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四：黑色的“内参”
1979年，西方某国驻防华武官无意中从一未加密的普通电话中获得了我军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时间、兵力调遣等重大军事机密。
1981年9月20日，我国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了三颗人造卫星。为保守机密，新华社只作了一个简单的报道。而这次一箭送三星，在国际上却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许多驻华武官均受命向我官方及媒体刺探情报。卫星发射后仅三天，北京一家广播电台蓦然抛出了一篇题为“太空奥妙夺桂冠”的广播稿。9月23日，北京一家晚报又刊登了《我国第九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报道。两篇文章将三颗卫星运行的轨道、无线电遥测频率等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另一家报纸甚至直接登出照片……境外情报机关如获至宝，我国军事部门大为吃惊。
1992年某日，在报刊“大扩版”、“大写真”的浪潮冲击下，某省省报周末版赫然刊出了“武警大写真”，该省国家战略储备地点的方位、警力配备等军事机密，竟被报界公之于众。
类似的泄密事件数不胜数。例如，某杂志曾将金融界一高层人士介绍人民币对外币汇率制定方法这一“核心机密”的内容全文刊出，将金融界的重要机密曝光。《光明日报》曾发过某记者写的“奥运金牌也有他们一份贡献”的稿件，把我国乒乓球队研究的双打“制胜法”、杨文意和教练陈运鹏悉心研究数年的“加长划水幅度，划水过程均匀加力”成果、帆板铜牌获得者张小冬使用的由青岛海洋大学与国家体委共同攻关的“手持电子风速风向仪”等情况一一作了详细报道。我国体育界殚精竭虑、耗尽心血换来的成果，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老记”们“开放”给了人家。更有甚者，党的十四大报告都被泄密。1993年8月30日上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新华通讯社国内新闻部记者吴士深进行了终审判决，因其犯有为境外人员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案犯《中国健康教育通讯》杂志社编辑、吴士深的妻子马涛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这就是当时香港和北京新闻界瞩目的香港记者梁慧珉收买大陆记者吴士深和马涛窃取国家重大机密案。
案例五：经济泄密酿造的“苦酒”
世界“冷战”戛然结束，全球“商战”烽烟骤起。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海内外对我国政治、军事情报收集毫不放松的同时，对我国经济、科技情报的收集则更为猖獗，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处心积虑地窥视和窃取中国的经济、科技情报。
面对现实，中国企业家不得不惊讶地承认，经济间谍就潜伏在身边。他们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非法窃取经济情报和科技情报，给国家和企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1993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技术秘密侵权案比1992年同期增长了150%，经济秘密侵权案增长130%。
战场上泄露军事机密可能造成全军覆灭，市场竞争中泄露经济情报就有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经济损失。这一点似乎还未引起我国企业家们的足够重视。经济领域的泄密事件频频发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情报界有一句话说得好：“一个情报能造就一百个企业。”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一个情报也可以摧毁一百个企业。”在现代市场竞争中，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并能赢得胜利。正如美国可口可乐饮料公司的经营策略所言：保住秘密就保住了市场。
我国生产的龙须草席具有悠久的历史，曾被莱比锡世界工艺品博览会誉为“中国独有的工艺品”，列为我国免检商品，为国家赢得了大量外汇。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某株式会社派人专门来某省对龙须草席生产厂家进行“考察”，参观了生产的全部过程，对每一道工序都作了详细的了解和拍照。日本人回去后不到3个月，就制造出代替手工锤草的机器。此后，龙须草席的国际市场即被日本人完全垄断，导致我国龙须草席出口厂家全部倒闭。
