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自《负暄琐话》问世以后，年过古稀的张中行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越来越多的人被他那古色古香、风味独具的文字所吸引，笔者也不例外，他的那本砖头一般厚的《流年碎影》，笔者翻了不下三遍。可随着阅读的深入，笔者对张中行其文依旧爱不释手，对张中行其人却渐渐不以为然。我对张中行其人的不以为然始自于对《流年碎影》中《天降下民》一章的细读。
在这一章中，张中行讲述了他的一位男性朋友的故事。"姓宋，名君颖，京北昌平县人。他值得提出来说，是因为天赋方面，我觉得罕见，很怪。最突出的是固执加迂阔。其下有种种不调和。总之是几乎一生，心都是飘在天上，头则不只在地上，而且不断往硬壁上碰。"他的固执和迂阔来于天，决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空口无凭，有许多可资谈助的事为证，不好过多地占篇幅，依祖传以十为满之例，由轻到重举十件。"张中行列举了十件事例来证明他的这位朋友的"固执加迂阔"，限于篇幅，笔者只能"去粗取精"选取三件，照抄如下：
"（2）已经是八十年代，他年过耳顺，一天傍晚，到燕园我的住处，一进门就郑重声明：'今天是给外甥女送复习材料，不能在这里吃晚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怕人家说，我是借送材料来找饭吃。'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教训他：'我不知道你还要糊涂到什么程度！你哪回来不吃饭？'他说：'不管您怎么骂我，反正我不能吃饭，因为是送材料。'就这样，我们吃，他在旁边坐着，人人觉得不通人情，他却自以为是。"
"（4）也是那个时期吧，郭沫若写《李白和杜甫》，说李白高，杜甫低。他不能忍，写万言书寄给郭。当然没有回音，他再写。我批评他过于迂阔，他说他学诗，杜是他的恩师，恩师被贬低，他一定要斗争到底。"
"（8）还告过一次状。记得是1956年，职工普遍评级，他一贯自视甚高，跟我说，如果不评他为某一级，他就提出抗议。我以身教之，说任何事物的定价，严格讲，权是在买主手里。所以我是即使降到最低，也必欣然接受。他不言语，表示心里不以为然。不久，评的结果公布，他没如愿，大怒，到教育局告了校长一状。"，“1”
先看（2）例，送材料就是送材料，吃饭就是吃饭，宋君颖这样做，表明他是坚守原则的人，哪怕是对这样一件小事也十分认真，这既不"可笑"，更不"可气"。而张中行不仅自己不以为然，且想当然地推测"人人觉得不通人情"，如此不"识"好歹，真乃匪夷所思。
再看（4）例，在郭沫若如日中天之际，宋君颖以一个无名之辈，敢于和其"斗争到底"，仅凭这份勇气也足以让人心生敬意。当然，从结果来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宋君颖的做法无异于以卵击石，"过于迂阔"，但从过程来看，他以万言书向权威挑战的行为却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正气歌，而张中行以一个怯懦者的身份有什么资格对此冷嘲热讽。作为熟读孔孟的当代大儒，张中行应该知道，宋君颖的做法难道不正是儒家所提倡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吗？
至于（8）例，在我看来，只能说明张中行的可悲，不能证明宋君颖的可笑。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事，如果公平合理，理应"欣然接受"；如果不公平不合理，当然要"提出抗议"，而张中行却认为"即使降到最低，也必欣然接受"，他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欣然接受"恐怕很难让别人接受。说来说去，张中行宣扬的不过是逆来顺受的陈腐观念。当然，张中行选择逆来顺受，这是他的自由，而宋君颖选择"提出抗议"，别人（包括张中行）也无权说三到四。如果张中行愿意逆来顺受，放弃抗争，别人就一定要步他后尘吗？不步他后尘就是"固执与迂阔"，这是什么逻辑！
经过举例证明，张中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宋君颖虽"本质很厚"但因为天生的"固执加迂阔"，最终"一生不能清朗"。笔者承认，在那样一个荒唐的年代，敢于向大权在握的权威挑战，喜欢向耀武扬威的"领导"抗议的宋君颖，定然会屡撞南墙，"一生不能清朗"，但导致这一结局的罪魁祸首，不是什么"固执加迂阔"，而是那个人妖颠倒的荒唐社会。而张中行对那个荒唐的扼杀个性践踏人权的社会不置一词，不放一矢，却把矛头指向宋君颖所谓的"固执加迂阔"，如果这不是欺软怕硬的话，至少也是本末倒置。
说到"固执"，说到"迂阔"，我们无法不想到胡风。和胡风相比，宋君颖的"固执加迂阔"，何止是小巫见大巫，简直就不值一提。宋君颖敢给郭沫若写万言书，胡风则敢给毛泽东写三十万言书。按张中行的推论，宋君颖因为"固执加迂阔"，"一生不能清朗"，那么，胡风则因为"固执加迂阔"，失去了宝贵的人生自由，被关押了整整24个酷暑寒冬。
1965年4月，在被关押了长达10年后，胡风在狱中第一次和阔别10年的妻子梅志见面。妻子劝他说："你可以检查一下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这大约是主要的问题。"胡风听了差点发火，但他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而是长叹一声："关于这方面，你最好别过问。这个死结不是我所能解开的！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就算是文艺思想有错，那也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2”
