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养老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人口结构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10%，65岁以上的老人占7%，便视为老龄化。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在21世纪内不可逆转。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化的发展趋势
目前英法德日等国家已进入超老龄化阶段，美国在2025年进入。上述国家均将养老金缴费年限提到30年以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提到65—67岁（英国公务员例外），相对降低了国民基础养老金，强化了个人账户养老金和养老金市场。2010年年底，全球养老基金规模达到31.1万亿美元，美国占60%，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养老基金超过GDP。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年轻人口数量和比例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按国际惯例，当人口结构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10%，65岁以上的老人占7%，便视为老龄化。衡量老龄化社会水平有三个标准：一是进入老龄化阶段，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时社会进入老龄化阶段；二是深度老龄化阶段，占14%时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此时简单老龄人口赡养比约为1：5，即5个养老金纳税人供养1个养老金领取者，如果养老金税率为10%，则养老金对工资的替代率为50%，这是两代人均可以接受的边际费（税）率；三是超级老龄化阶段，一旦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20%以后，社会即进入超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社会经济问题突出。
在长期应对老龄化的实践中，由于有经济实力的支撑和西方居家形态诸多方面的因素，欧美国家养老对策的共同之处是依赖“社会养老”功能：在社会保障体制中，老年人被赋予了独立生活的经济能力；在福利设施、服务体系以及居住环境等方面，针对老年人的生理情况，采用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设计。
概括起来，国外养老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家庭养老。老年人居住在家庭中，由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对老人提供赡养服务。其养老资源主要来自于家庭本身的收入和家庭成员的照顾。在以东方文化为底蕴的国家，家庭养老占主体地位。
居家养老。老人居住家中，由社会提供养老服务。服务提供者主要有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老年社区、老年公寓、托老所、志愿者等。服务内容包括基本生活照料（饮食起居照顾、打扫卫生、代为购物等）、物质支援（提供食物、安装设施等）、心理支持（治病、护理等）、休闲娱乐设施支持等。欧美等发达国家多数老人接受居家养老服务。
机构养老。老人居住到专门的养老机构，由机构提供养老服务。根据老年人身体健康状态、生活自理程度及社会交往能力，实行分级管理，一般分为自理型、半自理型和完全不能自理型三级。不同级别的老人入住不同类型的养老机构。
互助养老。老人与家庭外的其他人或同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相互扶持、照顾。具体包括老年人结伴而居的拼家养老、社区内成员相互照顾的社区互助养老等形式。在德国，有很多老年人共同购买一栋别墅，分户而居，由相对年轻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还有的地方安排大学生和独居老人合住，由大学生照顾老人。
在此基础上，发达国家还推出一系列灵活方式。比如以房养老，就是将自己的产权房出售、抵押或者出租，以获取一定数额养老金或养老服务。在美国，许多老年人在退休前10年就为养老而购买房子，然后把富余的部分出租给年轻人使用，利用年轻人支付的房租来维持自己的退休生活。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和一些金融机构还向老年人推出“以房养老”的“倒按揭”贷款。62岁以上的老年人将房子抵押给银行或专门的倒按揭公司，然后每月领取生活费。
以美国为例，老年人的居住设施大致分为五类：独立式住宅、老年公寓、养老院、护理院、老年养生社区，每一类辅以相应的服务管理体制。美国的养老模式有营利和非营利之分，前者大多为私人公司所办。其养老社区建筑规模大，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开设的课程和组织的活动超过80种以上。太阳城就是其典型代表。
