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南京
经亚明等人的努力，在百子亭23号原德国驻华使馆旧址的一座小楼为父亲安排了两间住房。这幢楼共两层，楼上楼下各三个大房间，四个小房间，另有厨房、厕所，加上父亲共住了五户人家，是个大杂院。父亲住楼下两间，一间作画室兼会客室；一间隔成两半，半间作父亲卧室，半间是昌午卧室。楼前有个很小的院落。这里条件远差于原中央路住宅，但在当时能找到这样的住宅已很不容易了。
父亲在经历了七年流浪生涯后，于1973年3月底，重返南京。在百子亭初步安了家。此时父亲已七十六岁。当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1963年他第一次来南京安家是和母亲同来，这次则只有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前来，而且历经浩劫，人老体残，因此很为伤感。所作《有感》诗反映了他当时的沉痛心情：
三月樱花晚，残生梦又回。画楼人不见，衔泪过江来。
另一方面，他毕生辛勤努力取得的艺术成就终于得到识者和社会的重视，感受到很大的安慰。他决心利用余生竭力为社会、为人民作出更大贡献。作《有感》诗云：风风雨雨夜窗声，数十年中学未成。
一片丹心犹似血，愿将点滴献人民。
百子亭离玄武湖很近。父亲每天早晨去玄武湖练太极拳，恢复了锻炼身体、临写碑帖、创作诗书画的正常生活。
父亲1963年从江浦初来南京时，在南京还是“无名之辈”，索字画者甚少。因此能够在家中安静地从事他的艺术创作。但这次不同了，已“出了名”，来访者终日络绎不绝，绝大多数都是来索字的。有的人能“磨”上半天甚至一天，或反复多次来，不给他写，就硬是坐等不走。父亲不胜其烦，作《无聊》诗云：
连日人声闹市楼，我家亦复闹咻咻。
人来都是无聊客，不是名流与上流。
1974年初，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批儒”等运动。这其间来人少了，父亲甚喜。作《漫兴》一首：“雨雨风风战斗开，儒家已废法登台。于今上下忙批孔，且喜门前客不来。”但好景不长，运动稍缓，索字的人又登门“拜访”了。
白天来人不停，父亲就只好按“老办法”，利用夜晚来从事他的艺术创作，经常忙到深夜。他写有许多诗描述他这一时期夜间看书、写诗、作字画的情况。如：“辛苦寒灯七十霜，……写到今年尚未忘”、“一梳新月挂庭柯，庭下伊谁尚独哦。”虽然他此时已“风烛残年眼半花”，却仍然“忙忙终日己忘年”，希望多留些笔墨在人间。他评价自己“我生殊自奋”，“墨水三千斛，青山一万重”，“老来唯觉性灵真。”
父亲回到南京三年多以后，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各项秩序逐步得到恢复，改革开放政策被提出和实施，我国的经济、文化事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国家这一总形势下，加上他自己的不懈努力，父亲的艺术事业随之达到了他一生中的最高潮。
1978年，父亲八十一岁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从这以后，国内出版物和电台、电视台开始公开从各个方面对父亲进行了大量报道。他的书画作品多次参加展出，并出版了六本专集，在上百本出版物上发表了作品，以“当代草圣”和“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
于艺术事业达到高潮的同时，由于年事已高，加上多年生活波折，身体状况也日趋衰退。多种疾病缠身，耳朵完全失聪，走路要靠轮椅，每日“昏睡”时间愈来愈长，写起字来日益感到“双钩悬臂手无力”了。
尽管身体日衰，“一身多病老成聋”，但父亲“为学日求益”的精神至老不变，其书法艺术在多病中仍能不断发展进步，“老来风格更天真”，进入到一个更高的新境界。专家们认为，父亲的书法艺术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他一生中的最高峰，是“大器晚成。”父亲艺术事业上的高潮和他身体上的衰退多病几乎是同时到来、井行发展的。
《江上诗存》抄印
父亲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是用在看诗和作诗上，对诗的感情远过字画。母亲在世时，经常嗔怪父亲的一句话就是：“一天到晚就晓得哼诗！”母亲积数十年之经验总结出的这句话，确实客观地描绘了父亲一生的最主要特征。父亲一生多颠沛，但不论走到哪里，别的一切都可以不带，《江上诗存》稿却必定总是带在身边，视若生命。他曾作诗云：“精椠名刊久断肠，不堪回首‘四人帮’。凄凉几卷残诗在，犹向人间道短长”。
写字、作画总需要有一定的条件，至少得要有纸墨笔砚和桌子、板凳。而作诗则几乎不需要什么条件，只要有一杆铅笔头和随便一小片白纸就行了。父亲一生，除有极特殊情况，几乎无日不看诗、作诗。甚至睡在病床上发着烧也在想诗、作诗。有时一句诗未想好，睡到半夜，突然想起来了，立刻爬起来记下，才安心睡觉。坐车、乘船、走路、骑毛驴，更是他想诗、作诗的好时间。父亲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不论碰到什么艰难和痛苦，只要一“哼上诗”，什么都会抛诸脑后。这可能也是他能够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父亲的诗，高二适先生说：“功力之深，非胸中有万卷书，不能如是挥洒自如。”启功先生说：“胸罗子史，眼寓山川，是曾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者，发于笔下，浩浩然，随意所之。无雕章琢句之心，有得心应手之乐。”赵朴初称颂父亲诗文是：“老辣文章称霸才”。父亲评价自己对诗书画三者的造诣，是诗在书画之上。后来在他自书的墓碑上自称是“诗人”，而不是自称“书法家”或“画家”。由此可见，父亲对自己的诗的重视程度。“人生七十古来稀”，父亲年近八十，身体日衰，最放心不下的一件事就是毕生精力写成的几千首诗有朝一日可能丧失。
父亲平时作诗，一般都是先用“碎纸零笺”写草稿，反复推敲修改后完稿。诗稿积累到一定数量，就转抄到《江上诗存》本子上。到1973年，已积累了十多本共三十六卷。有许多还未抄在本子上，零散放着。
白野先生甚喜爱父亲的诗，也理解父亲担心诗稿丧失的心情，便主动提出把《江上诗存》抄写一部手抄本，说《红楼梦》最初就是靠手抄本传下来的。自1973年开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到1974年11月，《江上诗存》三十六卷全部抄成。父亲深为感激，特意精心画了一幅《白野抄诗图》，并题诗报之曰：
故纸另笺持赠君，伤残应念老夫贫。
闲情收拾知多少，卅六抄成独费神。
秋老庭柯叶再霜，小堂病客写诗忙。
选来不弃闲诗句，为有新声入晋唐。
白野先生又作《念奴娇》词赠父亲：
诗人多有，擅郑虔三绝，要非容易。往往此丰而彼啬，点缀闲情已矣。画款荆关，书追颠素，诗可白陆比。若吾师者，艺林今古无几。应念江上清风，湖边明月，处处皆诗意。况复秦关连蜀道，搜尽奇峰万里。俊逸参军，清新开府，腕底生灵异。南园春好，满蹊争放桃李。
父亲依原韵酬答曰：
平生自许，不作惊人语，独趣平易。仓皇里，春风秋雨，侵寻而今老矣。沉吟江山，留连诗句，实难前人比。多谢先生，不惜抄存卷几。唯念江上残人，山中聋叟，君忽有真意。岂为此声遗瓦釜，听取巴人下里，琼树琪花，疏林幽草，悱恻存同异。余羹唾已，僵桃何堪代李。
白野先生抄诗皆由胡舜庆从父亲处先取一部分原稿去，抄完后由胡送还，再取新稿。父亲感谢他多次往返辛劳，有《酬胡舜庆》诗，并书成条幅赠曰：“秋林白野小堂开，蠹简鱼笺且费栽。多谢胡郎双雁足，更番湖上送诗来。”
