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1922年2月4日，胡适向警察厅呈报创办《努力周报》，结果被驳回。胡适不气馁，继续呈报。2月7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来访，他劝胡适"不要办报"，他主张胡适"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胡适感谢了高梦旦的好意，但却拒绝了好友的建议。当天晚上，胡适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番话：
"我实在忍不住了。当《每周评论》初办时，我并不曾热心加入。我做的文章很少，并且多是文学的文章。后来独秀被捕了，我方才接办下去，就不能不多做文字了。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之后，我等了两年多，希望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谊的好报。但是我始终失望了。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我更不能不办了，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1”
在胡适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他呈报的申请创办的《努力周报》的立案被警察厅批准。《努力周报》的创刊，使得自由知识分子们有了自己的喉舌。
不过，倘不想放弃言论的冲动，行使自己对政府的监督，就必须保持一个自由身。但由于胡适在文化界的盛名，国民党政权总想拉他加入政府。
1931年12月，各大报纸连续报道将有"华北政务委员会"组成的消息。"委员会"由35位党政军及学界名人组成，胡适位列其中。胡适却不想加入该委员会，于是，他致信李石曾，请李代为向国民党政府方面声明他不愿加入此组织，他在给李的信中说：
"我所希望的，只是一点思想言论自由，使我们能够公开的替国家想想，替人民说话。我对于政治的兴趣，不过如此而已。我从来不想参加实际的政治。这并非鄙薄实际政治，只是人各有能有不能，我自有我自己的工作，为己为人都比较有益，故不愿抛弃了我自己的工作来干实际的政治。此次华北政务委员会似是一种委员制的行政组织，我自信最不适宜，所以不愿加入。"“2”
字里行间，表明了胡适对独立身份的珍爱。
1933年，时任国民党行政院长的汪精卫于3月31日、4月28日连续写信请他出任教育部长和驻德大使，胡适回信拒绝。胡适认为，一旦他加入政府，他就没有现在这么自由，也就不可能保持一种独立，也就不能对政府进行一种有效的监督了。他在谢绝信中这样写道：
"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3”
综观胡适的一生，他完全当得起他所说的这句话："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不过，胡适更多的时候是把蒋介石当作了他心目中的"国家""政府"，所以，准确地说，胡适这辈子基本上扮演的角色是蒋介石的"诤臣"，蒋介石的"诤友"。
1932年12月2日。蒋介石的秘书黎琬君接胡适去蒋宅吃饭。席上，蒋介石要胡适注意研究两个问题：一、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二、学风应该如何整顿？
胡适直言不讳地说："当前教育制度并不坏，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十一年的学制，十八年的学制，都是专家定的，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都不曾好好的试行。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划之可能，这些都是教育崩坏的原因，与制度无关。"“4”
蒋介石听了这番话，脸色铁青，但胡适仍然侃侃而谈："学风也是这样。学风坏是由于教师不能安心教学，是因为政府不清明，用人不注重考试，不公平。学生大多是好的，学风之坏也不能怪学生，而应该归因于政府！"
蒋介石越听脸色越难看，但胡适毫不顾忌，一吐为快："现在诋毁学制的人，就像那些骂议会制度的人一样，根本没有实行议会制度，却武断地认为议会制度不好，这有道理吗？"
当时，胡适正试图劝说国民党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民主政治，所以，尽管蒋介石要他谈教育问题、学风问题，他还是巧妙地拐到"议会制度"问题上来，其实是在向蒋介石旁敲侧击，要他考虑议会制度问题。蒋介石当然能听出胡适的"弦外之音"，但一心独裁的他故意听不懂装糊涂。
1948年，国民党政权江河日下，而这时的胡适仍对蒋介石报有幻想，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不忘劝谏。10月28日晚，蒋介石约请胡适吃晚饭，饭桌上，胡适说了一番逆耳的话，就是对蒋介石的批评。胡适的话可归纳为以下十点。
一、局势的艰难，有很大的危险。
二、面临的困难不是一个人所能对付，必须建立一个真正可靠的参谋部。
三、必须认错，、必须虚心。
四、美国的援助是不容易运用的，必须有虚心作基础。
五、黄埔嫡系军人失败在没有根底。必须承认这失败。
六、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
七、必须信赖傅作义，真诚的支持他。
八、北方的重要千万不可忽视。
九、"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
十、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例如人们说，"放弃大城市若继续在别处作战，那是战略。试问放弃石家庄后，在何处作战？放弃济南后，在何处作战？放弃郑州开封后，在何处作战？"“5”
