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水清病了。传话给我的，是她丈夫白儒的老部下，上个月刚刚退休了的珍珍大姐。珍珍大姐人退心不退，敬业精神没有一丝消退，不但还依着当初当副主编时的惯例，每周一、三、五上午都到由她创办的《情爱健康》杂志去坐上半天，而且衷情不变地关心着我们申江出版社里的一应事务，从本社决定加入市世纪出版集团、我有可能被提拔为副总编这样的大事，一直到门房收发员赵老头已无痛割除痔疮、但从此失去了性功能这样的小事，她统统都了如指掌，而且还是一如既往地进行宽带网速度的传播扩散，尽快尽早让全社人民群众都知道。她就是有这么一种嗜好，或者说是特点，或者说是毛病。这改不了的毛病，使她虽然毕生写过几十份入党申请却永远也入不了党，因为党是有许多秘密的，党员是有守密的要求的。你听她是怎么向我传播水清病倒的消息的吧：
“水清又病了。”她说。
“是吗？这几天感冒的人特别多。”我说。
“呀小王你没听清楚，我是说水清又，病了！”她强调着重音。
“喔……你是说，她犯了……老毛病？”
水清患有癫痫病，可是她两年前到她在美国的女儿那里去，动了一次手术，后来就再也没有犯过，这我知道。
“对了，就是那个羊癫疯！这次还是大发作，昏过去半个多钟头，在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后来转观察室，呆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才回的家。”
“有这么严重？”
“严重！怎么不严重啊！脸上都跌破了，大面积内出血，黑紫了一大片！”
“你……你见到她了？”
“啊，我也是听说的，她们家的安徽保姆跟我们家邻居的保姆是老乡，还沾着一点表亲的。”
她当然只能听说，不可能亲眼见到。她走不进水清的家。
我去看望水清。
我一直记着水清对我的恩德。
二十年前，上一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水清规劝我同意跟德贞离婚。
水清那时跟我同在华东中学当教师。
要知道二十多年前离婚很稀有。离婚是丑闻。离过婚的人降为二等公民。当然，我前妻丁德贞不在乎。后来成为她后夫的、她那位当厨师的远房表哥已经调向外洋轮，挣的是外币。德贞的思想总是很超前，早在“文革”刚刚结束，改革开放方兴未艾之时，就已经领悟了中外合资的优越性。她在各式各样的明吵暗闹都达不到协议离婚的目的之后，向法院递送了诉状。
我拿到了传票。
我拿到传票这件事在当时本身就成了我的罪状。
如果使用电影电视中的闪回镜头，我当时的风貌如下：
我像一只瘟鸡。乱蓬蓬的头发赛似一只鸟窠。脸色焦黄，失眠的眼睛肿胀着，眼镜的玻璃镜片上总是蒙着花花的灰尘。我还像只屋檐下躲雨的鸡。深秋的天了却还不知添衣，肩膀于是就总是如淋湿了的鸡翅般紧缩着而且高耸。我同时还像只斗鸡，无论对谁都三言两语不合便大吵，某日竟在课堂上对学生动粗，一把拎住了一个不听话的学生的衣领子要将他拖出去，不料那高二的小子比我结实得多，师生两个终于纠缠在一起共同出了教室进了教导处。水清当时已经“官复原职”，是教导处的主任。
水清怎么处理那个让我扭伤了手腕子的学生，我忘了。我只记得她让那学生离开之后，天已转黑，教导处里只剩下了我和她两个。她站起身，将两个热水瓶里的剩余开水统统倒到一个脸盆里，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块毛巾，按进去，用手指拎起，嘴里咝咝地吹着，绞干，递到了我的面前。
“洗把脸，”她说，“有多少天没洗了？”
我把脸蒙进厚厚的烫烫的软软的毛巾，许久许久。
那是一块新毛巾，我感觉得到。
这感觉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脸上、手上。
我搓着毛巾的时候，她拿过我放在桌上的眼镜，用一块手绢细细地擦拭着上面的镜片。
“告诉我一句实话，”我听见她在说，“你跟德贞，到底还有没有真感情？”
我料不到她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发了呆。
她把我的眼镜递还给我。我透过一下子变得非常明亮了的玻璃片，望着水清。她比我大了十多岁，但是不见老，看上去像是我的大姐。她的目光里的确有着大姐般的关切和慈爱。
她直视着我说：“我问的是，你们俩之间，到底还有没有真正的、就是夫妻之间的感情？”
这样的问题，在那年月里还是很不时兴。“文革”刚结束，人们不习惯使用“感情”这个词。用这个词的时候总有一个限制词在前面，或是“阶级感情”，或是“革命感情”。与德贞多少年不和了，人人皆知，但从没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离婚诉讼一起，所有我的亲朋好友都撺掇我抓住德贞与她表哥的真凭实据，鼓励我偏不让想离婚的阶级敌人得逞。大家都告诫我应该拖死这个见异思迁的丁德贞，还有她的表哥，不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拖十年八年，看你丁德贞从粉面桃花拖成干瘪老菜皮，看你外洋轮上的厨房小帅哥拖成脑满肠肥的烧饭老师傅。法院的每次调解都只是为我提供与德贞唇枪舌剑的场所，我跟德贞一面对面就全心全意地演绎着阶级斗争。我作好了长期的、激烈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斗争准备，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离不成婚的胜利。我整个人，全部的思想，统统已经板结成钢铁练就的特殊材料，哪里还会想到从水清口中发出的这个词儿——“感情”，嘿，还是什么“真正的、夫妻之间的感情”！
我抽了一支烟。
水清走进走出地，先去拿了个烟缸，放我面前，再去倒了那盆灰糊糊的洗脸水，最后泡了两杯茶，给我一杯，她自己一杯。
其间我想起了德贞当年的娇羞，现在的专横，当年的呵护，现在的冷漠，当年给我补过的一条小裤衩，现在留给我的冷馒头，当年我们共寝的棉被，如今我借住的学校食堂一角，还有，在家内家外她那一堆一堆向我掷来的恶言毒语，以及我的不亚于她的阴险毒辣欲置她于死地的种种还击。我当然还想起了我几次努力重续旧情，结果不是让她挥手掴开了伸过去的脸，就是一脚蹬出了被窝。
