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到底是什么
《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目标是保证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尽量减少其潜在的对生物多样性和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损害，在缺乏足够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可对他国试图入境的转基因生物及产品采取严格的限制与禁入措施。
2013年6月13日晚，一条新闻出现在新华网上：中国农业部批准发放三个转基因大豆进口安全证书。7月，中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10月，有媒体报道称，在湖南、四川等地，大量进口的转基因菜油混入国产非转基因菜籽油中，流入老百姓餐桌。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发布微博称，他已飞赴美国开始调查转基因，并将实时发布在美国超市调查的结果和图片。11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证实批准进口巴西玉米的消息。巴西是全球第三大转基因玉米产地。至此全球前三大转基因玉米生产国的玉米已全部获批进入中国。有分析称，这或意味着转基因食品入华的节奏将加快……2013年以来，一系列相关报道，再次引发人们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关注。
那么，到底什么是转基因，转基因农产品又是什么，食用到底安全与否？这要从转基因的由来说起。
转基因技术（Genetically Modifed，简称GM），是指运用科学手段，从某种生物体基因组中提取所需要的目的基因，或者人工合成指定序列的基因片段，将其转入另一种生物中，与另一种生物的基因组进行重组，再从重组体中进行数代的人工选育，从而获得具有特定的遗传性状个体的技术。该技术可以使重组生物增加人们所期望的新性状，培育出新品种。转基因技术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分子生物学。人们常说的“遗传工程”“基因工程”“遗传转化”均为转基因的同义词，但如今人们对改变原有动植物性状的技术称为转基因技术（狭义），将对微生物的操作称为遗传工程技术（狭义）。经转基因技术修饰的生物体在媒体上常被称为“遗传修饰过的生物体”（Genetically Modifed Organism，简称GMO）。
1974年，波兰遗传学家斯吉巴尔斯基（Waclaw Szybalski）称基因重组技术为合成生物学概念；1978年，诺贝尔医学奖颁给发现DNA限制酶的纳森斯（Daniel Nathans）、亚伯（Werner Arber）与史密斯（Hamilton Smith）时，斯吉巴尔斯基在《基因》期刊中写道：限制酶将带领我们进入合成生物学的新时代。转基因技术，包括外源基因的克隆、表达载体、受体细胞，以及转基因途径等，外源基因的人工合成技术、基因调控网络的人工设计发展，导致21世纪的转基因技术将走向转基因系统生物技术。2000年，国际上重新提出合成生物学概念，并定义为基于系统生物学原理的基因工程与转基因技术。
植物转基因是基因组中含有外源基因的植物。它可通过原生质体融合、细胞重组、遗传物质转移、染色体工程技术获得，有可能改变植物的某些遗传特性，培育高产、优质、抗病毒、抗虫、抗寒、抗旱、抗涝、抗盐碱、抗除草剂等的作物新品种。
2009年11月27日，中国农业部批准了“华恢1号”“Bt汕优63”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BVLA430101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两类产品分别限在湖北省和山东省生产应用。获得两个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是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及其同事。这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也是全球首次为转基因主粮发放安全证书。但是，有关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消息引来了各种担忧，也引起了部分网民的强烈反对。
2000年8月8日，中国签署了《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05年4月27日，国务院批准了该议定书，中国正式成为缔约方。议定书的目标是保证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尽量减少其潜在的对生物多样性和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损害，在缺乏足够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可对他国试图入境的转基因生物及产品采取严格的限制与禁入措施。
该公约的第23条规定，对转基因生物要进行严格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应在决策过程中征求公众意见，向公众通报结果。
