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梦”离不开“个人梦”，“个人梦”是“国家梦”的元素。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中国梦。中国梦由无数普通人的梦想汇聚而成。正是无数追梦者、圆梦人的努力，才孕育出一个国家的梦想。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人们普遍向往和追求的“中国梦”。那么，当代多数中国人的主要梦想是什么？从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提出中国梦的目标，到2013年全国两会直至现在，有关中国梦的话题在网上网下持续热议，许多媒体还开展了以“梦想”为主题的调查，我们据此试着梳理出当代中国人的十大梦想。
住有所居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这句在20世纪90年代传唱最为广泛的经典歌词，在21世纪的今天仍是很多人的心声。房子这个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竟成为许多人一生的奋斗目标。
户均一套房不代表人人有房住
自中共十七大提出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目标以来，中国实施了大规模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根据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5年来，新建各类保障性住房1800多万套，棚户区改造住房1200多万套。逾2600万户城镇家庭住上了新房，近1亿人口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2012年年底，城镇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为32.9平方米、37.1平方米，分别比2007年增加2.8平方米和5.5平方米。
最近5年，是中国历史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规模最大、成效最明显的时期。根据计划，“十二五”期间将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约为过去10年建设规模的两倍。到“十二五”末，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要提高到20%以上，基本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称，目前中国人口户均1.02套住房，中国住房最短缺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几个月前，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完成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2》报告称，2012年全国家庭现住房完全自有率为84.7%，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全国家庭的平均住房面积为116.4平方米，户均住房已然超过1套！
令人奇怪的是，面对这样一些数据，民间社会欢呼声几乎没有，质疑声倒是一片——不少网民认为这个数字偏离了自己的实际感受，自嘲“又被平均了”“拖了国家后腿”。其背后的缘由，正如地产大鳄潘石屹所言：中国现在房子是不紧缺了，只是有人房子多，有人没房住。2012年以来，“房叔”“房婶”“房爷”等的不断涌现，就是有力证明。
楼市十年九调房价越来越高
一路上涨、高不可攀的房价可能让有的人一辈子都望“房”兴叹。2013年2月人民网和人民日报开展的2013年全国两会热点调查显示，线上有93%的人认为房价过高难承受，线下有66.1%的人期待抑制房价上涨。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城市进行的2万户城镇储户问卷也显示，68%的人认为目前房价高得难以接受。希望房价低一些再低一些，让买不起房的买得起房，让买房多不住等着升值的空房少些，成为广大民众的最大心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城镇平均房价为2381元/平方米，2012年全国城镇平均房价5791元/平方米。10年上涨143%，年均递增10.3%。从2003年至今，除了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房价明显下跌，2011年和2012年房价涨幅较低外，其他年份的房价上涨幅度基本都超过了两位数。北上广深和发达省份的省会城市的房价涨幅更是远超平均水平，翻了两倍、三倍甚至更高。
房价问题已经连续4年名列全国两会最受关注的问题前三名。在经过几年的消化和发展后，目前住宅的真正需求集中在工薪阶层和刚踏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身上。这部分群体不是收入水平相对低，就是积蓄较少，对住宅产品的购买力相对较弱。如果房价不加以有效控制，极有可能导致住宅市场大幅度波动，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正如有媒体指出的，房子的事绝不仅仅是经济，它膨胀太大了就是政治。
有人断言：在所有中国人的梦想里面，“住房梦”是最难实现的梦想。未来，普通人能轻松圆安居梦吗？
学有所教
教育是民族复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不分地域、不分贫富平等地接受教育，是每个学生和家长心底的渴望。2014年全国两会上，有代表认为，实现教育公平，一方面是让所有孩子都有学上，取消择校费、择班费，划分学区就近入学等；另一方面是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好学，平等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尤其是让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也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
教育公平是梦想的起点
教育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同时也会改变社会的分层。唯有好的教育、公平的教育，才能让每一个人更好地圆自己的梦想。
中国全面实现城乡九年免费义务教育，惠及1.6亿学生。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扩大到所有农村学生。2012年，财政教育投入首次占到GDP的4%，教育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一大支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累计7.79万亿元，年均增长21.58%。在国家整体性教育投入普遍提高的语境下，教育发展的公平与均衡问题更加被关注。政府在教育资源的配置方面，越来越呈现向偏远山区、落后地区倾斜的趋势。许多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教育设施、政策扶持等得到极大改善；全国范围内叫停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启动惠及贫困学生的“免费午餐”行动；教育部还专门为西部学生拿出17万个高招名额，以缩小地域录取率差别，等等。
