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肯定不认得他吗？再瞧瞧；仔细地瞧瞧。等咱们离开了戏院，我就会告诉你，我为什么这样急着要知道他的事。等一等！让我扶你到那儿更高的地方，你可以更清楚地看见他。”
我扶着小矮子站稳在正厅后座高层的边缘上。他在这里可以从那些坐在最后边的女客们头上望过去，不至于因为身材矮小被挡住了视线。
我扶着他登高时，站在我们旁边的一个细长身材、浅色头发的人——左边脸上有着一个疤痕——刚才我没注意到，这会儿正在留心地看帕斯卡，接着就更留心地顺着帕斯卡的视线去看伯爵。他可能已经听见我们的谈话，看来那些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同时，帕斯卡急切地紧盯着那张布满了笑、微微抬起来对着他的大圆脸。
“不认识，”他说，“我生平从来没见过那个大胖子。”
他说这话时，伯爵的眼光正朝我们后座后边的正厅包厢向下移。
两个意大利人对了眼光。
在此前的一刹那，我听了帕斯卡再三声明，完全相信他不认识伯爵。而在此后的一刹那，我完全相信伯爵认识帕斯卡！
更令人惊奇的是，不但认识他，而且害怕他！毫无疑问，恶棍的脸色变了。他那张泛黄的面孔一下子变成死灰色，脸上各个部位突然显得呆板了，那双冷峻的灰色眼睛正在仔细偷看，他从头到脚一动不动地僵在那里。这一切说明了事情的真相。他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而他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认出了帕斯卡！
那个身材细长、脸上有疤痕的人，仍站在我们近旁。显然，同我一样，他从帕斯卡的眼光在伯爵身上造成的影响中产生了一些念头。这人态度温和，举止优雅，看样子像是一个外国人，他虽然十分注意我们，但并未因此使我们感到有一点讨厌。
那么我的反应又是如何呢？伯爵脸上表情的变化使我感到诧异，这件意外的事使我十分震惊，以致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和该做什么。这时帕斯卡惊醒了我，他退回到我身旁原来站的地方，首先对我说话。
“瞧那个胖子那样直瞪着眼！”他激动地说，“难道他这是在瞪我吗？难道我是一位知名人士吗？我又不认识他，他怎么会认识我？”
我仍旧紧盯着伯爵。我看见伯爵随着帕斯卡移动也开始移动，这是由于伯爵现在站在更低的地方，不要让小矮子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我很想知道，如果帕斯卡现在把眼光从伯爵身上移开了，伯爵又会有什么反应。于是我问教授，那天晚上包厢里的女客当中可有他的学生。帕斯卡立即凑近那只大望远镜，向戏院上方的周围慢慢地移动，十分认真地寻找他的学生。
看见帕斯卡转移视线，伯爵就一扭身悄悄地绕过那些坐在离我们更远的观众，沿着正厅前座中央的过道溜走了。我一把抓住帕斯卡的胳膊，他非常吃惊，因为我拉着他赶往正厅座位后边，要赶在伯爵走到门口之前拦住他。这时正厅里我们这一面的一些观众离开了座位，挡住了我和帕斯卡的去路。令我感到奇怪的是，看见那个脸上带疤痕的人已经趁机抢在我们前面出去了。等我们走到休息厅里，伯爵已经溜得无影无踪，而那个脸上有疤痕的外国人也不见了。
“回去，”我说，“回去，帕斯卡，到你寓所里去。我一定要立刻和你谈一谈，我一定要和你秘密地谈一谈。”
“我的天啊！”教授大声说，慌乱了一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
我没有回答他，只顾赶快朝前走。看到伯爵那样离开了戏院，我就想到：他既然会不顾一切地急着躲避帕斯卡，他还会进一步采取其他的极端措施。他可能也要逃避我，要离开伦敦。哪怕我让他有一天自由行动的时间，那对我控制将来的形势都会有重大影响，同时，我也不能肯定，那个抢在我们前面走开了的陌生外国人是不是故意跟踪他。
考虑到以上种种可能，我立刻要让帕斯卡知道我的用意。我们俩一到他那间无人的屋子里，我就把我在本文中所记的事原原本本地、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这一来他就更加惊讶和糊涂了。
