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职场，就意味着竞争和压力并存。在职场生存中，要想做自己的贵人，拿破仑那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话同样奏效。
只要你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就免不了想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自觉地卷进职场政治。于是，一幕幕好戏从此上演：希望与失望交织、荣耀与羞辱并存、贵人与小人不期而至，这就要求我们重视职场修炼，拓展人脉、忍辱负重、加强学习、做好自己，方能进退自如，立于不败之地。
学历不等于能力
学历，可以体现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但有高学历不等于有高能力。一个有能力的人，如果他没学历，他必会更注重实践能力，他更知道如何把一件事情做到接近理论能力甚或超越理论能力的水平。当然，如果他受到过很多的教育，则更会明白实际工作中不断地积累完善和提高自己的能力。
刚进入文化公司做编辑那阵子，基本工资以学历制定，我没有大学学历，只好定在末级。但我一接手文字编辑的工作，就没有怯场一说，因为从我应聘这个职位前，就已经泡图书馆攻克编辑这方面的知识了。我的工作能力很快被公司老总和业务主任认可，工作分量随之加重，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第一个月拿的工资，自然就比预想的要多得多。待到转正时，我已经能独当一面了。
发现自己的知识储备欠缺，还是在那两年编辑大型文史类图书时，从出版社老编辑的指导及审稿意见中得来的。
那是编辑一套大型精装本的中国古代野史，书稿是老板买的。稿子的质量参差不齐，通读校对颇费工夫，没有系统的文史知识素养，根本发现不了一些史实的错误。就这样，稿子通读三遍后，送交出版社审稿。当时是一个老编辑负责一卷本审读，待一月后书稿返回时，只审稿意见就是厚厚一沓。审稿意见中大到对内容的疑问小到标点符号，每一卷本都写了密密匝匝的好几页。其中有对错讹的改正，有对具体事件、年代、年号的质疑，有对遗漏的增补，有对重复的删节，甚至还有一些学术上未了的争端。我一看头都大了。怎么办？那时还不会使用电脑，只好购买工具书，从书中查阅校正，甚至将不能解决的问题集中起来去图书馆查阅。
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很充实。工作时间我拼命工作，业余时间几乎全部交给了图书馆和海淀图书城。渐渐地，我从工作中悟出了如何做一名好编辑的基本素质。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编辑工作能力的提高，绝非自身的知识储备丰富而广博，而在于平时一直在严格要求自己，加强自学，恶补缺少的东西，这才是我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上得以游刃有余的关键所在。
这样的日子过了近两年，但我的工资还是维系在两年前的水平，老总对这事根本不闻不问，于是我心里便有了些不满。但我明白要想拿到高薪，得靠自己的实力说话，我便开始寻求自救，自己策划选题，向书商推荐。有一次我背着自己编辑的一部书稿去了卢沟桥，回来的时候已是半夜，幸好贵人无处不在，我幸运地搭乘了一位女士的车总算得以回城，不然那么荒僻的地方不知要走多远才能碰到一辆出租车。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家图书工作室老板虽然对我向他推荐的选题没多大兴趣，但对我这个人产生了兴趣。彼此在昆仑饭店约见后，我顺利地成为了那个工作室的一名文字编辑。
那是千禧年的初夏，也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我离开了原来的公司并搬了家，来到了北京的东边朝阳区生活着，工作着。工作室老板原是个搞艺术的，人不俗，人情味很浓，待我不薄，这让我心里感觉很温暖。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多后，在我与老板的一位合作者不睦之时，原来的文化公司老总想转型，三番五次请我回去主持工作，我犹豫了两个月，去国展帮忙招聘了一批编辑后，又回到了原来的文化公司。这一步，等于走了一次回头路。事实证明，这是一步错棋。公司已扩大改组，老总高薪聘请了一位来自名校的才子当总裁，正在大规模实施扩张计划。
我被安排在公司下属的某个事业部做一名审稿编辑。
总裁是一个很有才干很有想法，但欠缺管理能力的人。总裁和老总一起，共同构筑公司未来的宏大蓝图。可以说是老总成就了他的总裁梦，他也助长了老总做行业老大的野心。一段时间，用踌躇满志的总裁的话说：两人是天生的绝配搭档。
我审了两月稿，公司又把我调至总编室工作，负责管理录排校对、掌控业务进度以及后勤管理等事，外带审稿。
