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话告诉我们，一个人有多大成就，要看他平时积累下多少东西，看他能从别人那里学到多少东西。换言之，就是要看这个人平日里积累下多少人脉。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正像一个聪明的领导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一样，也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信息和智慧。
卡耐基说过，“一个人的事业成就85％来自人脉关系，15％来自专业知识。”由此可见人脉关系对于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性。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免不了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无论身处偏僻的山村，还是安身于繁华的都市，无论是在工厂、企业、公司，还是在学校、医院、商店，都是活生生的人来人往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多姿多彩的，又是千奇百怪、千差万别的。处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的人也是各种各样的，他们性格不一，志趣相异，他们或者由于工作需要，或者为了某种目的，发生着或大或小、或亲或疏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群体、组织、团体等。当你孤身一人闯入这个社会，首先需要获得的便是一个良好的公共关系。
风行一时的畅销书《没有风险的财富》的作者查尔斯·吉文斯曾经说过：“如果你想知道金钱的秘诀，就跟有一大堆有钱的人学。”所以，许多人跟“成功”人士、赚钱“专家”和一些富有的人在一起。然而他们却被这些人唬住了，怕这些比较成功的人不愿意浪费时间或跟他们分享心得。事实恰好相反，其实有成就的人最喜欢别人对他们的成功感兴趣；他们乐意与人分享他们的智慧、点子或商业秘诀。这让他们感到有人重视他们、需要他们。
修炼关系靠平时。在建立良好交际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千万不要与人失去联络。不要等到有事时才去想到别人，“关系”就像一把刀，常常磨才不会生锈。若是半年以上不联系，你就可能已经失去这位朋友了。
人们一直都在忙于自己的事，为生活而四处奔波，没有过多的时间在一起聊天、谈心，可是，我们想要拥有美好的人际关系，就必须多与身边的人联系、接触。冷若冰霜、“老死不相往来”的人是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子的，只有大家之间不断地往来，才能促进彼此之间信息的传递，感情的交流，彼此更深入的了解。
事实上，我们所要做的并不多，只是花些时间有心地去朋友家走一走，也许只是随意地寒暄几句，也许进行一次长谈，总之，我们在加深对方对自己的印象，让他们认为我们越来越熟悉，这样深入下去，我们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融洽。
一般来说，当我们初识一群人时，交际中进展速度跟接触的频率成正比。也就是说，如果你跟某位刚认识的朋友刚开始时总是有机会接触的话，你们的关系很快就会变近，形成比较亲密的群体。道理很简单，为什么你会跟你同办公室的同事、同班的同学很快形成亲密关系而跟其他同事或同学关系就远一层了呢？就是因为你们常常见面、常常接触，彼此很快就认识了、了解了。人与人之间只有经常互通信息、互相交流，才能保持良好的关系。亲戚之间、朋友之间，甚至刚认识的朋友，都要想办法常常联系。
我们每个人都要深知合作的力量，因为我们无法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事情。即使我们一个人跑到荒野中去隐居，远离各种人类文明，然而，我们仍然需要我们自身以外的力量来生存下去。我们越是成为现代文明的一部分，就越是需要依赖合作性的努力。不管我们是依靠白天的辛勤工作谋生，还是依赖利息收入生活，只要我们能够和其他人友好合作，我们的生活就可以过得更顺心一点。
为什么中国人有那么多礼节，碰上婚丧嫁娶等大事，亲戚朋友就要参加，有许多场合还得送礼，这是几千年来的传统，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是亲朋好友经常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如果一户人家常年关闭门户，既不“出去”，也不欢迎别人“进来”，那是在孤立自己。
要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你必须跟你现有的亲戚、朋友保持经常联系。有空给远在异地的亲人、朋友打打电话，通通信，询问一下对方近来的工作、学习情况，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互相交流一下，这是很有必要的，这点时间绝对不能节省。碰上亲戚、朋友的人生大事，如果有空最好尽量参加，如果实在脱不开身，最好也得写信或托人带点什么，不然，怎么算得上亲戚朋友？
对方有困难的时候，更应加强联系。许多人总是喜欢向别人、朋友汇报自己的喜事，而对于困难却不好意思开口，应打消这些顾虑。
另外，常常保持联系对你自己会有许多好处，和亲戚中的长辈经常联系、谈心，一旦你碰上什么事情，如找工作、找对象等，听听长辈、朋友的意见，或者找他们帮忙，对你是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如果平时没有联系，需要时很难找上门去，即使找到，别人也不会乐意帮助你的。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如果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英国诗人柯立芝说：“友谊是一棵遮荫树。”当我们办事不顺或者四处碰壁的时候，你一定经常会想：“如果我有足够多的关系，一定可以更加顺利地完成这件工作。”“如果和那位关键人物能够牵扯上任何关系，做起事来可以方便多了。”因为，只要我们和那些关键人物有所联系，当有事情想要去拜托他或是与其商量讨论时，总是能够得到很好的回应。
西奥多·罗斯福就很明白合作的力量。在他当纽约州州长时就能够充分地与其他政治领袖合作。一方面他能和政治领袖们保持很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迫进行一些他们十分不高兴的改革。当某一个重要职位空缺时，他就邀请所有的政治领袖推荐接任人选。罗斯福说：“他们也许会提议一个很差劲的党棍，就是那种需要‘照顾’的人。我就告诉他们，大众也不会赞成。”罗斯福要实现自己的政策和政治抱负，就不得不和其他政治领袖合作，而他所做的就是尽可能向其他人请教，尊重他们的忠告。反过来，这些政治领袖就主动和罗斯福合作了。
人脉不是金钱，但它却是一种无形的资产，是一笔潜在的财富。没有丰富的人脉关系，你将寸步难行。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你的人脉关系越丰富，你的能量也就越大。别人办不了的事情，你可能一个电话就非常漂亮地解决了；反之，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别人一声招呼就轻轻松松地搞定了。社会是一张网，我们每个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结，你和越多的结建立了有效的联系，那么你就越能四通八达，这张网就是我们通往成功彼岸的捷径。否则，你就只是这么一个结，即使这个结再大，也还是孤零零的结，终究于事无补，尤其是在重视人伦关系的中国。
人脉，是比金钱更重要的成功资本，而人脉，也比金钱更容易得到，只要我们付出真心，就会换回真情。从现在开始，请有意识地积攒你的人脉，不久的将来，你会发现，这些是助你成功必不可少的财富。
第二章
做事之道
做人做事要认清情势
孔子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刻板的一生，是固执的一生，是愚腐的一生。但这并不表示说，孔子不懂得变通之理，从这一段对话中，我们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孔子是深知变通之理的，只不过他不会去那样做罢了。
以“坐怀不乱”而闻名于天下的柳下惠，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为人清正廉洁，三次出任鲁国的司法官，又三次遭到无端贬黜。有人对他说：“以你之人品和才能，到哪儿都能得到重用，何必呆在这个地方受气呢？”柳下惠答曰：“以正直的方式行事，无论去在哪里都会遭到排挤。若是以歪曲委婉的方式行事，只求个荣华富贵，又何必离开生养自己的父母之国呢？”
此话何尝不反映了一个古今皆然的社会现实，柳下惠高洁的人品令人钦佩。不过在孔子看来，柳下惠的处事方式却并不值得推崇。明知做不好，却硬要去做，又不知道权变，固然成全了自己清白刚直的名声，对国家、社会而言，并不能真正起到什么作用。孔子更推崇一种更为圆滑炼达的处事哲学：“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国家政治上了轨道的时候，直言正行，无所顾虑。国家政治昏乱，行事依然方方正正，说话却要特别小心了。因为乱世里没有章法，稍有不慎就会祸及自身。历史上这样的经验教训比比皆是。
《论语》里有这么两个人，一个是卫国大夫宁武子，孔子评价他：“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显得非常聪明；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他就装傻。他的聪明谁都做得到，他装傻的本事，却是别人学不来的。另一个是他的学生南宫适，“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国家政治清明时，他不会被罢免；国家政治黑暗时，也能免遭刑罚。这就是所谓大智若愚的明哲保身之道。孔子非常喜欢南宫适，特把自己哥哥的女儿许配给他，把亲侄女托付给这样的人很放心。
有人批判孔子是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事实上，孔子非常懂得为官之道。在孔子的弟子当中，有涵养的如颜回，精明的如子贡，淡泊的如曾皙的，耿直的如子路，多艺的如冉求的，也有一些急功近利，想从他这里学习一些为官之道的人。例如一个名叫子张的弟子，有一次直接了当地向孔子请教如何做官，孔子也耐心地传授他一套办法：“多听多看，慎言慎行，有疑问先存在心里，这样就会少说错话，少干蠢事。做官的秘诀就在这里面了。”孔子还有关于如何把握讲话时机的论述，他说，我们平时说话容易犯三大毛病：没轮到你说话的时候就抢着说，这是急躁。到了该说话时却不说，害怕承担责任，这是隐藏。不看对方的脸色就轻率地开口说话，这和睁眼瞎有何差别。
圆滑世故，如鱼得水的为官之道，孔子不是不懂。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择手段而获得高位，违背了“仁”之最高道德，孔子是不屑为之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的，就实行我的主张。不用我，就将它收藏起来，而致力于文教，著书立说，为国家培养人才。孔子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实施他的远大抱负，但他的伟大思想却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承认无知才是大智慧
人最怕的是不懂装懂。如果不懂，一般还不敢随便去做事，出问题的可能性会小些；如果没有完全弄懂，却又自认为懂了，那么，放开手去做的时候，往往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到那时就后悔莫及了。因此，究竟明白不明白，必须自己清楚，千万不能不懂装懂。
唐代的元万顷是辽东道的管记，当时高丽王莫离支有不臣之心，与朝廷的关系紧张。朝廷上下对此都极为关注。元万顷也关心这件事，他作了一篇檄文，讥笑非议高丽王莫离支愚蠢，不知道守住鸭绿江险要处。莫离支在回报文章中说：“恭敬地听到你的指示了。”于是调兵守住鸭绿江险要处。朝廷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大为恼火，把元万顷流放到了岭南。
这位元万顷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博才多学，迫不及待地炫耀自己、卖弄学识的结果，是影响到了国家政事与自己的仕途。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最简单朴实的人生道理，却也是很难做到的。大概因为聪明之人难以抑制住自己内心的卖弄与炫耀，愚笨之人又难以克服自己的自卑与狭隘，这两种情况，都会直接地导致不懂装懂的情况出现。
文人读书，武将用兵，所以轻浮的文人喜欢在武将面前卖弄。曾经有一个姓李的元帅，战功累累，功业赫赫，一个读书人想讨好这位李元帅，作诗相赠。因为元帅姓李，所以这位士人就联想到了汉朝的名将李广，他想，把李元帅与李广相提并论，李元帅一定会心花怒放的，所以诗中就有这么一句：“黄金合铸李将军。”
不料元帅阅后勃然大怒，立即命手下将他拖出去鞭打了一顿。读书人直喊冤屈，李元帅怒气冲冲地说：“我劳苦多年，今年刚做元帅，你居然想让我降职做将，我不打你打谁？”
元末明初，张士诚占据平江，遣其部将左丞相吕珍守绍兴，参军陈庶子、饶介之在张士城的帐下做幕僚。陈、饶二人素负才名，且诗语俊丽，广为人知，而此二人也以此而洋洋自得。有一天，这两个人闲来无事，就想讨好吕珍，于是陈庶子赋诗，饶介之作画，题一纨扇派人给吕珍送去。吕珍打开扇子，只见上面写道：
“后来江左英贤传，又是淮西保相家，闻说锦袍酣战罢，不惊越女采荷花。”
吕珍把这首诗把玩良久，突然大声地咆哮了起来，说：“我为我的主人镇守边疆，不避生死于锋镝之间，这份忠诚天日可鉴，岂是因为爱一个女子而不让她受惊呢？陈庶子与饶介子这两人竟然如此羞辱我，如果让我见到他们，我必杀之。”
马屁拍到了马脚上，这样子的笑话，在历史上有许多，究其原因，是不明就里，少见多怪。
唐朝刘秉仁任江州刺史，从京城里把一个骆驼带到江州，放养在庐山下。去往野地的人见了大惊，敲起鼓来聚集众人把骆驼射死了。于是把情况禀告刺史说：某日于某处捕获庐山精。刘秉仁命人抬来，见是自己放养的骆驼。
宋朝乾道间，林谦之为司业，与正字彭仲举游天竺，小饮论诗，谈到诗圣杜甫的妙处，彭仲举借着三分酒意，就大喊大叫起来：“我要杀了杜少陵。”意思是说杜甫的诗才太好了，让他嫉而生恨。不曾想附近却正好有一个路人经过，听到之后就跑去告诉别人，说：“林司业与彭正字在天竺密谋杀人。”别人问所谋杀者为谁？回答说：“只知道他们要杀杜少陵也。不知是何处人。”闻者厥倒。
很多时候，只有像孔子所教导的那样，坦率地承认我们自己的无知，反而对我们的人生事业会产生更切实际的帮助。唐代名诗人元稹在鄂州时，周复做他的从事。元稹曾写诗，并让其他人步韵奉和。周复就带着簪笔笏板来见元稹，说道：“我偶然因为与大官来往，错误地使我考中，实际上我写诗作赋都不会。”元稹听了，赞许地说：“如此诚实，比会写诗的贤德。”