“我的朋友，可是这叫我有什么办法呢？”教授大声说，可怜哀求般地向我伸出了双手，“见鬼呀，真见鬼！我又不认识那个人，沃尔特，叫我怎样帮助你呢？”
“可是他认识你——他害怕你——他离开戏院是为了躲开你。帕斯卡！这肯定有他的原因。回忆一下你来英国之前经历过的事吧。你对我说过，你是为了政治原因离开意大利的。但是你从来没对我说明那些原因；我呢，现在也不去追问。我只要你回忆一下，然后告诉我，是由于过去的什么事，那个人才会一见了你就吓成那副模样。”
令我极度惊讶的是，这几句在我看来是毫无害处的话，帕斯卡听了竟会那样震惊，就好像伯爵看见他时那样地震惊。我的矮子朋友那张红润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浑身颤抖着从我跟前慢慢地向后退。
“沃尔特！”他说，“你不知道，你的要求让人感到多为难啊。”
他是在悄声低语，接着，他朝我看了一眼，那神情就像是我突然向他揭露了一个对我们两人都很危险的秘密。还不到一分钟，他已经完全变了样，变得不像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愉快活泼的古怪的小矮子。如果他像现在这样在街上遇到我，我肯定认不出他来。
“如果我出于无意的话，使你受到惊骇，感到痛苦，请你原谅我，”我回答，“但是，别忘了，福斯科伯爵让我妻子遭受到悲惨的冤屈；别忘了，除非我能迫使他为我妻子说明真相，否则我将永远无法为她洗清冤屈。我这是在为她的利害说话，帕斯卡——再一次请你原谅——我没什么其他可说的了。”
我站起身来准备离开，但是不等我走到门口他就拦住了我。
“等一等，”他说，“听了你的话，我十分震惊。你还不知道我是怎样离开本国的，又是为了什么离开那儿的。现在让我定一定神，看我是不是能静静地想一下。”
我回到自己椅子上。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用本国话有一搭没一搭地自言自语。这样前前后后踱了几圈，他突然走到我跟前，把一双小手放在我心口，奇怪的表情显得那么亲切而又严肃。
“凭这个地方发誓，沃尔特，”他说，“难道，除了这样依靠我去尝试，再没其他方法去找他了吗？”
“没其他方法了。”我回答。
他又从我身边走开，打开房门，小心翼翼地向外边过道里张望了一下，再关上房门，又走了回来。
“自从你救了命我的那一天起，沃尔特，”他说，“你就有了支配我的一切权利。从那时候起，只要你高兴接过去，我这条命就是你的。现在，你就把它接过去吧。真的！我的话是说了算数的。我下一句要说的话是，请求慈悲的上帝明鉴，我的一条命就交在你的手里了。”
他向我发出这离奇的誓言时，激动得直哆嗦，使我深信他说的是实话。
“要知道这一点！”他接下去说，这时的情绪十分激昂地向我挥摆着手。
“我为你回忆了过去的事，但是我仍不知道，那些事跟那个叫福斯科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你发现了那个关系，那你就保守着那件个秘密吧——可什么也别告诉我——求你千万别让我知道，别让我涉及到这件事，就让我永远像现在这样糊涂到底吧。”
他又断断续续、结结巴巴地地说了几句什么，接着又不开口了。
我看得出，在这样的非常时刻，要他用英语把他普通词汇中那些奇怪的语句，向我表达自己的意思，使他一开始就感到十分困难。幸而我和他熟识的时候，我已学会阅读和听懂他的本国语言（虽然我不会说），所以现在提议他用意大利语表达自己的意思，如果我需要解释，就用英语向他提问。他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从他流利的语言中（他不停地牵动面部，做出外国人那种急促和粗野的手势，处处都显得十分激动，但始终没把声音提高），我听到了这个故事中可以将我武装起来进行最后一次斗争的那些话。“你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意大利啊，”他开始说，“你只以为那是由于政治原因，如果我真的是受到迫害，被本国政府驱逐到这儿来，那我也就不必保守秘密，不让你和其他人知道那些政治原因了。我之所以隐瞒着那些底细，是因为政府当局并没流放我。你总听说过，沃尔特，欧洲大陆上每一个大城市里都潜伏有从事政治活动的社团吧[这里应当交代一下，在重述帕斯卡对我的谈话时，由于它涉及的问题的严肃性，以及我对我朋友应有的责任感，我不得不仔细做了一些压缩与删改。