景泰蓝工艺品是中国的独创，堪称国宝。但近年来，竟有日本人扛着摄像机参观我国的景泰蓝工厂，我方人士还拍拍洋人的摄像机说：“拍吧，拍下全部制作工艺，拿回去让人知道中国人的厉害。”然而不过两年，日本人制作的景泰蓝大量进入市场，景泰蓝这个中国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价格一落千丈。
中国宣纸有“千年寿纸”、“纸中之王”的美称，尤以安徽宣州县所产最为正宗，1915年曾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质奖章。日本人早已企图攫取其中绝密，派出情报人员到宣州刺探后发现印有泾县宣纸厂标志的车，立即尾随而至，但这回碰了壁，泾县宣纸厂谢绝参观并将所有厂车的标志涂去。但是次年另一批日本人到浙江一个由泾县造纸厂扶持的造纸厂时，该厂热情接待，有问必答，连蒸煮原材料的碱水浓度这样的细节也言无不尽。说了还不算，临别时还赠送檀树皮、长稻草桨和杨桃藤等原料。于是日本人带回去“研究研究”之后，竟宣布“世界宣纸，泾县第一，日本第二，浙江第三，台湾第四”。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在自觉保守企业机密方面确实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当然，导致经济、科技情报泄密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来说，不外乎三个方面：
（1）窃密手段无孔不入。日本设有一幢楼的广播监听室，昼夜24小时监听和收录我国中央和地方各省市电台的广播节目，并立即整理分类存档。某一大国的情报机关的大型计算机系统内，已储存了一大批中国“有关人员”的材料，并按职业和政治态度进行了分类，哪些人应当作一般官员交往，哪些人可以通过吃吃喝喝搞到“一般”情报，哪些人可以通过心照不宣的办法建立情报关系，均一一登记在“册”。
目前，外国及港澳商社常驻北京的有1000余家，计4000人，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从事“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务1988年来中国，在一个贸易机构以经商为掩护，从事经济情报活动，搜集了我国某部门工业布局、内部生产项目等大量经济情报。
（2）大众传媒弄巧成拙。在经济间谍战役中，大众传媒泄密已成为间谍部门取得情报的最大来源。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公开化的信息载体，而信息在现代社会里就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包含的信息量大、传播迅速，内容涉及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而且公开发行，从中收集情报既合法又简便，能够以最少的支出得到最大的收获，因此，几乎所有的情报机构都把从大众媒介上收集情报视为一条重要途径。
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情报机构有80%以上的情报是从报刊等公开出版物中获得的。比如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就是主要通过研究我国报刊来收集中国情报的机构，不少来华人员与驻华人员都大量选购我国的报刊进行分析研究和整理归纳。日本的民间情报机构“海外贸易振兴会”，曾通过我国报刊积累了大量我国经济方面的材料，经过分析研究后还出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情报》一书。
令人气恼的是，由于旧体制和某些片面宣传的误导，近年来，中国有的科技人员重名轻利，有重大科技成果不先申报专利，而是为了在未来市场抢占领地，急于将论文放到国外报刊读物上发表，去争所谓“世界第一”，最终弄成“墙里开花墙外红”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机密法》第二十条明文规定：报刊等信息载体必须遵守有关保密规定，不得泄露国家机密。许多新闻单位据此开展了各种保密教育和培训。然而，新闻作业者队伍不断扩大，新闻传媒越办越多，泄密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
（3）防线从内部被击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任何一种知识都是参与竞争的资本。在科学技术中，并非绘成图纸，形成文字、公式或配方的才是技术秘密。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包括各种各样的专门技艺、操作方法、小改小革、数据、构思、窍门、经验、外形、颜色，甚至是某种姿势，只要是“我所独有”的就是秘密，英文称这为“Know-How”。为此，只有时刻警觉，加强保密工作观念，才能防患于未然。然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所欠缺的。
外国情报人员坦率承认，在中国的公共汽车上、饭馆里、私人聚会上，即使不开口说话，也能随便听到许多有用的信息情报。
上海的有关部门指出，自1987年以来，上海某外国商社从上海部分人士处获得了一批机密、绝密级情报，而代价不过是金钱和“代办出国签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