可见，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越是认识到自己无知的人，就越是能够避免屈辱，越是有益于自己的事业发展。
深谋远虑，不要急功近利
曾子说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考虑问题不能只期望于好的结果，更要考虑到导致好的结果的原因，只有这样做，民风才能够变得厚重起来。
儒家的子弟重视结果，但更重视手段的选择，有时候一些简捷的手段能够很容易地达到目的，但是儒家子弟更惧怕因其手段的使用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后患，宁肯弃之不用，也不肯迷失大的方向。
战国时期，孔子72弟子之一宓子贱，字不齐，孔子谈论宓子贱说：“子贱真是个君子啊！假如鲁国没有君子，这个人又从哪儿学到这种好品德呢？”
子贱出任单父地方长官，回来向孔子报告，说：“这个地方有5个人比我贤能，他们教给我施政治民的方法。”孔子说：“可惜呀！不齐治理的地方太小了，要是治理的地方大就差不多了。”
宓子贱作单父县长，时值齐国人攻打鲁国，单父是必经之地，单父的老人们向宓子贱请求说：“地里的麦子已经熟了，而齐国人马上就要攻打过来了，请你马上下令，任凭城中百姓出城收割吧，不要管是不是他种的，只要能够抢收回来，替单父百姓增加些粮食，总比留在地里，让齐国人获得资助更强一些。”
可这这么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单父的父老们一连请求了三次，宓子贱都不同意。没多久，齐国的侵略大军来了，抢走了城外的麦子。此事为鲁国执政季孙氏得知，勃然大怒，就派了人去遣责宓子贱。宓子贱听了，皱着眉头回答道：“单父今年没有收到麦子，明年可以再种，可是如果让不耕种的人趁机获得麦子，就会使他们越发地希望有敌人入侵，如果鲁国百姓产生了这种不好的心态，那么到了明年，就算是齐国人不想来侵略我们都做不到。因为一旦世风败坏，百姓存了不劳而获之心，就会希望齐鲁交兵，并想方设法地达到这一目的，挑起两国战端。如果人心思乱，那还能够做到平安地发展国家经济吗？而鲁国的国力明显不如齐国，一旦开启战端，后果殊难预料。那些目光短浅的人，往往只看到战乱中暂时为他们带来的微小利益，又怎么知道大的灾祸就在后面啊。”
季孙氏听了宓子贱的解释，羞愧地说道：“如果入地有门，我还有脸再见宓子贱吗？”
考虑问题只顾及目的而不择手段，短时间内看起来见效，但时日长久，所带来的祸患却是无可弥补的。
慎终追远，不仅是考虑国家政事管理的正确思路，有识之士也同样将其用在个人的品德修养上。秦秋年间，公孙仪做鲁国宰相，他十分嗜好吃鱼，鲁国的官员都争着买鱼送给他，公孙仪却不接受。他的弟弟问他：“你那么爱吃鱼，却不接受别人送的鱼，为什么呢？”
公孙仪回答说：“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才不能接受别人送的鱼，因为一旦接受别人送的鱼，必然要照人家的意愿去办事，那就将违法乱纪。犯了法，就会被罢免宰相的职务。一旦丢了官，虽然想吃鱼，又有谁再给我送呢？不接受别人的鱼，就可以免于被罢相，虽然没有白拿鱼，却能长久地自己去买鱼吃。”
公孙仪的这番话，于我们的今天仍是大有教益，为人处事，考虑问题的时候，不能够不慎终追远啊。
欲速则不达
“欲速则不达”的观点是对的，干什么事都要循序渐进。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功，只有多花点功夫去把刀磨快，才能砍出更多的柴。许多人学习外语往往缺乏耐心，不愿意去循序渐进地苦练基本功，不去背记单词，也不去理解分析语法，一心只希望获得“快速掌握外语”的秘诀。于是一些奸商便利用了人们的这一投机心理，制造了许多“快速掌握外语”的秘诀。其实这些秘诀唯一能起作用的只是能为那些奸商赚钱，并不能有效帮助人们快速掌握外语。
又比如，不管是孩子或学生，还是家长或父母，总希望他们的学习能很快进步、成绩能迅速提高，然而这是不现实的。所有的学习都必须循序渐进、逐渐提高。尤其是在上到高年级发现学习成绩不理想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把以前学过的低年级的教材也重新学习一遍，这样才可能真正提高高年级的成绩。
宋国有个人，见别人家的庄稼长得很好，总觉得自己家的庄稼长得太慢，很是着急。有一天他忽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于是便将自己地里的禾苗一棵一棵全部拔高了一些。看着自己家的庄稼一下子比别人家的庄稼长高了，感到非常高兴。回到家里他得意地对家人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我一个人让地里所有的庄稼都长高了一大截！”他的儿子听完他的详细介绍，立刻跑到地里去看，结果发现他们家的禾苗全都枯死了。这个拔苗助长的故事也充分地说明了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有价值的语言技巧应建立在仁德之上
孔子是非常重视语言技巧的人，他曾经说过：“谏者有五，吾从之讽。”意思是说，劝告别人的说话方法有五种，我推荐最富技巧性的比喻与暗示。
孔子最反对的就是那种不顾对方心理感受与尊严，一味“冒死进谏”的直肠子做法。因为对别人的劝告是以效果来衡量的，劝告无效却反而引起对方心里的不痛快，是最愚蠢的做法。而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技巧，也是可圈可点，很值得我们学习。
陈侯修筑凌阳台，因为耗工巨大，多人反对，结果激怒了陈侯，接连杀了几个反对筑台的人，又因为修筑工程进展迟缓，他又把三个监吏也抓了起来，准备砍头，而陈国的群臣中因为怕忤怒陈侯，没有一个人敢于劝阻。
恰好孔子到了陈国，拜访陈侯之后，与陈侯一起登上凌阳台四下观望，然后孔子上前祝贺说：“凌阳台是多么的美啊，陈侯又是多么的贤德啊，从古至今，凡是圣人修筑高台，哪里有不杀一个人而把台修筑得如此美丽而壮观呢。”陈侯听了，心里有愧，半晌也不吭一声，只是悄悄派人放掉了被抓起来的三个监吏。
与孔子同时代的齐国贤臣晏子，也是一个怀有仁德之念的语言大师。有一次，齐国有个人得罪了齐景公，齐景公大怒，命人将他绑起来，并召集左右武士来肢解他，有敢于劝谏者，定斩不饶。于是晏子走出来，左手持着这人的头，右手拿着刀，仰面向齐景公问道：“古时候贤明的君主在肢解人的时候，是从哪里下刀呢？”齐景公听后离开了他的座位，说：“把这人放了吧，过错都在寡人。”
孔子重视语言的技巧，是因为语言能够起到纵使是百万军队也达不到的效果，能够推重仁德之念，帮助别人排忧解难。但是，如果失去了仁德之念，语言不是用来化解忧难，不是用来排解争纷，而只是为了达到私人的目的，那么，这种语言的技巧，就成为了巧言令色的文过饰非，甚至流之于阿谀奉承，这时候的语言技巧越是高明，就越是不足取，越是衬托出说话人的人格卑下。
东晋元兴元年，恒玄由江陵攻入晋都建康，杀死了司马元显，夺取了朝政，第二年又逼迫晋安帝禅位，从此代晋自立，建国号楚。有一天，桓玄正睡在床上，忽然之间，床塌陷进了地面，这时候侍中殷仲文却拍马屁说道：“这是因为圣德太深厚了，连大地都无法负载。”
封建专制时代，巧言令色一度大行其道，南朝宋文帝在天泉池钓鱼，垂钓了半天没有任何收获，这时候大臣王景急忙拍马屁道：“这实在是因为钓鱼人太清廉了，所以钓不到贪图诱饵的鱼。”
五代时还有一位大臣王莹，也是巧言令色的高手。梁武帝即位时，有猛虎闯入建康城，大象进入江陵，梁武帝不悦，就询问群臣，群臣不敢回答，这时候王莹出列，奏报道：“过去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说法，而今陛下受命登基，老虎大象都来祝贺啊。”其阿谀逢迎之态，令人作呕。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的最主要工具，富于技巧的语言能够打动人心，起到极大的作用，但如果说话的人只是出于私心，或是没有丝毫的仁德之念，只是一味的阿谀奉承，这种语言就失去了价值，对人对己都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真正有价值的语言技巧只能是建立在仁德的基础之上，不仅要有公正之心，更要有仁德之念，再辅以委婉的表达方式，才是真正智慧的体现，于人于己都能够获益。
做事需讲诚、敬、信
诚、敬、信是做人做事的三大要点。
孔子的言论中，处处闪烁着诚、敬、信三个字，这确实是做人做事的要点。
诚即对他人诚实，对自己诚实，对自己所做的事诚实。
对他人诚实，并不是说对他人从不讲假话，有时候，为了不伤害他人，讲假话也是必要的。对他人诚实，主要是要公平，既诚心诚意希望自己好，也诚心诚意希望他人好。对他人缺乏诚意的人，往往自作聪明，用各种不正当手段从别人那里获益。这正是社会动荡不安、个人烦恼不断的原因。如果大家都凭诚意而不用手段做是不是更好吗？
南怀瑾说：“譬如现代人流行的一句话，常说‘你少用手段’，尤其这六七十年来，每论及团体或个人的经验，玩手段的一个比一个高明，谁都玩不过谁，玩到最后还是个笨蛋。所以还不如规规矩矩、诚恳的好，如果把真正的诚恳当作手段，这个手段还值得玩，这也是最高明的。这60年来的变乱，对于手段，谁都学会了，谁要玩几套手段，别人没有不知道的。只有老实人最可爱，讲道德的人最可爱，最后的成功还是属于真诚的人，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
对自己诚实，就不要自欺。每个人心里都对自己有一个期许，比如，希望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等等。但是，有的人希望受尊敬，却去做可能坐牢的事，这就是欺骗自己了。你想去上海，却一个劲地往西藏跑，还说什么“曲径通幽”，还说什么“地球是圆的”，这不是欺骗自己吗？
对所做的事诚实，就要凡事要尽全力做好。做到六七十分就觉得做好了，这是不诚实。有些大学生信奉“60分万岁”，只要拿到毕业文凭就OK了，还说什么老师教的知识没有用。这就是不诚实了。有一位教授曾经对一位说知识无用的学生说：“这些知识也许并不重要，但你对这些知识的态度非常重要。”一个人无凡事诚实的态度，是什么也干不好的。
所谓敬，即敬自己，敬他人，敬自己所做的事。有的人只敬自己，不敬他人，把自己看得很高，不把别人放在心上，这不是真正的敬自己。因为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我们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别人，也会受到别人相同的对待。所以，真正敬自己的人先敬他人，于是你也得到了他人的尊敬。
当然，敬自己还不是换取他人尊敬这么简单，把自己看成一个有修养的人，并按有修养的方式对待任何人，这才是真正的敬自己。如果只是换取尊敬的话，就可能差别对待：瞧不起地位低的人，因为我不想得到他们的尊敬；对无修养的人不客气，因为他怎样对待我，我就怎样对待他。如此一来，也跟没有修养的人一样没有修养了。
为什么敬自己所做的事呢？你只有对这件事保持敬意，才会诚心诚意去做，然后才能做得最好。有的人对喜欢的事认认真真去做，对不喜欢的事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是对做事缺乏正确理解的缘故。古代有一位皇帝，每天晚上写字，就让太子给他磨墨。有时磨得很晚，太子困得眼皮都睁不开了。他就问：“您为什么老要我给您磨墨？”皇帝说：“我不是让你磨墨，我是让墨磨你。”太子恍然大悟。
下面讲一则孔子的故事，对他的诚、敬、信三个字就更易理解了。
孔子30岁跟师襄子学琴。师襄子教了他一首曲子后，他每日弹奏，丝毫没有厌倦的样子，手法从生疏渐至熟练。过了10天，师襄子对他说：“这首曲子你已经弹得很不错了，可以再学一首新曲子了！”
孔子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说：“我虽然学会了曲谱，可是还没有学会弹奏的技巧啊！”
又过了许多天，师襄子认为孔子的手法已经很熟练了，乐曲也弹奏得更和谐悦耳了，就说：“你已经掌握了弹奏技巧，可以再学一首新曲子了！”
孔子说：“我虽然掌握了弹奏技巧，可是还没有领会这首曲子的思想情感！”
又过了许多天，师襄子来到孔子家里，听他弹琴，被他精彩的弹奏迷住了。一曲终了，师襄子长长吁了一口气说：“你已经领会了这首曲子的思想情感，可以再学一首新曲子了！”
孔子还是说：“我虽然弹得有点像样子了，可我还没有体会出作曲者是一位怎样的人啊！”
又过了很多天，孔子请师襄子来听琴。一曲既罢，师襄子感慨地问：“你已经知道作曲者是谁了吧？”
孔子兴奋地说：“是的！此人魁梧的身躯，黝黑的脸庞，两眼仰望天空，一心要感化四方。他莫非是周文王吗？”
师襄子既惊讶又敬佩，激动地说：“你说得对，我的老师曾告诉我，这首曲子就叫做‘文王操’。你百学不厌才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啊！”
如果一个人总是按这种态度做人做事，他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不凡的人。
中庸之道的智慧
“中庸”强调的是做事守其“中”，既不左冲右突，又戒参差不齐。中庸是孔子和儒家的重要思想，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它是孔子和儒家尤为提倡的。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吧！人们缺少这种道德已经为时很久了。”
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的道理。中庸又被理解为中道，中道就是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中庸又称为“中行”，中行是说，人的气质、作风、德行都不偏于一个方面，对立的双方互相牵制，互相补充。中庸是一种折衷调和的思想。调和与均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相对的、暂时的。孔子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这一状态，并概括为“中庸”，这在古代认识史上是有贡献的。
虽然在《论语》中“中庸”一词仅出现过一次，但中庸的思想却时时闪现，如在《论语》中孔子评价他的弟子们时说：“高柴愚直，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孔子认为，他的这些学生各有所偏，不合中行，对他们的品质和德行必须加以纠正。
再如《论语》中记载，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二人谁更好一些呢？”孔子回答说：“子张过分，子夏不足。”子贡说：“那么是子张好一些吗？”孔子说：“过分和不足是一样的。”既然子张做得过分、子夏做得不足，那么两人都不好，所以孔子对此 二人的评价就是：“过犹不及”。“过犹不及”即是中庸思想的具体说明。
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宽广胸襟和“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是具有永久的真理性和现实主义的伟大思想。