后来，胡风看到女儿晓风给他的一封信也大为不满，因为晓风在信上要他向溥仪学习，争取特赦。为此，胡风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妻子梅志大发脾气："什么话，要我向溥仪学习！要我向这专靠剥削人民过着腐朽没落生活的封建皇帝学习！政府帮助他改造成新人，是党和人民的宽大。我能和他一样全部否定自己？我学习马列主义，一心跟党走，一心想为党做点有用的工作，这也错了吗？我何尝不知道大帽子底下过关，但那是对党对人民的不负责任，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我没有做过的事绝不能承认，做了的是否全错了也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我还得用大量时间学习马列主义，深入实践，才能得出结论。这不是关在独身牢房所能办到的，这能怪我吗？。。。。。。"“3”
明知道低头认"罪"，给自己扣顶莫须有的大帽子，就可以过关，甚至可以出狱，但胡风就是死不认错，"顽抗"到底，即使面对女儿和妻子的轮番劝说，他也不为所动。在张中行眼中，胡风此举可谓"固执加迂阔"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但胡风这样做，却表明了他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我学习马列主义，一心跟党走，一心想为党做点有用的工作，这也错了吗？"；对做人准则的顽强坚守："我没有做过的事绝不能承认"。
1966年，周扬被打成所谓的"黑帮"。我们知道，胡风和周扬可以说是一对"老冤家"，20世纪30年代，他们俩之间就发生过激烈的论战，解放初期，周扬大权在握，正是他发表于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的那篇《我们必须战斗》，拉开了批判胡风的序幕。事实上，胡风的所谓"黑材料"，有很多就是经周扬之手"整"出来。当时的公安厅负责同志当然知道胡风和周扬之间的"过节"，就找胡风谈话，要他写材料揭发周扬。胡风却支支吾吾，不肯答应。他对妻子梅志吐露了自己的看法："不管报上说得怎样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决不违心地说别人的坏话或好话，是怎样就怎样说。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尤其是整个文艺界的问题，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展开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像这样靠大批判能得到结论的。像这样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4〕
为了应付差事，胡风就写了一首《水调歌头》权当所谓的"思想汇报"，梅志看了觉得不妥，就提醒他："用它当一个月的思想汇报，人家会骂你老顽固，故意搪塞。你不仅要有应有的歌颂，更主要的是要你揭发已经揪出来的'黑帮'，骂上几句都可以，这才算是有进步。"
胡风却态度坚决地回答："这个我办不到。他们可以昧着良心将我判刑，我可不能给他们胡乱编造。我被判的罪名之一是'企图篡夺文艺领导权'，'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当时，我甚至都不想问，我有这么大能耐吗？你知道，我是双手将意见书送呈给中央的。。。。。。。后来，审判我说我交的是为中央定制的炸弹。这不更可笑了吗？我再愚笨无知，也不会蠢到这地步吧。'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所以，对周扬他们一定还有许多我们想不到的罪名。我和他是30年代的同事，后又成为反对者，所以一再想说服我，当个积极分子，赶潮流。这我办不到，不要说我知之甚少，就是知道的这点，也不上升为揭发材料。我绝不向有些人学习，这是丧失党性，损人利己的事，我不干！"〔5〕
本来，写材料揭发周扬，对胡风来说可谓一石三鸟的美差--一既可公报私仇，也可讨好上级，还能立功减刑。可胡风为了做到问心无愧，为了坚守自己"损人利己的事，我不干"的做人原则，宁可得罪上级，罪加一等，也绝不"胡编乱造"。对周扬不仅没落井下石，反而为他鸣不平。如此以德报怨，如此坚守原则，足以让那些虚伪、势利之辈为之汗颜为之羞愧为之反省。胡风的人格何其伟岸，其品德又何其高洁，真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虽身不能之，但至少可以心向往之，如果按张中行所奉行的"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世原则，说胡风此举是"固执与迂阔"，是自讨苦吃，岂不是佛头着粪吗！
张中行也曾在干校里接受过"改造"，但他的"改造"生活可谓风平浪静，有惊无险，究其原因，还是让他自己来说吧"如我，由士下降为臭老九，进过无耻训练班，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到干校接受改造，曾不止一次被批斗，就显示了能适应的优越性，是批斗之时，可以'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批斗之后，吃王福海师傅做的红烧鱼，甚至比平时更加香甜。"“6”张中行之所以能适应干校生活，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无耻训练班"的高才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堪称"童子功"的"对应之道"："排之下为班，我分入三班，班长像是有虚名而无实权，吾从众，也不能不势利眼，所以就不记得是哪一位了。编制定，以后的生活是看排长的脸色，今天让你挑水，就去挑水，明天让你淘粪，就去淘粪。还有额外的，比如正在床上梦见周公，会叫你一个人起来，去卸车，车上常常是石灰。费力的劳动多种，当然不能选择，令下，对应之道只能是由小学一位业师王先生那里学来的，'我绝对服从，看你把我怎么样！'但这位姜君还是能够来点怎么样，是常常，袖手旁观，怒目而视，有时，兼发言：'你为什么不好好干！'我当然不敢反驳，但要对应，之道只能是低头。还有较长时间的低头，是受命站在'战友'的中间，接受批斗。"“7”
读到这里，我不禁为胡风扼腕叹息，如果胡风和张中行一样"进过无耻训练班，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如果胡风能遵循张中行信奉的对应之道："我绝对服从，看你把我怎么样！"那么，胡风的后半生说不定会改写，那顶吓人"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或许就不会扣在他头上了。然而对张中行的对应之道，胡风肯定是不屑一顾。即使身陷囹圄，即使身为犯人，如果事关真理和人格，胡风仍然会以死相争。