有没有感情？有没有真感情？我不断地问我自己。于是我还想起了昨天回家去取几本书时的一个细节：我走进家门，脸上碰到了她挂在房门前的东西。这是她的习惯，总把她那些洗净了的胸罩三角裤之类的小东西挂在门边，说是那地方通风，容易干。我当时立即嫌憎得想吐。我挥手把它们扯下，扔进了墙角。而我以前从来没这么做过。我以前曾细细地欣赏过它们，甚至有一次，还有滋有味地嗅过它们。有没有感情了？还有没有真正的、夫妻之间的感情？我把烟屁股按进烟灰缸，一口抿干了面前的茶，回答了这个问题：
“没有了。”
“一点都没有了？”
“一点都没有了。”
“真的？”
“真的。”
“那么，同意了离婚罢。”她说。
“可是……”我挣扎着。
“没什么‘可是’的。没有感情没有爱，你还要这个婚姻干什么？听我的话，离了。”
几天后，我听从了她。
没多久，倩倩走进了我的生活。
应该用水清的话来这么说：倩倩走进了我的感情。
听从了水清，把“感情”这个东西移到我思考和处理跟德贞关系的第一位，我命运之车果真来了个大转折。我从此脱离噩梦，步入了灿烂。
我想给病中的水清带点水果去。
一家“联华”，一家“华联”，对峙着坐落于离水清家不远的那个十字路口。这两家不知是谁先谁后的国产超市，总令我想起杭州“娃哈哈”注册登记了“哈娃娃”、“哈哈娃”、“娃娃哈”等等名目以避免侵权的著名高招，而且还使我想起“窝里斗”这个词语，所以我通常不喜欢上那里去买东西。况且今天我必得买些像样一点的水果去见水清。我绕开了它们。过去一条马路，就有一家叫什么“量贩”的大卖场。尽管这个暧昧的“量贩”名目也使我不舒服，但里面充沛的货源，想必是能保证我买到水清所中意的水果的。我向那高悬着“量贩”招牌的地方走去。
水清是个很挑剔的人。
梨中她只吃天津鸭梨。苹果只吃大国光。肥而涩的进口香蕉不会要的，只中意甜而糯的广东小香蕉。橘子不进她家的门，那倒是后来她得了癫痫之后的事，说是橘子热性，容易引发痰厥。她最爱吃的我记得是柚子，当然必得是沙田柚，让她的丈夫白儒为她剖开，去除了黄皮，再一层层地揭去白衣，最后一瓣一瓣地放在果盘中，由她任意取用。为了从学校调到白儒的出版社工作，我在九十年代初那一段时间常去她家，亲眼见到集社长、总编、党委书记三职于一身的白儒同志如何耐心、细致而且熟练地剥柚子，而我们的水清大姐，则如何从果盘中取过那干干净净的果瓣，一小口一小口地放进嘴里。她那种优雅的姿态，他们夫妇俩那份和谐和温馨，我至今历历在目。
白儒比水清只大五六岁，但是见老，两个人坐在一起，看起来像是一个爹一个女儿似的。
白儒娶水清时年过三十，水清二十六岁。水清爱整洁，要我看是有点洁癖的了——她亲自对我说过，她身上的衣服，无论内衣外套，都是一定要经过熨烫才上身的。-我完全相信。我到她家里去，就亲眼见到我们的白社长在熨衣服，熨的是一条呢裙子。我那时候实在忍不住，莫名诧异地说：
“白社长，您，您还擅长这个？”
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大不敬，悔之不迭。岂料我们的白社长在嗤嗤作响的熨斗和浓浓白白的蒸汽后面给了我一个幸福无比的笑脸，并且回答我道：
“我熨得比她好，能者多劳呗！”
他俩结婚多年，没有生育。我听许多人说过，没有生育过的夫妻如果恩爱，那就天天像新婚一样。
我去“量贩”没买沙田柚。不知道是沙田柚本身已经退化了呢，还是上海市面上号称沙田柚的其实都是假货，我记得倩倩前不久买回的两个，一个水卤卤地酸得倒牙，一个硬邦邦干得如同木屑，令我对这个品牌完全失去了信心。我看见了一种洋水果，而且马上认出了它叫“以色列红心柚”。我认得它就是在水清的家里。那是好几年前了。水清和白儒决定去美国探亲。水清与白儒结婚前育有一个女儿，在美国考取了从医执照，开了私人诊所，特邀老两口去参加开业典礼。水清临走约我们几个聚聚。她招待我们时端出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都还不识，认为是发育不全的胡柚。白儒那时候还在当着我们的社长，平时在办公室里审稿发稿一丝不苟严厉得常常不通人情，可是在他和水清的家里，还是一脸温顺地动手剖柚子。他把那粉红色的柚肉剥出来让我们尝，我们没觉得有什么了不得。可是水清却咂着嘴称颂这洋货道：
“柚中极品，真是柚中极品。你们真没感觉到？这种细，这种嫩，这种鲜味！”
想起了那一幕，我就让营业员为我装了满满一袋这个“以色列”。加入“WTO”了，这类东西一下子就平民化了，不贵。可是，对于那位向来很有点崇洋媚外的水清来说，却应该正是投其所好的了。送到她的病床上，想必能让她高兴。
我怎么用上这个“崇洋媚外”的词儿了？
这是哪个年代的话语？
提着网篮等着付款时，公元一九六六年，一个永载中国史册的年份，我所见到的水清，兀然浮上我的脑际。
水清站在搭得高高的水泥平台上，脖子上挂着木牌。
那年我在华东中学已经念到初三，我认得这个教导主任。
非但认得，还因为几次打架被揪到教导处挨训，我恨她。
我兴高采烈地挤到台下，站在最前一排，仰头看她。
我看见她没穿鞋，但也没光脚。她的袜子很新，而且很白。
她的裤线笔直，像刀刃一样。
然后我就看到了她的鞋子，原来是挂在她的脖子上的，用鞋带系住了，左右两边各一个，而且破了，好像是用什么特意划破了扎破了或者是剪破了的。
她胸前挂着的木牌很沉，于是她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总是挺着胸昂着头了，她弯着腰，低着头。
我读着那木牌上的字：“崇洋媚外。”
突然有人在领头高呼口号。
我看见一侧竖立的麦克风前，站着我们的班主任戴珍珍。
她在上一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教语文。
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声音，比我们唱女高音的音乐老师还要锐利：
“打倒崇洋媚外的资产阶级小姐腐化堕落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水清！”
这句口号实在太长，依着这位戴珍珍老师过去给我们上的语法课，这是一个动宾词组，中心词是“打倒水清”，其余的全是修饰词，包括三个套用了偏正结构的定语：“崇洋媚外的/资产阶级小姐”、“腐化堕落的/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么长的连环式结构的口号，喊起来是十分地费劲的。但领喊的珍珍老师毕竟是中文系出身，她在喊叫时很懂得将这个冗长的结构分成若干层次，而且懂得运气，在每一个层之间作一小小停顿并微微呼吸一次，如下：
