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在持续高速增长的背后，存在一种粗放式的高投入、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改变这种状况，党中央提出了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经济的发展。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的投资，需要不断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在我国的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占了很大的比例，其投资效益的好坏对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如果能够不断提高制造业的投资水平和效益，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整个社会的投资效益都有重要意义。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增长主要还要依靠工业。工业中的采掘业由于受资源的限制，不可能快速增长，因此制造业仍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我们要依靠制造业为人民提供各种生活用品，提供工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服务业所需要的各种手段、基础设施所需要的各种装备、国防所需要的各种武器、科技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仪器设备以及保证人民健康所需要的各种医疗仪器和药品、精神文明建设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等。没有制造业的大力发展以及大量投资，这是不能实现的。而且，作为我们今后要大力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其本身就是制造业（OECD定义的四种高技术产业全部是制造业），制造业也为新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都离不开制造业的支持。因此，可以说大力提高和发展我国的制造业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有了显著的发展，无论制造业总量还是制造业技术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制造业对中国经济在过去20多年里实现持续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制造业的发展还将进一步引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其投资不仅在规模上需要继续保证一定的数量，而且还要走利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发展道路，不断提升制造业的投资效益，优化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不断提高制造业高级化的程度，最终实现制造业强国的梦想。
经济学作为研究国民财富的学科，从诞生之日起就关注国家如何才能富强兴旺。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中，经济增长和国家强盛基本上是同义语。经济增长的结构决定于社会生产的结构和物质技术状况发展的阶段性，而经济增长的这种结构状况是由生产力水平的结构状况决定的。不仅如此，经济增长过程的阶段性也是由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的。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制造业的发达程度实际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总体发展水平。从18世纪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开始，制造业走出手工作坊阶段，迅速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大批大量生产模式的确立使制造业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时期。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报告，制造业不仅是当今世界发展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原因在于：制造业将技术进步用于生产、制造业促进创新、有利于创新的传播、能够开发新理念和新技能、引领制度发展、产生有益的外部效应、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产生动态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国际化和促进企业现代化。因此，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探索不断提高我国制造业投资规模和效益的途径，对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意义重大。在中国经济的成长过程中，制造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我们关心国民经济的GNP或GDP增长率的时候，同样也不要忽视‘增长’的内容是什么。服务性行业虽然极为重要，不可缺少，但这部门的‘所得’的增加，并不是现实经济的实物的增加，不可能与生活必需品一样可以赖以生存和发展。”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这种比较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国际竞争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已经争取到比较有利的地位。党的十六大提出了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宏伟目标，这是中国几代人的梦想。目前，中国制造的电视机、DVD视盘机、移动电话、显示器、程控交换机、空调器、集装箱、光学元件、电动工具、小家电等十几种产品的出口数量和金额均位居全球首位。这一趋势向世人昭示着，正像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一样，“中国制造”时代正在到来。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三个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其制造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是最强的，三个国家无一例外地把制造业作为立国之基、强国之本。高度发达的制造业和先进的制造技术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也成为一个国家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获胜的关键因素。
工业化作为一个世界现象，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是在世界经济中发生和推进的。中国工业化过程如果要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和工业规模扩张（包括几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中国就必然会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世界制造中心”。但从目前来看，中国制造业还存在总体规模小、制造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能力十分薄弱、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以及管理水平低等问题。我国制造业增长仍然延续以大量物资消耗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单位GDP的物耗和能耗都居于世界高位。在高物耗和高单位产值能耗的发展模式下，我国同时还面临着巨大的资源对外依存度的问题。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不仅给国家的能源和资源安全带来了严重的潜在威胁，也使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著名经济学家李京文认为，制造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初级产品生产阶段；二是加工、装配阶段；三是自主知识产权阶段。目前，发达国家均已进入自主知识产权阶段。发达国家均以装备制造业作为主要支柱重点发展，并根据各自国情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分工，在某些主导制造领域形成了较强优势。例如，瑞典以生产工程机械为主，日本以生产电气机械为主，德国以生产运输机械为主，美国以生产飞机、集成电路为主。对于一般制造业，各发达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将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由此形成了发达国家日益趋于“头脑国家”、发展中国家日益趋于“躯干国家”的分工格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大体上处于加工装配阶段，不经过加工阶段不行，但仅停留在加工阶段也不行，必须走向自主知识产权阶段，向发达国家看齐。
