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一个诗的国度，在这个浪漫的国度里，送别、赠别等人情往来的诗歌占据了十分之一还要多。唐代是深于情感的时代，是一段充满浪漫色彩的历史，是一个极其奢华的艺术王朝，这话自然是对的。只是这脉脉深情中爱情据少，亲情相对多了一点，绝大多数是男人之间的友情。初学唐诗的时候，很惊诧那些诗人在和男性同伴告别之际最为深情，哀怨缠绵，辗转流连，后来才知道唐代诗人可以不谈爱情，但不能没有友情。你可以质疑他们对爱情上的忠贞，但千万不要怀疑他们友情的诚挚。不谈爱情的他们，照样可以生活得很浪漫；没有友情的他们，可能就会陷入痛苦的深渊。一个成功的男性诗人背后，站着的可能不是一个或一些默默奉献的女性，而是一批势力强大、能力通天的友人，中唐著名诗人刘禹锡就是一例。
刘禹锡，河南洛阳人，自称为汉代中山王刘胜的后代。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十九岁的时候，刘禹锡去长安去参加考试，一无所获，后来模仿汉朝武帝时的幽默大家东方朔，给皇帝写信毛遂自荐，还是没有任何回应。或许正是这一挫折，让他痛定思痛，深刻反省，从而认识到一个人光有了聪明才智，也不能保证他的成功，成功是一个人各种因素的合成产品，是合力的作用。由此，想到了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里，生活的多元化给我们提供了太多元素，也给我们的选择提出了难题，同时也为我们的理想人生目标的设计和科学人生坐标的定位也提出了难题。这就需要我们理性的思考和智慧的选择，来确定适合自己的人生开发计划。如果目标太多，定位不准，无法节制的欲念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灾难。这个时候，理性的思考和智慧的选择会让我们摆脱各种困境，走向成功。
当然，一个人想要成功，首先需要拿出相等的努力和能量；其次，看他能否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别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这是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所以在此后两年，刘禹锡把他的功夫都下在结交朋友上，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经常到名流府上坐坐，混个脸熟。他的策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用他自己的诗来说，就是“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结交当世贤，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由于结交朋友、培养声誉的成功，加上他的学识，刘禹锡真可谓在考场上一路顺风。贞元九年即793年，他考中了进士。
二十多岁的刘禹锡很快进入了丰收之年，他不仅仅获得了一张高级通行证，能够坐上直达快车，更主要的是建立了自己的社交群体，这为他后来迅速进入权力核心集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书舍人权德舆对他原来就有好感，考试成功，刘禹锡马上给他写信，联络感情，加深印象，在权德舆的指点下，刘禹锡顺利通过吏部诠选，被任命为太子校书。中书舍人，官阶五品，地位不是特别高，影响却甚大，是入相的重要途径。后来，刘禹锡进入了淮南节度使杜佑的幕下，这一选择十分重要。杜佑本人是官宦出身，学问深厚，地位尊崇，是当时的强势人物。不久他人朝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顺宗、宪宗两朝担任着宰相兼节度使、盐铁使的要职。杜佑与吏部郎中韦执谊关系密切，韦执谊又与王叔文走得很近。刘禹锡由此得到改革派的领导人王叔文的赏识，认定他有宰相之才，或者是由亲密的战友柳宗元推荐给王叔文，我们已经无从考证。贞元十八年即802年，刘禹锡补调京兆渭南主簿，这是一个重要信号。与此同时，柳宗元为蓝田尉，李绛为渭南尉，看看这些人事安排，我们可以猜测这一任命来之不易。仅仅一年之后，三十二岁的他与柳宗元这一批少壮派同时回到中央，与柳宗元又同时出现在御史台，开始了他们的改革行动，这就是王叔文的永贞革新。