商汤的开国大臣伊尹，辅佐汤推翻了夏桀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在我国历史上维系约600年之久的商朝。伊尹原来不过是汤身边的厨师。他看到汤成天为与夏桀争夺天下而忙碌着，显得十分焦急，以致一日三餐都食不甘味。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引起汤的注意。他把上一顿饭的菜做得特别咸，下一顿饭的菜又故意不放盐，让汤吃得不对味而来责备自己。接着，他又把每顿饭的菜做得咸淡适中，美味可口，让汤吃得十分满意。伊尹早已算计好了，汤准会表扬自己。果然，有一次饭后汤对伊尹说：“看来你做菜的本事确实不凡。”伊尹说：“大王，这并不值得夸奖，菜不宜太咸，也不能太淡，只要把佐料调配得当，吃起来自然适口有味。这和你治理国家是一个道理，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急于求成，只有掌握好分寸关节，才能把事情办好。”
孟子后来对伊尹的评价是：“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意思是说伊尹在天下太平时入仕做官，在天下动乱时也入仕做官。伊尹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关键是善于把握好分寸，有所为有所不为，深悟中庸的为人处事哲理。
孔子一生践行中庸之道。如何行中庸呢？他说：“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的不足，不敢不勉，言顾行，行顾言。”孔夫子一生都在这样做。“非礼不动，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他一直认为，勤苦好学就接近了“智”；学以致用，努力行善，就接近了“仁”；知道什么是羞耻，不做不道德的事，就接近了“勇”。智仁勇是修身养性的基础，也是行中庸之道的要旨。
孔子在强调个人修养方面也特别注重行中庸之道。子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都有喜怒哀乐的情绪，当这些情绪未发泄时，我们的情绪就处于心平气静，中庸平稳；但有时因发生了异常的变故，人就会有情绪的变化和波动，只要是适当、有节制，不过度与激烈地发泄，就是温和平和。这意思是说，人与人相处，行中庸，遇事心平气和，包容共济，相互谦让，文明处世，礼貌待人，人们就会减少摩擦与争斗，化解社会矛盾，实现人们的和谐相处。人们都行中庸，不但人们之间可和谐相处，而且中庸之道还能使天与地之间处于融洽的位置，阴阳能平和，天下万物才能生长发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整个社会才能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我们现在说中庸，就是能够中和的中庸之作用。《易经》认为天下的事物，天下的人物，随时随地在变，每秒钟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如何能适应这个变，如何能领导这个变，这是学问的中心。同时《易经》告诉我们，变是对立的变，任何一件事都是相对立的，有正面必有反面，有好必有坏，你说对的，同时也就产生了不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在这个相对的中间，有一个中和的道理。所以“中庸”便提到中和的作用，孔子是说两方面有不同的意见，如果有最高的领导德业的人，使它能够中和，各保留其对的一面，各舍弃其不对的一面，那就对了。那才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同时感叹说：“民鲜久矣。”一般的人，很少能够善于运用中和之道，大家走的多半都是偏锋。
在不少有层次的人看来，中国人生活的最高典型应属中庸的生活。林语堂先生在《谁最会享受人生》中，深刻地剖析了中国人的生活模式，提出要摆脱过于烦恼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实行一种中庸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哲学。林语堂先生说：“我相信主张无忧无虑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一定要叫我们摆脱过于烦恼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一个彻底的道家主义者理应隐居到山中，去竭力模仿樵夫和渔父的生活，无忧无虑，简单朴实如樵夫一般去做青山之王，如渔父一般去做绿水之王。不过要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那种哲学，终究是拙劣的。此外还有一种比这自然主义更伟大的哲学，就是人性主义的哲学。所以，中国人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
应该说，在与人类生活问题有关的古今哲学中，还不曾发现过一个比这种学说更深奥的真理，这种学说，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与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人物，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有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完全不做工，或是可以称心如意地资助朋友；钢琴也会弹，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弹给知己的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给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屋子的壁炉；书也读读，可是不能用功；学识颇广博，可是不成为任何专家……总而言之，这种生活当为中国人所发现最健全的理想生活。
自以为聪明却好走极端，走偏锋，不知适可而止，不合中庸之道，所以往往自投罗网而自己却还不知道。钻牛角尖，行为怪诞，这些出风头、走极端欺世盗名的搞法根本不合中庸之道的规范，自然是人所不齿的。
知道适可而止的好处，知道选择中庸之道作为立身处世原则的意义还不够。好胜心难以满足，欲壑难填，结果是越走越远，不知不觉间又放弃了适可而止的初衷，背离了中庸之道。真正的君子遵循中庸之道，即使一生默默无闻不被人知道也不后悔。
凡事不走偏锋，不走极端，这就是“中庸”的原则，这就是中庸之道。中庸说来简单，实际上我们是很难做到的。我们的言行举止往往失之偏颇。过于追求物质，或者过于理想主义，都一样，过犹不及。曾经年少轻狂，愤世嫉俗，难免言行偏激。如今学会用平常心对待一切，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曾经悲观失望，想人生在世，难免风流云散。如今接受生老病死是自然过程，以自然心对待自然。明白了中庸之道，就不会一昧悲观，也不会盲目乐观，从容地面对生活。对不如意事可以一笑置之，亦可以不计较平常得失荣辱。我们或许做不成大事业，只能从平凡的实在中讨生活。可是只要把这些实在的小事做好了，于实在中获得小小的乐趣，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一般人际关系中，应该要讲厚道，注意与人为善，以诚、以宽、以礼待人。要具有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的广阔胸怀，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团结甚至是反对自己的人，共同把事情办好。讲中庸之道的人，决不偏听偏信，在处理问题时，总要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经过分析研究，做出正确的处理。因而讲中庸，也是讲民主。讲中庸，不是搞折衷，放弃原则。因为中庸之道即是“正道”、“定理”，也就是原则，而正道只有一条，定理只有一个。讲正道、讲定理、讲原则，就是要辨黑白，论是非。不能把事物的各方面“折衷”起来，超然于是非之外，混迹于黑白之间。中与和结合起来，便经常地永恒地维持统一、一致、均衡的局面，社会就能够繁荣，天下就能够太平。
变通比执着更重要
在春秋时期，齐国的封建经济发展较早，而且实行了一些改革，成为当时最富强的诸侯国家。与齐国相比，鲁国封建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但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保存得比较完备，所以孔子说，齐国改变就达到鲁国的样子，而鲁国再一改变，就达到了先王之道。这里孔子就是说变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他强调了变化、变通和变革对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自古以来，人们就懂得了变通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
有这样一则有趣的故事：
在一个村子里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叫阿一，一个叫阿二，一天他们相约到外地去做生意，变卖了些田产，带着一部分钱财和驴子上路了。
他们到了一个生产布的地方，阿一对阿二说：“在咱们那里，布是很值钱的东西，我们把所有的钱换取麻布，带回故乡一定会有利润的。”阿二同意了，两人买了布，捆绑在驴子背上继续赶路。
接着，他们到了一个盛产毛皮的地方，阿一就对阿二说：“毛皮在咱们故乡是更值钱的东西，我们把布卖了，换成毛皮，这样不但我们的本钱回收了还能有一点利润啊！”
阿二说：“不了，我的布已经很安稳地捆在驴背上，要搬下来多么麻烦呀！”
阿一把布全换成毛皮，还多了一笔钱，阿二依然有一驴背的布。
他们来到一个生产药材的地方，阿一就对阿二说：“药材在我们家乡是更值钱的东西，你把布卖了，我把毛皮卖了，换成药材带回故乡一定能赚大钱的。”阿二说：“不了，我的布已经很安稳地在驴背上，何况已经走了那么长的路，卸下太麻烦了！”阿一把毛皮都换成药材，还赚了一笔钱，阿二依然有一驴背的麻布。
后来，他们来到一个盛产黄金的城市，那里到处是金矿，但是很欠缺药材和布，阿一卖了药材，换成黄金，又赚了一笔钱，阿二依然守着一驴背的布。
最后，他们回到了故乡，阿二卖了麻布，只换得了很少的一点钱，而阿一把黄金卖了，成为当地最大的富翁。
这虽是一则小故事，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变通”的意义有多么重要，“大禹治水”的故事时我们都读过，为什么大禹会那么聪明地用“疏导法”来治水，而他的父亲就那么的不会变通而最后必须眼睁睁地看着被拉去砍头？难道是大禹真的比他的父亲聪明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因为大禹善于变通，他能够在当时骑虎难下的态势前适时应变罢了。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古代的一句名言，是告诉我们规矩的重要性，可是如果过于刻板，认为规矩只能立而不能改变，则是大错特错了。可是我们身边很多人，却都缺少那种改变的勇气和胆量。其实，规则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虽然规则是约定俗成的，但并不是没有别的方法和方式，如果不知道改变，只一味地遵守规则，是注定要被社会淘汰的。对于改变，一个思想僵化、保守的人显然是难以应付的，只有那些最为乐观而最富创造性的人才能够思路开阔地、灵活机动地对待不可避免、持续发展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恰恰是实现目标所必需的。
勇往直前是一种勇气，激流勇退也是一种勇气。我们必须顺势而为，善于变通。在环境变化或者形势变化的时候，你的处世方式也应该随之改变，否则你会吃亏或者败阵。适应性是人类适应周边环境的生存能力，灵活性是人处在不可改变的环境中改变自己的能力，它是活力的表现。
许多人在情况改变以后还坚持原来的方针，是因为沿着既有的方向，顺势而为要简单得多，所以不愿意立即接受风向改变的事实。因为一旦承认转向，战略也非得跟着改变，不少成功人士都相信自己的运势，也希望沿着原来的道路走下去。二战时期带领英国和法国赢得胜利的丘吉尔和戴高乐，在和平时期的选举中反而落选，就是这个道理。
情况转变时，思想必须跟着轮换也就是这个道理。有些人即使曾经灵活运用手腕多次获得成功，但还是很难察觉悄悄接近的危险和新的机会。没有经验但能够以平实而冷静的态度观察事物的人，比较能够因情况不同而改变。
在学习中，变通的原则也是相当重要的，学习时要多动脑，学问更要活学活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享受知识和学问所带来的好处。死读书的人多数无法将学问灵活运用，一旦发生状况，他们也只会生硬地搬出脑子里有限的知识，陷在矛盾与错误的生活中。不管是模仿还是学习，都要懂得灵活应用，绝不是生搬硬套就能获得同样的效果。不懂得变通与应用，只会让自己错误地踏上以为可以通往成功的道路。学习，最重要的不是理论的死记，而是知识的融会贯通，就像数学公式一样，我们背得再多，很快便又要忘记，但是，只要我们了解了公式里的解题技巧与原理，不管考题怎么变化，我们也都能迎刃而解！
变通就是以变化自己为途径通向成功，你改变不了过去，但你可以改变现在；你想要改变环境，就必须先改变自己。人生在世，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学会变通。因为，客观情况在不断变化，我们必须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正如诸葛亮所说：“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利而所何无敌。”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克服困难走向成功。对于善于变通的人而言，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困难，只存在着暂时还没想到的方法，然而方法终究是会出来的，所以，善于变通的人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成功。人生在世，每个人的自身条件不一样，每个人遇到过的困难也迥然不同，那么，每个人采取的方法更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任何人遇到任何困难，都必须变通，不变通，就无法克服困难，很难走向成功。
萧伯纳说：“明智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只会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让我们都学会变通吧，让我们都走向成功大道吧，假如你陷入了困境，不要消沉、不要焦虑，有一条路可以绕开生活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让你到达目的地，那么这条路就是所谓解决问题的绝妙方法——变通。