太阳城中心始建于1961年，坐落在佛罗里达西海岸，是美国较大的老年社区之一，现有来自全美以及世界各地的住户1.6万户，并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的态势。美国太阳城的整个社区包括“太阳城中心”（独立家庭别墅）、“国王之殿”（连体别墅）、“湖中之塔”（辅助照料式住宅和家庭护理机构）、“庭院”和“阿斯顿花园”（出租的独立居住公寓）以及“自由广场”（辅助照料式住宅和家庭护理机构）六大居住社区。以上各社区共同享用一个邮局、超市、医疗机构、银行和教堂。
在太阳城，无论哪个年龄段的老人，选择哪种住宅，都能享受到积极活跃的老年生活方式。每人每年缴纳一定费用，就能享受室内和室外游泳池、网球、推圆盘游戏场、草地保龄球、健身和娱乐中心等设施。另外，在社区内，还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是老年大学的组成部分，开设的课程和组织的活动超过80种，包括木匠活、缝纫坊等，甚至还有中国画。太阳城的建筑、管理、经营一切以老人为中心。这里还有个规定：居民必须是55岁以上的老人，18岁以下的陪同人士一年居住时间不能超过30天。
太阳城属于住宅开发性质，盈利模式主要是住宅销售。另外，太阳城社区内不建设相应设施，主要依赖社区等所在城镇提供的大市政基础配套，这使得前期投入成本大幅降低。
日本、荷兰、加拿大社会养老模式比较
早在1963年，日本就制定了《老人福祉法》，阐明了老年人享有的福利，规定要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福利。此后，日本在1982年制定了《老人保健法》，在1997年出台了《护理保险法》。
多年来，日本建立了大量不同类型的养老设施，包括可以利用“护理保险”的“特别养护老人院”和“护理老人保健设施”，以及民间运营的“收费老人院”和“带服务的老年人住宅”等，服务内容、居住目的、入住条件等各不相同。
“收费老人院”是提供护理服务、日常生活服务、机能训练和开展集体文娱活动的民间养老设施，需要终身护理的老人和健康老人都可以入住。入住“收费老人院”要支付一次性的赞助费，大部分从数百万日元到数千万日元不等，有些甚至达到1亿日元以上。
对一个人生活感到不安或者需要护理的老年人，也可以选择入住“带服务的老年人住宅”。这种设施可以利用“护理保险”，对于面积、设施、无障碍结构等都有明确标准，有护理师和护工常驻，提供24小时巡回访问服务。与“收费老人院”不同，“带服务的老年人住宅”要签署租赁合同，不用缴纳入住时的赞助费，但是需要缴纳押金和礼金。护理程度较低的老人多选择这种老年人住宅。
此外，还有以所在地的市町村居民为服务对象的“集体住宅”，供患有认知症的老年人结成5至9人的小组共同生活。这种住宅既有自己独居的空间，也有集体活动的空间，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入住者根据自己的能力，分别承担做饭和打扫卫生等工作，最大特征是能够享受家庭团圆般的乐趣，收费也比“收费老人院”要便宜。
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因没有亲属或者由于家庭环境和经济状况而难以与家人一起生活，尽管不需要护理，但是身体功能下降，独立生活有困难，还可以获得地方政府的补贴，以较低价格入住“低收费老人之家”。
“特别养护老人院”则是社会福利法人和地方政府等运营的公立的老年人居住设施，以日常生活护理、机能训练、娱乐等为主，与“收费老人院”相比费用很低，但只有需护理程度较高时才能入住。出于经济原因难以在家里护理的老人可以优先入住，但很多设施常常有两三百位老人排队等待。
如果有就医住院的老人在病情稳定后对出院回家感到不安，可以利用“护理老人保健设施”，这也是适用“护理保险”的设施之一，发挥了医院和家之间的过渡作用。与“特别养护老人院”相比，这里的医疗护理更加充分，有护士、理疗师、营养师等各种专业人士。
老人由于遭受虐待、身心存在障碍以及经济原因，无法在家养老时，可以向市町村申请入住“养护老人院”。与“特别养护老人院”不同，这里不能利用“护理保险”，要向市町村政府申请才能入住，一般给老人提供3个月至6个月的庇护。
日本虽然有发达的养老体系，但仍面临老龄化的严峻挑战。根据总务省预测，到2060年，日本每2.5个人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随着缴纳医疗保险、护理保险等的劳动力越来越少，数量庞大的老人的供养问题将给日本社会带来沉重压力。
鉴于资金、设施、人员等多方面实际难题，荷兰的养老体系分为三个层次，按照不同需求的老年人实际状况来分别安置。而在每个不同的层次中，政府又竭尽所能，想方设法实现兼顾个性化需求的照顾。
首先，荷兰政府鼓励所有老年人居住在自己的家里。当然，由于老年人年老体弱，他们多数都需要不同程度的护理。那些健康的、可以独立日常起居生活的老人尽量留住在自己家，无论是老人拥有房产还是租房，国家都会在其偿付能力基础上给予不同程度的资金补贴。对于一部分可能会因为疾病行动不便，自理能力受到一定影响的老人，政府积极推进“家庭自动化”进程。例如，通过特殊程序提醒老年病患服药等。国家对此也给予一定补贴。
其次，从基础设施上保证每个小区（或标准区域内）拥有一个保健机构，可以为小区内需要帮助的老人定期派送护士进行保健服务，同时会招募一些义工为老人定期上门打扫卫生。
针对所有居家养老的老年人，荷兰政府制定了“寻求帮助门槛低”“小区保健服务机构到位”“转诊直接及时”等目标。因为一些老年人有各种各样的房产问题，同时他们希望能与同龄人进行交流，又能有一定的私人空间等，所以建造适合的老年人公寓成为荷兰房地产市场的另一需求。这种老年人公寓小区拥有自己的餐厅、活动中心场所、专门的物理理疗诊所、心理医疗诊所、健康指南诊所及服务中心等配套齐全的设施和服务。老年人公寓种类齐全，基础设施分配合理，不仅满足老年人拥有私人空间的需求，同时又能满足其日常社交要求。