中国唐代顺宗时官僚士大夫以打击宦官势力为主要目的的改革，因发生于永贞年间，故名永贞革新。唐代自从玄宗统治时期的高力士开始，出现宦官擅权现象，到肃宗时的李辅国，宦官又掌握了军权。到中后期宦官的专恣骄横，引起皇帝和某些官僚士大夫的不满。永贞元年即805年，唐顺宗李诵继位，他的东宫旧臣王叔文、王伍居翰林用事，引用韦执谊为宰相。他们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结成政治上的革新派，共同谋划打击宦官势力。他们任用朝臣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以图逐步收夺宦官的兵权。此外，顺宗和革新派还罢免了贪官京兆尹李实，这些改革都具有进步性，但却引起了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及与之相勾结的节度使的强烈反对。最后，俱文珍等人发动政变，幽禁顺宗，拥立太子李纯继位，这就是唐宪宗。王叔文被贬后赐死，王任被贬后，不久病死，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韦执谊等8人均被贬为外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
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的幸福生活也就结束了，他被贬为朗州司马，后又任连州、夔州、和州等刺史，官至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刘禹锡不仅是一位政治改革家和哲学思想家，也是一位有着独特成就的出色诗人。他虽然因为参加政治革新活动遭受打击，但心理承受能力大，抗压能力强。刘禹锡被贬到朗州，即今天湖南常德，是年三十四岁。他万万想不到，刚刚得到皇帝的信用，正准备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也正当鋳躇满志，春风得意之时，不料一场铺天盖地的灾难扑面而来，将他的理想击得粉碎。即刻被赶出了朝廷，他由理想的峰巅跌落到痛苦的深渊，苦闷是可想而知的。但刘禹锡曾细心地研究过哲学，也笃信禅宗，在如何将禅宗用于立身处世这一点上，他却也得到了踏踏实实的好处，他能通过哲学的深思，把生活中的愁苦化解为一种具有历史深度的感悟。坎坷的遭遇，不仅砥砺了他坚强的意志，也铸就了他刚健的人格，使他的人生得到了历练。这样，他就能从有限的时空中跳出来，在更高的层面上求得心理平衡。有这样一则故事足以说明他此时的心态，据说当时刘禹锡被贬到安徽和州当刺史，和州知县见他被贬而来，便横加刁难。先是安排他住在城南门，面江而居。刘禹锡不但没有埋怨，反而还撰写了一副对联贴于房门：“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这个举动可气坏了知县，于是他将刘禹锡的住所由城南调到城北，并把房屋从三间缩小到一间半。新宅临河，杨柳依依，刘禹锡触景生情，又写了一副对联：“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知县见他仍是悠然自得，又把他的住房再度调到城中，而且只给他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半年时间，刘禹锡连续搬了三次家，住房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想想这县官实在是欺人太甚，于是他愤然提笔写下了《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人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陋室铭》流传千古，陋室亦因此而名闻天下。如今，刘禹锡当年的陋室位于安徽和县城中，斗拱飞檐，白墙黑瓦，典雅古朴，静谧灵秀。石铺小院，绿茵遍地，松竹迎人，含英蕴秀，令人似乎嗅到浓郁的翰墨馨香。院内东侧小巧精致的亭内，立有《陋室铭》碑石，上刻流传千年的《陋室铭》全文，字为书法家孟繁青所书，风骨端凝，清秀悦目。主室正中，有刘禹锡立像一尊，潇洒庄重，上悬“政擢贤良”匾额。陋室占地不广，踱步其间，似觉人与自然在此得到净化。《陋室铭》通篇81字，情与景会，事与心谐。细读此铭，并不以为此室简陋，但觉得此室很雅，环境之雅，“苔痕上阶绿，草色人帘青”；人文之雅，接纳文人墨客，“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心境之雅，“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抒发了作者旷达致远，不同流俗的可贵气质。刘禹锡为官，清廉无私，勤于政务，关心民生；为文，超世出尘，大智大睿，为后人留下许多琅琅上口，富含哲理的诗歌和散文。