世事变幻无常，没有人能够一帆风顺地过一辈子，所以那些已经取得了成功的人发现，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必须要能适时地灵活变通，否则道路就会崎岖难行。当你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之后，你必定要制订一个相应的计划，可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往往一件事的发展、变化在你的意料之外，你原有的计划将不再适合于已经变化了的局面，你必须对此做出改变。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灵活变通是必须的，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灵活应变的素质将成为你棋高一筹的标志，同时它也能把你引向成功的坦途。
第三章 政务之道
求才以治天下
孔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上的舜帝为什么能够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并为中国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是因为他有人才辅佐。舜平定天下，留万古美名，靠的是他有禹、稷、契、皋陶和伯益五个好辅才，天下就大治了。孔子还引用周武王的话。周武王说，他起来革命，打垮了纣王，平定了天下，当时真是得力于十名好辅才。就舜和周武王平定天下的事例，孔子对学生说：“才难”——真是人才难得，从历史上舜与武王的事例看，可不就是这样吗？尧舜禹三代以下千把年的历史，到周朝开国的时候，是人才鼎盛的时期，也只有十个人。而这十个人当中，还有一个女人，男的只有九个而已。在周武王的前期，整个的天下，三分有其二，占了一半以上。他还不轻易谈“革命”，仍然执诸侯之礼，这是真正的政治道德。这一段话是孔子就历史哲学，对人事的评论。在评论中表明了一种观点：得人才者得天下。
东汉末年，农民起义蜂起，政权更替频繁，群雄拥兵自立，纷纷逐鹿天下。当年曹操一道矫诏，立即汇集关东17路人马。这17路人马即是17路诸侯，17座山头，17条争锋斗勇的好汉。但到了最后，为何只剩下曹操、刘备和孙权三大政治集团鼎足而立呢？可以说：“三分鼎立决于人才。”这三个集团的首脑都重视人才，礼遇人才，注意招募、选拔使用人才，因此各自有一大批优秀人才。刘备劳碌奔波，势力日趋壮大，最后不但有了“五虎将”，而且得到了三国时期的顶尖人物——诸葛亮，自然成就了一番事业。东吴孙权承父兄之业，据长江之险固然不可否认，但他的江山之所以能延续几十年，不能不说得力于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一干栋梁雄才。曹操集团中，曹操本人就是一个人才，更难得的是他奉行“惟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政策，大量搜集、网罗人才，因此三国时期，曹操集团的人才最为整齐，阵容最为庞大。他在起事之初，本身已有一批人才，后来招募了一批，每打败一个对手，又大胆接纳一批，从而为他称雄图霸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为什么曹操能够罗致到如此多的人才？为什么许多人才又投奔曹操的麾下？应该说，他本人深谙“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从而坚决奉行“惟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策略，这是他能战胜对手决定性的原因。
历史上的曹操，曾经多次下令公开向天下求贤。他针对东汉选官的积弊，以大无畏的胆略把“德行”、“名节”、“门第”等迂腐无用的选才标准一扫而光，提出一条挑战性的选人标准——“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他要求各级官吏要不拘微贱、不拘品行、勿废偏短，把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统统推荐上来。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天发布的“求贤令”中，他鲜明地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急需要贤才。如果只有廉洁的人才能当官，齐桓公怎能称霸？难道现在就没有胸怀谋略但身穿粗布衣的平民，像姜太公当年在渭水之滨垂钓的吗？只要有才能的人，就应该得到推举和使用。”
这以后，曹操又下了第二道“求贤令”，一道比一道说得明白。在公元214年12月发布的“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他进一步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公元217年，曹操已63岁，行将就木，但求贤之心愈切，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明确指出：“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取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他要求他的用人部门对那些“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充分显示了曹操对人才的重视和爱惜，简直可以说他把人无完人、慎无苛求的思想，把才重一技、用其所长的思想，把只用人才、不用庸才的思想，推到了空前的高度，充分表现出他超凡的气魄和见识。
曹操不但如是说，而且努力付诸行动，在他南征北战、东拼西杀的历程中，始终注意罗致人才。首先是荀彧、荀攸叔侄前来相投，接着荀彧推荐程昱，程昱又推荐郭嘉，郭嘉又推荐刘晔，刘晔再推荐满宠、吕虔，满宠又共荐毛玠。武将是于禁来投，夏侯惇引典韦进见……曹操对这些文武之才，个个以礼相待，并给予适当的职位。
除了这样大批地收罗之外，曹操一旦发现了什么奇才、勇士之流，也是绝不放过，总是想方设法弄到自己的手中。例如，他曾用最优厚的待遇，企图挽留关羽；在当阳长坂坡，不准放冷箭，极想生擒赵云而留用；以取母骗子的方法，挖走了刘备的谋士徐庶……比较魏、蜀、吴三家领袖人物，在收罗人才方面，曹操所花的代价是最大的。
由于曹操招聘选拔人才不计门第、不凭资历、不以名望为依据，只是惟才是举，所以在他选用的人才中，文有屡进良策的郭嘉、程昱、荀彧、荀攸等谋士，武有典韦等一批神勇之士。同时，在曹操的人才班底中，有隐士，有狂士，有降士，有壮士，有屠夫，有商贩，有逃犯，有盗贼，有降将，真是不一而足，充分显示了人才来源的多空间、多阶层、多渠道，从而构成“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强大阵容，使曹操实现“摧灭群盗，克定天下”的政治抱负有了足够的“本钱”。有了人才，创立强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名正言则顺
倡正名的智谋，在孔子以后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成了历代帝王实施统治的法宝，正因为此智谋如此有效，所以历史中的权谋实践家们极尽所能，将这一智谋思想加以充分运用。
三国时期的曹操和刘备，其所以能在群雄纷争、诸侯割据的局面下，迅速崛起，吞并其他政治、军事集团，形成三国鼎立之势，与他们灵活运用“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的策略有着很大关系。
曹操当年矫诏联络的十几路大军讨伐董卓不成，纷纷离去之后，各军阀趁朝廷动乱、无暇多顾的机会，彼此争城夺地混战开来。别的地方不说，单就关东一带的军阀，几天前还是盟军，转眼却反目成仇，相互绞杀。今天袁绍打公孙瓒，明天是孙坚击刘表，后天是曹操攻陶谦，然后袁术袭刘备，过后是吕布战完曹操又攻刘备。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就在此时，长安又发生了更大的动乱。董卓发难之后，15岁的汉献帝带着一帮皇亲国戚和一些老臣，离开长安前往弘农避难。经过半年折腾，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后面追兵又到，只好丢下所有的细软及宫女，仓皇逃向洛阳。一路上辗转流离，坐牛车，住窝棚，吃青菜，啃窝窝头，又经半年才到洛阳。可是洛阳经董卓焚烧之后，又几经战乱摧残，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现在只剩下几百家。宫殿全毁，献帝只好居住在中常侍赵忠的家里“办公”，唯一赶来“勤王”的外官只有一个河内太守张扬。这时的曹操，正在许昌一带发展势力。他的谋士看到汉朝天子几经辗转，如今初定洛阳，正需要人扶持，尽管汉朝天子已无能行令天下，但这块牌子有它特殊的作用，尤其是对曹操这样想成大事而眼下势力还不够雄厚的人。处在群雄割据的局面下，拥有“天子”这张王牌，别人必当另眼相看，打着牌子也好做事。于是便极力建议曹操西进洛阳“护驾”。谋士对曹操说：“春秋时，晋文公迎周襄王，终于当上了霸主；秦朝末年，汉高祖为义帝发丧佩孝，争得天下人心。近年来董卓作乱，皇上蒙难，是将军你首先起义兵，只是因为关东诸军彼此兼并战乱，您才没有能远上关中去辅佐朝廷，但天下人还是知道您有效忠皇上的心。现在皇上已经到达洛阳，忠义之士思念汉朝，黎民百姓也怀念过去的日子，将军若此时能去保驾，下可顺从民众的愿望，上可以宾服四方的豪杰。至于皇上周围那几个武将不过是盗贼之流，不值得顾虑。如果万一失去了这个机会，让别人抢先把皇上接走，那就悔之晚矣！”曹操一听十分有道理，就带领本部人马来洛阳“护驾”，并把汉献帝“请”到许昌。
挟天子幸许昌，简直令曹操喜出望外。他在许昌大兴土木盖起宫殿，请献帝入宫，又修建宗庙，便于天子祭祀先皇，大有匡扶汉室之势。献帝感谢不尽，遂封曹操为大将军，地位在三公之上。天子既已在自己手中，又是大权在握，曹操便想试试这张王牌的威力了。当时各地军阀中，以袁绍为最强，曹操原来还是袁绍的属下。他想试探一下，袁绍对他的所作所为服还是不服，也想试探一下汉献帝这块王牌的效用，便让汉献帝下一道诏书，责备袁绍地大兵多，却不思朝廷，只一心树立私党，扩充势力，意欲何为？袁绍一见此诏书，果然不敢怠慢，连忙上书申辩并表示愿意效忠朝廷。曹操牛刀小试即获成功，深感挟天子以令诸侯，比自己东拼西杀省力得多，管用得多。从此，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越来越多，给他带来的好处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奉天子就能慑服诸侯，发号施令？可以说正是“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的结果。有了天子之名，则说话做事就有权威，自然能产生效果。可见“正名”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自己无名或名不正，但可以借，借用别人而为自己“正名”，标示自己的“正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身正令则行
孔子十分重视为政者个人的修养，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任何一种制度，说到底总是人为的。他认为，“政”者，“正也”。倘若为政者自己不能端正行为，做出榜样，那是无从端正别人的；自身不正，仅以下达命令来要求别人，结果是收效不大的。相反，假如为政者本身端正（这个正字包括的意义很多，如思想的纯正、行为的中正，等等），那就用不着严厉的法令，民众也会很自然地按照法规做人办事，社会风气也很自然地随之转化而归于端正。
4000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位“舍己忘家治洪水，劳心焦思画九州”的英雄人物。这位英雄人物就是大禹。大禹之所以能取得治水的巨大成功，除了他的聪明才智、充沛精力、勤谨办事等因素外，最为重要的，是他富有身先士卒、吃大苦、耐大劳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尤其是有为天下公益而不惜牺牲私利的奉献精神。一句话，大禹自身“正”，故而能率领和组织民众整治水患，造福社会。相传，在尧、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时代，滔天的洪水淹没了平原，包围了崇岭，民众被迫躲在高处，困苦不堪，十分忧愁。为了解除水患，尧帝采纳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任用鲧（禹的父亲）去负责治水。鲧采用修堤筑防的办法，以期挡住洪水。但这种办法非但未能奏效，反而愈堵水位涨得愈高，结果水势迅猛，冲毁堤防，为害更甚。舜继承尧的职位后，便免去了鲧治水的职务，并把他放逐到羽山（今山东郯城），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
大禹对于舜贬斥他父亲不但毫不记恨，而且愉快地接受了委派，开始了艰辛的治水工程。始建于南朝梁初的禹庙大殿中，有这样一副对联：“三过其门，虚度辛壬癸甲；八年于外，平成河汉江淮。”写的就是大禹治水的事。大禹和涂山氏女结婚后的第四天就毅然离家去治水。他的儿子启出生后，也顾不上回去看一看。他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在外面整整苦干了八年。他亲自参加劳动，手不离耒锸（掘土工具），总是打赤脚，栉风沐雨，脸孔变黑了，小腿上的汗毛被耒锸磨光了。因为治水土，涉山川，走路太多，脚都变形了，以至于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形成独特的“禹步”。尤其可贵的是，禹在外治水八年，曾经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竟连一次也没有顺便进去看一看。后来，禹曾对舜说：“我娶涂山氏女，辛日结婚，壬癸两日在家，甲日（娶妻第四天）就离家治水去了。生了儿子启，我也未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全身心地去治水，所以平治水土才获得了成功。”
大禹对于自己治水成功的原因的分析是非常准确的。在治水期间，他总结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放弃了单纯堵挡的办法，或疏通，或填埋，完全根据实际情况坚持以疏导为主，让洪水顺着河道宣泄，有控制地流向大海。这种正确的治水方法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是，在这如此声势浩大而且旷日持久的工程中，大禹若没有身先士卒，以自身吃大苦耐大劳的行动来鼓励、带动民众，民众与之同心同德，共同展开如此宏大的治水斗争是不可想象的。大禹“勤劳天下，日夜不懈”（《吕氏春秋·古乐》），从而赢得民众的拥戴、支持，心甘情愿地抛弃家室，不辞劳苦，跟随大禹劳碌奔波，奋战在治水的第一钱，终于开辟了冀、兖、青、徐、豫、荆、扬、雍、梁等九州的土地，疏通了弱水、黑水、黄河、洋河（汉水）、长江、沇水（济水）、淮水、渭水、洛水等九大水系，凿通了岍山、壶口、底柱、太行、西倾、潘冢、内方、岐山、熊耳等九座大山（上述之“九”，只是概言其多而已）。坐落在今浙江绍兴东南的禹陵，有清代乾隆皇帝写的一副对联：“绩奠九州垂万世，统承二帝首三王。”其中“二帝”指尧和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和周文王，都是上古圣君。大禹其所以能像乾隆皇帝对联中说的治水“绩奠九州”，能成为上承尧舜、下启三王之首的伟大人物，能够赢得古往今来人们的交口称赞，“其身正”是其根本的缘由。