在本书通篇的叙述中，只有这一部分材料，由于绝对需要慎重对待，我未能向读者全部公开——沃尔特注]？从前我在意大利的时候，就属于这样一个社团——现在我在英国，仍旧属于那个社团。我到这个国家来，是受了我们会长的指示。我年轻的时候太热情了，从来不顾到自己或别人会遭到的危险。由于那些政治原因，会长就命令我侨居英国，以后随时等待他的命令。于是我侨居国外，一直等待着，现在仍旧等待着。可能我明天会被调走，也可能再过十年才被调走。反正这对我都是一样，我住在这里，靠教书为生，就这样等候下去。我是不会违背誓言的，我要毫不隐瞒，把我那个社团的名称告诉你（我这就让你知道）。但是，我这样做了，等于是把自己的一条命交在你手里了。只要有人知道我对你说了这些话，那么，事实明摆在这里，我是死定的了。”
接着他就凑近我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但是，我不会把他这样告诉我的话泄露出来。在本文的叙述中，凡遇到偶尔必须提起这一问题时，我都管他那个社团叫“那团体”，我想这样也尽可以说明问题了。
“简单地说，那团体的宗旨，与其他这类政治社团的宗旨相同，”帕斯卡接下去说，“它是为了消灭残暴的统治，维护人民的权利。那团体制定有两条原则：每一个人，只要是活在世上有用的，或者，只要是与人无害的，都有享受人生的权利。然而，一旦他危害了同胞们的福祉，他就丧失了那权利，而这时候，如果你剥夺了他的生命，那非但不是犯罪，反而是立功。这里用不着我说明，这社团是在受了什么压迫与痛苦的可怕情况下产生的。这里也用不着你们评价它，因为你们英国人赢得自由这么许多年，已经很轻易地淡忘了从前争取自由时采取了什么极端的措施，流过多少鲜血，所以你们也就无法断言，在一个被奴役的国家中，绝望的人民会被激怒到什么程度。痛苦渗入我们的心灵太深了，你们已经无法看出它了。别谈这些亡命者了吧！你们尽可以嘲笑他们，不相信他们，被他们吓得瞪圆了眼睛，但你们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们心中隐藏着的痛苦啊。这种人，有时候像我这样态度安详，看上去是一般体面人物，也有时候不像我这样幸运，不像我这样对人随和耐心，而是过着极端艰苦、极度屈辱的生活。总之，你们不要轻易评价我们这些人！早在你们第一个查尔斯[指查尔斯一世（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949），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被推翻，被克伦威尔处死——译者注]的时代，你们也许还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然而现在，由于长期享受自己的自由，你们已经无法正确地理解我们了。”
说这些话时，他不自觉地流露出最深挚的情感。自从我们相识以来，他首次向我披肝沥胆地掏出了心底的话，然而，他仍旧没把嗓音提高，他对现在向我吐露真情仍旧心怀余悸。
“到现在为止，”他又接下去说，你可能仍旧把这社团看得像其他社团一样。在你们英国人看来，它的目的就是制造骚乱和掀起革命，它要消灭凶恶的国王或者凶恶的大臣，就好像那些国王和大臣都是危险的野兽，所以一有机会就要枪杀了他们。好吧，就算你的想法是对的吧，但那团体的规章制度却是世上其他政治社团所不会有的，会友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在意大利，在海外各地，也有许多会长。这些会长每人都有自己的书记。会长和书记认识会员们，但是会友们彼此互不相识，除非到了政治条件需要的时候，或者团体本身需要的时候，首领才会认为有必要让他们彼此认识。由于有这种预防措施，所以我们入会时也就无须宣誓了。我们带有一个可以终身证明会员身份的秘密标志。