在朗州，刘禹锡一呆就是九年，他可能曾躲在角落里偷偷地暗自伤心了很多次，只是风干的眼泪没有留下痕迹。大约在改革失败的五年后，朝廷起用刘禹锡等人的任命就要出台了，只是没有来得及发布诏令，吏部的任命就被收回了，可能最高领导宪宗皇帝的余怒未息，将刘禹锡等人的工作安排搁置起来。元和十年即815年正月，命运好像终于对永贞革新的罪臣们睁开了久闭的双眼，逐臣们的转机似乎要到来。他们接到诏书，要他们回京复命。这些在蛮荒之地呆了十一年的罪臣毫不怀疑这将是改变他们命运的绝佳机会，柳宗元在回京的路上曾兴致勃勃的写诗道“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可以想见，当他们接到朝廷要他们回京复命的诏书，这对他们来说毫无疑问是布满阴霾的心头忽然漏下了一束温暖的阳光，其中的兴奋是不用说的，日夜兼程地赶往京城长安。以当时他们的戴罪之身到了长安，照理应该诸事小心，因为金光大道已经展现在眼前，可谁料一不留神却又滑了下去。原来到了长安后，有人曾劝他们应该去拜访宰相武元衡，得到权贵的恩典，工作安排相对顺利，但却被他们断然拒绝了。不仅如此，就在这帮人等待安排工作期间，异常兴奋的他们结伴前去玄都观游玩，刘禹锡一时兴起写了一首诗，即《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刘禹锡这首诗通过人们在长安的一座道士庙即玄都观中看花这样一件生活琐事的描写，讽刺了当时的朝廷新贵。想不到一首戏作，却铸成了一场大祸。他的诗作刺激了当政领导的中枢神经，领导一生气，将他和柳宗元等人再度贬到远州，担任刺史。职务提升了，但政治环境并没有改善。我们来分析分析这首诗，从字面上看，前面两句是写看花的盛况，先看第一句“紫陌红尘拂面来”，写人物众多，来往频繁。只见京城的官道上，人马欢腾，尘土飞扬，一派热闹非凡景象。再看第二句“无人不道看花回”，是写人们看花后归来时的满足心情和愉快神态。后两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由物及人，关涉到自己的境遇。玄都观里这些如此吸引人的众多桃花，都是十年前自己在长安时看不到的。去国十年，长安的桃树长的如此茂盛，花也开得如此缤纷，让人不得不产生“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再者，诗人这里有所寄托，如此花开繁盛的千树桃花，不正是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满朝新贵，而看花人都是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吗？这些趋炎附势的小人，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中赶着热闹去看桃花的人一样。归结起来就是，这些了不起的新贵不过是在我等被排挤出朝廷后爬上来的罢了。轻蔑的讽刺使政敌感到非常难堪，所以，此诗一流传开来，作者及战友们便立即受到打击报复，朝廷厉声宣告，他们再度被贬到更为边远的远州。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被贬为播州刺史。刘禹锡家有八十老母，为了能让刘禹锡距家近一点奉养老母，柳宗元用自己较近的贬所柳州换取刘禹锡的遥远荒僻的播州贬所。柳宗元和刘禹锡不仅是科场同年，而且是终身好友。柳宗元去世之前，曾将后事托付给刘禹锡，他的文集也是由刘禹锡收藏和刻印的。他们的文学声望也大致相等，在中唐享誉一时，两人的政治命运也十分相似，都是因为永贞革新而被贬。但两人的结局却大不一样，柳宗元终于柳州，年仅四十七岁。而刘禹锡在连州刺史之后，还做过三任刺史，后来回京，终于太子宾客之职，享年七十一。
就刘禹锡他们再次被贬的五年之后，820年，唐宪宗在宫中暴死。对外宣称因为服食金丹中毒而亡，但史家多认为是被宦官在食物中置毒而死。十四年后，他们才被召回长安任职，十四年中，皇位从宪宗、穆宗、敬宗而文宗，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人，人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但政治斗争仍在继续，作者并没有因为世事的变迁和自己所遭受的磨难而收敛斗争的锋芒，恰恰相反，他向曾经打击他的权贵再一次提出挑战，又写了一首诗《再游玄都观》，旧事重提，表示决不因为屡遭报复就屈服妥协。