打倒（紧紧连接）崇洋媚外的资产阶级小姐（微呼吸）腐化堕落的修正主义分子（小呼吸）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呼吸，提足气）水清（拉长尾声）！
她字正腔圆，一字不落，语气连贯。可是轮到大家的呼应，却出了问题了。
问题出在批斗水清的会场设在我们华东中学的大操场上，太地大物博，太人口众多了。大操场向来是我们华东中学的骄傲，不说那些篮球场、排球场，就是那一圈椭圆形的跑道，不多不少正好四百米，用来进行田径比赛，其平整，其开阔，其规范，在我们这个区的中学系统里，也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这样的场地，开运动会合适，搞运动开会却不合适。想想吧，这么大的地方，密密麻麻地站满了本校师生，还有许多闻讯“串联”过来了的别的学校的“小将”们，甚至还有许多邻近工厂邻近里弄里的戴了红袖章的爷叔阿姨们，简直都有点人山人海的气势了，我们的珍珍老师却领着大家来喊这么长这么复杂的一个动宾结构，要大家即刻记忆，要大家当场复述，可实在真是难为了我们大家了。真是的，现在想起来，这实在有点像是当下电视台里常常出演的游戏节目、智力竞赛了。其结果呢，千把人齐声呐喊出“打倒”两字之后，就再也难以统一行动、统一口径、同心同德、同步前进了，开口时的气势磅礴、排山倒海，愈往后就愈是参差不齐、节奏混乱、每况愈下、虎头蛇尾了。当然，这句口号的结尾大家是记得的，那就是今天的挨批主角：水清；在那年月里呼喊口号的发音操作程式也是已经普及化了的，那就是：运足气，拉长声，提高音频。所以无论我们大家对这句口号的记忆有多么地丢三落四残缺不全，但最后落实的终结点，大家都是不会忽略的。于是，人们有的前、有的后、有的早、有的晚地，也如同领喊人一样，把“水清”两字锐声高呼了出来，在我们的大操场里，造成了非常动人的空谷回音式音响效果：
水清……水清……水清……水清……水清！
拎着“以色列红心柚”往水清家走去时我想，当年给她定下那三条罪状，即使到现在看来，好像也还是不无道理。
水清出生于名门商家。家里好像是在南京开丝绸厂的。她父亲活到九十多岁，前几年刚刚去世，追悼会上他所在的一个什么党派还出席了一位中央主委，致了悼词，称水清她老爹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代著名实业家水某某。水清生于公元一九三四年，这不，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十多年呢，这十多年，过的不就是“资产阶级小姐”的生活？怪不得她一辈子都要熨了衣服才出门，怪不得她的裤线总绷得笔直，怪不得她的袜子雪白，怪不得她没上过外国语大学却可以教初中英语，怪不得她向来就爱吃西餐，而且能把一把J1两根叉三只调羹用得精熟，怪不得她到老了还会交口称赞这个没什么特别的以色列柚！
说起来水清她爹是个留英归国人土，可是统领家庭时还是封建脑瓜子一个。水清十五岁那年，老水先生不由分说地就把她许配给了一家毛皮商的公子。水清届时正与自己的英语家庭教师闹恋爱，那小子是个洋人，说是来中国传教的，却违反教义勾引自己的女学生。水老先生其实是识破了洋人的中西合璧阴谋的，于是就早早安排了女儿的婚事。故事的发展与许多当今电视剧一样，水清坚决抗婚，并且在洋鬼子帮助下，从南京逃到了上海。按通常的故事发展情节，崇洋媚外的水清应该跟了洋鬼子再往前走一步，也就是结婚，生孩子，跟了到英国去，但水清命不该洋。她正巧摊上了社会大变动时期。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接着就宜将剩勇追穷寇，再接下来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洋人突然之间就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水清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了上海，开始新生。
四十年后，洋鬼子方才重新露面，届时为美国著名汉学专家，在哈佛大学任终身教授，须发皆白，拄着拐杖。我有一次到水清家去见到过他，望着他时不禁想，这洋鬼子或许到现在也不知道，与他重新会晤的两鬓苍苍的水清在公元一九六六年所得获的三大罪名中的首条，就是因为了那一段一点结果也没有的初恋！
批斗水清时全场乱糟糟高喊的诸多罪名中，第三条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算什么？那时候你只要当着权，统统地都让划拉进去了，我家一位老姨妈，只不过是个居民小组长，白天收收水电费，晚上摇着个铃铛叫唤大家“火烛小心”的，也让弄堂里的一帮子挂了红袖章的无业游民拉了去斗了一次，胸前贴一张墨迹淋漓的纸，上面书写的，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水清那一年年初，刚刚升任教导主任，焉有不入流之理？
水清最令人激动的罪状，当是那第二条第一款即“腐化堕落”这四个字。
“腐化堕落”这四个字，无论写出来看还是喊出来听，都极富冲击力、感染力、想像力，还有诱导力。水清挂着的木牌上有这几个字，让大家读；批水清口号里有这几个字，让大家喊，兼之脖子上刻意安排上了的两只破鞋，作道具，作诠释，其实那就是昭告天下，所有的人，都拥有了解和探究有关水清生活中最为隐秘的那部分内容的权利。这权利在那时实在是太珍稀了。那时光里不能谈情，谈爱，遑论谈性。大家都认同“情、爱、性”与“封、资、修”同义。但大家又都明白“腐化堕落”跟“情、爱、性”有许多内容交叉重叠。没有谁有胆量公开宣称要阅读、探究、谈论情爱和性，但所有的革命群众都拥有阅读、探究和谈论如水清之类人的“腐化堕落”的全部内容并且扩散其具体内容的权利。于是，批判“腐化堕落”的“牛鬼蛇神”具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许多人相邀着，开批斗会去！听批斗会去！看批斗会去！许多人专门找那种挂了破鞋戴了纸糊的高帽子而且上面赫然书有“腐化堕落”字样（或是“大流氓”、“坏分子”之类同义词）的批斗会，如同乡下人看电影般地赶场子去。公元一九六六年的下半年，水清的历史档案被无情地抛出，她的许多隐私如同被剥光了最后一点布头而露了出来的胴体，她被批斗的日子成为许多人盛大的节日，水清成为众望所归的明星，水清的“腐化堕落”的内容在我们全校、全区全市文教系统，甚至横跨到别的行业，师生老少中，传播，扩散，丰富，并且传奇化，不就是那时的一道很有代表意义的独特风景吗？时至今日，都过了二十多年了，我依然还记得全局，包括许多细节。