随着转基因问题日益成为热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转基因，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关于转基因的诸多争议。许多文章和书籍（例如《生化超限战：转基因食品和疫苗的阴谋》）反对转基因，甚至有反对派把支持转基因者说成了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歇斯底里。支持和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声音在科技原理、监控和意识形态范畴尚存在巨大纷争。
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一种含有抗生素药类抗体的烟草在美国成功培植，2012年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面积达1.7亿公顷，29个国家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在各国主流生物学家看来，这项技术是生物育种的技术革命。当时有人惊叹：“人类有了一双创造新生物的‘上帝之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该项技术又逐渐发展到对植物性和动物性食品的品质改良中。20世纪90年代，人类迎来转基因食品商业化时代。1994年，第一个转基因产品——保鲜西红柿获得美国农业部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许可，并在美国上市。该种番茄具有长时间保存而不软化、货架期长等特点，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在此之后截至2009年，美国转基因食品种类迅速增加。根据美国政府所公布的数据，美国市场上75%以上的加工食品含转基因成分，90%以上的大豆和80%以上的玉米、小麦为转基因产品。而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更是在2009年年初批准了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动物产品——转基因山羊。转基因动植物相对于普通动植物，具有明显优势：优质、高产、抗虫、抗病毒等，因而使其迅速在全世界获得广泛应用。
自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实现商业化种植以来，这项可能是农业史上最有争议的技术在反对声中不断发展。有数据显示，全球约81%的大豆、35%的玉米、30%的油菜和81%的棉花都是转基因产品。种植面积排在前5位的国家是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印度。中国种植面积约400万公顷，居世界第6位，其中绝大部分是转基因抗虫棉。
转基因技术可能不是未来农业的唯一之路，但由于其是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在各国主流生物学家看来，这项技术拓宽了可利用基因的来源，实现了育种工作的可预期、精准、可控、高效，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和时间，是生物育种的技术革命。
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统计，从1996年至2011年，转基因作物增加了价值982亿美元的农作物产量：其中51%是由于减少生产成本（耕犁更少、杀虫剂喷洒更少以及劳动力更少）所得的收益，另外49%来自3.28亿吨产量收益。如果在1996年至2011年间转基因作物没有产出3.28亿吨额外的粮食、饲料和纤维，则需要增加1.087亿公顷土地，极有可能使用生态脆弱的贫瘠土地或砍伐热带雨林。
转基因农作物有助于减少农药使用量。目前大规模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抗除草剂和抗虫害品种，可以大大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对老百姓和环境都有益。
另外，培育抗旱新品种也是转基因育种的一项重要工作。全球气候变暖更加剧了干旱的频繁发生。传统抗旱育种由于在目标物种中缺少合适的遗传变异，育种效率一直不高。近年来，科学家们在不同物种中鉴定出了一批有重要抗旱作用的相关基因，给利用转基因技术培育作物新品种提供了条件。
据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林敏介绍，2008年中国启动实施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这是农业领域唯一的重大专项。2010年国务院又将生物育种产业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重点支持。2008年至2012年，国家共投入50多亿元。林敏认为，尽管如此，每年平均10多亿元的投入也有限，一个国际种业大跨国公司年研发经费投入就超过10亿美元。
转基因食品到底安全与否
美国孟山都公司是全球转基因食品的“始作俑者”。该公司成立于1901年，总部设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创始人约翰·奎恩伊以他妻子的名字奥尔加·孟山都为公司命名。它最初是以生产人造甜味剂（糖精）起家，后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成长，这家普通的化学公司已经跃身成为全球农业垄断巨头。如今的孟山都更梦想能够通过转基因技术改造全球农业生产，并建立一个整合世界上三大产业（农业、食品和健康）的庞大商业帝国。