百亩园中半是苔，桃花尽净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从字面上看，它似乎只是在描绘玄都观中，桃花的盛衰存亡。道观中非常宽阔的广场已经一半长满了青苔。经常有人迹的地方，青苔自然是长不起来的。百亩广场，半是青苔，说明此地已无人来游赏了。“如红霞”的满观桃花，“荡然无复一树”，而代替了它们的，乃是不足以供观览的菜花。这两句写出一片荒凉的景色，并且是经过繁盛以后的荒凉。与前首诗中的“玄都观里桃千树”，“无人不道看花回”，形成强烈的对照。下两句由花事之变迁，关合到自己的升迁进退，因此联想到，不仅桃花无存，游人绝迹，就是那一位辛勤种桃的道士也不知所终。可是，上次看花题诗，因而被贬的刘禹锡现在又回到了长安，并且重游旧地。这一切，哪能料得定呢？言下有无穷的感慨。再就其所寄托的意思看，则以桃花比新贵，与前诗相同。种桃道士指的是那些打击当时革新运动的当权者。这些人，经过二十多年，有的死了，有的失势了，因而被他们提拔起来的新贵也就跟着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煊赫声势，而让位于另外一些人，正如“桃花净尽菜花开”一样。而桃花之所以净尽，则正是“种桃道士归何处”的结果。这也就是俗话说的“树倒猢狲散”。而这时，我这个被排挤的人，却又回来了，难道是那些人所能预料到的吗？对于扼杀那次政治革新的政敌，诗人在这里投以轻蔑的嘲笑，从而显示了自己的不屈和乐观，也显示了刘禹锡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刘禹锡《游玄都观》的两诗，都是以比拟的手法，对当时的人物和事件加以讽刺，除了寄托的意思之外，仍然体现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意象。
历史真相究竟如何？谁能说得清楚，道的明白，只是读刘禹锡的这样美妙的诗篇，我们又多么希望这些历史佳话都是曾经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正如动人的爱情故事，必须伴随一波三折，必须经过重重考验后，是生死相许的那一种。倘若是平平淡淡，又有谁知道这就是爱情呢？当事人不知晓，旁观者不认可。刘禹锡这么精妙的诗篇，必须要有文坛佳话与之匹配，否则就好像一位天仙妹妹横空出世，没有“凌波微步”的情郎相互辉映，显得那样孤独无助，茕茕孑立，楚楚可怜。这样的佳话传世，虽然又多遭受了十四年的罪，可是却为刘禹锡树立了一个不屈不挠的斗士形象。不乐意的可能是刘禹锡的战友及传说中的那位“执政”。这四个人在乡下苦苦熬过了九年，曾经年轻的脸庞已布满了沧桑，曾经强壮的身体已经日渐衰弱，好不容易盼来了一缕曙光，却因为刘禹锡的一首诗，仅仅就因为他的那一首诗，大家又去过了一段暗无天日的生活，甚至有的人再也没有能够回到京城。
刘禹锡因作《戏赠》诗而触怒了执政的新贵，先被贬到连州担任刺史，后又被调往江州担任刺史。在那里他创作了大量的“竹枝词”。竹枝词是四川一带的民歌，歌词主要歌咏当地的风物和男女爱情，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刘禹锡热爱生活，对生活充满憧憬，他创作的竹枝词读来清新自然，胸怀坦荡，一种豪迈之情顿生，让人感受到一种青春活力的激荡和灿烂年华的召唤。竹枝词这一优美的民间文学形式，曾引起一些诗人爱好并仿制。刘禹锡仿作的《竹枝词》现存十一首。我们来看第一首：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这首诗模拟民间情歌的手法，写一位初恋少女听到情人的歌声时忧喜参半的复杂心情。这是一个春风和煦的日子，江边杨柳依依，柳条轻轻荡涤着水面；江中流水平缓，水平如镜。在这最易撩拨人的情思的环境中，这位少女忽然听到江面上飘来的一阵小伙子的歌声。这歌声就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江水，在姑娘的心海里溅起一阵涟漪，牵动了姑娘的感情波澜。因为她心中早就爱上了这个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明确表态。今天从他的歌声中多少听出了点情意，得到了一点信息，于是她觉得这个人的心就像捉摸不定的天气一样，说它是晴天吧，西边却下着雨；说它是雨天吧，东边却又升起了太阳。“道是无晴却有晴”一句，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非常恰当地表现出初恋少女忐忑不安的微妙心境。