政府让教育资源从“高地”流向“洼地”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更加公平，让民众切实体察到一种历史性的转折和变局。不过，现实地看，这扇公平的门还开得不够大，特别是在一些公众舆论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上，还需要更为扎实地推进。
教育均衡发展面临五大问题
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教育还存在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比如资源不均衡，在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学生还要自己带桌椅上学；机会不公平，农民工随迁子女还不能顺利进入城市中小学就读，有些地方上学存在“拼爹”等不公平手段挤占优秀教育资源等。有媒体总结当前中国教育均衡发展面临五大问题：
一是城乡教育投入失衡。教育资金向城市倾斜，越是大城市倾斜越明显。最好的师资、设施、管理等教育资源集中到少数学校。农村地区得到的投资相对较少，农村子女入学率、升学率和受教育程度远低于城市。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推出的“重点学校”政策延续至今。重点学校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市。资源向重点倾斜，强势学校越来越强，弱势学校越来越弱。
二是东西部差距大。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大，教育投入差距大，不管师资还是教学设施等，西部远落后于东部地区。部委所属高校大部分集中于东、中部地区。国家重点大学在省际分布不均，总体呈现出东部高校多、西部高校少的格局。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院校多数集中在东部地区，这些院校获得大部分优质资源。
三是只可在户籍地高考。考生在户籍地参加高考，是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后施行的制度。随着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及进城务工者在异地工作的普遍，其子女的高考问题日益突出。
四是各高校在各地按名额录取，户籍不同，录取分数线不同。出现高分考生落榜，低分但“户口过硬”的考生占据有限录取名额的状况。
五是教育乱收费等腐败问题。人情、金钱、权力都可能影响到招生判断。招生名额分配的地区差异，也使城市和农村、富裕与贫困间竞争失去公平。
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说，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伟大工具。教育公平了，社会才能公平。教育公平的缺失一方面影响着各区域的竞争力，影响着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缩小；另一方面会造成农村地区学生辍学过早，导致社会结构不合理，产生很多社会矛盾，直接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总之，教育不公平会严重影响中国梦的实现。
病有所医
病有所医，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梦想。“让人民群众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得病后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看得起病，病有所医是中国卫生体制改革的两大最终目标。”这是卫生部原部长陈竺对医改宗旨的通俗解释，也是所有人的愿望。
中国医改成效为世界所瞩目
新医改启动以来，取得的成就引人注目。来自国务院医改办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城乡居民参加三项基本医保人数超过13亿人，比改革前增加了1.72亿人，覆盖率达95%以上；与此同时，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也大幅提高，从2008年的每人每年80元提高到2012年的240元。政府在医保方面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从2009年的4.6%上升到2011年的5%—6%，中央投入600多亿元支持了1万多所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基本药物制度实现基层全覆盖，取消了以药补医机制；公立医院改革也进入了全面启动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阶段。“看病难看病贵”现象得到了初步缓解。随着医疗保障体系的全面建立，“病有所医”正在成为现实。
中国医改的探索取得一定成效，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称赞，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城乡居民对基层医改的满意度达到了87.7%，其中农村居民满意度达到89.1%。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蓝睿明认为，虽然世界各国的卫生体系都在变革，但是中国医改的步伐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
“最美误读”反映公众对医改的新期待
一则“先看病后付费制度将全面推行”的媒体报道引发热切关注，虽然这一消息随即遭卫生部否认，但却获得了绝大多数网友的支持响应。这则“最美误读”正反映出当前民众对医改更为深入的美好期待。
对民众来说，这确实是美好的期待，从大方向来说，医院也肯定应该往这个方向走。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认为，这条“乌龙新闻”被辟谣的过程，恰恰折射出了当前医改存在的最严重问题——虽然“大医改”口号多次被提出，但许多地方还只是在搞“小医改”，只由卫生部门负责，财政、人社等关键部门不与卫生系统“同下一盘棋”，如果真要放开“先诊疗，后结算”，医院承担风险，政府财政又不兜底负责，自然无法打开局面。
有调查认为，公平配置医疗资源、完善的医保及医疗环境和水平、更多的医疗投入，是网友对当前中国就医环境最为期待的改变。
农村看病难还比较严重，有的就算参加了新农合，但因医疗条件较差，小病拖、大病扛现象还比较普遍。在城市，“看病难”主要表现为在大医院就诊难、住院难、挂专家号难。一个星期通宵达旦地排队挂号，专家5分钟就打发了。一些患者时常表达这样的不满。此外，近年来，医患纠纷多发，卫生部统计显示，从2006年到2010年，全国医疗暴力事件陡增70%。2013年全国影响较大的伤医暴力事件达到了16起。
总之，新医改成绩很大，也存在诸多难题。行百里者半九十，进入“深水区”后的新医改，更考验着改革者的决心和利益平衡的艺术。医改所取得的成绩，让百姓对医改更有信心，人们期待病有所医能够尽快完全实现。
劳有所得
收入分配是直接关系老百姓“钱袋子”的大事。“钱袋子”越鼓，人们生活越有保障；财富分得越公，人们越能心平气顺。继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之后，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人们憧憬着美好未来。