敬事而信，节用爱人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句话是孔子与弟子们交流时所提出于的针对于一个领导人的基本能力要求。春秋时代的国力以“乘”而论，因为战争频仍，所以一个国家在战争期间能够出动多少辆战车，就表征着国家实力的区别。
千乘之国特指如鲁、宋、卫等小国，其他列强，如齐、楚、晋，动辙战车以万计算，鲁宋卫在这方面是万万不及，所以，如何发展壮大一个小国家，使其在列强的窥伺之中存保自身，是当时每一个小国家迫在眉睫的急务。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所以孔子专门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这里孔子提出来作为一个领导者最容易犯的几个错误：不注重领导人的表率作用而失去信用，好大喜功而不惜民力财力，政令朝三暮四而使人无所适从。
鲁国就是最典型的“不敬事”的代表，国君及权臣高高在上，对于管理国家政务缺乏兴趣，却只把全部的心思用在斗鸡游戏及权力争斗上。就在孔子35岁那一年，鲁国就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斗鸡之变”。
斗鸡是当时权贵们之间的一种游戏或赌博活动，两主人以鸡相斗，得胜之鸡的主人就是赢家。为了压倒对手的气势，季平子在他的鸡翅膀上涂了芥末，以便在斗鸡的时候造成对方鸡视力模糊，而季平子的对手郈昭伯则是技高一筹，干脆在他的鸡爪上装上了铁爪。结果斗鸡的结果，季平子输而郈昭伯成为赢家，于是季平子就不干了，两厢吵了起来，吵到最后，季平子出兵占领了郈昭伯的封地，以实力说话。
郈昭伯向鲁昭公哭诉季平子无礼，恰好鲁昭公也正有意要压一压季平子的气焰，就出兵攻打季平子，眼看季平子就要被攻克，这时候与季平子同为“三桓”（即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的叔孙氏和孟孙氏唯恐季平子倒掉之后，唇亡齿寒，就联合军马前来攻打鲁昭公，迫使昭公逃到了齐国。
满朝文武，潢潢之贵，却不务正业，竟然为了一只斗鸡而大打出手，甚至导致国家的政治格局出现大变化，这种情况，岂能不让孔子扼腕叹息？
同样是小国的陈国，在列国窥伺之下竟然缺少起码的危机感，而耗费民力财力修筑凌阳台，大搞形象工程，这样的行为在春秋时代如此，此后千百年来也从未曾减少过，最典型的莫过于秦始皇的阿房宫，这庞大的宫殿耗尽了天下的民力，最终迫使国人群起而反之，而阿房宫也被乱兵焚为焦土。
但统治者是健忘的，历史的教训对于他们来说形同于无，以至于这种情况到了清朝末年，反而愈演愈烈，慈禧太后居然挪用北洋海军的军费以修筑颐和园，终致八国联军入侵，写下了我国最耻辱的一页。
所以，孔子针对于为政者最容易犯下的错误，开出了这样一剂方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任何时代，凡是遵循了孔子的教诲的，莫不国泰民安，百姓乐业，而每当孔子的思想被教条化的时候，也往往正是政局昏乱之时。
以德为本，德法兼用
这段话代表了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意思是说，统治者如果实行德治，群臣百姓就会自动围绕着你转。这是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这是孔子学说中较有价值的部分，表明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德治，而非严刑峻法。唐大臣魏征性格耿直，以敢于直谏流芳青史。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扩充兵源，补充军队，下令把征兵年龄由18岁到21岁改为16岁以上，要强征16岁以上不足18岁的少年入伍。这道命令须得魏征的签字，但是魏征拒绝了，唐太宗问他理由，他回答说：“失信与民。”唐太宗很恼火，反问道：“我有什么失信于民的？”魏征回答说：“陛下即位时下诏宣布，全部免征百姓以前拖欠国家的财赋，但是有关部门还在催缴；陛下下令已经服役已经缴纳租调的，从明年开始免除，现在不仅不免除，还要征兵，这不是失信于民是什么？”魏征这番话终于使得唐太宗收回了成命。
魏征身材矮小，相貌平常，而太宗却魁梧伟岸，但两个人争论起政事来，魏征总能激昂慷慨，从不看皇帝脸色，常常使太宗盛怒，殿上其他的臣子常常为他捏把汗。其他臣子很难做到这样，就连跟随太宗打天下的老臣房玄龄也如此。一次，太宗在北门皇宫区兴建房屋，这项工程不在计划之内，房玄龄已经过问了监工的窦德泰，窦德泰去报告了皇帝，太宗训斥房玄龄说：“你只管南衙的事就行了，朕在北门营造，与你何干？”房玄龄只得谢罪。魏征在一旁见了说：“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责备宰相（房玄龄），宰相又为什么要谢罪？”太宗让魏征讲明白话的意思，魏征说：“房玄龄身为宰相，为陛下的股肱耳目，如陛下有营造，他怎么不可以知道？如果是合理的营造就应该全力帮助陛下建好，如果不合理，就应该奏明陛下停建，这才是‘君使臣，臣事君’的道理。宰相无罪，陛下责备他，这是我不明白的，宰相自知无罪却谢罪，这又是我不明白的。”魏征总是当着大臣的面跟太宗争论，有时很使太宗下不来台。一天，太宗散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了问：“皇上要杀谁？”太宗说：“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听了，急忙回室内穿上朝服出来，向太宗道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君。”太宗听了怒气才消。
有一年，公卿大臣都主张封禅，太宗也认为自己功德很高，可以封禅了，只有魏征不同意，太宗问：“你说为什么不能封禅？难道是功未高吗？德未厚吗？国未安吗？远夷未服吗？年谷未丰吗？”魏征回答说：“陛下功虽高，老百姓没有得到恩惠；德虽厚，恩泽还没有普及；天下虽平定，国家还未富裕；远夷虽慕义，财力还未足以奉他们；年谷虽丰收，仓廪还空虚，所以我不同意封禅。”他又用一个身体虚弱的人来打比方，使太宗明白了道理，“封禅必然加重百姓的负担，以后连年免除赋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费。如果再有水旱灾害，百姓就无法生存了，这时如有人煽动叛乱，那时就晚了。”太宗听了无话反驳，只好作罢。
群臣见太宗善于纳谏也鼓励提意见，因此上书言事的人非常多，有的人说得言不符实，太宗有些生气，欲加责罚，魏征认为这样会堵塞人口，从此再没有人敢进言，就说：“陛下想闻得失，当让人们说话，说对了，对陛下有益，说错了，也无损国家。”太宗听了说：“此言是也。”
在这里，约束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行为，使得他能够听从魏征建议的，正是孔子所提到的德。孔子认为，管理国家政务的原则，是首先要修养高尚的德品，一旦为政者德品形成强大的感召力，自然而然的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戴，四夷宾服，天下太平。
为政以德，并不意味着排斥法律，更谈不上人治。法律是外在的约束，德是内在的约束，唯有内外相合，才是真正客观评价孔子思想的态度。
孔子说，为政者修养个人的品德，制定政策注重民众的感受，让更多的人从中受惠而不是产生人为的不公正。那么，政令的推行就如同天上的北斗，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强行推动，自然而然地就会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欢迎。
最重要的是，孔子在这句话中表述了儒家最精要的思想，为政者只有为民众所想，不怀偏私之念，才不会为民众所弃。这种思想穿透了历史的长河，至今仍然涣发着智慧的光芒，是我们国人永世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为政宽和是为宜
孔子是一个洞察人性的心理学大师。他指出，如果为政者强行推行不得人心的禁令，并辅以严苛的刑罚的话，百姓在与官府的博弈之中就会将心思用到免于刑罚上来，不是以触犯了刑律为耻，而是以触犯了刑律却侥幸逃脱了惩罚而为荣。
而如果为政者德庇四方，推行为百姓所期待并拥护的政令，并以礼节约束百姓的行为，就会培养起知耻明德的风气，国家的管理与治理，也就相应变得简单了起来。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仅仅是用来管理国家大的事务，事实上，一旦这种理念形成，就会贯穿于为政者的日常行为之中，体现出深远的社会影响与实用价值。唐朝御史大夫柳王比被贬职为泸州郡守时，渝州有位秀才叫牟磨，是都校牟居厚的儿子，他的文采并不高，却拿着自己的作品上门拜见。柳很殷勤地夸奖勉励他，但家人认为这样太过分了。
柳王比说：“巴蜀一带多豪杰之士，而这都校的儿子独爱好文学，如果不诱导奖励他，他将失去这种志趣。因为我的称赞，别人必定以他为荣，因此能减少三五个乱民，不是很好吗？”
柳王比的这种做法，对人以表扬为主，鼓励人积极上进，正是道以之德的儒家精义的实践。
明朝的屠枰石（屠义）先生在江浙一带当督学，一向严守法令办案。当他巡察西湖时，有些无聊之辈趁机去搜罗秀才们的过失告状。
有一个秀才夜宿在妓女家，保甲（地方守卫组织之长）在次日天刚亮时，就把秀才和妓女两人捉起来，送到衙门来。大家都有点同情那个秀才，却没有人敢释放他。
衙门开门了，保甲带人上堂。一进门就大声地诉说事情的经过，屠公假装没有听见，照常处理文书，保甲渐渐膝行向前，距离秀才和妓女越来越远。
屠公用眼睛示意身旁的差役，又靠靠他的手臂，让他放了秀才。差役明白了，悄悄过去把秀才带出门，保甲一点都不知情。
秀才出去之后，屠公抬头问道：“人呢？”
保甲回头一看，不见了秀才，吓得说不出话来。屠公便罚打他30大板，铐上枷锁，并把妓女赶了回去。
保甲后来惊魂未定地对人说：“我刚才捉到鬼了！”
别的秀才鄙弃他，也感谢屠公包涵一个读书人——虽然是个酒色之士。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刁恶的风气平息下来，而秀才为了自我惩戒，甘愿奉献才学，自贬为教官（学校中担任教职的基层官员）。
一个秀才的私节不修，固然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公开惩罚秀才的话，就会彻底毁掉秀才的前程，让他从此自暴自弃，甚至破罐子破摔地自甘堕落。屠公的包庇看似没有原则性，但却是儒家宽和精神的真正体现，秀才以后的改过自新，正是证明了这一点。
而违背百姓心愿的严苛厉法，未必能够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甚至会出现负面的作用。秦始皇为政残暴，法令苛刻，应征的戍卒如果不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预期地点的话，就一律斩首，这条法律不谓不苛。而陈胜与吴广正是因为大雨延误了日期，赶去报道也是死，举旗造反也是死，所以才会义旗高举，天下响应，短暂的秦王朝就这样葬送于严苛而不得人心的法令之下。
过于严苛的政令还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不得不将心思用在保全自身性命之上，谁也不愿意因为替百姓执言而惹祸上身。
武则天建立大周时，为了镇压百官对于她夺了李氏皇权的不满，就设立了严苛的法令，一旦有人举报官员有不轨之举，就以酷刑逼供，朝中之人，人人自危。
当时秋官侍郎周兴是有名的酷吏，大臣来俊臣与他是好朋友，但是有人密报说来俊臣谋反，武则天就命令周兴查清此事。
于是周兴在刑部设宴招待来俊臣，席间，他皱眉说道：“现在我遇到一件麻烦事，有一个人谋反从逆，却拒不招供，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来俊臣听了后，就兴冲冲的建议道：“这好办，只要一口大瓮，下面烧上炭火，让谋反之人坐进瓮中，一定会得到口供。”周兴听了之后，就马上命人搬来一口瓮，下面烧上炭火之后，对来俊臣说道：“请君入瓮。”
由于周兴酷爱在刑法之外另立私法折磨人，时人称之为“牛头阿婆”（地狱里的鬼怪），百姓怨声载道。周兴知道后，丝毫不以为然，得意地说：“这有什么奇怪！”于是他题书于衙门口道：“被告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息无言（就都没有话了）。”
由于法令严苛，武则天在位时的许多大臣从升任到满门抄斩，其间相隔不足两个月。但是大臣们私下议计，虽然只有两个月的高官厚禄，就足以让人不惜飞蛾般扑火趋炎附势了。而且，许多贪官情知时日无长，索性于灭亡之前大肆搜刮，反而使得百姓更受其苦。
一方面是自感时日无多，贪官更加疯狂地大肆搜刮，搞得民不聊生。另一方面，群臣们唯恐勤于政务引来政敌，导致祸事加身，索性大家都不理政事，只顾没羞没臊地大拍马屁。有一次，有人向武则天献上一块石头，声言：“这块石头有赤心，忠于陛下。”当时的侍郎李昭德听了这牵强附会的胡言乱语，忍不住驳斥道：
“这石头有赤心，其余的石头难道都想造反吗？”
历史告诉我们，凡是皇帝大行苛法的时代，也正是为政者人人自危，拼命搜刮百姓，各种谀词奉言层出不穷的时代。由此看来，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观点，实在是很有预见性的。
第三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舜有五位贤臣，天下便太平。武王说：“我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臣子。”孔子因此说道：“人才不易得。不是这样吗？唐尧和虞舜之间以及周武王说那话的时候，人才最兴盛。然而武王的十位人才之中还有一位妇女，实际上只是九位罢了。周文王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向商纣称臣。周朝的道德，可以说是最高了。”
政务之道
原文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子路说：“假如卫国国君请您去治理国家，您第一件事打算做什么？”孔子说：“首要的是报各种名分辨别确定下来！”
子路说：“名分有这么重要吗？老师的迂腐竟这样严重！名正不正有什么关系，况且在这个是非不分的混乱时期又什么是正呢？”
孔子说：“粗野啊仲由！君子对于他不懂的事，大概采取保留的态度吧！并不妄下断语，你却如此粗莽。”
孔庙
孔子周游列国图
水至清则无鱼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是一句至理名言。水至清则无鱼，需要从生态学角度分析，在一个食物链里，大鱼需要吃小鱼，小鱼需要吃更小的动物，最小的水生物需要吃水藻，而水藻类的微生物存在是不会让水非常清的，也就是说如果水非常清了，就没有水藻，就没有食物喂养上一级食物链的鱼。
人至察而无徒，需要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不能追究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做的所有事，是不是都是对你有利的，做人如果过于苛刻，就容易失去人缘。与人相处时，难免会有一些差异，会有一些小矛盾，对别人的小缺点不要太在意，千万不要做一个小肚鸡肠、神经过敏的人，否则即使是本来很亲近的人，也不会喜欢和你携手共事的。映射到万物，就是大家说的，对于所有事情都不要太斤斤计较。放眼于未来，不但要谨慎、周全，也要宽容，才能成大事。