平时我们可以从事自己的一般行业，但如果接受了任务，那每年就必须向会长或者书记汇报四次。我们都曾受到警告：如果背叛了那团体，或者，如果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给那团体带来了危害，那么，根据团体的原则，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执行死刑的也许是从异国他乡派来的一个陌生人，也许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真心朋友，他虽然是我们多年的至交，但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一个会员。有时候死刑会被推延很久，也有时候会在叛变之后立即执行。
我们的第一件事，是要知道如何等候命令；我们的第二件事，是要知道接受命令后如何去执行。我们当中，有的人可能等候了一辈子，但并未受到召唤，有的人可能在入会的第一天就被召唤去准备执行某项任务，或者执行某项任务。
讲到我本人，你以为这个身材矮小、性情愉快的人，哪怕是苍蝇在他脸上嗡嗡，他也不会自动举起手帕来掸它吧，可是，我年轻的时候，由于受到了一个我在这里不愿向你重提的令人难堪的刺激，竟凭了一时的冲动（那情形实际上无异于自杀），加入了那团体。不管我在更合理的情况下，还是在头脑更清醒、年龄更成熟的时候，会对它有什么看法，然而，既然已经加入了这一组织，我就得留在它里面，一直到死。在意大利的时候，我被选做书记，当时所有的会员，凡是来见会长的，也都见过我。
我开始理解他的意思了；我明白这一次惊人秘密的透露会导致的后果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在重新开口之前，一直急切地注视着我，后来，他显然猜出了我在想什么。
“你已经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说，“我可以从你脸上看出来。可是，你什么也别对我说，别让我知道你心里的想法。现在，为了你，让我做出最后一次牺牲，从此把这件事丢开，以后再别去提它了。”
他做了一个手势，叫我别回答他的话，然后站起身，脱了上衣，卷起左臂的衬衫袖子。
“我已经答应把这方面的秘密全部让你知道，”他凑近我耳边悄声说，眼睛紧盯着房门，“不论这件事结果如何，反正你总不能再责怪我，说我隐瞒了一些你因为利害关系必须知道的事了。我曾经说过，那团体凭一个终身的标志证明会员的身份。瞧这儿，你亲自看看上面的标志。”
他举起赤裸的手臂给我看，靠近手臂上端，在内侧的肉里深深烙下一个标志，被染成鲜艳的血红色。我不准备描述那标志的花样。这里只需说明，它是圆形的，而且很小，用一先令硬币就可以把它全部遮盖了。
“凡是这地方烙有这种标志的，”他一边说一边重新遮好手臂，“都是那团体的会员。凡是背叛了那团体的人，迟早要被认识他的头领发现：可能是会长，也可能是书记。而一经被头领发现，那个人就必死无疑。无论什么人间的法律，也别想能保护他。记住你的所见所闻吧；随你做出什么结论吧；随你使用什么手段吧。但是，不论你发现了什么情节，采取了什么行动，看在上帝份上，你什么也别告诉我！让我可以不必去执行一件想起来都叫我惶恐的任务——凭良心说，现在那还不是我的任务。以绅士的荣誉担保，作为一个基督徒宣誓，我最后再说一遍，如果你在歌剧院里指出的那个人认识我，他的样子一定是已经改变了许多，或者他已经化了装，所以我不再认识他了。我不知道，他到英国来是为了什么，又是在从事什么活动。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他，直到今儿晚上才看见他，说真的，从来没听到他现在所用的名字。我没别的话可说了。让我独自待一会儿吧，沃尔特，刚才发生的那些事，使我经受不了啦；我所说的那些话，让我自己震惊。希望我能赶在咱们下次会见之前恢复正常吧。”
他颓然坐倒在椅子里，转头避开了我，用手捂住了脸。我轻轻地推开了房门，以免惊动了他，然后，低声说了几句道别的话，不管他是否听见。
“我要把今晚的事深深地藏在心里，”我说，“我绝不会让你对我的信任感到失望的。我明儿可以来看你吗？我可以早晨九点钟就来吗？”
“好的，沃尔特，”他回答，亲切地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又开始用英语谈话，好像急于要恢复我们之间以前的关系，“趁我去教那几个学生之前，到我这儿来用简单的早餐吧。”
“晚安，帕斯卡。”
“晚安，我的朋友。”
我一走出那寓所，首先就想到，现在别无其他办法，只有立即利用我所听到的情况采取行动：必须趁当天夜里去捉伯爵。否则，只要延迟到第二天早晨，就会失去为罗拉恢复身份的最后机会。我看了看我的表，那时是十点钟。
