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杨贵妃是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绝世佳人，她的美貌无疑是绝世罕有的，正是她的绝世罕有的美貌，致使公元745年8月，身为杨玉环公公的唐玄宗册封她为贵妃，从此她和唐玄宗上演了一段轰轰烈烈的不伦之恋。
第一次接触杨贵妃杨玉环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大美人的名字，还是在中学读唐代诗人杜牧的《过华清宫》一诗的事。后来，不论正史野史，拉里拉杂读得多了，尤其对各种媒体接受到的更多信息的筛选，对这个历史人物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原来，这个大唐王朝最美丽的女人，曾经因为她的美丽改变了李唐王朝历史发展的格局，唐朝历史上的“安史之乱”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哲妇倾城”“红颜祸水”这是两个特别有意思的成语，同时也是一个传统话题，前者是说聪明的女人是祸水，后者则是说漂亮女人也是祸水。当然，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男权社会，妇女永远处于被支配的依附地位，社会不但不给她们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就连她们那点上天赋予的美貌也被否定了。一时间，女人祸水论成了整个封建历史时期的一句结论性的话题。自然，美丽的无以复加的杨玉环也就不能例外。
杨贵妃，小字玉环，道号太真，据现代学者考证，她身高1.64米，体重123斤，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考证结果。还有一种说法，她身高同样是1.64米，体重则是138斤，果如考证，不论是前一种说法还是后一种说法，用现代的审美眼光看，我们会觉得杨玉环的身体并不显胖，应该说是非常适中，用“体态丰满”一词来形容更为恰当，她的胖是相对汉代赵飞燕的瘦而言的。
杨贵妃，祖籍是陕西华阴，后随家迁至山西永乐县（今山西芮城）。她天生丽质，加上优越的教育环境，使她具备了一定的文化修养。她性格婉顺，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并善弹琵琶，“杨家有女初长成，锁在深闺人未识”。开元二十二年七月，唐玄宗的女儿咸宜公主在洛阳举行婚礼，杨玉环也应邀参加了。咸阳公主的胞弟寿王李瑁对杨玉环一见钟情，唐玄宗在武惠妃的要求下，当年就下诏册立杨玉环为寿王妃，婚后，两人的生活异常甜美。
开元二十八年，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病逝，玄宗因此郁郁寡欢。在心腹宦官高力士的引荐下，唐玄宗把目光投向了与武惠妃长得特别相像的儿媳杨玉环。唐玄宗熟悉音律，对曲乐、舞蹈都颇有研究，不少贵族子弟在梨园都曾受过他的训练。《旧唐书》里记载，玄宗曾组建过“宫廷乐队”，选拔子弟300人，宫女数百人，常在宫廷开办家庭音乐会。对于这样一个很有才情的“艺术”帝王，精通音律的杨玉环自然显得格外有魅力。据说有一次玄宗倡议用内地的乐器配合西域传来的5种乐器开办一场演奏会，杨玉环积极响应，热情的报名参与。有文字记载，在演唱过程中，玉环怀抱琵琶，玄宗手持羯鼓，轻歌曼舞，昼夜不息。对此，白居易有诗为证，“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不仅如此，杨玉环还是个击磬高手，她演奏时“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声，虽梨园弟子，莫能及之”。玄宗为讨得美人欢心，特意令人以蓝田绿玉精琢为磬，并饰以金钿珠翠，珍贵无比，赐给杨玉环。
开元二十八年十月，与李瑁成亲五载的杨玉环离开寿王府，来到麵山，此时她才22岁，玄宗已56岁，玄宗先让她出家为女道士，为自己的母亲窦太后荐福，并赐道号“太真”。于是杨玉环搬出寿王府，住进了太真宫。这样做也是为避人耳目，五年后，即天宝四年，玄宗先为寿王李瑁娶了韦昭训的女儿，紧接着就迫不及待地将杨玉环迎回宫中，并正式册封她为贵妃，玄宗自废掉王皇后就再也未立过皇后，因此杨贵妃就相当于皇后。杨玉环不仅长相美貌无比，精通音律，歌舞具佳，而且聪慧伶俐，善解人意，玄宗皇帝自然是喜欢得不得了。进宫不久，便专宠后宫，也难怪白居易在他的《长恨歌》中写道：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然而，唐玄宗李隆基纳儿媳为妃，这是一种极大地违背传统的伦理道德原则的乱伦行为，一直为后世所诟病，“脏唐臭汉”中的“脏唐”一词也绝不是空穴来风。尽管这样的事情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也屡屡发生，先有卫宣公构筑新台纳媳，后有楚平王娶媳逐世子，包括汉代王室后宫，这样的污秽丑闻也屡见不鲜，但毕竟那是历史中丑陋肮脏的一面，为后人所唾弃。玄宗李隆基是有唐一代的开明君主，他和杨玉环的这一段丑闻居然成了历史上的美谈佳话，这就令人觉得有些费解。不过，许多大师都是这样解读的，李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无论在政治制度还是文化风俗，都有过一个全面深入地融合，所以，大唐是一个开放型的社会。开放型社会里，文化习俗方面有着丰富的多元因素，尤其在婚配方面显得相当复杂。李氏家族虽为汉人，但受胡化影响很深，而且李氏家族的成员中，有许多体内流淌着胡人的血液，如李世民之先祖李虎之妻独孤氏，李渊之妻窦氏，包括李世民的妻子长孙皇后，均为胡人。不过出于政治的需要，李世民否认自己与胡人有血脉关系。有一个法号法林的和尚当面质疑李世民不是汉人，以致李世民大发雷霆，意欲杀之。从风俗来看，唐代显受胡俗浸染，胡人本来有“兄死妻嫂，父死妻其后母”的习俗，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即纳其弟齐王元吉之妇为妃，太宗死后，高宗皇帝公开接纳太宗才人武则天为妃，在这其中最为过分的要数唐玄宗夺媳了。这是胡俗，当时人们并不以为耻。还有这样一个案例足以说明问题，杨国忠在岭南做官几年未回家，其妻与人通奸生子，杨国忠回来知道后，显得非常高兴，并且说这是他梦交得子，于是大宴宾客。总之，“男女大防”在唐代是被冲毁了的一个很大的缺口，男女之间，自由恋爱之风颇浓，唐代是一个非常开放型的社会。对此，唐人李商隐在他的《丽山有感·咏杨妃》里写道：
