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起义前的职业，史籍记有多种。
顾炎武《明季实录》所收边大绶《塘报稿》：“闯贼李自成，幼曾为僧，俗名黄来僧，为姬氏牧羊奴。”夏振叔《借山笔记》也说：李自成“幼为僧，还俗，名黄来，鬻于姬氏牧羊。”
《明史·李自成传》：李自成“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及长，充银川驿卒。……数犯法。知县晏子宾捕之，将置诸死，脱去为屠。”
谭吉璁《延绥镇志》：李自成“十余岁，即与回回婆牧马。丧父，为酒佣，日沉醉，主者遣之去。学锻，又不成。为人耕田，常枕耒而卧，不事事，好使酒任气，乡里苦之。二十一岁，应募银川驿马夫。……凶众日盛，而李自成尚为驿子，无叛志也。兵科给事中刘懋上言：裁减驿站，岁可省金钱巨万。朝议是之。凡游民之隶籍驿递者多亡去。自成亦复无聊，始为小偷，里中更苦之，谬相推为里长，使主征会以自给。”
《后鉴录》卷五有与此基本相同的记载。光绪《米脂县志》卷十二《拾遗志四·僭窃》，与此记载大同小异，没有“十余岁，即与回回婆牧马”一句，记为“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也无“始为小偷”一句。民国《米脂县志》卷十《拾遗志》与光绪《米脂县志》的有关记载相同。
李自成起义前的职业，上述史书都提到了。哪些是可靠的，哪些不够可信，需要作一些辨析。
李自成幼曾为僧，给姬氏牧羊，是李自成同里人李成给边大绶说的，按理可信。李自成在私塾念书和投师学武之前，家里还不很贫困，为僧事当有，不会因贫人寺。年幼的小孩寺院不会接收。他当的应是不入寺院的寄籍僧，这与乡人的迷信有关，为的是寻求神灵庇护，不遭灾难，顺利长大成人。这种情况米脂乡间不乏其例。他的为僧，算不上一个职业。
他给米脂艾氏放过羊，不仅多书有载，民间也有传说。李自成故村二三百里内今无回民，故村附近没有他曾给回回牧马的传说。上述两种《米脂县志》不提此事，都说他曾给米脂大姓艾氏牧羊，应当言之有据。
谈迁《枣林杂俎》中说：“李自成，故牧卒也。”这里没有言明他是牧羊还是牧马，但说他是放过牧的。
民国《米脂县志》说，米脂“城西北武家坡镇之西北三十里许，地名三峰子”，有李自成故里。从《米脂县志》、地方人士的其他记载和当地民间口碑传说知，三峰子附近的长峁墕、永峰山、牛兴山一带是李自成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牛兴山原名姬家山，此村有相传李自成为姬家放羊、种地时住过的“揽工窑”。永峰山附近现在还有叫“姬塌”的地名。这说明史籍记载的李自成“为姬氏牧羊”、“为人耕田”所言不虚。
米脂民间传说，李自成小时候给富人家放过羊。他很贪耍，放的羊却十分驯服。他玩耍时，就把羊赶在一个地方吃草，羊不敢乱跑。他玩罢了，羊也吃饱了。永峰山山下的黄岭沟口，今仍有相传李自成圈羊的羊圈。民间传说李自成也牧过马，永峰山有一平塌，相传他小时在这里常玩跑马。山下有饮马泉，相传李自成牧马时常在此饮马。李自成家“世为养马户”，他也许给自家牧过马。
史籍记载，李自成“父为农”，“父名守忠，务农”，他也自称“本营十世务农”。他父亲既然以务农为业，李自成也应该为自家耕过地。
李自成起义之前当过驿卒，不仅《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重要史籍有记载，康熙七年《陕西通志》、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四种《米脂县志》等地方志也有记载，米脂民间还有大量口碑传说，可以说是确切无疑的。
记载李自成为屠、为酒佣、为里长、学锻的史书不多，缺乏第一手资料和口碑传说印证，因此难以都令人确信。也许有的职业是真实的，即使如此，从事的时间应比较短。
《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条说：“自成多力善射，少与衙卒李固、铁冶刘敏政结好，暴于乡里，后随众作贼。其兵尝云：‘我王原是个打铁的，今后军都督府张家，原是个补锅的。’”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认为，刘敏政应为刘宗敏。这是有道理的，李自成起义后，军中有刘宗敏而无刘敏政。刘宗敏曾为铁冶，多书有载，但他没有称过王。农民军中称过王的只有李自成一人，因此打过铁的“我王”是指李自成。赵士锦《甲申纪事》说，“刘宗敏为铁匠”，李自成在家乡时就与他志趣相投，常有交往。《流寇志》卷四说，李自成与刘宗敏是同乡人，“与李过、刘宗敏以气力相友”。由上可见，李自成有过学锻打铁的经历是可能的。
《明史》所记李自成“为屠”，《延绥镇志》等书记他“为里长”，都说是他当驿卒或明政府载驿之后的事。从其他史书较多的不同记载看，他驿卒被裁之后就起义了。因此，“为屠”、“为里长”应当存疑。
李自成为富人家牧羊、耕田，说明他家比较贫困。按《延绥镇志》等书的说法，他学锻不成，为人耕田也不认真做事。他习武就不是这样，专心刻苦，“颇竞其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说明他学锻和为人揽工是不喜干，无奈之下才干的。他较早产生了“成大事”的思想，从他后来走过的道路可推知，他为人做事时志存高远，因此才那样心不在焉，应付差事。
李自成的驿卒经历
