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三：祢衡之死
东汉末年的祢衡是一个才子，但也是一个狂傲之士。孔融把他推荐给曹操，他不但托病不见，而且还把曹操骂了一顿。曹操当时正招揽人才，虽然恼怒，但也不好加害。知道祢衡善击鼓，就招他为击鼓小吏。一日大宴宾客，曹操让祢衡击鼓助兴，用意是想借此侮辱祢衡，没想到这个才子在换装束（有专门的鼓吏衣服）的时候，竟当着众宾客的面把衣服脱得精光，使宾主没趣。曹操对孔融说：“祢衡这小子，我要杀他，不过像宰一只麻雀或老鼠一样罢了！只是想到此人一向有些虚名，杀了他，远近的人会说我毫无容人之量。”于是，曹操想了一个借刀杀人的办法，强行把他押送到荆州牧刘表那里。
刘表及荆州人士早就知道祢衡的大名，对他的才学十分佩服，所以对他并不歧视，相反还礼节周到，把他当作上宾。他让祢衡掌管文书，“文章言义，非衡不定”，在工作上对他放手使用，十分信任。但祢衡这个才子的致命弱点就是目空一切。有一次他外出，刚好有份文件要马上起草，于是刘表叫来其他文书，让他们共同起草。他们“极其才思”，好不容易把文件写好了。谁知祢衡一回来，拿起文件看都没看完，就把它撕得粉碎，掷于地上。接着他便硬要来纸笔，一气呵成写了一篇给刘表。他写的这份文件因“辞义可观”，深得刘表好感，但把其他的文书给得罪了。他不但经常说其他文书的坏话，而且渐渐地连刘表也不放在眼里，说起话来总是隐含讥讽。刘表本来就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自然不能容忍祢衡的放肆和无礼，但他也不愿担恶名，就把祢衡打发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了。
刘表把祢衡转送给黄祖，是因为他知道黄祖性情暴躁，其用意是想借刀杀人。祢衡初到江夏，黄祖对他也分外优待，同样让他做文书，负责起草文件。祢衡起初颇为卖力，工作干得相当不错，凡经他起草的文稿“轻重疏密，各得体宜”，甚得黄祖赏爱。有一次黄祖拉着祢衡的手说：“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祢衡和黄祖的长子黄射是较好的朋友，黄祖虽然是个急性子，但祢衡只要稍微收敛一下锋芒，克制一下过强的个性，对周围的人有礼貌些，黄祖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他。然而让人扼腕的事还是发生了。有一次黄祖在战船上宴请宾客，祢衡的老毛病又犯了，竟当着众人的面，说了一些无知无礼的话。黄祖呵斥他，他还骂黄祖：“死老头，你少啰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黄祖哪能忍下这口气，于是命人把祢衡拖走，吩咐将他狠狠地杖打一顿。祢衡还是怒骂不已，黄祖于是下令把他杀掉。黄祖手下的人早就对祢衡一肚子气，得到命令，黄祖的主簿（也是文书）便立时把他杀了。当时祢衡才26岁。
祢衡的死让人惋惜，却不让人感到意外。他太傲慢了，正如颜之推所说的是一种“诞傲”，即不合情理的荒唐的傲慢。他要是能自重一些，有一点自知之明和容人之量，想必不会英年早逝。特别是他作为一个秘书，既对领导不尊重，也对同事不礼貌，恃才傲物，看不起任何人，这样的性格如何与人共事？他虽是生于乱世才遭受不幸，但就是生活在和平年代，像他这样的性格，即使没有杀身之祸，要在社会上立足也是很难的。一个秘书如果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得不到领导的支持和同事的帮助，本事哪怕再大也是开展不好工作的。骄傲使人失败，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人都有性子，而且各人性子不同。作为秘书，当然不能患“软骨病”，一天到晚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生就一副见风使舵、奴颜婢骨的样子，但也不能目空一切、心高气傲、出言不逊、狂傲无礼。人不可无骨气，但不能有傲气。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对联中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做秘书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案例四：田家英走上绝路
田家英是“文革”中继邓拓后自杀的第二个高级干部。他从26岁起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生活长达18年之久。他不仅起草重要文件，奉命调查研究，处理人民来信，提供咨询建议，完成秘书本职工作，还事无巨细地承办了大量的分外工作，以致荣膺“掌玺大臣”、“调查大臣”、“宣传大臣”、“总管家”等称号。毛泽东也很欣赏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注意培养、提拔他，使他进步很快，一直到秘书的最高层——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红旗》杂志常务编委、中共党史委员会委员、《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委员。一帆风顺的工作经历，导致其性格中的脆弱面。1966年5月22日，安子文代表中央向他宣布决定：①停职检查；②交出经管的全部文件和资料；③搬出中南海。次日，田家英就自杀了，时年44岁。田家英受此处分，自然有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毁谤和陷害，但也与他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欠妥有很大的关系。以下几个事例可说明这一点：
