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旁看着，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在心里嘟囔了一句：“多好的同志啊，他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灵！”我看到他对穷人充满了感情，富裕并不是罪，可是他却为此而忏悔！有一瞬间，我怀疑他是不是爱上了贫困，也许他爱上的是贫困背后的东西：集体主义、向心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未被污染的干净纯洁的心灵！
总之那阵子，整个村寨都有点疯疯癫癫，每个人都纯洁得要命，患上了和胡性来一样的相思病：身处贫困中，却对贫困怀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激情！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和两位师兄才敢承认这一点，把这现象拿来讨论——你看，我们的老毛病又犯了，我们凡事喜欢讨论，对一切都要怀疑。
我们最大的怀疑是对自己：村民们倒也罢了，他们无知无识，为何我们三个人，既是外来者，又是读书人，却也身陷这场“热病”中而高烧不止？问题还在于，这到底是不是一场热病？激情之于村寨建设是否是必要的，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这种对自己的审视有价值吗？我们的怀疑是否是适时的、正确的？它对村寨的经济建设有何帮助？
可想而知，这种追问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除了给我们带来难堪和痛苦。
我们的谈话又是那样的小心，因而显得叽叽喳喳，鬼鬼祟祟。第一，这样的谈话与村寨整体气氛不相符，某种意义上，它是对村寨精神的背叛；第二，谈话即便被允许，于我们的内心也是一种折磨。怎么不是折磨？我们看到了身心分裂的自己：相信美好的事物，却对一切美好的事物怀有警惕和不信任；晚上这般否定自己，一俟白天，却又投身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干得比谁都带劲儿！
我跟两位师兄说：“你们说说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中一位想了想，说：“也许是赎罪心理吧。”
我说：“我们何罪之有？”
另一个无奈地回答：“思想不纯，信仰不够坚定！”听得出他口气里的内疚。
我叹了口气，一时无言以对，抬头看了看深邃的星空，此时村民们已经睡去了，村子里万籁俱静，不远处的小树林里，偶尔能听见几声猫头鹰的叫声……多么美好、安宁的夜啊！我却焦灼、痛苦得想哭泣，为我们三个孤魂野鬼，为我们自造的、今生再也不能突围的困境！这是我们的宿命吗？
我说：“这样的怀疑有意义吗？”
两位师兄摇了摇头，给出了否定的答复。
我突然心灰意冷，把身子往小竹椅上缩了缩，以为这样自己就小了，小到无，如空气可以忽略不计！生命对于我这一类的人而言，该是一场浪费吧？即便闭上眼睛，我也能看见那个可怜、可悲、可叹的自己，从那天晚上起，我知道世上有这么一类不幸的人——所有不幸中最不幸者：他们清醒地活着，意识到自己的无能、无用、于事无补；他们痛苦地活着，因为他们孤独、摇摆、无所依傍！
这是一种气质性的不幸，没有谁可以解救他们，这也是后天的不幸，我怀疑，跟我们所从事的专业和身份紧密相连。
说到底，我并不为自己感到羞愧，这是命运所带来的不公正，平静地接受它，不躲避，不改变，我以为这是尊严。
我只是有一点点自卑，尤其是心系道广的时候，那天晚上，我无数次地欲言又止，只是想在嘴里咂一下这个人的名字，但是我以惊人的毅力克制了自己，我不能在两位师兄面前露出一点破绽：我爱上了另一个阶级的人。这注定是一场无望的爱情，在四目交汇的一瞬间，什么都发生了，只是在心里。