洋鬼子不翼而飞后，水清并不愁生活。新政府需要大批人才，水清进人市西区教卫部当了一名文书，而且很快加入了共青团。老父闻讯马上派人来找她，说是既往不咎，欢迎回归。十七岁的水清却与那时代的激进青年一样，表示要与任过前朝要职的老水先生划清界线，拒绝。老水先生为女儿所不屑，却未被政府嫌弃，因其在抗战期间的爱国行为而获全国政协的席位。不久，父女和解。凡三年，聪慧能干活泼可爱的水清入党并升任该区教卫部办公室副主任。
好端端的日子里，这多情的水清却又不消停，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
那人叫石临峰，山东汉子，先是八路的干活，再就南下解放江南，然后留于上海，做上海市郊农村的领导工作。
水清不该爱他自然不是因为他这样的资历。这样资历的人在那个年代是最可爱的人了，解放区里的姑娘们趋之若鹜理所当然。问题是，石临峰已婚，而且早已有了一个儿子。
已婚和儿子其实在那时也不是障碍。我认得许多老八路出身的老领导，进城时的已婚和儿女双全都没有影响他们与乡下原配的离婚和跟城里靓女的再婚，后来组建的家庭，再生儿育女，也是挺幸福的。
可是水清命苦，她爱上的石临峰离不成婚，娶不了她。
石临峰的妻子也是老八路，南下干部，不是黄脸婆。
石临峰的妻子而且也有文化，也聪明能干，不窝囊。
石临峰的妻子而且也深爱石临峰，一生只爱他一个。
水清这就糟了糕了，况且她居然还怀了孕。
男人到这种时候总是最先胆怯。
后来我成了水清的朋友，水清告诉我道：“他让我去拿掉孩子。他说他的那位姨妈在青岛是著名妇产科医生，会帮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是我不肯，我决不同意。这才留下了天地，你说我有多幸运！”
“天地”就是他们俩的女儿，在美国开了诊所的。
留下“天地”，现在说起来是“幸运”，可是当时的后果，任谁都可以想象的了。
一个未婚的女干部，肚子日见其大，能有什么后果？
没有不透风的墙，地下工作者石临峰也随即暴露。
水清告诉我道，隐情彻底暴露之前，她和石临峰私订了一个“攻守同盟”。
“与其我们两个同归于尽，全军覆没，还不如牺牲一个，保全一个，”她对石临峰说，“你把责任全部推到我一个人身上就是了。”
她说这话时一定像个久经沙场的军事指挥家。
“这怎么能行！我不能这么干！”石临峰回答道。
每个男人都会这么回答。
但是水清终于说服了他。
在领导分别找他俩谈话、两人分别交代检查、水清按既定方针揽下全部腐蚀侵润革命干部主动向老八路进攻的第一罪状并终于被机关逐出并下放到一家初级中学去当教务干事亦即刻钢板印试卷的过程中，“天地”茁壮成长并且瓜熟蒂落了。
水清说，生下来就有八斤重，“漂亮得很，绝对地像他。”
西方人有句名言，写出来是这样的：“Love is blind。”
直译成中文，叫“爱情是瞎的。”
这翻译不雅，灵活点的意译，该是一句成语：“情人眼里出西施。”
我见过石临峰。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年过五十，大概因为“文革”结束不久，他刚从一个什么“五七干校”放了出来，显得特别苍老。那个“干校”很正宗，专门收押正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那里“解放”了出来的人，后来大多分任市区两级的重要领导工作，担纲了最早期的改革开放。石临峰是其中之一。他被任命总管市里的副食品供应工作。我去找他，是出版社要组编一本专题文集，我们的社长白儒说，去找找石临峰吧，这家伙一肚子的鬼点子，这本书该从哪里着手，请教他没错。白社长说这话时水清就坐在他的身边，两人脸上都是笑眯眯地，一点也没有掩饰和避讳的意思。要不是我对水清的身世已经通过“文革”十分地了解了，完全知道水清嫁白儒时早就向这位热恋着她的秀才同志说明了一切，我还真会以为白儒一点也不知道水清于他之前已与石大哥生有一女的历史事实呢！
那天石临峰大概早上没刮脸，胡子碴碴地青黑着一个尖尖的下巴，额头和嘴角横着竖着一道道深纹。他的眼睛而且很小，深凹着，是一双典型的“绿豆眼”。他的声音很沙哑，属于那种“唐老鸭”类别。从面前这个土头土脑的老山东那身发白又发黑的灰布中山装上，我看到了水清因他而挂上脖子的那双破鞋。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为什么细皮白肉裤边笔挺袜子雪白的水清竟会爱上他。
不过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打消了。我面对了令我自愧不如的男人的魅力。这个刚从“牛鬼棚”里出来不过年余的山东大汉，对自己所管理的领域的熟悉程度，实在太让我吃惊了。我的很出色的速记竟然跟不上他的叙述。他手中没有一片纸，但倒背如流地说出了几十个精确到小数点位的数字。他到任才几个月，对自己应该涉足的方方面面早巳了如指掌。我面对的不光是个行政官员，而且是个科学家，管理科学家，甚至可以说是技术科学家。而且他还幽默。他说起许多没有能够撑过十年动乱冤死枉死的本市农业技术人才，不胜惋惜，然后他就用他那地道的胶东口音说：
“唉，有牙的时候没花生豆，有花生豆时却没牙了，可惜啊！”
男人的质量的确常常不能从外表度出。
在记录和聆听的间歇，一个个有关这个男人与水清之间的情景片断，断断续续地浮现了出来。
水清悄悄地找了一家远郊的医院，进了产房。
他赶来，在门口守候着。
每个产妇都有叫爹叫娘骂天骂地狂吼乱叫的权利，水清没有。她一声不吭地生下了女儿，只是咬破了嘴唇。
护土出门报讯：“谁是水清的家属？”
石临峰说：“我。”
护士疑惑地望着面前的土老帽：“你是她的爱人？”
他说：“是。”
护士的心里一定也曾冒出过与我一样的念头：“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男人？”
护士然后就谴责他道：“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
他说：“啊啊，是迟到了，迟到了。”
护土说：“不像话！告诉你，生的是女儿。”
他由衷地笑着：“好好，女儿好，我正没有女儿。”
护士看看手中的病历：“不是头胎吗？”
他说：“头胎？是的，当然是头胎罗！”
病房里。
石临峰坐在水清和她的女儿床边。
“让你不要来你还是来！”水清说，“我就是怕你来，才找了这家破医院的！”
“你忘了我当过侦察连连长了？”