胡适对蒋介石的上述批评称得上严厉，但由于蒋介石当时正处于低谷，所以，不能不装作虚怀若谷的样子把胡适的责备"照单全收"，当然，即使是"照单全收"，也晚了，因为国民党政权当时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胡适这番话除了表示他的愚忠外，是收不到任何效用的。
1952年，《自由中国》月刊社举办三周年纪念会，胡适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围绕"言论自由"作了讲话。
胡适说："言论自由，只在宪法上有那一条提到是不够的。言论自由同别的自由一样，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的。人人应该把言论自由看作最宝贵的东西，随时随地的努力争取，随时随地的努力维持。"说到这里，胡适话锋一转，把矛头指向台湾政府，说："我们当政的人，应该极力培养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什么是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呢？舆论就是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舆论的批评，只要是善意的，就应该承认是合法。至于代表民意的机关，无论是中央的立法机关，地方的立法机关，对政府的实施有反对、有批评都是合法的。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使自己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中站一个地位而无惭愧。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生命，都应该寄托在自由世界一块。"“6”
胡适这番话惹恼了蒋介石父子。蒋介石便想找个机会杀一杀胡适的威风。一次，蒋介石邀请胡适检阅军队。事后，他与胡适单独谈话，出示了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登着胡适儿子胡思杜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这篇文章里，胡思杜声明和胡适脱离父子关系，彻底决裂。蒋介石此举当然是在羞辱胡适，意思是既然家门出了不肖之子，你就少在公开场合大发谬论了。可是，胡适毕竟机敏过人，他在识破蒋介石心思后，立即反唇相讥，说："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此语一出，蒋介石无言可对，脸色变得像死灰一样难看。
原来，蒋经国也曾批判过蒋介石，比起胡思杜的文章，蒋经国的行为更出格更过火。那是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曾遭苏联共产党的谴责，当时在苏联留学的蒋经国撰文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的蒋介石的活动，并发表声明："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当时，蒋经国的声明经塔斯社传至了全世界。胡适的话直捣蒋介石的疼处，他当然是败下阵来。
胡适这番话后来传到蒋经国的耳朵里，蒋经国恼羞成怒，竟扬言要把胡适空投到大陆，让共产党来收拾他。
1952年11月16日，胡适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邀请，从纽约飞往台湾。胡适赴台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讲学，更主要的是推进台湾的民主进程，争取言论自由。当时蒋介石一心想连任总统，想让胡适为他出谋划策，所以表面上，蒋介石对胡适还是很客气的。
1953年1月16日，蒋介石为拉拢胡适，邀他共进晚餐，胡适乘机批评台湾的政治。他说："台湾现在几乎没有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辑。（台湾警备司令）。第二，无人敢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那么，所谓的言论自由，也就'尽在不言中'了。"胡适的话一针见血，蒋介石听了很不自在，但由于他还要利用胡适为他连任总统造舆论，所以也不便发作。胡适则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一吐为快："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这是明显的违宪啊！可是政府竟无一人敢向总统这样说！我认为，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一千人。如果总统愿意开放言论自由，就等于是有了成百上千个诤臣了！"“7”
胡适在日记里说，蒋介石对他的逆耳之言"居然容受了"，但"容受"并非接受。蒋介石容许胡适有言论自由，而他自己则享受"行动自由"。也就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1956年10月是蒋介石的七十大寿。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了一篇文章为蒋介石祝寿，这篇短文就是著名的《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此文发表在1956年的《自由中国》杂志上。
在这篇文章里，胡适讲了两个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的故事。
故事一是，艾森豪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一天，副校长安排他听下属汇报工作。他问副校长，要听多少人汇报？副校长答：63位。艾森毫听了大惊，说："当年我任盟军统帅时，一天只接见三位手下汇报工作。现在当校长竟然一天要会见这么多人！他们说的，我大多听不懂！这不是糟蹋他们的时间嘛！副校长先生，我看不必为我安排这样的日程吧！"