面对干校的一个排长，张中行要么"绝对服从"，要么低头认"错"；而当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65年11月26日当庭判决胡风有期徒刑14年后，胡风则写下"心安理不得"以示不服和抗议。
胡风在四川"监外执行"时，一天，当地的一位处长来"教育"胡风："你老张--胡风原名张光人（笔者注），到这里已快三个月了，进步可很慢啊！你应该积极争取进步，争取减刑啊！"他的命令口气让胡风很反感，胡风就反问道："你说我应该怎样争取？"那位处长说："认罪服法嘛，我们坦白从宽、立功受奖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嘛！"胡风顶撞道："我认识不到自己的罪，我也没什么可以立功的。"处长听了大为光火，说："你，你，你可真顽固啊，不听管教。"胡风也火了，说："我怎么顽固了？我不是老老实实地在服法嘛！"那位处长恼羞成怒，破口大骂道："你他妈的！老老实实？你还心安理不得呢！"胡风闻言，呼的一下站起，双手气得直打颤，他指着那位处长说："怎么，你骂人？我顽固，你可以枪毙我，怎么可以骂人！"那位处长被胡风的气势所震慑，灰溜溜的跑了。“8”
在胡风，事关人格、尊严，必须以死抗争、决不退缩；在张中行，为了苟全性命，则可以放弃尊严、斯文扫地。两人的区别在此；两人境界之高下也由此立现。
身为囚犯，被"长官"赏一句国骂，在胡风是忍无可忍的羞辱，在张中行，恐怕就不算一回事了。看完张中行下面这段话，我想你会同意我的看法的："且夫新时代的新花样有罚扫街之类，人皆视为耻辱，己独不然，亦有说乎？曰有，而且可以凑两项。一项是天塌砸众人，早晨，出动一群，为首的并且是原来的党委书记，微末如我，又何耻之有哉。还有一项，是由多次运动的锻炼来，还可以分为两小项：一小是确信，想活，就要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另一小是受辱，如喷气式，惯了，依照吾乡某小学生'惯了一样'的人生感悟，也就真可以不当一回事。"“9”
是啊，如果能做到"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如果不管遭到怎样的羞辱，都能做到"惯了一样"，那么，即使身逢乱世也可以逢凶化吉，即使风吹雨打，也照样能闲庭信步了。可是，能"修炼"成如此麻木不仁的金刚不坏之身，又谈何容易，难怪季羡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张中行是"高人，至人，逸人，超人"。
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不得不忍辱含垢，对此，我们不必苛求。但如果把这种麻木不仁当作一种"处世奇术"来宣扬，并且指责那些不甘受辱、勇于抗争的人为"固执加迂阔"，恐怕就大谬特谬了。
在张中行看来，"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惯了一样"是一种乱世中求生存的智慧，是"聪明人"的对应之道。但在知名学者季羡林看来，麻痹道德意识，泯灭抗争意识，所谓"惯了一样"，则是"自暴自弃"乃至"堕落"。张中行在干校的"劳动改造"，季羡林在"牛棚"中也品尝到了。对于这段不堪回首的生活，季羡林的看法与张中行相差甚远："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鬼'。最初还极不舒服，颇想有所反抗。但是久而久之，自己已习以为常。人鬼界限，好坏界限，善恶界限，美丑界限，自己逐渐模糊起来。用一句最恰当的成语，就是'破罐子破摔'。"“10”在"牛棚"里，季羡林也学会了说谎，学会了"坚决服从"，做了一些连自己不能原谅的丑事："┅┅上面说的这一些极其猥琐的事情，如果我不说，决不会有人想到。但是，这些都是事实，应该说是极其丑恶的事实。当时我已经完全失掉了羞耻之心，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我从前对一个人堕落的心理过程发生过兴趣，潜意识里似乎有点认为这是天生的。现在拿我自己来现身说法，那种想法是不正确的。"“11”
对于曾经的麻木不仁，对于无奈的"惯了一样"，对于丧失尊严的"劳动改造"，一个是"不寒而栗"，一个是"不当一回事"；一个是带血的反思，悲愤中含说不尽的沉痛，一个是轻松的调侃，笑谈里有掩不住的自得。两种看法，两种态度，孰是孰非，明眼人一望便知。
其实，无论是"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还是"惯了一样"，都不是张中行的发明创造，他只不过是"发扬光大"了中国传统的"滑头哲学"罢了："当中国作家、中国文人为自己的聪明而沾沾自喜时，近代人文意义上的自由意识以及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便显得十分可笑，而那种超越世俗的精神需求，则更成为匪夷所思的了。中国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某种意义上，都只能说是一种滑头哲学，都往往忽略人的意志和品格。当面临严酷的现实时，当遇到强大的挑战时，不屈服，不妥协，高扬自身的意志去与现实抗争，在对现实的超越中实现自我的精神超越，--这是一种极愚蠢极不明智的做法。而聪明的做法，是要识时务，要现实些。不要用鸡蛋去碰石头，要用一种务实的态度，冷静地分析利害，寻找到一条远祸全身，趋利避害的现实途径。"“12”
我想，若张中行看到这段话，不会无动于衷，而是会拈花一笑。这段话肯定能搔到他的痒处。
儿时读过鲁迅先生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颇受教益。现在重读这篇文章，觉得它仍具极强烈的现实意义。在我看来，胡风就是那个真诚坦荡、敢说敢做的"傻子"--嫉恶如仇、勇于抗争，不惜以卵击石；而张中行则活脱鲁迅笔下那个韬光养晦、圆滑世故的"聪明人"。所谓"聪明"，在我看来就是善于扭曲自己以适应社会，就是学会见风使舵学会远祸全身。如此一来，人，或许会越来越"聪明"，而人格，则变得越来越委琐。
