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有史料，宕昌境内汉语地名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北魏时期，即宕昌国被北魏正式承认的时期，而最早的地名则是“宕昌”。早于唐代编修的《周书》、《北史》等正史记载了“宕昌”的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宕昌”在史籍中出现后，就是一个民族名、地方政权名与城邑名相融合的地名，而不是单纯的地名，直到今天，也是县名与县城名两种含义的融合，并不是纯粹的县城地名。与“宕昌”相似，还有一些历史上因州、县行政机构设置而出现的地名既是州、县名，又是州、县治所所在地地名，在州、县机构变化消失后，地名则保留了一段较为长久的历史时期，比较典型而且影响深远的有良恭和荔川。现今地名中，由于资料贫乏，除了“宕昌”外，可知的唐以前历史地名已不复存在。宋、金时期的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有荔川（今理川）、八斜谷（今城关巴山沟）、辛城子（今新城子）、临江寨（今临江）、花石关（今官亭滑石关）及任头寺（今韩院牛头寺）。清代康熙四十一年（1702）以前见于史书记载，距今300年以上的汉语地名可知的有：草川（今新化乡境）、岗沟坪（今何家铺乡境）、脚力铺（今南乡河境）、颠角寨（今南河乡境）、高桥（今南河乡境）、柏杨林（今南河乡境）、何家铺（今何家堡乡）、老树川（今新城子乡境）、甘江头（今甘江头乡境）、邓邓桥（今官亭乡境）、石阏子（今化马乡境）、瓦房里（今金木乡境）、庞家庄（今庞家乡）、白水川（今何家堡乡境）、巴里庄（今八力乡）、菜子沟（今大舍乡境）、司徒山（今理川苏都山）、马连川（今木耳乡境）、董家里（今宕昌城关）、杨家集（今南阳镇杨家集）、蒿蹄子（今好梯乡）、苟家园（今好梯乡境）、峪刚寨（今哈达铺境）、磑子坝（今兴化乡境）、老尖山（今兴化乡老家山）、郭家庄（今兴化乡境）、入树沟（今车拉乡茹树）、草坝（今礼县上洮草坝）、屯寨（今簸箕乡境）、官亭（今官亭乡）、秦家峪（今秦峪乡）、卧台头（疑今甘江头乡土崖头）、石门（今兴化乡境）等30多个。
今宕昌境内的藏语历史地名，元以前的无从考知，见之于史籍的是元以后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地名，记载这些地名的史料主要是现存的《岷州志》和马土司《家谱》。明代可知的有：哈达川（今哈达铺）、常哈族（不可考）、岳藏堡（今新城子乡岳藏铺）、占藏（不可考）、札瓦桥（不可考）、力节（今官鹅乡立界）、六忍（今官鹅乡鹿仁）、关恶（今官鹅）、喇答（今木耳乡拉大路）、忍藏（今南河乡任藏）、师婆族（今南河乡师婆寨）、着札族（不可考）、作布沟（今哈达铺镇撮布沟）、关子木沟（不可考）、麻竜（今大舍乡）等不足20个。清代康熙四十一年（1702）以前的地名有：帕石（今阿坞乡境）、西固口（今阿坞乡境）、常家族（疑为今哈达铺乡王家）、上罗卜族（今哈达铺乡境）、下罗卜族（今哈达铺乡镇境）、蒋卜沟（今南河乡境）、出哈沟（不详）、业多沟（不详）、扎郭沟（不详）、入树沟（今南河乡境）、张族沟、八菜沟（均在今南河境，具体不详）、六工族（今南河路固）、吾麻族（今阿坞乡境）、叶纳族（今金木乡境）、出路族（今阿坞乡粗路）、巴路族（今南河乡八路川）、格隆（今阿坞乡各竜）、马鞍山族（今宕昌镇境）、乔家族（今官鹅乡境）、七竜（今贾河乡境）、野地喇哈族（今贾河乡叶地拉）、瓦舍坪族（今官鹅乡境）、野古沟（今大河坝沟）、阴平族（今新城子乡兴坪）、肖三牟族（疑为今新城子乡肖家山）、土崖头族（今甘江头乡境）、冉家山族即挫藏族（今新城子乡岳藏铺）、力则族即立节族（今官鹅乡境）、铁力哈族即铁林干（今官鹅乡境）、油房沟族（今贾河乡境）、火坪族（疑为大坪或为今城关大草滩）、竹园族（疑为今贾河乡绿园）、扎细族（今贾河乡境）、哈泥剌哈（疑为今贾河乡哈各）、达中粗住纳（不详）、徐力哈（疑为今贾河乡雪儿岭）、巴沙哈（不详）、沙住禄坝（不详）、铁住禄坝（不详）、扎那哈（不详，但以上四处均应在今大舍、贾河雪儿岭山一带，属麻竜赵土司所辖村寨）、峪儿族（今贾河乡峪儿里）、达竹族（今贾河乡大竹河）、剌即族（今新城子乡境）40多个。