部门设置一多，管理人员就多起来，人浮于事的情况比比皆是。况且一个场地，几个部门办公，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纷争更是层出不穷，真是干活的眼红不干活的，不干活的扰乱拼命干活的。
可悲的是，各项目组为了赶书稿进度，哪管稿件质量好坏，只要能算计到更多属于管理者自己的项目经费结余就行。审稿呢？诚如总裁所说一个烂中专生凭什么对一个名校生的审稿质量指手画脚？司空住能审出什么？
总裁一般下午上班，晚上在办公室上网过夜，是个典型的夜猫子。而老总则恰恰喜欢在很晚的时候来办公室，这样总裁熬夜工作的印象就成了老总嘉许的口实。这不知是一个巧合，还是其他，旁人不敢揣度，恐怕只有总裁自己心里知道了。
半年后，公司乱成了一锅粥。有意思的是，总裁信任的一拨下属，不给他争气不说，还尽添乱子，拖后腿。总裁却认为这乱摊子是总编室管理不力，我真是有口难辩。试想都是平行部门，总编室与各事业部列为平级，谁授权我去管人家各部部长？起码总裁没有。
袒护应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对一个管理者来说。一味袒护自己喜欢的下属，论门第，拉帮派，当是管理的大忌。
当然，我也可能是一时之气，不够宽容地看待他人。到底是自己人微言轻还是自己确实做错了什么呢？我不由得对自己深刻反省起来。毕竟，公司的利益高于一切，于是我不再说什么了，忍气吞声，默默地做着自己份内的工作。说实话，我骨子里希望公司发展壮大，自己也得一份实惠，兜里鼓起来。但，还有一个“阴暗”的想法，那就是看到老总和总裁笑不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很快来到。
当公司花大力气重点策划推介的一套丛书，不能按期出版供货时；
当经销商一片怨声载道、退钱退货、赔偿、责骂的杂音不绝于耳时；
当退货从四面八方袭来，订货会又冷冷清清，无人喝彩时；
当每到月底发不出员工工资，更不消说兑现年终奖时……
老总傻眼了，总裁蔫苕了。
但我却笑不出来。
埃莉诺·罗斯福说过这么一句话：“记住，倘若没有你的同意，没有谁能够使你小瞧自己。”没有学历不等于没有能力！我一向是这么认为的，尽管有时候在唯学历论的今天，可能受些委屈，但这又算什么？因为我一直在努力！
找准自己的位置
不知有人注意到了没有，许多人多年来可以换N份工作，到头来，连自己都迷失了，竟不知道适合干什么，该干什么好？其实每个人在职场中都应该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找准自己的位置。因为心中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失意时我们才不会一蹶不振，得意时也不会忘乎所以。找准自己的位置，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这样的人生才有希望。
1999年春节我回家过年后，返京时正值民工返城高潮。我在天汉车站逗留了两天，才买到了一张回北京的车票。天汉车站广场满是黑压压的人群，检票口前面立着写有“民工”、“军人”两块牌子，意思就是农民工队列和军人队列。我瞅一圈，竟不知道自己该站哪儿，军人队列肯定不行，农民工队列多数都有领队的。我属于什么？
无奈之下，我排在了所谓的民工队列。下午5点的列车，我从上午9点半就开始排队，此时的队列已有七八米长。农民工多不讲究，要么席地而坐，要么坐在行李包上，而我呢？只有一只箱子和一个军用背包。箱子能否承受得重压，我不敢尝试，反正军用背包里面装的东西不能挤。只好站着，实在累得不行，取出几张报纸铺在地上，勉强坐一阵子。午饭时分，虽然饥肠辘辘，可转身看看身后又延伸了十几米的队列，一旦走开，只好排到后面去。若把箱包托付给这些来自外地的农民工帮忙照看，还真不放心。午饭只好将就一下，吃了两根火腿肠和面包片充饥。
▲古人说三十而立。然而三十岁的我事业仍然无成，不过，我的信念却还是那么地坚定。
天阴沉沉的，坐在水泥地面上，屁股下面越坐越冷，只好起身跺跺脚。这样，站起坐下，坐下站起，好不容易捱到下午4点钟，终于开始安检整队了。车站的工作人员和一帮配合执勤的武警从队前挨个向后检查。
轮到我时，工作人员打开箱包例行检查后，竟然莫名其妙地抬眼盯着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这，有什么问题吗？”我不解地问，或许是浓密的大胡子招人眼的缘故。
“废话，问你是干什么的？”工作人员眉头一皱，大声说。
“搞图书出版的。”我说。我当时所在的文化公司，是出版社下属的一个经营部。
“那你怎么站在民工队列？”工作人员过于严肃的说话态度使我有些紧张。
“只有两个队列，我又不是军人，那你说我该站在哪儿？”我也有些生气了。
“我不管这么多，反正你不能站在这儿。”工作人员不容分说，给身后的两名武警战士做了一个手势，我几乎是被胁迫着离开队列，箱包也被胡乱踢到了一边。
我像一个一钱不值的东西一样，被扔在了一边。那一刻，我觉得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我气得浑身发抖。