转基因技术虽然应用广泛，但也引发了诸多质疑。吃转基因食品对人们的健康来说，到底安全不安全？这恐怕是所有转基因争议中最核心的问题了。
2013年5月25日，全球52个国家的436个城市爆发了反对转基因食品的示威活动，抗议矛头对准跨国生物公司孟山都，该公司被指不遵守环境和社会标准。示威者对孟山都集团提出了各项指控：试图通过其特殊的转基因种子垄断食品工业；制造农民对其种子的依赖性；为了实现其目标，与政界和科学界建立密切关系；多次试图注册生命专利以及损害消费者健康。
继《孟山都眼中的世界》《食品公司》《转基因种子的威胁》之后，一部名为《转基因赌局：用生命下注》的纪录片在网上播得十分火热。这部美国人如何看待转基因的纪录片，用90分钟的时长采访了28位专家，以及一些美国母亲。相比英国人对转基因的保守、阿根廷的开放，大部分美国人都开始立场鲜明地反对转基因食品，并拿出了自己“血淋淋”的证据。片子里的专家普遍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引起一些慢性病，尤其是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美国母亲们则认为孩子们日益加重的过敏症状也该归结为吃了太多转基因食品。该片作者责任科技协会创始人杰弗里·史密斯提出了一个观点：“你不能控制昨天生产的商品，但通过今天的选择，你的消费能影响明天生产的商品。”该片制作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当时还有一项关于转基因食品强制标注的提案（Proposition 37）正在美国多个州同时进行投票。这项法案之前在美国19个州接连碰壁都没有获得通过。截至2013年11月，美国农业部和食品药品管理局仍然执行生产者自愿而非强制的标注政策。
质疑转基因产品安全性者认为，目前转基因食品还存在几个说不清楚的问题：第一，食品安全说不清。自转基因食品问世以来，国外已有食用不安全长期实验，而中国至今没见到有针对性的长期安全性实验报道。第二，生物富集说不清。食物链中有益物质的富集或有害物质的集聚对上一级生物的健康极为关键。目前，转基因作物大多用于饲料，这类转基因生物加入其原来没有的抗病虫害基因或抗杂草基因，其本体会有哪些富集变化，被家畜富集后又会怎样，人食用后会产生什么影响等问题，应科普展示全面系统的科研过程。第三，药食关系说不清。利用转基因技术可建立动物药库和植物药库，但转基因药物对人体有无风险及所做的长期研究监测应展示给消费者。第四，生态影响说不清。转基因生物具有自然生物所不具备的特点，若被释放到环境中，可能使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改变物种间的竞争关系。第五，基因污染说不清。转基因生物造成的基因漂移可能会破坏原有生物品种的遗传多样性。例如转基因作物花粉随风飘散，由此改变其他同类品种生物特征，造成的基因污染将防不胜防。
在中国，围绕转基因食品安全引发的担忧同样强烈。2013年6月，黑龙江省大豆协会一份“转基因大豆与肿瘤高度相关”的分析报告，引发转基因反对者和支持者的“口水仗”。
根据《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中相关数据显示，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称：“我依据自身在粮食行业20年的工作经历，发现致癌原因可能与转基因大豆油消费有极大相关性。”王小语分析称，河南、河北、甘肃、青海、上海、江苏、广东、福建等地，基本是我国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集中区域，这些区域同时也是中国肿瘤发病集中区。黑龙江、辽宁、浙江、山东、湖南、湖北、贵州等地基本不以消费转基因大豆油为主，不是肿瘤发病集中区域。这一言论经由媒体传播，再次将国内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争议推向风口浪尖。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植物育种专家袁隆平曾经指出，在没有实验结果作为根据的前提下，将转基因用于主粮生产是“要慎重的”。袁隆平坦言，转基因对性能力和遗传性的影响是需要实验证明的，如果有年轻人自愿做实验，吃转基因食品在两年以上，不影响生育和下一代的健康，那才安全。
就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存在广泛争议的情况下，2013年10月25日，张掖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建设农产品安全大市的意见》，明确禁止转基因种子的繁育、销售和使用。张掖成为全国首个通过出台文件明确禁止转基因作物种植的地级市。
为了解答转基因相关问题，有科学家采取了大大超过常规食用剂量的超常量实验，来评估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比如，大鼠90天喂养实验，其实验时长相当大鼠整个生命周期的1/8；大鼠2年喂养实验，则是观察其整个生命周期的慢性毒性实验。但是，仅仅通过对大鼠的实验，就证明食用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不可能改变生物的遗传特性。这可靠吗？