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表明，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也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基础。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的兴起是以“世界工厂”著称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和德国的强盛也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化时代使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同时，制造业的诞生和发展是以技术创新为推动力的，18世纪以机器为代表的工业革命，19世纪的电器革命，到了20世纪则出现了技术革新迭出的时代，这些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都是通过制造业发展来实现的。因此，工业化国家的高科技产品是以本国所建立的制造业体系为基础的，而且是高科技产业化的基础。对于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言，也必须实现从制造业大国逐步到制造业强国的跨越，就要走“新型制造业”的发展道路。如果说传统工业化是由农业经济为主转向以工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发展演进过程，那么新型工业化就是将传统工业化任务与信息化结合起来的社会发展演进过程，是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后发展国家必须跟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步伐，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步入信息时代的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型工业化强调更多的是科技进步的影响和生产与服务的科技含量增加，是信息化的广泛应用及其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促进、带动和提升，是社会生产力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变革，是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就要求“新型制造业”的发展，就是依靠科技创新、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增加就业、提高经济效益、提升竞争力，最后实现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新型制造业”背景下制造业投资问题，不仅在投资方向上需要调整，而且在投资形式以及管理内容上也要创新。特别是应把加强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投资放在战略性地位上；同时，重视制造业投资的节能降耗以及环境保护问题，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这是发展制造业投资的内在必然要求。为了让制造业继续引领中国经济增长，从国内制造业正处于相对过剩的情况看，必须通过战略性的结构调整，才能够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制造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战略发展制造业，有利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制造业企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本书以制造业的投资为研究对象，通过制造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探讨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如何加强和优化中国制造业投资，以及如何不断提升制造业投资的技术水平和投资效益，对于我国实现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框架
本书包括导论在内共分为九个部分，导论简明地阐述选题意义和背景，以及研究的范围和框架、主要研究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介绍研究的创新点，并回顾国内外的研究进展。第一章在分析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通过系统回顾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理论，论述制造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第二章通过分析我国制造业投资的发展状况，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入手，阐述加强制造业发展对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国际比较说明我国继续加大制造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第三章从投资规模的角度，利用制造业投资的乘数原理，通过计量检验，说明制造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制造业投资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强调了维持一定数量的制造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客观必然性。第四章从投资结构的角度，分析我国制造业投资的行业构成情况，重点分析了不同行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说明在制造业投资中应该加强更新改造投资的力度，通过更新改造投资不仅可以优化存量结构，还能够为提升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创造物质基础。第五章从制造业投资效益的角度，实证研究中国制造业投资的情况；阐述了在制造业的投资总量稳步增长的情况下，制造业投资效益总体上并没有恶化，但是不同行业间的投资效益有较大差别。第六章研究不同的融资渠道对制造业投资的影响，在中国现有的金融市场环境条件下，制造业投资的资金来源中企业自筹的比重在不断加大，尤其是通过证券市场募集投资资金已经成为制造业投资的重要来源。第七章系统研究自主创新对制造业投资的影响，解决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投入不够的问题，是制造业投资中的重要抉择，通过对制造业核心技术研发尤其是高新技术设备的投资，加强制造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制造业投资的结构优化有重要意义。第八章阐述影响制造业投资的经济政策因素，从影响制造业投资的宏观经济政策中，选择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等作为研究对象，就如何通过相关的政策选择来推动和促进制造业投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三、制造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在制造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领域中，相关文献基本上是三类：第一类是研究经济增长的经典文献，主要是各种理论模型和因素分析方法；第二类是投资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主要是从投资的供应效应和需求效应来分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包括投资总量、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益等内容，也涉及投资体制等制度层面的内容；第三类是研究工业化以及现代化的理论，也包括对制造业的实证分析的研究结果等。下面分别从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分别论述。