我对伯爵离开戏院的用意，再也没有丝毫怀疑。他那天晚上从我们身边躲开，肯定是为了准备从伦敦逃走。我确信他臂上带有那个团体的烙印——就好像他已让我看了那个标志；我还可以从他认出帕斯卡时的表情中看出，他因为背叛了那个团体而在良心上留下了悔恨的创伤。
他们两人之所以并不是彼此都认识对方，这一点也很容易理解。像伯爵这样精明的人，他决不会不考虑到做间谍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他不但要仔细地考虑他的金钱报酬，还要同样仔细地考虑个人的生命安全问题。我在歌剧院里指出的那张剃光了的脸，帕斯卡从前初见时可能上面还留着胡子；他那深棕色头发可能是伪装的；他的姓名显然是捏造的。可能时间的流逝也帮了他的忙，他的身体也许是后来才长得异常肥胖。有种种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帕斯卡不再认识他了。也有种种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他认出了帕斯卡，因为帕斯卡那副古怪长相很突出，无论走到哪里他始终是很容易辨认的。
前面已经说过，我已断定伯爵在戏院里躲开我们的原因。现在还有什么可疑的？我亲眼看到：他虽然已经改头换面，但他仍旧相信，一旦被帕斯卡认出，就有生命危险。如果我能在当天夜里去和他面谈，如果我能让他明白我也知道他有生命危险，那结果又会怎样呢？那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个人能稳占上风，而对方将会被制服。
为我妻子着想，我更需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减轻那危险；为自己着想，我必须事先考虑那些对我不利的可能性。这里无须列举对我不利的可能性——总的说来，那可能性只有一个。如果伯爵从我的话中觉察出，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他最后一个直截了当的办法是结束了我的生命，那么，单独和我在一起，到了可以下手的时候，他肯定会趁我毫无防备，断然采取这一行动。经过仔细考虑，看来我明明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用来抵抗他，或者至少可以依靠它来减轻我的危险。在不曾亲自向他说出我发现的情况之前，我必须把所发现的材料保存在一个地方，使那材料既可以随时被我用来威胁他，又可以不致被他设法毁掉。假定，在接近他之前，我先把炸药安放在他脚底下；假定，我事前嘱咐第三者，一到了指定的时刻，除非获得我的亲笔信件或亲口通知取消原议，否则就去点燃那引火线：在这种情况下，伯爵的安全就完全操纵在我的手里，即使是待在他家里，我也肯定可以处于掌控他的优势地位。
想到这个方法时，我已经走近我们从海滨归来后住的新寓所。我不去惊动任何人，就用身边的钥匙开门进去，门厅里留下了一盏灯，我拿着灯悄悄地上了楼，走进我的工作室里，绝对不要让罗拉或玛丽安怀疑到我要做的事情：先做好准备，再决定去会见伯爵。
看来，我现在能为自己采取的最可靠的预防措施，就是写一封信给帕斯卡。于是我写了以下这封信：“我在歌剧院指给你看的那个人，是那团体的会员，他后来背叛了组织。请立即核实以上两件事。他在英国的化名你已经知道。他的住址是圣约翰林区林苑路五号。一向承你错爱，现在我请求你运用你所拥有的权力，立即毫不留情地对付那个人。我已经冒了一切危险，已丧失了我的一切——由于我的失败，我已付出了我的生命。”
我在信后面签了名，注上了日期，封好了信，然后把处理这信的方法写在信封外面：“明晨九时前请勿启封。但如届时仍不见我，另函通知，或不见我本人到来，钟一敲响，请立即启封阅读里面的信。”我签上我姓名的开头字母，再把整个信件放在另一个信封内封好，写上帕斯卡的姓名住址。
下一步只需想办法把我的信立刻送到帕斯卡那儿，此外再没有别的事可做了。现在我已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反正现在我已做好安排，即使以后我在伯爵家里出了事故，也要叫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我赎罪。