宕昌境内地名的变化
地名有着较强的稳定性，但从整体上说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是不可能永远不变的，而是随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具体内外环境的改变而在不断地发生着演变。就宕昌境内来说，地名变化的因素和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几种：一是以地方行政机构治所得名的地名，因行政机构的消失变化而发生变化，如佑川、良恭等。二是某些历史时期出现一些地方好事者随意改名，如民国时期将哈达铺改为白龙，1958年将良恭改为南阳等。三是民间自发地以新称代替不适当的旧名，经较长时期的演变，新名称完全代替旧地名，如民国时期实现了以沙湾代替明清以来的“杀贼桥”，上世纪70到80年代出现的官鹅沟代替了“西番沟”等；康熙《岷州志》和清末陈如平《岷州续志采访录》中今新城子大河坝沟称“野古沟”，上世纪60年代后逐渐称为“大河坝沟”，80年代后已基本定型，人们已不知道原名“野古沟”了。四是随着新村落的出现而产生的新地名，如城关的大桥湾、旧城坝等。五是旧地名的音转和书写改变，如楸木落演变为金木路（今金木乡）、驴辔山演变为黎坪山（今新城子乡境）、麻竜演变为马路（今大舍乡境）等。
在地名的变化中，最突出的是相当一批地名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消失，又有因改名、新居落的产生等因素不断出现新的地名。见于史料而先后消失的较有影响的汉语历史地名有：婆川城（疑为今新城子。《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在今两河口显然不准，具体方位在宕昌城以下，两河口以上岷江西北，北魏时地名，见之于《水经注》）；和戎（疑为今哈达铺。北周灭宕昌国后所建和戎县治所地名，在宕昌西北）；阳宕（今南阳。北周灭宕昌国后所建宕昌治所地名，隋开皇十八年即公元598年改为良恭县）；良恭（公元589年得名，1958年改为南阳，存在了1369年，是仅次于“宕昌”的历史最久远的地名，经历如此长久被保留下来的有较大影响的历史地名莫名其妙地被人为改换，在全国历史地名的变化中是不多见的）；佑川（今理川。后周所置佑川郡治所地名，与所属基城县同治，隋时郡县俱废，唐初复置基城县，并置佑川府，后为避玄宗讳，改基城县为佑川县，后县废；宋崇宁三年即公元1104年再置佑川县，为岷州治所，南宋初年岷州治所迁往白石镇即今西和城关，佑川为金国所占有，金人曾置事占州）；杀贼桥（今沙湾乡。据《马氏世谱纪略》记载，在明万历二十四年即公元1596年时已称其地曰杀贼桥，至清末光绪年间陕甘总督杨昌浚所撰碑文仍称杀贼桥，直至1947年史料始称为沙湾）；庙儿垭（在今沙湾境内，《马氏世谱纪略》所记明万历时已有此地名）；白龙（民国时于1936年后改哈达铺为白龙，新中国建立后称白龙镇、白龙区，1962年中央有关部门为保护红军长征经过地方的历史地名，责成地方政府将白龙重新改为哈达铺）；西番沟（即今城关官鹅沟。明清时期将甘青蕃族称西番，《明史》即有“西番诸卫”，至少是清代以来宕昌官鹅沟即在当地称西番沟，清末陈如平《岷州续志采访录》即有“西番沟”的记载。上世纪70至80年代后，当地逐渐以沟口村庄官鹅之名改称为官鹅沟，近年来年轻一代已很少有人知道西番沟这一消失不久的地名了）；野古沟（即今新城子大河坝沟。其被大河坝新名所代替早于官鹅沟代替西番沟）。新出现的地名有：沙湾、南阳、官鹅沟、大河坝沟、光明（今城关）、同盟（今城关）、总场（今城关岷江林业总场场部）、南河沟（今南河乡境，民国时因有南河木厂而产生的新村庄）等。