宋朝的吕蒙正，就不喜欢与人斤斤计较。
吕蒙正刚任宰相时，有一位官员在帘子后面指着他对别人说：“这个无名小子也配当宰相吗？”吕蒙正假装没听见，大步走了过去。其他参政为他忿忿不平，准备去查问是什么人敢如此胆大包天，吕蒙正知道后，急忙阻止了他们。散朝后，那些参政还感到不满，后悔刚才没有找出那个人。吕蒙正对他们说：“如果知道了他的姓名，那么就一辈子也忘不掉。这样多么不好啊！所以千万不要去查问此人姓甚名谁。其实，不知道他是谁，对我并没有什么损失呀。”当时的人都佩服他气量大。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人总有缺点，对人才而求全责备，即使有大才在身边也视之而不见。战国时卫国的苟变，很有军事才能，能带领500乘兵，即3.75万人，那时能带领这么多兵，可说有大将之才了。子思到卫国，会见卫侯时向他推荐苟变，卫侯说知道这人有将才，可是，他当税务时白白吃了农民的两个鸡蛋，所以不用他。子思听了，要他千万别说出去，不然，各国诸侯听到了会闹笑话。子思指出这种“求全责备”的思想是错误的，认为用人要像木匠用木一样，“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合抱的大木，烂了几尺，木匠也不会弃掉它。今处于战国之世，正需要军事人才，怎能因白吃两个鸡蛋的小事而不用一员大将呢？因子思的话说到点子上，卫侯的思想才能转过弯来，同意用苟变为将。如果没有子思的推荐和教导，有大将之才的苟变就因白吃了两个鸡蛋而被卫侯弃置不用了。
领导者对人才的求全责备，不只是不能知人，且将会陷害人才。历史上不少贤才之所以蒙冤，都是由于君主喜欢追究小过，如司马迁只不过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却被汉武帝处以腐刑，使他遗恨终生。苏轼因对朝政有意见而写几首讽喻诗，却蒙“乌台诗案”之冤，下半生都被贬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在历史上，因当权者苛求人小过，别有用心的和溜须拍马之徒就趁机落井下石，极尽其吹毛求疵之能事加以诬陷，因此，贤才蒙受不白之冤的事就更多了。
孔子对仲弓问政特别强调：“赦小过，举贤才。”历史上，能知人善任者都是如此。齐桓公发现宁戚是个人才，决定要用他时，有人主张调查他是否有问题后才确定，桓公说：“不然，问之恐其有小恶也。且人固难全，权有其长者。”于是，封他为卿，用宁戚之长，让他负责农业部门的工作。后桓公能称霸，宁戚起了重要作用。
刘邦用陈平，有人告陈平“盗嫂受金”，刘邦责备推荐人魏无知，无知说：“臣所言者能也，陛下何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拒，臣进奇谋之士，从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刘邦因而不计较陈平小过而重用之，后刘邦能开创汉朝，陈平是立了功的。
范仲淹选拔人才也多取气节而略小故。他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兼陕西四路安抚使时，开设幕府，选用幕僚，多用因罪降职而还没有复职的人。有人怀疑他用人是否适当，范仲淹说：“其有可用之才，不幸陷于吏，不因事起之，遂废人矣。”因此，范仲淹所选拔的人，大多有真才实学。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
一只猴子生活在一座美丽的花园中，那里绿树成荫，芳草鲜美，瓜果飘香，是猴子生活的乐园。花园里有一块巨大的石头，那是猴子最喜欢玩耍的地方，它经常调皮地在石头上窜上跳下。有一天，猴子忽然心生好奇，它想，这块石头下面藏着什么东西呢？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它不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掀翻了这块石头。结果，它在石头下面发现了一条蛇。猴子很害怕，它急忙把石头放回原处。然而，那条蛇在它心里投下了阴影，从此，它再也不敢去石头附近玩耍了。渐渐地，它对整座花园都不再喜欢，终于有一天，它离开了这里。
那以后，猴子经过了许多地方，但是，它再也没有找到像从前的花园那样令它开心、愉快的地方。它流离失所，浪迹天涯，直到孤独地死去。
那么，这只猴子不幸的根由在哪里呢？试想，如果它不去搬那块石头，它就可能永远快乐地居住在花园。然而，一时的好奇却摧毁了它一生的幸福。
有些事情，“不知道”远比“知道”要快活得多。“水至清则无鱼”，这世上原本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所以，面对好奇，我们应该有选择地绕行，否则，它将可能成为解不开的心结，成为一切“不愉快”的根源。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人生不会如我们设想的那样完美，我们可以有一个完美的期待，但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因此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求全责备，坦然地度过每一天。
责人不如修身
古往今来，成功的执政者以及管理者，总是勤政廉洁、爱民如子、知人善用的。有了这样的领导者，下属哪里有不敬、不忠、不劝的道理呢？
季康子问孔子：“请问，我要让老百姓对我保持虔敬与忠诚，要让他们逆来顺受的服首贴耳，怎样做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孔子回答他：“如果你想让民众心悦诚服，那么，首先你就必须从你自己做起。如果你以庄重的态度处理国家政务，那么就会赢得百姓的敬重。如果你以孝慈之念治家，那么百姓就会被你的德品而感召，对于有好的榜样却仍然不知道仿效的人，就要耐心地劝导他们。”
孔子的回答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千年来的国政指导，仁人君子莫不是先从自己的德品开始，临之以庄，孝慈治家，并将这种思想延伸到政务的治理中去。
魏太傅李延实，是孝庄帝的舅舅。永安年间，他官拜青州刺史。要去上任的时候去和皇帝告别，皇帝对他说道：“‘怀砖’的习俗，社会上号称是难治的病，舅父应该认真想想，对得起朝廷的委任。”李延实回答说：“为臣的岁数已经迫近晚年，精力如同早晨的露水，离人间渐渐远了，一天天接近坟墓。为臣早已请求退休，陛下却念及甥舅之情，宠幸到老臣，让我这个夜间走路的残疾人管理广阔的土地。老臣遵奉英明的敕令，不敢失误堕落。”当时黄门侍郎在皇帝身边，不明白“怀砖”的意思，私下问舍人温子升。温子升说：“我听说皇帝的哥哥彭城王做青州刺史，听跟着他一块到青州的宾客说，齐地的百姓，风俗浅薄，高谈空论，专讲名利。太守刚入境时，百姓都怀揣砖块磕头，用来赞美太守的心意。等到他被下任取代而回家的时候，百姓又用这些砖打他。这是说人心的向背比翻转手掌还快。所以京城里民谣说：‘狱中无系囚，舍内无青州。假令家道恶，肠中不怀愁。’‘怀砖’的含义就是从这儿产生的。”
俗话说，群众的心里有一杆秤，对于为政者的得失，民众看得清清楚楚，怀砖以迎，表明了民众的期望，掷砖相送，则是民众对政务的直率评判。从怀砖到掷砖，不过是一字之差，却表明了民众对处理政务的人天差地远的两极评判，所以明智的人在处理政务之事，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历史上明智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责人不如修身，己身不正，何以正人。这个道理再也简单不过的了，但是责人容易，修身难，所以有时候昏透了头的昏君，在小人的谀奉面前偶尔也会爆发出灵智的火花，让这沉闷的历史变得有趣起来。
明宪宗朱见深专讲“房中术”，搜罗淫僧妖道，各赐官号，如僧继晓，擅长“秘术”，受封“通玄翊教广善国师”。上有好者，下更甚焉，他的宰相万安也精研此道，收集各种房中术，密封一小箱，进呈朱见深。朱见深见大臣太不成体统，这才遣一个太监去问他道：“这是大臣该做的事么？”
大臣不像大臣，那是因为皇帝不像皇帝。
所以，如果管理政务的对老百姓不满意，那么，可以确信，百姓对这位管理政务者的评价，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社会风气的好坏，责任同样是在管理政务者的身上。凡为政者，不可不察。
第四章 经商之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我们今天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什么“道”？合法之道。说到底，也就是仁义之道——仁道。
仁道是安身立命的基础，生活的原则。所以，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无论是仓促之间还是颠沛流离之时，都绝不能违背这个基础和原则。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当然，这里的前提是要有生活的原则。对于那些“跟着感觉走”，甚至“过把瘾就死”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了。面对激烈的竞争，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还有什么仁道的原则可遵循呢？如果说有，那也是“盗亦有道”的原则——目的就是一切。
这已是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选择问题了。
任何人都不甘愿过贫穷困顿、流离失所的生活，都希望得到富贵安逸。但这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否则宁守清贫也不去享受富贵。这种观念在今天仍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因此，当面对眼前的诱惑时，一定要坚持仁道的原则，否则只能陷入无法挣脱的圈套。
杨震，字伯起，东汉弘农郡华阴县人。弘农杨氏是汉代的名门世家。杨震客居他乡20多年，靠教书得来的微薄收入奉养老母。州郡闻其名，屡召不出，直到50岁时，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才应聘到州里任职。将军邓骘久闻杨震贤能之名，举为茂才（秀才），先后担任过荆州刺史、东莱太守、涿郡太守等职务，为官以廉能著称。
安帝元初四年（117年），杨震被调到朝廷任太仆，转任太常。他因举贤杨伦等一批贤能之士为博士官，扭转了选举不实的局面，因而受到朝野的赞扬。永宁元年（120年），他晋升为司徒。
杨震入仕之前家境窘迫，长期过着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他除了教授学生之外，还借种别人的一块土地，亲自耕耘，维持生计。当时的人都很敬重他，但他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他从荆州调到山东任东莱（今山东莱州）太守，路经昌邑县（今山东金乡西北）时，昌邑县令王密特来参见。王密是杨震在荆州时举荐的秀才，他为了报答杨震的知遇之恩，当天晚上趁夜深人稀，怀揣十斤黄金献给杨震。
不料杨震却批评他：“作为老相识，我比较了解你，你怎么却不了解我呢？”
王密连连道歉，收起金子辞别而回。从此杨震拒金的这个故事一直被传为美谈。
市场竞争的激烈，使每一个做着发财梦的商人不得不绞尽脑汁，以免沦落到破产的境地。于是，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便不惜瞒天过海，坑蒙顾客。在美国费城西区有两个挨得很近的廉价品商店，两个店的老板是死敌，一直进行着无休无止的价格战。“出售爱尔兰亚麻床单，甚至连有鹰一样眼睛的瑞伯女士都不能找出任何缺点，不信请问她。而价格却低得可笑，只需6美元50美分。”当一个橱窗出现了这样的手写告示时，两小时后，另一家橱窗就会出现这样的告示——“瑞伯女士该配一副近视眼镜了，我的床单质量一流，只需5美元95美分。”而且，两店的老板常站在店外，尖声对骂，几乎每次都发展到拳脚相加。最后，总有一方的老板败下阵来，咒骂另一个是疯子，买他东西的顾客也是疯子。这时附近的每一个人都会拥入获胜的廉价品商店，将床单和枕套抢购一空。直到后来，两个廉价品商店各换了一位新老板，他们各自对两店前任老板的财产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有一天，他们发现两店之间有条秘密通道。并且在两店的楼上两个老板住过的套房中发现了一扇连接两套房子的门。后来才知道：这两个死对头原来是兄弟俩。所有的诅咒、谩骂、威胁以及一切相互间的人身攻击全是在演戏。一个微妙的邻里关系制造了所有的骗局，他们所卖的商品全是二流货。
兄弟俩为了赚钱，不惜天天施展苦肉计，手足相残，其手段确实高明，但终究只是小本经营的雕虫小技。只有经营者设身处地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以诚待客，以心换心，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诚实的企业形象，以此换来顾客对产品的信任和青睐，才是企业生财的长远之计。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过程中，一些人利用经济生活尚未完全有序的空隙，合法或非法地获得了与其劳动付出不成比例的财富。这种经济发展中不能反映本质的“泡沫经济”现象，再加上国有企业至今尚未完全理顺的分配机制等因素，就容易出现这样的误导：劳动未必是致富的可靠手段，才能未必是获取社会报酬的必要条件。于是社会上掀起新的读书无用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正在不断地发育、成熟和有序化，社会的劳动报酬也将不断地趋于公正和合理，“一夜暴富”的梦想将越来越难以成为现实，这使真正的能人能够通过合法手段富裕起来，实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孔子说：“有钱有地位，这是人人都向往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得来，君子是不接受的；贫穷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摆脱，君子是摆不脱的。君子一旦离开了仁道，还怎么成就好名声呢？所以，君子在任何时候，哪怕是在吃完一顿饭的短暂时间里也不离开仁道，仓促匆忙的时候是这样，颠沛流离的时候也是这样。”
经商之道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孤：单独，（年幼）而没有父亲。这里是少或失去的意思邻：靠近的，连，相连接。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道德不失去，就一定会有人亲近。”
译文
小胜凭智，大胜靠德
在当时奴隶制的野蛮情况尚存在的情况下，孔子能说出这样的见解，不但显示了他对于德、礼重要性的充分认识，而且表现了他对“治国之道”的精通。事实上，人心的“规律”确实如此，强制只会引起表面的恭顺，暗中却积聚逆反情绪；而用积极的教化疏导手段，则会激起其自身的内在的“自治”因素，从而使民心净化，天下安稳。这无疑是一种待人处世的大智慧，深刻领会其实质要领且加以灵活运用，将会使人们在生活事业中受益颇多。