只有一次，当两位师兄试图讨论，是什么造就了目前村寨的这场“大跃进”？
我忍不住说了一句：“是歌声。”
“是什么？”他们没听清楚。
我笑了笑，我不会再说第二遍了。把手拍了拍自己的小腿肚子，心里满足得要命。
我当然不会傻到，以为几首歌就能把村庄唱进共产主义，但是这些耳熟能详的歌儿，像《红星照我去战斗》《在希望的田野上》《打靶归来》《团结就是力量》……确实节奏明快，风格昂扬，很恰当地体现了村寨的精神状态。
我不知道是歌声找对了地方，还是村寨选对了它的形式，总之在无垠的时间的荒野里，不更早一步，也不更晚一步，它们碰上了，产生了一场化学反应。
最关键的是，这些歌声是由道广而引起——啊，亲爱的人儿！我把眼睛闭了闭，两位笨师兄怎会知晓我的心意，我再次面露微笑，在黑暗中，他们谁也看不见。
那两天，我拼命追寻道广的足迹，我走遍了村寨的各个角落，各个角落里都充斥着歌声、劳动的号角、村民们笑逐颜开的脸、他们在田间劳作的身影……我今生所能见到的最动人的一幕全在这里了，在这里，又岂能缺少爱情！
我开始发足狂奔，风吹进了我的眼睛里，鼓荡在我的头发和衣裳里，老实说，我并不在乎能否见上道广一面，我知道他在某个地方，与我共此时，我要把我的爱情转化成对这片土地的浓情蜜意。
有一天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和道广漫步于北方的一个风沙小城，这城里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座塔，塔下有一条河，这一天，我和道广就沿着河边走。我们两人都背着手，打着绑腿，那样子既像是恋人，也像是革命同志。那许是傍晚时分，河面上波光闪烁，古塔的倒影落在河中心。偶尔我们会驻足河边，当道广抬头凝视河对岸的古塔，我则侧头看着道广，我的眼里突然汪满了泪水，因为道广与古塔是连在一起的，我却与道广隔着很遥远的距离。
我慢慢地转过身子，为的是让风儿拭干我的眼泪，我不想让道广知道我的心理，他会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祟。
在爱上道广的那些日子，我确实苦头吃尽，我把自己从头到尾否定了个遍，思来想去，觉得自己难以配上这位纯朴、纯洁的男子，是啊，我的灵魂布满圬垢，既不健康，而且多疑，难道所谓的“洗澡”就能把我洗干净？好在不久，我便走出这种沮丧、自责的心理。许是出于某种安全考虑，团长做了一次人事变动，安排我和两位师兄轮流押车上路。
“你们也跟一跟吧，”有一天他诚恳地发出请求，“你们都走南闯北，省城里总有些同学关系，万一路上碰上什么事，还能有个照应，唉——”他叹了口气，“这些天我担惊受怕，右眼总跳个不停，只担心会出什么事！”
我们欣然领命，从此以后，我和两位师兄踏上征程，把自己扮成一个兵，到外面闯花花世界去了。即便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也记得我第一次穿上军装、离开村寨的那个傍晚，我们在路上走了一夜，于第二天凌晨到达位于广州郊外的一个农贸集散市场，又谨守昼伏夜出的规定，在广州消磨一个白天，直到夜幕降临，这才月黑风高地赶回沿河村。这一趟少说也需三十多个小时。
这是怎样的三十多小时啊！惊险，刺激，节外生枝，虎口脱险……就好比一场蹦极体验，从此以后，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欲仙欲死。每次上路，我们都把它当作最后一次，那是置死地而后生的心理；每次上路，又都是第一次，因为险境各有不同，经验于我们全没用。
尤其是我们三个“知书达理”的人，自踏进村寨的第一天起，就再也没有出过门，全身心地把自己献给了这个小环境：革命、改制、理想主义精神……一时竟丧失了现实感，全然不知身外事。
所以不难想象，当我们第一次踏上军车，奔赴前线，沿途所见的荒诞场景，非但使我们瞧着新鲜，对我们的智商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需要应付以“脑筋急转弯”一类的游戏。