故事二是，艾氏当总统时，一天正打高尔夫球，白宫送来一份急件要他批示，结果他在"赞成"和"否绝"上都签了名，然后，对下属说："请底狄克（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为我挑一个吧。"说完，仍去打高尔夫球去。
胡适讲完故事，评论道："这两个故事表示艾森豪总统真有做一国元首的风度。他承认自己专业知识不如下属，完全信任属下，这是何等的风度！"胡适劝蒋介石学习艾森豪，他说："一国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文章的最后，胡适语重心长，曲终奏雅，说："奉劝蒋先生要彻底想想'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呢？"
胡适这篇文章，可谓忠言逆耳，用心良苦。但蒋介石却不领情，但碍于胡适的大名，不能公开惩戒胡适，只得找个借口，查封了《自由中国》，逮捕了《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其用意自然杀鸡儆猴，发泄对胡适的不满。
胡适是坚决反对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的。他曾在公开场合发表谈话，希望蒋介石能遵守宪法，放弃连任。1959年11月，胡适向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表示，他要见蒋总统，张群害怕胡适面谏蒋介石放弃连任，一直不敢安排胡适和蒋介石见面。他对胡适说："如果总统听得进你的意见还好。万一听不进，总统或许会很窘。"胡适理解张群的苦衷，就向张群讲了几点意见，由张群转告蒋介石：
1．明年二三月里，国民大会期中，是中华民国宪法受考验的时期，不可轻易错过。
2．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我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依据宪法，是"合法"的。人人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
3．为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月里，作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总统，并且宣布他郑重考虑后盼望某人可以继他的后任；如果国民大会能选出他所期望的人做他的继任者，他本人一定用他的全力支持他，帮助他。如果他作此表示，我相信全国人与全世界人都会对他表示崇敬与佩服。
4．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他们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决不可用现在报纸上登出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
张群表示，如果有适当的机会，他会向蒋介石转述胡适的话。后来，张群很委婉地把胡适的话转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郑重地考虑了一会儿，说："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我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地说。"
胡适听到这样的话，非常失望，当天，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我怕这又是三十七年和四十三年的老法子，他向党说话，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8”
胡适在这里讥刺了蒋介石在1948、1954年已经耍弄了两次把戏，这次又要故伎重演。他的逆耳忠言再次被蒋介石抛在脑后。
蒋介石的阴险在于，他不会接受胡适反对他连任的建议，但胡适这块招牌他还是要借用一下来装点门面，所以在开"国民大会"预备会议时，蒋介石授意张群请胡适做大会主席，胡适当然不愿意，他对张群说："我对于预备会是不会应付的；在当主席的时候，往往逼成说话的机会，逼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情形之下，我无法不说话，还是不让我当主席的好。"蒋介石担心胡适在预备会议上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也就没坚持。
蒋介石能否顺利连任总统与"国民大会"的表决方式也有很大关系，如果表决时采用无记名的投票方式，那蒋介石能否得到足够的票数就很难说了。"国民大会"的主席之一陈启天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就请示蒋介石。蒋介石知道美国宪法没有规定选举总统时一定用无记名投票，就让胡适来发表意见，因为胡适一向喜欢效仿美国。胡适当然知道蒋介石的用意，但由于他反对蒋介石连任，于是他略一思索，这样说：
"无记名投票是澳洲发明的，到今年还只有一百零四年的历史，无记名投票是保障投票的自由，可以避免投票的威胁，因此很快的被世界采用。美国宪法是一百七十年前制定的，所以美国宪法上并没有无记名投票。据我所知道，如禁酒，各州的宪法是不同，火车经过禁酒的一州时，火车上的酒排间就关了。否则是犯禁的。又如妇女参政问题，美国都是用无记名投票的，。。。。。。四年前我在美国，美国正在庆祝无记名投票一百年纪念。"“9”
胡适的回答让蒋介石碰了个软钉子，但在众人面前，蒋介石不便发火，而他的心腹则忍不住了，当场站起来，质问胡适："在此地谁威胁谁？"胡适这时候已没法退缩，只能争辩道："我本不想说话，在大会上，在主席团里，我一句话也不说。今天总统点名要我说，我才说的。我说的无记名投票是保障投票的自由，可以避免投票的威胁。这是无记名投票的意义。"胡适说完，又有人站起来和他辩论，场面有些失控，蒋介石发话了，他说："这个，我是不懂的。我不用总统的身份，我是用代表的身份来说，对于宪法这等重大的事，我个人是反对无记名投票的。"蒋介石一锤定音，胡适的话又白说了。