转基因食品入市前都要通过严格的毒性、致敏性、致畸等安全评价和审批程序，不计算实验室时间，仅安全评价阶段一般需要经过3年以上的时间，目前还没有其他食品经过这样严格的安全评价。
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凡是通过安全评价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一样安全，可以放心食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于1997年成立了生物技术食品政府间特别工作组，制定了转基因领域风险分析原则和指南，成为各国公认的食品安全标准和世贸组织裁决国际贸易争端的依据。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徐海滨指出，国际上的主流学术观点认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及世界粮农组织（FAO）对转基因食用安全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就是通过安全评价、在市场上销售的这类产品都是安全的。在中国，是获得安全证书的。而我们很多转基因食品，是通过转基因技术把它做成一个植物种类，在地里面做研究。没进入市场的时候，它不能通过法规部门的严格安全评价，它的安全性问题不能说没有。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顾秀林是转基因食品的坚决抵制者。她认为，转基因技术从根本上讲是灭绝人类的邪恶技术，坚决不同意标注出售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就算标注百分之百正确，仍然是带着不可估量的威胁合法进入市场，而且反而把它合法化了。
顾秀林表示，转基因食品究竟是“改良”还是“谬误”，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讨论。从理论上讲，转基因技术所依据的“一个基因决定一个蛋白/生物性状”的理论，早在1980年前就被证明是错误的。一个基因能参与决定数千个蛋白质，绝不是人工能控制的；而实践证明，转基因农作物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她强调，生命是演化的，野生的驯化的都会随着时间和环境而演化，而转基因技术是逆演化的，它依据的理论假设是基因决定论，用于实践非常勉强，第一代转基因技术，即基因插入，仅用了不到10年就失败了。这样发展农业只能导致灾难。只有顺应演化的育种技术才是可持续的。
顾秀林指出，生物技术最严重的问题是对大众健康的打击。传统状态下的食品问题，只是霉烂变质、加工保鲜过度、出现食物中毒的问题。现在的食品问题是另一种表现，涉及一种新规范。国际和国内科学研究都在提示，转基因造成了肝肾损伤、激素干扰、生长发育受阻或者繁殖出问题，这都要建立新规范。某些转基因推手之所以敢说，从来没有一个具体例子说明转基因引起人体疾病，是因为他们一直在用食物中毒的旧规范来说转基因没问题。长期食用转基因食物的后果非常可怕。它不会造成食物中毒，但是会损伤肝肾、扰乱激素、导致肿瘤、缩短寿命。事实上，所有的动物实验只要超过90天，无一例外地揭示了转基因产品的毒害问题，但目前需要在动物实验方面做的后续研究，在中国却没有人做。
针对前段时间在湖北举行的“黄金大米”品尝会，顾秀林认为是“逼宫”行为，“转基因食品需要批准才能种植和销售，黄金大米没有被批准就试吃，是公然违法的”。“超级稻”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其中有的就是转基因技术。“一粒种子平天下”是完全错误的农业路线，转基因更是错上加错。农业的安全和可持续性依靠的是生物多样性，生物物种多样性基础上的生态平衡才是农业安全的保证。
顾秀林表示，美国人的饮食结构与中国国民差别较大，以肉蛋奶为主，占70%，但饲料基本上都是转基因产品；美国的蔬菜水果和主粮基本上没有转基因产品，唯有甜玉米例外，有2%左右的甜玉米应用了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技术。美国农业部的统计说明，美国植物食品中转基因成分不超过2%，而这个事实被中国的主流媒体刻意掩盖和曲解了。
事实上，虽然转基因技术和产品在美国可以合法进行并且商品化，但是其研发、生产和流通的整个过程依然受到美国几大政府部门的严格监控，在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转基因作物生产国的背景下，是严密细致的法制化管理和监控体系。目前美国有4家机构负责转基因作物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它们是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IBC）、美国农业部下属的“动物与植物卫生检测所”、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和环境保护局。此外，美国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还要定期受国会有关小组和一些国际组织（如WTO、FAO等）的咨询和监督。在美国，关于转基因技术的实验实行的是报告制和审批制，即由开发公司报告，政府审批。