（1）田家英受刘少奇的委托向毛泽东建议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政策时，毛泽东曾追问：“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掩盖事实，以“是我个人的意见”作答。毛泽东不难发觉这是假话，也就难免留下“此人不忠”的印象。
（2）1959年庐山会议上，周小舟交代问题时说：“田家英对李锐说过，他离开中南海时，准备向主席提三点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个发言引起全场震动。当时李锐为了保护田家英而包揽了下来说：“这三条意见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田家英无关，大概是小舟听误会了，这完全由我负责。”但事情却弄巧成拙，因为李锐当时已是水利部部长，不是主席“通信秘书”了，他在离开中南海时并没有向主席提出过这三条意见。毛泽东不难觉察这话是田家英讲的。田家英回家后打电话给李锐说“我们是道义之交”（被人监听、告发），这就难免给毛泽东造成这些人背后议论、互相包庇，对他不老实的感觉。
（3）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开会，谈话中，毛泽东对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两篇文章发表评论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在整理谈话纪要时，田家英以“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为由，擅自删掉，也未请示毛泽东过目审定。毛泽东本来早已认为“田家英比较‘右’”，现在又发展到利用职权删除他的谈话内容，当然不能容忍，难再与之共事。再加上当时正在重点审查彭、罗、陆、杨的问题，鉴于田家英与杨的密切关系，又有江青以“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推波助澜，于是责令田家英停职检查便成为必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中的习惯做法，田家英却以为受了莫大的委屈，愤而走上绝路。这突出地显示了田家英性格中既刚烈又脆弱的特点。
本可不死的田家英却死了，这对秘书人员及其所服务的领导来说都是血的教训，值得认真地加以总结并从中吸取教训。
（1）在中国，党政机关的秘书处在政治斗争、权力分配、人际矛盾等错综复杂的漩涡之中，被误解、受委屈、遭中伤甚至遭受陷害都是有可能的。秘书对此在思想上要有一定准备。一旦遭遇上述情况，要豁达、乐观，坚持有理有节的说理斗争，顽强地活下去，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去澄清事实，洗刷冤情。像田家英那样留下“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的遗言，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想法，是不可取的。
（2）党政机关首长的秘书对首长应忠诚老实，不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不应有所隐瞒。正确的态度是既如实地报告情况，又陈述利害。
（3）党政机关首长的秘书如果看准了首长的缺点和失误，一般应当伺机采取适当的方式方法向领导提出，而不宜在背后议论、传播，否则会恶化与领导的关系，使工作受到损失。田家英准备离开中南海时才打算提意见，既不大符合逻辑，也不是对事业负责的态度。首先，这会使错误继续发展，使党和国家继续蒙受损失。这与田家英真诚、坦率、耿直、刚烈的性格不符。其次，田家英对毛泽东“听不得批评，很难进言”的判断并不准确全面。再次，从批评者的后果看，承担了田家英不敢提的三条意见的全部责任的李锐，也只是下放北大荒，而这主要还是因为李锐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追随者。田家英仍然原职工作。可见，田家英如果当时能私下向毛泽东提出这三条意见，详细摆出现象和问题，毛泽东很可能会对他更加信任。
（4）党政机关的首长处于一地的最高领导的地位，要广开言路，自觉地以秘书为诤友，主动向秘书征询意见。通过秘书了解方方面面（包括秘书本人）对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摸清下属的思想脉搏，才能有针对性地做好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有利于消除误解，改善上下级关系，增进团结；也有利于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做好工作；更有利于建立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