“要让人看见了就不好了，我已经向组织保证过再也不来往的了。”
“我也保证过。”石临峰说着，取出一张纸，“我的处分决定已经下达，只是一个警告，再轻没有的了。要不要看看？”
“不看。”
再取出一张纸：“青岛的姨妈已经来信了，答应收养孩子，要不要看看？”
“不看。”
摸口袋：“火车票已经买好了，三天后的，要不要看看？”
“不看。”
伸出手掌：“孩子的名字我想好了一个，写在这里，要不要看看？”
“看。”
掌心写着“天地”两字。
水清哭了起来。
要由我来想，这“天地”两字也没什么可以煽情的。不就是“天作地合”的意思吗？俗气！
男人哄女人真是哄你没商量！
在我们华东中学的大操场里。
水清的批斗会开了一半，石临峰被千里迢迢地从北京揪来了。
他在那一年的年初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按通常惯例，学成之后是要重用的了。
可是“文革”来了，可是我们华东中学以戴珍珍为首的“造反有理战斗队”派了两个人进京，指名道姓地要揪他回来批斗，他就星夜兼程地跟着回来了。
那时的工作效率真高，只要有个什么带“造反”两字的团体说一声想揪斗某某，就可以一路绿灯开过去，任你牛鬼蛇神跑到天边，也跑不出革命小将这个如来佛的手掌。
石临峰是从火车站直奔会场的。身负重任去揪他的那两位高三学生一路上已经跟他混得厮熟，只差认他作了干爹。车到苏州，两个小将让他答应自觉革命，就顾自溜了下去，说是去串联了。石临峰不食言，从北站出来就自觉抵达华东中学，后来听说，他还惟恐赶不上批斗会，特地乘了个出租车，而那时坐出租实在是很奢华的。
我至今还很遗憾我没见到石临峰抵达会场后的那一幕，因为我那天不但受不了我们珍珍老师锐利的高频喊叫，而且因为站在第一排，眼见水清颈上挂了木牌的铁丝，已经渐次嵌入了她那雪白的脖子，有一缕鲜红的血，在顺着那铁丝往下缓缓地流，令我头晕得想吐。我从人堆里挤出，一路拉了几个要好的同学，赶往素以“花园大学”著称的沪上师范大学，去看大字报，看花，看草，看小桥流水去了。
下面的场景，是当时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其他同学后来描述给我听的：
石临峰一进校门就三步并作两步往台上窜。据说他扑向水清，而且马上就伸手将那块沾了水清鲜血的大木牌从她脖子上摘了下来，挂到自己的脖子上。一定是他挂毕木牌方才发现了那双被整破了的鞋，于是他就再次伸手，取下那鞋，挂到了自己身上。
不料这一赛似古罗马骑土英雄的行为却激怒了许多人。本来已经有点收尾意思的会场重起波涛，台下不但有人开始向台上扔石块砖块，而且还有三五个非本校的大男人，当然是挂有红袖章的，作鱼跃状攀援冲到了台上。皮带飞舞，拳如雨下。据说在那个混乱初起之时，倒是我们的珍珍老师，用她锐如利刃的声音在喇叭里高喊道：“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才起到了一句话顶一万句的震慑作用。珍珍老师在最无思考余地的那一刹那间作出的本能反应，是她后来一直引以为傲的重磅炮弹，或者说是防身盾牌。“文革”之后搞清算，她差点被列为重点清查的“三种人”，但因为水清和石临峰都出了面作证，才顺利过关，而且还通过政审，进入了白儒的出版社——此是后话。
场面稳定下来之后，全场人都看到了令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幕：石临峰像一张弓一样趴在台上，背上的衬衣一道道地裂开，渗出一道道的斑斑血迹，而水清则倒在他拱起的胸腹之下，蜷成一团，昏厥了过去。她的头想必被混乱中抡起的皮带扣什么的击中，砸开，鲜血糊了满满一脸。石临峰的一只手掌，紧紧地捂在那个伤口上。
水清头颅里留下了一个血肿，自此得了终身难愈的癫痫。
我熟门熟路地走向水清的家。
水清的家标志明显，很好找。
她家就在南京路上，如今已成步行街的南京路的中心地段，新纪元广场的对面，一家取名为“张大刀”的名牌刀剪商店的楼上。
从她二十八岁那年嫁给白儒起至今，该有近四十年了，她没搬过家。
她毋须搬家。白儒虽是书生，却是当年的地下党员，有着很高的行政级别。三十多岁初婚，市新闻出版局很重视，一下子就把这套占了整整一个层面的老式公寓房分配给了他。
那套房所处地段是寸金之地。底层是南京路上的商铺，给他俩的二层有三室二厅，主卧主厅都向南。我那一年陪了做过我班主任的戴珍珍去他们家，戴珍珍本来是为“文革”时期的事去向水清赔礼道歉的，当然更主要的目的是跟白儒套近乎，希望能调进出版社工作，不料那套房子的宽敞、水清布置的高雅、他们两口子的和美和谐，竟让这位珍珍同志妒火中烧，无论如何也难以掩饰不能不一吐为快了。她从那二楼下来时，不但脸色发青，歪着嘴冷笑，甚至还咬起了牙关，令我几乎都听到了她上牙与下牙之间的磨擦声。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中文系毕业的语文老师当时只说了四个字：“鹊巢鸠占！”
许多年里，无论我怎么捉摸，也还是云里雾里地吃不透这四个字的实质性涵义。妒忌是可以想见的，我看得懂一个人在东张西望着属于别人的东西时所露出的表情。可是怎么会一只鸟的巢被另一只占了的？此话该从何说起呢？我想不通。
白儒与石临峰熟识。市一级的干部也就是那一些，便是开会也开熟了。白儒知道石临峰和水清的故事，而且知道这一对男女犯错误其主要责任在于那个资产阶级小姐。我相信白儒一直到老也确认是水清深爱而且主动勾引了石临峰，因为他后来与水清结了婚并且做了一辈子夫妻，对自己妻的任性率性和雷厉风行是深有体会的。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无法控制地爱上了这个坏女人。坏女人比许许多多涌向他的好女人更有吸引力。他主动求了爱。
水清有一次跟我一起好好走在马路上却突然发作了癫痫。我拼了命把她从车轮前推开，自己却撞了一只胳膊。水清感激我，从此跟我无话不谈。我曾经多次利用这层关系满足我的探究欲，有一回就很无耻地向水清告密道，知道吗，那天戴珍珍到你家来，说你们是“鹊巢鸠占”呢！水清听了大笑道：
“她才不是说‘我们’呢！她说的是我！”
“你？为什么？”
“还不明白？她爱着白儒呢！”
“这！这怎么可能呢？”
“为什么不可能？她做过他学生，从小就是牛犊恋，白儒跟我说过！”
于是我就明白了何以这珍珍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兴风作浪，而且斗争的目标，锁定了水清。
我拎了这袋以色列红心柚拐进“张大刀”一侧的弄堂。
