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不仅以《边城》、《长河》等许多经典佳作表现了他独特的审美追求，他还通过大量的文论对文学本身的创新发展、价值判断及似盛实衰的现状作了积极不懈的反思和探索。他看似平实朴纳而实际上锋芒如炬的文论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自足的理论体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道路上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他尤其重视文学本体特征和作家个体精神的主张，这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火洗浴中的中国激进文学具有一定的反拨和纠偏的意义。
一、描绘美好人性，重建民族品德
沈从文早期的文学诉求只是“想把自己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才开始真正探索、追寻自己的文学理想。
“我是个对于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生命”在沈从文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他带着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对健康诚实的赞颂，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着意在作品里描绘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把单纯素朴的人格尊为人性中最可贵、最美好的力量。沈从文坚信人类所有伟大的传世之作，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他追求“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的文学理想，与希冀让读者“可以得到一点东西，不拘是什么，或一点忧愁，一点快乐，一点烦恼和惆怅，甚至于痛苦难堪”的美学诉求相得益彰，共同构建出一个纯粹的艺术世界。作品是作家文学思想最好的诠释，《边城》着力展现人性人情的淳美，讴歌生命的原始热情，以美写丑表现出对人类伦理道德和民族品德重建的热切探求。《长河》则触及现代文明进入湘西之后，人性在世道变化中走向堕落这一痛心事实，诉说人世“常”与“变”，不只揭露了黑暗一面，更褒扬了那些淳朴自然的人物性情、灵魂之美。他以一支勤勉不辍的笔，在众多小说散文中致力去描写“乡下人”未经市侩污染的，勇敢、雄强、淳厚、热情的人性美，意欲通过理想化的人物构筑一种美而不幻的艺术人生，向国民灌输高尚圣洁的“爱与美”的精神，陶冶那些被时代扭曲了的“人性”，给人以一种生存的勇气和信心，为灾难重重的民族注入觉醒的新生力量。沈从文要以文学彰显美好人性的夺目光芒，借文学独有的能“翻腾社会摇动信仰的力”去摧毁“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重建强健、自由、民主的邦国。
沈从文深信文学是改造社会的基础和工具。1928-1947这二十余年，是旧中国在苦难挣扎中受锻炼，社会变动最激烈的时期。长年混战使国民生产力凋敝不堪，上层统治者越来越堕落、虚伪，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下层人民既受压迫又被环境异化，大多失去了原来纯朴自然的本性，自私唯利的价值观普遍流行。国之不国，民将焉附？作家寄希望于文学，意欲通过文学对社会、人生、国民精神的改造和促进作用来构建人的理想生命形态，创造健康、光明、自由的民族未来。他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要用作品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增加他在忧患中的抵抗力”。沈从文明白伟大的作品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预示出一个民族的发展趋势。他坚信充满爱和智慧的文学可以给人以鼓励与启示，催生新的勇气和希望，让中国人“在尸骨瓦砾堆积物上，接受持久内战带来的贫乏和悲惨，重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国家”。因此尽管文学道路走得寂寞艰难，他却从未放弃建筑希望，抱着积极豁达的态度，预言“中国新文学的将来，应该乐观”。他更诚心呼吁作家们无愧自己手中一支笔，为民族解放与进步而埋头于本职工作，把“人类高尚的品性”融入作品中，引发民众参与民族品德重造的自觉性，鼓舞中国人“做人”的热诚，让每个中国人产生一种崇高庄严的感情和不可推卸的职责。唯有如此，国家民族的明日才有翻身的希望。
二、不尚文学功利，意在审美价值