根据荷兰政府的信息，到2018年，荷兰计划每年必须在原有基础上额外提供3.6万至4万套专门适合老人居住的公寓。对于完全失去自理能力或者患有严重疾病需要有人专门护理的老年人，养老院成为荷兰养老体系的集中保障。养老院与老年人公寓在性质、规模和层次方面基本相同，只是在医护方面会有额外关注。即便是老年人瘫痪在床，荷兰政府还是鼓励老年人居住在自己的家里，政府可以做到“医疗护理、日常护理天天登门”，从而满足老年人护理的需求。对于老年人来说，住在家里和住在养老院的区别也就不大了。
专栏 俄退休老人“涌向”中国边境小城
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斯拉维扬卡镇的退休老人斯克沃尔佐夫夫妇从未想过，自己会在中国安度晚年。“只要坐两三个小时的汽车穿过中俄边境，就可以完全置身于另外一种生活中。在这里即使靠我们微薄的退休金，也能过上在俄罗斯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如今在珲春，像叶夫根尼·斯克沃尔佐夫这样的俄罗斯老人不在少数，以至于俄罗斯媒体将珲春称为“俄罗斯远东地区退休老人的疗养院”，这些退休老人甚至把自己称为“Ruschina”，源自英文单词Russia（俄罗斯）和China（中国）。
维克多在中国的这个家位于珲春市区一个新建不久的小区，这里的保安和邻居已经熟悉了这位俄罗斯邻居。说起在中国居住的感受，维克多谈到最多的是惬意。维克多的家乡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共青城，他退休前是一名建筑工程师。2008年，维克多第一次来到珲春旅游，这里的温度、环境、消费等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维克多把珲春当成了“第二故乡”，用多年积攒的钱买了一处房子。他每月能领到一笔退休金，相当于3000元人民币，“这些钱足够我在这里惬意生活”。
便宜的房价、物价，是吸引俄罗斯老年人来珲春定居的重要原因。来中国寻求效果更好的医疗保健，同样吸引着俄罗斯老年人来到这个异国小城。针对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上门就诊，珲春市中医院从2008年开始就推出了针对俄罗斯人的中医保健项目。珲春市中医院副院长吕尧说，俄罗斯天气寒冷，风湿、骨病等发生率比较高，高血压、糖尿病等这样的慢性病也较多。2012年有2000多名俄罗斯人来这里寻求中医治疗。这些年珲春市也陆续出台了许多政策，力争把珲春市打造成俄罗斯远东地区居民休闲的“后花园”。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进入珲春的俄罗斯游客达到15万人次，实现贸易额5亿美元，同比增长25%。“珲春现象”折射出当前在远东地区中俄双边经贸人员往来增加的趋势和一些新特点。
通过建立不同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荷兰较好地解决了养老院人满为患的问题，使得多数老年人都能够在各方面得到较好的保障。
因养老福利项目多样、养老院收费低廉，加拿大素有“老年人天堂”之称。面对日益凸显的老龄化问题的挑战，加拿大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养老体系，形成多种体制下的多层次服务形式。
在加拿大，最为普遍的是各种档次的“独立生活”老年人公寓，接收的住户是生活能完全自理的退休老人。这类老年人公寓楼中除了一般公寓楼所拥有的私密生活空间和各种锻炼活动设施外，还提供医疗监测和应急支持、餐饮、清理房间、洗衣、组织社交和娱乐活动等老年人所需的服务。这类公寓分别在私营、非营利机构和政府补贴三种管理体制下运行，房租的标准也差别很大。在温哥华西区，一家私营老年人公寓一室一厅的月租金是3500加元。但对于低收入的老年人来说，可申请“老年人补贴住房”。凡年满59岁以上，有加拿大合法居留身份的人均可申请入住。这类老年人公寓房租低廉，是居住者月收入的30%。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室一厅每月的房租是300加元左右，约合人民币2000元。
比“独立生活”老年人公寓高一个层次的是“辅助生活”老年人公寓。这里的住客在生活方面基本上能自理，但在每天的餐饮和自我照顾上需要一些额外的照料。这类公寓配备专职护士，每天24小时值班，医生也定期到访。每天提供两顿饭，每周提供清理房间的服务。住在这里的老人如果身体状况恶化，会随时被转送医院。住户通常需要交纳收入的70%作为租金。
最高层次的是“特许护理”养老院。这类养老院的入住者为完全丧失独立生活能力的老人，需由护工24小时照顾。例如中侨互助会下属的“李国贤护理安老院”，在这里，需要全面护理的失能老人每月只需交纳498加元，相当于本人每月收到的联邦政府资助的老年人安全养老金的80%。养老院收留一名需要全面护理的失能老人，每天可获得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116加元的补贴。
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角”
早在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就转发了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的通知》，2005年民政部又下发了《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在规划、建设、税费减免、医疗、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养老机构。但是目前，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困境。