跟上海地方的许多街面房一样，进水清家，必得走弄堂里的后门。
一边走一边我在想，我有多久没去她家了？
呵，不想不算倒也罢了，这一想一算，我倒是有三年多没去了。
三年多，正是水清和她的丈夫白儒双双从第一线退休回家之后的三年。
三年多，正是水清与白儒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后的三年。
三年前，担任着区文教局局长的水清和一身兼三职的出版社白社长，一下子就失却了以往的权力，加入到了这老龄化社会中最无用的退休大军之中，呆在他们的这套三房二厅中，颐养天年了。
而我这个他们家的熟客，就有三年之久没再登过一次门。
我现在明白我其实也是很势利，很小人的。
我重新记起了三年前那场轩然大波。
那年年初，向来谨言慎行的白儒鬼迷心窍似的，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把后勤部门的丁德贞调进了第一编辑室，以工代干，让她担任教辅读物的责任编辑。
她本来在后勤部管着全社老少的中午那顿盒饭，管得不错，价廉物美。
要知道这是她的专长：算盘特精。
当年她做我的妻时就能一元钱当成两元钱来用，我们那时的工资极为低微，但月月都有存钱。
她离我而去嫁了她的挣外币的表哥，听人说跟一些外币“黄牛”来着长久性的合作，买进卖出地，如同与我过日子时一样，一个美元经她三番五次地折腾就会变成两个美元。她二十年里搬了五次家，从一房到一房一厅，到二房，到二房一厅，到三房，到三房一厅，最后干脆，在莘庄的地铁边上买下一个村的宅基地，盖了一栋三层小楼。我们全社上下一百多号人口，她是第一个住进小别墅的。
住进小别墅不等于就可以责任编辑教学辅导读物，这是即便白痴也明白的道理。
可是我们的白社长，德高望重的、博闻强识的、虽然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却因为他的能力和经验被新闻出版局特别留用的白社长，却像白痴一样，把这个虽然在本社积有二十多年工龄但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饭票或盒饭岗位的女人，调进了第一编辑室。
说什么的都有，大致有以下版本：
“白社长堕入情网了。”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
“老骥伏枥，总是雄心不死。”
“丁德贞买进的是一只老牌绩优股，白社长盲目跟进吃了深套。”
我对这位前妻，真是太了解了。
她是个心气极高的人。
她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
她是个为了达到目的就很会设计过程的人。
她的过程我也了解。
我至今记得那天我们在淮海路上逛街。我认识她才三天，她就对我推心置腹。她说她在江西插队实在太苦，想顶替她在出版社当杂工的父亲回上海来。她说她知道我认得水清，而水清的丈夫白儒刚拿到任命书，即将出任社长。她还说她打听到白社长有严重的“妻管严”，只要我去水清家为她游说，水清指令一下，白社长那道关是肯定就过了。她说着这话时紧紧地勾住我的臂膀，她的肉鼓鼓的胸脯就顶在我的腋窝之下腰眼之上，使我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同时感受到了同呼吸共命运的滋味。她仰头看着我，水汪汪的眼睛带着受伤的小羔羊般的表情，她热乎乎的气息有理有力有节奏地喷在我的脸颊之下颈窝之上，像是一只小手在轻抚着我。我失却了全部抵抗力，或者说根本就未曾产生过哪怕是一丝的抵抗欲望就答应了她。公元一九七九年，在当时的社会远未到达如今的开放程度的那一年，她完成了她预定的程序眼见目的即将抵达时，立即就在淮海路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伸开双臂作环勾住我的脖子吸住我的脸响响亮亮地吻了我好几下。
我相信她为了跳出盒饭，完全可以对我们的年过花甲的老社长重复她那个程序。
水清后来告诉过我，可怜这白儒，每天下班回家都要带回一大叠文稿，在为自己的妻子水清熨烫衣服之余，戴上老花镜挑灯夜战，进行阅读编辑。文稿当然全部都是教学辅导类的。
有社长这样的以干代工，以工代干的丁德贞同志就总是很称职地完成了编辑工作量。
由她交付的文稿上，勾勾画画的几乎全是我们社长的笔迹，工作质量堪称上乘。
社里嘀咕什么都没用。上得台面来，你能说我们慧眼识英雄、不拘一格降人才、发现了千里马的老伯乐，到底有何不妥？
我亲耳听到过老伯乐与千里马的吻嬉。
中午时分。社里免费供应的盒饭因为走了能干的管理人丁德贞而每况愈下，我咽不下去。我决定泡一杯方便面充饥。倩倩给我买方便面总是挑最贵的，货真价实，让我吃上了瘾。办公室里的开水壶空了，我想起社长室里有净水，而且是“斯柏克林”。我端了揭开纸盖的“大碗面”走去。
门没关，我人内。
社长室是个两进的大套间，净水在外间。我刚把我的大碗面放上热水器的搁板，忽然听到从里间传出了“叭叭”两声。
这熟悉的声音瞬间就勾起了我的回忆。尽管我与德贞分道扬镳几乎已是三个世纪前的事了，尽管我与倩倩水乳交融恩爱和美还有了天使一般的女儿，可是这“叭叭”两声，还是在一刹那间就让我记起了活生生的过去，甚至产生了这两记响吻吸到了我的脸颊上的感觉。我伸向热水器开关的手僵在了半空。我看见里屋的门没有关严实，我听见了老社长的声音，既有点笑意，又有点紧张，好像是说嘿嘿，哎哎，关上门，让人看见了不好，然后就是德贞那富有魅力的嬉笑了，清脆得如同二十年前她还是姑娘家家时，她说，嗨，才不怕呢，都在吃那死难吃的盒饭呢！
叭，叭叭，叭叭叭！
这是德贞的老把戏。她会用她的嘴唇在你的脸上吻出节奏来，好似非洲土著人的打击乐。
我抓起我的面条拔腿就逃。
半个多小时内我一直为社长室那两进没关严的门而担忧，甚至有一种为我们的老社长去守门站岗放哨的冲动。虽然听到了打击乐，证实了社里早已沸沸扬扬的传闻，但我还是敬爱着收容我器重我提拔我的资深老社长。我坚决为尊者讳，为尊者饰。
可是执掌正义之剑的人总还是有的。
这个人是戴珍珍。
她写了一封信给水清，披露了白社长红杏出墙的事实。
这封信用电脑打印而成，没署名，但是我认得出是珍珍大姐的。全社只有一个人到现在还在用“WPS”系统，那个老古董系统的排版法很特殊，而且只有她，才喜欢全版使用黑体四号字。