“我抗议！你们把人还当人看吗？什么态度？什么作风？”说归说，怒归怒，可人家只是乜我一眼，向我扬扬手中的警棍而已。我立马噤声。那些民工都用复杂的眼光盯着我这个大胡子，似乎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起码不是一个好人。
看看乱糟糟的广场，想今晚的火车不走不行呀。哎，还得想办法。我咬牙切齿好一阵，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整理好箱包，寻找对策。
我叫住了一位走过来的工作人员，简单述说了刚才被从民工队列清理出来，不知该在哪儿排队的疑问。这位工作人员说他也不知道，但他走了两步又回头来说：“你找找我们的主任吧。”
他们的主任是谁？我不知道，我连谢都忘了说，赶紧跑去问另一位拿步话机的工作人员，回答说：“东边进站口，那位戴臂章拿对讲机的女同志就是。”
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给那位工作人员鞠了一躬，连道谢谢。
找到戴臂章拿对讲机的女主任并不费事，我简单说明情况，并掏出我的工作证。女主任亲切地问：“就你一人？”
我点点头。
“既然是做文化搞出版的，你就站在这儿吧。”说着女主任让我站在了一个即将进站的队列最前面，并给我发放了安全通行证。
排在队列后面的人谁也没说什么，我就这样顺利进站上了车。想想挺滑稽的，上午9点半开始排队，排了6个小时的队，被一脚踢出来。临进站前半个钟头，却意外地站在了队列的最前面，第一个进站。
从那一次排队候车的经历，我总结出两点：
一是凡事不能随大流。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行事，不懂得机变应对，人的尊严很可能会被随意践踏，甚或根本无自尊可言。因为一个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那就是看别人把你当作一个人还是一样东西对待。台湾柏杨先生在《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中说：“人，之所以为人，第一是要自己有尊严；第二是要尊重别人的尊严，而且是诚挚地尊重。”
二是要想在人才如云的北京生存下去，必须给自己一个恰当的定位。我的优势是什么？自认为文笔还算可以，这是特长。最重要的是勤奋、踏实、真诚，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但缺点也不少，譬如不善于变通，性子急躁，爱挑别人的毛病，很难交友。这样一分析下来，也就是说，我只有与真正的高贵者结交了，但这似乎不大可能吧，于是我锁定自己就跟书打交道，因为似乎某位名人说过，书就是一个高贵的朋友。
小草扎根土地，松柏傲立雪霜，家雀栖枝聒噪，雄鹰长空搏击，它们都给了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同理，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应该找准自己的人生坐标，这样才能保全自己的人格尊严，更好地实现生命的价值，活着才更有意义。
做好份内的事，任别人去说
做好份内的事，做最真实的自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中间就引出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问题。诚然，理解一个人很难，理解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更难，尤其是人在职场。于是世间便多了几多误会，几多委屈，甚至几声叹息。
我在做图书编辑审稿的时候，才发现一个职场中很忌讳的事情：得罪同事。审稿工作本身并不太难，难的是评分时做到公正，做到不掺杂个人的情感因素，用理性去评判一部稿件的优劣。
对于一个做图书出版方向的公司来说，一个图书编辑就必须是一个多面手，策划、写作、编辑，甚至出版业务样样要能拿得下来。另外，一个图书编辑并不是什么样的选题都适合，什么样的风格都能编写。但许多图书公司恰巧不是这样，因为公司的策划方向，选题定位是有局限的，这就要求一个编辑要主动适应岗位，快速进入角色。
有两个编辑给我印象很深。一个是面如敷粉的英俊青年小白，一个是开心随和的女孩，人称“丫头”。这两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文字功底不错，能写。
小白的笔试答题很另类，部门主任和我看了以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这小子有才，但可能不适合做编辑。小白的一句话给我的印象至深：5年后做到书业老大。我姑且称之为文人狂狷。小白来上班了。还真是应了那句话，形象思维发达，抽象思维欠缺，脑子里缺少逻辑这根弦。好在第一部通俗读物的稿子经过部门主任的指导，还是完成了。第二部稿子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牵扯到经济管理，这一来小白倍感吃力，折腾来折腾去，弄得他自己都快崩溃了。小白说他少年时代就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人家给了3万元钱，不署名，卖了。自此他父亲才答应他上中文系，也算一个才子吧。