目前，中国的养老机构主要分为两类：公办养老机构和民办养老机构。
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占总人口的14.3%，而目前中国各级养老机构的床位仅有410多万个。近2亿老龄人口“抢”400万张床位，平均近50个老人才能“摊”到一个床位。对“夹心层”家庭来说，进入公立养老院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北京市首屈一指的第一社会福利院有养老床位1100张，只向拥有北京市户籍的老人开放，而排队等待入院人数超过1万人。以此计算，即使是一年轮换一次床位，进入第一社会福利院也需要十年时间。
长期以来，由于各级政府在供地计划中，并未确定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占总用地计划的比例，也未单独确定养老服务设施供地面积和位置，造成养老服务机构申请用地困难。中央和地方都有明文规定的水、电、煤、热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也难见落实。
以往，由于进入门槛较高，审批流程较复杂，很多民办养老机构都是没有任何资质的“黑”养老院。另外，按照现行政策，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必须坚持福利性、非营利性质才能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专家指出，这在确保私人财产进入公共领域后发挥公共服务作用的同时，也带来民办养老机构无法从银行获得抵押贷款的难题，养老服务初期投资大、回收期长，贷款难题对民办养老机构影响明显。
由于资金、人员等因素制约，民办养老机构硬件设施、专业服务等跟不上，难以提供照料护理、医疗康复、精神慰藉等多方面服务，老人不愿选择，床位利用率低。据贵州省民政厅统计，到2012年年底，贵州民办养老机构有床位4080张，收养人员为1336人，床位利用率仅为33%。
中国一直都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机构市场，但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同时疏于管理，很多民办养老院存在虐待老人、乱收费等问题，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入住率低、资金周转困难、入不敷出导致养老院经营“步履维艰”。
“十二五”期间，中国机构养老床位数量要翻番，这其中绝大部分将是民营机构的贡献。按民政部规划，今后70%以上的床位都要由民营机构来提供。“公办民营”和“民办公助”的模式或可成为机构养老的一条有效路径。
对于民营养老机构，其最初的定位是“拾遗补缺”，做政府做不了的事；但现在，它不仅要作为一种补充，更要充分发挥“生力军”和“主力部队”的作用。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张恺悌认为，这要求政府部门充分认识到民营机构“新鲜血液”的作用，鼓励其建立，引导其发展，并提供政策支持。
在国外，公办养老机构一般面向最需要养老保障的底层人群，民办养老机构则面向高端市场，而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基于此，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闫青春建议，中国应区分不同的养老责任，把现有的公办养老机构变成有针对性的保障性福利机构，解决“三无”老人、贫困老人等弱势人群的养老需要，并为一部分养老服务买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要亲力亲为运作公办养老院；相反，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改变管理方式，与一些NGO及企业合作，发展半福利型和营利型养老机构。
所谓公办民营，即政府补贴机构硬件，交由民间机构进行市场化运营。2006年，天津鹤童老年福利协会以委托管理的方式接管了北京月坛街道敬老院。在合作中，鹤童不管财务，不设会计，也不进行前期投入，只负责自己擅长的经营管理工作；作为主管方的月坛街道敬老院负责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并对鹤童的服务进行监督和评估。这样的举措，保证了鹤童从人员安排到服务提供的独立性。
闫青春认为，月坛街道办事处与鹤童的成功合作，证明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是可以优势互补的。但无论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引入民间机构，还是对已有的公办养老院进行事业改革和法人治理，政府角色的转变都是必要的前提。
在2013年5月1日开幕的第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北京市民政局透露，2013年起，北京新建的养老机构将实现“公办民营”，由政府建设养老机构，通过招标、评审等方式，选择优质的社会力量经营，为市民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