财富普遍增加但收入差距依然过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逐步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有效地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近10年来，中国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而且不断加大涉农补贴力度，到2011年年末2000多万城市居民和5000多万农村居民有了最低生活保障。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1810元，比2002年增长1.8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6977元，比10年前增加4355元，并出现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的趋势。
收入提高的同时，近年来，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分配不公问题也更加凸显出来。
人民网2012年11月5日发表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刻不容缓专家给出改革设计方案》文章指出，中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给出的结论是，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社会不满
人们比过去富裕，为什么心里反倒更不平衡了？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表示，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是存在明显问题的。对于企业而言，国家规定了最低工资以保障雇员基本利益。但是企业中有国企和央企，在垄断性行业的国企、央企里，员工普遍收入高，领导的收入就更高了，一些老总年收入动辄几百万元。另外，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明文规定的工资虽然很少，但其他“隐性收入”较高。这种高收入很容易引起社会其他群体的不满。
有专家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相关。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二次分配中，再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尚未有效发挥；财政支出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比重偏低，均衡性转移支付比例过小；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对社会困难群体的保障力度不够，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还不健全。
2013年两会期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进行的调查显示，为实现“中国梦”，52.3%的人希望政府继续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参考报的评论指出，公众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有三大期盼，一是期待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二是期待缩小贫富差距，限制垄断行业的暴利，尽快实现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降低工薪阶层纳税比重；三是期待让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公共投入的增长速度跟上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强力压缩“三公消费”节省行政开支，将国有企业每年上缴红利更多用于提高国民福利。
老有所养
2013年全国两会前夕，人民日报与人民网第十二次联合推出的“两会十大热点问题调查”显示，“社会保障”以18%、142501张选票高居选项热度排行榜第一位。自2010年“养老保险”首次成为排行第一的关注热词以来，有关社会保障的话题已经连续四年独占鳌头，这显示出，随着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人们对“老有所养”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人口老龄化加速，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大
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4.84亿，1.3亿城乡老年居民领到养老金。这与此前建立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一道，织就一张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网。此外，2005年至2012年，国家已连续8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累计月人均增加1021元。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养老压力越来越大。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数已达13.39亿，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随着计划生育这代独生子女的双亲衰老，越来越多的“4+2+1”模式家庭将面临经济上、时间上的诸多养老问题。
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老年人口已达1.93亿，占人口总数的14.3%。从目前来看，长期照料与护理的养老院舍保有量与巨大的需求不相匹配。养老机构的数量不够，硬件上也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上养老的需求。软件方面，老人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末全国共有养老服务机构4.2万个，床位381万张，收养各类人员262万人，仅占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1.9%，不仅低于发达国家5%—7%的水平，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3%的水平。虽然近年来民办养老设施有了相当发展，但即使像经济发达的北京市，每百名老人拥有床位也仅为1.5张。养老服务在供给不足的同时，又表现为供给相对过剩，有些养老机构设施落后，生活缺乏情趣；有些又过于奢华，收费过高，致使许多老年人望而却步，结果是本来为数不多的养老机构利用率不高。
另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2012年12月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显示，在32个统筹单位中（31个省份加上新疆兵团），2010年有15个养老金收不抵支，缺口达679亿元；2011年收不抵支的省份虽然减少到14个，但养老金收支缺口却高于2010年，达766.5亿元。
养老保障制度“碎片化”和“双轨制”凸显未来改革方向
