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每年总爱上旧鲁萨住上一段日子。旧鲁萨位于诺夫戈洛德州，是个风景秀丽的疗养地，虽说离彼得堡远了些，但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那宁静的没有任何旁人打扰的环境是得天独厚的，况且那里房租低廉，日常开支比彼得堡可省多了。辞掉《公民》的职务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和家人一起前往旧鲁萨。临离开前的一天中午，有客人来访，爱夜间工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时刚刚起床。他接过妻子递过来的名片一看，不由得愣了一下，是涅克拉索夫。
虽然他从未忘记涅克拉索夫曾经给予过他的帮助，可是后来两人却分道扬镳了。这些年来，在涅克拉索夫等人主编的《现代人》和《祖国纪事》上常有人撰文明枪暗箭射向他，当然他也没少给回敬。路走不到一起，自然就生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次回国都快三个年头了，两人还没见过一次面。不过，也说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两人的内心深处都不见得对对方有多大的成见，也许说不定还有些牵挂。就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吧，只要涅克拉索夫有新作问世，他总是迫不及待地要找来看看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赶紧穿好衣服，来到客厅。他向涅克拉索夫表示了歉意，而后就将客人引进了自己的书房。一晃，都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多年不见，都有些见老。有过那么一段不太愉快的经历，两人一时不免有点尴尬。好在话题很快转向了对往事的回忆，似乎正是那遥远的往事将两人的距离一下拉近了。谈话马上变得亲切而又热烈起来。聊了一阵子，涅克拉索夫亮出了他的来意。他想请陀思妥耶夫斯基明年为他的《祖国纪事》提供一部长篇小说，稿酬是每印张250卢布。陀思妥耶夫斯基马上想起了他在卡特科夫那儿的遭遇：《俄国导报》每印张才给他150卢布，要知道他们在同一时期给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稿酬要高得多，他对此早就深感不快了，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更主要的还是：“他们对我的评价这么低！”涅克拉索夫的条件显然优厚多了，这不是也是对他的一种评价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构思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如果它能发表在享誉文坛的《祖国纪事》上自然是不错的。不过，他得与卡特科夫打个招呼，他终究是《俄国导报》的老撰稿人了，这不仅是礼节上的需要，还因为他好几次经济上陷入困境时，卡特科夫都用预支稿费的方式拉了他一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也要向索稿的《祖国纪事》预支二三千卢布的稿酬，这已经是他的惯例了，他要靠这笔钱来维持创作时的家庭开支。涅克拉索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要求一概表示理解和接受，但当他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最后还得让妻子安娜表个态时，不由得惊讶地耸了耸肩。
陀思妥耶夫斯基推门出去，谁知安娜就在书房门外。
“干吗还要问我呢？答应下来吧，费嘉，立即答应吧。”安娜急忙说道。
“答应什么呀？”陀思妥耶夫斯基惊讶地问。
“哎哟，我的天！就是涅克拉索夫的提议呗。”
“你怎么会知道他的提议的？”
“我站在门后，全部谈话我都听到了。”
“那么，你是在偷听？哎哟，安涅奇卡，你怎么不害臊？”陀思妥耶夫斯基遗憾地叫道。
“一点儿也不害臊！你一向什么事都不瞒我，这事反正总要告诉我的。我偷听到了又有什么关系，这不是别人的事，是我们俩共同的事啊。”
陀思妥耶夫斯基听了安娜的这番辩解，只能两手一摊，毫无办法。谁说不是呢？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越来越离不开安娜了。这不，安娜不仅把家里的事弄得井井有条，而且去年还打起了自行出版和发行《群魔》的主意，事情果真有声有色地搞了起来，一年下来净赚了四千多卢布。这多少减轻了一点沉重的债务负担。怎么能不听一听这么能干的妻子的意见呢？
“我怎么也想不到您受您夫人的‘管束’”，涅克拉索夫笑着说道。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坦然回答。“我和她相处得十分和睦，我所有的事都让她知道，我相信她的智慧，她的才能……”
约稿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1874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肺部感觉不适，连呼吸都有点吃力。医生劝他上德国西部的温泉疗养地埃姆斯去治疗一段时间。6月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动身去了埃姆斯。在那里，他一边治疗，一边开始构思他的长篇小说《少年》。
