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经典化过程是一种效果性的历史，各不同文本都有其独特的样式。通过对《古诗十九首》经学阐释史的梳理，我们发现：《古诗十九首》这种具有民歌意绪、乐府音韵并经过无数文人润色的优美诗篇，其内容表达的是人生失意、朋友阔绝、死生新故等俗世情怀。自唐至清，阐释者们将其作“臣不得于君”、“士不遇知己”的阐释一直占据主流，甚而形成一种“独断”。在“历史选择”的过程中，这种阐释证明比别的诠释更得到官方的青睐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如张庚的《古诗十九首解》在1736、1796、1850、1851、1911、1936、1987年被一再刊印（据国家图书馆资料），显示了出版界、学界和政界对其阐释的普遍认同。以现代眼光看，这种阐释是一种“误解”。在马茂元的笔下，“误解”一词是一个负性的评价词语。“误”者，谬也，狂者之妄言也。但这种“误解”为何能穿透历史的厚障而存在？其合理性与有效性何在？
首先，“误解”的合理性在于学术发展本来就包含一定的合理性“误读”。
“误读”理论是近几十年来文本阅读理论的热点。在阐释学、现象学和接受美学等众多理论看来，“误读”现象是文本阅读的常态，现代学者有意识地将“误读”现象在理论上目的化、价值化和合法化。作为一种理论的“误读”的首倡者当推美国耶鲁大学的著名理论批评家、解构主义大师哈罗德·布鲁姆。在其一系列理论著作如《影响的焦虑》、《误读地图》中，他明确提出作为文学理论的“误读”这一术语，并系统地阐述了“诗的误读”理论，认为“人们在阅读文学经典时常常以自己的想象参与了再创造的活动，而阅读文本时失控的变化和个人的审美体验势必影响对原文的‘正确’理解，于是便导致了‘创造性误读’（Creatively Misreading）”，他认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在这一“误读”理论下，他关注的是创新焦虑中诗人们对于前辈先驱者的误读。在中国古代，孔门说诗的实践和春秋赋诗言志的大传统左右着主流诗坛。不论是先秦原儒“诗言志”的命题，抑或西汉大儒董仲舒的“《诗》无达诂”的论点，在立论的前提中已经包含着对《诗》的“断章取义”式“误读”、“误用”，埋下了“误读”现象合理化和合法化的逻辑伏笔。这种出于政教目的，为建构封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需要而建立和发展的中国式“误读”理论，同样敞亮了诗歌文本意义的多元性和阐释空间的丰富性，但“误读”实践在得到理论总结的同时也被推向极端。因此，意大利当代符号学家、小说家艾柯提出了“过度诠释”问题。他认为：“说诠释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像水流一样毫无约束地任意‘蔓延’。”艾柯强调文学阐释不是无限的，实际上，一些诠释的确比另一些诠释更合理或更有价值。但怎么判定哪种解释更合理或更有价值？艾柯求助于“文化达尔文主义”，认为在“历史选择”的过程中，某些诠释自身会证明比别的诠释更能得到认可，正如经典形成需要时间来印证一样，好的、有效的诠释也要靠时间来检验。因为正是在历史的不断“误读”中，经典文本相对确定的内涵与价值会意外地沉积和凸现出来，成为相对获得认同的“独断阐释”。按照艾柯的说法，“历史选择”就已凸显和证明了《古诗十九首》“臣不得于君”、“士不遇知己”等比兴阐释是合理的、有效的误读，是更有价值的误读。
其次，经学时代权力话语运作下的有意“误读”。
历史为何作如此选择？其深层原因何在？“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实在”找寻“历史理解的实在”就不难发现，《古诗十九首》的这种阐释乃经学时代权力话语运作下的有意“误读”。冯友兰指出“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则经学时代也”，自唐代至清代，《古诗十九首》阐释的历史语境“与一切学术都依附于经学”这一现象完全吻合。经学是文学无法挣脱的主流源脉，从“五经”到“十三经”，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一直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王权的合法性基础而发挥作用。比兴解诗本身就是儒家诗学传统中解诗的一种重要方法，是儒家政教精神在诗学中的反映。比兴解诗来源于“诗言志”的《诗》学观念，成就于“微言大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诗无达诂”的解读理念，促成了中国诗学传统中特有的重“诗教”、“载道”、“教化”的诗歌批评传统，有效地将儒家政治伦理文化投射到文学解读的深层结构上。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其权力话语理论中提出：“视历史为话语的构造，在话语及历史所标志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些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地位，是阐释者运用权力话语进行“价值判断”后“被动地建构起来”的。从阐释者的身份看，历代有影响的阐释者，李善、五臣、刘履、吴淇、沈德潜、王夫之、张庚、朱筠等，大都是兼士大夫与文人双重身份于一身，有些更是“通儒”或经学家，文苑之人望，处于握各朝之文柄的地位。因此，自然地维护儒家诗学传统，将夫妇置换为君臣伦理的有意误读，均来源于其本然的知识结构与观念。他们既是权力的拥有者，又是话语空间的占有者，因而，这样一种权威误读顺理成章地演变成公共误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独断”解读。同时，《古诗十九首》经典地位的确立与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考试制度密切相关。从《古诗十九首》的历史传播途径来看，“萧统《文选》不仅使《古诗十九首》有了集体的名字，并进入了教科书和官方传播的主渠道”。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古诗十九首》主要依托《文选》而传播和流布。“《文选》烂，秀才半”的民间俗语，反映了《文选》已成为国家教育机构确定的教科书。《古诗十九首》原本是下层文人俗世情怀的抒发，但是纳入官方文化教育系统就必然得到完全不同的阐释，从而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工具。文本意义的阐释必须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理念或旨趣，方能被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进而被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纵观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比兴解诗现象出现在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特别是“由教育体制来传承并构成了主导意识形态中不可或缺的那些文学艺术作品”，即作为“正典”的文学作品，如《楚辞》、杜诗、李商隐的无题诗等。一般而言，这些“正典”代表的是文学正统价值观念，承载着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
