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古辞《焦仲卿妻》（即《孔雀东南飞》）开头道：“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它与底下仲卿兰芝的故事有何联系呢？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释之云：“用《艳歌何尝行》语，兴彼此顾恋之情。”按乐府相和歌辞瑟调曲《艳歌何尝行？飞来双白鹄》篇云：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返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躇踌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乐府诗集》卷三九）
《艳歌何尝行》的“从西北来”与《孔雀东南飞》的“东南飞”意思相同，其“六里一徘徊”与“五里一徘徊”仅一字之异，况且白鹄不能躬衔病妻的故事跟仲卿夫妇的悲剧有着情节上的类似；因此，陈祚明的解释，乍看上去是相当有理由的。
近人解释《孔雀东南飞》首二句的，大都遵循陈氏之说。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对此点发挥尤为详尽。他认为《孔雀东南飞》的“孔雀”是由“白鹄”讹成的。《孔雀东南飞》“最初的引子必不止这十个字，大概至少像这个样子：‘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流传日久，这段开篇因为是当日人人知道的曲子，遂被缩短只剩开头两句了。”
胡适的考证，貌似新颖可喜，实际很有问题。首先，是“白鹄”讹成“孔雀”的可能性问题。“鹄”、“鹤”二字，“古通用”（梅鼎祚《古乐苑》卷二一），故《艳歌何尝行》的双白鹄，“鹄一作鹤”（《乐府诗集》卷三九）。至于“白鹄”讹成“孔雀”，则未闻其例。古直先生说得好：“白鹄孔雀，鸟不同科，字音固不相通，字形亦不相近。不知双白鹄讹成孔雀，如何讹法也？”（《汉诗研究？焦仲卿妻诗辨证》篇）其次，说《孔雀东南飞》开头本有好几句，日久缩短而成现在的十个字，就更是一种大胆而缺乏根据的假设。胡适何以知道《艳歌何尝行》是当日人人知道的曲子呢？退一步说，即使它是人人知道的曲子，但民间文学是不嫌陈套的，人民对自己愈是熟悉了的东西，往往愈是爱赏不倦，唱歌的为什么要把这种动人的“开篇”简缩成这个样儿呢？假如说这是出于写录这歌辞的文人学士之手，那么，像《孔雀东南飞》这样宏伟的长诗，假如真有一个“开篇”，十来句句子是不算多的；缩成十个字，不但意义含糊，而且于整个篇幅不相称，何苦来呢？
闻一多先生《乐府诗笺》解释这两句说：“《艳歌何尝行》曰：‘飞来双白鹄，……’魏文帝《临高台》曰：‘鹄欲南游，雌不能随。我欲躬衔汝，口噤不能开；欲负之，毛羽摧颓。五里一顾，六里徘徊。’伪苏武诗曰：‘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襄阳乐》曰：‘黄鹄参天飞，中道郁徘徊。’以上大旨皆言夫妇离别之苦，本篇‘母题’与之同类，故亦借以起兴，唯易鹄为孔雀耳。”说较平稳，但没有说明何以易鹄为孔雀，终觉不甚圆满。
《太平御览》卷八二六《织部》保存着一段《古艳歌》的残文，很值得我们注意。其辞云：
孔雀东飞，苦寒无衣。为君作妻，中心恻悲。夜夜织作，不得下机。三日载疋，尚言吾迟。
我们虽然不能知道这首《古艳歌》的确凿产生时代，但它所叙述的故事跟《孔雀东南飞》相同，却是可以肯定的。《古艳歌》的开头，孔雀不再“东南飞”了，不再“五里一徘徊”了；它跟《艳歌何尝行》在字句方面不再有任何关系了，它的开头两句又应当怎样解释呢？
显然，我们应当从别方面来找寻合理的解释。
我认为孔雀是指布疋上的花饰。隋丁六娘《十索曲》云：“裙裁孔雀罗，红绿相参对。”可见古代布疋上以孔雀为花饰。梁简文帝《咏中妇织流黄》诗云：“浮云西北起，孔雀东南飞。”这里借用了两句古诗成句来描写流黄上面的花饰。兰芝的故事，不论《孔雀东南飞》或者《古艳歌》，都从她善于织布叙起，那么从布疋上的花饰起兴，从孔雀说到织布，原是很合理的手法。梁武帝的《河中之水歌》云：
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
这首歌的这一段在叙述上显然是模仿《孔雀东南飞》开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等语句的，其首句的起兴手法也与《孔雀东南飞》相类似。次句说莫愁是洛阳女儿，洛阳靠近黄河，首句即从“河中之水”说起，这跟《孔雀东南飞》及《古艳歌》的从布疋上的花饰说到织布，手法不是很相像吗？
195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