有专家指出，中国社会保障面临诸多问题，包括社保总体水平仍然很低，社保实际覆盖率不高；群体间待遇差距大、公平性缺失；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较低，社保立法滞后，政府责任边界不明晰等。尤其是以下三个方面问题是未来社保制度改革的重点。
一是养老保险覆盖率低，并呈“碎片化”。在中国，纳入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人群只占总人口的15%，低于20%的国际最低标准。国家在设计养老保险方案时，未把机关、事业单位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范围。机关公务员及全额财政拨款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险仍实行国家财政统包；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缴费；部分股份制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城镇个体经济组织仍游离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
二是养老保险收支严重不平衡。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2013年4月7日在博鳌论坛上坦陈养老金确有缺口，人口老龄化将直接改变中国养老金缴费群体和负担群体的规模和比例，进而对养老金收支产生重要影响。现有模式显示，目前在城镇养老金体系内，大约是3个劳动力赡养1个老人；到了2050年，将变为1个劳动力赡养1个老人。赡养率大幅提高，而替代率又难以下降，这就会导致很大的养老金缺口。根据测算，在未来38年内，人口因素带来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累计缺口相当于2011年GDP的57%，人口因素带来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累计缺口相当于2011年GDP的14%。
三是养老“双轨制”带来的不公平问题。被称为“劫贫济富”的养老双轨制在中国已经实行很久，所谓养老双轨制是指企业职工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共同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制度，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由国家财政统一拨付的制度。这两种不同的统筹发放制度使得中国养老金标准存在天壤之别。此前，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指出现阶段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最低是200元，最高10000元，最高相差50倍，而养老“双轨制”是造成差距的重要原因。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显示，机关事业单位只有3.8%的退休人员认为养老金不能满足需要，92.3%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高于4000元/月，无一低于2000元/月。而企业职工由于工资总额过低，养老金替代率不足20%的群体比比皆是，最低每月养老金仅为200元。
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继续提高10%。同时，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也指出，民政部将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十二五”工作的重中之重，到2015年，养老床位要达到每千名老人30张，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覆盖率要达到100%，农村达到50%。即便有了上述政策性的保障，仍有大部分人甚至包括高薪的白领依然担心养老的问题。人民网“两会十大热点问题调查”显示，超过97%的网友表示对企业职工退休人员养老金的上调非常不满意，98%的网友认为废除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双轨制的条件已经成熟，还有83%的网友表示支持弹性退休年龄。大部分网友在留言中认为，退休金双轨制有悖于社会公平原则。虽然国家已经连续9次调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但与公务员及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金相比，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应该尽快拿出改革养老双轨制的时间表。
专家指出，社保体系的这些问题，最后都可归结为社保资金的来源问题，即谁来支撑一个13亿人口的社保体系建设。在短期内，我们可以把社保的收支压力算在制度设计导致的转轨成本上，而在中长期内，人口老龄化将逐渐成为导致社保尤其是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更为主要的因素。所以，中国社保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还任重道远。
食品安全梦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仅在2012年上半年就出现了诸如“毒胶囊”“果冻中添加工业明胶”“苹果套农药袋”以及屡禁不止的“地沟油”上餐桌等问题。食品安全领域出现的各类不良事件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信心。“目前老百姓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降到了最低点。”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说。这并非危言耸听。2013年全国两会前夕，香港一纸“奶粉限购令”震惊了国人，庞大的境外抢购奶粉大军显示公众对国产奶粉的信心已经崩塌。又何止奶粉，“地沟油”之后不敢下馆子、瘦肉精之后不敢吃肉、塑化剂之后不敢喝饮料……一次次食品安全事件，挑战着国人对于食品安全的信心底线。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本，“何时能放心地吃”也无奈地成了当下中国人的一个梦想。
食品安全问题凸显社会诚信缺失
专家指出，近年来，中国频发食品安全事件，深究其原因，大部分都和食品生产经营者只顾眼前利益、唯利是图，全然置法律法规和群众生命健康于不顾，铤而走险有关。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田惠光说：“当前相当一部分食品生产经营者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这也折射出中国食品安全诚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专栏 2012年食品案例事件盘点
◎添加剂事件：红牛添加剂事件、老酸奶事件、毒胶囊事件、毒饮料事件
◎指标超标事件：满记甜品细菌超标事件、立顿红茶被曝农药超标事件、亨氏等问题洋奶事件、酒鬼酒塑化剂超标事件
◎非法制作事件：松香鸭事件、“问题蜜饯”事件、蓝矾韭菜事件、白菜喷甲醛保鲜潜规则、药袋苹果事件、佛山调味公司工业盐水制酱油、致癌金针菇事件、长沙市场查处致癌“毒辣椒”、长沙蛙农常使用禁用药饲养牛蛙、假鸡蛋事件
◎国内外知名品牌质量事件：思念汤圆吃出创可贴、三全馒头保质期内发霉、双汇再爆“肋排门”事件、合生元儿童乳钙咀嚼片被曝含违禁物、农心方便面被指含致癌物、“速成鸡”事件