汉文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少有的明君，他即位的当年年底，君臣之间就围绕着是严刑峻法还是宽法度、重礼教展开了一场讨论。汉文帝说：“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准则，用它来禁绝残暴，引导人们向善。现在犯法定罪后，无罪的父母、妻子、兄弟要连坐，收没妻子儿女为官府奴婢，这种做法是否合适？”许多大臣都说：“百姓不能治理自己，所以制定法律来约束他们。互相连坐，收没妻子儿女为官府奴婢，以此来使百姓畏惧，让他们不敢轻易触犯法律，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是适宜的。”汉文帝说道：“我听说法律公正则百姓忠厚，论罪量刑得当则百姓顺从。况且管理百姓而引导他们向善，是官吏的职责，官吏既不能加以引导，又采用不公正的法律去论罪，这反而有害于百姓，使他们为非作乱，法律怎么能禁止得了呢？我看不出这种法律有什么适宜的地方。”大臣们见文帝不赞成严刑峻法，就说：“皇帝的恩惠浩荡，德泽深厚，不是我们臣子所能赶得上的。让我们谨奉诏书，废除一人有罪而妻室收没为官府奴婢和一些互相连坐的法令。”从此废除了连坐法。为了广开言路，倡导规谏，汉文帝又废除了以“诽谤罪”惩治敢于直言犯上者的刑罚。
在执政13年后，汉文帝又下令废除了“肉刑”。汉文帝一方面省刑罪，另一方面又注重“勤德而无私”。在他执政的后期，有一年，全国发生了旱灾，蝗虫成灾。文帝加恩天下，命令诸侯不要向朝廷进贡，废除对山林湖泽的禁令，减少皇帝的服饰、用具和游玩的狗马，裁减官员，打开粮仓赈济贫苦百姓。
汉文帝在位期间，由于他坚持克己爱民，勤俭持政，使得国家经济日益发展，社会秩序井然，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可喜局面。汉文帝坚持以德化民的举措及其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从实践上印证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确实是安邦定国之道。
钱钟书先在《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里面有一个说法：世道不好了，坏到连魔鬼都失业的程度了，大家琢磨这话，很有意思。魔鬼的职业是干什么的？是专门干坏事的，他为什么失业了？因为坏事被人干了，所以他就失业了。庄子说：“终身役役而不知其所归。”终身被功名所束缚而不知道人生的真正本意应该归结到何处。高人重道，常人重术，没有哪一代中国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把追求财富的手段发展到无以复加，然而注重钻营之“术”，而不修身养性，我们的企业就会被“物欲”所控制。庄子说“物物而不为物所物”，不要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把自己的本性都失去了，把良心都弄丢了。
思想家荀子说：“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君子虽然追求功名，但是不被功名所束缚。日本有个人叫涩泽荣一，参加过明治维新，后来觉得自己不适合从政，改行经商，一生当中创办了150多家银行和企业，是日本劝业银行的创办人之一。他一生以《论语》作为自己的经商之道，而且到处宣讲，被日本人视为“经营之神”、“经营之父”。他到了80多岁退休时和朋友办了一个书院，继续宣讲《论语》的伦理道德，也写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叫做《论语加算盘》，论语讲的是一种道德修养，算盘代表追求经济利益，他把两者结合起来。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这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涩泽荣一觉得这两者一定要结合起来。香港大学的校训就叫做“格物明德”。“格物”的含义是人生当中要从各种道德实践、生活实践中不断接触事物，不断地探讨道理，积累知识，这叫“格物致知”。儒家非常强调生活的细节，孔子强调“慎独”。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敢乱来，但这不算真功夫，真正的功夫体现在独处的时候，你还能坚持良好的道德品行，那才是真功夫。
美国富兰克林在《修身规则》中讲到，一个人要有宁静的心情。我们常说庸人自扰，为了一点小事老是放不下是做不了大事的，我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件事特别让我看得很清楚，我曾经协助一个企业与别人谈判，款项大概是70来万，谈判的气氛很紧张，很不愉快，谈得很晚就在酒店开房间和老总住在一起，这个老总很有度量，他很快就睡着了，但我却很久没睡着，钱不是我的我都睡不着，若是我的那还得了，所以我当时的心态不够大度。 魏征说：“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将有大作为，大的方案要实施的时候，要掌握一个度，不断地做这种大事就要劳民伤财，比如说汉武帝到最后连年征战，唐太宗出征高丽国而败北，因为他们总是被一个观念支配，不断地连年征伐，耗尽钱财，不懂得知止以安人。李自成，打下北京才40天就全军崩溃了，不是因为没有善战的将领，没有久经沙场考验的士兵，而是因为一进北京城就立刻掠夺财物，贪图享受，忘乎所以，所以40天就败了。
“君子先求诸己，后求诸人”。一个君子、领导、为帅之材，要先不断地充实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要求别人。领导之道在于领导的身正不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君子的道德就像风一样，小人道德就像草一样，风怎么吹草就怎么动，领导要影响下属，而不是一味严厉规范下属。有位老总说现在招聘想找既忠诚又能干的人实在难。当然，如果我们坐等这样的人才很难。没跟你交往很久，怎么会对你忠诚，对企业忠诚呢？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领导者的熏陶而形成的。即使是有才无德的人，有才能运用机制让他不敢为非作歹，那才是领导者的功夫。
所以我们说：小胜凭智，大胜靠德，只有德，才是一个人立足于世的根本。
义利共生，义举生辉
“以仁义求富贵、富贵后施仁义”，是商人追求的理想境界。义利合一的传统思想是很多中国商人的成功经营之道。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命题。过去对儒家的义利观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儒家重义轻利，甚至只讲义，不讲利。其根据是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实，孔子在这里并不是谈义利关系，而是根据人的德行作出评价。这里的君子是指有高尚道德品行的人，小人指不讲道德、品德低下的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能深明大义，不谋私利；道德低下的人则只知个人私利，不明大义。这两种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存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如此，当代也是如此。孔子并不反对利，只是强调要以义取利，见利思义，追求合于“义”的利。后世某些儒家只谈义、否定利的做法，并不符合孔子的本意。
《战国策》中所记载的“冯谖焚券”的故事，正是儒家“先义后利”的价值观念的生动说明。
有一年，孟尝君的领地薛闹了饥荒，没有人愿去代收租税。冯谖毛遂自荐，愿意为孟尝君效劳。他来到了薛，立即就以孟尝君的名义召见当地百姓，宣布一切债务作废，并把一切债券当场烧毁，老百姓纷纷欢呼“万岁”。冯谖回来以后，就对孟尝君说，孟府“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栋”，什么都不缺了，唯一缺的就只有一样——“义”。他这次给孟尝君买来了“义”。
孟尝君听了之后非常生气，但也没什么办法。到后来，齐国换了新的君主，国王因为听信谗言，把孟尝君的宰相之职撤了，并贬他回薛。孟尝君上任时，未至百里，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前来欢迎孟尝君，欢呼之声，不绝于耳。这时，孟尝君才恍然大悟，如果没有冯谖当初买回来的“义”，自己哪会如此受到百姓的拥戴？
利义兼顾，最终会创造极大的财富，这在加拿大商人林思齐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当今的加拿大华人，与欧美其他国家及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一样，已走出了餐馆、洗衣店的圈圈局限，有不少人当上了大学教授、企业的工程师、科研部门的专家学者、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会计师、音乐家、艺术家、商人、高级管理人员、大财团的总裁乃至政府官员、部长等等，几乎遍及各行各业。
加拿大有位叫林思齐的华人，他是近20年来华人中颇有名气的一位。林思齐博士原来定居温哥华。1988年7月27日他接到加拿大联邦政府的通知，被马尔罗尼总理任命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总督，任期为5年。1988年9月9日，林先生在该省的省会维多利亚市的总督府内宣誓就职，成为加拿大立国以来首位华人总督。林思齐祖籍广东省揭阳市，1924年出生于香港。他的祖父林绍勋是牧师，父亲林子丰是香港教育家和金融家，也是香港培正中学、浸会学院和嘉华银行的创办人。
林思齐先后在香港和广州市的培正学校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947年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1948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坦普尔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取得了学位后，他又到纽约大学研究经济学，1950年返回香港，从事教育、工商、金融事业，曾任嘉华银行总经理。
林思齐在香港生活到1967年，当时他已44岁。他想利用50万加元现款及同等价值的嘉华银行股票，收购一家濒临倒闭的信托公司，但遭到家族成员的反对，他只好自行创业。此时他只有4万加元的资产，带着妻子和3个女儿移居到陌生的温哥华，准备创一番事业。岂知天涯处处都有不尽人意的事情，他到达温哥华后很久都找不到工作，一家5口人很快就把带来的钱花去一大半。有常识和有志气的林思齐不因身处逆境而气馁，他在找工作的同时，进入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夜校攻读房地产估值课程。作为一位年近半百的人，在生活重压之下还坚持读夜校，可见他的决心和毅力确实过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林思齐掌握了一定的房地产业务知识后，果然在温哥华找到了一份经纪工作。他就任后，尽管极为努力工作，但工资微薄，家庭生活仍较为艰难。然而，机会总会降临到有准备的人的头上。林思齐在香港嘉华银行工作时，与香港不少客户有接触。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出现一股移民加拿大的热潮，其中有位老朋友找到林思齐请他帮助在加拿大买地产。这位老朋友出自对林思齐的信任和了解，愿借钱给他合作经营房地产买卖。他们的合作方式是各出资一半，林思齐的资金由那位朋友先借给他。这样，林思齐获得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于1973年创立加拿大国际房地产公司。
林思齐运用自己在美国读书及在加拿大夜校时学习到的知识，再加上在香港从事金融业务的经验，发挥合作者的资金作用，不断把握时机，吸纳地皮，然后与人合作，建成物业。在短短10年多时间内，林思齐春风得意，如鱼得水，他拥有的20多处物业价值达5亿多美元，在房地产经营中名利双收。
从1981年起，加拿大房地产业步入发展高峰期。林思齐的地产多在温哥华豪华住宅区Westend，他迅速出售其中的大部分，把赢得的资金扩展到加拿大其他省市，甚至延伸到国外。那时，林思齐的财产估计已超过10亿美元。
随着名声的鹊起，实力的增强，加上渊博的知识，林思齐于1987年荣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一年后又成为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代表。
林思齐在经济事业成功后，一直热心慈善公益活动。从1983年起，他每年捐赠超过100万美元的资金给各项慈善事业。他积极为加拿大华人服务，捐献大量钱财给有困难的华人及兴办图书馆。因此，1987年7月他又获得加拿大三级勋章，被誉为“杰出的华人慈善家”。
林思齐创业的成功，验证了当今工商界的两句名言，这就是“OPE”和“OPM”。“OPE”全称是Otherpeople’sexperience，意思为别人的经验；“OPM”全称是Otherpeople’smoney，意思为别人的金钱。这两句话的中心意思是说，当今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注意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和善于利用别人的金钱，在借助外来力量的同时，使自己的力量发挥得更充分，更有成效。
机遇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这句话出自《论语》中的一段小故事。
子贡是孔子的一个学生，是孔门72门生之一。他善于设辞巧辩，孔子把他列为“言语”科的高材生。
有一年，齐国的执政大夫田常，因为国内不服他的人很多，决定攻伐鲁国以树立威信。孔子听到后，对学生们说：“鲁国是我们的父母之邦，祖先的坟墓都在那里，你们为什么不去解除它的危难？”
勇敢的子路首先要求去抵抗齐国的军队，孔子不许；子张也提出要去，孔子不同意；子贡请行，孔子同意了。子贡请教此行该注意什么，孔子说：“仁！”
“请问，在异国他乡，怎样达到仁的要求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先打了比方，说工人要做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有锐利的工具。接着又说，“住在那个国家，恭敬地对待贤德当权者，和有道德的人交友。人的关系和谐了，等于工人有了好的工具，就能够按你的心意办事了。”
子贡按老师的教导，先到齐国去说服田常，告诉他攻鲁无利可图而攻吴则对齐国、对他本人大有好处，田常同意了。接着子贡又到吴国去劝说吴王，请他联合越国去对抗齐国。最后，子贡再到越国，叫越王只以兵器粮食支援吴国抗齐而不出军队……几个大国都卷入了一场混战，而鲁国却避免了被入侵的危险。