在有关转基因安全性存在巨大争议的背景下，有专家表示，应该充分保证群众对转基因食品消费的知情权，把选择权交给群众。农业政策专家、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程同顺认为，跳出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之外，人们有权知道吃进肚子里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应该充分维护人们对食物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任何商品都必须充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商品真实的信息情况必须提供给消费者。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顾问、律师邱宝昌表示，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权利，同时履行这种规定也是经营者的义务。
专栏 崔永元：“要做善良科学家的一条狗”
对于久受睡眠困扰的全国政协委员、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来说，中午11点就是他的“清晨”。3月1日11时46分，借助安眠药维持了五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后，崔永元起床把2013年年底赴美拍摄的转基因纪录片传到网上，很快就又睡了过去，甚至没来得及起一个劲爆的名字。
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崔永元转基因纪录片的播放次数已超过100万次，但他对此并不惊讶：“大家以前都不知道转基因是怎么回事，我在美国采访的时候，就知道这些内容公众看到会特别关注。”
为了解美国使用转基因食品的真实状况，2013年12月8日到18日，崔永元走访了美国的洛杉矶、圣地亚哥、芝加哥、斯普林菲尔德、西雅图、戴维斯六个地区，对当地的专家和民众进行了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近30场访问，共获得40个小时的采访素材。
回国之后，崔永元亲自参与纪录片的编辑与配音。原先的方案是制作两集，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各列一集，但因为没有对立使两方的观点都缺少力度。之后他开始重新编辑，将截然相反的观点罗列在一起，形成最终68分钟的纪录片。
纪录片中，他不讳言美国大使馆农业处曾与其联系，希望他采访支持转基因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马廷娜教授，但他同时也采访了美国西华盛顿大学的斯万森教授对前者的观点进行反驳。
“我拍摄纪录片的目的就是把国外对转基因争论的事实摆出来。我们一些专家说转基因没有争论，美国人吃得很放心。但是看到片子中争论的内容就知道事实不是这样。”崔永元说。
他对中新社记者表示，接下来他会考虑将采访的原始视频都放到网上，让公众了解美国对于转基因技术正反两方面的全部观点。
此外，他还将前往其他国家，拍摄更多关于转基因的纪录片。
本次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崔永元同时带来了一份与转基因“紧密相关”的提案。而在他所处的无党派人士界别中，同时还有著名杂交水稻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据媒体报道，后者一直坚持认为转基因是否有害不能一概而论。
“我认为转基因有无危害的无定论，这个表述非常棒。大多数专家可能都持这样的观点。”崔永元说，“那么确实有争议的东西就应该放一放，尤其是不能做成主粮，这很危险。”
崔永元表示，大概两年前他就和袁隆平谈过转基因的话题，但当时他对此并未在意。“如果这次我们能在大会上碰到肯定还会讨论转基因。政协的平台应该讨论大家都关心的话题。”
此后，崔永元又开始与方舟子等展开了关于转基因的论战。关于论战缘由，崔永元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甚至称“要做善良科学家的一条狗”。崔永元说，他明白了为什么转基因讨论的气氛这么糟糕，为什么很多沾边的科学家没法陪着玩，总是绕道或认怂。现在崔永元就是要扮演善良科学家的这条狗，去努力摁住对方，让两派科学家在良心的层面上好好争，我们坐旁边看哪边争得有道理。这才是科学需要的环境。
而在另外一次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崔永元表示，要不是卷入微博论战，自己应该一辈子也不会跟转基因去较真。他自费到日本、美国进行了四次调查，发现转基因的安全性与商业化在美国科学界至今仍有争议，而美国人民也并非放心地吃了许多年。支撑崔永元的动力，来自“民众应该有选择权利”的理念，他怀疑，有人故意设置信息壁垒。
论战至今还在持续，他的身份也由央视主持人变为中国传媒大学老师。2014年“两会”上，他把正在调查的国内转基因作物非法种植的问题带上会，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的关注点将直指转基因的商业化监管。
崔永元称：“我访问了很多人，都说没关注过转基因。甚至有一个美国记者说，我们稀里糊涂吃了十几年，竟然被中国人拿出当样板，说我们放心吃了十几年。