白野先生抄《江上诗存》的事启迪了父亲最接近的学生和友人陈慎之。陈为人诚挚，小楷端庄秀逸，颇具功力。他深知父亲的心愿。靠手抄，数量总是极有限的。而且在当时“文革”期间，要出版《江上诗存》绝无可能。为了保存并扩大父亲诗的影响，他想把父亲的诗刻钢板油印出来。于是和父亲另两位擅长书写正楷的学生冯仲华、庄希祖商量，得到一致支持。于是三个人以陈慎之为主，怀着对自己老师的深厚情谊，从1974年末开始，利用晚上和星期天工作之余的时间，为父亲刻印《江上诗存》。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辛勤努力，终于在1975年11月初父亲七十八岁生日前夕，把三十多万字的《江上诗存》全部刻印出来，精工线装了一百套，每套分上、中、下和外编四册，共四百本。在父亲七十八岁生日这天，陈慎之等把这一百套装订好的《江上诗存》刻印本作为无比珍贵的生日礼物送到父亲面前时，父亲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江上诗存》保存下来了，父亲一颗悬挂着的心事也从此落实了。
这件事现在说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批林批孔”、“批儒”、“批周公”正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要做成这件事，谈何容易！这不仅需要花去近一年的全部业余时间（这套诗集，陈慎之一人刻了三分之二以上），还要担当一定的政治风险，只能“偷偷地干”。为了避免引起可能发生的“麻烦”，诗集不敢在南京印，由陈慎之找可靠朋友远送到句容县去印。
父亲最喜欢感情真实的人。在学生中，父亲对陈慎之的感情最深。在一切场合，只要有陈慎之在场，父亲总是要叫陈慎之坐在自己身边。现在，陈慎之是南京市书法协会副主席，冯仲华是安庆市黄梅戏校校长，庄希祖在南京市师范专科学校教授书法。
父亲性幽默，和青年人在一起常喜欢说些诙谐的话开玩笑。诗集刻印好后，由庄希祖等亲自动手装订成册。庄当时在新华印刷厂工作，略懂装订技术。为了赶在父亲生日前把诗集装订好，常常忙到深夜。他当时三十多岁，人皆呼之“小庄”。父亲写了《谢小庄订书二首》诗和他开玩笑，也是表示谢意，其一首云：“多谢小庄为订诗，一更忙到二更迟。明年待我工调整，好买黄金报素知。”
南京教师进修学院院长李子磐先生很赞赏父亲的诗，他觉得《江上诗存》油印一百套数量太少，而且油印总不如铅印看起来清爽。1978年春，他与父亲商量，愿以该院名义将《江上诗存》铅印数千册作为内部资料与有关单位交流，父亲欣然同意。由陈世雄协助具体办理，于1979年8月印成，发送至全国有关单位。
父亲为诗集自撰序文，概述了自己对诗的见解和自己学诗过程：
诗，性情而已。诗言志，志即性情之所寄托，而进修之所遵守也。于功力，于风格，于境界，又技之进也。无性情，不足以言诗；无志，更不足以言性情。诗三百篇，风雅颂，都发乎性情之中，而达乎言语之外，使人讽谕不置，习之不倦，少而学之，老而弥笃，性情真也。屈原离骚，上继国风、美人幽草，寄托遥深，实变风雅之章，尤抒性抒情之佳什也。自汉、魏、六朝以降，诗凡数变。建安七子，晋、宋鲍谢诸大家辈出，一变也；四杰，又一变也。王孟承运，迨乎盛唐之世，始变初体，李杜争高竞秀，质朴天真，唐诗之突变也。而各抒面目，涵盖天地，其深浅无间可伺，造化之精灵，聚于此时，人巧夺天工矣。韩昌黎谓：“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盛唐二杰，未敢轩轾。元白继出，韩刘迭兴，大历十子，足为嗣音，世无逾此。晚唐以温李为宗，樊川逸兴遄飞，发于天籁，七绝为冠。温不如李，李学杜而能独具精神，此善于学者。至宋欧苏，又变三唐之风，以气为主，以精神为斡旋，视唐之尔雅，又一变矣。七古以荆公为奇创，五古以后山为精深，荆公、山谷皆学杜，而山谷又特出，别树一军。独东坡学李青莲，大开大合，成一代风气。此宋诗所以为宋诗，别于三唐，独立千古，而能遗蜕其迹象，另辟堂奥者也。有明一代，之清之雍正乾嘉间，皆摒宋诗不学，专宗盛唐，此囿于一偏，局于所见。自清乾隆、道光间，宋诗始稍稍振起，回其颓风，扩而张之，然而已被压制数百年矣。盖诗学代有废兴，唐以词赋选士，重辞令；宋诗能变唐律，除旧习，自来自往，无古无今。王荆公之奇峭，陈后山之艰深，实为宋代之首，非薄宋厚唐者所可窥测。元诗遗山以外衰微，明诗以前后七子擅名一代，互有得失。诗诚难言已哉！余学诗先从含山张先生、宗盛唐，后改中唐，力宗少陵，为之弗辍。韩氏为百代所宗，又勉为之。宋之苏黄，变唐之体，由唐而宋，不倦也。力薄而涉远，学浅而尝深，老而无成，殊增惭悚。
夫诗有四要：曰情、曰景、曰意、曰事。情景有异同，意事有难易。情与意发于内，景与事受于外。情景乃诗之媒介，意事乃诗之胚胎。虽然，情景有深浅，摹写有难易，措词有雅俗，此又在乎天分与功力之高下也。其功力深者，发于辞也雅而醇；其功力浅者，发于辞也粗而俗。要使天分既高，才气远举，涵养深，读书富，吐属数言，流于万汇，元气浑成，合为一体，斯为上乘不凡之品矣。
余少也钝，六岁入塾，读毛诗，三年不能卒业。然于盛唐诸家诗，心窃好之，好而读，读而爱心生。师授以《唐诗三百首》，喜而藏之，无事即吟，久之成习。又授沈约四声之法，并教以属对，先二字、五字、七字，从此粗粗知诗之所以为诗矣。十四岁，先父去世，家道骤落，遂辍学。遵先父遗言，以余生资鲁钝，既不能业商，又无力入学上进，经父友曾君荐，从南京张青甫先生学画工笔人物，争奈乍别慈母，孺念之情，不能恝置。遂辞师，偃蹇以归。家母泣谓余曰，汝不能远游矣！继续读书，谋一塾师，可藉糊口足矣。以故介识乌江范柳堂先生学时艺，并识乌江范培开先生学书法。范为含山张栗庵先生门人，习唐碑有功力，惜未能由楷入行，而骤入草，时贤评为狂怪失理。用笔墨亦未得古人之法，钉头鼠尾，诸病丛生。张先生谓其学书，中年尚能守法，后误学草，一误再误，终生不返，惜矣！复谓余曰：士子为学，在而立之年，当识门径，误入歧途，无药可医，虽师友不能进一言。汝学诗古文辞，夙所秉承，尚能进其所解，唯书画之道，各有师承，非可臆造，此汉儒经师，所以有家法也。汝今力学甚勤，岂可骛于虚声，虚度岁月？应求真师，以谋深造，现有黄宾虹先生，海内名宿，宜急求之，宾虹与余为同学，尔欲师之，当为书荐。余谨受命。是时，任私塾老师有年矣，毅然辞去，负笈沪滨，从而受业，宾师以张老荐，勤恳教授。师曰：“汝之书画稍有才气，唯笔墨二字，未知古人之法。书画一道，要以笔墨为主，古人千言万语不离其宗，口传手授，自有真诠。汝宜尽心观察其运用玄旨，重在参悟，非言语所能尽其绪也。”怎奈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来去往返，如是数年。遂归江上。闭门潜学，以尽张先生之所讲授，黄先生之所启迪，痛改前非，不辞昼夜。唯积习既深，改之不易，竭三年之力，稍稍变其旧貌。又逾年，忽发远游写生之念，不谋于家人，挟一册一笔，半肩行李，稛载艰难，万里奔波，不辞劳瘁，亦黄先生生之素志也。是游也，跋涉一万八千余里，得写生稿八百余幅，诗二百余首，亦云勤矣。
归后第二年，中日战争爆发，潜居乡间，东奔西徙，不遑言处。生民涂炭，徒深黄草之悲；大陆沉沦；空抱漆室之叹。捶膺沉痛、拊首棘心，来日方长，国运未衰。毛主席领导人民解放军崛起亚洲大陆，终使日寇无条件投降，解放全中国。余以草莱之身，拔之衽席之上，参加国家会议，刍荛之言，谬蒙采纳，谓非殊宠可乎？
回首平生，惊宠之余，转为嗟惜：少而贫病，老而偏残。虽数十年之孜孜汲汲，而灏汗微茫，杳无宗向。独念风林寒夜，细字秋灯，闭门蒙被，敲月推窗，以求雅合于前修，继遗响于空谷。而山鬼愀人，徒窃揶揄，又岂待海内通人，嘲其末技之雕虫，不足以宏厥旨，无济民生，无补国事，优窃廪禄，饱食素餐，有负国家培养之恩多矣，宁不深惭自愧也哉！是为序。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日
赵朴初诗并跋
不须纸背认仙骸，照眼琉璃万顷堆。
风雨潇潇惊笔落，精神跃跃看花开。
庄严色相臻三绝，老辣文章见霸才。
三载感翁勤拂拭，愧余心镜未离埃。
散之翁屡以诗书画见贻，感其诲我不倦之意，久无以为报。顷，翁北来相见，甚欢，并得读行箧中诗稿，益深钦佩。谨次韵三年惠赠之作，奉和一章，不尽欢喜赞叹之意。