食品安全事件的特点体现在：一是涉及面特别广。有调查显示，全国31个省市区无一没有发生过食品安全事件。二是手段特别恶劣。人造的鸡蛋，塑料造的银鱼，糖水变的蜂蜜，猪肉变的牛肉……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动力。三是危害特别巨大。如果所有的造假食品都如同假蜂蜜一般以糖水假冒蜂蜜，那也就罢了，顶多是多花了几个冤枉钱，吃下去对身体并无大碍。但问题在于，对于其他大多数食品而言，要想假冒得逼真，掺的添加物多半对人体有害，长期食用，恐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四是查处特别困难。当下是食品安全的乱世之秋，治乱世当用重典，然而现实是一方面对违规企业的惩罚手段过于温柔，另一方面造假的利益驱动特别大，在这种背景下要根治食品安全问题相当困难。
从各种媒体报道中不难看出，威胁食品安全的原因来自于不法企业的生产、不法商家的销售、监管的不力、处罚的轻飘，乃至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知识的不了解，等等。其中，最为突出的症结是食品安全工作的多头、分段管理。分段监管各环节之间难免存在中空地带，尤其食品产业生产到销售的链条较长，一旦出现问题，多部门之间协调处理非常耗费时力，监管不到位、“踢皮球”现象也难免发生。分散在多个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备受各界诟病。2013年全国两会通过机构改革方案，进一步深化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人们对“舌尖上”的安全充满期待。
从“吃得饱”到“吃安心”
食品的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2013年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提到，希望国产食品能够代表安全、新鲜、放心和品质。国产奶粉、国产饼干、国产面粉等一系列舌尖上的食品成为国人的第一选购品。的确，这也是13亿中国人民深藏心底的中国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3年3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时表示：“食品安全，那可以说是天大的事，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他指出，政府应该对假冒伪劣和黑心食品坚决进行查处，并且让不法分子付出昂贵的代价。
放心的一日三餐是公众生活中最基本的需求，食品安全对老百姓来说并不是比以前吃得好一点而已，对中国到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来说更是“天大的事”，这关系到人民的幸福指数，关系到人民的健康生活。有再大的困难，也要下功夫实现这个梦想。
美丽中国梦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孙维说：“两会民众关注度环保首当其冲，我认为‘中国梦’必须包含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鸟更多、花更美。”前不久很多地方都遭遇了严重雾霾天气，反映了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现实。环境保护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已成为国人最渴望实现的图景。
空气、水、土壤全都受到严重污染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一直在恶化，只是与GDP的增速相比，环境保护未能引起足够重视。近年来，PM2.5数度爆表、水污染事件频发、公益人士制作的“中国癌症村地图”在互联网上热传，渴望呼吸新鲜空气、喝到干净的水竟也成为人们最盼望实现的梦想之一。
2013年1月，中国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被雾霾笼罩。雾霾天气导致道路管制、企业停工、机场关闭、港口停运，市民的工作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响。据统计，在1月份的31天中，北京仅5天没有雾霾。在雾霾天气最严重时，全国有140多万平方公里被雾霾笼罩，8亿以上人口受到影响。
2012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布《危险的呼吸——PM2.5的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评估研究》，此报告是国内第一份针对不同城市计算PM2.5造成的过早死亡人数、健康危害和经济负担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在现有的空气质量下，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城市因PM2.5污染造成的早死人数高达8572人，经济损失高达68.2亿元。同时，《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分析》报告也指出，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该报告指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
2013年年初山东潍坊被疑有企业往深层地下排污的消息，再次引发了公众对地下水现状的关注和忧虑。环保部数据表明，中国一半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57%的地下水监测点位水质较差甚至极差；2011年上半年，七大水系除长江、珠江水质状况良好外，海河劣V类水质断面比例超过40%，为重度污染，其余河流均为中度或轻度污染；90%城市河段受到不同程度污染，近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
另据媒体报道，2006年开始，原国家环保总局（现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启动了一项关于全国土壤污染状况及预防措施的调查，环保部曾表示，一旦结果出来，“将第一时间向新闻媒体公布”。两年前，这场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最全面的土壤污染调查终于完成，各界翘首期盼。但2013年2月，环保部却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了北京律师关于“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的公开申请。而一份由公益人士制作的“中国癌症村地图”在互联网上引起关注，村子数量被认为超过200个。环保部2013年2月20日发布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也称，个别地方因环境污染出现癌症村。
不能要GDP不要环境
自从雾霾肆虐以来，关于其产生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2013年两会期间说，主要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所积累的环境问题的显现。高耗能、高排放、重污染、产能过剩、布局不合理、能源消耗过大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持续强化，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污染排放量的大幅增加，建筑工地遍地开花，污染控制力度不够。