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越来越关注年轻的一代。“父与子”的问题和“偶合家庭”的问题是他近期文章中常常涉及的一个主题。有一次他这样说：“我过去也总是观察孩子，如今格外留意了。我早就给自己提出一个理想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既写俄国目前的孩子，当然也谈他们现在的父亲，从他们现在的相互关系上来谈……我尽可能从社会各阶层中选取父辈和子辈，并对子辈从最初的童年时代开始便加以研究……《少年》是实现我的思想的一个初步尝试”，主人公“是社会的弃儿，‘偶合家庭’中的‘偶合’成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如今俄国许多家庭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父母或放弃自己的责任，纵容子女的不良习惯，或粗暴地对待子女，虐待亲生骨肉，像托尔斯泰在作品中描写的那种清晰严整的家庭结构已不复存在。他认为，“偶合家庭”是社会过渡时期人们丧失崇高思想的产物，在对生活采取淡漠和怠惰的情绪下也就忘记了对下一代应尽的职责。他很想在小说中表现这一点。“分崩离析是长篇小说中显而易见的主要思想”，他在创作笔记中写道。主人公确定了：少年阿尔卡其？多尔戈鲁基和他的父亲安德烈？维尔西洛夫。
8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了趟日内瓦，为他心爱的女儿索尼娅扫墓。当年他与安娜在墓前栽下的柏树已枝繁叶茂，他为妻子摘了几根枝条，随即启程回国。
去埃姆斯疗养回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精神确实好多了，他开始埋头写作。他很感谢妻子的帮助，她的速记和誊写大大加快了他的创作进度。不过，安娜倒从来不把为丈夫作速记视作负担：“听我最心爱的作家口授自己的新作……这对我来说，是件乐事。口授完毕，我丈夫总要对我说：‘嗳，你说怎么样？’……我丈夫十分重视我的直接印象……有一次，他给我读刚写完的《少年》中的一章，其中描绘的是一个姑娘自缢的情景。我丈夫读完以后，朝我瞅了一眼，就突然喊叫起来：
‘安尼娅，你怎么啦，你脸色苍白，是累坏了吧？’
‘那是给你吓出来的！’我回答。
‘我的上帝，难道这给你那么沉重的印象？真遗憾！真遗憾！’年底，《少年》第一部的前五章按时寄给了涅克拉索夫。小说得到称赞，并在1875年1月出版的《祖国纪事》上刊出。
这一期《祖国纪事》上，打头的是涅克拉索夫的一首诗，而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少年》，再后面还有萨尔蒂柯夫-谢德林的评论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竟然刊登在进步刊物《祖国纪事》上，而且还在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中间！这在那些与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格格不入的人们中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保守刊物上出现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冷嘲热讽的文章。如今，“变节者”和“叛徒”的称号又从另外一边飞了过来。这真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难以理解！托尔斯泰不是也有作品刊登在《祖国纪事》上吗，他们为什么无动于衷呢？其实不管是在《公民》当编辑还是在《祖国纪事》发表小说，他不还是原来的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这场风波倒是让他看清了某些“好朋友”的真面目。对于迈科夫的冷淡，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有些不快，但知道此人的脾性，因此不怎么放在心上；可那个斯特拉霍夫就难以让他容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妻子谈到他与两人的这样一次交往：“斯特拉霍夫不知什么原因，跟我有点别扭。迈科夫问起涅克拉索夫，我谈了涅克拉索夫对我的恭维以后，迈科夫的神色变得忧郁起来，而斯特拉霍夫则显得十分冷淡。安尼娅，他是个可恶的神学校学生，仅此而已。他在生活中曾经抛弃过我，一次就是在《时代》破产之后，直到《罪与罚》获得成功才又跑来找我……”他还在笔记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你们不配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改变了信仰……我在力图同我国人民结合的同时……并没有丝毫改变我的理想。你们是不会理解我的。”
