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唐朝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统兵，联合新罗灭掉百济国。俘虏国王扶余义慈、太子扶余隆、小王扶余孝演以及其他高级将领五十八人，押送到唐都长安。唐高宗赦免了百济君臣与唐为敌的罪过并分别给他们委任了官职。唐在百济旧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个都督府，各统州县，以百济大小酋长为都督、刺史及县令。
一、唐对百济王室的安置措施探析
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入唐不久后病逝。当时，扶余义慈因“事亲以孝行闻，友于兄弟”，被时人号为“海东曾子”。曾子，即曾参，字子舆，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孔子以为其能通孝道，所以向他传授学业。曾子著有《孝经》。事亲之孝堪与曾子齐名的扶余义慈在为百济王时，却整日迷恋于与宫人淫荒耽乐饮酒，以至于把对其劝谏的臣下关入牢狱，使其他人不敢再开口进谏。这是扶余义慈在亡国前的表现。当一个人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时候，往往就是危机潜滋暗长之时，而专制制度下国君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能够预示国家的发展趋势。百济很快亡国，扶余义慈的昏聩是内因，由此又演变出与高丽联合凌灭新罗，得罪唐朝而不自省。百济灭亡的外因在于唐军和新罗的强大攻势。另外，和百济频仍的自然灾害也有一定关系。
义慈之子扶余隆入唐后，被封为司稼正卿。根据唐高宗朝的官制，司稼正卿是从三品上职事官，掌邦国仓储委积之事，管理上林、太仓、钩盾、导官四署与诸监之官属，负责出纳事务。《山东通志》载：乾封元年（666）春正月，唐高宗在东封泰山途中，专门到曲阜去祭祀孔子，追封以太师之职，增修庙制，并蠲免其子孙的赋役；令司稼正卿扶余隆以少牢致祭，以褒扬圣侯徳伦。祭文的开头称曰：“皇帝遣司稼正卿扶余隆以少牢致祭于先圣孔宣父曰……”百济和唐朝虽然通用汉字，但语言不同。在此种情况下，唐朝还任命扶余隆为司稼正卿，说明唐朝对这位原百济太子地位的看重，而且再度表明唐朝政府在政治领域内的开放和自信，自信而信人。
龙朔二年（662），唐曾封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府都督，令其回国与新罗消弭旧怨，并招抚遗民。麟德二年（665），唐将刘仁愿安排并主持了扶余隆和新罗王金法敏的盟誓，以彻底消除两国世仇。但盟誓结束后，扶余隆因惧怕新罗而回到唐朝（见前述），继续担任司稼正卿。仪凤元年（676）二月，唐朝对东疆的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府治分别进行了迁移，“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安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于徐、兖等州者，皆置于建安”。
对于唐朝内迁安东都护府的原因，学者们仁智互见。陈寅恪先生认为，由于西北强敌“吐蕃炽盛”，唐朝不得不在东北消极退守。岑仲勉先生认为安东府移治有两个原因，一是辽东道远，唐军运粮困难；二是突厥、契丹、奚脱离中国控制，使得唐朝顾此失彼。黄约瑟先生则认为，这乃是因为670年代高宗朝的外务是以吐蕃为重，并列举了7世纪60年代末期在朝鲜半岛作战的唐朝重要将领薛仁贵、高侃、李谨行三人被调发到西陲边疆与吐蕃作战的事例证明：没有强大的军队作后盾，唐室实不易控制潜伏着强大反对势力的高句丽旧地；并认为，比较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利用旧日皇（王）族，把他们遣送回旧地，以控制那里的反叛势力。陈、岑、黄三位先生分别着眼于当时唐朝外交军事的整体局势来分析安东都护府的迁置，基本上找出了当时唐朝边疆政策调整的核心原因。
需要补充的是，唐朝在内迁安东府的同时，派原百济、高丽王室入旧地统治，以填补唐军内撤形成的力量真空，这不仅仅是为了利用原王室来平息旧地的反叛势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让高丽、百济遗民在他们王室成员的号召下组织起来，共同遏制新罗的扩张。唐朝西部边陲由于吐蕃的入侵而感到压力，东北地区的统治则受到百济、高丽遗民的反抗以及新罗蚕食鲸吞百济、高丽旧地的威胁。新罗在实现了消灭两个世仇的愿望后，下一个目的自然是要尽可能地扩张疆域。为了增强力量，新罗积极招纳高丽反唐力量，逐步吞并原百济领土，并派兵驻守，且进一步蚕食原高丽南部疆土。而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唐朝产生了矛盾。新罗的做法触犯了唐朝的利益，引起唐朝的恼怒。这当是唐朝派遣百济、高丽的王室安抚旧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当时西部边陲形势吃紧的情况下，唐朝派遣高丽、百济的王室成员入旧地安辑余众的策略，不能不说是合宜之举。