李自成起义前曾当驿卒，重要史籍一般均有记载，米脂的口碑传说也能佐证，可说是确实无疑的。当驿卒期间，他走南闯北，交识各色人物，这使他眼界大开，胆识俱增，同时又倍尝人生艰辛，世态炎凉，这对他认识社会、性格形成和志向确定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这一段重要经历，涉及不少史事，有必要加以探讨。
一、生活所迫，应募米脂当驿卒
多种史书记载表明，家贫是促使李自成当驿卒的主要原因。康熙七年修《陕西通志》卷三十一说：李自成“少孤贫，为驿卒。”《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载：李自成“家贫，为驿书。”《石匮书后集》卷六十三也说他“家贫，为驿卒。”《荒书》更说：李自成“父为农，贫甚，……父亡，自成年长无依，为驿马夫。”
《罪惟录》卷三十一载：李自成“父守忠，马户。”《鹿樵纪闻》卷下说他“父守忠，世为养马户。”李自成家当为驿递马户，所养之马是驿用马匹。因此，他家应与驿站有所交往，他便得以在本县驿站谋得一份职业。驿卒的苦累艰辛，他自然会有所了解，但因生活所迫，他只好去干。
据《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条记载，他从少年习武开始，就产生了“成大事”的思想。而欲成大事，就必须走出去。他家在县城百里之外的偏僻山区，一般年轻人是不敢远路风尘贸然外出的，但他有走出去的愿望和胆略。李自成应募当驿卒，除了因贫谋生外，也许有不满足现状，谋求发展的想法。
冯苏《见闻随笔》说：李自成“年二十余，执役银川驿。”谭吉璁《延绥镇志》卷五将他此时的年龄说得很具体：“二十一岁，应募银川驿马夫。”毛奇龄《后鉴录》卷五也有相同记载。据《绥寇纪略》卷九、《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等载，李自成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古人习惯用虚岁计算年龄，虚岁二十一，是明天启六年（1626年）。
上述诸书及《米脂县志》多说应募的驿站名为银川驿。从北朝北周保定三年（563年）设银州始，历经隋唐宋等朝，米脂境长期属银州，县城位于无定河川，米脂设县置驿，城中的驿站即名银川驿。以为银川驿在宁夏银川误。银川驿在米脂城内上城马号圪台，距县衙很近。弘治《延安府志》卷七米脂“驿铺”条记：“银川马驿，在县治西一百步。”光绪《米脂县志》卷二《建置志》载：“马号：旧在县署大门内西偏（边），康熙年间知县宁养气移于大门东土地祠。旧传为李自成所居，其地无蜰虫蚊蚤云。”
明代米脂有两个驿站，另一个是在城北40里的碎金驿。银川驿设驿丞署，有驿丞二人，驿站额设驿卒20人，驿马20匹，驴30头。米脂在延安至榆林的交通干线上，银川驿驿卒李自成就主要在这条南北驿路上奔波。
二、苦累不堪，驰驿之余习骑射
《明季北略》卷五载：“按洪武二十六年，始定水马驿应付马骡、船只、人夫数额，以供差、供传报，通天下血脉，久之弊生。……迨天启末年，援辽、援黔，征兵、征饷，起废、赐环，武弁、内官，海内驿骚，加以冒滥，驿困实始于此。”
明朝设驿置铺，既为传递官府文书、军事情报，也为往来官员、驿卒铺夫提供交通和食宿条件。这种由兵部掌管，兼有通信、交通、招待职能的机构，遍设于全国的交通干线上，为明政府传达命令，“通天下血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久行弊生，问题百出，突出的表现是驿递的滥用冒用。不仅公用逐步超出了正常使用范围，更有严重的私用现象。有关官员不负责任，损公肥私的现象比比皆是，有禁不止。如“兵部勘合（驿站通行凭证）有发出无缴入”，放任乱用；地方衙门擅自克扣经费、勒占马夫，私差多差；驿站官吏私索驿卒应得“长例”；过往官员在实际需要之外索取“折乾”。如此等等，致使驿站不胜重负，困弊不堪，也使驿卒马夫苦累至极，穷困潦倒。
崇祯二年（1629年），吴牲疏言：“驿递非破家荡产以供，则鬻妻卖子以应。当此民穷财尽之秋，更罹狼吞虎噬之惨。”
驿卒的悲惨遭遇和苦累生活，明代诗词也多有反映。如明末清初人谈迁《驿卒行》：
鸠形鹄面充驿卒，乞儿挽舡救死骨。
颓堤步步判渲隆，仰若登天俯若窟。
雨雪修途足未停，枞金伐鼓骤雷霆。
津吏奔程常恐后，动殴木梃逞威灵。
河边高盖拥前马，传呼声震武安瓦。
天上相闻有使星，官舫络绎来城下。
再如明崇祯朝国子监司业、曾被李自成授职的薛所蕴《驿卒词》：
闾阎困弊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菱绝。
典妻鬻子敢辞苦，惜马无钱动捶楚。
闻道军中驰告语，一日一夜行千里。
昨年偶尔误一时，县官逮治驿卒死。
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
李自成当驿卒之时，正是明代驿递积弊最严重的时期，也是农民军蜂起陕北，本地动乱，驿务非常繁忙的时期。正如康熙《米脂县志》所说：“米脂民困路冲，羽檄交驰，皇华戾止，实无宁晷。”其时已非“太平边报少”，驿卒不会“驿里枕书眠”（明人解缙《赠桂林苏桥驿夏驿丞》诗句），只能是“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
谭吉璁《延绥镇志》卷五之四说：李自成“应募银川驿马夫，……夜阴失道，有双狼引之行，竟不伤。”光绪《米脂县志》也有相似记载。古代常有驿卒被虎狼伤害的事，他于夜间仍奔波于有狼出没的驿道上，当驿卒的苦累艰险，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