一九七五年五月
启功序
散之老人长功十四载，忘年相契，奖誉极深。承以所作山水及草书见贻，并蒙长句之锡。今夏杖履北来，复出选存诗稿三十六卷，附录一卷见云，谆命缀语卷中。功失学无文，何足以论老人之诗？然执业为闾里书师者数十年，亦尝浏览群贤韵语，近世文人之作，趋向大约数端：学邃功深者，时呈僻涩；力清力弱者，但饰风华；而画家吟咏，又多蒙盆景之诮。窃谓诗与画本同功，凡有意求工者，最易落作家习气。伏读老人之诗，胸罗子史，眼寓山川，是曾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者。发于笔下，浩浩然，随意所之，无雕章琢句之心，有得心应手之乐。稿中自注最爱宋人之诗，如勉求近似者，惟杨诚斋或堪比附。然老人之诗，于国之敌，民之贼，当诛者诛，当伐者伐，正气英光，贯穿于篇什之中，则又诚斋之所不具，抑且可所不能者也。知夫此，始可以读老人之诗，校字既毕，因书卷末，以告世之获读斯集者。
一九七五年五月
1993年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将《江上诗存》正式出版发行。
四上北京
1975年5月，应荣宝斋之邀，父亲第一次去北京，荪若、昌庚陪同。
在北京，与赵朴初、启功二老初次晤面，皆甚欣喜。父亲以所携《江上诗存》手稿奉请他们教正。赵老作诗报之。启老为诗稿作序。
这次去北京，还认识了李真将军和陈英将军，招待甚殷。父亲在李真将军家作书时，启功先生在一旁观看，叹曰：“林老写字真如大鹏展翅！”
父亲在京十余日，游览了长城、十三陵、故宫、北海公园等名胜，共作诗十八首记之。
1978年2月，父亲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2月21日，由昌庚、丽青陪同，乘火车第二次去北京参加于2月24日开幕的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住友谊宾馆。
参加会议的有冉大姑，是广西山区农民，已一百零五岁，身体极康健。在家每日种田、打柴，还照顾一位七十多岁身体不好的邻妇。父亲奇之，作诗《颂冉大姑》：“浩气人生得自然，栉风沐雨性灵全。瑶池王母三千岁，沧海麻姑一万年。不学神仙原异术，却从道德悟真诠。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勤劳独占先。”
父亲平易近人，最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谈笑，讲他当年游山故事。住宾馆不几天，几乎所有服务员都和父亲相处熟了。服务员们稍有空，就跑到父亲房间和父亲谈笑，听父亲讲故事。宾馆领导发现后，不准他们前来打扰林老，但他们还是找机会在领导不在时偷偷跑来。
在北京期间，除会见了赵朴初、启功、彭冲、李真、陈英诸老友外，又结识了会议代表黎雄才、张君秋、袁世海、七龄童等文艺界朋友。张君秋是文人，还会画几笔画。袁世海一副武架子，走起路来也是武生派式，但不会写字，与父亲谈话要靠昌庚或丽青把他讲的话写出来给父亲看。父亲很喜欢他的英武豪爽风度。
3月8日会议闭幕，9日南归。在京期间，父亲作诗十四首。回南京途中，与陈中凡教授同住一包厢，互相作诗唱和。父亲诗兴大发，车上一天一夜时间作诗八首。其中《南下车中》诗云：“林子归来满面沙，一车风月向人斜。不生不熟枕边句，留待醒时慢嗑牙。”
1979年6月12日，由丽青一人陪父亲第三次去北京，参加将于6月15日开幕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软席卧铺车厢里，两端的厕所一端是“坐桶”，另一端是“蹲坑”。父亲铺位靠近蹲坑一端。车过徐州，父亲去大便。因不习惯蹲坑，久蹲大便不出，引起血压升高，头昏眼花，差点跌倒。勉强扶墙急出，回到铺位时，已不能言，脸色发青，由随行医生抢救，稍缓，勉强随车到达北京后，即住进北京人民医院。家中接电报后，昌庚和他的长婿郭健先后去北京照料，在北京治疗十余日，初愈后返宁。此后，1980、1981、1982年的三次全国政协会议，家中担心父亲再出事故，未敢让他再去参加。
1983年5月，父亲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父亲身体尚好，在他自己坚持下，6月1日，父亲四上北京，参加将于6月4日开幕的六届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昌庚、贝青二人陪行。住空军招待所。
父亲不习惯吃会议伙食。故友曹亮文之女曹素珍来访，得知情况后，经常在其家中为父亲做适口菜肴送来。其母女对父亲生活照应颇尽心，父亲甚喜慰。
应空军招待所之请，邀同住该招待所的刘海粟、董寿平、黎雄才、黄苗子诸先生和父亲等在六尺整张宣纸上共作一幅画并题字，留作纪念。刘海粟首先在纸右侧绘一株大松树，接着董寿平在树左侧画了几竿墨竹，众人拟请父亲在中部画山石。父亲默然不语，坐在画前看着画沉思片刻，根据当时画的题材，在稿纸上临时作了一首诗：“天下几人画松竹，海老董老真不俗。今日欣逢政协会，更见松竹骨有肉。”诗成后，提笔在画纸上，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将诗题于画中。草书如行云流水，穿行于已绘成的松枝竹叶间，美极，众皆惊叹。接着黎雄才先生补绘红叶树，黄苗子先生用小楷注明作品创作情况和经过，其他人亦各展其所长，补绘小景。
刘海粟长父亲一岁，二老人在一起喜开玩笑。父亲说：“海老，你很幸福，有夫人陪伴，我却孤身一人。”刘老笑道：“林老是幸福人，你行动自由，我却处处要受老婆‘管制’（当时刘师母在旁）。”闻声皆大笑。
后来昌庚从实际接触中才了解到，刘老开玩笑所说的“处处要受老婆‘管制’”这句话的意义。原来是刘师母对刘老生活有一套科学照料方法。一次，陈英将军请刘老和父亲赴家宴，刘师母和昌庚陪同前往。昌庚按平时习惯，入室后为父亲脱去外衣，出室为父亲穿上外衣，吃饭时为父亲搛菜送到父亲饭碗内。写字时为父亲磨墨、拿纸、盖章。走路时，父亲拄手杖，昌庚还扶着他。刘师母则相反，脱衣、穿衣、搛菜、磨墨、裁纸、盖章，皆由刘老自己动手，走路既不给刘老拄手仗，也不扶着刘老，而是在旁跟着走。从表面看，刘师母对刘老照顾得很“不周到”，其实不然。刘师母诚挚而深沉地对昌庚说：“你这样照顾林老，方法不对头，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老年人活动很少，且有惰性，能不动的就总想不动。穿衣、磨墨、裁纸、盖章、走路等这些小动作，让老年人自己去做，本身就是一种小运动，对老年人极有利。你一切不让林老自己动手，活动更少，对老人有害无益。”刘师母还告诉昌庚，刘老曾中风瘫痪床上，后经医治方能下床走路，但必借助手杖和别人搀扶。刘师母逐步训练刘老不要人搀扶，最后拿去手杖，无杖而行，自己在旁监视，防止意外。就这样，刘老走路最后不再用手杖，一直保持至今。刘师母说：“老年人无杖而行，除可锻炼身体外，且在心理上可产生年轻感，减少暮气，对身心都有好处。”
昌庚对刘师母的话极表赞同，深受启迪，想在父亲身上试行，但屡试都行不通。你不替他磨墨、裁纸，他就生气，不写字，还骂你偷懒。你不给他手杖，他干脆不动。其实当时父亲可以不用手杖行走。
父亲小刘老一岁，身体素质也不比刘老差，但八十岁以后，父亲身体愈来愈比不上刘老，除其他原因外，儿女们照料方法不妥，显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遗憾的是，妻子对丈夫能做到的“管制”办法，儿女们对父亲却难以做到，徒唤奈何！
为庆祝六届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应《经济日报》之请，父亲题“团结奋斗，振兴中华”八字，刊于1983年6月16日该报。
6月22日会议闭幕，23日父亲动身返宁。自这次去北京后，后来的政协会议，父亲都因身体不好，未再能去参加。
“腹上空留指爪痕”