子贡凭着他的口才和对列国形势了如指掌，顺利完成任务，而齐、吴、越国实际上都成了他完成任务的棋子。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其意与“磨刀不误砍柴工”相同。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首先必须磨炼自己的基本功，这样才能在社会中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孔子晓得利用关系，他知道，要到某一国家去，达到某一个目的，先要和这个国家的上流社会、政府首长都搞好关系，同时把社会关系搞好，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达到仁的境界。孔子这些话，看起来是教人使用手段，事实上任何人，任何时代，都是如此。
孔子是因为子贡问为仁之道，他才这样告诉子贡，如果是别人问为仁，孔子就不会这样讲了。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子贡的确做了很多事情，够得上是一个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经济家和工商业巨子，所以他这样告诉子贡。换句话说，孔子本身周游列国，见72位国君，也是这样做的，像卫国的蓬伯玉等都是他的朋友，但是他的运气不好，始终上不了台，大家怕他。他如果不择手段，则可以很轻易拿到政权，但是他讲仁，始终守着最高的道德原则。他告诉子贡的，也是这样。
应该看到，后人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的含义缩小了，限制在实际的工人、工作、工具三方面的关系上，这样说服力就更强了，语意也就更加明晰了。比如在挖大量沙土之前，不能考虑用铁锹，而应考虑找来一辆挖掘机了；在打击来犯之敌时不能再选择小米加步枪了，而应考虑导弹和潜艇之类的先进武器了。这样“利其器”的目的就是为了善其事——提高工效和增强威力。工具和装备的改进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也会对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孔子这句名言给我们的启发意义在于：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一定要考虑好什么才是完成这件事情最好的方法和手段，找到并利用好这些方法和手段，肯定会使你事半功倍。
一把斧头如果始终得不到使用，锐利的刃会生锈，因此趁着刀锋锐利之时赶快使用，但另一方面，如果只顾着趁热打铁地前进，而忽视了打磨自己，最后的结局反而是欲速则不达。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伐木工人在一个林场找到了工作，待遇不错，工作条件也可以，他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下定决心要好好干。第一天报到，场长给了他一把锋利的斧头，并给他指定了伐木范围，他来到树林里，挥斧大干，砍了16棵树，场长看了以后说：“不错，就这么干。”第二天，他干得更起劲，可是却只砍了13棵树；第三天，他加倍努力，可是只砍倒了8棵树。
工人觉得很惭愧，觉得对不起场长，于是跑到场长面前道歉，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好像力气越来越小了。场长问他：“你上一次磨斧子是什么时候？”“磨斧子？”工人奇怪地说，“我天天忙着砍树，哪里有功夫磨斧子呢？”
这个小故事告诉人们，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盯住眼前的好处和进度，而忘记了提炼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让自己这把“斧子”就这样一个劲地砍，总有一天会发现已经力不从心，而且再也没有进步的可能。
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反思也会落后。在追求人生目标的过程中，千万不可忘记时刻省查自己，是不是因为斧子太钝而已经力不从心。
亨利·谢里曼是19世纪著名的考古学家，他出生在德国，从幼年起，他就深深迷恋荷马史诗的故事，并下决心投身于考古研究。谢里曼很清楚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需要很多钱，而自己的家境却十分贫寒，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没有直线可走，他决定走曲线。于是，从12岁起，谢里曼就自己挣钱谋生，先后做过学徒、售货员、见习水手、银行信差，后来在俄罗斯开了一间私人的商务办事处。
虽然谢里曼从事商业和投机买卖，面对的都是一些琐碎的、毫无浪漫可言的事务，但他却从未忘记过自己童年时的目标，没有忘记过研究古代希腊。用业余时间，他自修了古代希腊语，而通过穿梭于各国之间的商务活动，他还学会了多门欧洲语言，这些都为日后的“奇迹”打下了基础。
经过不懈的努力，谢里曼终于在经营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中积攒了一大笔钱。
当人们以为他会大大享受一番时，他却舍弃了有利可图的商业，把全部时间和钱财都花在追求儿时的理想上。他始终坚信荷马的每句话，认为通过发掘，是能够找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所列举的所有城市的遗址、荷马所记的英雄的坟墓甚至发生战争的地方的。
1870年，他开始在特洛伊挖掘，不出几年，他就发掘了9座城市，并最终挖到了两座爱琴海古城迈锡尼和梯林斯。
这样，作为商人的谢里曼成了发现高度发展的爱琴文明的第一个发现者，这一发现在世界文明史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使他取得了作为商人所无法想象的青史留名的成就。
此时，人们才真正明白了为什么立志考古的谢里曼要花费那么多时间去赚钱，因为像许多事业一样，考古研究特别是发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更需要衣食无忧的心态。亨利·谢里曼的故事告诉了我们，磨刀不误砍柴工，当有人在一点点磨砺自己的时候，我们却在惰性与惯性的作用下工作，那么明天我们的斧头就会变得太钝了。当我们埋头前进的时候，曾经反思过什么吗？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形成一种惰性，只是根据别人对事物的论断，或者说惯性在前进，而忘记了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每一次有意识的努力，都不过是在做我们想要的事。因此，不能只凭推理就采取行动，要在前进中学会反思，清楚自己努力的性质与状态。
惰性会使我们无所作为，转向错误的方向；惰性会使我们不思进步，走下坡路。因此，对目标有多热心，对工作有多努力，我们就要把同样的热心和努力运用到反思上去。机遇往往只留给那些做好准备的人，所以让我们铭记，在上路之前，先把自己的“斧头”磨好吧。
孔子的话告诉我们，一个人有多大成就，要看他平时积累下多少东西，看他能从别人那里学到多少东西。换言之，就是要看这个人平日里积累下多少人脉。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正像一个聪明的领导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一样，也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信息和智慧。
卡耐基说过，“一个人的事业成就85％来自人脉关系，15％来自专业知识。”由此可见人脉关系对于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性。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免不了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无论身处偏僻的山村，还是安身于繁华的都市，无论是在工厂、企业、公司，还是在学校、医院、商店，都是活生生的人来人往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多姿多彩的，又是千奇百怪、千差万别的。处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的人也是各种各样的，他们性格不一，志趣相异，他们或者由于工作需要，或者为了某种目的，发生着或大或小、或亲或疏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群体、组织、团体等。当你孤身一人闯入这个社会，首先需要获得的便是一个良好的公共关系。
风行一时的畅销书《没有风险的财富》的作者查尔斯·吉文斯曾经说过：“如果你想知道金钱的秘诀，就跟有一大堆有钱的人学。”所以，许多人跟“成功”人士、赚钱“专家”和一些富有的人在一起。然而他们却被这些人唬住了，怕这些比较成功的人不愿意浪费时间或跟他们分享心得。事实恰好相反，其实有成就的人最喜欢别人对他们的成功感兴趣；他们乐意与人分享他们的智慧、点子或商业秘诀。这让他们感到有人重视他们、需要他们。
修炼关系靠平时。在建立良好交际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千万不要与人失去联络。不要等到有事时才去想到别人，“关系”就像一把刀，常常磨才不会生锈。若是半年以上不联系，你就可能已经失去这位朋友了。
人们一直都在忙于自己的事，为生活而四处奔波，没有过多的时间在一起聊天、谈心，可是，我们想要拥有美好的人际关系，就必须多与身边的人联系、接触。冷若冰霜、“老死不相往来”的人是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子的，只有大家之间不断地往来，才能促进彼此之间信息的传递，感情的交流，彼此更深入的了解。
事实上，我们所要做的并不多，只是花些时间有心地去朋友家走一走，也许只是随意地寒暄几句，也许进行一次长谈，总之，我们在加深对方对自己的印象，让他们认为我们越来越熟悉，这样深入下去，我们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融洽。
一般来说，当我们初识一群人时，交际中进展速度跟接触的频率成正比。也就是说，如果你跟某位刚认识的朋友刚开始时总是有机会接触的话，你们的关系很快就会变近，形成比较亲密的群体。道理很简单，为什么你会跟你同办公室的同事、同班的同学很快形成亲密关系而跟其他同事或同学关系就远一层了呢？就是因为你们常常见面、常常接触，彼此很快就认识了、了解了。人与人之间只有经常互通信息、互相交流，才能保持良好的关系。亲戚之间、朋友之间，甚至刚认识的朋友，都要想办法常常联系。
我们每个人都要深知合作的力量，因为我们无法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事情。即使我们一个人跑到荒野中去隐居，远离各种人类文明，然而，我们仍然需要我们自身以外的力量来生存下去。我们越是成为现代文明的一部分，就越是需要依赖合作性的努力。不管我们是依靠白天的辛勤工作谋生，还是依赖利息收入生活，只要我们能够和其他人友好合作，我们的生活就可以过得更顺心一点。
为什么中国人有那么多礼节，碰上婚丧嫁娶等大事，亲戚朋友就要参加，有许多场合还得送礼，这是几千年来的传统，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是亲朋好友经常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如果一户人家常年关闭门户，既不“出去”，也不欢迎别人“进来”，那是在孤立自己。
要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你必须跟你现有的亲戚、朋友保持经常联系。有空给远在异地的亲人、朋友打打电话，通通信，询问一下对方近来的工作、学习情况，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互相交流一下，这是很有必要的，这点时间绝对不能节省。碰上亲戚、朋友的人生大事，如果有空最好尽量参加，如果实在脱不开身，最好也得写信或托人带点什么，不然，怎么算得上亲戚朋友？
对方有困难的时候，更应加强联系。许多人总是喜欢向别人、朋友汇报自己的喜事，而对于困难却不好意思开口，应打消这些顾虑。
另外，常常保持联系对你自己会有许多好处，和亲戚中的长辈经常联系、谈心，一旦你碰上什么事情，如找工作、找对象等，听听长辈、朋友的意见，或者找他们帮忙，对你是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如果平时没有联系，需要时很难找上门去，即使找到，别人也不会乐意帮助你的。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如果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英国诗人柯立芝说：“友谊是一棵遮荫树。”当我们办事不顺或者四处碰壁的时候，你一定经常会想：“如果我有足够多的关系，一定可以更加顺利地完成这件工作。”“如果和那位关键人物能够牵扯上任何关系，做起事来可以方便多了。”因为，只要我们和那些关键人物有所联系，当有事情想要去拜托他或是与其商量讨论时，总是能够得到很好的回应。
西奥多·罗斯福就很明白合作的力量。在他当纽约州州长时就能够充分地与其他政治领袖合作。一方面他能和政治领袖们保持很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迫进行一些他们十分不高兴的改革。当某一个重要职位空缺时，他就邀请所有的政治领袖推荐接任人选。罗斯福说：“他们也许会提议一个很差劲的党棍，就是那种需要‘照顾’的人。我就告诉他们，大众也不会赞成。”罗斯福要实现自己的政策和政治抱负，就不得不和其他政治领袖合作，而他所做的就是尽可能向其他人请教，尊重他们的忠告。反过来，这些政治领袖就主动和罗斯福合作了。
人脉不是金钱，但它却是一种无形的资产，是一笔潜在的财富。没有丰富的人脉关系，你将寸步难行。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你的人脉关系越丰富，你的能量也就越大。别人办不了的事情，你可能一个电话就非常漂亮地解决了；反之，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别人一声招呼就轻轻松松地搞定了。社会是一张网，我们每个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结，你和越多的结建立了有效的联系，那么你就越能四通八达，这张网就是我们通往成功彼岸的捷径。否则，你就只是这么一个结，即使这个结再大，也还是孤零零的结，终究于事无补，尤其是在重视人伦关系的中国。
人脉，是比金钱更重要的成功资本，而人脉，也比金钱更容易得到，只要我们付出真心，就会换回真情。从现在开始，请有意识地积攒你的人脉，不久的将来，你会发现，这些是助你成功必不可少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