而关于水污染出现的原因，曾获得七部委联合主办的“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项的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分析认为，饮用水源地一般在河流上游的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往往渴望高额投资拉动经济发展，导致矿山开采和冶炼、石化和化工等高污染行业“遍地开花”，管理粗放、执法不严，导致水源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
十八大报告中提到，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013年全国两会人大各代表团、政协各专委会提交的议案和提案中，有关环保的内容占了很大比例。据透露，仅有关自然保护地立法的内容，全国就有13个省的接近400位代表、委员提出了相关议案和提案，致公党中央等还提交了团体提案。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从2013年到2023年，是中国环保工作最为关键的10年。我们将要经历工业化和城镇化最后一个高潮，这意味着环保的压力会史无前例地加剧，民众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呼声也将史无前例地迫切。另外，对已然千疮百孔的河流、土壤、大气、生态系统以及有限的资源能源而言，守住这10年，或许以后一切还有修复修整的机会；而一旦失守，我们也许真的要面临一场生态灾难了。“放眼望，头上蓝天白云，山上绿树成荫，水中鱼儿嬉戏，湿地候鸟群集，城镇布局合理，大地繁花似锦，麦浪稻波万千重，水丰草茂牛羊肥。利用光伏发电和风能发电抽取深层地下水灌溉，沙漠变成了绿洲。利用太阳能、风能和潮汐能发电以海水为原料制作淡水，北方不再缺水。人工驱云降雨化解了干旱。科学统筹整治江河湖海使洪水不再泛滥。环境综合治理，气候风调雨顺。”这是一位网友描绘的美丽中国画卷。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说，这个中国梦的抓手就是生态文明建设。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不会再采用美国人那种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炫耀性消费”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人将要采用生态文明的理念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讲求生活的品质，而不是追求生活物质的数量。潘家华认为，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建设将会成为新时期统领社会经济发展的纲领性理念和行动，而不只是口号。
自主创业梦
就业是收入之源、生活之本；而创业是很多人期盼的富裕之道、成功之路。根据自己的兴趣、专长和资源，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事业无所谓大小，但或者可以带来自由和自主的生活，或者可以让人获得成就感和社会认同，或者可以从中体验到奋斗和进取的快乐。市场经济的确立，国家对创业的支持和鼓励，孕育了众多创业梦想者。毕业后创业、白手起家、赚钱致富……一直是很多人追求的梦想。如何改善创业环境，改善社会风气，让创业不再是场大冒险，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创业和创新，关乎整个中国经济的活力和可持续发展，也关乎每个国人人生价值和创业梦想的实现。
创业活动“量高质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自主创业经历了三次高潮。20世纪80年代，个体经营开始放开，乡镇企业迅速崛起；90年代，干部下海经商办企业，一批农民工返乡创业；2000年后，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大学生毕业创业和留学归国人员创业形成了新的自主创业高潮。
2013年1月，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科技园发布了《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2002—2012）》。报告指出，2002—2012年是中国最好的创业时期，在这10年里，中国的创业活动日益活跃，创业环境缓慢改善，创业机会变多，尤其是高学历创业者的创业效应显著。报告显示，在参与全球创业观察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创业排名已从2002年的11名提升到第2名，成为全球创业活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中国就业促进会会长张小建认为，自主创业是中国扩大就业一条重要的渠道，也是新时期推进充分就业的主要动力，开创了中国就业新的格局。同时，自主创业能够从根本上转变公民就业观念，有利于带动中国就业格局产生重大的变化。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创业研究中心主任高建指出，过去10年间中国创业活动有四项变化和四项特征。四项变化是：创业活跃程度日益提高，全员创业活动指数（早期创业活动指数）从2001年的12.3%增加到2011年的24%，表明中国有更多的创业企业出现和更多的人参与到创业活动中去；创业转型基本完成，创业者的创业动机从生存型为主导转变为以机会型为主导，发生转型的条件之一是2002—2011年间，创业者中“掌握创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数在逐步提高，创业机会在逐渐增加；创业环境在缓慢改善，创业机会变多；高学历创业者的创业效应显著。同时，在现阶段，中国创业活动虽然以机会型创业为主，但是创业活动的整体质量不高。创新对创业企业的贡献率依然有限，高学历创业者比例在全球排名中依然落后，创业活动国际导向程度低，区域创业活动差距大。创业活动较多地集中于低技术行业，以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主，尽管能够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但对长期经济增长和出口的贡献相对不足。
改善创业环境才能让梦想翱翔
虽然社会上创业热情高涨，但正如前所述，中国创业活动整体质量还不高，一个突出表现是创业成功率低。大学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和返乡农民工等是当前中国自主创业的主要群体。麦可思研究院撰写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蓝皮书显示，全国2011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仅为1.6%，而欧美国家则达到20%至30%。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高文书2013年3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留学归国人员2008年只有5万人，2009年突破10万人，2011年近19万人，2013年达35.35万人，创历史新高。在留学归国人员中，自主创业者占15%。在返乡农民工中，有创业意愿的占到两成以上。但与欧美等国家的自主创业比例相比较，中国自主创业仍发展缓慢。