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
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
人们能够想象到寿王当时的郁闷和尴尬。但唐玄宗不顾人伦，依然要夺子所爱，那就只能感叹杨玉环的美色太有诱惑力了。不过，根据常理推断，已步入老年的唐玄宗宠爱杨贵妃，可能不仅仅是贪图美色和床笫之欢，更是将她当作生活体贴入微、凡事知心解意、犹能迎合自己嗜好的精神伴侣。《旧唐书》中说“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如上意”。而《新唐书》里的评语也大致相同。关于杨玉环的美丽在大诗人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中描绘得尤其细腻：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在诗人看来，这样超绝人寰的花容，恐怕只有在上天仙境中才能见到！诗人不露痕迹，把杨妃比作天女下凡，真是精妙至极。即便楚王梦中的神女，哪里比得上眼前的花容人面！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可算得绝代美人了，可是赵飞燕还得倚仗新妆，那里像花容月貌般的杨妃，不需脂粉，便是天然绝色。在明媚的春风中，在华贵的亭槛下，那风华正茂、光彩照人、洋溢着无穷生命魅力与展示造物绝妙手笔、仪态万方的美人展颜一笑，令唐玄宗心驰神往，尽释心怀。
杨玉环并不仅仅是一个摆放在皇宫御座前的高级花瓶，除却容貌出众，更令玄宗神魂颠倒的是她高超的音乐舞蹈艺术修养。史载她“善歌舞，通音律”，而玄宗也有同好，这就难怪他会将杨玉环视为自己的艺术知音和精神伴侣了。这一点从他“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的欣喜语气里便可知。不仅如此，杨玉环还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全唐诗》收有她的《赠张云容舞》诗一首：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
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
这首诗是站在女人的角度写女人舞姿的，她将舞女张云容比之秋烟芙蓉，若隐若现；复又比之岭上风云，飘忽不定；更比之柳丝拂水，婀娜轻柔，衬以罗袖动香，可谓出神入化。
杨玉环不仅美貌无比，而且多才多艺，这才是她深得玄宗宠爱的原因，所以白居易在他的《怅恨歌》中同样写道：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这几句诗极力渲染自从唐玄宗得到杨贵妃以后，在后宫如何纵欲行乐，如何终日沉湎酒色歌舞，如何惰于朝政的荒淫奢靡生活。在诗人看来，李隆基的贪恋美色不理朝政，以致权奸李林甫、杨国忠之流才有机可乘，擅权秉政，祸乱天下，因而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使广大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其实，责任完全在唐玄宗本人而不在杨贵妃，晚唐诗人罗隐对历史上统治阶级将亡国之责转嫁给妇女的做法一贯是持反对态度的。在公元880年至881年黄巢起义军攻人长安，唐僖宗仓皇出逃四川，至885年才返回京城，诗人曾写了一首《帝幸蜀》的绝句记述这件事：
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诗中的“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诗的大意是说，前一回玄宗皇帝因安史之乱入蜀避难，于马嵬坡绞杀杨贵妃以堵塞天下人之口。这一回唐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找谁来做替罪羊，诗人却让九泉之下的玄宗皇帝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何其辛辣。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旨就是“长恨”，是故事的焦点，也是埋藏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是诗中那个婉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极力铺排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
天宝四年，玄宗皇帝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后，从此杨氏一族尊贵显赫，权倾朝野，父兄均因此而得以势倾天下。她的兄弟均赠高官，甚至远房兄弟杨钊，原为市井无赖，因善计筹，玄宗与杨氏诸姐妹赌博，令杨钊计算赌账，赐名国忠，身兼支部郎中等十余职，操纵朝政。杨贵妃有三位姐姐，皆国色，也应召入宫，封为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和虢国夫人，正如《长恨歌》中所描述的：