小白一直坚持业余创作。我看过他写的一些东西，确实不错，但他做编辑确实不太合适。或许是惺惺相惜吧。我喜欢和小白聊天，小白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叫“丫头”的女孩。小白说丫头也是一个写手，文笔不俗，文风唯美，很适合写儿童书。
某一天，总裁决定成立一个原创部门，需要文笔好的写手，让总编室考察人选。小白和丫头自然被选编入列。丫头从另一个部门调过来时，手头有一部书稿快接近尾声，部门主任要求我抽空给丫头审稿。
我这才有了近距离了解丫头的机会。丫头有点儿胖，皮肤沉着无光，尤其爱吃零食，很少看见她嘴巴闲着的时候，即使动笔或敲电脑，隔不到一会儿也要腾出手去抽屉摸出一点零食塞在嘴里。丫头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很单纯的女孩子，爱笑，表面上大大咧咧，其实内心自信不足，成天对自己的工作提心吊胆。她说主任早已盯上她了，警告过几次，这部稿子万一被毙掉或得分过低，她只有被辞退的命运。丫头一再请我手下留情，高抬贵手。
我笑笑说先看稿子吧。但公司人人都知道，司空老师审稿是严厉出了名的，一是一、二是二，决不姑息迁就。由此编辑们暗地里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杀手”，凡是稿子一到我手上，他们总是关心自己的前途命运。这或许就是我做人做事太认真，不灵活通融的一种表现。
我总以为审稿编辑的职业道德很重要，稿件本身的内容含糊不懂可以学习可以请教，但认真负责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稿件中的错误审不出是水平问题，敷衍了事地看稿却恰似于一场合谋的骗局。结果受害的是谁？一是编著者自己的能力不能提高；二是稿件送去出版社三审被毙掉；三是公司的成本加大，利润受损；最要命的还是书稿一旦出版，贻误读者。
我一贯的工作作风就是看稿不看人，以至于时常听到编辑们的冷言冷语：你如此卖命，哪个头儿拿正眼看待你？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报应”，如果有报应的话。
丫头的稿子确实不怎么样，但也不是太差，中等吧。我提出修改意见，丫头认真地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令人感动。后来，丫头留在了刚组建的原创部，从事原创图书工作。
一段时间，公司的一切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暗流激涌。公司总裁的改革几天一个花样，怎么也定不了型；再加之公司发展方向目标不确定，选题策划方面一直较弱，以至于许多选题只是论证一番就半途而废了，从而使得各部门员工无所事事。
某一天，总裁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起草一份辞退小白和丫头的文书。我惊怔片刻，问总裁：“这不是对你刚成立的原创部的否定吗？”
“没办法了。这个部门可能要撤销。”总裁看来心里也不好受。
“为什么是小白和丫头？”
“你不也看见了吗，平时他俩没事干，纯粹在混日子，老总已给我暗示过好几次了。”总裁说话时眼神飘忽不定。
“定了？”
“我和老总以及部门负责人都商量过了。他们或许有写作能力，但不合乎我公司现阶段的发展需要。”
可笑的是，研究决定这种事情，在当时没有专设人力资源部的情况下，竟然没有通知总编室的人参加。我算个什么？真是屁也不是。
“那这样说来，是我在错误的时间向您推荐了错误的人选了？”我有些生气地问总裁。
“都过去了。这事情也不怪你。”
“可是都快到年底了，这样做会不会引起员工流失？”
“流失是正常的，换血也很有必要。你别管其他什么，尽快把他们的工资及其他手续搞清，我会找他们简单地谈一次话。”
我无话可说。
小白和丫头走了。小白和我醉了一回酒，发誓要在书圈混出个样子来。我相信小白的话。丫头没有向我告别，而是在离开公司后，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你喜欢小狗吗？
我家养了一条狗，狗对主人最忠诚，不会偷咬人。
可有些人却不如狗！！！
我的心里似乎被铁笊篱薅了一把，好一阵钻心的痛。丫头，既然你这样认为，我需要说你误解我了吗？
在职场中，一个人的去留本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但同事小白和丫头还是牵动了我的敏感神经，或许还是骨子里的文人情结吧。这件事情虽然过去几年了，不被人理解的滋味也很不好受，但我的脑子里却怎么也抹不掉那个短信带给我的痛。我知道我没做错什么，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我只是尽自己的责任，做好分内的事而已。