1.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无论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还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哈罗德—多马，以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索罗等学者，都认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是，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新古典理论认为，从竞争均衡的假设出发，所有部门的劳动和资本都带来相同的边际收益，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长期作用的结果；而结构主义则认为经济增长是结构转变的结果，生产结构的变化通过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能够有效地利用技术，结构转变是在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推动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新古典理论和结构主义所做的假设是两种极端情况，现实经济则处于两极之间。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情况距新古典理论的假设相对较近，而发展中国家则更接近于结构主义的假设，而投资对这两类国家都是重要的唯一增长因素。
古典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和工业革命发展初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亚当·斯密第一次系统全面地研究了一国财富增加的原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发展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为中心，通过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历史以及伦理道德的多视角分析，全面考察了增加财富、发展经济的各种因素、途径和条件，在经济学说史上建立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亚当·斯密从分工、生产劳动、资本积累和对外贸易等方面较深入地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阐明了经济的有效增长建立在供给与需求协调发展的基础上。
Harrod（1939）和Domar（1946）建立的第一个数学化的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构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研究的起点。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Solow，1956）在仔细研究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之后，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设之后创立的。通过在生产函数中引入要素的可替代性，克服了Harrod-Domar模型中自然增长率不稳定的缺陷，从而建立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模型的基本前提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存在规模经济，并且技术是外生的。Solow（1957），Kendrick（1961），Denison（1962），Jorgenson与Griliches（1967）提出了增长核算的基本概念，其中索洛余值是其核心所在，被看做是技术进步的测量结果。最近的内生增长理论揭示了其具体的构成情况，在模型框架内可以清晰地解释余值的含义。可以说明能通过增加回报和技术外溢来证实技术进步是有目的的研究的结果，这样就为解释R＆D费用的余值、公共政策以及其他因素的余值指明了研究方向。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互补的。
内生增长模型始于Romer（1990），Segerstrom（1990）等人，Grossman 和Helpman（1991）以及Aghion 和Howitt（1992），他们强调产业的R＆D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一般均衡框架（General-equilibrium Framework）中，他们认为增长受私营公司中的技术进步的驱动，虽然认识到专利保护对产业创新的激励作用，但是对专利政策的影响却关注甚少。Ted O’Donoghue和Josef Zweimuller（2004）检验了内生增长模型中专利保护的问题，在一般均衡模型中，激励和打破产业组织中的垄断程度都能促进R＆D，而且专利影响R＆D在不同产业间的分布。他们利用Grossman 和Helpman（1991）以及Aghion 和Howitt（1992）模型框架创建了描述专利政策的内生增长模型，以内生增长政策为基点，表明对未来创新者的保护是如何激励R＆D投资的。
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假说是增长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原因在于不同的增长模式导致了国家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生活质量差异。Alain Desdoigts（1999）研究了全球不同国家资源的异质性，证实在同一个俱乐部内部的国家（国家内或国家间）经济增长与多部门平衡增长（Multiple Equilibrium-growth）模型是一致的（Azariadis 和Drazen，1990），因此加强了俱乐部收敛性假说的有效性，特别是处于制造业高度发达阶段的国家，一般来说与高增长是线性相关的。经济增长和相同的经济结构的关联情况，使人们重视现实世界中的哪些特征是导致经济起飞和完成追赶的起始水平，低于这种起始状态的经济看来会陷入贫穷陷阱，从而导致了国家间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一旦达到特定阶段，经济增长就会收敛。
Ziv Bar-Shira，Israel Finkelshtain，Avi Simhon（2003）认为，可能回答为什么国家贫富差距如此之大问题的核心在于，区别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资本积累还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这种区分对研究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很必要的（Young，1995；Hsieh，2002）。为此，大部分的实证研究都是假设生产函数的变量与Cobb-Douglas 的生产函数含有一样的系数（Mankiw，Romer和Weil，1992；Klenow和Rodrigues-Clare，1997；Hall和Jones，1999；Easterly和Levine，2001），当然这种实证的缺陷是明显的，它要求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的资本和劳动的替代是不变的。他们提出了一个表示不同国家的技术等级的新颖的非参数方法（Non-parametric Methodology）来估计TFP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通过对25个发达国家1980～1990年间数据的分析，发现了与利用Cobb-Douglas假设的明显区别。从截面数据的分析得知，1980～1990年日本的经济增长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TFP没有变化，并不能反映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在此期间的美国的TFP是最高的，新加坡是最低的。这与Young（1995）发现的新加坡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增长几乎仅仅归因于投入积累的结论不同，因为至少在此期间新加坡的TFP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另外，令人奇怪的是人均收入很高的瑞典和瑞士，TFP的排名并不高，原因可能在于与其他OECD国家相比，它们的单位产出使用了高质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美国在1980年的每个工人的产量比任何国家在1990年还要高（比利时除外），法国、日本和意大利在1980年的TFP高于甚至包括英国、比利时、瑞典和加拿大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在1990年的水平。这似乎也表明，决定TFP的因素不仅是科技发达与否或新设备的发明数量，更重要的是还与制度特征、管理技术、激励机制等有关。对于东亚的经济增长奇迹，通过TFP排名发现其主要动力来源于要素积累，东亚的“虎”们，尤其是新加坡的TFP都低于样本的平均值。
钱纳里（Chenery H。B。）等人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中强调经济结构转变同经济增长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表现为不同的经济结构将有不同的收入水平，而且还表现为经济结构的转变，特别是在非均衡条件下的经济结构转变能够加速经济增长。利用多国模型，钱纳里等人认为，工业化的程度一般可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经济高速增长总是与制造业的高速增长联系在一起，指出结构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随发展水平而变动。