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大多数民间机构还相当弱势，既缺资金，也缺人才，难成气候。因此，有必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使之成为中坚力量。
在国外，除公办民营养老机构之外，也有民办公助与民办民营等养老机构的补充。民办公助养老机构一般是由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非营利的私人部门作为投资者。比如香港社会福利署正在推行的“改善买位计划”，就是由政府向私营养老机构购买床位，提供给申请的老人。建立营利性的民办民营养老机构，并不意味着整个养老服务体系福利性的降低。以英国为例，2001年，私人机构投资经营的护理院占护理院总数的63%，但是入住护理院的老人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助，英国政府事实上承担着大部分养老服务费用。
另外，企业也可以成为兴建民营养老院的主力。2013年10月23日，由合众人寿保险公司投资建造的合众优年养老社区在武汉完工，这是国内首个集居家、社区和服务机构于一体的复合型养老社区。买保险或付押金租金可入住该养老社区。而在此之前，2007年，泰康人寿就提出了在中国由保险公司来实践养老社区的构想。2011年，泰康在北京昌平总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养老社区破土动工，计划2015年正式投入使用，可容纳3000户老人入住。
2013年8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任务措施。会议指出，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角”，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覆盖城乡的多样化养老服务体系，把服务亿万老年人的“夕阳红”事业打造成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使之成为调结构、惠民生、促升级的重要力量。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将为破解养老难题、拓展消费需求、稳定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
《意见》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通过简政放权，激发社会活力，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主体作用，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意见》强调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各类服务主体活力，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政府在保障基本养老服务方面要发挥主导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性作用，逐步使社会力量成为提供养老服务的主体，支持家庭、个人承担应尽责任。在发展目标上，《意见》提出养老服务覆盖所有居家老年人，全国社会养老床位数达到每千名老年人35—40张，产业增加值在服务业中的比重显著提升，全国机构养老、居家社区生活照料和护理等服务提供约1000万个就业岗位。
而在此之前，2013年6月30日，民政部公布《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和《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对养老机构的设立许可、法律责任、服务内容等作出明确规定，这两部新规自2013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为开办养老机构设立了门槛，包括床位数在10张以上，有与开展服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有符合养老机构相关规范和技术标准，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消防安全、卫生防疫等要求的基本生活用房、设施设备和活动场地等。根据《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应当优先保障孤老优抚对象和经济困难的孤寡、失能、高龄等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民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采取措施，鼓励、支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兴办、运营养老机构，鼓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养老机构提供捐赠和志愿服务。新法规实施后，民营营利性养老机构摆脱了没有“娘家”的尴尬境地，有效刺激了民间投资者的办院积极性。同时，对于有望批量转正的“黑”养老院而言，通过审批不仅意味着获得资金补贴，还意味着相关部门的监管将更加规范和严格。