再次，比兴阐释模式的价值转义功能。
栾栋先生在谈到比兴的诗学特点时，从两个方面阐发了虚实相生的灵趣。一方面，“比兴拟体，涵养万类。比兴为用，奇正参同。比兴为诗，体用合一。比兴入理，情亦附丽”，这是说比兴在诗学方面兼体用而涵万类，融情理而合齐正。另一方面，他也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其孕生“多种误读”的可能：“比之所向，意象多样；兴之所至，志外有志。比兴解诗，难免迷离。连类无穷，误解有之。”这里所说的误解，是指比兴本身就包蕴着丰富的误读设定。“误解有之”，恰恰也是比兴作为诗歌创作的精妙所在。栾栋先生对比兴理论“误解潜能”的发掘，发人深思。超越诗歌文本浅层的词句训诂，探究言外之意、蕴外之蕴，从而把阐释与理解引向深入，应该说这是对传统比兴说有益的思考。当我们翻检“比兴”说的历史，“误解有之”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线索。
从唐宋至明清，比兴阐释模式由实践到理论逐步完善。元代钱惟善在《韩诗外传》中称之为“断章取义，有合孔门商赐言《诗》之旨”，朱熹则认为“解诗多是类推得之”。“义”之所得，由“断章”到“类推”演进，是“生硬牵强到合理比附”的进化过程。从先秦到晚清的两千多年中，数不胜数的阐释者通过“比兴”一词，将诗歌审美的艺术思维与政教的社会功能作了丰富多彩的嫁接。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阐释中，“知人论世”阐释模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该模式的特点是用历史信息将文本意义禁锢在其原初的历史或身世背景之中，导致这种文学的历史阐释具有封闭性。在知人论世的阅读中，诗歌文本意义简约为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该模式具有束缚甚至扼杀文学阅读审美性、主观能动性的一面，会使诗歌文本或多或少失去灵性。在历代《古诗十九首》的研究中，许多学者纠结于对其创作年代与创作者的考证，既说明这一强势阐释模式的必要性，也证明学者们被历史时空局限的无可奈何。反过来看，正是由于其创作年代与创作者的不确定性，历史阐释始终只是诸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其中“枚乘说”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而也为开放性的解读留下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与传统“知人论世”阐释模式比较，比兴解诗则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意义，“比”其所向和“兴”之所至，阐释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参与到《古诗十九首》的再创作之中。
《古诗十九首》之“夫妇譬君臣”的比兴解诗方式不是误解，而是阐释者有意为之的一种选择，一种系统化的误读。作为解读者“比”其所向和“兴”之所至，有其正当性与有效性。“比兴”解诗之“臣不得于君”、“忠人被逐”、“士不遇知己”的阐释，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个角度，一个法眼”，是诸种意义话语阐释的一种，凸显了《古诗十九首》的道德伦理、政治教化意义。在走向经典的过程中，《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被正统的诠释所选择，被主流诗学话语所认同，正在于其解读倾向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相吻合，同时也由于此种比兴解说方式可与审美诠释转接，至少可与纯文学阅读的另类语境通化。广义地讲，比兴作为诗学的手段兼目的（体用合一），其中之伦理比兴、政治比兴与审美比兴、界外比兴（如宗教超度及彼岸想象）都有相通互变之处。
以《诗经》为准绳来衡量《古诗十九首》，是将后者经典化的一种方法或策略，是用既成文学经典对可能经典或准经典的琢磨和玉成。《诗经》的锉刀程度不等地提升了来自民间或下层文人的作品，表现俗世情怀的《古诗十九首》因之被加工、润色，这组诗歌的地位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以提升。同样在此过程中，历代阐释者传承发展的比兴解诗模式，成功地将游子思妇转嫁为君臣关系，强化了政治伦理意义，打通了通往主流诗学语境的关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这种“误读”成就了《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地位。人类需要给难解的审美理想寻找放飞的渠道时，总是迂回进入，曲径通幽。从纯审美的诗学立场看，这是“误解”；从人类理智的诡谲和诗化的谋略而言，这是兑换审美自由的门票，尽管“夫妇譬君臣”的比兴解诗方式可能会让读者感觉沉重。假如真正的作者地下有知，他们是遗憾？或是欣慰？也许兼而有之。既然《古诗十九首》巧妙地或者说阴差阳错地通过了层层权力关卡，成为传世的文学经典，那么“经夫妇，成人伦”这种“比兴”就不能够约束读者的理解与想象了。读者们的“比”其所向和“兴”之所至，有了另外的多种可能。《古诗十九首》所包蕴的其他可能性完全能够冲决被遮蔽、被封闭的隐在状态。当审美解诗由隐变显之时，政治伦理的解读就变成了学术舞台和欣赏园地的篱笆围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各有千秋，可也并非势若水火，政治伦理的解读既遮不住“红杏枝头春意闹”，也挡不住“穿花蛱蝶深深见”。
文学史永远是各种误读更替交错的历史，经典也会通过重新阐释而获得更新和解蔽。马丁在其《当代叙事学》中指出：“有两种因素有助于我们成功地发现新意义。一是那些将以前的文学束缚于其他文化语境的事实和成规的消失；二是允许我们积极地参与意义创造的解释成规是有助我们发现经典的现代意义。”在经学时代终结后的现代语境下，比兴解诗模式将会继续成就新的“误读”。“误读”未有穷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