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利用翔实的统计资料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研究，包括从经济增长的总量、增长速度以及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从国民产值、产业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比较，试图揭示经济增长的全过程，并概括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若干特征。他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认为，经济增长中的部门变化和总量变化是相联系的，可以把部门的变化结合到总量分析中进行权衡比较；认为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变动引起了生产结构的变化，单个部门的技术变革对生产结构有重大影响，在开放条件下，产品相对生产优势的变动反映出了增长率的变化。
在《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罗斯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加速发展就是由不同的产业部门的发展来推动的。罗斯托认为，要顺利起飞，一是积累应占到国民收入的10%以上；二是建立主导部门对起飞至关重要。从历史上看，棉纺织业曾是英国起飞阶段的主导部门，瑞典的木材工业、日本的缫丝业、丹麦的肉乳制品加工业都曾经作为主导部门，为起飞立下了汗马功劳。任何时期不同部门的成长速度将大不相同，可以把一种经济的各部门分为三类：主导部门、补充成长部门和派生成长部门。罗斯托认为，由于采用了新技术而迅速发展的主导部门，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一旦其先进技术已经充分扩散到各有关部门和地区之后，主导作用就丧失了。这时如果又出现新的主导部门，则经济将再度发展。如果主导部门的更替能够顺利实现，则经济将出现持续增长。
英国剑桥经济学家卡尔多对从1954～1964年12个领先工业化国家的研究中发现，GDP的增长率和制造业产出增长率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性，由此他提出了卡尔多第一定律，认为制造部门是经济增长的引擎（Kaldor，1967）。
Rajah Rasiah（1996）根据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发展，证明了结构主义经济学家们所认同的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强调应该对制造业的发展在政策上给予更多的关注。结构主义经济学家们是利用产业政策推动经济快速成长的坚定支持者（Lewis，1956；Myrdal，1957；Kaldor，1967；Thirlwall，1989），制造业在带动产业内和产业间发展中有独特的巨大推动作用也得以证实（Young，1928：527-542）。利用12个发达国家的样本，Kaldor（1967：3-23；1975：891-896；1979；1989：282-310）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种关系。基于制造业给经济带来的静态和动态的回报，制造业增长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性的（Thirlwall，1989）。由于制造业还生产不同行业和部门所需要的资本品，对制造业的技术变革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Weiss，1988）。因此，结构主义经济学家们劝导政府制定支持制造业扩张的经济政策。马来西亚是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从197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以来一直把制造业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通过利用Brailovsky（1981）建立的计量模型，回归分析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数据，并补充了Kaldor（1967）模型中所欠缺的行为、制度以及动态影响因素，再次实证了制造业投资对经济增长以及其他产业部门扩张的推动作用。
2.国内研究现状
在研究经济增长方面，国内学者主要是借鉴国外的理论成果和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并进行实证分析，尤其是重点关注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增长的特殊性。除了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在分析我国经济实践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以外，研究内容包括利用我国的统计数据进行计量检验，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机理和差异性，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增长的质量等。
王小鲁和樊纲（2000）在评价中国改革20年来经济增长的整体状况的基础上，从生产要素、制度变革、结构变动、外部环境等方面分析高速增长的原因，认为资本形成加速对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投资效率的提高和储蓄率的上升至少同等重要。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变，深层次的体制变革以及城市化和以技术进步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包括政府自身改革和市场环境改善），将成为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舒元和徐现祥（2002）采用Jones（1995）实证检验增长理论的方法，针对三类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特征，实证分析了1952～1998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实证结果明显拒绝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R＆D类型增长理论，相对支持AK类型增长理论。认为我国1952～1998年间的经济增长是资本驱动型的，其根源是我国经济增长制度本身。因此，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增长制度的改革。杨德权（2005）着重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应用效率竞赛模型分析了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过程，重点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来源、效率“瓶颈”转换过程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在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张中华（1986）等人认为建设投资规模多次突破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从而影响了整个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投资规模膨胀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综合考察经济增长、投资扩张、资源“瓶颈”、增长方式转换、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投资规模膨胀形成的原因。王加春（1986）认为，经济增长与投资增长的关系是相对动态的。一方面，经济增长是投资赖以扩大的基础。从社会的角度看，投资作为资金价值的垫付行为，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总产品价值向资金的转化程度。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制约着投资的数量。另一方面，投资增长又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林叶等人（1990）认为，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直接、最密切。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投资会形成直接的需求，这种需求通过各产业间的联系产生波及效果，进一步扩大了需求，从而刺激生产的扩张。另一方面，投资又扩大了经济的供给能力，通过新增固定资产的运转扩大了总产出。因此，研究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规律，就不能不分析投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结构的影响。郑思齐和刘洪玉（2001）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建设投资和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建立了能反映二者之间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关系的误差修正模型。