评论家李辉在一篇谈及胡风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常常感叹道德的丧失。可是，最令人痛心的而又难以弥补的不就是对做人准则的破坏吗？当大声疾呼道德重建时，将做人--做一个真正的人--放在首位决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反思，更应是对现实人格的重构。不因一己利益的得失，不因仕途或者某种特别需要而扭曲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生活，这才是最为重要的。鲁迅在胡风心目中是一个神圣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对于他，是人生最高境界的化身，是一个伟大人格的昭示。胡风当然非常清楚，无人能够达到鲁迅那种境界，但是，精神的感染，却时时存在，永远不会淡漠。我们不难发现，与鲁迅关系密切，受到鲁迅关心和爱护的一些人，在后来的日子里，总是无形之中在将鲁迅作为自己人生的向导，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鲁迅的不同侧面。他们也从来没有失去做人的原则，没有让种种恶习蚕食灵魂。风雨中，挺立起来的，还是大写的人。"“13”
胡风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决意要做一个大写的人；而张中行唯唯诺诺，低声下气，不过是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对于后者，谈人格的尊严，谈做人的准则，未免奢侈。试想，连脸皮都可以揭下来扔在垃圾堆上，惶论人格和准则！其实，即使身逢乱世，即使厄运当顶，高贵的人格与做人的准则也不能随随便便就弃之如敝屣。试想，若人人都低声下气，人人都忍气吞声，人人都圆滑世故，人人都做缩头乌龟，那丑恶势力的气焰不就愈益嚣张了么！这样的社会也就真的成了闻一多笔下那一沟绝望的死水了，令人气闷，令人愤慨。
在《流年碎影？天降下民》的最后，张中行"曲中奏雅"说了一番极有见地的话：
"。我们被动有了生，且不提有迷信色彩的命运，也总是不能不受机遇的大力摆布。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像是有能力远望什么理想之境，并以意志之力选定往哪里走，但能到不能到，就还要走着瞧；而必能到的一个地点，贤愚、贵贱、贫富所同，只是死而已。
但这只是我对人生认识的一个方面，是放在'天地无私'的秤上称，不要以为自己会有过多的重量。还有另一个方面，是只要重量不等于零，我们就应该求这不等于零的小数目，能增加则增加，不能增加，也要防止它下降。改为由具体方面说是应该尽量求苦少一些。苦有来于天的，可另案处理。我的认识，绝大多数还是来于人，如多次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我们所闻、所见、所经历，就是这样。如何对待？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已受的苦，既成事实，我们无可奈何；重要的是未来，为了不再受那样的苦，我们都应该尽力，先明因果之理，然后坚决舍去恶因，以求能得善果。"“14”
这番话说得极透彻极精彩。天灾人祸，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而人祸带来的苦难，确远甚于天灾。不过，如果人人在遭遇"人祸"时，都如张中行一样选择明哲保身，选择圆滑世故，选择放弃抗争，那么，谁会不识时务地揭示"恶因"，谁又会固执迂阔地铲除"恶因"呢？
正如张中行说的那样，"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为了不再受那样的苦，我们都应该尽力，"所谓"尽力"，是尽力做一个大写的人，即使遭逢乱世，也要勇于抗争，决不屈服，如果人人都能像胡风一样敢于讲真话，坚守做人的原则，我们才有可能舍去"恶因"，"以求能得善果"。
哲学家康德云，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使我们惊叹和敬畏，一是我们头顶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的道德律。生逢乱世，遭遇"高压"，道德麻痹，尊严丧失，抗争意识泯灭，这是一种"自弃"，一种"堕落"，而绝非什么"聪明"的"处世奇术"，更非值得自炫的"应对之道"（虽然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晚年的巴金和季羡林都提倡讲真话，正是出于对"文革"中自己言行的反思，而张中行却一直津津乐道于他放弃抗争的"对应之道"，全无半点悔意）。
近日闲读，看到这样一段文字深合我心，抄录如下："任何永恒的东西都具有神性。你可以戏弄现实，但你不可以戏弄永恒。这个永恒不是别的，正是规定着、制约着、也创造着多少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不同时空的人类还能'像人一样'活着，并且期待活得更美好、更丰富也更真实的那些--人性深处的基本元素；以及，由它所积聚、所升华出来的超越俗事利害的奇异力量。"“15”
任何时候，"'像人一样'活着"，都应该是我们誓死捍卫的做人准则，是我们前仆后继的奋斗目标。
注释
“1”“6”“7”“9”“14”引自张中行著：《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版第450、515、535、509、455页。
“2”“3”“4”“5”“8”引自梅志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54、655、690、692、683页。
“10”“11”引自季羡林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178页。
“12”引自王彬彬著：《为批评正名》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13”引自李辉著：《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437页。
