文学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它自然具有娱乐于人的属性，或者换用现代人的高雅的说法，有着给人以“美的享受”的属性，但鲁迅先生却并不以为自己是在做娱乐人的工作，是在从事给人以“美的享受”的工作，而是在疗救社会，而是在战斗，而是在宣传；虽然，革命的文学，如果不能给人以娱乐，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不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满足，它就不能达到疗救社会、宣传革命、鼓舞战斗的目的。鲁迅先生又曾经说过：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之所以在其他宣传工作之外还需要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这就是说革命文艺首先须得是文艺，须得是艺术品。作品所达到的艺术水准，由于作者的艺术修养、实践经验，可能有高有低，但必须严肃认真地作为艺术品去创造，而且应当在艺术上精益求精。正是在这个前提下，鲁迅先生说：“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鲁迅先生也正是放弃了救治人的躯体的工具――手术刀，而把文学作为工具的一种，转而从事疗救人的精神的事业。
我深信鲁迅先生是对的。他的意见符合革命文学的实际，符合文学艺术的历史实际，也是符合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的。多年来，特别是建国以后，这个原理一直指导着我的小说创作。虽然，在我看来，能给工农兵及广大革命人民以娱乐，以“美的享受”，乃是一种十分崇高的事业，但我并不认为我从事文艺工作仅仅是为了娱乐于人。我在写作时，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那种给读者以娱乐，以“美的享受”的艺术效果，但我明确地意识到我是通过反映现实的人物和生活，来宣传革命，宣传共产主义，宣传新的社会和新的生活理想的。只不过，在进行这种宣传（或者可以叫做意识形态、思想情绪的渗透）时，我牢牢记住恩格斯那句有名的话：“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于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我把自己对生活的见解隐蔽起来，化为人物及其生活故事的血肉，通过人物、场面和情节，像实际生活本来的那个样，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努力做到鲁迅先生所教导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的脉搏、思想和热情。”
对于文艺的社会作用，人们往往这么说：“在娱乐中受到教育”，或者“在艺术享受中得到启迪”。这都是不错的。但革命文艺还有另一条经验，这就是：对于战斗着的革命者来说，充满战斗生活和革命激情的作品，往往最能够给予他们以丰盛的艺术享受和精神满足。
作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者，鲁迅先生为我们建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学形象，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典型性格。我们的文化，至今还没有创造出第二个像阿Q一样高超和不朽的典型人物。跟同时代所有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文学工作者一样，在塑造典型性格问题上，我也是受鲁迅先生影响很深的一个。虽然，迄今为止，在这方面，我不幸了无成就，但从事文学创作以来，我在这方面的学习却一直未曾松懈过。首先，我明确地认识到，文学要为革命所用，对于小说、戏剧、电影来说，是必须通过活生生的典型创造才能实现的。我体会到，只要你在创作活动的全过程中，自始至终，从现实生活出发，在浓厚的生活气息中，把塑造各种活脱脱的现实生活中确已存在的典型人物放在你的艺术构思和艺术描写的中心，你就不必担心什么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干扰。你完全可以做到让读者把你的作品当做娱乐的工具，在娱乐中，在“艺术享受”中，接受你的思想、感情、意识的感染、渗透、潜移默化，受你的宣传、鼓动而不察觉。
党一再号召我们的文学，描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要求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反映和塑造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社会主义新人。这是时代赋予我们文学的不可辞卸的光荣责任，它也是鲁迅先生开拓的我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在新的天地、新的历史时代和新的社会生活条件下的必然发展。
鲁迅先生生前曾经打算过描写中国工农红军的英勇斗争，只是由于国民党从中隔断了中国革命文武两支大军，才使鲁迅先生无法实现其夙愿。但我们从鲁迅先生热心介绍苏联革命文学，从他冒着极大风险出版和推崇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等等，都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对于反映革命新生活、塑造新人物的作品，表现了多大的热忱。