蒋介石对胡适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就是该利用时利用，而一旦胡适的话越过了他能容忍的界限，他就会对胡适施以颜色，而胡适也很配合蒋介石，只要蒋介石不发怒，他尽力扮演"诤臣"的角色，吐露一些逆耳之言，而一旦他觉察到蒋介石不愿再听他的话了，他也就迅捷地缩回去。
胡适的"能屈能伸"在雷震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胡适一直是雷震的坚定支持者和幕后指挥者，而雷震的被捕与他并非豪无联系。事实上，蒋介石逮捕雷震也就是警告胡适，在言行上不要触犯蒋家父子的根本利益。所以当在美国的胡适获悉雷震被捕后，他立即通电台湾当局表示谴责表示抗议，而在一次与蒋介石面谈时，他忍不住地谈到了明知犯忌的有关雷震的话题，然而，正是这次谈话，显示雷震的"伸缩自如"。
一开始，胡适还是直抒胸臆、慷慨陈词的，他对蒋介石说：
"我本来对张群先生说过，我见总统，不谈雷案。但现在谈到国际形势，我不能不指出这三个月来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措施实在在国外发生了很不好的影响。总统没有出过国，副总统也没有出过国，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也没有出过国，他们不会'深知'此案会发生的反响。所以我不能不做这笨事：向政府陈说，不能不为自由说话。"
蒋介石听到这里，面有愠色，但胡适依然滔滔不决：
"雷震与匪谍的关系，是法庭的问题。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移交司法审判，正是为了全世界无人肯信军法审判的结果。这个案子的量刑，十四年加十二年，加五年，总共三十一年徒刑，是件很重大的案子。军法审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才宣告的，被告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查卷，可以调查事实材料。十月三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期八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国外见报，十日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我躲到Princeton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
蒋介石见胡适越说越激昂，再也忍不住了，就拉下脸来，口气严厉地对胡适说：
"去年□□〔沈按：日记原文如此。据李敖考证，此人可能是蒋廷黻〕回来，我对他谈起，'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对你说过没有？"
蒋介石一生气，胡适就害怕了，他赶忙以乞求的口吻向蒋介石袒露心迹：
"□□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现在总统说了，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我是常常劝告雷儆寰的。我对他说过：那年（民国三十八年四月）总统要我去美国。我坐的轮船四月廿一日到旧金山。四月廿一日在中国已是四月廿二日了。船还没有进口，美国新闻记者多人已坐小汽轮到大船上来了。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头条大字新闻是'中国和谈破裂了，红军过江了！'这些访员要我发表意见，我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句话，'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当时我也说过，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的话是成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今天总统说的话太重了，我受不了，我要向总统重述我在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廿一日很郑重的说过的那句话。"
胡适这番向蒋介石袒露心迹的肺腑之语，真可以用"山盟海誓"来形容。他的这番真情表白可谓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其神情之慌乱语气之急迫，一如某个弃妇被扫地出门前向夫君作最后陈词以求洗刷蒙在头上的不白之冤。
蒋介石听了胡适这番低声下气、有失尊严的话，心中的怒气消了不少，脸上的表情也和缓多了，胡适见状，这才敢进一步和蒋介石深谈，他说：
"我回到台北的第二天，所谓'反对党'的发言人--李万居、高玉树、郭雨新、王地、黄玉娇--来看我。我屋中客多，我答应了那个礼拜三晚上（十月廿六日）同他们吃饭面谈。礼拜三（廿六日）的上午，我去看副总统，我把我要向他们说的话，先报告副总统。我说，李万居一班人既然说，他们要等我回国，向我请教，我有责任对他们说几句很诚恳的话。我要劝告他们两点：1.在时间上要展缓他们成立新党的时期：他们应该看看雷案的发展，应该看看世界形势，如美国大选一类的事件。不可急于要组党。2.我要劝他们根本改变态度：第一，要采取和平态度，不可对政府党取敌对的态度。你要推翻政府党，政府党当然先要打倒你了。第二，切不可使你们的党变成台湾人党，必须要和民、青两党合作，和无党派的大陆同胞合作。第三，最好是要能够争取政府的谅解，--同情的谅解，--以上是我对副总统说我预备那晚上对他们几位说的话。同时我还表示一个希望。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10”