“15”引自苏炜著：《独自面对》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6页。
乔冠华与胡风：同饮一杯绝望的苦酒
魏邦良
胡风是曾把乔冠华引为知己的。
1943年，乔冠华等人在重庆创办了《群众》杂志，登载了陈家康、胡绳和乔本人写的探讨哲学的文章。此时也在重庆的胡风，感到这是在国统区讨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因而对乔的做法表示欣赏和支持。当时，胡风正筹办《希望》杂志，也准备发表一点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乔冠华对胡风也予以了支持，并特意为《希望》翻译了《费尔巴哈论纲》一文。
这段时间，胡乔二人惺惺相惜，甚至到了心心相印的程度。"在反教条主义这个问题上，特别有共鸣"。（胡风语）
一次，两人一道去喝茶，在茶桌上，乔冠华对胡风在桂林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很是赞赏。在《胡风自传》中，胡风对此有充满温情的回忆：
"谈到我在桂林写的文章，他觉得我是在不顾一切，意即，我批评错误倾向，完全不顾及误会和攻击。谈到整风，我说，现在出现了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他表示了同意。这使我很高兴，引为知己。他到重庆后，和陈家康感情相投，常在一起，我有时间就去看望他们，一起谈天。"“1”
胡风把乔冠华"引为知己"并非剃头挑子一头热。对胡风，乔冠华也说过一番动情的话："我过去是你的朋友，现在是你的朋友，将来还要做你的朋友。"“2”话说得很动听，但真做到，谈何容易。事实上，胡、乔两人的友情并未经受住时间的考验。1948年，当胡风因文艺理论问题招致批评后，其时，人在香港的乔冠华就在《人民与文艺》第二辑发表了《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点名批评了胡风，指斥胡风的文艺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在《乔冠华临终前身世自述》中，乔提及了这篇文章，"我听说延安的有些领导同志，对我采取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是肯定的。这篇文章，《人民日报》曾经把它编入批判胡风的文集"。“3”既批判了胡风，也作了自我批评，看来，乔冠华是借这篇文章来检讨自己和胡风那段"不拘形迹"的交往，用胡风夫人梅志的话来说，就是"他不过是借胡风来洗了手"。
不过，胡风对他和乔冠华的友情倒是报有一丝幻想的。
1966年2月11日，胡风在被迫去四川服刑的前夜，给昔日知己乔冠华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乔公足下：
十年多以来，常常瞻望行旌所向；声音在耳，笑容更在眼中。历史在前进，虽面壁之人，亦能感到神旺。
定论之后，曾向监狱当局提过，希望领导上代我向你转询，如还不至完全见弃，希望能给我一个见面机会，在思想上从你得到帮助。
因为，当时突出地记起了最后一次见面，提到某一问题时，你动情地说过："如果那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大意在我，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糊涂人对阶级事业的理想、对党，总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但这时候深深地记起了你的话和你的表情。我不由自主地面对着了这个问题，这才想起了你的真情何在，因而想有所请教。但后来想到了：我这个阶下之身，提这样的要求，就成为对你的一种不敬。写书面感想时只好取消了。
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会无期，前尘种种，对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又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语无伦次见谅罢。匆匆
敬礼
夫人均此
胡风“4”
1966年2月11日
虽说是"言不尽意"，虽说是"语无伦次"，但胡风写这封信的目的，明眼人一望便知，他是在寻求帮助，希望通过老朋友的关系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这当然是幻想。对胡风来说，他和乔冠华那段友谊，也许是根救命稻草，而对乔冠华来说，他和胡风那段交往早就成了一块心病。所以，乔收到这封信，立即致信章汉夫、姬鹏飞及周扬：
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
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据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劝过他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边（便）再理会他了。胡信附上。
即此敬礼
乔冠华“5”
1966年2月12日
对胡风的"病急乱投医"，乔冠华的"不便再理会"想来也是意料中事，既然胡风成了钦点的罪犯，他当然会避之惟恐不及。不过，一句"此人已不可救药"，到底让人有些心寒。其实，乔冠华说这句话，不过是在章汉夫、姬鹏飞及周扬面前表明一下自己鲜明的立场：决不会顾及旧情，同情一个反革命。
在重庆时，乔冠华之所以和胡风搅和在一起，恐怕还是因为幼稚，因为对官场险恶缺乏了解。随着阅历的增长，乔冠华对官场险恶有了足够的认识，这时的他，便将明哲保身这一信条当作了护身法宝。乔冠华的第二任夫人章含之在这方面和乔堪称"心有灵犀一点通"。
1973年10月，乔冠华夫妇在纽约参加联大。"我们预定10月中旬回国，因为基辛格11月上旬要到北京与冠华会谈。一想到回北京可能又卷入复杂的环境，我真是不寒而栗。于是我给冠华出了个主意要他发个电报回北京，就说今年安理会辩论剧烈，他有必要多停留一段时间，请示国内是否同意他不参加基辛格访华的谈判。冠华很犹豫，说总理会不高兴。中美会谈的事总理是交给他承担的。我当时的确私心很重，我说：'我总有点不祥之感，不知基辛格访华又会闯出什么错误。我们还是为自己想象吧，反正你是副部长，从名义上也可以不参加。躲开中美会谈这种风险大的事也许可以保个平安！'在我反复劝说下，冠华发了这个电报。不出所料，回电传达了周总理严厉的批评，说冠华不应该把安理会辩论放在中美会谈之上，令他必须按原计划回国。冠华说都是我出的馊主意，惹得总理发火。"“6”
