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木会老，人会死，胡同也有它终结的一天。
会有那么一个早晨，北京人猛然间发现，最后一条胡同死了。这日子大概不会太久，也许这个世纪还没有结束，北京将找不到一条像模像样的，依旧是原来面貌的胡同。
镜头对准古都的摄影家，拍老北京故事的电影导演，对这一点，感触必定是很深的。
即使像我这样并非土生土长，对这个城市说不上多么深的感情，只是一个居住年头较久的人，也对这个消失过程未免来得太快，觉得有些讶异。这也许说来并不是什么坏事，但，胡同，一部凝固了的近代史，数百年京都人文概貌的缩影，就这样迅速地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那些单调无味的火柴盒所蚕食，所吞噬，总是难免惋惜，好像应该想出点什么法才好？真不希望有那么一天，剩下那么几条胡同，或者造几条假胡同，供游人参观，像灰秃秃的兵马俑一样，那绝对是死了的胡同，有何生气可言？
北京的胡同，其实也没什么，不过是年代较为久远的建筑物罢了；但同住在一条胡同里，那些天天碰头见面的左邻右舍，他们之间的亲切友善，地道的老北京人的礼数客套，和现在单元房里住着各家各户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隔膜，是无法相比的。给一张微笑的脸，和淡漠的一瞥，留在对方心扉里的印象，冷暖是大不相同的。没有温馨，没有爱，这世界是不堪设想的。
于是，我想起如今找不到的西风斜阳，衰草枯树的古城墙下，那条顺城街了。那时，隔着城墙，便是与前门火车站相毗邻的西货站。半夜里，常有一列列货车从广安门开过来。然后就有卸车的动静，就有空车相撞的声响，就有低沉短促的汽笛，从城墙那边传过来。那时，冬天是很冷的，而且，风也很大，从城墙下那条顺城街边胡同里钻出来的人，都用围脖和口罩把脸捂得严严的。夜里，街面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胡同里，更是像打扫过一样清净。那时，我从流放的外地回家来，只有那么一班慢车，而且总是在城市的未班车收了以后的深夜到达。通常是这样，我就背着行囊，顺着城墙，路灯也不很亮，摸进这条细小的“此巷不通行”的胡同，敲开一座小院的那并不严实的门，这是一扇不拒绝我的门。
“姨妈！没车了，回不去郊区的家，只好来打扰您啦！”
“那有什么？快放下行李，没关系的，您就在这儿委屈一宿吧！”
其实她是我同学的姨妈，其实她知道我当时是一个类似囚犯的人，在那个岁月里，许多人的脸都对我绷紧的。但她捅开了煤球炉子，给我烧水，给我热吃的，一个劲地宽慰我：“没事的，不会有麻烦的，我们这儿街坊邻居，大家都挺好的，你放心吧！”
第二天离开那小院、那胡同时，那些大概可算是最普通的老百姓，蹬三轮的，烧锅炉的，或许还有机关里做事的，都客客气气地招呼：“来看姨妈的吗？不多坐会儿？”我谢了他们，去赶早班车。
“下回火车要晚点的话，你可别忘了到家来！”快走出那胡同了，姨妈还在身后叮嘱着。
后来，先是填平了正阳门前那条护城河，不久，又扒了城墙，接着，拆了西站和铁路，顺城街和那条无名小胡同，就像血管暴露在体外，很快从城市地图上消失了。姨妈也拆迁到了郊区，直到故去，也惦着那个无名小胡同里住了一辈子的老街坊。
回想起来，我们以往的全部行为中，姑且不论其对或者错，有一点是最不可取的，在扬弃什么的时候，总是一股脑儿否定，连不应该否定的，甚至极可珍贵的东西，也当作垃圾给粪除了。
猛犸的庞大躯体埋存在西伯利亚荒原冰层下面，元大都的遗址，最近才从西直门一个施工工地挖掘出来。它们所以被遗忘，因为没有什么值得这个世界留下来的。我真心希望，也许有一天，胡同真的没了，但北京胡同里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却还能留存在这块土地上的话，也许比那些古旧的建筑物，对于中国要更有价值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