珍珍大姐其时正十分无奈地筹划开创《情爱健康》杂志。她虽然已经多次到电视台当过了情爱节目的嘉宾，但还是非常钟情于白社长分管的第一编辑室，向社里多次提过要调入的要求。丁德贞夺她所爱，又来了一次鹊巢鸠占。我明白这位戴珍珍写这信的可能性最大。在我向她推心置腹地询问并且答应我决不将与她的私下谈话向任何人披露之后，她承认了。她的到老了还依然充满了热力的大眼里汪着泪水。我听到她的牙齿又磨出了声音。她说信的确是她写的，但是她决没有料到水清竟会把信交到局党委去。“小王你现在看明白了吧？这个女人对白社长哪里还有一点点的爱？她这不是把白社长往死里整吗？”她说。
我想，那么祸根在哪里呢？你要是不写这封信呢？
我没说出我的想法，却引出了她的肺腑之言。她说，她早在白儒下手调人时便看出端倪。我对她的火眼金睛表示敬佩，不料竟引出了她的心里话。
“知道我为什么能火眼金睛吗？”她说。
“不知道。”
“知道我早在三十年前就认得白社长吗？他到我念书的中学来实习，教我们历史。”
“听说过。”
“知道那时候他有多英俊潇洒吗？”
“想象不出。”在我的记忆里，白儒永远是个瘦弱娇小的干瘪老头。
“知道我那时候暗恋着他吗？”
“这……不知道……”水清跟我的确说起过。我曾经半信半疑，现在这个说他“英俊潇洒”的“Love is blind”竟就自己坦言了，实在让我吃惊。
“知道我千方百计地调到这个社里来，就是为了能够天天上班见他一眼吗？”
“我……没想到……”“知道我有多么痛恨那些毁了他的女人吗？”“啊啊……你不光是指丁德贞？”“还有谁，你也明白。难道不是吗？”说完她就掉头而去。
我读到过戴珍珍写给水清的那封信。
我是社党委组织干事，兼任纪委书记。信是从新闻出版局党委转来的，责令我核实情况。
信如下：
尊敬的水清同志：
您好。您是否已经注意到了您丈夫近期的异常状态？
我明确向您报告，他与东方出版社的勤杂工丁德贞已经发生了极不道德的婚外情关系。
他们俩经常到向阳公园游逛，大多安排在周六周日的午后。
他们俩多次共进晚餐，常去的饭店是离丁德贞住处不远的大南国酒家。
他们俩共进晚餐的日子，大多是丁德贞的丈夫正值出海的日子。
甚至，还有人亲眼见到了他们两人在办公室内拥抱接吻。
只要你关注一下你的丈夫，你就会明白我这封信所说的全是事实。
此致敬礼！
一个知情者
即日
我读到“拥抱接吻”几个字的时候想，我从来也没把那天的“叭叭”跟任何人说过，包括我的倩倩，可是还是有人像中彩一样地见到过那一幕了，而且，像我这样的放弃原则有意掩盖犯罪事实的坏人，大概还是少数。
我那天读毕信当即给局党委的组织部长打了电话，问道这封信不是写给水清个人的吗，可又怎么会到了专管当事人白儒的上级机构即出版局党委了？难道这是水清干出来的事吗？水清不大像是干这种事的人啊。电话那边的领导人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很不客气地反问我：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认为水清同志不该把这封信上交给组织吗？”
那么，的确是水清上交了这封信。
那么，的确是水清要刻意张扬她丈夫的见不得人的丑事。
那么，难道水清想从此结束她丈夫的政治生命、工作生命、道德生命？
我不信。
放下电话我就去找水清，那就是我三年前最后一次去她的家。
然后我就再也没到水清家去过，直到三年后的今天。
老马识途。拐进“张大刀”隔壁的弄堂，左转十多步，就是水清家的门洞口了。三年了，“张大刀”都已经从本来只有一个门面的“刀剪商店”，扩大改建成左右二十多米宽的，想必是吞并了起码四五家小店的“张大刀刃具总汇”了，可是，隐在它后面的水清家的弄堂、水清家的门洞，居然一点都没变。弄堂还是很狭窄，很阴暗，门洞还是用大铁栅栏锁住，而且那栅栏还是锈迹斑斑。我只是发现换了锁，锁上安了一个可视门铃。那铃一望就是进口的洋货，用一个做工很精致的不锈钢盒子罩着，面板面的是透明有机玻璃，上面一个窟窿，正够一个指头伸进去。这洋货是谁买给水清的？是水清在美国做医生的女儿天地，还是那位她十六岁时的初恋洋情人？
我按响了那铃。
有人在对讲器里说了话：“哪个，找哪个？”
不是水清，也不是白儒，几个字就让人听到了一口地道的安徽腔。
想必是那位与戴珍珍说过的，“邻居家的保姆的老乡”，即那位“水清又犯病了”这一情报的来源了。
我把嘴凑上那个小孔：“我找水清同志。”
“你是哪个？”
“我是水清的朋友，也是白社长单位里的，听说水清病了，我来看看她。”我说着，把手中的以色列红心柚对准了那个洋门铃上的小孔。
“啊唷喂，先生你不知道呀？她没了。”门铃里带出了哭音。
我有点懵，望着门洞立柱上的这个精致的东西。生活上很考究的水清，有过这一个那一个男人的水清，这个门铃上有着她的信息。
“她……她怎么……”我喃喃地。
进口门铃很灵敏，保姆听见了我的自言自语，马上解释起来：
“她没了，就是死掉了，刚刚死掉了……呜……”
我举起的手垂了下来。“以色列红心柚”变得死沉死沉。
“这怎么会呢……”我还是不能相信。
三年前见她时，她是多么的精神，斗志昂扬，显得年轻，显得生机勃勃。才三年啊！
“怎么不会呀，死人的事怎么可以瞎讲呀，先生，我是刚才从医院回来，回来是拿户口簿的，没得注销户口就没得进火葬场的呀……一大早刚刚没有的啊。先生，我不好给你开门了，家里没得人招待你了。”
“等等！那么白社长呢？白儒同志？”
“他？他就在我这块，他有什么用呢先生。”
“阿姨你给我开门，我是出版社里的，我要见见自社长！”
“他是没得用的。”
我板下脸，将瞪大的双眼对准那个可视小孔。我知道从他们家二楼的彩色显屏上肯定可以看到我这个严厉的表情。同时我提高了声音：
“开门！我是水清和白儒的老朋友！我知道白儒有老年痴呆！可是我今天一定要见一见他！”
里面犹豫了一下。然后，门铃丁丁冬冬响了两下，与此同时，那把新锁咯答一下就自动开了。
一步一步地上楼，我在想象着患了老年痴呆的白儒该有多么狼狈。
三年前他还没痴呆时就已经够狼狈了。
我那天怀里揣了戴珍珍的信，匆匆赶往水清家。中午时分，是我们社的上班时间。白儒上午应该去局里开会，而下午有一个图书订货会必得出场。我估计他不在家。水清早一年就已经从区教育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但是还兼着党委委员之责。那委员之职是闲职，平常日子里水清是不用上班的。我以为我可以单独见一见水清。我有许多话要问她，要对她说。
我没料到我进门竟看见了他们两个都在。
白儒蜷缩在他们家那圈转角沙发的最末端，手中捏着一支香烟，烟灰留着长长的一截。
水清坐在沙发的另一端，两手捧着一个茶杯，里面几乎是空的。
我一进门，水清就“嘿”地一声冷笑，说：“好极！小王来了！我们可以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了。”