文学之于沈从文，是一种近乎宗教情绪般的信仰，他发自内心地把所有精力投入到文学生命里，从不追名逐利，不戏弄艺术。在《文学者的态度》中他曾揭露和批判三种混迹于学界中的所谓“文人学者”：一是“庸才”，他们随波逐流，庸俗无能却自视过高，满心想要跻身名利场；二是“骄才”，这种人容易迷失于阿谀吹捧，喜欢做着“自以为成功”的美梦；三是“伪才”，最善于利用时势，沽名钓誉，炮制名家排场。这些虚伪文人全无建树，却把新文坛弄得乌烟瘴气，沈从文看在眼里，痛恨之余更生忧虑。他指出对于中国文学，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要求作家们重视培养对于人生一切现象的兴味，诚恳地从生活中汲取丰富养料，在文学形式、故事形式乃至人生形式等方面都拥有足够的“常识”，不断尝试，潜心创作有益于世的佳作。在沈从文生活、创作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都处于变革动荡时期，内忧外患，人心惶惶，在传统实用理性的影响下，文学往往被加上各种负载。因袭的文学观认为“文学与政治不可分，且属于政治的附产物或点缀物”，随之产生不少利用政治的包庇惯性和商业的宣传方式，轻易就在短期内赢得市场和读者，套上成功光环的所谓“文学家”。沈从文深恶文学与政治商业勾连后必然产生的不问是非真伪的包庇性和毒害性，早在《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一文中，他就批判了战前中国文学商业化与政治化的现象。许多文学刊物初期致力于打破陈腐因袭的束缚，解放人的行为和观念，热诚前进，有所作为，后来却多数经商业污染，经政治异化，使整个中国文坛慢慢走向堕落。他还极力反对“作家纯粹清客化”的歪风，1942年写了《文学运动的重造》，针对当时抗战时期文学的创作走向，他明确提出要将文学从商界和官场解放出来，使文学作品的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
艺术审美价值是沈从文在创作中始终着意追求的。所谓审美，就是对美的事物的感知、体验、欣赏、领悟和认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常在于给人以一种愉悦感官、净化心灵、催生动力的精神满足。在沈从文看来，“美”并不仅仅是指可以激起人愉悦之情的事物固有属性，更是经艺术体验而达到的使生命趋于无限的精神自由和灵魂重造，写作必须是为了“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要“用我作品去拥抱世界……同许多人发生爱情同友谊”。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他提出“只把创作当成一个企图，企图它成一个艺术作品，在沉默中努力，一意来写作”的创作目的，视文学为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坚信艺术因之而能够不朽和永生。后来在《水云》中他又强调：“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美应当是善的一种形式。”作家的一支笔应当用来“捕捉有生中的一切美”，可以说，美是沈从文的“宗教”。强烈的审美价值追求使他不单要求自己在创作上注意创新，成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文体家，实现内容美与形式美相结合，同时，他更强调作品的情调和意蕴之美，推崇内容丰富、文笔健康、文字清新的佳作。他这种对文学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与他对生命、对人性神圣的仰视是息息相通的。
此外，我们还应指出的是，沈从文虽然反对文学功利论，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但他也肯定文学的社会改造作用有现实指导意义。“文学的功利主义已成为一句拖文学到卑俗里的言语，不过，这功利若指的是可以使我们软弱的变成健康，坏的变好，不美的变美，就让我们从事文学的人，全在这样同清高相反的情形下努力，学用行商的眼注意这社会，较之在迷糊里唱唱迷人的情歌，功利也仍然还有些功利的好处。”相较于当时部分作家所强调的注入鲜明阶级政治内容后激昂高涨的宣传功用，他始终坚持把国民的精神性改造看得比社会改造更为基础，希冀以文学的道德净化力和艺术感染力去实现民族自救。“应当有那么一批人，注意文学的功利主义，却并不混合到商人市侩赚钱蚀本的纠纷里去。”他一心寻求的，是审美价值与社会效用两者的有效结合。
三、针砭政治内战，固守文学独立
20世纪40年代初，沈从文的部分言说曾被归结为所谓的“与抗战无关论”、“反对作家从政论”。应该说，这正是造成他命运坎坷并被世人误解的主要原因。其实这种断章曲解是非常不公的，更背逆了沈从文的本质作为。
抗日期间，国民党统治区一片乌烟瘴气，党政机关大小官吏仗势枉法，社会上流行唯实唯利的人生观，国民忘却了身当民族存亡关头所应有的责任。而在文化领域，检察机关高压束缚民主、控制舆论，当局以“迹近反动”之名，大兴文化压迫摧残运动。混乱的政治现实使沈从文痛苦焦虑，他写下《禁书问题》与《“文艺政策”检讨》等文章，大力抨击当局查禁进步书籍，施行愚昧野蛮政策的行径。1939年，沈从文发表《一般或特殊》一文，认为利用文学作激烈空洞的喊叫，大肆鼓吹政治的“英雄”行为并不能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中。“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坚信极少数远离“文化人”身份，远离“宣传空气”，远离战争浪漫情绪的作家，他们执著于对中华民族的优劣作更深的探讨，更亲切的体认，才是真正在尽身当国家存亡忧患时应尽的本分。1942年又发表《文学运动的重造》再次抨击抗战文学陷入通俗粗糙宣传的现象，谴责某些作家在时代潮流中见风使舵捞取利益的恶风。这两篇文章激起持“文学救国”工具论作家的极大不满，其观点被主观笼统地概括为“反对作家从政论”，并遭受猛烈批判。