我两次赴美间隔一个月，之前只有韩国人开的餐馆里菜单上标注用非转基因大豆。我去有机超市，看到商品只标出有机部分；隔了一个月，超市商品里非转基因的标志就出来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全美国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而关于转基因技术本身，崔永元的隐忧在哪儿？他说：“转基因技术得分开看，在研究室里，理论上没人看它是否可能对人类造成风险，因为我觉得这可能不是科学家的考量范围，实验室就是研究；但当它成为一门技术要使用尤其是要使用到人类身上的时候，我认为，研究室里科学家的说法只是众多说法中的一种；因为这个时候众多科学家都可以参与进来，比如环境、土壤、医学甚至社会学、伦理学专家都会参与进来，所有人都有参与的权利。”
ISAAA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共有29个国家种植了1.6亿公顷的转基因作物，占全球耕地的10%。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进口转基因粮食的时候，为了保证本国人民的安全和健康，规定转基因食品进口前要经过一段时间（约20个月）的安全评价期。
欧盟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被允许在欧盟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食品本来就很少，而且主要用于动物饲料和工业原料，用于人类食品的只有寥寥几种。自1998年以来，欧盟便没有批准过任何一种新的转基因食品上市，从而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禁令”。目前欧洲仍有法国、奥地利、匈牙利、卢森堡、德国和希腊6国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欧盟委员会曾做过一项调查，发现70%的欧洲人不想吃转基因食品，94%的欧洲人希望能自己选择是否购买含转基因物质的产品。
对允许上市销售的转基因食品欧盟的控制也非常严格：一方面是转基因食品的可追溯性，每种转基因食品的标签上都包含产地信息，一旦发现某种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或者环境有威胁就马上下架；另一方面，欧盟规定转基因食品的标签上必须有统一的特殊标识，由字母和数字组成，让消费者一看就知道是转基因的，给消费者选择的自由。
欧盟对转基因食品的抵制态度，引起了美国等转基因产品生产大国的强烈不满。2003年5月份，美国还与加拿大、阿根廷等国联手，将官司打到了世界贸易组织。
当地媒体资料显示，俄罗斯市场上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比例不足10%。从品种上来看，最常见的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为豆制品、米面制品和肉类食品。俄政府规定，转基因食品要通过注册准入制才能上市。根据俄政府2004年颁布的食品卫生条例，转基因成分超过9%的食品都需在包装上明确标识。这种标签的底色为浅绿色，上面印有“含有转基因成分”的深绿色字样。莫斯科市政府还特别规定，标签上应注明转基因产品原材料在俄罗斯的注册情况。此外，莫斯科市政府对转基因食品的销售还有一些限制措施。
日本是粮食进口大国，每年进口大量来自转基因作物的食品。但由于日本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还存在诸多顾虑，日本政府要求对转基因食品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标识。日本也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管理转基因食品的制度。所有进口的转基因农产品都必须先获得批准，由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审查。如果企业进口非安全名单上的食品，就会受到处罚。此外，相关产品还必须符合国际《卡塔赫纳议定书》中关于进口转基因动植物的规定。另外，在加工转基因食品时，企业也需要遵循日本农林水产省的质量标准。农林水产省的调查机构会用DNA鉴定技术对相关产品进行检查，如果其中的转基因成分含量较高而违反了标识规定，就可依据相关法规进行罚款。
转基因发展趋势恐难逆转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在基因农业时代，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喜欢还是害怕，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转基因化”已成世界农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2013年6月26日，2013年的“世界粮食奖”颁发给从事转基因研究的一位企业家和两位科学家，这也是该奖项设立27年以来第一次授予转基因技术。世界粮食奖基金会特别肯定了三位得奖人在培育高产优质、抗病虫和极端气候影响的农作物新品种中的突出贡献，称其技术使全球1.7亿农民受益。
转基因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作为世界农业增产的重要手段，“转基因化”已成世界农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据ISAAA统计，2012年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面积达1.7亿公顷，与1996年相比增长了100倍，29个国家种植了转基因作物。