我完全相信，无论伯爵试图在什么情形下逃走，只要帕斯卡肯为我出力，他总有办法拦住他。刚才帕斯卡显得那样异常焦急，很不愿意知道伯爵的身份，这意味着他希望始终不要明确地知道某些事实，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采取消极的态度。而这一切正清楚地表明，尽管他这人天性厚道，不愿对我明说，但他随时可以运用那个团体的可怕的惩罚手段。无论叛徒隐藏到哪里，那些外国的政治社团都会向他们进行报复，铁面无情地把他们处死，这类的事例实在太多了，就连我这样孤陋寡闻的人，对此也毋庸置疑。
在这个问题上，只要看过报纸，我就会回忆起，不论是在伦敦或巴黎，都曾经发现一些被刺死在街头的外国人，暗杀他们的凶手始终逍遥法外，还有一些被抛在泰晤士河或塞纳河里的尸体，或者部分尸体，而制造那些案件的人始终无法查获，再有一些秘密残杀的事件，它们也都只能用这一原因去加以说明。我在以前的叙述中从不隐瞒，这里我也不会隐瞒自己的想法：我相信，万一发生了危及我生命的事，已被授权的帕斯卡看了我这封信，那时它就无异于是对福斯科伯爵处以死刑的一纸命令。
我离开了我的工作室，准备拜托下面底层的房东给我找一个送信的人。那时房东刚巧上楼，我们在楼梯口遇到了。听了我的要求，他推荐了他的儿子，那灵活的小伙子做信使是很合适的。我们把年轻人叫上楼，我教他怎样办这件事。他必须乘一辆马车去送那封信，而且把它交在帕斯卡教授本人手里，并为我取得这位先生出的收条，坐马车回来，然后让车停在门口等我使用。那时已近十点半钟，我估计年轻人可以在二十分钟内回来，等他回来后，我也许再用二十分钟就能赶到圣约翰林区。
小伙子被打发走后，我到我的屋子里待了一会儿，在那里把一些文件整理好。万一我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那时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们。我把收藏文件的老式橱柜的钥匙封好，放在桌上，再在那小纸包外面写上玛丽安的名字。做完了这一切，我来到楼下起居室，估计罗拉和玛丽安还在那里等候我看完歌剧回来。我触到门锁时，第一次觉得我的手在颤抖。
屋子里只有玛丽安一个人。她正在看书。等我走进去，她诧异地看了看她的表。
“这么早你就回来了！”她说，“准是没等歌剧演完就离开了吧？”
“可不是嘛，”我回答，“帕斯卡和我都没等到终场。罗拉呢？”
“她今儿傍晚头痛得厉害，一吃完茶点，我就叫她去睡了。”
我又离开了屋子，借口要去看看罗拉是否已经睡熟。玛丽安那双机警的眼睛开始探视朝我的脸，她那机警的本能开始觉察出我当时满腹心事的神情。
我走进卧室，在夜明灯蒙胧闪烁的微光下，把脚步悄悄移近床前，我的妻子睡熟了。
我们结婚还不满一个月。现在，我看到她的脸在睡梦中仍那样脉脉含情地对着我的枕头，我看到她的一只手露在被子外面，仿佛不知不觉地在等候着我。如果说这时我心中感到沉重，如果说一时间我的决心又开始动摇，对我来讲，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吧？我只让自己有几分钟时间跪在床边，在离得很近的地方看她——离得那么近，连她呼吸时的气息都吹在我脸上了。分别时，我只轻轻地吻了吻她的脸和手。她在睡梦中惊动了一下，模模糊糊地唤出我的名字，但是没醒过来。我在门口停留了一下，又朝她望了一眼。“上帝保佑你，亲爱的！”我悄声说，接着就离开了她。
玛丽安正在楼梯口等着我。她手里拿着一张折叠着的纸条。
“这是房东的儿子给你带来的，”她说，“他让马车停在门口，说那是你吩咐留下来要使用的。”
“对，玛丽安，我要使用那辆车，我这就要再出去一趟。”
我一边说一边走下楼梯，然后去起居室里借着桌上的烛光看那纸条。纸上是帕斯卡亲笔写的这两句话：“来件收到。如果到了你所说的时间还没看见你，我将在钟敲响时拆开信封。”
我把纸条藏在皮夹子里，然后向门外走去。玛丽安在门口迎着我，她又把我推进房间，房里的烛光正照在我脸上。她双手揪住我的两臂，探索的眼睛紧紧看着我。
“我明白了！”她急切低声地说，“你今天夜里去试探那最后的机会。”
“是的，最后的机会，也是最好的机会。”我悄声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