1973年7月，昌午出事，父亲受到强烈刺激，整天喊头昏乏力，走路步履不稳，摇摇欲跌。夜间睡眠差，时常半夜爬起来坐着。白天少精神，只想睡。时感心慌气喘。
当时荪若恰巧在百子亭，荇若旋即从扬州来宁。昌庚在广西作森林调查，接电报后亦返宁。根据当时父亲症状，估计可能因受到强烈刺激而使心脏和血压出了问题。儿女们建议父亲去医院检查，父亲不同意。后来病情日重，在儿女们反复劝说下，乃于9月6日住进了工人医院（现省人民医院）。经检查，患脑动脉粥样硬化、心律不齐和高血压，兼患化脓性中耳炎。住院治疗一个月，病情稍稳定，头昏减轻，血压有所下降。父亲最不愿住院，在其坚持下，于10月7日出院回百子亭。
此后，脑动脉硬化、血压不稳、头昏、嗜睡等病症一直苦苦地缠绕着父亲，时轻时重，成曲线状上升趋势，直至去世。
经常缠绕着父亲的另一种疾病是慢性支气管炎，常年咳痰。感冒稍重，就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发高烧，不得不住进医院。还有一种慢性病就是长年严重的脚气病，对身体的影响虽不如前两种病严重，却也很痛苦。
从父亲住医院的次数多少可以看出他病情的发展情况。1970至1979年间只住了两次医院，一次是1970年2月因烫伤住医院一百零八天，一次是1973年9月因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住医院三十一天。八十岁至八十九岁的十年间住了五次医院。第一次是1977年8月，因感冒引起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住工人医院三十天。第二次是1978年6月13日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住工人医院六十八天。第三次是1979年6月12日去北京开政协会议，车中发脑血管病住北京人民医院十余日。第四次是1983年7月11日，因盲肠炎住鼓楼医院四十七天。第五次是1985年11月29日因感冒引起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住鼓楼医院三十二天。这时慢性支气管炎已发展到有肺气肿和肺心病。九十岁至九十二岁的三年间共住五次医院。第一次是1987年5月25日因感冒住工人医院五天。第二次是1988年2月22日感冒引起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住鼓楼医院四十二天。第三次是1988年12月11日因感冒发高烧住鼓楼医院九天。第四次是1989年7月10日因脑动脉硬化、脑萎缩、肺气肿等病住鼓楼区院十五天。第五次是1989年12月4日因脑萎缩、肺气肿等病住鼓楼医院三天。6日不幸去世。
八十岁以后的十次住院中，由于医疗上出问题而使父亲发生严重危险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8年6月住工人医院，注射青霉素，经皮试无反应，但注射后却有过敏反应，引起全身紫红，发高烧，加重了病情。体温最高时达摄氏40.2度，脉搏每分钟高达120次，血压最高达200/110mmHg，病情危殆，发生“混合性休克”。经急救处理，始渐趋稳定，转危为安，但身体已受损伤。
第二次是1983年7月盲肠炎开刀。这时父亲已八十六岁，感觉已不灵敏。7月初，一次，芷若为父亲穿衣服，手触到腹部，父亲喊腹痛。初时，不碰其腹部不喊痛，触之则痛。渐渐不触亦喊痛。父亲一般极不愿住医院，眼看情况愈来愈严重，在昌午、昌庚劝说下，7月11日送父亲去鼓楼医院。经初步检查，认为腹部有瘤，疑为癌。医院当机立断，破腹取瘤。但小腹部剖开后，查找很长时间，找不到癌瘤。为寻找癌瘤，腹部切口不断加长到二十多厘米，最后才发现是阑尾炎而不是肿瘤。手术进行了数小时，人吃了大亏。手术后才确诊为：“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合并阑尾穿孔，局限性腹膜炎。”手术后发高烧，引起“支气管肺炎”。
这次大手术，父亲身体大损，而且手术后小腹不断膨大，最后大到像个大西瓜，极为累赘。自此后，父亲身体显著衰退。他作诗云：“不知近日衰多少，唯觉行时要客扶。”
第三次是1988年2月22日，因感冒引起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住鼓楼医院。治疗一个多月，到了3月25日已基本痊愈，准备出院。但血糖略嫌偏高，医生加降血糖药和针剂，用量过大，病情突然急剧恶化，发生休克，昏迷不醒，人事不知，眼球对光线和刺激已无任何反应。28日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省、市领导都来探视。医生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引起病情严重恶化。28日始查出血糖已降低到惊人程度，立即采取补充糖水等措施，始转危为安。父亲病愈出院后，书写了“复活”二字，以庆这次大病未死。
父亲每次住进医院，写字绘画自然不可能了。但他即使在病中也仍然念念不忘他的艺术事业，曾有诗云：
沉沉高热压头颅，笔力犹思大令书。
我叹文皇有偏嗜，千秋饿隶自成诬。
墨池水涨碧无波，了了空书九子歌。
凄绝故园瓜蔓里，机声嘶断纺纱婆。
平时父亲除用笔在纸上写字练笔外，还经常看古代名家的字，一边看，仔细体会其神韵，一边用手在空中临写。父亲说，用这种办法学习古人书法的神韵，同样能取得好效果。病中，睡在病床上，父亲就用这种办法，用手指在腹上练字。他有诗云：
几夜昏沉神出舍，虚窗良夜乱纷纷。
回环念绝平生字，腹上空留指爪痕。
至于作诗，更是父亲病中的侣伴。他几乎每次生病都要在病床上作很多诗。他曾在《病院杂诗》的序言中说：“余以病毒性感冒发高烧，昏沉不能语言。唯平生积习不忍抛弃，念念吟哦不置……”住医院中，白天，医生、护士、探视者来往不绝，干扰较多。因此，父亲作诗多在深夜睡醒之后。夜深人静，是他作诗的最好时间。他曾作《病醒》诗二首描述他此时的心境：
小卧层楼上，沉沉客病消。秋风才八月，黄叶已飘萧。
半夜梦魂醒，双星姊妹遥。微情犹不昧，诗句送良宵。
五更初醒后，惊梦尚成讹。古木疑山鬼，修篁忆女娥。
天回人在宥，心迥夜如何。负俗直为累，斯人已中魔。
病中犹念念不忘自己的艺术追求，这是父亲从少年时期即具有的对诗书画的这种“痴劲”，至老不衰。
“睡魔”和“戒诗”
自1973年7月父亲开始患脑动脉硬化、心律不齐和高血压等病后，开始嗜睡。每天要睡三次，夜间、上午早餐后和下午午餐后都要各睡一次。有人说父亲是“三饱三倒”，即每昼夜要吃三次饭（三饱）和睡三次觉（三倒）。而且父亲经常喊头昏。
父亲写了不少形容和嘲笑自己嗜睡的诗。如：
“沉沉酣睡学陈抟，一觉翻来春已过。
庭树渐移窗外影，更谁大梦悟春婆。”
“长日迟迟病有魔，情牵犹自梦春婆。
一年三百六十日，醒时常少睡时多。”
“昏昏沉沉欲上天，一觉酣眠数十年。
醒时醉扫三千字，满纸涂鸦不值钱。”
“几日春思帝女蚕，春山秋水月弯弯。
桥头一客向予笑，君比秋山睡更酣。”
说是睡觉，其实也不真是全在睡觉。经常是睡在床上想他的诗书画。他形容自己：
“终日昏昏唯一睡，睡中颇得禅三昧。
醒来却写梦中山，似画非画有真味。”
“不生不熟枕边句，留待醒时慢嗑牙。”
“却怜蒙被床头日，常念敲门月下时。”
适量的写字、作画，对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是无害的。但作诗就不同了，是要大动脑筋，“奚囊自搜寻，呕出血中字”的，而且时常要“推敲常夜半，苦思不能睡”。因此，医生们都一再叮嘱，劝父亲不宜再作诗。
一天，常来家中为父亲看病的颜亦鲁老中医来为父亲治病，又谈起应尽可能不作或少作诗。父亲笑而应之。俄顷，父亲默然不语，颜医生以为他想什么事，哪知他是在想诗。过了一会儿，父亲拿笔写了一首诗，拿给颜医生看。颜医生说：“你刚答应不写诗，怎么又写诗了？”父亲笑道：我是在写《戒诗》诗，诗云：
林子戒为诗，戒之又复至。奈何堕理障，不避造物忌。