由于新罗的不断扩张，上元元年（674），极为不满的唐高宗干脆下诏削去新罗王金法敏的王位，任命当时留驻长安的金法敏之弟金仁问为新罗王，让他归国取代其兄的地位。同时出兵讨伐新罗。金法敏屡战屡败，于次年（675）被迫遣使入贡，向唐谢罪。唐高宗赦免其罪，并恢复了他的王位。但新罗对百济旧地的侵夺势头并没有减弱，所以虽然唐朝赦免了金法敏的不恭之罪，实际上唐朝和新罗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所谓的谢罪、赦免也只是两国的外交手段而已。唐调遣契丹、靺鞨兵配合唐军与新罗作战，双方互有胜负。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唐朝任命原百济太子扶余隆回旧地安抚遗民，实际上是要他招集遗民，在抑制新罗扩张方面发挥作用。但此时新罗势力炽盛，对扶余隆虎视眈眈，扶余隆怎敢回故土受辱？所以很快寻机返回长安，不再涉足旧日恩怨，最终老于长安，葬于洛阳北邙清善里，享年六十八岁。
唐高宗晚年苦于风疾，处理政事往往由武则天来协助，以至于朝臣称之为“二圣”。高宗去世后，武则天临朝称制，对百济、高丽的民族政策沿用了高宗时的做法。在对百济的措施方面，任命扶余隆的孙子扶余敬袭封带方郡王（从一品爵）。当然，此时的百济旧地已经被新罗、渤海和靺鞨瓜分，扶余敬不可能回到旧地去管理部众，因此扶余敬的带方郡王也只能是一个象征性的爵位。
武周对原百济王室的处置方式反映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从侧面印证了笔者在上一章论述百济使者内容时的论断，即在唐玄宗封禅泰山的时候，所谓的百济带方王不是来自百济旧地，而是由生活在唐朝的原百济王室后裔充任的。其次，在唐高宗统治时期，由于百济遗民经常反唐，使得唐朝不得不派出原百济王室或王室后裔入旧地安抚。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委派的扶余敬虽然没有实权，但至少这个委任对于已经入居唐朝的原百济遗民来说是个心理安慰。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的这个举措比较人性化，客观上也有利于居住于唐朝的百济遗民更顺利地融入唐朝社会。再次，不可否认的是，对百济王室的委任主要是基于武周统治利益的需要而作出的。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将在下文论述武则天对于高丽高宝元的任命情况时一并详述。
二、唐（武周）对高丽王室及权臣泉氏家族安置措施探析
唐太宗、高宗对高丽数次用兵，最后在高宗乾封三年（668）与新罗合力平灭高丽，设立安东都护府统辖。高丽王室和包括权臣泉氏家族在内的众多将帅豪酋被俘迁入唐朝内地，唐朝分别委任他们不同官职。
公元676-679年，原高丽国王高藏和原权臣泉男生分别被唐朝派遣到原高丽旧地去安抚旧民。泉男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置州县，在当地受到了百姓的欢迎，据其墓志所载，“襁负如归”；而高藏却暗地里与靺鞨联络，企图反叛，结果被唐朝发觉后流放。
从唐朝派高藏去“镇本藩为主”，同时又派泉男生参与治理的事件中反映出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这和上述唐朝任命百济太子扶余隆回旧地安辑部众一样，是为了遏制新罗的进一步侵略。第二，尽管高丽已经平定，但当时高丽旧地对唐军的反抗仍然强烈。唐朝令其“安辑余众”，并把安东府迁到新城（今辽宁抚顺附近），表明唐朝对高丽旧地仍然很重视。唐朝派原王室治理旧地，不失为一种比较稳妥的方式。第三，同时派遣高藏、男生去安辑余众，是唐朝采取的“分而治之”政策，即让高藏和泉男生相互掣肘、互相监督，由唐朝来居中把握平衡。据两《唐书》、《资治通鉴》和《三国史记》等史籍记载，在高丽时代，高藏和泉男生的权力分配扭曲错位。高藏虽为国王，但有名无实，如同傀儡，权力操纵在世袭莫离支泉氏家族手中。而且在降附唐朝后，高藏受封的官爵比起泉男生仍然要逊色一些。对于高藏来说——原来就受到跋扈的泉氏家族胁迫，现在又有泉男生的监视掣肘——朝廷的做法无疑表明对其带有警惕性或者说是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给高藏造成的心理压力也许是导致其反叛的因素之一。而朝廷能够了解到其与靺鞨勾结谋反之事，当是有人揭发。在当地最了解高藏，也最关注高藏举动的人莫过于同处一地的泉男生了。由此推断，高藏的谋叛被发觉可能是泉男生侦知并上报朝廷的。