目前，全球已成功研发600多种转基因种子，大多数诞生在美国的实验室，但美国投入商业使用的转基因作物只有8种，即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籽、甜菜、苜蓿、木瓜、南瓜。美国种植的85%的玉米、91%的大豆以及88%的棉花为转基因。
靠肉眼和经验选择育种，到杂交育种，再到诱变育种，以及现阶段以转基因育种为主的分子育种，这是转基因技术走过的发展路径。杂交育种和诱变育种的作物为全世界广泛接受，而转基因技术的原理与其没有差别。专家指出，过去采用杂交等技术的科学家，为了获取某个基因所代表的特性，必须从成千上万的实验结果中撷取自己所需的那一个，而转基因技术则将这种“大撒网”变成精确制导，要什么，就摘什么。
专家指出，现在造成大家疑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于农业历史的不了解。人类改变动植物基因的过程其实已经持续了一万年。在18世纪，也就是300年前，人类就已经实现了物种之间的基因转换。而现在的技术不过是更精确了。简单地说，现在吃的大多数农作物都是人类进行人工选育的，也就是说，人类在不断地把优良基因转出去加以利用，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转基因作物则是通过人工操作把基因单独取出来，再通过生物技术转出去，相比传统育种方式更可控、更高效。专家指出，在过去的所有的育种方式中，植物DNA所发生的变化都是随机的，我们掌控不了。如今有了生物技术，转基因的过程开始变得精确、可控。
在生物工程学界，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被视作技术的改善而非新技术的创造；在全球对转基因态度最为积极的美国，转基因技术的高速发展已在一些组织的抗议声中成为既成事实。据美国伊利诺伊玉米协会的数据，该州约八成玉米为转基因玉米。对于美国农民来说，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的差别基本等同于先进技术与陈旧技术的差别。由于转基因品种在抗虫、抗除草剂方面的突出优势，在美国农业大州伊利诺伊，非转基因大豆和玉米正逐渐被转基因品种淘汰。伊利诺伊州年玉米产量约为5万吨，其中约8成是转基因品种。这5万吨玉米一半供出口，一半供美国国内使用。而大豆98%、99%都是转基因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周立副教授曾发表一篇文章称，粮食问题历来都不是单纯的。至少，粮食是战略品，在邦国征战中，粮食历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文章称，美国可能是当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制定了将粮食、能源、金融、军事、外交、价值观宣传等捆绑在一起的全球战略，并有能力实施的国家。以粮食为例，至少有五种战略手段，使得粮食成为一种武器。我们知道，美国的耕地条件、就业结构、资本条件和能源条件的配合，使得美国储备了大量的粮食过剩产能和过剩产品，这都需要释放。在过去，美国主要利用粮食援助、粮食贸易自由化、粮食补贴这三种手段，运用国家战略，加强粮食体系的控制力，并消化其过剩产能。如今，美国又掌握了生物能源（第四种手段）这一进可攻、退可守的致命武器，在控制粮食价格上更加游刃有余了。
周立认为，转基因技术在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开始变成第五种战略手段，使得极少数有能力实施进攻性粮食战略的国家，又掌握了更为致命的技术手段，甚至是生物武器。通过类似微软视窗的平台垄断和捆绑销售，它们不仅实现了巨额的经济利益，而且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权，控制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这是转基因技术的后发国家无法具备的，其中道理与实施核计划、进行核威胁类似。
美国的全球粮食战略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其是美国少数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政治资本相结合，谋求世界霸权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战略计划被五角大楼称为“全方位优势”（FSD）。他们认为，粮食和石油一样，都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地位的重要战略资源。“粮食政治化”使粮食成为国际政治硬实力的一项标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着手重塑粮食政策和世界粮食结构，从“取消世界粮食储备制度”到“农业商业化”，从“绿色革命”再到“第二次绿色革命——转基因革命”和“生物燃料计划”，不断使用新技术逐步控制世界粮食生产和贸易。在粮食商品化和粮食政治化的相互作用下，现在已经有不少国家由于引入美国的现代农业技术、转基因种子和化学肥料，走上了依赖美国的不可逆的进程。