像骆驼一样生存
在个人竞争愈演愈烈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过或长或短的一段职场生涯，人人都感受过职场政治的存在。那么，什么是职场政治呢？这其实就是一个人才华的展露，以及对性格、情绪自控能力、待人接物、应变能力等多项自身能力的考验和对各种复杂关系的把握。职场政治也无所谓好与坏。人在职场，要想远离这些勾心斗角的利益纷争、长短是非，还确实难上加难，因此职场政治就成了锻造职场金身的一门修炼大法。
▲千禧年的春夏之交，在昆明湖南端的长河桥上。
我在老家单位工作的时候，有幸被上级组织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自个儿感觉不做出一番事业来，对不起组织的信任和领导的栽培。于是书生意气，一人独揽三份工作：办公室管理、服务部经营、科技下乡办点。这一年，忙得焦头烂额不说，三份工作也只是做得差强人意，自己也感觉留下了许多遗憾。这倒还罢了，最让人心痛的是得不到大家的理解，有说我经营服务部搞贪污腐败，到主管局那儿告状的；有说我办公室工作不做，不务正业的；有说我科技下乡办点给自己捞实惠的。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到年底工作总结时，某几个不干实事，只会指手划脚的“裁判员”把我的工作更是评议得一无是处。
我心灰意冷，根本无心留恋这份工作。在职场遭受小人诋毁和陷害，很容易使人滋生三种情绪：一是忍辱负重，沉默应对；一是站出来揭露这帮小人的丑恶嘴脸，惩治假丑恶；再就是远离小人。我呢？哪里受得了那份恶气，一气之下辞职走人。
几月后，到了北京，又开始了职场生存。或许是做文化的缘故，职场利益纷争到底要少许多，因为大家都凭自己的能力和业绩拿工资。可是，在文化人扎堆的书圈，放荡不羁的文人与才子之间，员工与一些不懂文化的书商老板之间的冲突还是屡见不鲜。
有两件事对我的印象极其深刻。
我在一个工作室做编辑时，老板的周转资金不够，临时拉了一个东北人称的“发小”来合伙。这位“发小”是个倒腾服装发家的，可能有个百八十万，但暴发户的心态，总是不太尊重人的。一般来说，合伙做生意，必须分清责权利，但由于两人是“发小”，这方面可能也就含糊了许多，以至于“发小”参与进来业务，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管家婆。
“发小”对于图书出版这个行道不懂可以理解，但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还喜欢指手划脚，成天对这对那唠唠叨叨，简至就是一个外行监工。老板让他不要干预，“发小”说有他的股份就有权发言。两人动不动就大吵大闹。可以说，自“发小”加盟后，工作室的氛围一下紧张了许多，人人显得极不自在，总感觉一双眼睛在时刻盯着大家的后脑勺。
对于出勤和工资的唠叨，我忍着；对于不懂装懂的“指导”，我一笑了之；对于工作进度或其他问题的异议，我也觉得无所谓。某一天，我忽然感觉这样仰人鼻息太没意思了，于是毅然选择了离开，又回到了原先供职的文化公司。
在这家文化公司，作为一个中层主管，本来工作得好好的，但是对上层管理者的管理理念提出质疑，于是又遭到了难以忍受的羞辱，前面已经说过。
我给老板的建言，成了上层管理者肆意“报复”的契机——
“要不是见他司空住在公司呆的时间长，可怜他没地方去，一个中专生，要他何用？”
“一个自不量力的穷酸文人，凭什么对公司管理指手划脚？”
“这种绊脚石，影响我公司人才结构，阻碍我公司发展，还不如辞退他，让他另觅高枝。”
老总的反应是什么，不得而知。但事情不会轻易结束。在一次各事业部部长会议上，老总不点名地批评我：“大家在一起共事，希望能够精诚团结。我信任总裁所做的一切。谁要说三道四，不愿意呆，我们也不强留！”
这等于下了逐客令。那一夜，我回家独自哭了很久。好心得不到好报，我感觉自己太委屈了。老婆骂我活该，说当初劝我不要回原公司，非要吃回头草。
是呀，我自以为起码对公司是忠诚的，况且也实实在在为公司做出过贡献，在公司的发展中，取得一席之地，继续施展自己的才华，有何过错？
我没错。我只不过在新一轮的职场政治较量中，居于下风，我只好打掉牙往自己的肚里吞。
我开始忍。那时我已接触佛法。布袋和尚“宽却肚皮须忍辱，豁开心地任从他”的话，我牢记心间。佛经上也说：“何者多力？忍辱为健。忍者为怨，比为人尊。”能忍得下恶口、恶事、贪嗔痴，能忍世间一切难忍之事，心中还有什么放不下？
我得出一个结论：职场生存，其实就是一个忍辱的过程。我由一开始在老家单位的不忍，到不与他人一般见识的小忍，到最后遭受羞辱的大忍，我的心灵渐次丰满，人格也在趋于完善。
有人总结出职场中人不可不学的几种动物精神，还真的给人不少启示，说什么牧羊犬是忠诚尽职的楷模；蜜蜂是团队精神的代表；鲑鱼是坚韧执著的象征；大象是厚积薄发的中坚力量；骆驼是忍辱负重的典范，狮子是勇于挑战的榜样，猴子是机智创新的标兵。