我们再看一首：
山桃红花满山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这首诗中的女主人公，也许正在品尝着失恋的痛苦；也许是丈夫已经抛弃了她，所以唱出来的调子是低沉的。“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一句写满山桃花开的灿烂，二句写一江春水浩淼无穷单从写景来说，这两句写出来的景色是非常优美的，但是这位姑娘的心思并不在于欣赏这里的美丽景色，她不过是因眼前的景色，有所触发罢了。触发了什么呢？就是下面这两个比喻：“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桃花是容易凋谢的，它正像那位郎君的爱情一样容易摧折；而流水是无尽的，正好比自己的无穷的痛苦。读了这两句，谁能不为它的比喻的生动准确而感动！另一方面，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在重男轻女的小农社会里，婚姻嫁娶，对女子来说总有一种不安全感。
刘禹锡的“竹枝词”，语言清丽明快，感情自然淳朴，毫无疑问是唐诗中的一朵奇葩，这是因为被贬谪的词人对乡土生活有着深刻的感悟和体验。也正是在贬谪之地，他把自己的文采华章，从给皇帝的奏疏朝报中抽离出来，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构成张力，抒写成富于山野气息，而又清晰流畅、生机勃勃的农村爱情诗，让读者在扑面而来的浩荡文人诗风中感受到了一脉异音。
诗人被贬后曾到金陵，并游历了金陵的许多古迹。在中国古代，凭吊古迹是文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们在凭吊古迹时，让历史与地理在交错中发生碰撞，在碰撞中激活他们对生命的感悟，让人生得以脱胎换骨。刘禹锡在游历金陵时留下了不少凭吊古迹的咏怀诗，其中组诗《金陵五题》是其中的名篇。也有人说诗人当时还没到过金陵，始终对这个六朝古都怀着憧憬，正好有友人将自己写的五首咏金陵古迹诗给他看，他便乘着兴致和了五首，即《金陵五题》。我们来看他的名篇《乌衣巷》吧：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在今南京市东南的文德桥南岸，是三国东吴时的禁军驻地。由于当时禁军身着黑色军服，故此地俗语称乌衣巷。东晋时王导、谢安两大家族都居住在乌衣巷，人称其子弟为“乌衣郎”，入唐后，乌衣巷沦为废墟。朱雀桥，今江苏省江宁县，横跨淮河。
《乌衣巷》是诗人寄物咏怀的名篇，是组诗《金陵五题》中的一篇。金陵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的都城，演出了无数的历史故事，唐代诗人游览金陵，最易引发盛衰兴亡的感慨。乌衣巷原是六朝贵族居住的地方，最为繁华，这里曾经是东晋朝开国功臣王导和决胜淝水之战的谢安的住宅区，他们留下了多少辉煌业绩，又带来了多少繁华与鼎盛。如今有名的朱雀桥边竟长满野草，乌衣巷口，也不见车马出入，只有夕阳斜照在昔日的深墙上。过去栖息在王谢豪门雕梁画栋上的燕子，现在都飞到普通百姓的房子里去了。诗人没有直接描写乌衣巷一带的萧条景象，只写野草、夕阳、燕子，唤起了读者的想象，从侧面暗示了乌衣巷的衰落，而历史兴亡之感也就在乌衣巷的今昔对比中表达出来，笔调含蓄蕴藉，使人读来余味无穷。
一句“朱雀桥边野草花”。桥边野草蔓蔓，巷口车马寥寂，一切都逝去了。面对遗迹，多愁善感的诗人，怎能无动于衷呢？眼前的陋巷、旧桥、野花、衰草，确实能唤起人们心中的沧桑之感，但还缺少一种氛围、一种情调、一种心理上的色彩。
二句“乌衣巷口夕阳斜”。一抹淡淡的斜阳出现了。试想，当眼前的一切都笼罩在昏黄的斜阳残照之中时，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凉啊！如果说陋巷、旧桥、野花、衰草是眼前景物的写实，那么，这时的“夕阳”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景象，而是饱含着浓浓的个人感情，它把萦绕在诗人心头的、挥之不去的苍凉情感，通过一抹斜阳，形象地表现出来，让人读后欷戯不已，感慨万千。