藏语地名的变化比汉语地名更大、更普遍。康熙《岷州志》在第三卷“番属”节中说：“明时岷番共八十九族：节藏族、竹力族、多牟族、小五平族、西宗族、哈瓯族、榆树族、青沙坡族、巴龙族、火的族、忍藏族、水平族、鹅儿族、居木族、恶卜赤族、真文族、倪东哈族、三各平族、占藏族、青石山族、札工族、小青石山族、上答剌族、七地族、竹力族、下答剌族、竹泉族、麻子川族、竹席族、栗中族、峰崖山族、栗林族、长堎山族、多纳族、真庄族、七龙族、竹园庄族、西宁沟族、昔族等一十五族、阴山族、太平头族、坎卜他族、板藏族、上罗卜族、下罗卜族、峰崖族、尖藏族、墙地族、六工族、剌即族、居占族、剌答族、上索咂族、汤吉族、下索咂族、北咂族、狼岔峪族、着咂族、塞卜族、立堡族、哈即族、多知族、哈瓦族、鹊中族、八哈族、南哈族、蜜多族、赏哈族、憨班堡族、汤的族、喇族、铁峰城族、剌答族、竹林族、上篱巴族，皆本卫抚彝官总之，与今日土司所辖，多寡不甚悬殊，而名之同者无几。”上述89族中是包括了宕昌境内当时全部藏族部落的，而其所说明代与清初康熙年间土司所辖藏族部落村寨“多寡不甚悬殊，而名之同者无几”的状况，又与清康熙年间至民国以来部落村寨名称变化是完全相同的，又是名称多有变化，“同者无几”了。如康熙《岷州志》所载多纳赵土司所辖今哈达铺地区东南部藏族村寨中的莪只族、当比族、墙监族、尖树族、下尖树族，宕昌马土司所辖禄纳寨、肖三牟族、火坪族、竹园族，麻竜赵土司所辖哈泥刺哈、达中粗住纳、徐力哈（疑为雪儿岭山）、巴沙哈、沙住禄坝、铁住禄坝、扎那哈、沙达禄坝等，现大部分已难以考证其所在的具体位置和地点。
现存藏语地名也发生着重大变化，集中表现在读音上和书写上均日益汉语化。一是原藏语地名中词尾“剌哈”、“哈”、“禄坝”等逐渐消失，如“扎细哈”变成“扎细”，“徐力哈”变成“雪儿岭”，“野地喇哈”变成“叶地拉”，“铁力哈”变成“铁林干”等等。二是原史料书写中反映藏族地名标志性词尾“族”字被取消，明清时期宕昌境内各土司所辖村庄名称均有“族”字尾，民国以后史料中日渐减少，当代以来不再有“族”字尾，如“禄仁族”写为“鹿仁”，“瓦舍坪族”写为“瓦舍坪”，“阴平族”写为“阴坪”，“达竹族”写为“大竹”，“忍藏族”写为“任藏”，“朱柯族”写为“朱柯沟”等等。三是按照各地村落环境及位置特点，村落名词增加“里”、“沟”、“河”、“路”等汉语词尾，如“粗路”称为“粗路沟”、“乌麻”称为“乌麻沟”，“阿坞”称为“阿坞河”，“车拉”称为“东拉河”，“达竹族”称为“大竹河”，“剌达”称为“拉大路”，“金木”称为“金木路”，而在口语中地名词尾加“尼”（书写为里，意与里同）字的则十分普遍，几乎任何一个村庄在口语中都习惯性地加有“尼”，如“叶那”称“叶那尼”，“西固”称“西固尼”，“牛家”称“牛家尼”等等。
不论是汉语地名还是藏语地名，宕昌境内相当一部分地名的书写历来不统一，同一地名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写法，虽然近几十年来逐渐呈现出趋于稳定和定型的态势，但仍未完全定型，而是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如官亭镇的“滑石关”，史书记载宋代写为“花石关”，因出产可做屏风的彩色大理石“花石”而得名，民国以后多写为“化石关”，《宕昌县志》则写为“滑石关”。“理川”，宋代为“荔川寨”，清康熙《岷州志》同一部志书在不同篇章中即“荔川”与“理川”混用，民国年间仍有用“荔川”的，近年才逐渐定型为“理川”。南河乡的“路固”，清代写为“六工”，此处“六”读“lu”即“路”，现写为“路固”。着名风景区“官鹅沟”的“官鹅”，清代史料为“关恶”；“鹿仁”，写为“六忍”。大舍乡境赵土司所居村庄“麻竜”在所有史书中是一致的写法，但《宕昌县志》却写成“马龙”，而1986年版《甘肃省地图册》则又写成“马路”。清乾隆《皇清职贡图》将麻竜赵土司辖地今“雪儿岭”书写为“徐儿庄”，《岷州志》则书写为“峪儿岭”，现在大多写为“雪儿岭”。清代志书中误认为今雪儿岭的“摩云岭”（即今毛羽山），因音转今已成为“毛羽山”（或写为“毛衣山”），“毛衣”为“摩云”音转，“山”即“岭”，“摩云”者山势高峻，山峰摩云，山上时常云雾缭绕，而“毛衣”或“毛羽”则词意不明，不知所云。《元一统志》记摩云岭曰：“去宕昌寨三十里，山下即临江。”地名书写中这种随意变动的不稳定性，对了解地方历史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不了解藏语地名音译为汉语地名后，又有书写上的不稳定性而时有变化，清代的“关恶”在上世纪演变成了“官鹅”，便出现按字面意义理解“官鹅”是为马土司官府养鹅处的误解。