细想想，骆驼，代表职场生存中忍辱负重的一面，还真是再形象不过。骆驼有温和的脾气，但骆驼也是不畏恶势力、战胜困苦环境，机智应变的榜样。如遇到风沙可以立即关闭鼻孔；宽扁的脚趾阻流沙；驼峰结构储存营养与水分；嗅觉预警风暴、视觉预测水源。骆驼的这些特性，都是一个职场中人锻造职场金身必备的素质。骆驼还有一套看家本领，就是遇到敌人伤害它时，可以从鼻孔里喷出酸性很强的胃液和唾液来惩罚敌人，实现自卫。
不管怎么说，在职场生存中，遭遇职场政治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要想立于不败之地，面对是是非非、评头论足、风言冷语时，像骆驼一样忍辱负重只是一个方面，可能还需要骆驼的机敏和自卫，这样才能在高手如云的职场获得一席之地。
亲近心灵的贵人
佛陀讲过一个故事，故事的大意是说心灵是我们生生世世最好的伴侣。现实中，有一种人，与他交往根本不需设防，与他相处快乐无比。更重要的是，与他相处受益终生，因为他会无私地帮助你，他会时时关照你，他会引导你走上一条追求智慧的心灵之路，这种人无疑就是我们心灵的贵人。
在几年的职场生涯中，有一个人我永远忘不了，他就是时刻不忘帮助我、提携我、引导我的崇信。崇信在我的心目中首先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老师。
刚开始进入图书出版这个行道，是崇信手把手教我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人的。每逢春节不回家，都是崇信邀我到他家过除夕夜的，心里的那种温暖自不待言。可惜，千禧年后，朝夕相处的同事都散了，崇信和我也相继离开了公司。
没想到，时隔两年后，我和崇信又聚在了一个公司。那时大家普遍都使用起了电脑，而我还是一个电脑盲。崇信说：“我教你电脑ABC吧。”我当然高兴。就这样，我战战兢兢地移动鼠标，敲击键盘，了解Word文档，开始在电脑上写东西，学会了浏览网页。崇信帮我注册了邮箱，我也试着发邮件，岂料第一次发邮件就交了学费。那时刚开始学打字，僵硬的手指总是找不到键盘上的字母，好不容易写了一封几百字的信，耗时一个钟头不说，当我点击发送时，由于超时，什么也没留下。懊恼丧气的我，气得直擂自己的脑袋。学电脑这一课，我有太多的第一次，也有太多的问题，但都被乐于助人的崇信一一解除了。笨手笨脚的我也渐渐学会了上网搜索资料，下载图片和音乐，上论坛灌水……由此可见崇信付出了多少。
教人学东西，对崇信来说只是举手之劳。更为重要的是，崇信是我的道德榜样。崇信是一个人品高洁、心胸宽广，爱为他人着想的善良人。
我和崇信前后共事多年，两人性格反差大。我争强好胜，他呢，与世无争，于是两人之间就关于工作出现过许多争执和矛盾，事后连我自己想起来都很不好意思，但崇信依然故我，用一颗真诚的心待人。
在公司行将倒闭不知何去何从时，崇信说：“跟我一起干吧，我们承包一个部门，不和公司的烂摊子搅合在一起。”于是我和崇信撑起了摇摇欲坠的公司主体业务。但老板的疑心最终还是摧垮了崇信好好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崇信经过几番思考后，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公司，进入了一家出版社。崇信走后，我很快体会到了“独木难支”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我也明智地选择了辞职。
崇信真诚地帮助我，还体现在诸多小事上。尤其是在我后来从事的自由创作道路上，崇信作为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我创作的每部稿子，他都会先看一看，帮忙向一些出版社推介。在我经济最困难的那段日子，崇信慷慨解囊供我应急，有时给我几部出版社的书稿让我审读，挣几个看稿费补贴家用。这些无私的帮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崇信，可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什么事。
最为难得的是，崇信为我开启了一扇修心的大门——亲近佛法。
崇信吃素念佛，研习净宗，坚持做早晚课，可是他更注重在生活中、工作中的修行。在公司上班的那段时间，崇信主持部门工作时，曾遭受过来自各方面的流言蜚语，乃至恶毒的人身攻击，崇信压根儿不去理会那些事。我提醒给他时，他淡然一笑说，只有定力不够的人才能听到是非。我坚信崇信是无辜的，因为我太了解崇信了。崇信是一个善良的人，只不过有人想在“善良”二字上做文章，达到他们龌龊的目的而已。
那段日子我也很不好过，有意思的是，崇信好像根本不闻自己的事一样，反而开导我，只有放下烦恼，才能心生清净智慧。或许是这样。我知道，我能熬过那段遭受羞辱的日子，与崇信对我的开导是分不开的。
我不能进入崇信的心灵世界，但我知道他无时不刻都在提升自己、净化自己。崇信说他相信一位老禅师说过的话，只有生活才是修行的最高层次。
每当我去崇信家玩，在他家呆一会儿，听听一些法师的讲座，听听他的学习心得，似乎心灵就要纯净许多。崇信家里的那种氛围似乎将世间的一切丑陋都抹去了，呈现给我们眼前的就是一片祥和、美好与光明。