好诗实耐读，咳唾瑚琏器。一字千斤重，微情之所寄。
辛苦杜少陵，晚年诗律细。改罢自长吟，独得其中味。
我生近八十，守此竟何事。推敲常夜半，苦思不能睡。
魅力亦何深，有如醇醪醉。如此云戒诗，难哉诚不易。
可怜长爪郎，半生为此累。奚囊自搜寻，呕书血中字。
后来又作《癖》一首：
有癖虽为累，癖成尚自宽。有诗堪送老，此病戒真难。
一字嗟霜鬓，半生误岁寒。可怜李长吉，呕血事辛酸。
儿女们知道父亲爱诗已成“癖”，戒之殊难。父亲只要坐着无事，就会想诗。经常睡到半夜，突然慌慌张张地爬起来，衣服也不穿，就跑到桌旁去写一两字或一句诗。原来是白天做的诗，有某字或某句不妥，但又想不出更好的字句来，夜里突然想出来了，就赶紧爬起来写下。他说不立即写下来，到白天又忘了。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做对身体很不利，而且是“老病牵缠怕作诗”，但“奈他入骨又侵髓”，他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也无办法。
出版风云
父亲的书法受到国内外重视后，1976年初，江苏人民出版社打算出版一本父亲的书法集。张杰主其事。这是第一次正式出版父亲作品，父亲很重视。在昌庚协助下，父亲自己精心选择了包括不同年代、不同字体、不同风格的一百件书法精品。内容以毛主席诗词为主，兼有少量唐诗、鲁迅诗和父亲自己的诗。不完备的，父亲临时书写补充。往往为了补充一幅字，要书写好多张，从中选择最精品。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准备好，父亲自感很满意后，交给出版社。
当时“四人帮”尚未垮台，人们对“文革”中“扫四旧”和反对“封资修”心有余悸。出版社对能否刊印唐诗和父亲的诗存有疑虑。为了既能够出版父亲的书法，又能“不出问题”，出版社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要求父亲把毛主席所有的诗词抄写下来出版。这样，既是毛主席诗词，又是父亲书法，十分“稳妥可靠”，“不会出事”。但父亲以沉默代替回答，这事也就搁置下来。一直到1977年，“四人帮”垮台后，出版社又想出了一个主意，不再要求父亲抄写全部毛主席诗词，而只要求父亲书写新发表的毛主席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出版。经昌庚劝说，父亲同意了，写成交出版社，于1977年12月出版。即使这样写了，在以什么形式出版的问题上，出版社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决定，在封面上只印“毛主席词二首”六个大字，在封底用极小的字注明“草书字帖”，用更小的字注明“林散之书”，一点也不敢突出林散之这个名字和林散之的书法。印刷和纸张质量也都是低档的。但不管怎样，父亲的书法作品，在八十岁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在国内总算是第一次被公开出版了。
原先送出版社的一百件书法作品，由昌庚取回保管，成为后来捐献给采石矶“林散之艺术馆”父亲八十岁以前作品的基本部分。行家评论，这些作品都是父亲过去书法的上精品，所有看到这些作品的人，都惊叹不绝。
到了1980年，形势完全不同了。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了“继往开来，繁荣新时期的文艺”的方针。父亲也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这一总形势下，人们不再害怕出版父亲的作品了。
首先，上海美术出版社于1981年11月出版了《林散之书画集》。父亲为书画集撰写了序言，综述自己的学艺过程和心得体会。文笔精练、质朴。自此，人们始知父亲对文学亦有高深修养。他在《自序》上写道：
余浅薄不文，学无成就，书画之道，何敢妄谈。唯自孩时，即喜弄笔。积其岁年，或有所得。缀其经过，贡采览焉。余八岁时，开始学艺，未有师承。十六岁从乡亲范培开先生学书。先生授以唐碑，并授安吴执笔悬腕之法，心好习之。弱冠后，复从含山张栗庵先生学诗古文辞，先生学贯古今，藏书甚富，与当代马通伯、姚仲实、陈澹然诸先生游，书学晋唐，于褚遂良、米海岳尤精至。尝谓余曰：“学者于三十外，诗文书艺，皆宜明其途径，若驰骛浮名，害人不浅，一再延稽，不可救药，口传手授，是在真师，吾友黄宾虹，海外知名，可师也。”余悚然聆之，遂于翌年负笈沪上，持张先生函求谒之。黄先生不以余为不肖，谓曰：“君之书画，略具才气，不入时畦，唯用笔用墨之法，尚无所知，似从珂罗版摹拟而成，模糊凄迷，真意全亏。”并示古人用笔用墨之道：“凡用笔有五种，曰锥画沙、曰印印泥、曰折钗股、曰屋漏痕、曰壁坼纹。用墨有七种，曰积墨、曰宿墨、曰焦墨、曰破墨、曰浓墨、曰淡墨、曰渴墨。”又曰：“古人重实处，尤重虚处；重黑处，尤重白处；所谓知白守黑，计白当黑，此理最微，君宜领会。君之书法，实处多、虚处少，黑处见力量，白处欠功夫。”余闻言，悚然大骇。平时虽知计白当黑和知白守黑之语，视为具文，未明究竟。今闻此语，恍然有悟。即取所藏古今石碑佳帖，细心潜玩，都于黑处沉着，白处虚灵，黑白错综，以成其美。始信黄先生之言，不吾欺也。又曰：“用笔所禁忌：忌尖、忌滑、忌扁、忌轻、忌俗；宜留、宜圆、宜平、宜重、宜雅。钉头、鼠尾、鹤膝、蜂腰皆病也。凡病可医，唯俗病难医。医治有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多，则积理富、气质换；游历广，则眼界明、胸襟扩，俗病或可去也。古今大家，成就不同，要皆无病，肥瘦异制，各有专美。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能避其所短而不犯，则善学也，君其勉之。”余复敬听之，遂自海上归，立志远游，挟一册一囊而作万里之行。自河南入，登太室，少室，攀九鼎莲花之奇。转龙门，观伊阙，入潼关，登华山。攀苍龙岭而觇太华三峰。复转终南而入武功，登太白最高峰，下华阳，转城固而至南郑，路阻月余，复经金牛道而入剑门，所谓南栈也。一千四百余里而至成都，中经嘉陵江，奇峰耸翠，急流奔湍，骇目惊心，震人心胆，人间奇境也。居成都两月余，沿岷江而下，至嘉州寓于凌云山之大佛寺，转途峨眉县，六百里而登三峨。三峨以金顶为最高，峨眉正峰也。斯时斜日西照，万山沉沉，怒云四卷。各山所见云海，以此为最奇。留二十余日而返渝州，出三峡，下夔府，觇巫山十二峰，云雨荒唐，欲观奇异。遂出西陵峡而至宜昌，转武汉，趋南康，登匡庐，宿五老峰，转九华，寻黄山而归。得画稿八百余幅，诗二百余首，游记若干篇；行越七省，跋涉一万八千余里，道路梗塞，风雨艰难，亦云苦矣。
余学书，初从范先生，一变；继从张先生，一变；后从黄先生及远游，一变；古稀之后，又一变矣。唯变者为形质，而不变者为真理。审事物，无不变者。变者生之机，不变者死之途，书法之变，尤为显著。由虫篆变而史籀，由史籀变而小篆，由小篆而汉魏，而六朝，而唐，宋，元，明，清。其为篆，为隶，为楷，为行，为草。时代不同，体制即随之而易，面目各殊，精神也因之而别。其始有法，而终无法，无法即变也。无法而不离于法，又一变也。如蚕之吐丝、蜂之酿蜜，岂一朝一夕而变为丝与蜜者。颐养之深，酝酿之久，而始成功。由递变而非突变，突变则败矣。书法之演变，亦犹是也。盖日新月异，由古到今，事势必然，勿容惊异。