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法研究会名誉会长贾俊玲认为，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应当向老年服务领域倾斜，对老年人切分的蛋糕应该加大，逐渐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此外，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还需要更加完善和细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在法制规范、政府主导的同时，应努力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形成以家庭为基础的多方参与、共同分担的格局。全国老龄工作委员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建议，可以考虑出台鼓励子女与父母同住或者就近居住这样的政策，在购买住房的贷款和契税上给予一定优惠；还可以建议调整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办法，对赡养老年人的子女征税者给予优惠。“还可以探索建立老年人的照料假制度，也可以考虑探索建立青少年为老年人志愿服务制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姚远教授指出，长远来说，民营资本进入养老机构是大势所趋。
专栏 “候鸟式养老”催热养老产业加速布局
我们是否会“活的越久，晚景越凄凉”？这是对老龄化时代中国养老状态的担忧，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子女们的心病。全社会都在试图寻找破解之策。
伴随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越来越多的老人渴望从家中走出来，随着季节的变化，去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地方度假。“候鸟式养老”正成为一种时尚养老模式。
但这个日益庞大的“候鸟人群”在“迁徙”中面临的吃、住、行问题如何解决：老人出行谁来陪伴？在度假地病了如何就医？长期居住买房成本太高又无力看管怎么办？……借助社会资本发展养老产业成为必然。众多开发商正加速布局，瞄准这一巨大市场纷纷进入。
山西省光彩慈行老年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力图为养老产业的运行探索出成功的模式。“目前中国很多老年人出行跟着旅游团，上车睡觉下车看庙，出去旅游没有亲人照顾，反应迟钝令人担忧。”在光彩慈行老年产业集团常务副总裁张全顺看来，完整的“候鸟式养老”模式应包括住宿、餐饮、养生项目、护理培训、医疗保健等延伸的产业链。
他告诉记者，看好中国养老产业的巨大市场，希望这一“朝阳产业”能改善“夕阳红”的晚年生活。按照规划，光彩慈行老年产业集团在山西、海南的养老项目将陆续投入运营。同时，北京、广州、重庆、大连等地的选址正在进行中。张全顺介绍说：“老人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养老目的地和养老休闲项目，在这些地方，都建立了完善的护理和医疗队伍。在数据中心，老年人的健康档案可以随时调取。”
在张全顺说的数据中心，存储着光彩慈行老年会员详细的健康档案，包括入住预约、交通提供、住宿度假、营养膳食、健康管理、旅游全程服务等信息，这是养老产业的延伸，为解决老年人出行不便和健康隐患等问题。
养老产业投入大，周期长，回报慢，可持续运营是面临的共同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光彩慈行的养老项目还同时配备了温泉养生酒店、养生膳食农家乐、润东农业科技博览园、丰盈度假村等。“这些项目运营模式较为成熟，资金回笼快，能够为养老产业的持续运营注入‘活水’。”张全顺说。
2013年10月12日，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这是在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后，全国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地方政府。10月31日，北京市与之相配套的《关于加快本市养老机构建设的实施办法》出台。今后，北京养老服务业的最大亮点将是降低门槛，引入社会资本和各方力量参与。新建居住小区需按规划配套建设养老机构，与住宅同步建成。凡老城区和已建成小区无养老机构或现有设施达不到要求的，要限期通过购置、置换、租赁、腾退等方式开辟养老机构，且不得挪作他用。同时，支持和引导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运营和管理，各类具有为老年人服务功能的设施都要向老年人开放。《关于加快本市养老机构建设的实施办法》明确，社会资本愿意投资建设养老机构的，优先支持其建设；在社会资本建设的养老机构不足以满足老年人入住需求时，由政府补充投资建设。社会资本举办养老机构的用地可以采取划拨、招拍挂、协议出让和占地四种方式。同时，北京市还提高了社会力量建设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阶段支持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