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玄宗对贵妃可谓是百般宠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杨贵妃出生成长在四川，喜欢吃荔枝。而荔枝主要产在南海，于是朝廷颁诏，令南海每年用飞骑进供。所以晚唐诗人杜牧在《过华清宫》诗中说：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杨玉环爱吃荔枝，这点小嗜好本无可非议，特别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这点嗜好说不定还能增添她的个性魅力。但问题是她不是一般女人，而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皇贵妃，于是，个人小爱好便演绎成了历史大波澜，搅得天翻地覆。
专宠，并不意味着二人感情生活的甜蜜平静而没有波澜，不要说礼法森严的宫廷，即便在寻常百姓家庭里，封建时代对妇女的禁忌规范和清规戒律也是非常严格的。皇帝有专宠，并不意味着他对爱情的忠贞而不去沾腥，贵妃美丽，并不意味着她就因为美丽而不会产生嫉妒。据文字记载，有一次，杨贵妃恃宠骄纵，得罪了玄宗，被唐玄宗遣送回娘家。可是，贵妃出宫后，玄宗饮食不进，不得已高力士又把她召回来。750年，贵妃因“忤旨”又被送出宫外。贵妃出宫后，剪下一绺青丝，托中使张韬光带给玄宗，玄宗大骇，又令高力士把她召回。杨贵妃知道玄宗没有她，便寝食不安，更为骄纵，时人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之谣。白居易所谓“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了。
天宝年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立过边功，深得玄宗宠信，令杨氏姐妹与安禄山结为兄妹，杨贵妃则认安禄山为干儿子。安禄山名义上认杨贵妃为干娘，其实，除却觊觎大唐的万里江山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垂涎于杨贵妃的美艳，为国色美人发动一场战争也值。
公元755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变，促使繁盛的大唐王朝由此走向衰败，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造反，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很快攻陷东都洛阳。公元756年7月14日，安禄山统领的叛乱军大举攻入长安。接到密报的唐玄宗连夜带领嫔妃以及贴身禁军仓皇出逃。第二天，逃亡队伍到达陕西境内的马嵬坡。就在这时，随行的将士突然起义反叛，当朝宰相杨国忠瞬间死于乱军之中。随后，叛乱的将士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杨国忠的姐姐——玄宗最为宠爱的杨贵妃这个大唐王朝最美丽的女人。七十多岁的老皇帝李隆基，最终没有保住自己爱妃的生命，一代绝世美女就这样香销玉殒在荒凉的马嵬坡上，时年38岁。白居易在他的《长恨歌》中这样写道：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对马嵬坡杨贵妃之死，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人梦”。诗歌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故事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波澜起伏。结局又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深化了主题，加重了“长恨”的分量。全诗写情缠绵悱恻，书恨杳杳无穷，文字哀艳动人，声调悠扬婉转，千古名篇，常读常新。
一年后，唐玄宗派宦官改葬贵妃，结果去的人只带回了贵妃生前携带的香囊，从此民间流传出贵妃遗体失踪，贵妃可能没死的惊天奇闻。杨贵妃之死有多种版本，《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认为“贼本尚在”，请求再杀杨贵妃以免后患。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遂缢死于佛室”。《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玄宗是命太监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佛堂缢死的。《唐国史补》记载，高力士把杨贵妃缢死于佛堂的梨树下。陈鸿的《长恨歌传》记载，唐玄宗知道杨贵妃难免一死，但不忍见其死，便使人牵之而去，“仓皇辗转，竟死于尺组之下”。《杨太真外传》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诀别时，她“乞容礼佛”，高力士遂缢死贵妃于佛堂前的梨树之下。
杨贵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此说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杜甫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安禄山占据的长安，作《哀江头》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见血的。李益所作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诗句，也反映了杨贵妃为乱军所杀，死于兵刃之下的情景。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华清宫和社舍人》的“血埋妃子艳”以及温庭筠《马嵬驿》的“返魂无验表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诗句，也都认为杨贵妃血溅马嵬驿，并非被缢而死。杨贵妃之死也有其他的说法。