1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把《少年》第一部的后五章送到了《祖国纪事》。那天，他正在彼得堡家中，涅克拉索夫突然来访。“昨天，我坐在家里读了整整一夜，完全入迷了，而在我这样的年岁，又是这样的身体，照理是不应该这样入迷的，”一进门，涅克拉索夫就喜形于色地向他表示祝贺。“老兄，您的作品多么富有新鲜感呀！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就写不出这样新颖别致的东西了，任何一个作家都写不出来……”他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最喜欢的是后面这五章里的头二章，中间一章弱了些，外部事件太多。这些正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感觉吻合。真是个出色的鉴赏家！临走时，涅克拉索夫又关照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来是与您商谈以后的事情的。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别赶时间，也别糟蹋它，因为开头实在太好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兴奋地写信将这件事告诉妻子：“《祖国纪事》非常器重我，涅克拉索夫希望与我建立起完全友好的关系。”从彼得堡回来后，他又详详细细对安娜谈了此事。安娜说：这“使我深信，他是多么珍视他和青年时代的朋友之间亲密关系的恢复”。涅克拉索夫此次来访提出的缓一缓的建议，也很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思。赶完第一部后，他是有些累，医生也建议他今年春天再去埃姆斯疗养一段时间，以巩固去年的疗效。当然，他决定走以前先把第二部的稿子给交出去。
4月里，安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国护照的事去了趟旧鲁萨警察局，无意中在那里发现了一本厚厚的卷宗，上面写着：“有关处于秘密监视下暂时住在旧鲁萨的退伍少尉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材料”。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这个消息，深感不快。这时夫妇俩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信件老是被耽搁。
这次出国走得不痛快，在埃姆斯也只待了个把月，5月底去的，7月初就回来了。他不愿久留的原因主要还是牵挂妻子的身体：她已怀孕多月。此外，写作也不顺利，“没劲动笔”，“在这样的愁闷中，我有可能破坏‘思想’本身”。
8月1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个儿子阿辽沙出生了，孩子很健康，安娜恢复得也很快。陀思妥耶夫斯基心情十分舒畅，连《少年》的写作也变得顺畅起来。8月底，他把小说第三部分的头上几章寄给了他青年时代的好朋友普列谢耶夫，如今普列谢耶夫也在《祖国纪事》当编辑。随稿寄出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不要对作品作任何修改，因为“在我这儿，每个人物都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理解说话”。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离开旧鲁萨，回到了彼得堡。就在这一年年底，《少年》在《祖国纪事》上连载完毕。
《少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写成。主人公阿尔卡其是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贵族维尔西洛夫的私生子，养父则是农民马卡尔？多尔戈鲁基。作者曾经这样谈到阿尔卡其：“在这部作品中，孩子已经度过了童年，长成为一个不成熟的人，羞怯而又果断地希望尽快在生活中迈出自己的一步。我选取了一个尚未被罪恶吞噬的灵魂，但它已经受到可怕的堕落的威胁，很早就被仇恨自己的卑微地位和偶然遭遇的阴影笼罩着，被挥霍摆阔玷污了，由于挥霍摆阔，这个还纯洁的人已经有意识地让恶习侵入自己的思想，已经在自己的心灵里怀有恶习，在自己的羞于公开的，但已经是大胆而热烈的幻想中欣赏它……”阿尔卡其童年时代过的是卑微屈辱的生活，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也使他对世态炎凉有了切身的感受。在金钱世界的阴影中，他幻想像法国银行界的巨子罗特希尔德那样拥有万贯家产，获得为所欲为的权力。为此他依靠顽强的努力，乃至不择手段地去积攒金钱。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看到了金钱违背人性的一面；维尔西洛夫向他描述的思想动摇了他原先的信念，他感到迷惘；而这时笃信宗教的马卡尔又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感受到了马卡尔身上的真和美。阿尔卡其决心继续探索人生道路。他将进入大学深造，“旧的生活完全过去了，而新的生活还刚刚开始”。这既是“偶合家庭”的成员，又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新时代的主人公。