胡适知道，蒋介石最怕"反对党"成为"台湾人党"，所以他特别告戒"反对党"人士"切不可使你们的党变成台湾人党"。胡适对"反对党"人士的两点劝告就是给蒋介石的两粒"定心丸"，因为这两粒"定心丸"彻底颠覆了"反对党"所应该具备的内涵，换句话来说，如果"反对党"人士听从了胡适的建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组建的新党，不过是在蒋家政府卵翼下苟延残喘的可有可无或有名无实的"新党"，这样的"新党"除了点缀一下蒋家政府的开明外还有何用！
胡适的可悲之处在于，他只能在蒋介石划定的范围内发挥他"诤臣""诤友"的作用，一旦越界，蒋介石坚决不许。
殷海光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的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11”
由此可知，胡适这样的"诤臣""诤友"还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
以胡适的大才，如果他潜心学术，那么，在哲学文学考证方面都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由于他把自己定位为蒋介石的"诤臣"与"诤友"，而蒋介石对他的所谓"诤言"又一概置若罔闻，所以，晚年的胡适虽不能说劳而无功，至少也是种瓜得豆。晚年的胡适也意识到这点，他在给自己的自挽联中写道："五十年送往迎来，依然故我。三万里东奔西走，何补苍生！"语句很无奈很沉痛。
在我看来，胡适如同一个恪守妇道的女人，她一再希望自己的"夫君"蒋介石能听自己的劝，走上自由民主之路，而当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苦口婆心毫无效用后，她变得异常伤心、绝望、颓唐。
胡适对雷震案前后不一态度再好不过地反映出他内心的消沉和失望。
一开始，当胡适在美国刚刚获悉雷震被捕，他立即致电台湾当局：
"今晨此间新闻广播雷震等被捕之消息，且说明雷是主持反对党运动的人。鄙意政府此举不甚明智，其不良影响可预言：一则国内舆论必认为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运动。二则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杂志当然停刊，政府必蒙摧残言论之恶名。三则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评政府与谋成立反对党与叛乱罪名绝对无关。雷儆寰爱国反共，适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乱罪名，恐将腾笑世界。今日唯一挽救方式，似只有尊电所谓'遵循法律途径'一语，即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皆予以公开，乞公垂意。"“12”
胡适这番话还是颇为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但在被蒋介石批评后，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当蒋家政府一意孤行判了雷震十年监禁，胡适居然连探监的勇气都没有，所说的话也是锋芒尽失，圆滑得令人齿冷。当有人问胡适为何不去探监时，胡适答：
"我从美国回来后，原拟去监狱看雷先生，后有人告说军监因知我要探监看雷先生，弄得非常紧张，还要呈报蒋总统批准才去。其实我去探监看雷先生，也只是和雷先生寒暄闲话一番，什么真正的话都不能在那里谈。去只有添雷先生的紧张和麻烦。我想不去还比去的好。故我去探监看雷先生，似无什么意思，至于外面如何批评我，也可不必计较。"“13”
胡适此语一出，令很多曾追随过他的人十分失望，他们认为胡适不够朋友道义，作家周弃子还以此为题发表了《本事一首》：
曾闯北海知刘备，不知中书惜楮渊
铜像当时姑谩语，铁窗今日是凋年。
穷途未必官能弃，棋败何能卒向前。
我论人材无美刺，直将本事入诗篇。
某种程度而言，这首诗道出了时人的共同心声。
关于胡适在这件事上所显示出的懦弱，其弟子唐德刚的话显得一针见血，毫不留情："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案'中真毕露无遗。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样子，我前所未见，看来也着实可怜见的。"
晚年的胡适消沉颓唐，与昔日意气风发相比，简直判若二人。胡适的糟糕表现令一直追随他的殷海光大失所望，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14”
不过，我以为，胡适晚年的消沉颓唐，恰恰来自他对自己角色悲剧的彻悟。他意识到自己选择做"诤臣""诤友"，是一次错误的选择。私的方面，自己浪费了生命，文学哲学方面的大才未能发挥出来；公的方面，"东奔西走，何补苍生！"
1960年2月12日，毛子水致信胡适，建议他不要在《时与潮》杂志上发表有关反对蒋介石连任的谈话：
"四十多年来，先生所发表的言论，没有几句话不是可以是我们国家的地位提高的，没有几句话不是可以使我们民族的的智慧增加的。但到了现在，国难日深，民德愈下，这只能说是中国的命运，在先生已可对得住国人了，对得住世界了。《时与潮》谈话若发表，非特无益，恐适足为一班偏激的人所利用。"“15”
毛子水这番话，前面夸胡适的话，显得大而无当，空泛玄虚，而后面的委婉批评则是一针见血，实实在在的，所谓"非特无益，恐适足为一班偏激的人所利用"也就是说，胡适如果固执己见继续当什么"诤臣""诤友"，只能是添乱而已。
雷震被判刑后，胡适的表现令自由主义者极为不满。胡适无法辩解，但在给友人的信里却流露出失望、灰暗的心绪。在给张佛泉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读来令人哀伤："生日快到了，回想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无数管制不住的努力打销了，毁灭了。"