看来，在明哲保身方面，章含之比乔冠华走得更远，为了不"卷入复杂的环境"，连总理的话都敢不听。
乔冠华是周总理的老部下，"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因此得到总理的格外关照也就顺理成章了。然而，当总理遇到麻烦时，乔仍一如既往采取了明哲保身甚至隔岸观火的策略。他后来为此曾向总理当面认错。
"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们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心头尤为沉重，一直到两年后的1975年的秋天，当他有机会当面向周总理痛切剖析自己当年的懦弱并得到周总理的谅解时，他的心才略为平静。"“7”
如果胡风知道这件事，他的心里会平衡多了。在令人敬爱的总理蒙受屈辱时，作为老部下的乔，"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选择了明哲保身、袖手旁观，且"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对胡风这样的"阶下之身"，乔没有落井下石，已经算格外开恩了。
然而，官场的残酷在于，明哲保身就一定能保住身保住官位吗？粉碎"四人帮"后，乔冠华受到了审查，当时加在头上的罪名有不少，"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是所谓将'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章含之写得很清楚：
"毛主席逝世后，从9月16日起，《人民日报》以及一切宣传工具都连篇累牍地宣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实际上在8月份的一次计划工作会议上已经传达了这句话。但是在冠华起草联大报告时，并没有写进文件。9月26日，冠华第一次发生心绞痛紧急住院。28日，政治局通知晚上开会讨论联大发言稿。冠华从医院请假去大会堂参加会议。将近午夜，冠华散会后匆匆回家，要我帮他立即通知国际司的有关人员到家里来。他们很快到了。冠华说政治局刚开完会，对报告提了些意见。医院在他30日出发前不准他在外面过夜，他必须赶回医院，不能和他们一起改稿。冠华说他传达一下会上各人的意见，因为谁也没有反对别人意见，都是政治局委员，我们也只好每条意见都写进去，免得添麻烦。于是冠华逐条讲了会上的意见，总共大约十多条，其中就有一条说主席逝世，全国都在学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联大报告中怎么没有写？应当加进去。讲完他就急匆匆回医院了。"“8”
其实，乔冠华知道"按既定方针办"的遗言是假的，因为早在1976年的四月，当时的总理华国锋就曾给他看过主席亲笔写条子："照过去方针办"。"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9”
明明知道"按既定方针办"的遗言是假的，为什么还要把它写进报告？当然是因为胆小怕事，"免得添麻烦"，是因为想保身保官位。既然全国都在学，他哪敢不写进去？然而，正是这件事成了他后来怎么也难圆其说，怎么也澄清不了的"罪名"。看来，他越想躲过是非，越是惹上是非，真可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粉碎"四人帮"后，当乔冠华试图向当时的中央作检查时，他以为自己的事是完全可以说清楚的。"该我检查的错误我会检查的。该说清楚的也会说清楚的。"然而，此时的他却陷入了类似于当年胡风所陷入的境地。
"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解释，也没有人想真正了解真相。当他打电话，写报告要求过去几乎天天或经常见面的领导至少能听一次他的陈述时，竟也被拒绝了。任何调查还未开始，向冠华甩过来的一句话已是：'你已经陷入到只剩下两只耳朵听一听群众的批判了！'冠华的绝望是深刻的，他意识到这一次没有人会像过去周总理那样关怀他，帮助他了。"“10”
不知陷入深刻绝望中的乔冠华会不会想到胡风，想到胡风给他写求助信时的苦涩心情。我想，倘绝望的乔冠华能想到胡风的绝望，倘陷入山穷水尽的乔冠华能想到面临四面楚歌的胡风，那他的深刻绝望也算物有所值，至少，这杯辛辣的绝望苦酒，会让他反思一下自己的过往岁月，会让他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
哲学家伯林曾说："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这句话所包含的道理，相信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都能懂，但多少成人，甚至伟人，终其一生，却未能参透其中的奥义。个中缘由，耐人咀嚼。
注释：
“1”“4”“5”引自章立凡主编：《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308、309页
“2”“3”引自梅志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15、549页
“6”“7”“8”引自章含之著：《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版第131、132、167页
“9”“10”均引自章含之著：《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第302页
胡适的"天性"与"兴趣"
--读《胡适口述自传》有感
魏邦良
在《胡适口述自传》里，谈及年轻时选择"学农"，胡适有过一番感慨：