然细读作家原文，便可知沈从文原意是强调文学作品不能只作战争的宣传工具，作家也不应该为了政治而完全丢掉艺术，实非反对作家参与政治，更非反对民族抗战。不公的断章曲解，莫须有的指责，使这个认死理的“乡下人”本已艰难的道路日后更加泥泞难走。事实上，作为一名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沈从文热切关注着这场中华民族奋起反抗的正义之争，并积极参与其中。“国家正在苦难中挣扎，凡有做一个中国国民良心和气概的人……一定明白个人出路问题小，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的问题大。”1938年在《给青年朋友》一文中还鼓舞年轻人应当正视当前内忧外患的可悲环境，与民族共哀乐，奋起保家卫国。“现在大敌当前，举国同仇，何况对方又是一个凶狠横蛮的民族……我们力图自卫自存而战，这完全是对外的战争，当然人人有份。”这些细节足可证明他对国家民族的赤诚，却被人轻易地忽略了。如果说八年抗日战争是民族为正义和荣誉而战，作家悲悯之余亦能明白“既然是战争，就不免有死亡”，那么全面内战爆发，“数十万同胞在国内各处的自相残杀”，让中华大地再次血流成河，这样的死亡到底为了什么？沈从文对此始终无法释怀，他以悲哀激愤的目光审视这场暴露民族自身残缺的悲剧，对战争双方都予以贬斥。然而倔强刚毅的本性，使他在陷于国共双方攻击、排挤的两难处境下，仍怀着热情，欲以“爱与合作”、“理性和知识”来重造民族精神，创造全新的民族发展生机。哪怕因把希望寄托在游离政党之外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身上，而被人冠上“第四条道路”鼓吹者的恶名，他也绝不屈服，绝不苟且。
这种政治上的执拗，与他文学上秉持个性原则和无党派立场的固执是一脉相承的。沈从文始终以“乡下人”自居，“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杆秤……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敢于直率地表示自己独立诚实的文学姿态：“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自信“至少还应当保留这种孤立态度十年……我能走的路还很远。”更不惧落下“傲慢”之名，声称“不特读者如何不能引起我的注意，便是任何一种批评和意见，目前似乎也都不需要。如果这件事你们把它叫作‘傲慢’，就那么称呼下去好了，我不想分辨。”实际上他并非目中无人，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他也强调要有接受读者大众批评的襟怀。沈从文认为：“一个作家若不能逃脱个人爱憎与社会流行毁誉，想伟大实无希望可言。”个人从事文学创作，应怀着对“真理与未来”的希望，以“对生存的责任或兴趣”鼓励自己，以“全人类的幸福快乐”刺激自己，不受歪风邪气影响，不失去自我。他反复强调：“一切伟大作品都有它的特点和个性，努力来创造这个特点和个性，是作者的责任和权利。”把坚持个性特点和真情实意视为创作的必然追求，誓以认真、勤勉、孤独的创作态度，实现“慢慢地写……好好写三十年，到二十世纪还有读者”的理想。
沈从文不党不群的姿态和个性自由的文学信仰，使他慢慢游离于文坛的边缘。尽管文章常见于各大报纸杂志，作品受到众多读者欢迎，在文学界内部却受到排挤和轻视，其文学道路异常寂寞。而游离于政党之外的政治立场，注定他不得不承受双重压力。一方面，国民党高压控制舆论，他的创作受到极大束缚和严格审查，《长河》被一审再审，一删再删，原想作三部曲的打算只能被迫放弃。他在《长河·题记》中的自白就道出了内心的压抑：“从目下检审制度的原则来衡量它时，作品的忠实，便不免多触忌讳”，“因为还有另外各种忌讳，虽属小说游记，对当前事情亦不能畅所欲言，只好寄无限希望于未来”。另一方面，因为曾对将文学沦为政治宣传品的现象提出过批评，不断被某些作家歪曲、误解，后来甚至被谴责为“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着”的“地主阶级的弄臣”、“桃红色文艺”的作家。然观其一生，沈从文从来不曾与人民为敌，只为着心中理想捍卫文学净土，怀着对国家命运的强烈责任感，热诚致力于民族文化精神与品德的重造。或许他的某些提法有些偏执，有些过于书生意气，甚至显得不合时宜，但绝对是毫无私心，更无反意的。但他最终仍难逃被冷落的命运，时代的过错与缺失，不公地强加在沈从文身上。
知人才能论世，不真正了解作家的创作生命，就无权对他进行评价。沈从文先生奉献给文坛的魅力瑰宝令人赞叹，他的坎坷经历令人欷歔不已，而他固守的独立知识分子品格以及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在今天依旧能给予万千读者无穷的精神力量和心灵鼓舞。如李锐所言：“随着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喧嚣声的远去，随着众声喧哗的‘后殖民’时代的来临，沈从文沉静深远的无言之美正越来越显出超拔的价值和魅力，正越来越显示出一种难以被淹没被同化的对人类的贡献。”相信随着时间推移，历史睿智的双眼将会对沈先生作出更加客观公正的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