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他抄录了自己二十五岁的生日词《沁园春》：
弃我去者，二十五年，不可重来。看江明雪霁，吾当寿我，且须高咏，不用衔杯。种种以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从今后，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忽然异想天开，似天上诸仙采药回。有丹能却老，鞭能缩地，芝能点石，触处金堆。我笑诸仙，诸仙笑我。敬谢诸仙我不才，葫芦里，也有些微物，试与君猜。“16”
胡适抄这首旧作，当然是借昔日陈旧之酒杯，浇今日胸中之块垒。这里可以玩味的有两处，一是"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胡适以此暗示自己当年没有"栽"好种子，所以现在收成不佳。意思是，如果当初自己远离政治圈，不去当什么"诤臣""诤友"而是潜心学术，自己的收获一定可观，肯定比现在强！二是"葫芦里，也有些微物，试与君猜"，所谓"微物"当然是胡适一生所追求的"民主"和"自由"了，但在蒋介石这个独裁者的眼里，什么"民主"，什么"自由"，不过是些愚弄百姓装点门面的"微物"罢了。
晚年的胡适。完全觉悟了，他想摆脱"诤臣""诤友"的角色，做一个纯粹的读书人。在给《儒林外史》写的一篇序里，胡适表露了这样的看法。胡适的序里说：
这部大书，用一个做裁缝的荆元做结束。这个裁缝每日做工有余下的功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作诗。朋友问他道："你既要做雅人，为什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里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相与？我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17”
胡适羡慕这个裁缝，就是因为他可以"不伺候人的颜色"，而他做"诤臣""诤友"，却随时要"伺候人的颜色"。
《儒林外史》里的一首诗，胡适到晚年才读出它的好来，这首诗是：
何若汉皋女，丽服佩两珠。
独赠郑交甫，奇缘天下无。
胡颂平在《胡适年谱》里写道："丁巳以后，先生觉悟了，便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了。试看他宁可做自由解珮的汉皋神女，不愿作那红氈毹的吴宫舞腰，这便是大觉悟的表示了。"
胡适到了古稀之年，总算"大觉悟了"，这当然好，但似乎已经晚了。因为，他虽然可以不做"诤臣""诤友"了，但也无时间无精力在学术的海洋里游泳了。
胡适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为何步入日暮途穷的困境，美国学者格里德一语道破天机：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本身没有抓住为他们提供了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18”
如此看来，胡适想以"诤臣""诤友"的身份影响蒋介石进而影响中国历史的想法，完全是一相情愿。他作为"诤臣""诤友"的悲剧是注定的，必然的。不知道，晚年的胡适是否悟出自己失败的原因了，如果真的悟出了，他的死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因为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
注释：
“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册，第552页。
“2”胡适：《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卷第119页。
“3”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中册第208页。
“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册，第182页。
“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册，第722页。
“6”胡适：《胡适演讲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1970年版，第3册第67页。
“7”“8”“10”“1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册第277、611、723、691页。
“9”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台北事业出版公司1990版第9册第3208页。
“11”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544页。
“12”胡适：《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卷第489页。
“13”〕《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14”《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
“16”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47页。
“17”欧阳哲生选编：《追忆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44页。
“18”（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