居尝论之，学书之道，无他玄秘，贵执笔耳。执笔贵中锋，平腕竖笔，是乃中锋；卧管、侧毫，非中锋也。学既贵专，尤贵于勤。韩子曰：“业精于勤”，岂不信然。又语云：“学然后知不足”。唯有学之，方知其难。盖有学之而未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余初学书，由魏入汉，转而入唐，入宋、元，降而明、清，皆所摹习。于汉师《礼器》、《张迁》、《孔宙》、《衡方》、《乙瑛》、《曹全》；于魏师《张猛龙》、《贾使君》、《爨龙颜》、《爨宝子》、《嵩高灵庙》、《张黑女》、《崔敬邕》；于晋学阁帖；于唐学颜平原、柳诚悬、杨少师、李北海，而于北海学之最久，反复习之。以宋之米氏、元之赵氏、明之王觉斯、董思白诸公，皆力学之。世称右军如龙，北海如象，又称北海如金翅劈海，太华奇峰。诸公学之，皆能成就，实南派自王右军后一大宗师也。余十六岁始学唐碑；三十以后学行书，学米；六十以后学草书。草书以大王为宗，释怀素为体，王觉斯为友，董思白、祝希哲为宾。始启之者，范先生；终成之者，张师与宾虹师也。此余七十余年学书之大略也。书画同源，理无二致，余之学书过程即余学画过程，以作画之理写字，以写字之法作画，互为影响，以畅其机趣。作画法宋人，参以元明，力戒浮华，旨在朴质天真。千秋万壑，求无俗迹，能除魔障，吾之愿也。
语云，一艺之成，良工心苦，岂不然哉。顾念平生，寒灯夜雨，汲汲穷年。所学虽勤，所得甚浅。童年摹习，白首初成，略具轨辙，非敢言尽书画之道也。今不计工拙，出其所作，影印以行，深望识者指其瑕疵，以匡不逮。是为序。
接着，1985年3月，安徽黄山书画社出版了《林散之诗书画选集》。
同年12月，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林散之书法选集》，赵朴初先生题诗代序：“散翁当代称三绝，书法犹矜屋漏痕。老笔淋漓臻至善，每从实处见虚灵。万里行程万卷书，精思博学复奚如。蚕丝蜂蜜诚良喻，岁月功深化境初。”父亲将1981年为书画集所写序言略加修改，作为此书法集的自序。
1987年7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乙瑛碑林散之临本》。
1989年《中国书法》杂志于第一期集中发表了父亲十三件书法作品，并发表李秋水的文章《墨水三千斛，青山一万重》，概略介绍了父亲的书法艺术成就和传略。
1991年11月黄山书社出版了《林散之序跋文集》，刘海粟为之作序。
1995年12月安徽省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林散之草书中日友谊诗卷》，启功和陆俨少、老卉都写了题跋，对父亲书法作了极高评价。
1996年12月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林散之草书册页》。
此后，陆续出版了二十余种父亲的诗、书法、国画作品选集，如：扬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林散之书法选集》、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江上诗存》、苏州古吴轩出版了《林散之书法集》和《林散之书法精品选》、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林散之书画选集》、《林散之书法集》、《林散之诗集》等等。在其他各种出版物上发表的父亲书画零星作品不下数百件。
父亲与古平
父亲八十岁以前，新闻媒介没有报道过父亲。父亲八十一岁时，新华社记者古平撰写了第一篇报道文章。
1978年春，父亲从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回来后不久。一天，有位年轻的陌生女同志一个人来到父亲百子亭住宅。据她自我介绍，是新华社驻南京的记者古平，想报道一下父亲的艺术生平，特来采访。要求父亲向她介绍自己的艺术成长过程。古平当时虽已四十多岁，但外貌看起来很年轻，像个二十几岁的大姑娘。父亲看到这么一个年轻女子居然想写文章介绍自己的毕生艺术成就，怎么能写好呢？觉得很好笑，对她不大愿意理睬。古平问他话，他半理不答。恰巧当时昌庚也在场，心里也觉得好笑，甚至怀疑她是以“采访”为名前来“骗”字的。但人家既已来了，而且是新华社的记者，不便得罪人家，至少得以礼相待。于是只好耐着性子帮助父亲向古平介绍了她所想了解的一些父亲的情况。
不久，古平写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奇境纵横又一家》，送来初稿请父亲审阅并提意见。父亲看了她写的文稿，出乎意料之外。文字写得很流畅，文学水平很高，父亲很高兴。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战地》1978年第1期上，这是国内出版物报道父亲的第一篇文章。此后，古平再来采访，父亲对她就很热情，什么话都愿意对她说了。古平后来又发表了《瑶池归来》、《八旬老翁写尽乌江水》、《业精于勤》、《风雨潇潇惊笔落》、《诗友遗诗感散翁》、《九旬书翁乡梓情深》等文章，从不同方面向国内外介绍了父亲的艺术生涯。古平是报道父亲最多最全面的一位记者。她对父亲了解得日益深刻、全面，并成为父亲晚年的一个很知己的朋友。
日本现代书法展览
1978年夏，父亲住工人医院期间，江苏省美术馆第一次举办“日本现代书法展览”。初，父亲因病不能去看展览，甚为焦急。
父病稍愈后，坚持要去看一下日本书法展。昌庚征得医院同意后，用小汽车送父亲去了。参观过程中用轮椅推行，父亲看得极其认真仔细。在展出将结束前，父亲又去看了一次。对其中一些作品，评价甚高。父亲说：“我们一定要虚心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进步。”
父亲两次参观后，感慨很多。在医院中作《日本现代书法观感》古诗一首：
日之出兮东方，光相接兮赤县与扶桑。
溯渊源兮有自，通文字兮李唐。
篆隶兮秦汉，楷则兮钟王。
笔何驰兮古秀，墨何运兮琳琅。
山之峨峨松柏纠，水之渊渊蛟龙藏。
如壮士之拔山兮，力伸劲铁。
似天孙之织锦兮，日曜七襄。
惜顽驱之迟退兮，驽行跬步。
何前修之蒸上兮，凤翥鸾翔。
式两国之相好兮，如日月之光昌。
何文光之交流兮，输兹远道。
感沧波之渺渺兮，一苇之杭。
启两国之深思兮，古光璀璨。
结良缘之杳蔼兮，山高水长。
时维八月，桂花初黄。
玄武微波，菡萏吐芳。
明月娟娟而清洁，秋风阵阵以舒凉。
掬此素忱，荐以馨香。
念南之有箕兮，可赖以播扬；
念北之有斗兮，可酌以酒浆。
紧握兮两手，并肩兮同行。
林散之书画展
1980年8月，由江苏省国画院、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南京市书画院、江苏省美术馆在省美术馆为父亲举办《林散之书画展览》，展出父亲历年书法精品六十五件，山水画四十五件。观者踊跃，影响甚大。父亲自从声名大振后，作书渐多，作画渐少。一般人知父亲书法者众，知父亲画者少，参观后始知父亲对山水画同样有着高深造诣。
8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夏阳、古平的文章《业精于勤——林散之书画展览观后》，对这次展览作了较详细报道。
父亲虽出生在江苏，工作在江苏，但祖籍是安徽。同时，范培开、张栗庵、黄宾虹三位老师都是安徽人。解放前的重要朋友如邵子退、张汝舟、雕遁庵、谷沆如等也全是安徽人，我们的几个姑母都出嫁安徽，我们家的祖坟和大祠堂都在安徽，因此，父亲对安徽有着深厚的感情，安徽人对父亲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平时，只要是安徽人来求字，父亲一般都尽量满足。
父亲书画作品在南京展出后，应安徽省邀请，以全部展品，于1980年12月赴合肥展出。父亲坚持亲自前往，昌午陪去。与葛介屏、肖龙士诸书画界朋友相见甚欢。
这是父亲第四次去合肥。过去合肥街道很狭窄，房屋亦多是古老平房。此时已拓宽了几条宽阔马路，新建了不少高楼，“旧貌变新颜”，父亲感触甚多，作了《肥上杂诗十首》。
对这次展出，安徽有关报纸都作了详细报道。
1982年3月，由江苏省国画院、南京市书画院等在南京举办《林散之三代山水画展》，展出了父亲、荪若、昌午、小康四人山水画作品共九十余件。