我还记得两位师兄第一次凯旋的情景，那是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道广指挥的大合唱已经开始了，我应声而起，打开了门，却见其中一位正痴痴傻傻地坐在走廊牙子上，看上去像是进入了魔幻状态。
我上前招呼了一声：“你回来啦？”
他皱了皱眉头，咕哝了一句：“你听，这歌声！”
我没有说话，察言观色也知道，此兄定是碰上了社会形态上的难题，这一趟该是“村寨一日，人间十年”吧，两相对比，怎能不使他产生信仰危机，生出一种“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时空错综感？但是我对他并不担心，以他的冰雪聪明，相信不久的将来，他必会放弃沉思，以一种活泼的姿态适应我们这个大时代，就像小鱼儿游进了大海里。
另一位师兄则是激动得要命，他是我们中第一个当兵的人。那是在更早些时候，也是清晨，我尚在睡梦中，便被他的砸门声吵醒，他实在等不及了，急于要我们分享他的奇妙心情。他先是爆两句粗口，简洁有力地代替了感叹词，然后一屁股坐在行军床上，把大腿一拍，“过瘾啊！无与伦比！”
他表达力如此之差，急得我们直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只是摇头咂嘴，“我算是长见识了！”
原来这一趟，他把关卡摸了个遍！后来，及至我自己也上路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同时也心有释然：也许我们并没做错，只有“化装”才能自救！否则凭一辆民用货车，如何能走完那三里一关、五里一哨的漫漫长途？那该是我一生中走过的最破敝、壮观的旅途了：关卡之密，有些甚至够得上说话唠嗑！
这些关卡多设在桥头、路边、荒郊野岭、繁华小镇的十字路口……装置也不一而足，有亭舍，茅屋，也有就地取材的——专门守在路边的小吃店、洗浴房，一番吃喝玩乐以后，便来到马路上罚罚款，散散心。
更绝的是，他们有时会化装成便衣，踩着摩托车踏板，抖得像个二流子；或者躲在某个阴暗角落里，眼神炯炯有如夜光灯，看准了一个目标物，冷不防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亮出身份，直把司机吓得一声尖叫，来一个紧急刹车。
司机虽不明就里，却跳下车来，一阵打躬作揖，好话说尽，那些关卡人员也不理会，不由分说，便掏出纸笔开罚单，或有几百，或有数千。数目全凭他们一时高兴。倘若有人问起名目——是啊，罚款是为哪一出呢？那关卡人员便看了他一眼，心想此人该是个二愣子，不知“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吗？他们笑了笑，回答简短而有力，一般都是两个字：“超载”“超速”“违章”不等。
倘若司机继续纠缠，他们便撅撅屁股，意思是少废话，家伙全在后面藏着呢，这时他们的大盖帽也戴上了，那徽章里自有威严。
当然，也有一些关卡人员还是比较客气的，他们会跟“主顾们”称兄道弟，讨价还价，拍拍人家的肩膀，说一声：“哥们，公家的吧？”
原来这里是有说项的，分公家、私人，开收据、不开收据，要回扣、不要回扣不等，其中有一个复杂的计算体系，恕不一一列出了。
接着他们就开始大倒苦水，“你以为这钱就归了我个人？深更半夜的，谁不想在家搂着老婆孩子睡觉？——”伸出一只手来，手心朝上，意思是给钱吧，“你也犯不着心疼，反正都是国家的，换了个部门而已。”听上去似乎也不无道理。
有一次，我们正行驶在一条城郊马路，看见前方有几个穿制服的人正在晃悠，他们双手叉腰，腰束皮带，路旁停着几辆摩托车，还有一辆已经开到了路中心，悠闲自在地正在兜圈自娱。一边回头打量着我们，一边举了举手。
司机骂了一句：“瞎了眼的东西！什么车都敢拦！”并转头征求领队胡性来的意见，“怎么样？下来聊一聊？”
胡性来懒得啰唆，说了一声：“理他呢，往前走！”