巴西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大豆种植面积约2800万公顷，其中近90%种植转基因大豆。除大豆、玉米、棉花外，巴西还有29种农作物的生产采取了转基因技术。依靠转基因技术的快速推广，巴西得以大幅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产量，并有可能在未来1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粮食产量最高的国家。巴西农业部新闻中心负责人卡洛斯·莫塔表示，巴西转基因大豆的主要出口国是中国，还出口欧盟、泰国及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巴西农牧业联合会主席卡蒂娅·阿布雷乌表示，中国市场在过去3年内飞速增长，成为巴西农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2012年中国至少有25%的农产品来自巴西，仅2012年就有价值180亿美元的巴西农产品出口到中国。下一个10年两国贸易还将继续升温。
根据ISAAA公布的数据，2011年巴西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增长了20%，达3030万公顷。这表明该国的农业增产日益依赖于转基因技术。2013年6月10日，路透社报道称，巴西农业部表示中国批准了该国三种转基因大豆进口。在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后，巴西从2013年9月的播种季节开始大规模种植这三种大豆。
中国农业部拟有计划地推进转基因产业化的新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不久前，《环球时报》发表的《八问主粮转基因》一文，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转基因问题已不是一般的技术问题和一般的学术问题，而是事关中国13亿人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2013年9月29日在北京召开再论转基因与国家安全研讨会，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航天科技集团、西南财经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当前中国转基因问题的性质、形势、管理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与会专家通过统计的数据阐述，20年来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历史证明，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项转基因作物是增产的，更谈不上高产，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能保证搞出来一个“增产基因”。转基因也不能解决虫害。目前转基因作物只有防螟虫的作用，不能防其他虫害。而防螟虫转基因作物的防虫毒性会随作物扩散，使作物带有毒性。
与会专家还分别举例说明，目前各国对转基因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转基因搞得最早、技术最为先进的美国，虽然种植转基因作物，但小麦这个主粮是严守不搞转基因的红线的。美国种植的非主粮转基因作物主要用于出口、工业燃料和动物饲料。2013年7月，意大利政府签署行政令，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意大利专家认为，转基因农作物破坏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而这两点正是意大利农业赖以生存的基础。2013年8月2日，法国总统声明，将继续强化法国抵制和禁止商业化种植转基因玉米的法规措施。而肯尼亚的总统表示，肯尼亚人宁可饿死，也不吃转基因食物。
与会专家特别指出，与国外相比，在转基因问题上，当前中国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经过10年经营，国外转基因公司通过资金赞助、合作研究、聘请顾问、培养专业人才等各种方式，目前业已完成在中国的转基因布局。转基因安全管理存在重大漏洞，如“黄金大米”；出口欧盟大米被检出有转基因成分达百余次，却无法说清原因；没有被批准的转基因作物在中国出现；种植范围扩大，产量超出规定。有专家甚至指出，个别公职人员、科研人员与外国转基因企业存在利益关联。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习近平主席最近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自己”“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的指示非常重要，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13亿中国人的吃饭及其安全问题，要靠一大批袁隆平式的中国农业科学家的聪明才智解决。
与会专家建议，成立由多领域专家组成的国家独立调查组，对涉及转基因问题的所有方面，包括技术安全性、审批、管理及相关外国企业在国内的经营与运作进行全面调查研究；从人民安全、粮食安全等角度调查研究；通过长期实验验证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可以吸收国际上对转基因安全方面的研究成果，验证其可靠性；尽快在国家层面对转基因进行立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