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贵族知识分子维尔西洛夫。他出身于“最古老的名门贵族，同时又是巴黎公社社员。他是个真正的诗人，热爱俄国，然而又完全否定它。他没有任何信仰，几乎愿意为某个不明确的目的而献出生命，他叫不出这个目的的名目来，但是像俄国历史上彼得堡时期许多俄国的欧罗巴文化传播者一样热烈地相信它”。这个人物身上的双重人格表现得相当明显。他和许多贵族一样生活荒唐，挥霍无度，但同时却极富同情心，为人们的不幸而痛苦。他是一个思想家，热烈地向往着人类美好的“黄金时代”，可他的思想中又充满了矛盾。他曾这样对阿尔卡其谈到他的“一个奇妙的梦”：在人类的乐园里住着优秀的人们，他们幸福而天真，到处是迷人的景色，到处是真诚的欢乐……可是，多少人为之献身的这个幻想，在现实面前似乎又是那么遥远，似乎是“人类一个最大的谬误”。他在谈到自己时，一方面为属于的“俄罗斯民族最高的有教养的阶层”而自豪，一方面又为自己永远是个漂泊者，在哪儿也找不到自己的生活和精神的家园而痛苦，这种痛苦和矛盾甚至导致他的精神崩溃。作者笔下的维尔西洛夫是俄国老一代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的那些泛欧思想家的典型，虽然作为艺术形象这一人物已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小说中，作者通过人物之口认为：如今“许多俄国贵族家庭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大批地转为偶然凑合的家庭”，《少年》描写的就是这样的家庭和这样的主人公；描写当代现象的作品也许“不可能成为艺术上完美的作品，犯严重错误倒是可能的，夸大和疏忽也是可能的”，“但是一个作家既然不愿意只写历史形式的作品，又对现代问题感到苦恼，那他应该做什么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心哪怕“猜测……犯错误”，也要继续探索“偶合家庭”的命运。
187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作家日记》的写作和自行出版上。这一年一开始就很顺畅：重新出现的《作家日记》大受读者欢迎；继《群魔》之后，《白痴》的自办发行也取得了成功，债务的压力正在逐步减轻；一家人都很健康，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也很久没有发作了。安娜的心情好久没有这样舒畅了。5月里的一天，情绪极佳的安娜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与丈夫开个玩笑如何？昨天，他不是向她推荐过女作家索菲娅？伊凡诺夫娜的一部长篇小说吗，这部小说里有一封某个坏蛋写给主人公的匿名信。信是这么写的：
“最高贵的彼得？伊凡诺维奇阁下：对阁下来说，我完全是个陌生人，但是由于我对您十分同情，因而胆敢提笔给您写这封短笺……您所亲近的人正在卑鄙地欺骗您……您放她自由行动，她却走向毁灭，掉进了别人的魔掌，在他面前，她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可是他那诱人的外表使她着了魔，他攫取了她的心，她觉得没有人的眼睛比他的眼睛更可爱了……如果您对我不信任的话，那么，您太太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颈饰，您去瞧瞧放在她贴胸的饰物中藏着谁的相片……”
对了，就把这封信的抬头改成“最高贵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阁下”，然后将内容依样画葫芦地抄一遍（当然，字体上要下些功夫），再寄给丈夫，想必他一下子就会戳穿她的把戏，准会乐上一阵子。抄好的信一早寄出了，傍晚它和其他的邮件一起被邮电员又送到了他们家。晚饭后，心情愉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拿着邮件回书房去了。过了一会儿，安娜推门走了进去，只见丈夫神情悒郁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你戴着颈饰吗？拿给我看看！”他突然在安娜的面前站住了。
“戴着呀，你看过多少遍了……”
“把颈饰拿出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声喊了起来。安娜明白，她的玩笑开得过分了。她想取下颈饰，可还没等她解开扣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用激动得发抖的手一把将它扯了下来。颈饰打开了，里面的相片是安娜和小女儿柳博芙。
“费嘉，你真傻，你怎么会相信匿名信？”
“你怎么会知道匿名信的事？”
“怎么会不知道？是我自己寄给你的啊！”安娜很快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拿出了她写的底稿。
“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在这半个钟头里，我痛苦到了极点！”
“谁会知道你像奥赛罗那样不经思考，就一头撞在墙上，”安娜说话间觉得脖子有点不大对劲，原来颈饰在被扯下时，拉断的细链把她脖子上的皮给擦破了。
