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曾经有过几次辉煌的经济增长范例。首先是英国的崛起以及由此带动的西欧各国的经济增长。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取代了英国经济的世界霸主地位。“二战”以后，又出现了国际区域性经济增长，最明显的实例是欧共体各国的发展和极度落后贫穷的东亚地区的崛起。但是，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为了说明和解决经济增长中的问题，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索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探索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本章将系统回顾经济增长理论的具体发展过程和模型以及经济增长核算的方法。
一、经济增长的含义
西蒙·库兹涅茨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供应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个增长中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在夏皮罗看来，“经济增长可以最简单地规定为经济的产量的增加”。“因此，如果增长的定义被规定为经济的产量的增加，并且如果我们利用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增长的尺度，那么就必须把物价变动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排除掉。”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中，“经济增长指一定时期内，一国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商品和劳务的潜在生产能力的扩大，或者商品和劳务的实际产量的增加”。在《现代经济词典》中，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内商品和劳务生产的增长相结合的其生产能力的增长。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是以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价格变化调整后的年增长率来衡量的”。
经济增长导致经济规模（包括物质产品和劳务）在数量上的扩大和增加，它反映了一国国民经济总量的变化状况。对于先进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尼古拉斯·卡尔多在1958年就概括了六种经典事实：①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看，人均（或每个工时）实际产出的增长率多少具有稳定性。②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大体上也是稳定的，且其增长率是高于劳动投入的增长率。③实际产出的增长率与资本的存量增长率趋于差不多同样的速度。④资本的利润率具有一种水平化的倾向，那种短期的利润率的急剧变化往往与有效需求的变化有关。⑤人均实际产出增长率在不同国家之间是相当不同的。⑥一种经济中，若利润占收入的比率越高，则投资占产出的比率亦越高。
因此，衡量经济增长通常主要采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国民生产净值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等总量增长率指标。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效率增长率指标，如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等。无论采用何种指标表示，一般都采用不变价格进行计算，以消除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
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解释，在经济增长的测算中，“作为经济增长研究基础的最广泛应用的概念，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即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从消费方面看，它可以被看做是一国的居民为个人消费而在最终产品及服务上的总支出、在国内与国外的投资，以及政府在健康、教育、国防及其他服务上支出的总和。按照总的生产要素收入与按总产出（增加价值）来定义是等价的。因此，经济增长应当以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度量，或者如果愿意用人口的变动的影响调整时，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度量。”
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无论是绝对值、增长率还是人均增长率），都有天生的缺陷。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些成本是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比如环境污染、闲暇的损失以及工作距离的增加等，但是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并没有计入这种“负成本”的影响，因而增长的收益被夸大了。另外，计入GDP的只是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和服务，而且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不能解释商品和服务在社会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的变化。实际上，GDP的总增长可能伴随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的绝对下降等。
当然，由于统计上的实际困难，现在还没有一个赢得广泛认同的能替代GDP的衡量标准。“尽管承认它的缺陷，国内生产总值提供了对经济福利的主要部分的一个合理一致且可靠的度量，因而它仍是不同时期或不同国家间经济增长比较的标准基础”。
因此，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仍然把GDP的变化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基础指标，并结合经济增长的质量变化，全面衡量制造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一般而言，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程度、科技水平及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状况、企业经营管理的水平、资本积累的规模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等。正如库兹涅茨所言：“现代国民产值的增长一方面是由于资源，即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或一方面是由于效率的增长，即单位投入有更大的产出，或二者兼而有之。”
二、经济增长方式与科学发展观
1.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模式，它可分为两种形式：粗放型和集约型。粗放型增长方式是指产出的增长主要依靠扩大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的增长方式。由于没有考虑技术进步，表现在投入产出比上的效益指标没有明显的提高；集约型增长方式指的是产出的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的增长方式，表现为投入产出指标的不断提高。而集约化是在技术日益进步的基础上，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来推动经济增长。
根据总量生产函数分析和资本产出弹性与劳动产出弹性的计算，可将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进行分解，即由生产要素投入量增加导致的经济增长和由要素生产率提高导致的部分。如果要素投入量增加引起的经济增长比重大，则为粗放型增长方式；如果要素生产率提高引起的经济增长比重大，则为集约型增长方式。
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区分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时还是互相交叉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制度以及资源环境的约束等，粗放增长因素和集约增长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中国几十年来的速度型发展战略的经济增长方式必定是粗放的，带来了高投入、高消耗和高速度，但是经济效益低和环境资源以及资金等各种边界条件的约束，使这种增长方式也到了尽头。总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由经济发展本身的要求所决定的，概括来说，包括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国内外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所需具备的条件。
2.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指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主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为主。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刘国光等经济学家引入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是在政策上有实际举措，即“九五”计划时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大问题是增长方式问题，要从外延和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向节约和内涵的增长方式。郭金龙（2000）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着重讨论了经济体制、发展阶段、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动等因素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康梅（2006）通过对投资增长模式下的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提出了经济增长因素的新的划分方式：规模增长、硬技术进步和软技术进步，并指出各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公式以及投资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方法。