白儒一脸的尴尬，却挣扎着还努力端出他的社长的架子：“有什么事吗小王，其实，明天上班是可以在办公室谈的。”
我也尴尬，忙说：“喔那好，我这就走。我以为白社长到局里开会，不不，今天是订货会。”
“局里的会和订货会都跟他无关了，”水清又嘿嘿地冷笑，说：“从今天开始，我们白儒同志退休了，只不过不是光荣退休，而是违纪退休了、强制退休了！”
白儒嗫嚅着：“水清，你这是何必？”
水清大声喝道：“我这是何必？你不问问你这是何必？”
“唉唉，小王在这里。”
“你还怕小王知道？你还怕别人知道？你还知道丢脸。”
她的声音变得有如此的锐利，使我刹那间就想起了当年的戴珍珍，喊着口号的戴珍珍。
一阵呛咳阻止了水清。
白儒这时候的反应却极为敏捷。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取过水清手中的杯子，转身按动茶几一侧的热水器，然后把那杯热茶递向水清。
水清却一把推开了那杯子。杯中的水溅了出来，洒在沙发上。白儒忙用手去抹。
“别别，你别这样，你身体不好……”他说。
水清咳着，毫不掩饰地呜咽着：“你还知道这个。你知道这样你为什么还要咬紧牙关死命抵赖？我问了你多少次？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你把我看成逼供信了是不是？你想在我这里当坚贞不屈的革命志土了是不是。”
“是我不对，我该跟你说实话的……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什么？你给我说出来，可是什么？”
“你又何必向组织反映呢？”
“你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我把你的情况反映给组织有什么不对？啊？我不向组织反映你还会这么痛快地认了罪？我不依靠组织的力量，还能断得了你们的关系吗？你想靠抵赖混过去？你还想继续干这个千夫指的腐化堕落社长是不是？”
她一挥手，砸下杯子。
我在这样的情景空间里感到窒息。说了一句“我去拿扫帚”，我逃进他们家的厨房。
我想起有人说过，夫妻吵架时，一边不能有个第三者。这第三者是个听众，而听众的存在是会引发更强烈的表演激情的。
我努力在厨房里尽量滞留得长一些。
客厅里的声音果真轻了下去，但还是清晰地传了进来。
“我有什么地方对你不好？你说，你说说良心话！”
“没有，你没有对我不好。”
“那你说，你为什么会干这种事？你图的是什么？”
“唉，我不是说我错了吗？”
“我不要听这个，我今天一定要问问清楚，你到了这个地位，到了这把年纪，为什么还要去犯这种错误！你不说出来……我死不瞑目！”
“水清……”
“说！”
真的有点像是电影里常出现的革命志土遭严刑拷打逼招口供了，我在厨房里苦笑着摇头。
然后我就听到了我们的老社长沉痛的自白：
“水清，你没有什么地方对我不好。应该说，这么多年的夫妻做下来，你对我是够好的了。我还可以这么说，没有你，我非但不会有今天，而且说不定早就死掉了。可是……”
水清没有发声。
“可是，我总觉得不够。知道吗？不够。”
水清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呻吟：“什么不够？你什么不够？”
“感情。水清，你给我的感情不够，我心里明白，你不爱我，你从来也没爱过我。”
先是静默，然后我就听到沉闷闷的扑通一声，显然是有人倒了下去了。
我赶紧扑进客厅，看见的是水清口吐白沫，浑身痉挛，躺在沙发边的地板上，典型的癫痫大发作症状。我们的白社长束手无策地蹲在她的旁边，完全无视我的存在，他给水清揉胳膊揉腿地忙乱，嘴唇嚅动着。我听见他低声说的是：“我说的是实话，真的，不够，真的不够……”
水清家二楼还有一道腰门。安徽保姆一定要我出示我的工作证才肯放我进门。她说：“先生你别见怪，我从来没见到过你，我不认得你。”
我问她：“你来了几年了？”
“哪有几年啊，这家人家是做不长的，老太太脾气坏着呢……啊啊，人都没了，不说这个了。她脾气好的时候，也挺体贴人的，她对老先生可是够好的。唉唉，谁想到还是我给她送终啊。”她验过我的证件后，边领我往里走，边嘀嘀咕咕说着。
我听不见她的话了，因为我看见了白儒。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白儒根本就没有我想象中的狼狈。他衣着整洁，面容上一派祥和。他端坐在那张皮沙发上，一面抽烟，一面正看着电视。他胖了，因此而显得白嫩，两颊甚至还带有红晕。电视里正在重播头天晚上的“相约星期八”，一档中老年男女打情骂俏的谈话节目。他根本不理会走进、走向他，走近、坐到他面前的我。甚至，我喊了他一声白社长，他居然也纹丝不动，好像已经完全失去了听觉。可是，屏幕上有个半老徐娘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喇叭里放出了虚假的罐头笑声，他却真诚地笑了起来。他手中的烟一个抖动，长长的烟灰便掉到了他的裤子上。这时候我才发现，其实，他指间的烟早已熄灭，只剩下了一个长长的海绵烟头。
那安徽保姆倒也负责，抢上前来帮他掸去烟灰，接着一把夺过他夹在指间的烟蒂，放进茶几上的烟灰缸。那缸里的烟蒂插秧般地积了许多。看见保姆从茶几上取过一包已经开过封的“红中华”，抽出一支，塞进他依然保持着原姿势的两根手指问，我说：“是不是不要给他抽了。”
“不行的呀先生，”保姆说着，点上火，“他手里要是不夹烟，就会发脾气的，发起来厉害啊，哭得嗷嗷的，像个小孩子一样……”
“平时，你们就老得让他点着这支烟？”
“是啊，不过平时都是老太太管着。唉，老太太前几天还陪他看电视，给他取烟换烟点烟呢，老太太是从来不让他手里空着的，谁知道只不过看了一封信，就突然发作了她那个老毛病，进医院没醒过，说走就走了！这下完了，这个家完了，这老先生往后可怎么办呢。”
“你说她看了一封信？”
“可不是吗？活活的就是一封催命信啊！”
“可以给我看看吗？是哪封？”
保姆乱糟糟地翻着茶几上的一叠信件。
我看见了几份电话账单，看见了两大件从美国来的快递，然后有几个印在苍白的信封上的黑体大字跃入了我的双眼：
讣
告
白儒 水清同志 收
石临峰同志治丧委员会
“是哪一封呢？唉，先生我识字不多。”保姆在说着。
沙发上的白儒忽然又笑了起来。
我顺着他的眼光向电视看去，发现整个屏幕不知是什么原因突然变成了一片漆黑。完全痴呆了的白儒，对此发出的，是由衷的欢笑。
第二章 妖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