三四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昔日王谢厅堂的燕子，而今却飞人了寻常百姓之家。以飞燕穿梭于今昔之间，使古今有机相连。在我们眼前，“昔时”与“今日”的景象在时空上得以衔接和延伸，千百年的历史融会于一起。因而，这时的“旧时燕”“王谢堂”“百姓家”，已不再是字面或画面上的意义，它成了历史与现实的代名词，传递着特殊的信息。燕是旧时燕，堂是昔日堂，但人已今非昔比，显赫豪门成了寻常百姓，几百年前显赫一时的王谢两大家已经烟消云散，只有寻常百姓依然如故。其实诗人也在提醒那些炙手可热的权贵不要得意忘形，历史是无情的，何必那么不可一世。在这首诗中，不仅深含着诗人对现实的辛辣的讥讽，也凝聚着诗人对历史变迁不可抗拒的歌咏感叹，也凝聚了诗人对唐代中叶日趋衰微现实的深深忧虑，深切地表现出诗人对历史的追怀与思索。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作者对这一变化发出的沧海桑田般的无限感慨。
唐人咏史，金陵是最常见的题材。金陵，六朝均建都于此。这些朝代，国祚极短。在它们悲恨相续的史实中包含极深的历史教训，所以金陵怀古后来几乎成了咏史诗中的一个专题。在国运衰微之际，更成为关心政治的诗人常取的题材。若论写得早又写得好的篇章，不能不推刘禹锡的《金陵五题》。《石头城》就是这组诗的第一首，刘禹锡写作这首诗时，大唐帝国已日趋衰败，朝廷里面，大臣相互排挤，出现了“牛李党争”，宦官专权依然如故。地方上，藩镇割据势力又有所抬头。所以，他写这首诗的主旨，仍然是讽喻现实，即借六朝的灭亡，来抒发国运衰微的感叹，希望当时的统治者，能以前车之覆为鉴。是在一个明月相伴的夜晚，诗人来到这座古城，山形依旧，涛声依旧，城墙几成废墟，只有那一轮照彻千古的明月，还在静静地俯视着这曾经繁华过，而今衰败了的生命空间。诗人不禁感慨系之：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石头城，这座依山修建，以长江为天险的城池，地形险固，曾经是六朝时镇守南京的军事重镇。然而，陈朝灭亡以后石头城终于失去了它的重要意义，城垣逐渐颓败，变为一座空城。六代豪华全都消逝了，没留下一点痕迹，只有这四周的青山，长江的波浪和天边的明月，还在寂寞地守候着这座空城。今天，连空城也没有了，只剩下这片遗迹。全诗着眼于石头城周围的地理环境，在群山、江潮、淮水和月色中凸显古城的荒凉和寂寞，格调苍茫，境界阔大，感慨深沉，是《金陵五题》中写得最好的一首，历来备受赞誉。一句“山围故国周遭在”。通过写一座古城的兴衰变化，传达出国家的兴盛衰亡，给读者以苍莽悲凉之感。这里，曾经是战国时代楚国的金陵城，三国时孙权改名为石头城，并在此修筑宫殿。经过六代豪奢，至唐初废弃，成为一座“空城”。二句“潮打空城寂寞回”。潮水拍打着城郭，仿佛也觉到它的荒凉，碰到冰冷的石壁，又带着寒心的叹息默默退去。山城依然，石头城的旧日繁华已空无所有。面对这冷落荒凉的景象，千年的沧桑从诗人心头流过，使诗人感到一种无限的沉重。
三、四句“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只见那当年从秦淮河东边升起的明月，如今仍旧多情地从城垛上的女墙后面升起，照见这久已残破的古城。秦淮河曾经是六朝王公贵族们醉生梦死的游乐场，曾经是彻夜笙歌、春风吹送、欢乐无已的地方，然而繁华易逝，而今月下只剩一片凄凉了。末句的“还”字，意味着月虽还来，然而有许多东西已经一去不返了。历史的沧桑感就在诗人的沉思中得以萌发，并渐渐升华成哲人的隽永。
长庆四年即824年，刘禹锡由夔州刺史，调任和州刺史，沿江东下，途经西塞山，触景生情，感怀往事，写下了《西塞山怀古》这首诗：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西塞山，在今湖北太冶东面的长江边。岚横秋塞，山锁洪流，形势险峻，是六朝有名的军事要塞。太康元年即280年，晋武帝命王浚率领以高大的战船组成的水军，顺江而下，讨伐东吴，诗人便以这件史事为题来写诗的。
首联“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公元二八0年，晋武帝司马炎命益州刺史王濬率领精锐水军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直取金陵（吴国都城），以完成统一大业。“下益州”是指自益州而下，“下”字渲染出一种浩浩荡荡、顺流而下的赫赫声势，同时也为下文写吴国的败亡埋下了伏笔。“黯然收”三字，既表明吴国军队闻风披靡、士气黯然的情态，又预示吴国走向失败的必然命运。“收”，便写出了一方的浩浩荡荡，另一方的望风而逃。