为什么自主创业的比例偏少？专家分析，一是国民创业意识较弱，创业者比例偏低。有调查显示，八成以上的家长希望子女能够成为官员，近七成的家长不赞成子女创业，希望子女自主创业的不足3%。
二是创业资金难筹集，这也是创业过程中的最大难题。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2012年4月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对于大学生自主创业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有79.1%的网民认为是“缺少资金，融资困难”，61.2%的网民认为是“缺乏企业管理经验”，52.0%的人表示是“市场推广困难”，还有24.9%的人认为是“团队的合作和协调”的问题。
三是一些政府部门行政效率较低，创业优惠政策难以有效落实；创办企业注册审批程序复杂、门槛高，阻碍了创业的发展；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执行过程中落实不够，未能为创业者提供足够帮助。2011年世界银行集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中国内地开办一个企业，平均要办理10个部门的14道手续、经过近两个月时间才能具备合法开业条件。而2012年12月31日《北京青年报》的调查同样发现，在国内注册公司如果走正常流程，大概要经过十多个步骤，需要准备各种证明、资料，再加上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有的创业者光是注册公司就拖了几个月之久，表格要填40多张。这足以显示出一些政府部门行政效率较低，创办企业注册审批程序复杂、门槛高，阻碍了创业的积极性。另外，高税费、吃拿卡要等现象的存在，也是影响创业者创业的一大制约因素。在现实公共服务生态中，“脸难看，事难办”，刁难商户与企业，逼商户与企业送礼、请客、公关的职能部门仍不少见。
创业者对国家政策变化，经济形势发展有最切身的体会。他们对创业活动的思考和对改善创业环境的期待，折射出一代创业人的梦想和希望。新一届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要简政放权，加快改革，以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和创新的活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更多的创业者也期望在这个过程中圆自己的梦。
清廉中国梦
2012年以来，“表哥”“房姐”相继被查处，显示了网络时代反腐的新威力；新一届中央领导“‘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给力表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加强“裸官”监管的指向，让人们感受到新一轮反腐风暴势头正劲。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亦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期盼。
反腐保持高压态势但腐败模式渐趋多样
2012年11月4日，新华社发表长篇通讯，就中国共产党自2002年11月十六大闭幕以来10年的反腐倡廉成果做了盘点。文章称，1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决查处了薄熙来、陈良宇、刘志军、杜世成、郑筱萸、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保障了4万亿投资、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并着力解决征地拆迁、食品药品安全、医疗教育乱收费等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扎实推进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小金库”、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等专项治理。另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22807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3923人。
近几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反腐败工作从侧重治标转向标本兼治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取得新的明显成效，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不同程度地得到遏制，有力地维护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但是，有些领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腐败现象仍很严重，反腐败工作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
首先，人事权、财政权和审批权等权力运行中的腐败问题相对集中、多发。行政审批领域中出现的权力商品化、权力私有化、权力官僚化、权力特殊化，干部人事工作中的跑官、骗官、买官、卖官等腐败行为，成为诱发其他腐败现象的直接根源。
其次，腐败行为出现了组织化和集体化的势头。现阶段腐败现象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由个人腐败向团伙和集体腐败发展。有组织的团伙性腐败活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为腐败活动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形式。在一些腐败案件中，往往涉及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腐败分子，并发为大案要案，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给国家和集体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
再次，伴随改革的深入，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手段更为隐蔽的新的腐败问题。一些腐败分子对中国现行的有关政策、法规、规章的漏洞和薄弱环节了然于胸，通过钻空子、打“擦边球”，既捞取腐败利益，又逃避惩罚。在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改革过程中，由于缺少规范的反腐败措施，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腐败行为。例如土地使用权出让中的暗透标底、假公开和暗箱操作，建筑工程招投标中的明招暗定，政府集中采购中缺少监督制约等问题。
通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设清廉中国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一非常响亮的新观点、新目标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体现了党从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对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这之前，“三清”已经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十八大报告和中纪委公报同提“三清”，并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反腐的必然，释放了深刻的信号。