“我的天，我干出了什么事情啊！我把你弄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慌了神。在发现问题不大后，他又用愧疚的和央求的声调说，“安涅奇卡，请千万别再开这样的玩笑，弄不好谁知会惹出什么样的祸事来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强烈的嫉妒心让安娜吃惊，也使她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丈夫对她的爱，她甚至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爱。不久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埃姆斯写给她的信中深情地说：“我亲爱的，你为什么说自己是个‘平庸’的人？你在女人中是出类拔萃的，你比所有的女人都好……你不仅操持家务，为我的事情操心，还要照管我们这些任性的和难侍候的人……当然，与你的能力相比，这些事简直微不足道，即使让你当一位女皇，把整个国家交给你，我敢向你打赌，你也会比任何人都管理得更好。你是那么聪明、那么富于理智、那么善良而能干。你信上说我‘怎么能爱上你这样又老又丑的女人’。你这完全是瞎说，对我来说，你美丽无比、盖世无双。任何一个有良心、有眼力的人，只要他仔细观察你，都会这样说的……”
那年夏天，彼得堡大学的教授瓦格纳带着他的一家子人也住在旧鲁萨。一天，他在路上遇到安娜，对她说道：“嘿，昨天您的丈夫真使我吃惊！我在散步回来时在路口见到他，见他心事重重地四处张望着，还向人打听见没见到一头栗色的母牛。我以为他是依据民俗推测天气呢。后来才明白，他真的是在找一头走失的母牛。”
“这有什么可让您惊奇的呢？”安娜不解地问。
“怎么不惊奇呢，”瓦格纳回答，“一位大作家的头脑里应该始终被高级的思想所占据，可他却在外面转悠着找一头牛！”
“您不明白，可敬的教授先生，”安娜说，“我的丈夫不仅是个有才能的作家，而且是个最顾家的人。您瞧，如果我们向农民租的这头母牛走丢了的话，那么孩子们就吃不上奶了，他怎么能不着急呢？”
瓦格纳显然还无法把一个找牛的人和一个大作家画上等号，他耸耸肩走开了。
1877年下半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搬了一次家。他在彼得堡靠近弗拉基米尔教堂的一所普通的公寓里租了一套五居室的住宅。面积是宽敞些了，但陈设仍很简单。公寓的大门低于地面，进门必须走下几级台阶，如同走进一个地道的入口。他家的寓所在二楼。进门第一间是儿童室，屋子里有父母亲给孩子们买的礼物，如瓷娃娃和木马等，此外还有不少普希金童话诗、俄罗斯民间歌谣和果戈理小说等书籍，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天晚上在孩子们临睡前给他们念的读物。隔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俩的卧室，梳妆台上放着陀思妥耶夫斯基送给妻子的照片，上面写着：“献给我最善良的安娜”。走过小餐厅和客厅，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房。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是作家十分喜爱的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的临摹。从房间的窗口可以见到弗拉基米尔教堂那古老的天蓝色圆顶，作家常常向它投去注视的目光。除了卧病或外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天早晨都要带着他的孩子走过高低不平的石板路去教堂做祈祷，附近的人都熟悉这位爱戴圆顶礼帽、手杖不离手的大胡子作家。
从1877年年初起，涅克拉索夫就卧床不起，病情日益加重。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去探望他，两人亲切地回忆着往事。他的病终于没有让他拖过这一年，12月27日晚，涅克拉索夫去世。次日清晨，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这一消息，极为悲痛，他立即赶去向遗体告别。安娜后来回忆说：“这一天，他整夜朗读着已故诗人的诗歌，真诚地赞美其中的许多作品，认为它们是俄国诗歌中的真正杰作。我看到他异常激动，担心他的癫痫病会发作，于是就陪着丈夫在书房里坐到天亮。”两天后，他又出席了在新圣女公墓举行的有数千人参加的葬礼，并在放满鲜花和花环的墓穴前发表了演说。当时他很激动，几乎语不成声。他说：“这是一颗受到创伤的心灵，它一旦受到创伤，便永远难以愈合；正是这种难以愈合的创伤，才是他全部诗歌和他那火热到令人感到痛苦的爱的源泉，他把自己的爱奉献给了所有受苦难的人们……在我国的诗坛上，涅克拉索夫兼收并蓄了所有那些作出了‘新贡献’的诗人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位置应紧靠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之后……”
不久，《作家日记》上还刊出了他的另外几篇悼念涅克拉索夫的文章。在《有利于涅克拉索夫的证明》一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批驳了某些人对诗人的攻击。他在引用了诗人的“你可以不做诗人/但必须是一个公民”的诗句后写道：“他以自己的心和自己的才能为人民服务，从中得到自我净化……他在对人民的爱中为使他痛苦的一切寻找着某种坚实的东西……这个人始终留在我们心里。这位诗人的激情经常是真挚、纯洁和淳朴的！他对人民的向往是多么高尚，这使他，作为一个诗人，处于崇高的地位。至于作为人，作为公民，他又以对人民的热爱和同情证明自己是无可指责的，而且弥补了自己的许多不足之处，如果确实有不足之处的话……”正如安娜所说：“这篇文章是对涅克拉索夫这个人的最出色的辩护词，胜过当时任何一位评论家所写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