颔联“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千寻铁锁沉江底”一句形容吴军防御工事非常坚固，几乎封锁了整个江面。然而由于王濬的足智多谋，很快就攻破了吴军的防守。一个“沉”字形象的说明吴国政权也随铁链的沉没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的消失了。“一片降幡出石头”写吴国国君投降时候的丑态。“降幡”含有讽刺嘲弄的意味。总之，诗的前四句，交代了这场战争的指挥者、进军路线、作战方式、突破江防的经过及吴主出降的情形，在怀古的内容中寓有深意。一个政权的巩固，靠的不是地形的险要，而是人心；失去人心，任何其他防御工事都形同虚设。
颈联“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先看“人世几回伤往事”一句，承上启下，把读者从历史的悲哀中引领到现实中来，南朝三百余年政权频繁更替的历史说明失去人心，不与民为善的必然后果。“山形依旧枕寒流”一句，诗人用拟人的手法写出了西塞山超然世外的精神。“依旧”是说三百年前如此，三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但人间的英雄霸主们并不识相，他们偏要凭借山川险峻，图霸称王，因此难免要一一受到西塞山的嘲讽。“山形依旧”同英雄们的霸业荡然无存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更突出了他们的可悲。
尾联“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是诗人的感慨和对唐朝统治者的婉言规劝。“从今逢四海为家日”一句，以褒奖的口吻赞美当世。通过古今对比，诗人深感大唐二百余年统一基业的弥足珍贵。另外，诗人歌颂“四海为家”，表现了他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立场。“故垒萧萧芦荻秋”一句是说，往日的军事堡垒，如今已荒芜在一片秋风芦荻之中。这残破荒凉的遗迹，便是六朝覆亡的见证，分裂失败的象征。作者把芦荻萧萧的秋色抹在历史的画卷上，来道出怀古的真情。在壮阔的背景中掺杂着悲凉的意味，伤感的诗情。
此诗表面看是写历史变迁，世事无常，兴衰难料之感慨，但如果联系当时藩镇割据的局面和刘禹锡密切关注国事的心态来看，则可知怀古之意实因伤今，作者是在以古为鉴，警示今人。三国六朝的分裂局面已成历史，唐王朝如今还算是个统一的大国，但各藩镇拥兵自重已经多年，“四海为家”的太平景象之下，是否也有深重的隐忧呢？
刘禹锡生活在骄侈腐败的中唐王朝，藩镇势力日益膨胀，诗人因参与王叔文集团，多次被贬。他并不因失败和不幸而消沉气馁，相反地却认为这倒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不足和现实的黑暗，并从中获得更大的教益。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下，诗人豪气冲天，不畏权贵，直面现实，坚持正义，却为难能可贵，但也决非偶然，是出自诗人内心的感悟，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体验以及独特的审美视角。
所以作为爽朗而倔强的革新者，刘禹锡能处处保持这种高尚的情操，以豪兴人世，对理想执著，锐意进取，至老不衰。刘禹锡的整个生命都洋溢着他那“命不压头不奈何”的豪兴和励志。正如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曾经说过的那样，艺术是思想的结晶，它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因而能唤起人们的想象、形象和深刻的美感。刘禹锡用他的艺术思想、智慧结晶和道德情操激活了人们的勃勃生气，唤醒了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无穷力量和英雄豪气，并让人们在他的艺术天地里获得深度的审美和无穷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