还有人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坡，而是流落于民间。这个说法源于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回到长安，曾秘密派人去马嵬搬迁杨贵妃的遗体，当搬迁的太监挖开墓葬，发现杨贵妃的遗体失踪，接着杨贵妃没有死的说法在长安城里不胫而走，很快流传开来。早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在《长恨歌》和《长恨歌传》的质疑等文章中指出，杨贵妃可能并没有死在马嵬坡，而是去了日本定居。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长。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贵妃太真之事呢？俞先生认为，其理由是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坡。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白居易《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结果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坡。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逃亡日本，日本民间和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当时，在马嵬驿被缢死的，乃是一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在的上海附近扬帆出海，飘至日本沿海的一个叫“久津”的村子定居，并在日本终其天年。日本山口县“杨贵妃之乡”建有杨贵妃墓。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民间传说杨贵妃死而复生，这反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与怀念。杨贵妃事实上不是安史之乱的本源。高力士曾言“贵妃诚无罪”，这话虽不无片面，但贵妃不是罪魁祸首，那是毫无疑问的。安史之乱风雨过后，人们开始反思，总结天宝之乱的历史经验，终于认识到历史的真相。民间传说，自有公正的评判，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往往比较客观。杨贵妃之死，只是代玄宗受过，作了牺牲品而已。那位倾国倾城的杨贵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的从历史中消失了，但更多的人们希望那个传说内容是真实的，他们希望那个拥有着绝世美貌的贵妃从那场浩劫中幸免于难。于是，人们幻想确实已死了的杨贵妃能重新复活，寄以无限的追念。
《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私誓的形式，明皇、贵妃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这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道的宫廷生活营造出了一个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消，被母性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妃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毫无疑问，杨玉环是唐朝第一美人，她压倒群芳，使“六宫粉黛无颜色”，使后宫女人在她面前降低地位，但也由于她的缘故，“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也使女人在男人面前提高了地位。中国男女不平等的观念，由于有了她，居然一时出现了“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的民谣。当然上面这些，都是指四海无事时候。一旦“渔阳鼙鼓动地来”“千乘万骑西南行”的时候，男权世界占了主导地位，他们将败坏国事的责任，不归罪于他们玩女人，反倒归罪于被玩的女人，而将一代红颜、风华绝代的杨玉环勒毙于乡土，做了替罪羊，身世实为可哀。
中国素有“女人祸水”的理论，政治昏庸了，国将不国了，不指责执政者沉溺女色，失政于民，却推说是女人惹的祸。于是，西周灭亡，说是因为有了一个不爱笑的褒姒；吴国灭亡，吴王夫差败于越王勾践手上，说是因为有了一个西施；董卓被吕布杀了，也是因为貂蝉；唐朝的衰败是因为杨玉环……一句话，都是女人惹的祸。红颜祸水的说法我不敢苟同，两千多年的中国专制王朝实行的“幽闭”“太监制度”实际上就是对某一性别的封杀，统治者为了防止因性乱纲，而对男人一割了之。尽管如此，女人在历史上仍然没有好名声，统治者一倒霉就说女人是祸水，对此鲁迅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作圣贤，可惜全被女人给毁掉了。商是妲姬闹亡的；周是褒姒闹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因为女人，大概未必十分错；而董卓的确可是给貂蝉害死了。”鲁迅的讽刺何其辛辣。北宋大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曾有诗曰：“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胎？但愿君王诛伯飪，不愁宫里有西施。”
美丽不是罪过，红颜不是祸水。“倾国倾城”的美女本来是一种稀缺资源，美貌的女人，具有水一般的灵性，轻谈浅笑间风情万种，是精神的寄托，智慧的化身，灵感的源泉，是美丽和自由的象征，是诗人歌吟的美好意象。可以说，上帝最大的成就，就是创造了女人，这个世界有了女人，就有了美妙和梦想。对美的追求，永远是滋养民族精神的摇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