自1980年开始到1989年，共举行了四次全国书法篆刻展览，父亲皆有作品参展，得到了很高评价。1980年参加第一届全国书展的作品，后来刊印在1987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书法集》。1987年参加第三届全国书展的作品，是四尺整幅草书陆放翁《剑门道中》诗。1987年10月28日，《书法报》发表徐本一文章《绝唱与新调》，评述该件作品说：“当今中国书坛的耆宿大贤们保持着旺盛的创造精神，愈发真力弥满，表现出著手成春的高超境界。试举其行笔的劲健自然处，感到非言语可道尽其妙。‘远游无处不消魂’句中的‘不消’二字，承联‘处’字，全以散锋渴墨挥出，形漫而神凝，笔涩而气润。下行‘细雨骑’三字亦是俯拾呼应，通篇行神如空，行气如虹，一往情深，超越楮墨，使观者但闻一唱三叹浏亮之声，而丝毫不显衰年之容。林老此幅佳构举重若轻，直迈古人，堪为当代杰作。”
全国展出后，由河南美术出版社于1987年10月出版。
这件作品继被选送台湾参加“当代大陆书法精英展”。于1988年11月10日到30日在台中、台南巡回展出，引起巨大反响。1988年11月2日《书法报》对此有报道。
1989年春，举办全国第四届书法篆刻展。为参加这次展览，由于父亲精力不够，昌庚初选了十张近期作品，先请南京一些行家初选，结果根据不同人的意见，选出了四张。但有一张四尺对开条幅是父亲1988年8月所书自作诗：“才绿今年草，离离江上村。诗留昨夜雨，春掩画堂门。”昌庚认为格调很高，能代表父亲晚年作品，但未被其他行家选中。于是昌庚把这一张加上其他行家选中的四张共五张字悬挂起来，结果父亲自己就选中这一张参展。
这幅作品选送北京后，评委们对这幅字的评审情况，1988年3月15日《书法报》第11期发表舒蒙的文章《好书不厌百回读》有如下介绍：“作品评选完毕之后，评委们将自己的作品纷纷挂起，相互征求意见。自认为或由别人提出不满意的，都‘收兵回营’，重新‘操演’，务求有佳构面世。然而，在林散之老先生的作品前，评委们团聚小圈，品评赞赏，仔细推敲。此次林老一反用淡墨的习惯，在洒金蜡笺上出现的是凝重而焦渴的墨线，虚灵之中醒豁着浓烈蓊郁的气息。由于是挥指自如的大草，评委们对林老的作品进行了释读，有歧义的地方还再三斟酌。启功先生看到林老写的‘绿’字，简而化之，不禁朗声赞叹：‘林老敢这样写，而别人可能不敢，这正是修养的区别。林老敢变，而且变得好。’沈鹏同志也提着林老作品的下端两角，端详良久。从评委们的神态中可以看出他们一时沉浸在欣赏的美妙氛围里了。”
展品后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此作品原件已捐江浦“林散之书画陈列馆”永藏。
自1973年父亲来南京后，其书画作品参加了国内外数十次各种书画展。
“草圣遗法在此翁”
1984年5月15日，以日本最负盛名的大书法家青山杉雨先生为团长的日本书法家代表团来宁访问。青山杉雨要求来宁后首先要拜访父亲。领导上考虑父亲住宅条件不好，安排于16日在莫愁湖郁金堂晤面。是日，昌午陪父亲前去。会见时，青山杉雨对父亲极其尊敬，以“后学”自居，向父亲问长问短，问个不停。会见后，宾主互赠题字。青山杉雨书写了“草圣遗法在此翁”恭敬地献给父亲。
1984年11月19日北京《瞭望》周刊第47期发表张欣文章《草圣遗法在此翁——记老书法家林散之》。自此以后，父亲开始被称为“当代草圣”，传播海内外。
《南京日报》对父亲与青山杉雨的这次会见作了报道。
5月17日，由江苏省文化厅主办的“第二次中日联合书法展览”在省美术馆开幕。以青山杉雨为团长的日中书法友好访华团、以小坂奇石为团长的日本璞社友好访华团共八十多人专程来宁参加开幕式。父亲和其他三百多人也参加了开幕式，昌午、昌庚陪同父亲前去。在整个参观展品过程中，日中书法友好访华团秘书长谷村喜斋一先生从始到终，一直亲自推着父亲坐着的轮椅，陪同父亲参观，并和父亲亲切交谈。青山杉雨为人很高傲，对所有展品，只向其代表团成员介绍父亲一人的作品，并说了许多我们听不懂的日语。
5月18日的《新华日报》和《南京日报》都对这次展览和父亲参观情况作了报道。
“何处能寻避债台”
“书以畅志”。窗明几净，濡墨挥毫，写几张字，画一幅画，对父亲来说，是件乐事。如果在精神或情绪不好时，外界力量硬逼着写，不写不行，一写又是一大堆，这样成为“书奴”，就苦了。“艺成而下”，这恐怕也是每一个有了名气的书画家所共同感受到的痛苦。
实在地说，父亲是“很好说话的”，向父亲求字，他一般总是抱着广结墨缘、来者不拒的态度。
但到了晚年，因脑动脉硬化、血压高，经常感到头昏，可“声名”却越来越大，求字的人越来越多，实在招架不住了。1977年春，父亲去乌江小住，本来是想去“躲债”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家藏存的父亲字画被当作“四旧”烧掉了。那时父亲在乌江是没有人向他要字画的，很是安静。但父亲书法出名后，情况不同了，父亲的字画又吃香了。这次回去，前来索字画的人特别多，几乎每天来人，络绎不绝。一天，风雪交加，路无行人。父亲心想，今天该没有人来了。一语未了，即进来四个人，而且是从江浦县城远道特意赶来索字的。
在乌江住了十多天，求字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父亲实在住不下去了，急写信叫昌庚赶快接他回南京。信中说：“这次回家，本想休息，事实相反，天天家里来人，真是闹得头昏。什么人都要写字。……秋平急得要死，家中准备度春荒的粮食给来人吃光了，过年剩的咸鱼、咸肉吃光了，昨天又借了一百四十斤大米，有什么办法呢？我说我今年八十岁，不能写这么多了，他们不管，望着我笑，好像我是装病。我说我的朋友高二适是写字累死的！他们不管，他死他的，你没有死，要替我写一点作纪念。事情越搞越大，越写越多。其实，回南京也是烦得要死，不能安居的……”
父亲作诗形容这时的心情和情况：“客自江南归，终日不自闲。朝起坐东窗，挥洒到夜眠。”“日坐雨窗写新诗，诗成又见客来到。不辞泥路笑嘻嘻，字要两张谢林老。笔墨因缘缔此生，屡屡追索何时了。恝然弃掷小楼阁，一双破手难酬报……”“一分辛苦一分累，罪恶由来自己招。”
1978年，荇若接父亲去扬州小住。原来他是想安静一下，哪知情况也仍然和乌江一样：“旧日曾来人不识，独来独往石间眠。于今却被浮名误，草昧真灵半已蠲。”
父亲多次作诗慨叹：“何处能寻避债台，江南江北费安排。”“江南住不住，江北住不安。可怜大地间，无以息潺潺。”“如此追偿老命休！”
父亲写信给昌庚说：“到时再与你研究一种逃避的办法。”其实，“逃避的办法”是研究不出的，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最恶劣的是，在艺术成为商品，名人字画在国内市场上可以卖钱以后，有些人把向名人索取字画作为自己发财致富的一条捷径。这类“恶客”的手段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手法之一是“硬磨”。他们或亲自反复多次来求“墨宝”，不给写就不走；或反复多次来信，字不到手，磨得你寝食难安。例如浙江省安吉县孝丰镇有位某某，摘录其一信如下：“林老先生：您好！我已多次给您写信，想求您墨宝，今天特再来信求墨宝，万谢！”还有安吉县的某某，连父亲的名字他都弄不清楚，也来信索字：“林徵著名艺术大师：您是我早就熟悉和崇敬的书法名家。我爱好收藏字画，您的真迹是艺术珍品，具有无限的艺术价值，我想收藏您的真迹，敬请大师恩赐。”真不知道这位先生是如何“早就熟悉”名字叫“林徵”的“艺术大师”的。这类五花八门的信，每月能收到一两百封。对这类恶客，如果我们儿女在场，一般都是婉言辞去，或把信直接“处理”掉，不让父亲看。如果我们儿女不在场，父亲为了求得安宁，有时只好写一张字给他们了事。
有一次，一位自称是“自费旅游全国”的青年来到父亲处。据他说，每到一处，著名书画家都送字画给他作“纪念”，硬要父亲给他一张字。适昌庚在场，再三劝之不走，一直闹到要去派出所喊公安人员，他才悻悻然臭骂了昌庚一顿离去，那天幸好家中还有其他客人，不然，他要对昌庚动武。
这类人骗到名人字画以后，一是用之卖钱，一是用之“开后门”。现在市场上有大量父亲的书法作品私下出售，大都出自这类人之手。