在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联合举办的“两会人们最关注什么”网络调查中，反腐败连续多年排名第一。毋庸讳言，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而只有始终反腐倡廉，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也才能更好地契合民众期待，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不会只是奢侈想象。
当前，人们更期待的是制度层面的新进展，如何建立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如何加强对权力监督制约，如何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巩富文建议，国家应加强和加快反腐败立法。要从腐败预防、惩治、监察三个方面立法，建设完善的打击腐败法律体系，从法律层面有效杜绝和打击职务犯罪及腐败行为。在预防腐败犯罪方面，除了已颁行的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之外，巩富文建议应尽早制定出台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国家公务员从政道德法，以规范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的职责、日常行为；在惩治方面，他建议制定反贪污贿赂法、反挥霍浪费法、司法责任法三部法律，规范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刑事诉讼程序等规定；在廉政监察立法方面，急需制定颁布监督法、举报法、申诉法等法律，明确监督主体和监督举报行为保护等法律责任和义务。
“我期盼着反腐‘集结号’越来越凌厉，让贪官们闻风丧胆；但我更期盼反腐败不是一次集结，而是永久的‘零容忍’。我希望反腐不仅要打苍蝇，更要打老虎；不仅要惩处已经浮出水面的贪官，也要挖出那些藏得比较深的贪官；不仅要在一段时间集中力量打击腐败，而且要实现打击腐败的常态化，实现有腐必反。”网友的反腐愿望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
自由迁徙梦
2013年3月5日，温家宝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这是“自由迁徙”这个词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户籍改革研究专家王海光说，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居住自由，二是迁徙自由。只有实现了居住和迁徙自由的统一，人的权利才算是完整的，“期待‘自由迁徙权’入宪，还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国人尤其是两亿多流动人口的最大梦想之一。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两亿多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从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农民工进城不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更是个人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工资偏低，拖欠工资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婚恋生育等。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说，当前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2%，但是中国还有约2.7亿人仍然是“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形成了“半城镇化”现象。
消除户籍障碍让农民工市民梦不再遥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自由迁徙已是中国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中的现实，农民工虽然实现了自由迁徙，但没有享受到公平的待遇，背后是制度问题。户籍制度是自由迁徙的第一道障碍。而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保、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更深的鸿沟。
1954年宪法曾明确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几年后正式实行的户籍制度以及依附其上的供给、福利制度，阻断了人们的迁徙之路。户籍改革看似简单，但要落实与城市户口相挂钩的利益却很难。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表示，户籍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行，是因为城里的福利政策太多了，且继续和居民户籍密切相关，进城的农民很难同步获得社保、就业、教育的机会。资料显示，全国2亿多进城农民工中只有200万左右通过买房、结婚等方式获得城镇户口。城市空间扩张过快，而农村人口由于户籍、购买力等限制，被拒于城市大门之外，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也使得当前的城市化难以如预想中一样拉动消费和内需。在2013年博鳌论坛上，知名经济学者胡祖六语惊四座：“户口制导致‘二等公民’，只有奴隶制可相比，没什么好改革的，就是应该取消。”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这是2013年1月15日，李克强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指出的。
对于2亿多城镇流动人口来说，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就是真正融入城市、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流动人口市民化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重要体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意在使流动人口及其家庭可以享受与城市户籍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公共服务和权益保护，其中，重点包括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及社会保障等。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推开后，流动人口的这些梦想能否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