缘于心灵，有一种人令人崇高，有一种人使人卑微。崇高的人催人奋进，卑微的人使人萎靡和堕落。崇信当是前一种人。净空法师说：“人生短暂，一如轻烟与飞雾。有的人追求爱欲荣华，过着愚痴烦恼的生活，有的人断欲知足，过着心净清凉的日子。崇高与卑微，全在感情的一念取舍。”
“打工仔”不是我的名字
国人喜欢给一种类型的人起一个叫起来琅琅上口的代称，如民工、一把手、大款、暴发户、打工仔等等。这个代称不是数字不是绰号，听起来似乎也无伤大雅，但字词中始终隐含着一股怪怪的情愫，给人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就说打工仔吧。“打工仔”最早是南方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一种称呼，或多或少带有一些歧视的味道。
早在1996年夏天，我做过一个梦：
我在北京某艺术高校自费读书，导师看重我，而同路的县长则显得猥琐不堪。迫于生存的压力，我边打工边上课。原以为是打工就是人们常说的刷洗油腻的盘子，可我刷着刷着，盘子竟然变成了檀香色的木板，似滑板或船桨。
我问一钟点工：一个钟头老板给多少钱，是10元吗？对方答6元。我粗略一算，6元就6元，这样每天干几个钟头，一个月下来起码可以交上学费，维持基本生活。几个钟点工伙计见我干活很卖力，便问我从哪里来。我哽咽了，我说我在流浪中求学。伙计们忽然善心大发，要慷慨解囊资助我上学。这时，我的导师匆匆走来，慈爱地对众伙计表示感谢，拉上我的手就走。原来导师是要我做英语题，那么多道题，那么多句子，我被弄懵了，稀里糊涂，竟不知该从何处下手。
两年后的夏天，我真的开始了在北京的打拼生活。没有自费读书，没有刷盘子，但我在给文化生产商打工。
“文化生产商”是我对做文化的生意人的谑称。文化本是人类对生活的再创造，或者久而久之形成的一种现象。所谓的文化生产商，顾名思义，就是一些生产加工文化产品的商人。书商即是文化生产商的一种。
我一直给书商打工，并且一干就是5年。对于书商，由开始的敬畏，到逐渐的厌恶，直至最后的唾弃。原因很简单：我所遇到的书商，很多其实是比奸商还奸的生意人。或许这些生意人刚入图书出版这个行道，还是有一些文化使命感的，可是渐渐地，受利益驱使，书香被铜臭锈蚀，高雅也堕入低俗。他们哪管什么文化不文化，眼里只有钱，一切向钱看，根本无关灵魂之事。
有时候，发现一件事情的真相，实在是件残酷而又悲哀的事。美国知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说过一句话：“忽略文化因素的生意人，只有失败一途。”但，都市书商的新旧面孔一如既往地多。虽然有的投机一把转行了，有的利欲熏心盗版去了，有的因欺诈潜逃了，有的官司缠身而势微了，有的大发利市一夜蒸发了。可是，都市的天空下，每年每月还会诞生一批批书商，他们同样寻找着文化的商机，同样盯着文化市场那颗硕大无比的鸟蛋。
缘于“文化生产商”，才有了文化打工仔的存在。可是，打工仔的名字在书圈内还是很少提及。
一次，我回乡与几个老同学聚会，好几年不见，自然要喝酒热闹一番，热闹是够热闹，痛快也够痛快。一个老同学说：“给人家打工，做打工仔也不是长久之计，有机会自己干！”这本是一句关切和勉励之言，可话一经说出口，我的一颗敏感之心还是感觉到了不自在。
我第一次开始正视我的“打工仔”身份。
说实话，在这之前，我还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一个打工仔对待。我一直认为我是在京谋求发展。干文化这一行，与文化结缘，是我的理想追求，起码与阳春白雪沾边，与“打工仔”这个词无缘。
话又说回来，即使是打工仔也分三教九流，高低贵贱，“打工仔”前面加上“文化”二字，品味似乎要高得多。但事实上，文化打工仔，就其本质意义上和一般的打工仔没太大的区别，一样的工作劳累，一样为生存而战，一样的心灵漂泊……只不过这里面寄予了一个个梦，希望在文化这个行当里，实现自己的精神理想追求。
文化打工仔与文化生产商都是两个冠冕堂皇的名字，但实质内容都一样，一个是打工仔，一个是商人。在文化这个幌子下，生产出来的文化精品与糟粕，文化打工仔与文化生产商其实都脱不了干系。
因此，我时时感到灵魂的煎熬。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不是打工仔，我不做打工仔，至少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种一般的打工仔。但我会打工，会为自己的心灵打工，因为我深深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会走上一条自由创作之路。
把自己置身于命运的悬崖