每位索字者都只考虑满足自己的要求，而根本没有考虑由此给老人带来的痛苦。对于每一个索字者来说，也许会觉得，“写张把字有什么了不起，”但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索字者汇集到父亲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哪能应付得了！父亲八十岁以后，因年老多病体衰，大小便失控，经常写过字后甚至写字过程中，把小便或大便屙在身上。更经常的是，写字时精神集中，只顾写字，但写过后，就感到十分疲劳，吃不下饭。有时甚至不吃饭就要去睡觉了。高二适先生写字过累致死，别人不易理解，我们则是完全能理解的。有次一个外省人一下向父亲要了十一张字。写过后，父亲病了十多天。
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和痛苦，我们儿女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免不了要辞谢些索字画者，由此得罪了不少人。其实，任何人处于我们这种地位，都不得不这样做。“难来酪果供千佛。”未得到酪果的佛，不免要作怒目之态，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师门恩深
父亲一生，对自己过去的老师一直都是非常尊敬和爱戴的，真正从内心深处做到了毕生不忘恩师。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1988年冬，浙江美术学院王伯敏教授主编《黄宾虹书法》，来函要求父亲题写书签。父亲当时已九十一岁高龄，身体十分衰弱，但对此事十分重视。接信之后，端坐案前，沉思良久，用铅笔先在一张稿纸上写出式样：“黄宾虹吾师书法”，下款写“门人林散之敬题”。按照来信要求，为了出版规范化，也为了与其他已出版的系列书籍保持一致，总编要求此书名只写“黄宾虹书法”，下款只写“林散之题”。昌庚将此信提出的要求指给父亲看。父亲很生气，用手怒指昌庚，意思是对老师怎么可以直呼其名。最后，父亲仍然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吾师”、“门人”这两个示尊之词加上。
题签寄去后，主编仍按他们意见把“吾师”、“门人”四字去掉，并来信表示歉意。昌庚不敢将此信给父亲看，以“瞒天过海”了事。
杭州建立“黄宾虹纪念馆”，请父亲题字。父亲精心选了一张四尺整幅精制洒金纸，恭敬地用正楷写了一首他过去给黄先生的诗寄去：“吾师乃是黄山老，天海莲花第一峰。长别九年人世换，相期百代性灵同。琼宫瑰玮曾寻，古墨斑斓欲继踪。衣钵可怜辜负了，名山事业误匆匆。”
1986年，安徽省徽州建立黄宾虹纪念馆，父亲书写了自撰对联：
九次入黄山，勾奇峰，勾老木，作画如字，浑浑噩噩。
一生堕墨池，写金文，写古，以斜为正，点点斑斑。
1986年，黄宾虹先生的女儿黄映家来南京看望父亲。数十年不见，父亲大喜，详细询问了黄先生所有子女近况，并留餐，写字送她，还同游了玄武湖。
1988年，一次，父亲病卧床上。书画爱好者徐秋士拿来四张署名张栗庵的诗和画给父亲看，问是否张栗庵先生的遗迹。父亲立即睁大眼睛，极其仔细地看了起来。看了差不多有半个多小时，父亲认为，诗写得很典雅，字也写得秀逸，有点像张栗庵先生青年时代的笔迹。但过去从未见过张先生用“栗安”这个名字，不能肯定是否张先生早年所作。父亲叫昌庚把这几张诗画好好保存起来，以便今后进一步考证。
后来，张栗庵先生的孙媳妇和重外孙从安徽含山县来看望父亲，也说从未见过张先生用过“栗安”这个名字，印章也不对。
张老孙媳妇来，父亲尽管和她从未见过面，但仍然非常高兴，向她仔细询问了张老后代的情况，并在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下勉力写字送她。
1981年，范培开先生的后人从乌江带来一副范先生写的草书对联。几经动乱，范先生的遗墨现已十分罕见。父亲见了大喜，亲自请良工装裱，并在此对联上题跋：“范培开先生字朗轩，亦字新村。少时家贫，从含山张栗庵先生读书并习书法，初学唐碑，有功力，后学魏碑，用功甚勤。张先生为清末进士，富藏书，曾宦游山东。余初学书即寻其途径。唯余自怀素以外，又得二三书帖。此其所异。范先生用笔甚泼辣，为近人所宗仰。惜晚年所学稍退，归山中购地数亩，种树读书，不能尽其所学，年五十五岁卒。惜哉！”
关于此事，1983年3月19日南京《扬子晚报》发表田恒铭文章“林散之的尊师美德”有详细报道。
1988年，有个青年书法爱好者收集到一副范培开先生对联，愿以此换取父亲所书对联一副。父亲立即如其所请，将范先生对联留下，嘱昌庚今后捐献给纪念馆。昌庚遵父亲遗嘱，已将此对联捐献给“林散之艺术馆”。
父亲毕生对恩师总是以先生相称，从不直呼其名，而且每提到他的恩师时，一种尊敬之情油然而生。他总是说，没有过去老师的正确教导，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乐育幼苗
中国书法在世界艺术苑囿里是株璀璨的奇葩。父亲和一切关心我国书法艺术的有心人一样，为了使她永不凋谢，后继有人，对幼苗特别爱护，热心培育。他有一首诗说：“为留传统一枝花，不惜辛勤育嫩芽。佳节春秋齐放日，让她先后吐红霞。”
父亲对少儿书法爱好者的关心和“偏爱”有时会使人感到“太过分了”。一次，两个不满十岁的小朋友，各人手中拿着一小包“咸金橘”（当时许多儿童喜欢吃的比绿豆还小的颗粒状食品，五分钱一包），来到父亲身边，把他们心爱的零食拿给老爷爷吃，说想请老爷爷替他们写几个字作习字范本。父亲很高兴，当即为这两个小朋友各人写了一小张正楷送给他们。两个小朋友高高兴兴地拿走了。
经常有来自全国各地学习书法的小朋友，由她（他）们的父母亲带着来求父亲指点。父亲对这些少儿书法爱好者从来都是十分热情地招待，口传手授，耐心指导。还经常亲自写字示范给他们看，并以自己的作品相赠，以资鼓励。《钟山》杂志1980年第一期发表的古平文章《八旬书翁写尽乌江水》中，对此曾有一段报道，摘录如下：“……背着书包的少年儿童也喜欢找林爷爷写字。林老对这些系着红领巾上门求字的孩子特别重视。他总是笑呵呵地告诉孩子们写字时的姿势和执笔的方法，然后工工整整地给他们写几幅楷书，孩子们雀跃而去，拿回家中临摹去了。”
一次，东北煤城鸡西有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娄正纲，由他父亲带着上门求教。林老拿了张纸头让小姑娘写几个字看看。小姑娘说纸太小了。林老换了大一点的，还说嫌小，林老有点奇怪了，再换大纸。小姑娘不慌不忙悬腕挥毫写了一幅颇为老练的草书。林老一看，心里着实欢喜。一问，原来小姑娘父亲是工会俱乐部搞宣传工作的，经常写大幅标语。小姑娘从小学她父亲的样子，蹲在地上用斗笔蘸水在水泥板上练字。鸡西市和黑龙江省文化部门发现这棵好苗苗，非常重视，特地发了路费，让她爸爸带她到南方来寻访名师。
林老立即铺纸给小姑娘写字，边写边讲用笔用墨方法。他告诉小姑娘写大字要用臂力，不能光用腕力。用笔才能力透纸背，这是真力。写字时手不能抬高，也不能拖在下面，要上到下一样平，这叫平肘。还要虚腕，虚腕才能使手中的笔自由转动，随心所欲。林老对小姑娘的父亲介绍说，他自己十六岁开始学唐碑、魏碑，三十岁以后学行书，六十岁以后才写草书的。小孩子学书，要先由楷入行，由行入草，打好基础。否则，钉头鼠尾，诸病丛生，要改也就难了。
林老爱才心切，给娄正纲写了一幅，又写一幅。旁边有位求书者看得眼红，要拿一幅去，林老很生气。他一向对真正爱书者有求必应，而对那些自赋风雅的人并不那么恭维。他的憨直天真，也曾得罪过一些人。
1982年元月15日，南京市少年儿童书画工作者协会在江苏省美术馆举行成立大会。由于父亲对少年儿童书画爱好者的一贯关心，父亲很高兴地亲自去参加，并乐意地担任了协会的名誉会长。会上为孩子们作书法示范。元月16日《南京日报》、30日《新华日报》、2月16日《人民日报》对此都作了报道，并刊登父亲与少儿们在一起和作书法示范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