"我那时很年轻，记忆力又好。考试前夕，努力学习，我对这些苹果还是可以勉强分类和应付考试的；但是我深知考试之后，不出三两天--至多一周，我会把那些当时有四百多种苹果的分类，还是要忘记得一干二净。我们中国，实际也没有这么多种苹果。所以我认为学农实在是违背了我个人的兴趣。勉强去学，对我说来实在是浪费，甚至愚蠢。因此我后来在公开讲演中，便时时告诫青年，劝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学习前途的选择，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社会国家之需要为标准。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秉赋，作为选科的标准才是正确的。"“1”
胡适的晚年，终于可以心想事成，按照"个人的兴趣所在去做"了。他说：
"我的玩意儿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便是文学的'玩意儿'，我所没有学过的东西。最近研究《水经注》（地理学的东西）。我已经六十二岁了，还不知道我究竟学什么？都在东摸摸、西摸摸，也许我以后还要学学水利工程亦未可知，虽则我现在头发白了，还是无所专长、一无所成。可是我一生很快乐，因为我没有依社会需要的标准去学时髦。我服从了自己的个性，根据个人的兴趣所在去做，到现在虽然一无所成，但我生活得很快乐，希望青年朋友们，接受我经验得来的这一个教训，不要问爸爸要你学什么，妈妈要你学什么，爱人要你学什么。要问自己性情所近，能力所能做的去学。这个标准很重要，社会所需要的标准是次要的。"“2”
胡适这番话实在费解得很，他认为年轻人"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秉赋，作为选科的标准"，这自然是对的；说一个人应该"服从了自己的个性，根据个人的兴趣所在去做"也是对的。然而一个人并不一定了解自己的"个性"，正如哲人所说的那样，认识自己其实一件很困难的事。另外，一个人的"兴趣"可能很广泛，那么，"根据个人的兴趣所在去做"只能导致"东摸摸、西摸摸"，最终一事无成，这样的人恐怕很难"一生很快乐"。老实说，胡适的一生就很不快乐。
从固有的"天性"来看，胡适适合做一个书生、学者、教师。正如其弟子唐德刚说的那样："总之胡先生天生是个'教书料'。大学的讲堂和图书馆才是他最感到乐趣，和最该去的地方，官僚衙门里本是没有他的份的。"“3”
这里可以举一例子来说明胡适与生俱来的读书人的天性。
珍珠港事变前，我国北平图书馆有数百部善本书运至华盛顿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存。当这批书在国会图书馆开箱时，美国国务院和该馆长特地敦请中国大使胡适，并派大员相陪，同往书库。谁知胡适一进书库，便入宝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无人看起书来。一看就看了个把钟头，把那些陪他来的大员们晾在门外，真是十足书呆子一个。
另外，从天性来看，胡适也缺少官场所需要的厚黑脸皮。我们知道，进了官场，对上就不得不搞逢迎，对中层就不得不结党羽，对下也难免不作威作福，对"爱惜羽毛"的胡适来说，做到这些就勉为其难了。由此可知，胡适官场不得意恐怕也是命中注定的事了。
"胡适虽然也曾下海，他却仍能保持了他的清誉，而没有沦为官僚。'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没有？'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缺少那种'始终参差，仓黄反复'的脸皮！所以胡先生纵想做官，也只能做个'泛舟于赤壁之下'，吟风弄月的闲太守，作个太平盛世的点缀罢了。"“4”
如果胡适果真"服从了自己的个性"，一辈子躲在书斋做学问，以他的资质定然成为蜚声中外的大学者，甚至有可能成为与杜威分庭抗礼的大哲学家。然而，问题是，虽然胡适天生是个搞学问的料，但他对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却有着异乎寻常的浓厚兴趣。早在康乃尔大学读书时，胡适就因为热衷演讲而荒废了学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着讲演，我还要时常缺课。但是我乐此不疲，这一兴趣对我真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由于准备讲演而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胡适的奖学金被取消了。胡适后来不得不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
"一九一五年的秋季，我自康乃尔大学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转学的原因之一，便是经过一系列公开讲演之后，五年的康乃尔大学生活，使我在该校弄得尽人皆知。我在我的留学日记里便记载着，在这个小小的大学城内，熟人太多，反而不舒服。"“5”
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胡适也只读了两年，博士文凭未到手就应陈独秀之邀，急匆匆回北大参加"新文化运动"去了，虽然胡适认为，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完全不同，但其实，"胡氏显然不了解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本来就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而者是分不开的。"
胡适对政治的兴趣，不仅浓厚而且长久，尽管饱受挫折，但却痴心不改，甚至老而弥笃。诚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晚年的胡适之先生不但对空洞的大政治有兴趣，他对空洞的小政治也有兴趣。"“6”比如担任了《自由中国》的发行人，在海外给《自由中国》拉稿，且鼓励海外留学生自办半月刊。
另外，"晚年的胡适之不但对动口的小政治有兴趣，他对动手的小政治也有兴趣。"“7”如他给哥大校园内的"促进民主政治的小组织"取名为"晨社"。"一九五七年初'晨社'开成立大会时，胡先生'亲临指导'，参加聚餐，并讲了几个钟头有关民主政治的大道理。"“8”