我们的任务，不是为可能又出现一些不成功的新人形象而穷担忧；我们的责任是研究如何去写出成功的新人典型。革命的英雄豪杰、社会主义新人千百万，我们的文学有实际生活中那么高大的典型形象吗？在现实的革命生活中，罗盛教式的，黄继光式的，欧阳海式的，王进喜式的，罗健夫式的，雷锋、赵春娥式的以及焦裕禄式的先进人物成千上万，我们的文学塑造出几个这样的形象？我们的文学有牛虻那样的典型吗？有保尔？柯察金那样的典型吗？甚至于有像我国古典小说中关云长、武松那样的艺术形象吗？
以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爱国民主人士为代表的、在中国大地上涌现的新人，已经战斗了六十多年了；今天，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那种具有共产主义思想闪光的新人更是风起云涌，他们在创造一个新天地，他们代表着一个历史的新时代，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栋梁，他们预示并创造着人类的未来和未来的新人。这样一个时代的文学，从全局来讲，怎么能不把他们放在艺术描写的中心呢？我们的专业或业余作家，如果在自己的狭小的生活天地里没有发现这样的新人，那就应当迈开双脚，到更广阔的社会主义天地里去结识他们。
此外，由于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事业，是前人从未经历过的事业，在实践过程中，免不了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误，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也要经历一个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因而它免不了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挫折，遇到这样那样的暂时困难，这种时候，生活出现思考者式的典型，探索者式的典型以及其他各式新典型，也是很自然的，我们的文学，也应当塑造这种时代的典型。
自然，鲁迅先生毕生以极大的同情和极其深刻的笔触描写过的人民当中那些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那些被几千年私有财产制度和百余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生活扭曲了的和造就出的、有着沉重精神负担的人：自私自利的人，为个人利益斤斤计较、两两计较的人，道德败坏的人，愚昧野蛮的人，数典忘祖、崇洋媚外的人，欺压群众的人，等等，我们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理应描写他们，塑造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但我们在塑造人民中这类处于中间状态，甚至于落后状态的人物，刻画这类性格时，仍然应当站在历史的革命发展的角度，以鲁迅先生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帮助他们挣脱精神上的枷锁，同私有财产制度遗留在他们头脑中的因袭观念决裂，帮助他们接近共产主义，日积月累地建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而不可以是以欣赏的态度来塑造和赞美他们，加固他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强化他们那种“无利不起早”、为集体为社会为他人“拔一毛而不为”的思想性格。
我们不仅要刻画出各种各样生动的文学形象，还要塑造出具有高度概括意义的典型性格。所谓典型，在我看来，只有达到像孔乙己，特别是阿Q那样的艺术形象，才称得上典型。我们的文学，在典型塑造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塑造上，达到像孔乙己那样典型化水平的还不能说已经很多，而达到像阿Q那样的艺术典型的，如像前面我已说过的，至今还没有。
历来的文学，写起正面人物来，都是比较难的，成功率总是很低的；而革命文学在刻画各种各样人物形象中，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写起来，其难度自然更要大得多。但我们不应因此而退缩，也不应当靠外加的酸甜苦辣或其他什么调味品来解决问题，而是要到生活中去熟悉他们，大量地熟悉他们，而是要在艺术上不断精进，要以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那样的高标准，塑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人的艺术形象，刻画出新人的典型性格来。
我们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但我们并没有忽视，现今在我国也还有人不赞成这个传统。他们顶礼膜拜的是西方的现代派、抽象派的艺术；或者是二十、三十年代被鲁迅先生批驳得体无完肤的这个派，那个派。他们把这些东西拿来说是他们的“探索”和“创新”。在我们文艺界，搞这种东西的人不多，它也多不了，因而有那么一点也是可以的。曾以鲁迅为主将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依然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流，它必将以更矫健的步伐向着遥远的未来前进。这是由我国各族人民的现实生活和历史趋向决定了的。
鲁迅的社会思想对我的教益是多方面的，鲁迅文化思想对我的教益也是多方面的，本文中所讲到的只是一两点突出的例证而已。
鲁迅的形象在人民的心目中，也越来越高大，越来越亲切。
1982年11月6日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