军车一声怒吼，把车身抖了抖，拼足老命往前冲去，一时间我耳边只听得呼呼的风声，几声怪叫以及摩托车引擎发动的声音……我把头探出窗外，这一看吃惊不小：他们追上来了，他们越来越近，他们贴紧了我们……我还来不及反应，却是一个趔趄，整个人已经摔到车头上！军车既已停下，四五个民兵不由分说，匕首、短棍、绳索早已插到了裤腰上，他们兴奋得简直要发抖。
胡性来理智地阻止了他们，先是做了一番部署，几个人这才跳下车来，一边颠着腿，一边把对手看来看去。
双方先是交换了证件——叫我吃惊的是，这事竟由我方先提议！敌人大约也是没想到，拿着手电筒朝本子上晃了晃：竟是军方！那手电转了个向，在车身上又照了照，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认栽吧！
胡性来也认真地接过对方的小本本，看了又看，照了照人，他把本本往脑后一扔，微微一笑，“化装的吧？”
“什么？”敌人露出惊讶的神色。
胡性来并不计较，拍拍那人的肩膀，叹了口气，“干什么不好，偏干这个！——”又伸手把那人的皮带扶扶正，“怎么可以把制服穿成这样！”
他朝几个士兵努努嘴，示意他们先上车，临行前又不忘一番教育，“回去好好做点小本生意！碰上老子今天心情好，先饶过你们一回，下次再让我见着，先抽几个大嘴巴再说！哼，正经关卡还需让我三分，别说你们几个！”
后来我也问过性来，这几人的成色到底如何？难道真是我们的同道？
性来拿不准地说：“有点像。”
原来类似的事情，他们已遭遇过不止一起，试想，既然执法人员能化装成便衣，那么，平民为何就不能弄来几套制服穿上，站在马路边拦车收钱？性来苦恼地说：“关卡倒没什么，怕就怕这帮人渣，全没了王法了！”说这话时，他俨然是真把自己当成现役军人了。而作为军人，我们经过关卡时，确实颇受待见：一条军车专道，关卡人员朝我们点头微笑，没有路障。不交款项！我们自然心情舒畅，原来，人是可以被这样对待的！不自觉的，连身子都抬高了许多，腰板挺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齐刷刷地转向关卡，投之以僵硬、多情的微笑——乍一学做人，简直学不像！再看那边，一辆辆民用货车被叫停路边，排起了长龙，司机大佬们围着交警，又是敬烟，又是哈腰，一边大声嚷嚷，又是委屈又是微笑——表情拿捏得丰富微妙！就连肢体也用上了，或是拉拉扯扯，或是摊手耸肩……我们一旁看着，只觉得怜惜，也深为自己脱离了这一阶层而感到庆幸。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关卡为什么就不睁亮眼睛，把我们打量一下。有太多的破绽，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像话，尤其是在道广治下，他手下的兵向来胆大，又喜欢场面堂皇，能把“行军曲”，唱得震天响，一路“轰隆隆”地蹚过关卡——因为是破车，速度上不能带来飘飞的快感，但是你看：他们一脚踏着车踏板，一手扶着车窗，那姿势好一个潇洒！在经过关卡的那一瞬间，他们还不忘抬了抬右手，致关卡以一个军人的敬礼！
关卡人员简直觉得莫名其妙，追出来，跟着军车跑了几步，一边笑着骂道：“我丢你老母，什么意思啊，一群疯狗！”
士兵们也不理会，回身跟他打飞吻。
有一次，在两广交界地带，我们被一个关卡拦下了，其时场面极度混乱，几十个警察全副武装，把枪口对准了四面八方。一时间只听得警笛长鸣，警犬狂吠，远方零零落落几声枪响。原来，三个越狱者劫持了一辆警车，在周遭的丛林里转圈，方圆数百里地正处在戒严中。
我们简直要昏倒，一时车里慌作一团，哪儿还有什么主张？司机把车开往路边，一路抖抖索索向前滑了十几米，道广脸色煞白地说：“停吧，注意别把油门当刹车踩！要剁要剐由人说了算！”他还不及开门下车，三四个警察早已扑上前来，把他堵在门口，只说了一句：“快，抄小道走！上车再说！”
道广也软弱地跟了一句：“快，抄小道走！”
军车顺着小径一路狂奔，我紧张得汗毛直竖，几乎要窒息，非常奇怪的，在这样的时刻，我竟然还会生出一个念头：我们追捕的可是一辆警车啊！——这一念，只使我头晕目眩：历史正在发生惊人的倒错，而现实却不管不顾，只管自己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