悲哀的是，胡适对政治的热情似乎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他对政治"情深义重"，政治对他却是"寡情薄义"。胡适的热脸竟贴在了政治的冷屁股上。《自由中国》的被封给了他当头一棒，而"晨社"的不成气候、无疾而终，更使胡适对政治彻底灰了心。
胡适的"天性"适合去读书、做学问，而他偏偏对政治有兴趣。"天性"与"兴趣"之间的矛盾使他陷入"武大郎玩杠子--两头够不着"的窘境。用唐德刚的话来说，就是"捞鱼摸虾，误了庄稼"。也就是说，因为想捞政治的"鱼"，摸文化的"虾"而误了学问的"庄稼"。如果非要说这个没捞到"鱼"没摸到"虾"还耽误了"庄稼"的人却收获到了"快乐"，谁信？
"因此我后来在公开讲演中，便时时告诫青年，劝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学习前途的选择，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社会国家之需要为标准。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秉赋，作为选科的标准才是正确的。"
窃以为，胡适这个观点大谬不然。首先，对一个人来说，"自己的兴趣和秉赋"不一定与"社会时尚或社会国家之需要"相冲突，对于很多具备远大抱负和爱国情怀的年轻人来说，"社会时尚或社会国家之需要"恰恰是他"兴趣"所在。其次，当社会需要与自己的兴趣相冲突时，一个有为的青年所做的明智选择应该是：根据社会国家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兴趣。
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社会需要的标准不仅不是次要的，恰恰相反，社会需要的标准应该是最高的标准。他说："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9”
胡适认为一个人"根据个人的兴趣所在去做"，"虽然一无所成"，但可以"生活得很快乐"。但我要反问一句，如果你所做的事和社会毫无关系，对社会毫无益处，那你对这件事的兴趣又从何而来呢？爱因斯坦告诉我们，工作的兴趣恰恰来自工作的结果，来自这一结果对社会有益："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以及对这个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
由此可知，胡适是把个人的兴趣与社会的需要割裂开了，认为个人兴趣与社会需要井水不犯河水；而更多的时候，社会需要恰恰是个人兴趣的源泉，两者简直就是鱼水关系，社会需要是水，个人兴趣是水里快乐的鱼。
胡适认为，他晚年研究《水经注》正是出于对《水经注》的兴趣。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胡适晚年研究《水经注》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失意，心灰意冷，百无聊赖，借此打发时间；另一方面则出于对老师杜威的盲从。
关于做学问，胡适喜欢讲两句话：一句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另一句是"拿证据来！"而胡适这两句广为流传的话不过是对杜威"实验主义"的高度概括罢了。胡适还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做学问要不疑处有疑"，但胡适自己却并未做到，因为，终其一生，胡适都不敢对老师杜威有所疑。由于局限在杜威所划定的圈子里，胡适的研究视野变得狭窄，他的研究方法也渐渐落伍。他晚年去搞《水经注》与此有很大关系。
"适之先生在史学上的弱点便是他老人家'因噎废食'，过分看重'方法学'而忽视了用这'方法'来研究的'学'的本身，一个史学家如果搞来搞去搞不出'拿证据来'这个圈子，那他的史学研究的范围也就很狭隘了。晚年的胡适之所以搞了十多年的'水经注'也就是这个道理！
'水经注'如果让我辈小子老考据考据，说不定还可混个把学位。已经有三十五个博士的老胡适也来搞，岂不是大材小用了吗？胡适之大的问题不去搞，为什么一定要搞何炳棣所说的'雕虫小技'呢？无他！'水经注'就是一门最标准的'拿证据来'的学问。胡先生搞历史，搞来搞去也只能搞点'拿证据来'的历史。晚年退休无事，正如铁镜公主所说的'阴天打孩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10”
其实，杜威本人倒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守旧者，而是个"与时俱进"的"弄潮儿"。杜威在晚年，已经"移情别恋"，将"行为科学"纳为新宠，让"实验主义"沦为弃妇。而杜威的东方弟子胡适却依旧对人老珠黄的"实验主义"一往情深，大有从一而终"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架势，痴情如斯，愚忠至此，真令人不胜唏嘘。
在我看来，本文开头所引的胡适那番话，其实是一个人生失意者的自我解嘲、自我安慰之语，而决非经过深思熟虑的睿智之语。胡适把这番自我解嘲之语灌输给青年学子，并不是他故意要误人子弟。那不过是他在精神颓唐、心情暗淡之际所产生的一个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错觉罢了--将失意后的牢骚当作了反思后的感悟。不过，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后人，作为旁观者，如果我们稀里糊涂把胡适这番漏洞明显、前后矛盾的牢骚之语当作人生格言来接受，那要责怪的就是我们自己了。
注释：
“1”“2”“5”引自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翻译《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40、53、59页
“3”“4”“6”“7”“8”“10”引自唐德刚著：《胡适杂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18、16、32、33、34、109页
“9”引自爱因斯坦著《走近爱因斯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