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辩论，是一种为了说服对方，对双方的矛盾和问题采取回避和保留的态度，尽量寻找双方的共同点，谋求一致，以便统一行动。
黄兴与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发生了一次争论。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的经验教训，决定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他亲手制定了入党誓言。誓言中存“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中山再举革命”的话，要求人党人在署名下加按手印。
黄兴认为，这些条件不尽合理，“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近似侮辱”。他批评孙中山“反对自己提倡的平等自由主义，只是以人为治，效仿袁世凯的作法”，要求孙中山予以更改，矛盾一时难以调和。
于是，黄兴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在中华革命党召开成立大会前夕，他泪别孙中山，前往美国。临走时，他向孙中山表示：
“我不是存有私心和先生对立。”他保证：“如果有机会，我会尽职尽责，保证与先生的革命目标保持一致。”
当时，有些政客曾企图拥黄兴为领袖另组新党，他严辞拒绝：“党有国民党，领袖只有孙中山，其他我一概不知。”事实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到美国后，他并没有独树一帜，或把孙中山与自己的分歧公诸于众。他以孙中山为旗帜，致力于反袁的大目标，再一次表现了黄兴不为成名立功的高义亮节。
孙中山对黄兴采取的团结为主的原则，他并未因黄兴与已有分歧而忌恨他。为了革命的大目标，他们的心连在一起，虽有争议，更表明公心。
孙中山与黄兴对这场争论，都采取了求同存异，保留自己的观点、主张，寻找双方的共同点，为了革命大目标，互相理解，共同行动。
当矛盾双方面临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共同敌人时，就应求同存异，放弃前嫌，谋求一致，共同对敌。舌战中，求同辩论要求说服对手时，尽量找出双方的共同点，尽量避免或者保留彼此之问的分歧，而为了共同对付主要矛盾，不要在次要矛盾上纠缠不休。
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上发言就是一个例子。
当时各国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使会议陷入僵局，濒临失败的危险。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即席发言：“我们是为了寻求和平和发展而来，不是来吵架的。”接着首创提出了重要的求同存异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于是亚非人民的友谊开始了新的篇章。
求同辩论，谋求的是基本原则上的一致。非原则问题，次要问题可以保留不同意见，但如果是原则问题，须寸步不让，没有保留的余地。
1972年10月25日，中美两国就美方修改的公报草案进行讨论。周总理将美方修改的草案细看了一遍后，马上提出问题：
“博士（基辛格），你们熬了一个通宵，将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删掉了。”
基辛格的眼珠在镜片后转了一下：“哦，哦，是吗？”
周总理严肃地说：“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对世界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
基辛格却为难地说：“如果总统签署同意有这个观点的公报，岂不是等于要我们的总统受到屈辱，这将在美国引起很大的麻烦。”
周恩来浓黑的眉毛抖了一下：“哦。”
基辛格又说：“是的，我们所以删掉了这些话。不过作乃交换，我同意在美国观点部分也对等地删掉几句，不使中国方面吃亏。”
周恩来盯着基辛格，严肃地_挥手说：“不，博士，我们不是搞交易，你完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需告诉我在中国观点部分所用的词句有令你为难之处就可以了。”
求同辩论，是谋求目标一致、利益一致、行动一致的办法。
是顾全大局，共同对敌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