垂拱二年（686），高藏之孙高宝元被武则天封为朝鲜郡王（从一品爵）。圣历元年（697）进授左鹰扬卫大将军（正三品武职事官），封忠诚国王（正一品爵），委其统摄安东高丽旧户，但却没有成行，其原因史书未详。按：神功元年（697），正是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大举反唐之际，他们攻陷营州，将唐朝军队击退入河北，辽东局势严重失控。高宝元在此时受封为“忠诚国王”，有可能是武则天让其以原高丽国王继承人身份号召高丽旧民，配合朝廷抗击契丹军队。在册封官爵的问题上，对高宝元的委派和上述武则天对百济扶余敬的任命都是在类似背景下发生的（故此后有关百济王室的爵称都只具有象征意义，笔者对此不再专门论述）。然而因为契丹叛军进攻迅速，导致高宝元没有机会进入高丽旧地。
武则天的这种做法，与此前唐高宗对高藏和泉男生的派遣任命在实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一方牵制另一方。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以人牵制人，后者是以国牵制国。尽管没有达到以高丽牵制契丹的目的，但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还是有利于朝廷平叛的。也就是说，在维护东北边疆和平与稳定的问题上，武则天的措施和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的统治政策基本上一脉相承，应当给予肯定。
万岁通天二年（697）五月，契丹叛乱被平定。次年六月，武则天降安东都护府为都督府，说明在武周看来，高丽旧地地位的重要性已经下降。武则天之所以轻视高丽旧地的战略地位，很可能与武周、后突厥默啜可汗之间的和亲有关。据《通鉴》记载，圣历元年（698）六月，甲午，武则天“命淮阳王武延秀下突厥，纳默啜女为妃……赍金帛巨亿以送之”。武则天对与默啜和亲的主意是如此坚决，甚至把向其进谏劝阻和亲的官员贬官。凤阁舍人襄阳张柬之谏曰：“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为合州刺史。也许是女皇对与默啜和亲的举动过于乐观，认为一个长久和平的北部边疆就要出现，所以安东都护府作为牵制突厥的重要性被大大忽略而降级为都督府。
也是在圣历元年，高藏之子高德武被任命为安东都督，依旧“领本藩”、统管原高丽的民众。武周对高德武任命的原因史书没有说明。笔者认为，这很可能跟武周与默啜可汗之间的和亲破裂有关。据史载，是年八月，当武周派遣以武延秀为首的迎亲队伍到达突厥黑沙南庭时，突厥默啜对武周朝廷的迎亲官员说：“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邪！此岂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惟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遂发兵进攻河北。陷定州（今河北省定县）、攻赵州（今河北省赵县），武则天派遣幽州都督张仁愿等率领至少五十万大军抗击突厥默啜，甚至改默啜之名为斩啜，以发泄其对默啜侵扰的愤怒。据此可以明了：高德武的“领本藩”，依然是武则天“以夷制夷”策略的延续，即利用高德武的原王室后裔身份号召旧地民众，策应朝廷军队抗击突厥；同时也说明，武则天降安东都护府为都督府的做法是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与默啜之间的和亲可能达到的安辑北疆的功效，而看轻了高丽旧地的战略地位。突厥的拒婚和入侵粉碎了她的幻想，使她重新认识到高丽旧地的重要性，于是才有对高德武的任命之举。
然而，高丽旧民早已饱尝战乱之苦，现在又面临着突厥铁骑的侵袭，为了躲避战乱，他们纷纷背井离乡，投奔突厥或靺鞨而去，致使安东都督府辖户越来越少。史书记录说，以原高丽王室后裔身份对旧地管辖的“高氏君长遂绝矣”。这标志着武则天委派高丽王室后裔来绥抚高丽旧户、策应朝廷军队的计划破产。所以，有观点认为：“在没有唐朝军事庇护的情况下，维持羁縻统治是不可能的。高丽降户四散逃走，说明唐朝在辽宁的羁縻统治已经宣告结束。”
唐高宗和武则天本来对高丽旧地的担忧主要在于旧民的反叛及与其他部族的反朝廷力量相纠结而可能造成麻烦，现在旧民四散，其联合起来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减小，所以武周在这里投入的注意力也就相应地降低，维持羁縻统治的必要性也不大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则天在对待高丽问题的民族政策上没有什么大的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