结果显示：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建筑安装投资，GDP对它们的弹性系数都大大超过它们各自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这表明，建设投资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是刺激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叶飞文（2004）分析了中国近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动态贡献率，寻找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有效路径。认为要素投入的增加固然可带来经济增长，但生产要素资源是有限的，单纯依靠要素投入很难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要素投入增加和综合生产率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樊潇彦（2005）研究了经济增长与中国宏观投资效率的关系，认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深入研究和比较了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率。曹尔阶（2005）认为，投资增长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投资的高增长反映了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当务之急是如何协调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确保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转换，真正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夏和平和王邦宜（2006）分析了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并比较了一般投资拉动和设备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质量优劣。认为我国低水平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但消费拉动型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也不是当前我国的现实选择，未来应当采取以设备投资拉动为主、兼顾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
殷醒民（1998）根据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部门比较发现，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不是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部门和经济学界一直倡导的服务业。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德国的制造业规模和人均制成品占有数的国际比较提出，经济结构转型中应以发展制造业作为重点，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是扩大制造业的生产规模，加速工业化的发展速度。通过对1980～1995年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的实证研究，揭示了90年代初以来的重化工业发展带动了经济增长，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制造业内部结构向技术更加密集的部门转变，资本品制造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比重的上升表明我国正在进行制造业的深化过程，将为21世纪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基础。
刘志彪和王建优（2000）在中国进入买方市场以后制造业企业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的背景下，研究了制造业走出危机的途径。分析了制造业陷入困境的起因，在剖析国内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根据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经验观察，提出了关于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的七个基本原因，同时从五个方面就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战略作了探讨。李赞和汤春梅（2003）认为，世界制造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规律地在国际间跨国转移。促使制造业跨国转移的因素有：区位优势、技术优势、价格优势、国家政策、社会压力等。从总的趋势看，制造业跨国转移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或由技术领先国向其他国家扩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面临多方面的挑战。李廉水等人（2005）从新型制造业的角度，研究了我国各地区制造业的经济创造能力、科技竞争能力和环境资源保护能力，指出了各地区制造业发展中建立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
四、研究方法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按大类划分为两类：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但是在具体分析经济问题时，可能难以将两种方法界定开来使用。本书的基本研究逻辑是利用现有的投资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制造业投资的实际情况和统计数据，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因此，在写作过程中，笔者采取如下研究方法：
（1）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受数据来源以及计量技术的限制，难以将经济问题完全定量化分析，必要的定性研究和逻辑判断是很有必要的。一味地强调计量模型，可能会掉入过分数学化的陷阱，盲目追求形式的完美而忽略研究的经济意义则完全背离了研究的初衷，因此需要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机结合使用。
（2）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方法。研究任何现实的经济问题，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将不同社会背景和历史时期形成的经典理论和方法，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才能回答和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否则，生搬硬套地照抄理论模型，不顾及中国的特殊状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那只能是鹦鹉学舌。
（3）总量研究和结构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任何经济问题都大致可以分为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进行研究，这样才能分析透彻问题的本质，达到研究的目的。
五、本书的创新之处和存在的不足
本书的主要创新点：①以制造业投资为切入点，利用统计资料，采用阿尔蒙滞后分布模型，定量研究了中国制造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在不同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中的贡献。②在制造业投资结构分析中，不同行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同，尤其是技改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中，技改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大。③制造业投资效益不稳定，但是最近几年的效益在好转，技术改造投资效益好于基建投资效益，不同行业的投资效益差别很大，重化特征的制造业投资规模在加大，投资效益也在好转。为了充分利用20世纪前20年的战略机遇期，只有维持一定规模的制造业投资，不断提高制造业的投资效率，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提升制造业的产业素质，中国才能够逐步由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才能够推动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详细研究制造业投资和第三产业的关系，以及没有详细比较国内外的制造业投资情况，对于制造业投资的制度建设和投资体制问题，也没有展开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