一个人要想干好一件事情，成就一番事业，很多时候可能要勇于斩断后路，破釜沉舟，然后才能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地寻找出路，追逐既定的人生目标，这样才可能找到一条通往成功的蹊径。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成熟的创业机会，譬如说原计划趁打工挣点钱积累起步的资金，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发现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简直是白日做梦。职场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你尽管是公司老板的得力干将，尽管为老板卖命，但有些老板根本不会考虑你的利益及前程。这个时候，如果你已认清了一个老板的本来面目，该怎么办？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
这一年，我为自己订了一个大限：干到年底辞职！这一年所有的工作都在为打工生涯的结束画着句号。这个句号，我不想画得太难堪，因为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这一年老板在阵痛中转型。我依然做着份内的事，在图书公司搞搞选题策划和审稿。那一年我在选题策划方面有了长足进步，策划了一些从各方面来说都还不错的选题，但都未付诸实施。原因很简单，未被老板看中。因为这是一家家族企业，说白了就是老板一人说了算。
这个家族企业经历了大起大落，没有了昔日的辉煌，也失去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老板似乎总有些想法，但总不见付诸行动。今天说做这样，明天说那样，上午说行，下午又说再看看，次日就没了消息。有时想起来，老板就像一个输不起的赌徒，心乱如麻，惶惶然不可终日，何谈一心清净智慧生？
一段时间，公司有近十人被辞退或劝退，公司人气呼啦啦大跌。这一年公司人员流动频繁，员工人心不安。主管也辞职走了，我只好暂时顶替着。说实话，我还是想为公司留下几个有用的人才，可是公司的颓势很难聚集人气，糟糕的薪金制度难以留住有能力的人才，只好退而求其次，留下那些二流乃至三流人员作培训和选拔。试想想，当一个编辑在两三个月试用期后，发现不能用，甚或还得慢慢磨练，那样付出的人才成本是不是更大？但老板不会付出高薪。
快到年底时，我为公司招聘了最后一拨人。一轮笔试一轮面试之后，有几个应该是理想人选，但让他们来上班还是不来上班，我犯了难。因为，我已告诉老板，月底我要走了。让他们来上班，我于心不忍，个个都是有经验的顶尖高手，来这个行将倒闭的公司涉嫌欺骗人才；不通知来上班，岂不又白白浪费人才？无奈之下，我征求老板意见，老板说先给他们布置一个选题让在家里做做，能行再让来上班，不行拉倒。
我听了想笑，但笑不出来。
我走了，我是带着对另一种活法的渴望走的。离开公司时，我没有任何留恋，也没有什么值得遗憾。
5年的职场生涯，5年一场梦。当梦醒来的时候，我仍是停留在一穷二白的原地。但这并不代表我一无所有，因为我收获了人生和事业的经验，因为我的心灵在成长，人格在完善。荣格说过一句名言：“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为人格。”
我又一次把自己置身于命运的悬崖。由此，我想起了1998年南下出走。这一次与那一次有所不同。这一次，我是有备而来。这一次，我有一种要喷发的欲望！我想起了一个古希腊哲学家的故事：
哲学家在古希腊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大哲学家苏格拉底门下自然就少不了慕名来向他学习的年轻人。
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说想要学习哲学。苏格拉底一言不发，带着他走到一条河边，突然用力把他推到了河里。年轻人起先以为苏格拉底在跟他开玩笑，并不在意。苏格拉底见此情形，索性也跳进水里，并且拼命地把年轻人往水底按。年轻人被水呛得够呛，这才慌了，求生的本能驱使他拼尽全力将苏格拉底掀开，爬到岸上。
后来，年轻人不解地问苏格拉底为什么要这样做，苏格拉底回答道：“我只想告诉你，做什么事业都必须要有绝处求生的大决心和大勇气，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就。”
▲告别职场的日子，隐约可见办公桌上已收拾得干干净净。
苏格拉底的话，几千年后依然在我们耳畔回响。在漫漫人生旅途中，当我们难以驾驭自己的惰性和欲望，不能专心致志地前行时，或许只有把自己逼入绝境，才能奋起拼搏，才可能出现生命的另一种奇迹。
我走了，毅然决然地走了。从那一刻起，我决定要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主人。不管前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要想方设法克服，什么样的挫折我都要忍受，什么样的失败我都要勇敢面对。我知道，属于每个人的路，都在自己的脚下延伸；属于每个人的历史，都在自己的身后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