周建和汪伟（2006）根据1978～2004年的样本，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使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模型以及动态相关系数等方法对公共资本、私人资本与产出增长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为了增强公共投资率的产出效应，应该适度改善目前的投资结构，积极诱导和鼓励私人部门在具有产出生长点的项目上进行投资，宏观调控政策在刺激国内有效需求的同时，应加强供给管理并提高供给质量。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彻底转变的迫切要求。首先，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带动了生产力跨越国界流动，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这一进程为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和升级提供了历史机遇，有利于吸引全球的资源加快经济发展。但由于我们处在国际分工的底层位置，很多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缺乏核心技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提升国际分工水平难度很大，因此，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次，多年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买方市场开始出现，出现了很多产品的过剩，众多的产品以价格战的形式作为主要的市场竞争手段，重复建设投资的恶果开始显现，产能过剩，开工不足，二十几个省市把汽车和电子信息产业列为支柱产业，十几个省市将机械和化工产业列为支柱产业，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得不到体现，一切以速度取胜。再次，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追赶特征明显，但是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不能永远仅靠要素投入来维持经济高增长，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也为这种高代价的速度型经济增长敲响了警钟。经济增长是发展经济、提高人类福利的最基本手段，但这不等于说经济增长越快越好，因为实现经济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综合国力在不断提高。已经具有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完善，信息化革命也带给我们跨越式发展的客观条件，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可行的。但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表达相对比较容易，如何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对比较困难。
总体而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经济生活，不断提高制造业的技术含量，注重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推动作用，不断降低消耗，提高经济效益等。实现经济有效增长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为了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从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的关系角度看，对我国这样一个在现代经济意义上可以说完全是白手起家的国家而言，任何时候强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高速度都不为过分。因为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想要力争尽快跻身世界现代化强国之林，在与那些和自己早已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发达国家竞争时，如再不加快自己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不会缩小的，只会越拉越大。要迎头赶上就必须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想法似乎不言而喻，但是欲速则不达。一定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一定的条件，使产出结构适应需求结构，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形成有效增长，推动经济的发展。改革几十年来，我们为经济高速增长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实现真正的低代价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就要为其寻找真实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那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科技贡献率以及提高管理效益，并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切实提高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
3.制造业投资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
目前，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正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密集型工业为主、兼顾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新阶段转化。在此过程中，制造业投资作为中国投资构成的主要产业之一，对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重大影响。转变投资方式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原因在于：第一，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高投入、低产出和低效益为主要标志的，因此不改变投资的外延就不能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二，粗放式的投资方式意味着产品成本高，在市场竞争中难有竞争力，不改变上新项目和铺新摊子的投资方式，工业化目标难以实现。只有转变投资方式，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第三，外延型投资方式是以资源的扩张为基础的，在中国人均资源状况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以内涵式的投资方式代替外延式的投资方式对节约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积极作用。第四，投资方式转变是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重要原动力，通过投资增量结构调整可以影响和带动资产存量的结构调整，这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要求。第五，中国作为还处在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资金紧缺是常态，高投入、低产出的投资方式会浪费大量的资金，这样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因此，转变制造业的投资方式可以对以提高经济效益为重要标志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提高投资效益是转变投资方式的核心内容。对制造业投资而言，提高投资的交付使用率、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都十分重要，尤其是要注重投资的技术含量，除了加大技术改造投资以外，还需要提高对设备的投资比重，因为机器设备是全部固定资产中最积极的部分，是形成生产能力的核心。经济发达国家都很重视设备投资率，1992～1994年美国的设备投资占总投资的75%，而我国仅有30%左右。另外，还应加强高技术设备投资比重，高技术设备体现的是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而我国80年代和90年代的先进技术设备的比重很低，数控机床数量偏少。同时，还应该重视增量投资对存量资产的结构调整的带动作用，通过并购等方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并且政府应该出台一些鼓励内涵型投资的相关政策，包括财税政策、信贷政策、利率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等，合理引导制造业投资规模、方向和布局，不断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优化整体资源的使用效果。
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有科学的指标体系，相关的指标有：经济集约度、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人均GDP、信息化指数、每万元GDP能耗、投资指标（投资效果系数、投入弹性系数以及劳动力技术装备程度）、科技进步指标以及环境保护指标等。因此，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应该重视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使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为此，必须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命支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持地球生态的完整性，保证持续地使用可再生性资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承载力之内。可持续发展要以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的，与社会全面进步相适应。工业化水平低、资源利用水平低、生产方式粗放、不计代价的高速度等，都是急功近利地拿资源换取经济发展速度的内因，这也是GDP成为我国各级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的根源。因此，“GDP的增长是衡量发展状况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指标，但它又是不全面的，如它与人类发展的某些部分联系失当时，或在将它与环境破坏程度上升联系在一起时，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